羅馬的太陽已經沉沒。

我們的白晝已經過去。

黑雲、夜露和危險正在逼近，

我們的事業已成灰燼。

——莎士比亞《尤利烏斯·愷撒》

我在倫敦的頭幾年，多少有點像高爾基在索倫託一樣，有點流亡的感覺。即便是在那次所謂的「革命」之後，納粹企圖用突然襲擊和暗殺多爾富斯等卑鄙手段佔領那個國家，奧地利依然存在著。我的祖國又繼續掙扎了四年，自然我可以隨時回去。我還沒有失去自由，也沒有被驅逐。我的書完好無損地放在薩爾茨堡的家裡。我身邊帶著奧地利的護照，奧地利還是我的祖國，我還是奧地利公民——有全部公民權的公民。那種可怕的、沒有親身經歷過便無法體會的失去祖國的處境還沒有開始。那是一種攪亂神經的感覺，好似睜著清醒的眼睛在一片空虛中渾渾噩噩，心裡卻很明白，無論你在哪裡落腳，隨時都會引起人的反感。而我才處在這種尷尬境地的最初階段。

當我一九三四年二月底在維多利亞車站下車的時候，心裡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決心在那裡長期居住的城市和過去只是短暫逗留的城市，看上去有些不一樣。我不知道我會在倫敦住多久，只有一點對我是重要的，那就是我又可以從事自己的創作了，又可以維護我的人身自由和內心的自由了。由於一切財產都是累贅，所以我沒有計劃買房子，只是租了一套簡單的公寓，房間剛夠用，我少量的書可以放在兩個壁櫥裡。我是一刻也離不開書的。房間裡還可以放一張寫字檯，這已滿足了我作為腦力勞動者所需要的一切。要是有客人來，就沒有住的地方了。我寧願住在最狹小的房間，可以隨時出去旅行。我的生活在無意中變成了臨時性的，不能再作長遠的打算。

第一天晚上——天已經黑了，牆壁的輪廓在昏暗中漸漸模糊起來——我踏進剛剛佈置好的小房間時，不覺吃了一驚。在一剎那間，我彷彿走進了大約三十年前我在維也納為自己佈置的那個小房間。因為兩個房間一般大小，牆上同樣貼著那句對書的祝辭，同樣掛著那幅布萊克的畫：《約翰王》；這幅畫一直陪伴著我，國王夢幻般的眼睛始終望著我。我需要時間鎮靜一會兒，因為維也納的那套小房間，我已經多年沒有想到它啦。難道那是我的生活——相隔這麼長的時間——退縮到過去的象徵？難道我自己變成了幽靈的象徵？當我三十年前在維也納為自己選定那間斗室時，我的命運已經開始。當時我還沒有創作出什麼來，或者說，還沒有創作出重要作品；我寫的書，我本人的名字還沒有在祖國生根。現在——在驚人的相似的環境裡——我的著作已經從自己的語言環境中重新消失了。我寫的一切，現在對德國來說已經相當陌生。朋友們都已疏遠，昔日的聯絡已經中斷。貯有收藏品、繪畫和書籍的住房已經失去，我現在像三十年前一樣，又被一片陌生所包圍。我當初努力做過的、學過的、享受過的一切，看來都已飄逝。我已經五十歲了，但又要重新開始，又要坐在寫字檯前當學生，早上疾步去圖書館——只是不再那麼虔誠，不再那麼熱情罷了；頭髮已經灰白，疲憊的心靈蒙上了薄薄的沮喪。

每逢談到有關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〇年我在英國的情況時，我總有些猶豫，因為我已經踏進了我們今天的時代，並且我們大家幾乎都同樣經歷過這個時代，懷著同樣由廣播報紙煽動起來的不安，懷著同樣的希望和同樣的煩惱。今天我們大家很少懷著驕傲的情感去回想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懷著可怕的情感回想那個時代曾把我們引向何方；要想說明過去，勢必要先控訴一番，可是在今天，我們誰還有這種權利呢？再說，我在英國的生活處處謹慎節制。我知道自己不善於剋制自己內心的無限惆悵，所以我在半流亡和流亡的全部日子裡，斷絕了一切社交活動。我私下裡想，當他們在討論時局的時候，我這個外國人怎敢在他們面前說三道四呢？在奧地利的時候，我對那些領導人愚蠢的作為尚且無能為力，我怎麼能夠去評價英國領導人的作為呢？我只是這個美麗島國的一個客人，我很清楚，如果我——用我們比較清楚、比較可靠的訊息——指出希特勒將給世界帶來的危險，那麼英國人就會認為這僅僅是我個人的看法。當然，如果親眼看到他們那些明顯的錯誤而緘口不語，有時也是困難的。眼看著英國人最高尚的道德、誠懇正派、毫無猜忌地信賴別人的真誠意願，竟被事先精心策劃的宣傳所濫用，是多麼令人傷心呵！他們一再受矇蔽，認為希特勒只是要把邊界周圍的德國人聚集到自己的身邊就心滿意足了；為了表示感謝，希特勒會把布林什維克主義剷除，這樣的誘餌確實產生了不同尋常的效果。只要希特勒在演說中說出「和平」這個詞，英國的報紙就會熱烈歡呼，而忘記了他所犯下的罪行，也就不再思考德國如此瘋狂地擴軍備戰到底是想幹什麼。從柏林回來的旅客盛讚德國的新秩序和新秩序的設計大師，那是因為他們的旅行訪問是經過預先精心安排的，他們受到的是恭維般的接待。英國開始預設那位新領袖「要求」建立大德意志帝國是合乎情理的——可是沒有人理解，奧地利是歐洲大牆裡的一塊基石，誰要是把它挖掉，全歐洲必然垮臺。我以焦急的心情感受到英國人和他們的領導人存在著那種被人誘騙的天真和高尚的輕信，因為我曾親眼目睹衝鋒隊員兇惡的嘴臉，並聽到他們唱：「今天，德國屬於我們，明天，將是全世界。」政治局勢越緊張，我就越避免同別人交談，避免任何公開的活動。在英國，我從沒有在一家報紙上發表一篇同時局有關的文章，從沒有在電臺上講過話，從沒有參加公開的討論會；在過去的世界裡，唯有對英國，我沒有說過一句話。我生活在斗室裡，比我三十年前作為大學生住在維也納的那間小屋裡，更加無聲無息。因此，我今天沒有權利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見證人去描述英國；後來，我不得不承認，在戰前我並未真正認識到英國最深沉、最內在，只有在最危險的時刻才能表現出來的力量。

