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是奧地利戰後最艱難的三年。這期間，我是在薩爾茨堡與世隔絕的環境裡度過的。我已經放棄了重見世界的希望。戰後的大崩潰、外國人對德國人或用德語寫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國的貨幣貶值，都是災難性的，致使人們準備一輩子都待在自己狹小的天地裡。然而，一切都好起來了，人們重又吃得飽，重又坐在寫字檯旁不受干擾地去工作。已經沒有搶劫，也沒有發生革命。我生活著，感到自己精力倍增。難道我不應重新嘗試自己青年時代的愛好，外出去旅行？
我還沒想到遠途旅行。但義大利就在近處，只有八個小時或者十個小時的路程。難道我不該試一試？我是奧地利人，到了那裡可能會被看作「世敵」，雖然我自己並沒有這種感覺。難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門外？難道為了不讓自己的老朋友難堪，就該從他們身邊一擦而過？不，我非要試一試，於是一天中午，我終於越過了國界。
晚上，我到達了維羅納，走進了一家旅館。門房遞給我一張登記表，我填寫完畢，門房粗略看了一眼，當看到國籍欄內寫著「奧地利」時，他十分驚訝。「您是奧地利人嗎？」他問道。我當時想，他是不是要把我趕出門去。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後，他顯得十分高興。「見到您我很高興！終於來了一個奧地利人！」這是在「敵國」第一個向我表示歡迎的人，但再一次證實了我戰爭時期就有過的那種感覺：所有的煽動和仇恨的宣傳只會使頭腦一時發熱，而從未觸及歐洲真正的群眾。一刻鐘後，憨厚的門房親自到我的房間，看是否服務得周到。他熱情地讚揚我的義大利語，告別時我們親切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蘭，我重又看到大教堂，在畫廊裡閒逛。在米蘭，我又聽到了舒暢的充滿魅力的義大利歌曲。我在熟悉的街道上漫步，欣賞有點熟悉的異國風光，不勝愉悅。我看到一棟大樓上掛著《晚郵報》的招牌，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爾蓋塞就是那個編輯部的領導人。在柏林和維也納時，我曾經常和凱澤林伯爵、本諾·蓋格爾一起參加博爾蓋塞舉辦的社交活動，度過許多輕鬆愉快的夜晚。他是義大利最優秀最富於熱情的作家之一，在青年人中間影響很大。雖然他是《少年維特的煩惱》的譯者，又是德國哲學的狂熱信徒，在大戰中，他始終堅持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立場。開始時，他緊密地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反對德國和奧地利的戰爭，後來又同他分道揚鑣。在戰爭期間我曾經有過一個怪念頭，找一個在敵方的老朋友充當調停人。現在，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見見這樣一個「敵人」。我並不想直接到他那裡去，冒吃閉門羹之險。因此我給他留下了一張名片，寫上我的旅館地址。可我還沒有走下樓梯，就有人從身後衝到我面前，一張臉龐高興得春風滿面——正是博爾蓋塞。我們只談了五分鐘，就像往常一樣的誠懇，也許更加推心置腹。因為他也從戰爭中吸取了教訓，所以我們分別在此岸和彼岸的人比以前更親近了。
這種情況到處可見。在佛羅倫薩的大街上，我的老朋友、畫家阿爾貝特·斯特林加突然向我跑來，也不作任何介紹，一把把我抱住，嚇得我妻子還以為這個滿臉鬍鬚的陌生男人要謀害我呢。一切都和戰前一樣，不，比戰前更為誠懇。我舒了一口氣，戰爭已被埋葬，戰爭已經過去。
但是戰爭並沒有真正過去，只是我們不知道罷了。在善意的希望中，我們都常常欺騙自己，把我們個人的思想與世界的思想混為一談。不過我們不必為自己的錯誤而羞愧，因為那些政治家、經濟學家、銀行家所受的欺騙並不比我們少。他們在那幾年裡同樣被經濟復甦的虛假繁榮所矇蔽，為了國家安定疲憊不堪。實際上，鬥爭已從國家之間轉到社會內部。我在戰後的最初幾天見證的那個場面，我後來才懂得它的深刻意義。我們在奧地利並不大瞭解義大利的政治狀況，只知道戰後失望情緒嚴重，社會主義傾向甚至布林什維克傾向日益蔓延。在每堵牆上都可以看到用木炭和粉筆寫就的笨拙的筆跡：「列寧萬歲」。我們還聽說，在戰爭期間一個名叫墨索里尼的社會黨領袖宣佈與本黨脫離關係，建立了一個對立的黨派。但是人們對這種現象只抱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這樣區區一個小黨能翻起什麼大浪來？當時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黨派，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到處都有義勇隊員在列隊行走；在萊因蘭和巴伐利亞都成立了分裂主義政黨。到處都有遊行示威和暴動，不過每一次暴動都被鎮壓下去，因而，沒有人想到那些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們穿的不是加里波第義勇軍的紅色衣衫——在未來的歐洲發展中會成為重要因素。
