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一次又一次地回想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這段歐洲相對平靜的時期，也就是攪亂世界的那個人——希特勒——崛起前的十年。因為我們這一代人在十年之前受的苦難實在太深重了，所以我們把這相對平靜的十年看作十分珍貴的禮物。我們大家都有一種想法，我們一定要在這十年中彌補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的艱苦歲月從我們生活中奪走的自由、幸福與精神財富；所以我們發奮工作，心情卻非常舒暢；我們四處漫遊，試圖找到一個新的歐洲，一個新的世界。人們外出旅遊從沒有像這十年裡那麼多。是否青年人忍耐不住，急於彌補他們過去由於彼此隔絕所造成的損失呢？在我們重新被禁錮之前，及時衝出這狹小的天地，這或許還包含一種朦朦朧朧的預感吧？
在那個時候，我經常外出旅行，只不過跟我青年時代的旅行不可同日而語罷了。因為我在許多國家已不是籍籍無名了，到處都有我的朋友，我的出版人，還有一大群讀者。去那些國家我是作為作者去的，不再像從前那樣名不見經傳，純粹出於好奇而旅行。這給我帶來很多好處。我能夠更為有效、更為廣泛地宣傳我多年以來為之奮鬥的理想：爭取歐洲精神的統一。我本著這個信念在瑞士和荷蘭發表講演；我用法語在布魯塞爾的藝術宮演講，用義大利語在佛羅倫薩那座具有十三世紀藝術風格、富有歷史意義的大廳——米開朗琪羅和萊奧納多·達·芬奇曾在這裡住過——發表演講。在美洲，在大西洋到太平洋彼岸的一次巡迴演講中我又用英語。這是一種完全不同型別的旅行；在那些國家我可以看見該國最優秀的人物，像老朋友似的，不用特意去尋找他們。在我年輕的時候，我對他們深懷敬意，不敢給他們寫一個字；而現在，我們卻成了朋友。現在我已躋身於那個把陌生人傲慢地拒之門外的社交圈子；我可以參觀巴黎聖日耳曼區華麗的宮殿建築和義大利的高階宅邸；我可以看到私人的珍藏；現在，我已用不著在圖書館借閱臺前求助於人，而是圖書館館長親自把館藏善本拿給我看。我還可以在擁有百萬美元資產的古董商那裡，如費城的羅森巴克博士家做客，每當小收藏家從這些古董店鋪前走過時，總是滿面羞色。於是，我第一次見識到這個所謂的「上層」世界及這個世界的奢華。而這一切無需我向別人請求，是他們自己送上門來的。然而，難道這樣一來我就見多識廣了嗎？不，我依然渴望我青年時代那種無人等候的旅行，而且由於隻身行動，一切更有神秘感，所以我還不願放棄過去那種旅行方式。每當我去巴黎，我儘量避免在到達當天通知羅歇·馬丁·杜加爾、儒勒·羅曼、杜阿梅爾、馬塞雷爾這些最好的朋友。我像大學時候那樣，先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閒逛，重訪那些我年輕時候喜歡的咖啡館和小飯店，讓自己重溫年輕時代的美夢；如果我想寫作，我也是到那些別人想不到的地方去，如布洛涅或蒂拉諾或第戎這樣一些外省的小地方。我覺得，在住過那令人厭惡的豪華大旅館之後，住進小旅館，無人知道自己的行蹤，起居行動完全按自己的意願，是最愜意不過的事了。儘管後來希特勒從我身上奪走了許多東西，但是這種美好的感覺，在這十年裡按自己的意願充分享有內心自由的歐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沒收，也不可能從我心中磨滅的。
在眾多的旅行中，特別使我激動和受教益的一次旅行是去新的俄國。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前夕，我正在寫一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當時我就為此行作準備了。後來，戰爭打亂了我的計劃，自那以後，又有一種新的顧慮妨礙著我。由於布林什維克的實驗，俄國對一切有知識的人來說，成了戰後最富有魅力的國家。有人熱烈讚美它，有人瘋狂反對它，但這兩種人都沒有真正瞭解它。由於宣傳和同樣激烈的反宣傳，沒有人清楚地知道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人們都知道，那裡正在進行一些全新的試驗，不管這些試驗是善是惡，它們很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蕭伯納、威爾斯、巴比塞、伊斯特拉蒂、紀德及其他許多人都去訪問了這個國家；當他們回來時，有的興高采烈，有的失望沮喪。這樣反而引誘我親自到這個國家去看看，得出自己的結論。我的書在那裡廣泛流傳，不僅有馬克西姆·高爾基為我撰寫序言的全集，還有定價幾個戈比的廉價普及本在廣大群眾中間流傳。顯然，我到了那裡會受到很好的接待。但是，仍然存在妨礙我成行的因素，因為在當時去俄國的任何旅行，本身就意味著一次政治表態：要我這個對教條主義和政治深惡痛絕的人，在對一個難以預測的國家進行幾週一般性的觀察之前就表示讚許或否定；要我對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事先就發表自己的判斷。所以，儘管我有強烈的好奇心，我還是下不了決心到蘇維埃俄國去。
