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決定時代命運的巨大運動開始之時，恰恰是歷史本身阻礙了同時代人對它們的認識，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我是什麼時候第一次聽到阿道夫·希特勒這個名字的，我已經記不清了。但這個名字我們已經知道多年。現在，我們幾乎每天，甚至每秒鐘都聯想起或提到這個名字。這個人給世界帶來如此深重的災難，歷史上還沒有一個人像他這樣。不管怎麼說，那肯定是相當早的事了，因為薩爾茨堡離慕尼黑只有兩個半小時的火車路程，可以說是慕尼黑的鄰居，只要那裡發生了什麼事，很快就會傳到薩爾茨堡來。我只記得有那麼一天，可我記不準是哪一天啦，一位熟人從慕尼黑來，悲嘆地說，那裡又鬧起來了，特別是那裡有個叫希特勒的傢伙煽風點火，他用野蠻的大打出手的伎倆搗毀群眾大會的會場，用最下流的方式煽動人們反對共和國，反對猶太人。
當時，希特勒這個名字我聽後是空洞的，沒有分量的，對我是沒有作用的。我認為，在當時混亂的德國出現的那些煽動分子和暴亂分子的名字，不用多久就消失得無影無蹤。比如說，帶領波羅的海部隊的上校艾哈特的名字，卡普將軍的名字，政治謀殺者的名字，巴伐利亞共產主義者的名字，萊茵地區分裂主義者的名字，志願軍頭目的名字，這幾百個名字，就像發了酵的泥塘裡泛起的氣泡，既不會爆炸，也不會留下什麼，只能發出一股惡臭，把德國身上尚未癒合的傷口裡的腐爛過程清楚地顯示出來而已。有一次，我偶然看一份《米斯巴赫報》，是新納粹運動經辦的（這份報紙後來發展成《人民觀察報》）。米斯巴赫只不過是個小村莊的名字，這份報也辦得粗俗下流，誰會關心它呢？
我幾乎每個星期都越過國界到賴興哈爾和貝希特斯加登這兩個邊境小鎮去一次，我不止一次看到穿著翻口長筒靴和褐色襯衫的青年學生隊伍，隊伍一次比一次大。他們每個人的手臂上都戴著顏色鮮明的卐字形袖標，他們舉行集會、遊行，趾高氣揚地唱著歌，高喊著口號穿過大街，把巨幅標語貼在牆上，下方飾以卐字元號。我第一次領悟到，這些突然冒出來的烏合之眾背後一定有一些有錢有勢的人在支援他們。當時希特勒只能在巴伐利亞的啤酒館裡發表演說，他一個人絕沒有力量把幾千名年輕人武裝成一支耗費如此浩大的隊伍。必定有一個更強的人物在推動這次新「運動」。因為他們的軍服都是簇新的，「衝鋒隊員」從一個城市被派到另一個城市，竟然擁有一個相當大的停車場，停放「衝鋒隊員」全部簇新的汽車、摩托車和載重車。這與那個窮困時代老兵穿著破舊的制服走來走去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另外，顯而易見，肯定有軍隊的領導人對這些年輕人進行過戰術上的訓練——正是人們當時所說的「準軍事」訓練——而且肯定是國防部提供了物質條件，才能有條不紊地進行技術訓練。希特勒一開始就是德國國防部秘密情報處的密探。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目睹了這種事先經過訓練的「戰鬥行動」。在邊境一個小鎮上，社會民主黨人正以和平的方式進行集會，突然有四輛大卡車急馳而來，車上全是些拿著橡皮棍的年輕納粹黨徒。就像我在威尼斯聖馬可廣場看到的那樣，這些納粹黨徒閃電般向毫無準備的人群進行突然襲擊，他們用的是同一種法西斯的襲擊方法，只不過他們更加訓練有素了，用德國官方的話來說，他們對細枝末節都作了系統的準備。隨著一聲哨響，他們迅猛地跳下汽車，拿著橡皮棍向集會的人群衝去，警察還來不及干預，工人們還沒能聚集在一起，他們就已重新登上汽車，飛馳而去。使我驚詫不已的是，他們跳下蹦上攀登汽車的準確動作，都是嚴格按暴徒頭目的哨聲完成的。看得出來，每個年輕隊員事先都訓練過，用什麼技巧，從汽車的哪個輪子爬上跳下，跳到哪個位置，以避免與他人相撞，不至於給同夥造成危險，他們的肌肉和神經早已為此有所準備。這絕非只靠人的機靈就能辦到的。他們手的動作，肯定早已在營房或在練兵場練了幾十次或者上百次了。一眼就能看出，從一開始，訓練這支部隊就是為了襲擊、暴力和恐怖活動。
