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爾茨堡緊鄰德國的邊界，我們在這裡看到的事比較清楚。狹窄的邊界河上人來人往，年輕人夜間悄悄渡河去接受那邊的訓練；煽動家們坐著汽車或者拄著登山杖扮成純樸的「遊客」越過邊界，在奧地利各地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基層組織」。他們開始招募新成員，同時威脅說，誰不表態支援他們，誰以後就會受到懲罰。這使得奧地利的警察和政府官員戰戰兢兢。我越來越感覺到，人們開始動搖，亂了方寸。我在薩爾茨堡有一個青年時代的朋友，他也是一位知名作家，我和他有三十年的密切交往。我們相互稱「你」，而不用客氣的「您」。我們互相題詞贈書，我們每個星期都能見一次面。有一天，我在大街上看到這個老朋友和一位陌生的先生走在一起，我看到他立刻在一個和他毫無關係的櫥窗旁站住，背對著我，興致勃勃地向那個陌生人比劃著什麼。好奇怪，我想，他肯定看到我了。但這也可能純屬偶然。第二天，他突然打電話給我，問是否可以下午到我家來談談。我答應了，可是有點納悶，因為我們從來都是在咖啡館見面的。結果，雖然他是緊急來訪，卻沒有說什麼重要的事。我馬上明白了，他一方面想繼續保持我們之間的友誼，但又怕受到懷疑。因此他表示，在這座小城市裡與我的關係不想太密切。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不久我就覺察到，平時常來常往的許多熟人過了一段時間都不見了。我的處境變得兇險了。

我當時還沒想到徹底離開薩爾茨堡，但我像往常一樣，決定到外國去度過冬天，以避開那裡小小的緊張氣氛。可是我萬萬沒有預料到，我於一九三三年十月離開美麗的家園時，竟成了一種告別。

我打算去法國工作，度過一月和二月。我熱愛這個有文化的美麗國家。我把它看作我的第二故鄉，我在那裡沒有覺得自己是外國人。瓦萊裡、羅曼·羅蘭、儒勒·羅曼、安德烈·紀德、羅歇·馬丁·杜加爾、杜阿梅爾、維爾德拉克、讓·理查德·布洛克，這些文學界的領袖都是我的朋友。我的書在那裡擁有幾乎和在德國一樣多的讀者。在那裡，沒有人把我看成外國作家，看成陌生人。我熱愛那裡的人民，熱愛那一片土地，熱愛巴黎。我在那裡的生活就像在家裡一樣，所以，每逢我從巴黎北站下車時，總會有這種感覺：我「回來」了。可是，我這次離開家是由於特殊的情況，我比往常提早動身，我想在聖誕節後再到巴黎，這段時間我到哪裡去呢？我回想起來，自我上完大學至今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可是我還沒有重訪過英國。我跟自己說，為什麼總待在巴黎，為什麼不去倫敦住上十天半月呢？為什麼不用另一種眼光去看看闊別多年的那些博物館，看看那個國家和那個城市呢？作了決定以後，我就沒有乘特別快車去巴黎，而是坐上了去法國北部港口城市加萊的火車。三十年後又一個十一月的日子，我在維多利亞車站下了車，這裡依然是迷霧濛濛。剛到倫敦，我碰到的第一件新鮮事就是不像以前那樣從車站坐馬車去旅館，而是換成了汽車。霧，灰色的霧，依然是那麼柔和陰涼。我還沒有向這座城市望一眼，三十年前聞到過的那種嗆鼻、潮溼、鬱悶的空氣，如今又把我包圍起來。