一九二八年初夏，我收到了一封邀請信，要我作為奧地利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到莫斯科參加紀念列夫·托爾斯泰誕辰一百週年的紀念活動，並請我在大會上致辭。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這次機會，因為這次活動是超黨派的，從而我的訪問也就失去了政治色彩。托爾斯泰是一個非暴力的信徒，而不是一個布林什維克主義者。我寫的那部關於他的書，已有數萬冊在那裡流傳，顯然我有權談談作為作家的托爾斯泰。而且我還覺得，如果所有國家的作家們都團結一致，共同紀念他們中間最偉大的人物，按照歐洲人的思想方法，這無疑是一場重要的示威。於是，我接受了邀請，而且對這次迅速的決定一點也不後悔。因為穿過波蘭就已使我大長見識。我沿途看到，我們的時代治癒自己的創傷有多麼快。我在一九一五年曾經看到過的在戰爭中化為廢墟的加利西亞城市如今已煥然一新。我又一次認識到，十年時間在個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頗長的路程，而在一個民族的生存中僅僅是一瞬間。在華沙已經看不到交戰雙方的軍隊在這裡兩次、三次、四次激烈戰鬥的痕跡。咖啡館裡坐著時髦的婦女，十分耀眼；穿得筆挺、身材修長的軍官在大街上散步，看上去更像扮演官兵的皇家劇院的演員。到處都可以感受到一股奮發向上、信心十足的自豪的氣氛，因為如此興隆的新的波蘭共和國是從幾百年的瓦礫堆上建立起來的。離開華沙，我們繼續向俄國邊境駛去。大地越來越平坦，沙土地面越來越寬廣。每到一個車站，當地村莊的居民都穿著色彩鮮豔的鄉村服裝站在車站兩旁，村民們把觀看一趟連線東西方世界的特別快車當作盛事。因為在當時，每天只有一趟客車從這裡駛向那個禁止外人入境的封閉的國家。邊境車站涅戈洛爾耶終於到了。鐵軌上方高高地懸掛著一條寬大的鮮紅橫幅，上面用西里爾文寫著一句標語，我不認識，別人給我翻譯說，那是：「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我們從這條鮮紅的標語下穿過，踏上了無產階級的帝國——蘇維埃共和國的土地，進入到一個新的世界。當然，我乘坐的列車並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沙皇時代的臥車，比歐洲豪華的列車還要舒適方便。因為車體寬大，行駛速度比較緩慢，震動也小。我是第一次穿越俄國的大地，奇怪的是，我對這片土地並不感到陌生，覺得一切都那麼熟悉：空曠略帶一點憂傷的草原；草原上的小茅舍；矗立著洋蔥頭形屋頂建築的小城鎮；留著長鬍須、一半像農民一半像先知的男人，用善良憨厚的笑聲向我們致意；戴著花頭巾、穿著白色短裙的婦女向我們出售格瓦斯、雞蛋和黃瓜。我怎麼會早知道這一切呢？那是因為我讀過俄國文學大師，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克薩科夫、高爾基的作品，他們用卓越的現實主義手法描繪了「民間」生活。那些穿著白色肥大上衣的普通男子站在那裡，憨態可掬，和藹可親；列車裡年輕的工作人員，有的下棋、有的看書、有的在交談；雖然我聽不懂他們的談話，但我相信自己懂得這些人說的意思，我覺得在他們身上具有青年人那種心神不定、不能自制的精神狀態，由於他們受到了巨大力量的召喚，所以在他們身上迸發出特殊的活力。如果說，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民眾」的愛會在一個人的心中起到回憶的作用，那麼我在列車上就已經對這些單純又動人、聰明又尚缺修養的青年人產生了憐憫之情。
我在蘇維埃俄國度過了高度緊張的十四天。我看、我聽，有時讚賞、有時厭倦，有時歡樂、有時生氣，始終是一股介於冷熱之間的交流電。莫斯科本身就是一個矛盾體——那裡有壯麗的紅場，旁邊是宮牆和洋蔥頭形屋頂的建築，有一點兒韃靼人的、東方的、拜占庭的奇特風格，這也是古老俄羅斯的風格；在紅場的另一端矗立著現代化、超現代化的高層建築，猶如一群陌生的美國巨人。兩者格格不入；被煙燻黑的古代希臘正教的聖像和鑲嵌寶石的聖壇在昏暗的教堂裡影影綽綽地放著金光，而離教堂百步遠的地方卻是一口水晶棺材，裡面躺著穿黑色西裝的列寧遺體。這裡剛剛粉刷過（我不知道是否因為我們的到來），一邊行駛著幾輛閃閃發光的小汽車，另一邊卻是滿臉鬍鬚、一身油汙的馬車伕輕輕地吆喝著，揮動鞭子驅趕著駕車的瘦小馬匹。我們發表演講的大歌劇院裡燈火輝煌，在無產階級的觀眾面前仍然是一派沙皇時代富麗堂皇的景象。