不久，我便聽到在巴伐利亞州舉行的那種地下演習。當大家都熟睡以後，那些青年隊員便悄悄溜出房間，集合在一起，進行夜間野外訓練。國防軍的軍官或退役軍官訓練這支部隊；國家或者黨的秘密資助人出錢支援。政府當局對這些稀少的夜間演習並不大注意。當局是真睡著了嗎？還是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當局對這個新運動是袖手旁觀呢，還是在暗地裡火上澆油？不管怎麼說，曾經暗地裡支援這個運動的當局，後來也被這個運動所採用的殘暴手段和快速行動驚駭得不知所措。一天早上醒來後，當局發現慕尼黑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所有行政部門都被他們佔據，報紙在手槍的逼迫下宣告革命已勝利完成。一籌莫展的共和國只是做夢似的望著魯登道夫將軍，把他看作從雲霧中降臨的救星，看作能戰勝希特勒的首選。希特勒很會掩飾自己，反把他們愚弄了。那次想征服德國的著名啤酒館暴動是從上午開始的，到了中午就完蛋了（我在這裡並不想敘述世界史）。希特勒逃跑了，不久就被捕，那個運動也隨之消失。到了一九二三年，卐標記不見了。衝鋒隊和希特勒的名字幾乎被人遺忘了。沒有人去想他可能會成為一個掌權人物。
若干年後，希特勒又出現了，是當時對現狀不滿的浪潮匆匆把他推出來的。通貨膨脹、失業、政治危機，還有外國愚蠢的舉動，使德國民族人心動盪。各階層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對他們來說，秩序從來就比自由和權力更重要。歌德也曾經說過，沒有秩序比不公更令他厭惡。所以，當前誰許諾建立秩序，一下子會有幾十萬人跟著他走。
但是，我們並沒有注意到這種危險。少數作家還在那裡花費精力讀希特勒的書，可是他們不分析研究他的綱領，只是十足文人氣地從藝術角度分析這本書的得失，嘲諷他那枯燥無味的散文和華而不實的風格。民主主義的大報紙也不去提高讀者的警惕性，而是一味安撫讀者，說什麼依靠重工業和冒險借來的錢來維持那種耗巨資的宣傳運動，肯定不可避免地在明天或後天就會徹底破產。可是在外國，他們永遠不能理解這樣一個基本道理，那就是，在這些年裡德國人為什麼低估和輕視希特勒的為人和他不斷擴大勢力的做法：這是因為德國從來就是一個等級森嚴的國家，而且在等級觀念的基礎上還要加上根深蒂固的對「學歷」的崇拜。在德國，除了一些將軍外，所有的高階職務都是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擔當；與此相反，在英國卻有一個洛德·喬治，在義大利有個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在法國有一個布里昂，他們都是從平民走上國家最高職位的。一個還沒有讀完市立中學、更談不上讀過大學的人，一個還在成年男子收容所過夜而常年過著不明不白的生活——至今還沒有弄清是怎麼一回事——的人，竟然也能接近一個馮·施泰因、俾斯麥、比洛親王曾佔有的職位，這對德國人來說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德國的知識分子是最重視學歷的，在他們眼裡，希特勒只不過是一個啤酒館裡好煽風點火的小丑。這種看法使他們上了大當。他們認為這個人絕不會變成一個非常危險的人，而希特勒在幕後支援者的幫助下，獲得了廣泛階層的有力支援。即使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一天當上總理，竟還有一大批人，甚至包括那些推他上臺的人，誤認為他只是臨時佔據那個職位，把納粹奪取政權看作一首臨時的插曲。
希特勒上臺以後，他的真面目才大量表現出來。許多年以來，他向各方許願，取得各個政黨領導的支援；這些黨派領導人都以為自己在利用這個無名小卒的神秘力量達到各自的目的。後來，希特勒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正是採用同樣的伎倆：以發誓並以德國人的忠心，先和他想剷除消滅的人結盟。他的上臺說明他的這種伎倆已取得了初步勝利。所以他心裡明白，用許諾欺騙各方人士已大見成效，在他掌權的那一天，即便在最對立的陣營裡也竟然爆發出一片歡呼聲；在荷蘭的多倫市君主政體主義者們看來，他是皇帝最可靠的開路先鋒；在慕尼黑古老的巴伐利亞維泰爾斯巴赫王族的君主政體主義者們也都感到歡欣鼓舞，他們把他看作「自己人」；德意志國家主義者們希望他為他們把木頭劈成小塊，以便投入自己的爐子裡，所以他們的領袖胡根貝格根據事先的協議為自己在希特勒內閣里弄到一個重要職位。