在英國我並沒看到幾個作家。我剛開始接近的那兩位作家約翰·德林克沃特和休·沃波爾，又恰巧提前被死神帶走了。較年輕的作家，我更不常遇到。由於我作為一個外國人深負著一種不幸的不安全感，我避免去俱樂部、宴會廳和一切公共場所。即便如此，我還是經歷了一次真正難忘的特別歡樂，我看到兩位思想最敏捷的人物，蕭伯納和赫·喬·威爾斯進行了一次私下成見極深的但表面文雅得體的爭論。我事先並不知曉他們之間那麼深的隔閡究竟是怎麼造成的；在這兩位作家之間那種一觸即發的緊張關係，在他們互相問候的時候就已經讓人覺察到了。他們彼此之間像開玩笑似的嘲笑對方，所以我當時既尷尬又深感有趣。他們之間必然有重大的原則分歧，可能不久前已經消除，或者，要通過這次午宴來加以解決。這兩位在英國享有盛譽的大人物在半世紀以前均是文學團體費邊社的成員，當時他們尚且年輕，肩並肩地為年輕的社會主義奮鬥過。從那以後，他們都按自己個性的特點發展，彼此之間的距離越距越遠。威爾斯堅持自己積極的理想主義，憧憬著人類的美好未來；而蕭伯納則相反，他越來越用懷疑、嘲諷的目光觀察未來和當代現實，以檢驗自己冷靜的「愉快的戲劇」。他們的外部形態也隨著歲月的流逝而形成鮮明的對照。蕭伯納，這位年已八旬的老人精神抖擻，他只吃核桃和水果，嘴巴不時發出「格格」的響聲；他身材高大、瘦長，不知疲倦，十分健談，經常發出朗朗笑聲，他比以前更喜歡自己的奇談怪論。而威爾斯，這位樂天派的作家也已是六旬的老人了，比以往更追求享受、安逸，他身材矮小，面頰紅潤，偶然輕鬆愉快的表情背後有一種無情的嚴肅。蕭伯納善於進攻，能迅速又巧妙地變換進攻點；而威爾斯在戰術上長於防衛，他不動聲色，猶如一個教徒、一個信念堅定的人。我很快得到這樣的印象，威爾斯來我這裡不僅是為了一次友好的午宴談話，而且也是為了一場原則的爭論。正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的思想分歧的背景，我不免感到氣氛有點緊張。兩個人的每一個表情、每一個目光、每一句話，都反映出一股傲慢的氣質和相當認真的好鬥情緒；就像兩個擊劍手在正式激烈的交鋒之前，總是先用小小的試探碰擊來試一試自己隨機應變的能力。蕭伯納思路敏捷，當他回答或者避開某個問題時，他那濃眉下的眼睛總是閃閃發光，他喜歡幽默和文字遊戲，在過去的七十年裡，他在這方面可謂登峰造極，他對此深感自豪。在輕聲的長時間的笑聲中，他濃密的白鬍子不時顫抖；他的頭稍微偏斜，好像他總是注視著自己手中那把劍是否刺中了對方。而威爾斯，他面頰紅潤，有一雙深沉的眼睛，他言詞尖銳，表達直截了當；他的理解力也同樣敏捷，但他不喜歡華麗的詞藻和拐彎抹角的手段，而喜歡單刀直入。這場舌戰宛如擊劍一般，進行得非常激烈，非常迅速。劍光閃閃，你來我往，你刺我擋，我擊你閃，好像其樂無窮，使得觀戰的人對這場擊劍比賽你來我往的技藝怎麼讚揚都不過分。在這場快速的、始終在高水平上進行的對話背後卻隱藏著一種精神上的憤怒，它是以英國人高貴的風度，通過最文雅的辯論形式表現出來。那就是寓嚴肅於遊戲，寓遊戲於嚴肅。兩個極端對立的人的一場針鋒相對的爭論，表面上看是由某件事引起的，實際上早就有我不知道的原因和背景。不管怎麼說，我所看到的是兩位英國最優秀的人物所進行的一場十分精彩的爭論。而後來他們在《民族週刊》繼續了好幾個星期的論戰卻沒有引起我的一點興趣，因為文字論戰遠不如那次激烈的對話引人入勝，因為只有抽象的論據，而見不到活生生的人。那些實質問題也不再顯得那麼清楚。但是，才智很高的人之間發生摩擦，是非常難得的。這場爭論使我茅塞頓開。不管在這之前或者之後，我從未在喜劇裡聽到過這樣精彩的對話藝術，因為他們的對話藝術並非刻意追求什麼戲劇效果，而是極自然達到的。