在威尼斯，我突然對「法西斯」這個詞有了感性認識。一天下午，我從米蘭來到澙湖島上那座可愛的城市，到達後竟沒有看到一位搬運夫和一艘遊船。工人和鐵路員工無所事事地站著，雙手插在衣袋裡，正在舉行罷工。當時我拖著很重的箱子，環顧四周，想找人幫忙。我向一個年齡稍大些的人打聽，哪個地方能找到搬運工。他遺憾地說：「您來的真不是時候。不過我們現在經常罷工，這次是總罷工。」我不知道為什麼要罷工，也就沒再繼續問下去。我們在奧地利對罷工早已習以為常，每當社會黨人走投無路時就採用這種貌似最厲害的手段，可事後並無效果。我拖著箱子步履艱難地走著，直到我終於看見旁邊一條河裡有一個劃遊艇的人偷偷摸摸地向我招手，接著他把我和兩隻箱子弄到船上。船駛開時，有好幾個人向我的船主揮舞拳頭，因為他成了罷工的破壞者。半個小時後我們到了旅館。住下後，按我的老習慣一定要到外面走一走，我來到集市廣場。那裡極其冷清，大多數商店都緊閉著門，咖啡館裡空無一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兩兩站在商店的拱廊下，好像在等待什麼特別的事。我便同他們一起等。不一會兒，等待的事情突然發生了，一隊年輕人邁著整齊的步伐從一條巷子裡急促走出來，更確切地說是疾步跑出來，佇列整齊，以訓練有素的節拍唱著一首歌，歌詞的內容我當時不知道，後來才知道是那首《青年之歌》。罷工的人數超出這支年輕隊伍百倍，他們在罷工的工人擁來之前，就已經揮舞著棍棒從罷工人群前面飛奔而過。這支隊伍組織嚴密，懷著極大的勇氣。當罷工工人意識到這是對他們的一種挑釁時，他們已跑得無影無蹤，無法把他們抓住。工人們氣憤地聚集在一起，緊握著拳頭，但為時已晚，再也追不上那支小小的衝鋒隊。
凡是親眼看到的事始終是令人信服的。那時我才第一次明白，我幾乎一點也不瞭解傳說中的法西斯主義在現實中是怎麼回事。它是一股領導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義能煽起那些堅毅、勇敢的年輕人的狂熱崇拜。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能贊同佛羅倫薩和羅馬那些年紀較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們總是輕蔑地聳一聳肩膀，認為他們是一幫「僱用來的歹徒」，並以譏笑的口吻談論他們的「魔鬼老頭子」。出於好奇，我買了幾期《義大利人民報》，從墨索里尼的尖銳、簡潔的拉丁式文風中同樣感到那種和奔跑著衝過集市廣場的年輕人一模一樣的堅毅。我當然不會預見到這場鬥爭一年之後會達到什麼樣的規模。不過，從那時我就意識到，不僅在這裡，而且在世界各地仍然面臨著一場鬥爭，我們的和平還不是真正的和平。
我們歐洲的表面似乎是風平浪靜的，可它的底下卻潛藏著危險的暗流，這給我敲起了第一次警鐘。第二次警鐘也沒有等好久。由於重新享受到旅行的樂趣，我決定夏天到北海之濱的威斯特蘭去。當時，對一個奧地利人來說，能到德國去旅遊是頗為誘人的。馬克和我們疲軟的克朗相比，依然保持著良好的信譽，看來，恢復工作正在全面進行。列車都正點到達，旅館裡窗明几淨，鐵路兩旁新住房和新工廠拔地而起。到處都在執行無可指責的規章制度，這種制度在戰前令人討厭，可在混亂時期卻受到讚揚。當然，德國國內仍存在一股緊張的空氣，因為全國都在等待著，在熱那亞和拉巴洛舉行的最初幾輪談判中，德國作為一個平等國家，能否實現減少戰爭賠償，或者至少能夠得到真正諒解的一般的承諾。領導那幾輪在歐洲歷史上具有紀念意義的談判的人，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戰爭期間充分發揮了組織方面的傑出才能；是他最早認識到德國經濟最薄弱的環節，即易遭致命打擊的原料供應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他及時（在時間方面他也很有預見性）把全部經濟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而在戰後，需要一個人能與對手中最機智最富有經驗的人物去談判，這個外交部長的重任自然又落到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後，猶豫不決地給他打了一個電話。我怎麼可以去打擾一個正在造就時代命運的人呢？他在電話裡說：「是的，很難找出會面的時間。