他確信自己站穩了腳跟，可是沒過幾個星期，那份協議猶在，他卻被趕出了內閣。重工業家們感到，由於希特勒的存在，他們就可以從布林什維克的恐怖中解脫出來，他們極希望他能登上權力的寶座，他們多年來暗中用錢把他扶植起來的；而那些日益貧困的小市民也同樣舒了一口氣，因為希特勒曾在上百次集會中答應他們要「打破利息的桎梏」。小商人想起了要關閉大商店——他們最危險的競爭者——的許諾（這個許諾從未實現過）。特別歡迎希特勒的要算是軍界了，因為他用軍事眼光看待一切，痛罵和平主義。甚至社會民主黨也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非常不高興希特勒青雲直上，因為他們希望他扼殺他們的死敵——那些擠在背後的令人討厭的共產黨人。最不相同，甚至是對立的黨都把這個對各階層、各政黨、各種傾向的代表作過許諾併發過誓的「無名小卒」當作自己的朋友。甚至德國的猶太人也沒感到有什麼不安。他們自欺欺人地認為一個「當上部長的雅各賓派」就不再執行雅各賓派的激進政策了。德意志帝國的一個總理理所當然地會阻止反猶太主義煽動者的野蠻行徑。再說，這樣的一個法律已經固定下來，有國會里大多數議員監督著他，每個公民按照憲法的規定行使自己的自由平等的權利，希特勒怎能胡作非為呢？
不久，國會縱火案發生了，國會消失了，戈林撒出了他的暴徒，霎時間，德國的一切法律化為烏有。當人們知道，集中營就設在和平的環境中，秘密審訊室就設在兵營，無辜的人不經法律的審判和任何手續就被處死，不禁毛骨悚然。有人對自己說，這隻能是一次喪失理智的瘋狂表現而已，這種事不會在二十世紀繼續存在，然而這一切才剛剛開始。世界人民密切注視並首先拒絕相信這難以置信的事。可是，就在這幾天裡我看到了第一批逃難的人，他們趁著夜色翻過薩爾茨堡山地或者蹚過邊界。他們面黃肌瘦、衣衫襤褸、驚慌失措地盯著當地的人；一場躲避慘絕人寰迫害的可怕大逃亡已從他們開始了。當我看到這些被驅趕的人群時，我卻沒有預見到，他們蒼白的臉色已預示了我的命運；我們大家都會是那個人暴行的犧牲品。
一個人想在幾個星期裡把三四十年裡形成的對世界的信念徹底改變，談何容易。我們依然相信法律，相信德國的良知、歐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會持久永存，野蠻總有限度，它必將在人性面前毀滅。這一切是我堅定不移的信念。由於我繼續留在這裡，為了親自試一下到底會出現些什麼事，所以我必須坦白承認，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這兩年我們生活在德國和奧地利的人遇到的每件事都會出現上百次上千次之多，在幾個星期前，我們還認為根本不可能。我們這些自由獨立的作家對出現的一些困難、煩惱、敵對行動事先是清楚的，這也是很自然的事。國會縱火案剛發生不久，我便向我的出版者說，我的書很快會在德國成為過去時。我永遠不會忘記他聽到我的話時那驚愕的神情，他說：「誰會禁止您的書呢？」他說這話的時候是一九三三年，所以他還是很驚奇：「您可從來沒有寫過反對德國的一個字或者干預過政治啊！」我看到的所有難以置信的暴行，諸如焚書和使用殘酷的刑具，幾個月以後都成了事實。僅在希特勒掌權一個月之後。對此，那些思想深遠的人是無法理解的。因為國家社會主義慣用的欺騙伎倆，在時機成熟之前，他們不會暴露自己目標的全部激進性。所以納粹分子總是小心謹慎地運用自己的手法：像用藥一樣，先用一定的劑量，間歇一會兒再用一粒藥丸，然後停一會兒，看看它的效力如何，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這個劑量，而由於歐洲的良知總是持「與己無關」的態度，所以藥的劑量越加越大，直到把整個歐洲毒死為止。歐洲這樣做，是因為暴行在「國界的那邊」。這種作法有損於我們的文明，也是我們文明的恥辱。希特勒並沒有什麼天才之舉，但他運用慢慢試探、逐步升級的戰術，對付一個首先在道德上、而後在軍事上變得越來越弱的歐洲，卻是非常成功的。那個早就決定的行動：消滅一切言論自由和一切不唱讚歌的獨立書籍，也是運用試探的方法在德國全面展開的。