可是那幾年，我在英國只是佔了一個空間，我整個的靈魂並沒有在英國。恰恰是對歐洲的憂慮，那種痛苦的、壓迫神經的憂慮，促使我從希特勒掌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那幾年裡，經常外出旅行，甚至兩次渡過大西洋。我外出旅行也許是出於一種預感：只要世界還向我開放，只要輪船在航道上還能安全行駛，我就應該在更黑暗的時代到來之前多積累一些常識和經驗；使我下如此大的決心去旅行的原因，也許還有那種渴望：我想親眼看看，當我們這個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壞得不成樣子的時候，大西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樣建設的；我甚至還有一種隱隱約約的預感：我們的未來，我自己的未來，是在遠離歐洲的大西洋彼岸。美利堅合眾國邀請我作環美演講旅行，這給了我一次極好的機會看看那個強大的國家的豐富多彩的生活，看看那個國家從東到西、從南到北萬眾一心的決心。不過，我對南美的印象也許更深刻。我愉快地接受了國際筆會的邀請，到那裡去參加大會。在那個時刻，我更覺得，沒有比超越國家和超越語言的思想團結更為重要的了。在那次旅行之前，我在歐洲的最後幾個小時用可怕的警告伴我上路。一九三六年夏天，西班牙內戰爆發。表面上看，那次戰爭不過是這個美麗又可悲的國家的內部矛盾造成的；但實際上，卻是兩種不同意識形態的勢力集團為自己未來的目的而進行的鬥爭。我是從南安普敦乘英國輪船啟程的，我原以為，為了避開戰爭地區，輪船會繞開往常停靠的第一站，西班牙西海岸城市維哥。但出乎我的意料，輪船竟駛進了這個港口，且允許旅客上岸玩幾個鐘頭。當時的維哥掌握在佛朗哥黨徒的手中，離真正的戰場還很遠。在那不多的時間裡，我還是看到了一些著實使人心情沉重的事情。市政廳前飄動著佛朗哥的黨旗，市政廳門前有不少年輕人，他們穿著農民的服裝，在牧師的帶領下，排著隊。他們顯然是從附近農村來的。我開始還不知道，當局叫他們來做什麼？是臨時招募的工人？或許是來領救濟金的失業工人？可是一刻鐘後，我看到同那些青年一樣的年輕人從市政廳出來，但已經大變樣，他們穿著簇新的軍服，佩帶著槍和刺刀，在軍官的監視下，登上嶄新鋥亮的汽車，穿過幾條街道，向城外開去。我一陣害怕。我不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這樣的場面嗎？第一次是在義大利，後來是在德國！那些簇新的軍裝、嶄新的汽車和機槍突然出現在這裡和那裡。我又一次反問自己，是誰提供的軍裝？是誰付的錢？是誰把這些一貧如洗的年輕人組織起來？是誰驅使他們反對現政權、反對選舉產生的國會、反對合法的人民代表機構？據我所知，國庫掌握在合法政府手中，軍火庫同樣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之下。那麼，那些新汽車、那些武器肯定是從外國運進來的，毫無疑問，是從近鄰葡萄牙越境而入的。可是，到底是誰提供的、是誰付的錢？這是一股想取得政權的新勢力，也是一股四處活動的勢力，同樣也是一股喜歡暴動、需要暴動的勢力。我們信仰併為之終生奮鬥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這股勢力看來，早已成為古董了。這是一個秘密的組織，他們隱藏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和康采恩裡，狡猾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為自己的權力慾望和自己的事業服務。他們信奉暴力，想用新的、難以捉摸的伎倆把舊時野蠻的戰爭帶給我們不幸的歐洲。一個親眼所見、親身感受到的印象對心靈產生的巨大力量遠遠勝過報紙上許多文章和小冊子產生的力量。我從來沒有比那一時刻更震驚過，我親眼看到這些無辜的小夥子被神秘的幕後操縱者用武器武裝起來，讓他們同自己的同胞打仗。我突然預感到，這就是我們面臨的現實，也是歐洲面臨的現實。輪船停了幾個小時之後又起錨了，我趕快上船，走進船艙裡。要是再多看一眼這個美麗的、遭到外國罪惡蹂躪的國家，我會更加痛苦。我覺得，歐洲由於自己的瘋狂已瀕臨滅亡。歐洲，我們神聖的故鄉，我們西方文明的搖籃和聖殿，正在走向死亡。