我現在為了公務不得不犧牲朋友之間的友誼。」不過，他具有充分利用每一分鐘的特殊技巧，很快就找到了我們會面的辦法。他說，他要到幾家使館去拜訪，他是從格魯內瓦爾德出發到那些使館去，要坐半小時的汽車，所以最可行的辦法是我到他那裡去，然後我們在車上聊半小時。他的專注力很強，能夠從對一個問題的思考很快轉到對另一個問題的思考，所以他在汽車裡和列車上的談話，事實上就像他在辦公室裡一樣準確和透徹。我不想錯過這次機會，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個不介入政治但又是他多年好友的人來談談心，同樣會感到高興。那是一次內容豐富的談話。現在我可以證明，拉特瑙還不是一個完全超脫的人，因此他完全是在心情不輕鬆、沒什麼興趣和不耐煩的情況下接受外交部長這個職務的。他預先就知道，他接受的任務暫時還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只能爭取到四分之一的賠償費，得到一些無關緊要的讓步，但是還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寬宏大量的對待。他對我說：「也許十年以後吧，到那時我們這些人身體都不行了。尤其是老一輩的人已離開外交界，那些將軍們也只有自己的紀念雕塑默默地立在各個公共廣場上。」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肩負著雙重任務，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也許在歷史上難得有這樣的人，內心充滿著無窮的憂慮，抱著十分懷疑的態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很清楚，這個使命不是他憑一己之力能夠完成的，而是隻有時代本身才能完成。他已預見到，這一使命還會給他本人帶來危險。埃爾茨伯格爾就是由於承擔停戰協議中令人不快的義務而遭暗殺的。而魯登道夫卻在接受此項任務之前就不聲不響地離開了德國。從此以後，拉特瑙毫不懷疑，作為謀求和解的先驅戰士，相似的命運在等待著他。不過，他沒有結婚，沒有兒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說他沒什麼好怕的；而我也沒有勇氣去提醒他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的談判中表現相當出色，在當時的條件下可以說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在今天看來，依然如此。他具備及時抓住有利時機的出色才能和政治家的風度，再加上他個人的聲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國內有些組織變得很強大。那些人詭計多端，他們認為，只要向戰敗國的國民宣告：我們根本沒有戰敗，任何談判和讓步都意味著對國家的背叛。這樣說的次數越多，就越能招徠更多的人。那些大搞同性戀的秘密團體勢力很大，是當時共和國的領導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共和國的領導人以自由的觀念對那些要把德國的民主永遠消滅的人抱著聽之任之的態度。
我在外交部門前同他告別，當時我萬萬沒想到，那竟是訣別。後來，我在照片中辨認出，我們一起坐車行駛的那條街，正是不久後暗殺者伏擊的那條街，僅僅是由於僥倖，我沒有成為那場不幸的歷史事件的目擊者。所以我事後對那一事件感到特別痛心。隨著這一悲劇的結束，德國的不幸、歐洲的不幸也就開始了。
那一天，我已到了威斯特蘭，數以千計的療養旅客正在海濱快活地游泳。一支樂隊就像宣佈弗蘭茨·斐迪南被暗殺的訊息那天一樣，照樣為無憂無慮的避暑的人們演奏音樂。送報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樣穿過林蔭道飛速而來，一邊高喊著：「瓦爾特·拉特瑙被暗殺！」人們驚慌失措，全國震動。馬克迅速貶值，一直跌到用數以兆計的瘋狂比例來計算為止。通貨膨脹的混亂局面剛剛開始。我們奧地利貨幣貶值的比例達到一比一萬五千時，就認為已是非常荒唐，現在與德國的通貨膨脹比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如果能把馬克貶值的細節和那些難以置信的事例都寫出來，簡直能寫成一本書；而這本書在今天看來，好似童話一般。我經歷了那樣的日子：早上用五萬馬克買一張報紙，晚上就要用十萬馬克。兌換外幣不能一下子換完，只好按鐘點分幾次兌換，因為四點鐘兌換的比價可能要比三點鐘的多好幾倍，五點鐘兌換的比價要比四點鐘的多好幾倍。例如，我給出版商寄一部我寫了一年的手稿，為了保險起見，我讓他立刻預付給我一萬冊的稿費，當支票到手時，其面值還抵不上一週前寄稿件的郵資。