當時在德國並沒有頒佈公開禁止我們著作的一項法律——那是兩年後才頒佈的。一開始，他們沒有頒佈任何禁書的法律，只是採取小心翼翼的試探，看看能走多遠。對我們著作的第一次攻擊是唆使那些不負正式責任的人，即身為納粹黨徒的大學生們去幹的。他們為了貫徹蓄謀已久的全面抵制猶太人的決定，導演了一場「民眾憤怒」的醜劇，他們也是用同樣的伎倆，暗示大學生們對我們的著作表示公開的「憤慨」。德國的大學生對於能夠公開表現他們的反動思想是十分興奮的。他們在一處又一處的大學裡聚眾鬧事，把我們的書從書店裡拿走，帶著他們的繳獲品，舉著旗幟，向一處公共廣場走去。在那裡，他們按照德國古老的習俗，把書釘在恥辱柱上示眾，這種中古時代風行的惡習現在又變成了一種時髦。我今天就有一本曾釘到恥辱柱上的我自己的書，那是一位友好的大學生在執行完任務後搶救出來的，送給我作為紀念。有時，他們把這些書放在大堆的柴薪上，口中念著愛國主義的口號，一把火將書燒成灰燼。很遺憾，那時已不允許他們燒活人。雖然宣傳部長戈培爾經過長時間的猶豫不決之後，最終決定焚書，但是這件事始終不敢公開，好像都是大學生乾的。但公眾卻沒有從大學生焚書和其他為非作歹的行動中吸取一丁點兒的教訓。當時的德國對這些反常行動視而不見，再一次清楚地說明了民眾毫無警惕性。儘管書商們受到警告，不準把我們的書放在櫥窗裡，儘管沒有一家報紙敢於登載這些書的廣告和評論，但是真正的讀者卻絲毫沒受影響。在尚未設立監獄和集中營的那個時候，我的書雖然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遇到不少刁難和凌辱，但銷售量幾乎同以前一樣多。為了把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德國讀者從我們身邊強行拉開，非得把那個「保護德意志民族」的規定，即把印刷、出售和傳播我們的著作說成是政治犯罪的規定變成法律不可。那時的德國讀者還是喜歡讀我們的書，而不願意讀那些突然冒出來的帶著野蠻血腥味的詩人的作品。他們願意在我們的創作中忠實地陪伴我們。
能在德國和卓越的同代人托馬斯·曼、亨利希·曼、韋爾弗爾、弗洛伊德、愛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他們的著作遠比我的重要——共同承擔那種文學創作遭到剝奪的命運，與其說是一種恥辱，倒不如說是一種光榮。不過，無論是哪種形式的殉道都令我十分反感，所以我很不願提及那種共同命運。可是，十分奇怪的是，恰恰是我自己使納粹分子，甚至使希特勒本人處於特別尷尬的境地。在所有被剝奪公民權的人中，唯有我一人引起上峰的爭論。我創造的人物形象在貝希特斯加登別墅裡的高層人物和最高層人物中間成了最令人惱火的爭論不休的問題，這使我感到很滿足。在我一生中又增添了一件令人高興的事，因為我讓那個新時代最強有力的人物阿道夫·希特勒也不時地惱怒。
在新政權成立的最初幾天裡，我就被無辜扣上一條暴亂的罪名。當時全德國正在放映一部根據我的中篇小說《灼人的秘密》改編的同名電影。本來沒有人對此片表示任何不滿。可是在國會縱火案——納粹黨徒嫁禍於共產黨的企圖破滅——以後，竟發生了這樣一件事：在電影院招牌和《灼人的秘密》的廣告前聚集著一群人，他們互相擠眉弄眼，鬨堂大笑。不一會兒，蓋世太保就明白了他們在片名前大笑的原因。當天晚上，警察騎著摩托車在街上巡邏，命令電影院停止上映這部影片。從第二天起，我的《灼人的秘密》就從所有的報紙和一切張貼廣告的柱子上消逝得無影無蹤。其實，禁止這樣一部電影，甚至焚燬我的全部書籍，在當時是相當簡單的事。不過，在特殊的情況下，他們對我也無可奈何，因為在關鍵的時候他們不能同時反對另一個人，此人就是他們極需要用來維護他們在世界上聲望的人物，德意志民族最偉大、最著名，當時仍健在的音樂家理查德·史特勞斯。我當時剛剛與他一起完成了一部歌劇。