而在郊外，則是一片老式的舊房子，好像髒兮兮無人照料的老人，為了不致跌倒而互相緊緊地依靠著。所有的一切早就陳舊不堪，可是現在卻想要一下子變得現代化、超現代化。因為這種急於求成，莫斯科人滿為患，到處都是亂鬨鬨的。不論是在商店裡還是在劇院門口，到處是擁擠不堪的人群。由於機構臃腫，所以辦事效率很低，到處是等著辦事的人。理應訂出「制度」的新官僚們熱衷於批條子發檔案，一切事情都被耽誤了。那次盛大的紀念大會原定六點，可是直到九點半才開始，當半夜三點我精疲力盡地離開大歌劇院時，演說者還在滔滔不絕地講著；我作為一個歐洲人，在參加每次招待會或赴約時，總是提前一小時到場。時間就這樣從人的手中白白流走，但在注視和觀察事物時，在討論問題時，卻顯得每一秒鐘都十分重要。俄羅斯人不論對什麼事情都表現出一種熱情；那種煽動人心的秘密力量會在不知不覺中抓住每一個人，使得他們那種難以抑制的興奮、情感和思想一起熾熱地迸發出來。雖然我們無權知道這些人為什麼和為了何事竟如此激動，但無疑和新變化的社會氣氛有關；也許一種俄羅斯式的國魂已降落在他們的身上。
有很多事情確實了不起。首先是列寧格勒，這座由膽識過人的諸侯們天才地設計的城市，佈局宏偉，宮殿氣派。它同時又是《白夜》中令人壓抑的彼得堡，是拉斯科爾尼科夫的彼得堡。冬宮極其雄偉壯觀，裡面的景象使人難忘。我們看到成群的工人、士兵、農民，他們穿著沉重的靴鞋，手裡拿著帽子，緩緩地穿過從前皇帝住過的殿堂，就像在教堂裡走到聖像前面似的。他們在觀看那些繪畫時，心中暗含著一種自豪：現在這裡的一切都是屬於我們的，因此，我們要學會了解這些東西。老師們帶著圓臉蛋兒的孩子們穿過大廳。冬宮的藝術講解員向那些拘謹而又專心的農民講述倫勃朗和提香的繪畫；當講解員指向某些畫的細部時，農民沉重的眼皮總會抬起來，怯生生地向上看。那種天真的、一本正經的學習精神，未免有點可笑，可這是認真的，到處都可以看到。因為要想讓這些目不識丁的民眾一夜間就能夠懂得貝多芬和維米爾，這顯然是拔苗助長。無論是講述這些藝術品的一方，還是要求懂得藝術品價值的另一方，雙方都那麼性急。孩子們在學校裡畫的是最簡單、最粗糙的東西。在十二歲小姑娘的課桌上放著黑格爾的著作和索列爾的書（當時連我都不知道這個人）；甚至連不大識字的馬車伕手裡也拿著一本書，僅僅因為這是書而不是別的，書就意味著教育，這是新的無產階級的光榮和義務。他們讓我參觀那些中型工廠，並且期待我們的讚揚，就好像在歐洲和美洲還沒有過這樣的工廠。我們不得不裝出一番笑容。一個工人曾非常自豪地指著一臺縫紉機對我說：「這是電動的。」然後以期待的眼光看著我，似乎我應該大大讚揚一番。因為工人們都是第一次看到這種產品，所以他們虔誠地相信，是革命，是革命之父列寧和托洛茨基設計和發明了這一切。於是我們微笑著稱讚一番，與此同時又暗自覺得好笑。俄羅斯這個國家就是這樣不可思議，像是一個有才能的心地善良的大孩子。我們總是這樣想而且反問自己：這個國家將來真的會像它打算的那樣非常迅速地改變舊面貌嗎？宏偉藍圖也許會變得更加龐大，也許會在俄羅斯人原有的奧勃洛摩夫式的怠倦中變成泡影？我們有時候覺得可信，有時候覺得懷疑；我看得越多，心裡就感到越糊塗。
可是，難道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只有我有？俄國人身上就沒有？難道我們共同紀念的托爾斯泰心靈中就沒有？在去托爾斯泰的故居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火車上，我跟盧那察爾斯基談論過這個問題。盧那察爾斯基對我說：「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是革命者還是反革命者？他自己知道嗎？他作為一個真正的俄國人，想把數千年來世界上的一切在他手中來個翻天覆地。」他微笑著補充說：「完全像我們現在似的，想用唯一的方案改變一切。如果有人把我們稱為有耐性的人，那麼這是把我們俄國人看錯了。我們的身體，甚至我們的心靈都是有耐性的，但是我們的思想卻比任何民族都沒有耐性。我們總是立刻想知道所有的真諦，即‘真理’。這位老人就是因此而飽受痛苦。」是呀，確實如此，當我走過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托爾斯泰故居時，我總有這個想法：「這位偉大的人物是怎樣自討苦吃啊！」我看到一張寫字檯，托爾斯泰曾在這裡寫下不朽的著作，他寫累了，就到隔壁一間很小的房子裡去修鞋，修理那些破舊的鞋子。這裡有一扇門，那裡有一座樓梯，他正是穿過這扇門，通過那座樓梯，逃離這個家，擺脫他自身的矛盾。屋裡掛著一杆槍，在戰爭中他曾經用這杆槍打死過敵人，而他又是一個反對一切戰爭的人。就在那棟矮矮的白色莊園裡，托爾斯泰的生活矛盾，強烈地、形象地浮現在我眼前，而令人奇怪的是，當我向他最後的安息地走去時，原來的哀思之情漸漸淡薄起來。