電車票價以百萬計算。帝國銀行用卡車向各支行運送鈔票。十四天後，我在排水溝看到一張面值十萬馬克的鈔票，是一個乞丐看不上扔掉的。當時買一根鞋帶用的錢，在過去可以買一雙鞋子，不，可以買一間有兩千雙鞋子的豪華鞋店；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過去買一幢樓的價格還高。一本書的價格比以前一家擁有數百臺機器的印刷廠還要貴。用一百美元可以買到庫爾菲爾斯滕達姆林蔭道上一幢七層的高樓。幾個剛成年的小夥子在港口發現別人遺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小汽車兜幾個月的風，因為每天只要賣出一塊肥皂，就可以生活得像貴族一般。而他們的父母，以前是富人，現在卻成了乞丐，處境艱難地到處奔走。送報人現在蓋起了銀行大樓，他在各種外匯兌換中發了橫財。他們中的佼佼者是那個名叫施廷內斯的大贏家。他利用馬克貶值的時機擴大自己的信貸業務，而自己只買進礦山和輪船、工廠和股票、城堡和農莊；但實際上所有的東西都沒花一分錢，因為每一筆錢，每一筆貸款最後都等於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國財富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國人總是對看得見的成就洋洋自得，於是對他推崇備至，甚至把他捧為天才，熱烈歡呼。這當然是不正常的。成千上萬的失業者到處都是，他們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華汽車裡的外國人揮舞拳頭，因為他們把整個街道的東西全買光了，就像買一盒火柴那麼簡單。凡是能認字能寫字的人都做起買賣來，想辦法投機倒把，不過每個人的心裡都有一種感覺：大家都在相互欺騙，同時又被一隻為了使國家擺脫負債和義務蓄意製造這種混亂局面的黑手所欺騙。我自信對歷史瞭解得很清楚，據我所知，歷史上從來沒出現過與此類似的瘋狂時代，通貨膨脹的比例會如此之大。一切價值都變了，不僅在物質上如此；國家的法規遭到嘲笑；所有的道德規範遭到鄙視；柏林成了世界上罪惡的淵藪。酒吧、遊藝場、小酒館像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相比之下，我們奧地利出現的那種混亂局面不過是在群魔狂舞面前的一次小小的前奏，因為德國人把他們的全部熱情和一絲不苟的作風都搞顛倒了。穿著緊身上衣、塗脂抹粉的年輕人沿著庫爾菲爾斯滕達姆林蔭道游來逛去，不僅是有職業的年輕人，就連中學生都想掙錢。在昏暗的酒吧間裡，可以看到政府官員和大金融家恬不知恥地向喝醉酒的海員獻殷勤。甚至在斯韋東的羅馬也沒有見過像柏林那種舞會上互穿異性服裝狂熱放蕩的場面。上百名男青年穿著女人的服裝，女青年穿著男人的服裝，在警察讚許的目光下跳著舞。在一切價值觀跌落的情況下，那些迄今為止生活秩序並沒有被波及到的市民階層也遭受到一種瘋狂情緒的襲擊。年輕的姑娘們把不正常的兩性關係引以為榮，當時在柏林的每所中學，如果一個女孩到了十六歲還是處女，就會被視為不光彩。每個姑娘都願意將自己的風流事張揚出去，越有異國情調越好。但是，這種色情本身最令人反感的是它可怕的虛偽。事實上，這種伴隨通貨膨脹而迸發出的德國人的恣意縱慾無非是一味追求時髦而已；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女孩子，她們原本寧願將頭髮簡單地梳向兩邊，而不願意梳男孩子那樣光溜溜的髮型。她們原本寧願用小勺吃蘋果餡餅，而不願喝烈酒。可是每天都遇到的通貨膨脹像脫韁的烈馬一樣飛奔，全國人民都無法忍受，人人都神經緊張。被戰爭弄得滿目瘡痍的國家，實際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靜、安寧和法紀。整個民族在暗地裡都非常憎恨這個共和國，卻不是因為共和國粗暴地壓制了放縱的自由，恰恰相反，共和國把自由放得太鬆了。
誰經歷過世界末日似的可怕歲月，都會有這種感覺：事物發展到極限必然產生反彈，而德國正處在這一可怕的過程中。那些使德國陷入亂世的幕後人物，手裡正拿著鐘錶笑嘻嘻地等待著：這個國家情況越糟，對他們就越有利。他們得勢的時刻即將到來。一股反革命勢力已經明目張膽地聚集在魯登道夫周圍，希特勒當時還未掌權，當然擁戴他的人更少些。那些被人扯下肩章的軍官組成秘密團體。那些眼看自己的積蓄被人騙走的小市民悄悄進行聯絡，準備隨時響應任何能恢復正常秩序的號召。對德意志共和國來說，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具有災難性的了：共和國本著理想主義的意圖，既給人民以自由，也給敵人以自由。由於德國人民從來都是講秩序守紀律的民族，所以對政府給的自由不知該怎麼辦，正急不可待地盼望有人出來剝奪他們的自由。