那是我第一次和理查德·史特勞斯合作。在這以前，從史特勞斯的歌劇《埃列克特拉》和《玫瑰騎士》起，他所有歌劇的歌詞都是由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寫的。我從來沒見過理查德·史特勞斯本人。霍夫曼斯塔爾死後，理查德·史特勞斯通過我的出版人跟我說，他很想寫一部新歌劇，問我是否願意為他這部歌劇寫歌詞。我對這樣的請求感到莫大的榮幸。自從馬克斯·雷格爾為我早期的詩歌譜曲以來，我一直不斷地生活在音樂和音樂家的圈子裡。我同布索尼、托斯卡尼尼、布魯諾·瓦爾特、阿爾班·貝爾格等人結成了親密的友誼。但我不知道，在我們同時代的音樂家中，還有誰比理查德·史特勞斯更能引起我的興趣，為他效勞。理查德·史特勞斯是純日耳曼血統的音樂世家偉大後裔中的最後一位了。這個偉大的世系，從韓德爾、巴赫到貝多芬、布拉姆斯，一直延續到我們這個時代。我馬上表示同意，並在第一次會面時就向史特勞斯建議，用本·瓊森的《沉默的女人》作為這部歌劇的主題。史特勞斯對我這一建議理解得非常清楚、非常迅速。這對我來說確是莫大的驚喜。我從未想到過，他對藝術的理解力竟會這麼敏捷，他的戲劇知識竟是那麼驚人。我在敘述那部歌劇素材的時候，他就已經把它戲劇化了。更令人驚異的是，他把素材和他的音樂才能結合得天衣無縫。他對自己能發揮所長的地方瞭如指掌。我一生中見過不少藝術家，可是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像他那樣清醒而又客觀地對待自己。我們剛開始合作，史特勞斯馬上就向我坦承，一個七十高齡的音樂家不再具有音樂靈感的原始魔力。他說，他再也創作不出像《蒂爾·奧伊倫施皮格爾的惡作劇》或《死與淨化》那樣的交響樂作品，因為恰恰是純音樂才需要一種最高階的創作活力。不過，歌詞還會讓他產生靈感。他說，他還能夠將已寫完的和已經形成的主題用音樂的語言把它表現出來，對他來說，音樂旋律會自然而然地從那些意境和詩歌中緩緩流出。因此，到了晚年，他就專門從事歌劇創作了。他說，他雖然清楚地知道，歌劇這種形式已經過時，而且華格納的創作是偉大的高峰，沒有人能超過他，「但是，」他用粗獷的巴伐利亞人的笑聲補充道，「我可以繞開他走。」
我們把歌劇的基本輪廓搞清以後，他又向我提了幾點應注意的要點，他讓我有絕對的自由，因為一種預先用威爾第歌劇格式化的歌詞永遠激發不了他的靈感，只有富有詩意的作品才能引起靈感橫溢。如果我能構思出節奏多變的歌詞，他會非常高興。他說：「我不像莫札特那樣擅長運用旋律，我一直是從短的主旋律開始的。但是，我知道以後怎樣去變奏這個主旋律，自由地裝飾這個主旋律，把蘊藏在主旋律中的一切都挖掘出來。我知道，直到今天還沒有人效仿我的作法。」我對他的這種坦誠態度再一次感到驚歎不已。說實在的，史特勞斯的作品幾乎沒有超過幾個節拍的旋律；正是這種短旋律加深了音樂的表現力，像《玫瑰騎士》的華爾茲就是如此。主題確定後，他又是怎樣用賦格作曲法把它變成絢麗而又完美的音樂啊！
像我們第一次會面時一樣，每次會面無不使我對他滿懷敬慕之情，讚賞這位年邁的大師在創作中充滿自信和實事求是的作風。有一次，我和他單獨坐在薩爾茨堡藝術節演出大廳裡，觀看他的《埃及的海倫》內部彩排。大廳裡沒有其他人。周圍是一片黑暗。他專心地傾聽著。我突然看到，他先是輕輕地，後來不耐煩地用手指敲著座椅扶手。他輕聲對我說：「不好，很不好！我再也想不起什麼來了。」幾分鐘之後他又說：「我乾脆把它刪掉吧！哦，上帝啊，太空洞了，太冗長了，太冗長了！」又過了幾分鐘他又說：「您說，這麼辦不錯吧！」他評判自己的作品是這麼客觀，這麼實事求是，好像他是第一次聽到這種音樂似的，好像那音樂不是他而是別人創作的。他這種衡量自己的作法從來沒離開過他，這不能不使人感到驚奇。他對自己的評價恰如其分，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有多大的本事，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喜歡把自己和別人相比較，不在意自己比別人強多少，還是比別人差多少。他同樣不喜歡知道自己在別人眼裡的身價。只有創作本身才能使他感興趣。