在俄國，我所見到的再沒有比托爾斯泰的墳墓那麼偉大和那麼使人感動的了。那塊高貴的朝聖地坐落在偏僻、孤寂之處，被一片樹林環抱著。一條窄窄的小路通向那個小山丘，這山丘不過是用土堆成的矩形土山，無人看守，也沒有人保護，只有幾棵大樹為它遮陰。在墓前，他的孫女對我說，那些參天大樹是列夫·托爾斯泰親手栽下的。他同他的哥哥尼古拉童年時曾從一個村婦那裡聽到這樣一個傳說：人們栽樹的地方將是一塊吉祥之地。因此，他半開玩笑地種下了一些樹苗。到了晚年，老人突然想起那個迷人的預言，於是他立刻表達了自己的願望：死後葬在自己栽下的樹林中間。他的後事是完全遵照他的意願辦的，他的墳塋簡樸得令人心酸，從而使它成為世界上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墓地。一個小小的矩形山丘，上面有參天大樹籠罩著——沒有十字架，沒有墓碑，更沒有銘文！這位偉大的人物入葬時不留姓名，世上再也沒有人像他這樣對自己的姓名和榮譽感到痛苦；他默默地被埋葬在這裡，從外表上看，像一個偶然被發現的流浪漢或者一個不知名計程車兵之墓。誰都可以踏進他這塊永久之地，雖然周圍有柵欄，但從來沒有封閉過。唯有人們的敬意護衛著這位永遠不休息的老人最後的安息地。通常，人們總是對陵墓的宏偉壯觀深表驚奇，而這裡的墳塋卻以出奇的簡樸更引起人們的深思。微風像上帝的低語在這座沒有名字的墳墓上沙沙作響，除此之外，便是一片寂靜。人們可以從這裡走過，除了知道這裡埋著一個人，在俄國的土地上埋著一個俄國人，其他便什麼也不知道了。可是，無論是巴黎榮軍院教堂裡大理石拱門之下拿破崙的墓室，君王陵寢裡歌德的靈柩，還是威斯敏斯特教堂裡的墓碑，它們的景象都不及這座在樹林中的、非常安謐的無名墳塋這樣感人至深，因為在它上面風兒微微低語，而墳墓本身卻沒有留下任何文字和話語。
我在俄國待了十四天，我始終有這種感覺：他們內心裡急於求成，並有點朦朧的陶醉感。可是，究竟是什麼使他們如此激動呢？很快我就獲得了答案：因為他們是人，而人總會有熱情的衝動。他們所有人都認為自己已經參與到一個涉及全人類的偉大事業中，他們全都抱著這樣的信念：他們不得不忍受物品匱乏和短缺之苦，都是為了一個更崇高的使命。他們過去在歐洲人面前的那種自卑感，現在一下子變成了高度的自豪感，就好像他們超過了所有的人：「光明來自東方」，他們是未來的救世主；他們的想法就是這樣誠懇和正直；這就是他們所認識的「真理」，別人只能夢想的事情將由他們來完成。即使他們給我看那些微不足道的東西，他們也會眼睛明亮起來：「這是我們自己做的。」這個「我們」是指全體人員。替我駕車的馬車伕用鞭子指著一幢新樓，張著大嘴笑著說：「這是我們自己建的。」韃靼人和蒙古人大學生向我走來，驕傲地向我展示他們的書，這個說：「這是達爾文的書！」那個說：「這是馬克思的書！」他們那股神氣，就好像書是他們自己寫的。他們急切地向我們顯示他們擁有的一切，向我們仔細解釋，他們非常感激那些觀看他們「事業」的來賓。那是斯大林以前的年代，他們每個人都充分信任歐洲人，用善意的、誠懇的目光望著我們，同我們親切地緊緊握手，像親兄弟一般。而恰恰是這些少數人同時也表現出：他們對我們友好，卻缺乏「尊敬」。因為在他們看來，人本來就是兄弟，也是同志。我們曾在過去屬於亞歷山大·赫爾岑的宅第裡聚會，不僅有歐洲的作家和俄國的作家，而且還有通古斯族作家、喬治亞作家和高加索作家。每一個蘇維埃聯盟國家都為參加托爾斯泰紀念活動派出了自己的作家代表團。我們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能互相交談，但能明白彼此的意思。有時，他們中間一個人站起來，徑直朝我們中間一個人走來，指指這位作家寫的書，然後再指著自己的心，意思是說：「我非常喜歡這本書。」接著他緊緊抓住這位作家的手，使勁握著，好像他喜歡得非要把對方的手關節搖散了不可。使人更為感動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帶來了禮物。當時還是困難時期，他們並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可是每人都拿出一點東西給我們留作紀念：一幅不值錢的舊版畫，一本不能讀的舊書，一件鄉間木刻。我回贈給他們的是在他們這裡早已見不到的，在他們看來價值很高的東西，如一把吉列保險刮臉刀、一支鋼筆、幾疊優質信紙、一雙軟皮拖鞋，以致我回家時行李少得不能再少。正是這種不用語言表達的熱烈情感，使我們深受感動。我們在這裡受到如此寬厚如此溫暖的禮遇，是我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因為在我們那裡還沒有達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境界。每次聚會都有一種危險的誘惑。的確，也有一些外國作家在訪問俄國時經不住這種誘惑，因為他們受到如此隆重的款待，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和愛戴。他們認為一定要讚揚這個新政權，因為在這個政權之下的人民非常喜歡讀他們的書，也喜愛他們本人。禮尚往來，將心比心，本來就是人的本性。我必須承認，我自己在俄國有時幾乎也大唱讚歌，在一片熱烈的氣氛中，我的頭腦近乎發昏。