這以後看到阿根廷國土上的和平景象，當然令人更加欣慰。那裡是另一個西班牙，西班牙的古老文明在這一片新的、遼闊的、沒有流過血、沒有被仇恨毒化的土地上得到保護和延續。那裡有豐足的糧食、過剩的財富和利潤，那裡有無限的空間和未來的糧食。對此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也給我帶來了新的信心。數千年來，文明不就是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的嗎？如果一棵大樹被斧頭砍倒，只要種子保留下來，就不愁它不會發芽、開花和結果。像大樹一樣，我們世世代代所創造的一切會一代一代傳遞下去，永不枯竭。可是，人們必須學會從更大的範圍去思考，從長遠的時間去衡量。我對自己說，不要單從歐洲的角度考慮問題，而是應該跳出歐洲來考慮問題；不要把自己埋葬在逐漸消亡的過去，而應該參與重建新的歷史。因為在這座百萬人口的新城市裡，所有居民都對我們的大會表現出滿腔熱情，所以我才感覺到，我們在那裡並不是外人；在那裡，對思想統一的信仰——我們把最美好的東西都貢獻給這種信仰——依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有價值，仍然在起作用。我感到，在飛速發展的時代，縱然是大洋也不能把我們分開。在那裡，一個新任務代替了舊任務：那就是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在更大膽的設想中建設我們所渴望的共同事業。如果說我最後一瞥看到戰爭將近，而對歐洲失去了信心，那麼，我在南十字座下卻又開始有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信仰。

巴西給我留下同樣深刻的印象，也給了我很大的希望。那片得天獨厚的土地上有世界最美麗的城市；在那片廣袤的國土上，至今還有鐵路、公路，乃至飛機未曾到過的地方。在那裡，歷史文物儲存得比歐洲還要精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毒還沒有侵入到此地民族的風尚和精神中。那裡的各族人民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他們禮貌待人，不像我們歐洲，各民族之間存在著仇恨。那裡的人不是由荒謬的血統論、種族論和出身論來劃分的，而是大家一律平等。一種奇妙的預感使我事先就覺得，我可以在那裡安靜地生活，那裡的空間為未來的無限繁榮提供了條件。可是在歐洲，各國為了一點點空間而付諸武力，使得政治家們焦頭爛額。那裡的大地期待著人們去開發，用現代的技術去充實。歐洲文明所創造的一切都能夠在那裡以其他的新形式得到富有成效的延續和發展。那裡純大自然的千姿百態使我賞心悅目，我已看到了自己的未來。

但是旅行，持續不斷地到另一片星空下，另一個世界去旅行，並不意味著就能脫離歐洲、擺脫對歐洲的擔憂。看起來，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幾乎是兇狠的，當人類成功地用技術把大自然最隱秘的規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時，技術反而擾亂了人類的心靈。技術帶給人類最壞的災難，莫過於阻止我們逃避現實，哪怕只是一剎那的逃避。我們的祖輩，當他們遇到災難的時候，便可逃到偏僻孤獨的地方；可是現在，在同一時間，不管身處世界的任何地方，我們都能知曉或感受到某個地方發生的事件。儘管我距離歐洲那麼遙遠，可是我隨時都知道歐洲的命運。在巴西的伯南布戈城登岸的那一天夜裡，南十字星座就在我們頭上。我疲憊不堪地走在黑色皮膚的人群中間，忽然從報紙上看到轟炸巴塞羅那和槍殺一位西班牙朋友的訊息。幾個月前，我曾與這位朋友共同度過了愉快的幾個小時。在得克薩斯州，我坐在飛馳的臥鋪車廂裡，行駛在休斯敦和一座石油城之間，我突然聽到有人發瘋似的大聲喊叫，原來是不知哪位旅客把車廂裡的收音機撥到了德語電臺。列車的車輪正在得克薩斯的平原上滾滾向前，我卻在車廂裡聚精會神地聽希特勒發表煽動性的演說。不論是白天還是黑夜，我無時不在懷著痛苦的憂慮思戀著歐洲，眷戀著歐洲中間的奧地利。在眾多危險的地區中——從中國到埃布羅河和曼查那雷斯——唯有奧地利的命運特別令我關心，這似乎是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吧。但是我知道，整個歐洲的命運全部系在那個小國身上——它正是我的祖國。如果我今天回過頭來，試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那些政治錯誤，那麼，我認為最大的錯誤是：歐洲和美洲的政治家沒有執行簡單明確的威爾遜計劃，反而歪曲了。他的中心思想是給小國自由和獨立的權力，不過他認識到，這種自由和獨立只有在所有大國和所有小國都參加一個有約束力的組織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確認。由於還沒有建立那種組織——真正的、全面的國際聯盟——而無法實現綱領的那一部分，即給小國家以自主權；因而人們製造出來的不是平靜，而是連續不斷的緊張空氣。因為再也沒有比小人的狂妄慾望更危險的了。所以，那些小國剛建立起來的時候，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國之間你爭我奪的陰謀，為自己獲得一小塊土地而爭吵不休。波蘭人同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向羅馬尼亞人開戰，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交火；而在這些對抗中，唯有小小的奧地利敢於同龐然大物德國對抗。這個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奧地利，它的統治者曾一度想支配全歐洲；現在，我不得不一再重複，奧地利已成為歐洲城牆上的一塊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有百萬人口的英國最大城市裡，所有人都沒有那種心理準備：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爾幹，都會被希特勒公然吞併。他們也覺察不到納粹黨利用維也納這根槓桿把整個歐洲撬起，翻了個個兒。希特勒依靠他在維也納發展的眾多組織將維也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只有我們奧地利人才知道，希特勒是在一種由憤恨激起的慾望驅使下向維也納進軍的。他在最窮困潦倒的時候就住在這座城市裡，現在他要以凱旋的統帥身份進入這座城市。所以，每逢我匆匆忙忙回一趟奧地利，又越過邊界返回時總是忍不住舒一口氣：「幸虧希特勒還沒有來。」回頭一望，那好像是最後一次了。我看到災難是不可避免的；這些年裡，當別人每天早上泰然自若地看報時，我卻有數百次從內心裡害怕看到這樣的大寫標題：奧地利完了。當我裝作早已不關心奧地利的命運時，我是怎樣在欺騙自己啊！我每天從遙遠的地方為奧地利緩慢的最後掙扎而痛苦，比在奧地利的朋友感受更為深切。他們以為愛國主義遊行就能鎮住希特勒，每天相互打氣：「法國和英國不會拋棄我們，首先是墨索里尼絕不會答應。」他們相信國際聯盟、相信和平條約，就像病人相信貼有漂亮商標的藥一樣。他們無憂無慮地、幸福地過著他們的日子，而看得非常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我最後一次回到奧地利，沒有別的理由，而是我內心對那越來越近的災難的恐懼促使我親自去看一看。一九三七年秋，我為探望老母親回了一趟維也納。因為我在倫敦有較長一段時間無事可幹，更沒有急事。幾個星期以後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時候，我穿過攝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買了一份《標準晚報》。那天正是英國掌璽大臣哈里法克斯勳爵飛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試圖和希特勒本人進行談判。在《標準晚報》頭版上，我只粗略地看了一下，右邊版面是黑體字，列舉了哈里法克斯想同希特勒達成諒解的幾點內容，其中一條是有關奧地利的。從字裡行間我感覺到或者說我已經看到，他在出賣奧地利。因為除此之外，同希特勒談判會有什麼結果呢？我們奧地利人全都知道，希特勒在這一點上絕不會讓步。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討論的內容歸納為幾點綱領，唯獨出現在那份午間出版的《標準晚報》上，而在下午晚些時候出版的報紙上卻又不見了。（我後來聽到謠傳，說報上的訊息是義大利公使館設法弄到的，因為義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國和英國揹著它搞聯合。）在《標準晚報》上的訊息，大概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的真實性我也無從判斷。我只知道，我對這個訊息吃驚不小；這就是說，希特勒已經在同英國談判有關奧地利的問題了；現在我並不羞於承認，當我看那份報紙時，我的手在發抖。不管訊息是真是假，那幾年來我還沒有這樣激動過，因為這個訊息似乎有一點點真實，也就意味著奧地利開始完蛋了，歐洲城牆上那塊基石會塌下來，隨之歐洲也會崩潰。我立即轉過身，跳上一輛寫著開往「維多利亞火車站」的公共汽車，向帝國航空公司駛去，想打聽一下是否有第二天早上的機票。因為我想再去看一次我年邁的母親、我的家、我的故鄉。很巧，我買到了一張飛機票，我飛快地將東西塞進箱子裡，飛往了維也納。