史特勞斯的創作是一個非常奇特的過程。他沒有那非凡的魔力，也沒有藝術家的「顛狂」，更沒有像傳記中所描繪的貝多芬和華格納那樣的沮喪和絕望。史特勞斯在創作時既實際又冷靜；他在作曲的時候，和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樣，和所有技巧高超的藝術家一樣，安靜又有規律。每天從早上九點起，他坐在桌旁接著昨天作曲結束時的地方繼續創作，直到十二點或者午後一點。下午休息時玩紙牌，謄寫兩三頁總譜。他像一般的作曲家一樣，用鉛筆寫初稿，用墨水筆寫鋼琴總譜。晚上他或許到劇院指揮樂隊。他的生活極有規律，所以神經衰弱這類病與他無緣。他的藝術智慧晝夜都一樣，都是那麼光輝、明晰。當僕人敲門進來，給他拿來指揮樂隊穿的燕尾服時，他就放下工作，站起來，乘車去劇院。他指揮樂隊時是那麼鎮定和自信，就像他下午玩紙牌時一樣。到了第二天，他的靈感又準確無誤地出現在頭一天創作結束的地方。因為史特勞斯是按照歌德的話來「指揮」自己的思想靈感的；他認為能力就是藝術，甚至所有的能力都是藝術，像他用詼諧的話所說的：「一個真正的音樂家應該是什麼樣子呢，他得能夠為一張選單譜曲才算夠格。」任何困難不但嚇不倒他，而且給這位日益取得成就的大師帶來不少樂趣。我今天還高興地記得，有那麼一次，他得意洋洋地對我說：「我給一位女歌唱家出了一個難解的謎語，她要猜出來，必然要費一番腦筋。」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放射著光芒，使人感覺到有股神秘的魔力深深地隱藏在這個奇特的人身上。他的工作方法首先是準時、按部就班、實實在在，就像手工業工人那樣。他工作時好像心不在焉，給人一種不信任之感，恰似他的那副面孔一般。他的面龐屬於一般的圓形，胖乎乎的，像孩童的面頰，額角微微偏後，乍一看，平淡無奇。可是你仔細看下去，就會看到他那一雙藍眼睛是那麼明亮、那麼炯炯有神，你立刻就感到，在那張平凡的面孔背後隱藏著一股特別神秘的力量。尤其是那雙眼睛，是我在音樂家身上看到的最清澈的一雙眼睛，它不僅具有魔力，也顯示出深邃的智慧，是一雙真正認識到自己使命的人的眼睛。
在那次令人振奮的會面之後，我回到了薩爾茨堡，立刻開始了歌劇的寫作。出於好奇，我想試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寫的詩句。兩個星期以後，我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給他。他很快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一句歌唱大師的名言：「一鳴驚人。」他對我寫的第二幕同樣熱烈祝賀，還寄來了他寫的歌曲的頭幾句：「啊！我終於發現了你，我可愛的孩子！」他那種喜悅的心情，或者說是對我的鼓勵，為我以後的創作帶來了難以形容的快樂。理查德·史特勞斯對我寫的歌詞沒有改動一句，只有一次因為多聲部的需要，要求我再加上三四行字。我們之間就這樣開始了最真摯的友誼。我請他到我的家裡來，他也請我到他住的加米施小鎮去。在他的家裡，他用細長的手指在鋼琴上按照我的初稿斷斷續續為我演奏了整部歌劇。在完成了這部劇以後，我又接著動手寫第二部，而他也毫無保留地同意了第二部歌劇的基本梗概。完全像事先預約了似的。其實，我們之間既沒有協議，也沒有義務。
一九三三年一月，希特勒上臺之時，我們的歌劇《沉默的女人》第一幕的鋼琴總譜已全部完成。可是幾個星期以後，當局下令，嚴厲禁止在德國舞臺上演出非雅利安人的作品，或者有猶太人參與的作品，這一駭人聽聞的強制措施甚至連死人也不放過。萊比錫音樂廳前的孟德爾頌的站像被拆除了，此種暴行激怒了世界上所有音樂界的朋友。這個禁令的下達，對我來說，意味著我們那部歌劇也就算完了。我原以為理查德·史特勞斯自然會放棄和我的合作，與別人再另搞一部作品。而他並沒有這樣做。他給我寫了一封又一封信。倒是他多次提醒我，說我應該為他下一部歌劇準備歌詞，因為當時他正為第一部歌劇配樂。他表示，不許任何人禁止他和我的合作。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認，在整個形勢的變動下，他一直對我恪守朋友的忠誠。當然，他也採取了一些預防措施，這些措施對我來說自然是格格不入。他經常接近權貴，常常同希特勒、戈林、戈培爾見面，當富爾特溫格勒公開對抗希特勒的時候，他竟接受了納粹的國家音樂局總監的任命。