我之所以沒有跌入魔術般的迷境，與其說是歸功於我內在的剋制力量，倒不如說是一位不知姓名的陌生人的提醒，我後來始終不知此人是誰。那是一次與大學生的快樂聚會，會後，學生們圍著我，擁抱我，同我握手。他們的熱情感染了我，我高興地望著那一張張朝氣蓬勃的面孔。最後有四五個大學生陪我到住處，這些人之中，就有派給我的那位女翻譯，她也是大學生，她什麼都翻譯給我聽。直到我關上旅館房間的門，我才是真正獨自一人，這是我十二天來第一次獨處，因為在這十二天裡，我身邊總是有人陪著，有人圍著，我始終被一股暖流推動著。我把外衣脫下放在一旁，這時才發現上衣有沙沙的紙聲。我伸手到衣袋裡，拿出了一封信，是用法語寫的，但不是通過郵局寄來的，一定是有人在擁擠時或擁抱時悄悄塞到我的衣袋裡的。
這是一封沒有落款的信，是一封十分巧妙且通情達理的信，儘管這不是一名「白俄」寫的，可是信中流露出最近幾年來對自由不斷受到限制的憤懣情緒。這位不相識的人寫道：「請您不要相信他們向您說的一切，請您不要忘記，他們向您展出讓您看的一切，他們還有許多東西沒讓您看。您要記住，跟您交談的那些人，他們還沒有把真心話告訴您，他們不敢，只是講了允許講的話。現在我們大家都受到監視，恐怕您受的監視更多。您的女翻譯每天都向上級彙報您說的每一句話。您的電話被竊聽，每走一步都有監視。」他舉了一系列無法證實的例子和細節。我按照寫信人的要求把信燒了。「請您不要撕碎它，因為會有人把紙簍裡的碎片拿出來再拼湊起來。」——這時我開始深省一切。我處在誠摯的熱烈氣氛中，在那非常融洽的同志式的氣氛中，有許多機會私下裡同某個人進行無拘無束的交談，難道這一次次的私下接觸都是假的嗎？由於我不懂俄語，無法與真正的老百姓直接接觸，更何況只有十四天時間，就我所看到的而言，也不過是一望無際的帝國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如果我不欺騙自己也不欺騙別人，那麼我一定要說，我得到的印象，在細節上是相當動人和鼓舞人的，但從客觀上講，並沒有多大用處。幾乎所有的作家從俄國回來以後，都很快出版了一本書，不是熱烈的讚揚，就是激烈的反對，而我只不過寫了幾篇文章。我認為我採取這種保留的態度是正確的，因為三個月後，許多事情就同我見過的不一樣了；一年之後，經過劇烈的變革，當時說的每一句話都被事實斥為謊言。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在俄國強烈地感受到的那個時代的暴風驟雨式的變革，是我一生中極少經歷的。
當我離開莫斯科時，我的箱子基本上空了。我把能送的東西都送給他們了；他們送給我的東西，我只帶回兩幅聖像，後來我把它們長期掛在我的房間裡，作為裝飾。不過，我帶回來的最珍貴的東西，是和馬克西姆·高爾基的友誼。我和他第一次會面是在莫斯科；兩年以後，我和他在索倫託再次重逢，他由於健康受到威脅而去那裡療養。我到他家做客，在那裡度過了難忘的三天。
這次會面真是不同尋常。高爾基不會任何外語，我也不會俄語，按道理講，我們兩人只有默默地相對而坐。幸虧有我們尊敬的瑪麗亞·佈德貝格男爵夫人在一旁翻譯，我們才得以交談。高爾基不愧為世界文學中一位最有天才的敘述家。敘述不僅僅是他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也是他整個天性本能的集中表現。他在敘述時把自己放到要敘述的事物中，把自己變成敘述的物件。我雖然不懂俄語，但可以從他面部表情中明白他的意思。看上去，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俄羅斯人」，我無法用別的詞來表達。他臉上沒有什麼特殊的地方，這個身材瘦長、頭髮草黃、顴骨寬寬的人，叫人聯想到田裡的農民、馬車伕、鞋匠或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等等。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老百姓」，是俄羅斯原型的集中體現者。在大街上，人們可能漫不經心地從他面前走過，不會注意到他。只有坐在他的對面，聽他敘述什麼的時候，你才會認出他來。因為他在無意之中變成了他所要描繪的人。直到今天，我仍然記得，他在描繪遊歷時遇到的一個疲倦、年邁的駝揹人時，很自然地把腦袋耷拉下來，雙肩下垂，眼神陰鬱、倦怠。沒有翻譯，我就已明白了他敘述的是什麼。開始敘述時，他精神抖擻，藍眼睛明亮有神；當他的聲音變得顫抖時，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變成了那個駝背的老人。