我帶的行李很少，同樣，我對倫敦也沒抱很大的希望。在這裡，我沒有幾個要好的朋友；英國作家和我們歐洲大陸的作家，彼此之間來往甚少；他們的民族傳統與歐洲大陸國家的傳統不同，他們不喜歡交往，喜歡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過一種獨善其身的生活。我已經記不太清了，從世界各地寄到我家、堆在我桌面上的許多書籍中，是否能找到一本英國作家作為禮物贈給我的書。我曾在德累斯頓的赫勒勞遇到過一次蕭伯納。有一次，威爾斯在訪問薩爾茨堡時到過我家，雖然我的很多著作都已譯成英文，但在這裡並不出名，英國一直是我的作品產生影響最小的國家。在我同美國、法國、義大利、俄國出版商結成私人友情的時候，我還沒有見到過一位在英國出版我著作的公司經理。因此之故，我作好了思想準備，等待忍受三十年以前的那種陌生感覺。

而事實並非如此，剛剛過了幾天，我就感覺到在倫敦有種說不出來的舒適。並非是倫敦大變樣，而是我本身變了，我增加了三十歲。經過戰爭和戰後過度緊張的年代以後，我特別渴求安靜的生活，不想再聽到政治方面的事。在英國也有各種政黨，這是很自然的事。有輝格黨和託利黨，一個保守黨，一個自由黨和一個工黨，它們之間的爭論與我何干。就是在文學界也有門戶之見和各種流派，必然有各種爭吵和隱蔽的抗爭，我完全站在圈外，我不但感到生活舒適，而且我終於又置身於一種溫良恭儉的市民氣氛之中。前幾年裡，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比我在農村和城市裡感覺到的仇恨和緊張更毒害我的生活的了。我還必須事事提防，以免陷入無休止的爭論之中。倫敦的居民沒有那種驚慌失措的表情，在倫敦的社會生活中，誠實、禮貌具有較高水平，而我們的國家由於欺騙成性變得不仁不義，我們與倫敦有天壤之別。倫敦的居民生活得祥和、滿足；他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自己的花園和個人的愛好上，並不關心鄰居的事。我在這裡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思想和考慮問題。但是，我留在倫敦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一部新作品。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我的《瑪麗·安託瓦內特》剛剛出版，我正在審校《伊拉斯謨》的校樣。在這本書裡，我試圖描繪一位人道主義者的精神面貌；這位人道主義者儘管比專業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時代的荒謬，可是他卻不能用自己的全部理智去阻止這種荒謬，這才是最可悲的。在完成這部影射現實的作品後，我打算寫一部醞釀已久的長篇小說。我寫的傳記夠多了，應該換個題材了。可是到倫敦的第三天，很快發生了一件事。由於我對作家名人的手跡感興趣，我就到大英博物館的公共閱覽室裡去觀看正在展出的手跡，其中有一份關於處死蘇格蘭女王的手寫報告。我情不自禁地想：瑪麗·斯圖亞特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她真的參與謀害了她的第二個丈夫？又或者不是她？因為晚上沒有可看的東西，我便買了一本關於這位女王的書。那是一首讚歌，它像保護聖靈一樣保護她。一本膚淺又愚蠢的書。由於無法滿足我的好奇心，第二天我又買了另一本書，這本書的內容同上一本完全相反。一個說她好，一個說她壞，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我向人打聽，哪本書說得真實，可是沒有人能說出來。於是我自己動手尋找材料，探索事實，不知不覺地陷入兩者的對比之中。於是，我在沒有真正弄清真實歷史的條件下，開始寫作一本關於瑪麗女王的書。為了寫這本書，我有好幾個星期都沒有離開圖書館。當一九三四年初我重新回到奧地利時，我就決定，我要在安靜的環境裡把這本書寫完，我要重新返回我喜愛的倫敦去。