我的朋友們對我如此迅速突然地回到維也納感到十分奇怪。當我說出我的憂慮時，他們嘲笑我是庸人自擾，譏諷我是那位先知耶利米。他們問我，是否知道奧地利人現在百分之百地支援舒施尼克？他們喋喋不休地讚揚「愛國陣線」組織的盛大遊行；我在薩爾茨堡看到過這種遊行，絕大多數示威者在外衣領上彆著一個統一的徽章，憑徽章彼此照應，避免發生危險。同時，為了謹慎起見，他們早已在慕尼黑納粹黨那裡登了記——我學過的歷史和自己寫的歷史夠多了，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大批群眾總是突然倒向勢力大的一邊。我同時也知道，他們今天高呼「舒施尼克萬歲」，明天他們就會用同樣的勁頭高呼「希特勒萬歲」。可是，在維也納所有同我交談過的人都表現出天真的無憂無慮。他們互相邀請聚會，穿著燕尾服，吸著香菸（他們根本沒有料到自己不久就會穿上集中營囚犯的衣服）。他們忙著購買聖誕節禮物，把自己的家佈置得更漂亮（他們也沒想到，幾個月後，這些東西會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維也納永遠是那麼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愛它的悠然自得，我整個一生都在夢想這種無憂無慮的生活。維也納民族詩人安岑格魯貝爾曾把這種無憂無慮概括成一句簡練的格言：「你不會出什麼事的。」可是，這種無憂無慮第一次使我感到痛苦。終有那麼一天，突發的事件也會使他們痛苦的。雖然我的這些朋友，在維也納的朋友，他們比我聰明，不會有心靈上的痛苦，只會在大難臨頭時才開始覺得痛苦。而我呢，在事先想象中就感到痛苦，當大災真的降臨時，又產生了第二次痛苦。我無法理解他們，也無法使他們理解我。從第二天起，我再也不去警告任何人了。何必去打擾那些不願別人打擾的人的安逸生活呢？

不過，我如果說，當我在維也納的最後兩天望著我在那裡出生的城市每條熟悉的街道、每座教堂、每座花園和每個古老的角落時，我總有懷著一種「永不會再有」的絕望的感覺。人們以後不會再把我的話當作故弄玄虛，而認為完全是真話。我擁抱我母親時，也懷著這種暗藏的「這是最後一次了」的感覺。我對這座城市的一切，對這個國家的一切都懷著「永別」的情感。這是一次告別，也是一次訣別。列車途中經過薩爾茨堡，那裡有我生活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火車進了站，我卻沒有下車，雖然從車窗裡能夠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憶那些消逝的歲月，可我並沒有下車去看，看了又有什麼用呢？——我們永遠不能再住進那座房子了。在列車越過邊界的那一刻，我就像《聖經》裡的老祖公羅得一樣，知道身後的一切都是塵土和灰燼，一切都凝結成像鹽一般苦澀的歷史。