如果他敘述一些高興的事情，他會立刻大笑起來，輕輕地向後仰著，額頭閃著光。聽他講話確實是一件難以形容的快事，他用熟練的形象動作來表現他敘述的人和物。他身上所有的一切，不論是走路的姿態還是坐相，以及傾聽別人的講話和十分高興的時候，都是那麼實在和自然。一次晚會上，他喬裝成一個貴族，腰間佩帶一把軍刀，眼神頓時變得威嚴無比，他眉毛飛揚、挺胸收腹，在屋裡來回踱著方步，好像是在考慮沙皇的一道諭旨；可是當他一卸裝，他笑得像農家少年那樣質樸。他的生命力簡直是一個奇蹟，他的肺壞了，可他依然活著，這與醫學規律是相違背的。是那種不同尋常的生活意志和堅強的責任感使他頑強地活了下來。每天早上，他用清晰的手寫體寫他的長篇小說，回答本國青年作家和工人提出的成百上千的問題。對我來說，和他在一起，就好像到了俄國，這不是布林什維克的俄國，也不是今天和以前的俄國；我看到了一個永恆民族的寬闊、堅強、深沉的靈魂。在那些年月裡，他的內心還是猶豫不決的。作為一個老革命家，他也主張改天換地，他與列寧的個人友誼甚為密切，但他當時也很猶豫是否完全投靠黨，用他的話來說，是否成為黨的「牧師或教皇」。他始終感到良心上的壓力，因為在那些歲月裡，每個星期都有新決定，但那些決定與他這樣的人是非常不合拍的。
在那幾天裡，我恰巧成了那樣一種完全是新俄羅斯人的典型場面的見證人，那個場面為我揭開了他的全部矛盾。一艘俄國戰艦在訓練中第一次駛進了那不勒斯。從沒有到過西方世界的年輕水兵們穿著漂亮的制服下船散步，穿過托萊多大街，他們睜大好奇的農民的眼睛，對一切新鮮的東西怎麼也看不夠。第二天，他們中的一群人決定到索倫託來，來看看「他們自己的」大作家。他們沒有事先通知他，在他們俄羅斯人同胞情誼的思維中，他們覺得「他們自己的」作家會隨時給自己的同胞騰出時間。他們突然來到高爾基的家門前，而他們的想法完全正確，高爾基沒有讓他們等候，就把他們請進去。可是，高爾基第二天笑著對我說，那些青年人在開始的時候對他非常嚴厲。對這些年輕人來說，「公事」高於一切，他們剛踏進這座美麗舒適的別墅就說道：「你怎麼住這樣的房子，你怎麼生活得像資產階級一樣。你究竟為什麼不回俄國去？」高爾基不得不向他們做詳細的解釋。好在事情順利，這些老實規矩的青年人並沒有把這件事看得那麼嚴重。他們無非是顯示一下自己的信念。接著，他們毫無拘束地坐下來，喝茶、聊天，最後告別時，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同他擁抱。照高爾基的描述，那個場面是非常動人的。他對青年一代輕鬆自由的處事方式非常喜歡，對他們落拓不羈的作風一點也不生氣。他一再重複說：「我們與他們是多麼不同啊。我們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無比，但從來不能把握自己。」那天晚上，他一直興高采烈。可是當我對他說：「我看你當時的想法是最好和他們一起回家。」他猛地一愣，直瞪瞪地望著我：「這，你是怎麼知道的？說真的，直到最後一刻鐘我還在考慮，我是否把一切：書籍、紙張、手稿統統留下，同那些小夥子一起乘船去航行十四天，這樣也許我會知道俄國現在是個什麼樣子了。一個人在遠離祖國的地方，會把自己學到的最好的東西荒疏，流亡中的我們還沒有一個人為祖國做出過有益的貢獻。」
高爾基把在索倫託的療養生活叫作流亡是不對的。他每天都想回國，事實上他也回去過。他不像梅列日科夫斯基那樣真的被驅逐，書籍被禁止，我在巴黎時曾遇到過這個悲劇性的憤懣人物。他也不像我們今天這樣，按照格里爾帕策的美妙的說法，我們「對兩邊來說都是外國人，沒有祖國」。我們說的是他國語言，無家可歸，隨風飄蕩。真正的流亡者並不像高爾基所說的那樣。在以後的幾天裡，我曾在那不勒斯探望了一個非常特殊的流亡者，這就是貝內代託·克羅齊。數十年來他曾是青年人的精神領袖，他曾當過參議員和部長，在他的祖國享有各種禮儀上的榮譽，直到他因反對法西斯主義而和墨索里尼發生衝突。他辭去各種官職，隱居起來。這樣也不能使那些強權者滿意，他們要限制他的反抗，必要時甚至要採取懲罰的措施。那些青年人也變得跟過去大不一樣了，他們成了為反動勢力隨時效勞的先鋒隊。他們衝進他的住宅，打碎他住房的玻璃。但是，這位有一雙大而聰明的眼睛、留著一撮山羊鬍子、看起來更像個普通老百姓的矮胖人物，他並沒有被嚇倒。他沒有離開他的祖國，雖然他接到美國和其他國家大學的邀請，他還是留在家裡，藏在書堆成的大牆後面，繼續辦他的雜誌《批評》。他繼續宣傳他的思想，出版他的著作，他的威望越來越高，以致根據墨索里尼的命令制定嚴格的檢查制度在他面前執行不下去。然而，另一方面，他的學生、同他志同道合的同志卻全部被瓦解了。不管是義大利人還是外國人，要去探望他，都需要非凡的勇氣，因為當局知道得很清楚，他在自己的城堡裡，即在滿是書籍的書房裡，也會無所不談，直言不諱。所以，他等於生活在一個密封的房間裡，他生活在四千萬同胞中，就像生活在一隻煤氣罐裡似的。