用不了兩三天的時間，我就看出奧地利的局勢在不到幾個月的時間裡變得這麼糟糕。從寧靜安全的英國來到狂熱好鬥的奧地利，就像在七月裡酷熱的紐約，從一間有空調的涼爽房間一下子走到熾熱的大街上一樣。德國納粹的報刊開始慢慢破壞宗教界和市民階層的神經；奧地利人感到經濟壓力和德國的顛覆勢力越來越大。多爾富斯政府為維護奧地利的獨立，抵禦希特勒，一直拼命尋找最後一根支柱。法國和英國離得太遠了，它們對奧地利的態度也太冷淡了；捷克斯洛伐克依然抱著宿怨，同奧地利作對。這樣，只剩下義大利了。當時，義大利正在爭取成為奧地利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保護國，為了奧地利保護阿爾卑斯山的關卡和的裡雅斯特。可是墨索里尼卻為這種保護提出了苛刻條件：奧地利要順應法西斯主義潮流解散議會，從而把民主徹底埋葬了。如果不消滅或者剝奪社會民主黨的權力，這個奧地利最嚴密的政黨是不可能答應墨索里尼的條件的。若要摧毀這個政黨，沒有別的辦法，只有依靠殘酷的暴力。

多爾富斯的前任伊格納茨·賽佩爾已經針對那些恐怖活動建立了一個組織，即所謂的「民團」。從外表上看，這是一個極為可憐的組織。它是由外省的小律師、退伍軍人、不明身份的人、失業的工程師組成，他們對自己的處境感到失望，並且他們之間也瘋狂地仇恨起來。他們終於找到了一個所謂的領袖，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親王。這位親王曾一度拜倒在希特勒的腳下，反對德意志共和國，謾罵民主，現在卻率領著自己的僱傭兵成了希特勒的敵人而到處遊蕩，並且聲稱「要罷許多人的官」。那些民團的人到底想幹些什麼，現在還不完全清楚。實際上，民團計程車兵無非是想混一口飯吃。他們的全部力量不過是墨索里尼的拳頭，是他推著他們向前走的。那些標榜愛國的奧地利人，實際上正在用義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的樹墩，可悲的是，他們自己並沒有覺察。

社會民主黨比較清楚地認識到，真正的危險究竟在什麼地方。從這個黨本身來說，它並不需要害怕公開的鬥爭。它自己有武器，還能通過總罷工使所有的鐵路、水廠、電廠陷入癱瘓。該黨也清楚，希特勒正等待一場所謂的「赤色革命」發生，有了這個藉口，他就能以「救世主」的名義，命軍隊開進奧地利。在這種形勢下，對社會民主黨來說，比較妥當的解決辦法是：犧牲自己大部分的權力甚至取消國會，以便達成一項可以接受的妥協方案。當時的奧地利正處在希特勒主義的威脅陰影中。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一切有理智的人都會支援這種折衷方案。甚至像多爾富斯那樣多謀善斷、雄心勃勃但又完全現實的人，也傾向於聽從大家的意見。可是年輕的施塔勒姆貝爾格和他的同夥，即民團的另一個頭目法伊上校，他們則要求保衛聯盟交出它的武器，同時要求消滅任何民主、平等和自由的苗頭。社會民主黨則反對這類要求，雙方陣營陷入劍拔弩張的地步。人們感覺到，一場決戰正迫在眉睫，我懷著大家都有的緊張心情，充滿預感地想起了莎士比亞的話：「這麼惡劣的天氣沒有一場暴風雨是不會放晴的。」

我在薩爾茨堡只住了幾天，便馬上去了維也納。恰恰是二月的頭幾天，那場暴風雨突然爆發了。民團在林茨襲擊了工會的駐地，他們以為這裡有軍火庫，想要奪取軍火。工人們以總罷工來回擊他們。多爾富斯再次命令，用武力鎮壓那次純粹是人為製造出來的「革命」。所以，正規的國防軍用機槍和大炮威逼維也納的工人區，整整進行了三天艱苦的巷戰。這是西班牙內戰前歐洲民主和法西斯的最後一次較量。工人們在裝備精良的強大軍隊面前堅持了三天。