他公開參迦納粹組織，對當時的納粹分子來說是極端重要的事。因為當時最有名的作家和最有名的音樂家無不憤怒地對納粹分子嗤之以鼻。那些與納粹分子一個鼻孔出氣的人或者投奔納粹的少數人，在最廣泛的藝術圈子裡不過是無名之輩。就在這個難堪的時刻，這位德國最有名望的音樂家公開倒向納粹一邊，從粉飾太平這個意義上來說，他給希特勒和戈培爾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好處。史特勞斯對我說過，希特勒在維也納流浪的那幾年裡，就用自己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去格拉茨看他的歌劇《莎樂美》，希特勒很尊重他。當時，在貝希特斯加登的節日晚會上，除了華格納的作品外，幾乎只演唱史特勞斯的歌曲。史特勞斯同納粹共事，是有許多重要的打算的。但不同的是，對他這個真誠地信奉藝術唯我主義的人來說，哪一種政權都一樣。他曾作為宮廷樂隊的指揮為德國皇帝演奏過；曾為皇帝的軍樂配曲；後來又作為維也納宮廷樂隊的指揮為奧地利皇帝服務。在奧地利，在德意志共和國，這兩個國家都喜歡他。他迎奉納粹，還出於對他生命攸關的利益，用納粹的話說，他負有鉅債。他的兒子娶了一個猶太妻子，他肯定擔心他最疼愛的孫子們會被當成廢物踢出校門；他的新歌劇受到我的牽連，他以前的歌劇又受到非純雅利安種的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的牽連，他的出版商也是一個猶太人。他覺得，給自己找一個靠山是當前的首要舉措，於是他決定邁出這一步。他遵主子的旨意到任何地方去指揮，他為奧林匹克運動會寫了一首讚歌。同時，他在給我來的一封憂鬱又十分坦率的信中說起，他對那項委任並沒有什麼興趣。事實上，在這位藝術家的神聖自我中，他所關心的只有一點：讓自己的作品發揮作用，特別是看到那部新歌劇上演。那部歌劇同他的心貼得特別近。
他向國家社會主義做出這樣的讓步，對我來說，肯定使我陷入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很容易產生這樣的印象：好像我暗地裡參與了此事，或者說，在作家藝術家聯合抵制的行動中，我同意這一例外。我的朋友們從各方面斥責我，他們公開反對我們倆合作的歌劇在德國上演。但是，首先，我原則上反對這種公開的群起而攻之的作法，其次，我也不願意給這位天才的理查德·史特勞斯製造麻煩。史特勞斯畢竟是當時健在的最偉大的音樂家，他已經七十歲了。他為那部歌劇花了三年時間，在這三年裡，他對我只有友好的情誼、正直和勇氣。所以，對朋友們的種種責難，我只有採取沉默，讓它自由發展，我認為這是明智之舉；再說，我想不出別的辦法。我只能採取這種完全消極的態度，給德意志文化的新衛道者增添更多的困難。除此之外，我還知道，納粹的國家文化局和宣傳部挖空心思地想尋找一個好聽的藉口，以確立一項對他們自己那位最偉大的音樂家的禁令。譬如，他們把那部歌劇的指令碼拿到所有官員和名人那裡去徵求意見，希望找到一個藉口，如果在《沉默的女人》裡有類似於《玫瑰騎士》裡的場面：一個年輕男子從一個已婚女人的臥室裡走出來，那事情就可能好辦多了！他們可以抓住這種傷風敗俗的藉口，大力宣揚必須捍衛德意志的仁義道德。這種雞蛋裡挑骨頭的做法也沒能讓他們如願，因為我的劇本里沒有任何傷風敗俗的描寫。他們還不死心，他們把蓋世太保那裡的卡片索引和我的全部著作都翻了一遍，沒有找到我對德國（同樣對地球上的任何國家）說過任何一句貶低的話或者描寫過任何一項政治活動。雖然他們繼續在活動、在試探，可是所作的決定原封不動地又回到了他們的手裡。他們是否應該在全世介面前剝奪這位年邁的音樂大師——是他們自己將納粹音樂的大旗塞到他手中的——演出自己歌劇的權利或者是否我這個詞作者的名字斯特凡·茨威格能夠同史特勞斯並列寫在節目單上。這不僅玷汙了德國大劇院，也給納粹德國造成了奇恥大辱。他們挖空心思和他們苦不堪言的絞盡腦汁的做法多麼令我暗自高興啊。我已經預料到，即使我不參與，或者更確切地說，即使我不置可否，我那部音樂喜劇幾經周折，也會不可避免地發展成一種具有黨派色彩的刺耳音樂。