我覺得，在一座幾十萬人口的城市裡，在有幾千萬人口的國家裡，這種密封式的孤立是一件可怕的事，同時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當時我還不知道，這種消滅一個人思想的做法比起以後加在我們頭上的做法，還是寬容得多的。我不能不欽佩，這個年邁的老人在每天的鬥爭中保持了怎樣清醒和旺盛的精力呵！但是他卻笑著對我說：「恰恰是這種反抗鬥爭使一個人變成年輕人。要是我還當參議員，在精神上我早已變得懶散和逍遙自在，我很容易就老了。對一個有思想的人來說，危害最大的莫過於缺乏反抗精神。自從我孤身一人，青年人也不再來了，我更需要使自己變得年輕。」
過了好多年以後我才懂得，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單的不斷升級和強化，也不會把一個人摧垮。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這樣。一個人獲得這類認識，從不是通過別人的經驗，而始終只能從自己的命運中獲得。
我從未見過義大利最重要的人物墨索里尼，這應該歸咎於我歷來不願意接近政治人物；即使在我的祖國，小小的奧地利，我也沒有見到國家的領導人，如賽佩爾、多爾富斯、舒施尼克。本來我有這樣的機會，可是我有意不這麼做。我從我的朋友——他們也是墨索里尼的朋友——那裡獲悉，墨索里尼非常喜歡讀我的書，是義大利第一批最熱心的讀者之一。由於他曾經滿足過我首次向一位政治家提出的請求，所以我本該親自去向他致謝。
事情是這樣的。一天，我接到一位朋友從巴黎發來的快信，信中說有一位義大利婦女有要事到薩爾茨堡來見我，希望我立刻接待她。第二天她就來了。她說的事確實讓人震驚。她的丈夫，一個出身寒微的優秀醫生，是由馬泰奧蒂資助培養成材的。在馬泰奧蒂這位社會黨的領導人被法西斯分子野蠻地殺害以後，心力交瘁的世界良心對這種暴行發出了憤怒的吼聲，整個歐洲都被激怒了。他這個忠誠的朋友是在當時敢於在羅馬大街上公開抬著被害者靈柩的六位勇士之一。但是不久之後，他因為受到威脅和刁難而出外流亡。但是，馬泰奧蒂家屬的命運使他十分不安。為了報答他的恩主，他想把馬泰奧蒂的孩子偷偷地從義大利送到國外，可是他們在行動的時候落在密探和破壞分子手中，他本人也在這次行動中被逮捕。由於一提起馬泰奧蒂就會使義大利當局陷入難堪的境地，所以用這樣的理由對他起訴，幾乎對他構不成大罪。可是，那位起訴官卻十分巧妙地與另一件同時發生的暗殺墨索里尼的案件聯絡起來了。於是這位在戰地獲得過最高獎賞的醫生被判了十年監禁。
十分明顯，他的這位年輕妻子是多麼心急如焚。她在信中說，她的丈夫活不過這十年，求我為反對這項判決做點什麼，要我與歐洲的文學界名人聯合起來，大聲疾呼提出抗議。她請我予以幫助。我立刻勸阻她不要提什麼抗議。我早已知道，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有這樣的公開宣告一點用處也沒有。我竭力向她說明，出於民族的尊嚴，沒有一個國家會在外部的壓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在美國的薩科—萬澤蒂案件中，歐洲的抗議完全幫了倒忙。我懇求她不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幹出什麼傻事來，她這樣做，只能使她丈夫的處境變得更糟。因為如果有人試圖從外部給墨索里尼施加壓力，他也絕不能作出減刑的安排，即使他想這樣做，也是辦不到的。但是，我用誠懇的態度答應她，我將盡量設法幫助她。正巧下個星期我要到義大利去，我在義大利有一些頗具影響力的朋友，也許他們能夠悄悄地為她丈夫說些好話。
我到達義大利的第一天，就開始辦這件事。但我發覺，我的那些朋友變得謹小慎微，我剛剛說出那位醫生的名字，他們個個臉上流露出為難的神色，都說沒有辦法，並且說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於是我去找一個又一個。如果我這樣回國，我會十分慚愧，也許那個不幸的女人會以為我沒有給她盡力辦事呢。不過，我還有一條路沒有試一試。現在只剩下一個可能性，那是一條直截了當的路，即寫信給那位掌握生死大權的人，墨索里尼。
我這樣做了，我給墨索里尼寫了一封十分誠懇的信。我在信中說到——但信的開頭我不願意說一些恭維的話，我開門見山說實事——我不認識這個醫生，也不知道實情；但是我見過他那顯然是無辜的妻子。如果她的丈夫在獄中度過那麼多年，那麼，這個沉重的枷鎖便也是加在她的身上。我並不想批評這次判決，而我可以設想，如果她的丈夫不是坐牢，而是被遣送到某個允許妻兒一起居住的荒島上，對這個女人這將意味著救命之舉。