那三天我正在維也納，因而是那次決戰的見證人，也是奧地利毀滅自己獨立自由的見證人。但是，作為一個誠實的見證人，我會老老實實說，我事先一點沒有看到那次革命，而我認為那純粹是荒唐。要儘可能真實而又清楚地說明當時的真相，必須有挺身而出的勇氣來揭穿那些浪漫主義的胡思亂想。我覺得，最能體現現代革命的技術和本質特點的，莫過於那場發生在城市裡幾個個別地區，因而大多數居民並沒看到的革命。所以看起來特別奇怪：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我就在維也納，可是我絲毫沒有看到維也納發生的那些重要事件，什麼也沒看到，就連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也一無所知。大炮的轟擊，許多房子被侵佔，幾百具屍體被運走，如此等等，我既沒有聽到，也沒看到。可是在紐約、倫敦、巴黎的報紙讀者卻清楚地知道事件的真正過程。後來，我多次確鑿無疑地發現了那種奇怪的現象：在我們這個時代，離發生事件的地方只隔著十條街的人，遠不如相隔數千公里以外的人知道得清楚。幾個月後的一箇中午，多爾富斯在維也納被暗殺，當天下午五點半我就在倫敦街頭看到這條訊息。我馬上給維也納打電話，使我驚奇的是電話居然很快就接通了；更加使我驚奇的是，在電話裡我獲悉，在維也納離外交部只有五條街道的人竟不如倫敦街頭的人知道得多，知道得早。我必須以維也納所經歷的那次革命作為例子，從反面加以說明：今天同時代的人要想親眼看到那些改變世界和改變自己生活的事件是多麼不容易啊，如果他不是碰巧在現場的話。當時，我所經歷的全過程是：那天晚上，我同歌劇院芭蕾舞女導演瑪加蕾特·瓦爾曼在環城大道咖啡館見面，我是步行去環城大道的，正當我漫不經心地穿過馬路時，突然有幾個穿舊軍服的人端著槍向我走來，問我到哪裡去。我告訴他們，我要到那家咖啡館去，他們才放我過去。我既不知道那些衛兵為什麼突然出現在街頭，也不知道他們具體的任務是什麼。實際上，當時在郊外已經打了好幾個鐘頭的槍戰，可是在市內的人並不知道。第二天晚上我想回薩爾茨堡，當我回旅館結賬時，旅館門房對我說，恐怕走不成了，鐵路不通車了，工人在罷工；另外，市郊正發生什麼事。

第二天的報紙對有關社會民主黨人的一次暴動的報道相當含糊，好像說它已被平息。實際上，那天的戰鬥已達到白熱化的程度，政府決定先用機槍然後用大炮對準工人住宅區。可是我並沒有聽到大炮響。我想，如果那時整個奧地利被佔領，那麼，它不是被社會黨人、就是被納粹黨人或共產黨人所佔領。我也許就像慕尼黑人那樣什麼也不知道，他們早晨醒來，才從《慕尼黑最新訊息》上看到，他們的城市已落入希特勒的手中。當時，市內的一切都像往常一樣平靜、有條不紊，而郊區的戰鬥依然非常激烈。我們天真地相信官方的報道，認為一切都已解決，一切都已結束。我去國家圖書館查閱資料，那裡坐著許多大學生，他們在看書、學習，跟往常一樣；所有的商店都正常營業，完全沒有什麼不安的跡象。一直到第三天，一切都過去了，人們才獲知零星的真相。鐵路交通還沒有恢復，第四天早晨我才啟程返回薩爾茨堡。在薩爾茨堡的大街上，我遇見幾個熟人，他們急切地走來向我打聽，維也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我，作為那次革命的「親歷者」，不得不老老實實地回答他們：「我不清楚。最好還是買一份外國報紙看看。」

奇怪的是，事件結束後的第二天，我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擇突然落在我身上。從維也納返回薩爾茨堡再到我的家已是下午，家裡的桌子上堆滿校樣和信件，等我把拖欠的工作幹完，已到深夜了。翌日早晨，我還在床上躺著，就有人敲門，是我們那位忠實的老僕人，若不是我事先同他有約，他平時是不會來叫醒我的。他一臉的驚慌失措，他說，請我下去一趟，警察先生來了，要同我談話。我有點吃驚，穿上晨服，走下樓去。樓下站著四名便衣警察。他們通知我，他們是奉命來搜查的，說什麼我應該交出所有藏在家裡的共和主義者保衛同盟的武器。