我覺得，當希特勒要實現自己仇恨的夢想，將作為凱旋的統帥佔領這座曾經遺棄過他——一個窮苦潦倒、一事無成的年輕人——的城市維也納的時候，我就預見到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可怕的事情。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爆發了慘無人道的事件，那一天，奧地利以及全歐洲都成了赤裸裸的暴力的戰利品！但是，我對這種慘無人道的想象，與事實相比顯得多麼保守、多麼懦弱又是多麼可憐呵！現在，假面具已經完全撕下來了。由於其他國家公開表現出畏懼的情緒，不敢理直氣壯地對付侵略者，所以殘暴勢力不再顧忌任何道德約束了，也不再需要——英國、法國乃至世界還算個什麼？——利用從政治上消滅馬克思主義這個虛偽的藉口。現在不僅是擄掠搶奪，而且每個人都在恣意放縱自己的復仇私慾。大學教授被迫用赤裸的雙手去擦洗馬路；虔誠的白鬍子猶太人被拖進寺廟，狂吼亂叫的年輕人逼著他們跪下齊聲高呼「希特勒萬歲」。這些年輕人像抓兔子一樣把無辜的人抓在一起，押他們到衝鋒隊的營房去打掃廁所。病態的、卑劣的仇恨狂人過去只能在黑夜裡妄想一切，如今卻在光天化日之下發洩出來了。他們闖進居民的住宅，從嚇得發抖的婦女耳朵上搶走珠寶首飾——類似這樣的洗劫在中世紀野蠻時期也曾發生過；不過那種折磨別人的無恥私慾、對心靈的摧殘，以及花樣翻新的侮辱都是過去不曾有過的。所有的罪行已不是由個別人，而是由千千萬萬遭到折磨的人記錄下來的。在一個平靜的環境裡——不是我們這個道德淪喪的時代——閱讀這些記錄報告使人心驚肉跳，一個空前絕後的仇恨狂人在二十世紀這座文化名城裡犯下了滔天大罪。因為那是希特勒在他的軍事和政治的勝利中最最可怕的一次勝利，這樣一個人居然成功地運用不斷升級的策略，砸碎每一條法律。在那種「新秩序」面前，殺一個人不需要法庭審判，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則會使世人咋舌；拷刑在二十世紀是不堪想象的。當時，人們把沒收財產明明白白地稱為搶掠。可是現在，在一個又一個聖巴託洛繆之夜之後，在衝鋒隊員的營房裡和鐵絲網的後面，每天都把人打得死去活來，還談什麼正義呢？還談什麼人世間的痛苦呢？一九三八年，在奧地利被佔領以後，慘無人道、無法無天的野蠻粗暴的罪行在我們的世界已遍地開花了，這是數百年來從未有過的現象。要是這座不幸的城市維也納在以前發生了這樣的事，就足以遭到國際的唾棄，可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世界的良知在忘卻和原諒這些暴行之前，就已經沉默，或者至多嘟囔幾句。

那些日子裡，每天都有來自祖國的呼救聲，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日子；我知道，每天都有我最親近的朋友被非法拖走、被拷打、被侮辱；我為每一個我所愛的人擔驚受怕，卻又無能為力。今天，我並不羞於說，當我老母親去世的訊息傳來時——當時我們把老母親留在維也納——我並不感到吃驚，也不感到悲痛——這個時代把我們的心變得如此麻木、如此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種寬慰，因為我知道，她再也不必遭受各種痛苦和危險了。她已八十四歲了，雙耳幾乎全聾了，她就住在我們家的老宅裡。根據新的雅利安人法律，她可以暫時不被驅逐。我曾經想，再過些時候，用什麼辦法把她接到國外。可是不久，在維也納釋出的第一批法令中就有一條規定擊中了她。她已八十四歲，體力不支，只能每天出去走一走，走上五分鐘或十分鐘之後，總習慣在環形大道旁或者公園的椅子上坐坐歇歇。希特勒在這座城市裡剛當了八天的新主人，就下發了殘酷的禁令：不準猶太人坐在長椅上。這是專為折磨人的肉體想出來的禁令中的一條。如果說，搶劫猶太人的財產總還有他們的一點邏輯，也可理解，因為他們可以把從工廠、私人住宅、別墅裡搶來的東西獎賞給自己的部下，將空缺職位賜給自己人。戈林的私人畫廊之所以富麗堂皇，要歸功於那種大規模的搶劫。可是不讓一位老婦人或者一位精疲力竭的老先生坐在長椅上喘一口氣，居然發生在二十世紀裡，也只有那個傢伙才能幹得出來；而千百萬人卻把這個傢伙尊為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