我拿著這封寫給貝尼託·墨索里尼閣下的信，投入了薩爾茨堡的普通訊箱。四天以後，義大利駐維也納的公使館給我來信說，墨索里尼閣下讓公使代他對我表示感謝，並說，閣下已滿足我的願望，並已縮短刑期。這時，從義大利也來了電報，證明我所請求的改判已經進行。墨索里尼大筆一揮，親自批准了我的請求。實際上，那個被判刑的醫生很快被赦免了。在我的一生當中，從來沒有像這封信那樣給我帶來如此的快樂和滿足。如果說有一件文字工作曾發揮很大的作用，那麼，我就會懷著感激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想到這封信。
在風平浪靜的最後幾年裡，外出旅行是十分愉快的。不過，回到家鄉看看倒也覺得愜意。在風平浪靜之中發生的一些事很值得回味。薩爾茨堡這座小城只有四萬人口，因為它具有浪漫主義色彩，位置又比較偏僻，所以我選擇此處作為自己的定居之地。這幾年裡，小城發生了巨大變化，到了夏天，它不僅成為歐洲藝術家聚會的地方，也成了全世界藝術家的大都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最艱難的那幾年，為了幫助在夏季沒有收入的演員和音樂家擺脫貧困，馬克斯·賴恩哈德和霍夫曼斯塔爾曾舉辦了幾次演出，尤其是薩爾茨堡教堂廣場上那次稱為「為每個人」的露天演出，吸引了不少鄰近地區的觀眾；後來又在這裡試演了歌劇，演出效果越來越好，越來越完美，於是逐漸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最優秀的指揮家、歌唱家和演員懷著好勝的心情一齊擁來，為了能有機會不僅在自己國內有限的觀眾面前，而且也在國際觀眾面前愉快地表演他們的技藝。薩爾茨堡一下子成了各種藝術節舉辦的地方，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彷彿成了新的奧林匹克藝術表演場；每個國家都到這裡來競相展現最優秀的藝術成就；沒有人願意錯過觀看這些精彩的演出。國王和王公們，美國的百萬富翁和電影明星，音樂愛好者，藝術家和詩人，還有那些擺紳士派頭的人，都在近幾年雲集薩爾茨堡。在一個長期不被重視的小小奧地利的偏僻小城，能夠把各國優秀的表演藝術家和音樂大師成功地薈萃一堂，這在歐洲是空前的。薩爾茨堡繁榮起來了。到了夏天，在大街上就可以遇到不少來自歐洲各地和美洲的人，前來尋求藝術最高水平的演出；他們到了這裡，穿上薩爾茨堡的民族服裝，男人穿白亞麻短褲和短上衣，女人一身阿爾卑斯山農婦打扮；轉眼之間，小小的薩爾茨堡一下子左右了世界時裝的風尚。在旅館裡，人們爭著訂房間，前往演出大廳的汽車道上一片光彩奪目的景象，就像從前去參加皇家宮廷舞會的路上一樣，火車站人山人海，其他城市想方設法吸引這股有錢可賺的人流，但是沒有一個成功。薩爾茨堡在這十年之內一直是藝術朝拜者在歐洲的聖地。
可以說，我住在自己的城市裡，一下子等於生活在歐洲的中心。命運又一次滿足了我一個自己幾乎從來不敢想的願望。我們那座在卡普齊納山上的房子成了我歐洲朋友的落腳處，有誰沒有到我們那裡做過客呢？我的貴賓登記簿比我單純的記憶更能說明問題，可是後來，這本登記簿連同這幢房子，還有其他許多物品都落到了納粹黨徒的手裡。我們在那裡同誰沒有度過美好的時光呢？我們從陽臺上眺望美麗的、寧靜的景色，可是我們不知道，在對面的貝希特斯加登山上住著一個要破壞這一切的人——希特勒。羅曼·羅蘭和托馬斯·曼都在我家住過，在作家中，我們曾友好接待過赫·喬·威爾斯，霍夫曼斯塔爾，雅各布·瓦塞爾曼，房龍，詹姆斯·喬伊斯，埃米爾·路德維希，弗蘭茨·韋爾弗爾，格奧爾格·勃蘭兌斯，保爾·瓦萊裡，簡·亞當斯，沙洛姆·阿施，阿爾圖爾·施尼茨勒等人；在音樂家中，我們也曾熱情接待過拉威爾，理查德·史特勞斯，阿爾班·貝爾格，布魯諾·瓦爾特，貝拉·巴爾托克。還有世界各地的著名畫家、演員、學者，誰沒到過我家呢？每到夏季，這些人給我們帶來多少暢談文學藝術的愉快和美好時光呵！有一天，阿爾圖羅·托斯卡尼尼拾級而上到了我家，從此開始了我們之間的友誼，這友誼使我比以前更懂得喜愛和享受音樂，所以有好幾年時間，我成了他排練時最忠誠的座上客，我不止一次目睹他為了達到藝術完美無缺的境地而付出的熱情代價。這種一絲不苟的排演，在演出時獲得奇蹟般的成功，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過他的排練，可以說堪稱典範，不達到完美無缺絕不罷手）。這時，我才深切體會到莎士比亞說得真好：「音樂是心靈的養料。」我看了各種藝術比賽以後，真慶幸自己有與藝術結下不解之緣的好運。夏天的日子是多麼豐富多彩啊！藝術與風景互動輝映，使人多麼陶醉啊！後來我被迫離開這個家，每當我想起這座小城時，一股惆悵和悶悶不樂的感覺便湧向心頭。第一次大戰剛剛結束時，我們在那棟房子裡經受過寒冷和屋漏的苦楚，想到這些，我才感到國泰民安的那幾年在我生活裡所起的作用，那就是使我重又恢復了對世界、對人類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