我今天必須承認，開始的一剎那我幾乎驚得不知說什麼好。我家裡會有共和主義者保衛同盟的武器？實在是太荒唐了！我不屬於任何黨派，也從不過問政治，我已經有好幾個月不在薩爾茨堡了，這豈不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事嗎？一個軍火庫居然設在我的家裡，怎麼沒有人看見把槍支彈藥向山上運送呢？我沒有什麼好回答的，只好冰冷冷地說：「請，您搜吧。」那四個警察穿過房間，開啟一些箱櫃，又敲敲牆壁。從他們搜查時馬馬虎虎的神情看，我馬上就明白了，這種搜查純粹是一種形式，他們自己也不相信在這所房子裡存著武器。半小時後，他們宣佈搜查完畢，然後便走得無影無蹤。

這場惡作劇在當時為什麼使我如此憤慨，恐怕需要從歷史上加以說明。因為近幾十年來，歐洲和世界上的人幾乎已經忘記了，個人的公民權利和自由曾是多麼神聖。可是自一九三三年起，搜查、逮捕、查抄財產、逐出家園、流放以及各種形式的貶謫幾乎成了家常便飯。在我認識的歐洲朋友中，無一人沒有經歷過這種遭遇。在一九三四年初的奧地利，無故搜查一個公民的住宅，被認為是一種莫大的恥辱。對像我這樣一個完全脫離政治、多年來沒有行使過公民權的人進行搜查，必須有特殊的理由。事實上，那是奧地利的典型做法。薩爾茨堡的警察局長出於無奈，不得不對每夜用炸彈和爆炸物擾亂居民的納粹分子採取嚴厲措施。而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因為納粹黨會採用恐怖手段加以反擊。當局每天都收到恐嚇信，信中說，要是他們「迫害」納粹分子，必將為此付出代價。從統計資料看，納粹分子所說的報復的話，一直是百分之百兌現的。那些忠實的奧地利官員，在希特勒進駐的第二天就被關進了集中營。可想而知，搜查我家清楚地表明，那些人對任何人都採取這種所謂的安全措施。我在這個本身並不重要的插曲背後反而發覺，奧地利的局勢變得多麼嚴峻，從德國來的壓力是多麼強大。自從那幾個警察到過我家後，我就再也不喜歡我那個家了。一種直覺向我表明，這個插曲只不過是大規模侵犯人權的可怕的前奏。當天晚上，我就把最重要的檔案捆裝成包，決定從此長期在國外生活。我覺得，人世間最重要的是個人的自由，所以那種離別比離開家園和離開祖國的意義更深遠。我的家人對那所住宅的眷戀勝過對自己的家鄉，我們全家人都熱愛那片土地。可是我更渴望自由。我沒有跟我的朋友和熟人說明我的打算，兩天後徑直返回倫敦；到了倫敦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薩爾茨堡當局，我已決定放棄我的住宅。那是我脫離自己祖國的第一步。不過我知道，自從維也納發生事變那幾天以來，奧地利已經失敗——當然我還不能預測，我將因此失去多少。

洛德·喬治（1863—1945），英國自由主義政治家，一九二二年任首相。

阿里斯提德·布里昂（1862—1932），法國政治家和外交家，一九二六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指希特勒。

馮·比洛親王（1849—1929），德國外交家和政治家，一九〇〇年任帝國首相。

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1865—1951），德國工業家、政治家。

德國東南邊境小城，希特勒和納粹首領的別墅所在地。

本·瓊森（1571—1637），英國戲劇家，代表作有諷刺喜劇《福爾蓬奈》等。

威廉·富爾特溫格勒（1886—1945），德國著名指揮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