幸運的是，我的母親再也不會受到那些野蠻行為的侮辱了。在維也納被佔領幾個月後，她就去世了。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跟她的去世有聯絡的小事寫出來，我覺得，正是這些小事對說明一個正在到來的時代至關重要，類似的事在今後的時代再也不會發生。一天早晨，八十四歲的老太太突然失去知覺，請來的醫生很快就說，她可能活不過那天晚上，醫生還僱來一個女看護——一個大約四十歲的女人——守護在老太太臨終的床邊。我母親僅有的兩個兒子——我和我的哥哥——正巧都不在她身邊，當然無法趕回來，因為即使我回到臨終母親的床邊，對德國新文化的維護者來說也是一種罪行。於是我的一位堂兄決定在老太太屋裡過夜，這樣，在她斷氣的時候，還有個家人在場。我的那個堂兄當時已六十歲了，身體也不太好，事實上，一年之後他也死了。當他正準備在隔壁搭床過夜時，女看護出現了——我今天寫這件事，對她是相當不光彩的——她解釋說，很遺憾，按照納粹的新法律，她是不能在要死的人身旁過夜的。她說，我的堂兄是猶太人，她作為一個不到五十歲的女人，即使在一位將死的老太太身邊，也不可能和我堂兄在同一住所裡過夜。按照這位挑剔者的心願，一個猶太人首先應該考慮到的是：不要給她帶來種族上的恥辱。她又說，她當然對這種規定也感到非常苦惱，可是她又必須遵守這些法律。於是，為了能讓女看護守在我臨終的母親身旁，我堂兄被迫離開了這個住所。現在人們也許會理解：我為什麼慶幸我母親沒有繼續活下去。

奧地利的局勢突變也給我的生活帶來了變化。起初我認為奧地利的變化是無關緊要的，僅僅是形式上換了一個政府，可是我的舊奧地利護照失效了，我不得不向英國當局申請一張白卡，即一張無國籍者的身份證。過去我常常在世界主義的美夢裡為自己私下描繪這樣的情景：沒有國家、不用為某個國家承擔責任，就這樣讓所有的人沒有區別地生活在一起，該是多麼美好，又多麼符合我自己內心的情感啊！可是，我又不得不再次確認：我們的幻想是多麼有限，恰恰是那些最重要的感受，只有自己親身經歷過才能明白。十年前，我在巴黎遇到過梅列日科夫斯基，他抱怨地對我說，他的書在俄國遭到禁止，當時我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所以不痛不癢地安慰了他幾句；面對當前國際上流行的通病，說什麼都無濟於事。可是，當我的書在德國消失時，我才清清楚楚地理解了他的抱怨。因為我寫的書只能通過翻譯，以合乎譯文的習慣和改變了的媒介形式才能出版，所以我在英國的地位不如在其他國家裡高。因此，我在這段時間裡——當時，我在前廳申請人坐的長凳上等了一陣之後，才被允許進入英國官員的房間——才懂得，把自己的護照變成一張外國的身份證意味著什麼。因為過去我有權要求得到奧地利的護照，每一個奧地利領事館的官員或者警察局的官員都有義務立即給我這個享有一切公民權的人簽發護照。可是現在，我要得到那張英國的外國人身份證，就必須提出申請。這是一種經申請得來的照顧，而且這種照顧隨時都可能被收回。一夜之間我又降了一級。昨天還是一位外國客人，在某種程度上還是一位有身份的紳士，我在那裡支付外匯並且納稅，現在我卻變成了一名流亡者。我被降至那類少數人中間，雖然他們還不屬於不名譽的一類人。從此之後，我每到一個國家，那張白色身份證上的簽證都得由本人提出特別申請。因為所有國家都對我這個身份歸屬不清、沒有法律保護、無國籍的人表示不信任，我們這類人同其他人不一樣，如果我們在某個國家變得令人討厭或逗留時間太長，必要時，他們就會驅逐我們或把我們遣返回自己的國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幾年前一個流亡的俄國人同我說的話：「早先，人只有一個軀體和一個靈魂，今天還得外加一個護照，不然人們不會把他當人看待。」

事實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最使人感到世界意識大倒退的，可能莫過於限制人的行動自由和減少人的自由權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屬於所有人的。每個人想到哪裡就到哪裡，想在那裡待多久就待多久；沒有什麼同意不同意，沒有什麼允許不允許。當我今天同年輕人講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國旅行那些事情時，我總是高興地看著他們一再流露出驚奇的神情，那個時候不用護照，或者根本沒有護照這回事。人們上下車，不用問人，也沒有人問；今天要填一百多張表格，那時一張也不用填。那時候沒有許可證，也沒有簽證，更談不上刁難；那些國境線不過是象徵性的邊界而已，人們可以像越過格林威治子午線一樣暢通無阻地越過那些邊界。而今天，由於彼此之間那種病態的不信任，海關官員、警察、憲兵隊已經把邊界變成了一道鐵絲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民族主義作祟，世界才變得失常，而且，第一個看得見的現象，也是我們這個世紀的精神瘟疫，就是對外國人的仇視：仇視異族人，至少害怕異族人。到處都在抵制外國人，驅逐外國人。早先對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現在都用在每一個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那些旅客一定要交出左側、右側和正面的照片，頭髮要剪短露出耳朵，還要留下指紋，過去只要求拇指指紋，現在則要十個指頭的指紋；此外還要出示各種證明，健康證明，防疫證明，警察局證明，推薦信；還必須出示邀請函和親屬的地址；也必須有品行鑑定和經濟擔保書；還要填寫、簽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張，那麼你也就丟失了自己。