納粹黨對了結這件事一直下不了決心。可是到了一九三四年初，不管納粹黨是想違反自己的法律，還是想反對這位當時最偉大的音樂家，無論如何，再也不能繼續推遲了。歌劇的總譜、鋼琴曲譜、歌詞指令碼早已印刷完畢；歌劇的角色已經選定，並且進行了排練；道具服裝已經在德累斯頓皇家劇院預訂好了。可是戈林和戈培爾以及國家文化局、文化委員會、教育部和憲兵隊等有關部門，都沒有取得一致意見。為了一個歌劇搞到這步田地，已經夠荒唐了；「《沉默的女人》事件」終於成了一件轟動全國的大事。所有部門都不敢打破僵局，誰也不敢下令「同意」或者「禁止」。現在別無辦法，只好交給德國的主人、黨魁阿道夫·希特勒親自定奪。我的作品在這以前受到很多納粹分子的青睞；特別是那本《富歇傳》，他們曾把它看作政治上毫無顧忌的榜樣，他們經常對該書加以研究和討論。可是，在戈培爾和戈林之後，最後一位至高無上的人不得不仔細閱讀我那部三幕抒情歌劇。我私下通過各種渠道得知，他們沒完沒了地召開會議。最後，史特勞斯被召到德國那位至高無上的人面前。希特勒親自告訴史特勞斯，他將破例批准那部歌劇演出，儘管這樣做也是違背新德意志帝國的有關法律的。希特勒作出這樣的決定，完全像他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一樣，不是出於他的本意，而是在玩弄權術。
納粹德國不舒服的日子終於來到了，被納粹譴責的茨威格的名字又出現在戲劇海報上，各個劇院將再次上演他的一部歌劇。我當然不能出席那次演出，因為我知道劇院大廳裡肯定擠滿了穿褐色制服的人；人們甚至估計希特勒本人也會出席其中的一場演出。這部歌劇獲得極大的成功。我必須向音樂評論家們表示我的敬意。他們中間有十分之九的人很高興地利用這次機會，以便再一次，或許是最後一次表達他們內心對種族論的反抗。他們用盡美好的言詞評論我寫的指令碼。在柏林、漢堡、法蘭克福、慕尼黑，幾乎所有的德國劇院都立刻預告那部歌劇下一次演出的時間。
第二次演出剛過，突然晴空一陣霹靂。一夜之間，德累斯頓和整個德國都接到通知：禁止那部歌劇上演。更有甚者，我看到史特勞斯辭去國家音樂局總監的訊息。大家都知道，肯定發生了特別的事情。過了很長時間，我才弄清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事情是這樣的：史特勞斯又寫給我一封信，他在信中督促我馬上創作一部新歌劇的指令碼。他在信中以驚人的坦率表明了自己的態度，這封信落到了蓋世太保的手裡，然後被擺在了史特勞斯的面前。這樣，史特勞斯不得不立刻辭職，那部歌劇也立刻遭到了禁演，只能在自由的瑞士和布拉格以及義大利上演，那是當時還沒有拜倒在種族歧視腳下的墨索里尼特別批准的。而德國人從此再也聽不到他們自己的、當時依然健在的、最偉大的老音樂家寫的那部令人銷魂的歌劇中的任何一個音符了。
當那件事情沸沸揚揚的時候，我正在國外，因為我覺得動盪的奧地利使我無法安靜地工作。我在薩爾茨堡的家離邊境非常近。我抬頭就能看到貝希特斯加登山，阿道夫·希特勒就住在這座山上。我們的鄰居是一個非常討厭、令人不安的國家。因為我住在德意志帝國的邊界這邊，我對德國虎視眈眈地望著奧地利的危險情況，比住在維也納的朋友們瞭解得更加深刻。在維也納，坐在咖啡館裡的人，甚至政府的官員們，都把國家社會主義看作「那一邊」發生的事，認為它絕不會觸及奧地利。有嚴密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不是依然存在嗎？它幾乎得到半數國民的支援。自從希特勒的「德國基督教徒」公開非難基督教，並公開宣稱自己的元首「比耶穌基督還要偉大」以來，希特勒不就成了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共同敵人嗎？法國和英國不也成為奧地利民族聯盟的捍衛者了嗎？墨索里尼不是早就宣稱義大利要堅決承擔保護國的責任嗎？他不是說要保證奧地利的獨立嗎？就連猶太人對面前發生的一切也漠不關心，好像剝奪醫生、律師、學者、演員的自身權利的事情是發生在遙遠的中國，而不是發生在只有三個小時火車路程的同樣講德語的地方。奧地利人悠然自得地坐在自己家中；他們開著汽車到處兜風，除此以外，他們還有一句口頭禪式的安慰話：「那邊的事不會長久的。」由此使我回想起在我短暫的俄國之行時，在列寧格勒和我的出版者的一次談話。他對我說，他曾經非常有錢，有過美好的生活。我問他，為什麼不像許多人那樣在革命一爆發就馬上離去？「哎呀，」他回答說，「那個時候誰會相信像一個委員會和士兵共和國這樣的事情能存在超過兩個星期的時間呢？」當時的奧地利人也同他一樣，出於同樣的生活意志，自己欺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