看來都是些小事。一開始我也覺得這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可是這些毫無意義的「瑣事」使我們這一代人毫無意義地浪費了不可挽回的寶貴時間。如果我今天算總賬，我在那些年裡不知填寫了多少表格，每次旅行時不知寫了多少宣告、賦稅證明、外匯證明、過境和居留許可證明，還有申報和登出手續。我在領事館和官署的前廳裡不知站了多少小時，坐在不知多少官員面前，他們有的和善、有的不友好、有的無聊、有的過於熱情。我在邊境檢查中不知經歷過多少次搜查和盤問。後來我才感覺到，人的尊嚴在這個世紀裡丟失了多少啊！我們年輕的時候曾迷信地夢想過，我們這個世紀能成為自由的世紀，成為世界主義即將到來的時代。那些非生產性的、同時也是侮辱人格的陋習浪費了我們多少生產、多少創作、多少思想呵！因為，我們每個人在這幾年裡用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官方的這些規定，而不是去研究文學藝術。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或者一個陌生的國家，不再像過去那樣首先去博物館、風景區等，而要先去領事館或警察局領取居住許可證。過去，我們大家坐在一起，常常是談論波德萊爾的詩或者熱烈地討論文藝問題，而現在，談論的卻是被盤問的情況、許可證的情況，打聽是要申請長期簽證還是旅遊簽證。結識一個領事館的小小女官員會節省不少時間，同她搞好關係甚至比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羅曼·羅蘭這樣的人的友誼更重要。憑著天性我一直感覺到，人是客體而不是主體，所以沒有什麼權利，一切都是官方賜予的。生活在現在的人們不停地受盤問、登記、編號、檢查、蓋章，沒完沒了。就是今天，我，作為一個出生在自由時代、不接受教訓的人，作為一個夢想的世界共和國的公民，我一直覺得護照上加蓋的圖章猶如犯人臉上的烙印；每次盤問、每次檢查猶如一種侮辱。我知道這是些小事，一直是些小事，那是一個人的生命價值比貨幣價值跌落得更快的時代裡的小事。但是，只有當人們抓住這些小事的特點，以後時代的人才能把正常的精神狀態和精神失常的狀態完整地記錄下來，而那種精神失常的狀態卻深深地影響著兩次大戰之間的我們這個世界。

也許我早就放縱慣了，我的敏感是由於近幾年來世界的巨大變化刺激而生成的。不管是哪種形式的流亡，都不可避免地破壞人的生活本身的平衡。如果人失去了立足之地——只有親身經歷過，才能有切實的體會——就沒有了主心骨，就覺得更沒有把握，連自己都不信任了。我毫不遲疑地承認，自從我必須依靠外國人身份證或護照生活在異國的那天起，我就覺得主體的我與客體的我是分離的。和原來的我、真正的我相一致的一點天性永遠地被破壞了。現在的我比原來的我更加謹小慎微了。我——早先是一名世界主義者——今天時常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我在外國能夠呼吸到的空氣也是我的福分似的。我心裡自然明白，這種想法是極荒謬的，可是什麼時候理智才能戰勝感情呢！我幾乎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來陶冶我的心，讓我的心作為一顆「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動，但是沒有成功。在我失去護照的那一天，我已經五十八歲了，這時我才真正發現，一個人隨著祖國的滅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國土大得多。

但是，並非只有我一人有這樣的不安全感。動亂不安開始漸漸遍及全歐洲。從希特勒佔領奧地利的那天起，政治局勢始終晦暗不明。在英國，那些曾經悄悄地為希特勒開路，希望能以此換來國家和平的人，現在變得更加慎重了。自一九三八年以來，在倫敦、巴黎、羅馬、布魯塞爾，在所有的城市和農村都不再有什麼議論，因為不管議論的話題有多麼天南地北，最終必然歸結到那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上，即是否可以以及怎樣才能避免或至少推遲戰爭。當我今天回顧戰爭的恐懼在歐洲不斷上升的那幾個月，我記得，其中有兩三天的時間，人們重又充滿信心。在這兩三天裡，人們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感覺：陰雲總會消散，人們又會像往常那樣和平地、自由地生活。奇怪的是，正是那兩三天在今天被認為是當代史上最恥辱的日子，那就是張伯倫同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談的日子。

我知道，今天人們很不願意回憶那一次會談，在那次會談中，張伯倫和達拉第有氣無力地靠在牆邊，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面前拱手投降。但是，我在這裡希望忠於事實的真相，我一定要說，每一個在倫敦經歷過那兩三天的人，都說那次會談好極了。只是到了一九三八年九月的最後幾天，局勢才變得令人絕望。張伯倫剛剛第二次從希特勒那裡飛回來，幾天以後人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張伯倫到德國去，是為了在戈德斯貝格毫無保留地同意以前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向他提出的要求。可是，幾個星期前還能使希特勒感到滿足的條件，現在已填不滿他那歇斯底里的慾望了。綏靖政策和「爭取再爭取」的政策可悲地失敗了。英國的輕信思想一夜之間化為泡影。英國、法國、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整個歐洲只有這樣選擇：要麼在希特勒的淫威面前屈服，要麼拿起武器同他對抗。看來，英國是下定了決心，人們對備戰不再保持沉默，而是公開示威。工人突然出現了，他們在倫敦的公園裡，在海德公園、攝政王公園，特別是在德國大使館對面築起了防空洞，以防備轟炸。艦隊也作了戰時動員，總參謀部的軍官經常在倫敦和巴黎之間飛來飛去，為了共同制定防務措施。開往美國去的船隻擠滿了外國人，他們想及時到達安全地帶。自一九一四年以來，這是英國人第一次覺醒。人們走起路來顯得更加嚴肅和沉重。大家望著房屋和繁華的街道，心裡暗自盤算：炸彈會不會明天就落在它們上面？人們在屋裡圍著收音機，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收聽晚間新聞。籠罩著全英國的可怕的緊張氣氛深深印在每個人的心田裡，雖然看不見，卻能感覺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