德國通貨膨脹結束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年）可以說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用令人眩暈的一兆馬克兌換一個新馬克的時候，也正是一切都恢復正常之日。事實上，隨著通貨膨脹泛起的汙泥濁水從此迅速消失，酒吧、小酒館也消失了，社會秩序日趨正常。現在，每個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數人，即廣大人民遭受了損失。可是，這種責任沒有讓那些挑起戰爭的人去負，而是要那些本著犧牲精神恢復新秩序的人來負，他們不但得不到感謝，建立新秩序的責任也落在他們的肩上。再也沒有什麼能像通貨膨脹那樣使全德國人民變得如此充滿仇恨、如此充滿殺機——這是需要我們永遠引以為戒的。因為戰爭是殺戮的工具，但人們卻以勝利的號角和鐘聲歡呼勝利的時刻。德國作為一個根深蒂固的軍國主義國家，曾為自己一時的勝利無比自豪，與之相反，通貨膨脹卻使德國感到自己受到玷汙、屈辱和欺騙，國家的聲譽遭到損害。整個一代人不會忘記和原諒德意志共和國時期那些苦難的日子，他們不願受屈辱，寧願回到大肆殺戮的時代。不過，這一切離我們還很遙遠。到了一九二四年，從表面上看，這種混亂不堪的局面，猶如飄忽不定的鬼火，似乎已經過去。光明的日子重新到來，秩序得到恢復。我們的內心感激不已。我們再一次認為，戰爭永遠消失了。我們像以前一樣，又當了無藥可救的大傻瓜。但是，這種自欺欺人的幻想給了我們十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的時間。
在今天看來，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短暫的十年時間，是德國通貨膨脹結束到希特勒攫取政權的這十年，我們這一代人作為見證人和犧牲品，這十年是自一九一四年所開始的一連串災難後出現的一段平安無事的安全時期。並不是說這十年裡沒有出現過任何緊張局勢、動盪不安和危機——特別是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危機。不管怎麼說，這十年裡歐洲的和平得到保障，僅僅這一點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這十年裡，德國被光榮地接納為國際聯盟的成員，利用貸款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是秘密擴充軍備），英國裁減了軍備，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對奧地利的保護。世界好像要重新建設自己。巴黎、維也納、柏林、紐約、羅馬，無論是戰勝國的城市還是戰敗國的城市，都變得比以往更加美麗。飛機加快了速度。辦理護照的規定已經放寬。貨幣比價的大幅波動已經停止，人們可以知道收入和支出的具體數字，注意力已不再熱衷於那些瑣碎的表面問題。人們能夠重新工作，集中精力去思考文學藝術等方面的事情。人們甚至在夢想一個統一的歐洲。好像那十年時間，雖然不過是世界上的一瞬間，卻重新把一種正常的生活賦予我們這一代經受考驗的人。
在我的個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幾年中，有一位客人來到我家，並友好地留了下來，那是我從未期待過的客人——成就。不言而喻，談論我的書取得的表面成就對我來說並不愉快。在一般的情況下，我也不會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粗略說明。但是，我有一種特殊的權利，甚至可以說我是在強迫自己對我一生中的歷史事實不再保持緘默。因為七年以來，即自希特勒上臺以來，我的成就已經成為歷史。我的數十萬冊甚至數百萬冊書曾在當時的書店和無數家庭中有過穩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國，我的書一本也買不到；要是誰還有我的一本書，就要小心謹慎地藏起來。我的書在公共圖書館裡始終被塞在所謂的「毒品櫃」裡，在極少的情況下，除非經過官方批准，才有人為了「學術上」的需要去看那些書籍——大多數是為了批判辱罵。我的讀者，我的朋友們給我寫信時，在信封上早就沒人敢寫上我那已列入另冊的真實姓名。更有甚者，在法國、義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國家，我的書同樣根據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當年，我的書的譯本在那些國家屬於讀者最多之列。如我們的格里爾帕策所說，今天我作為一個作家，是一個「在自己的屍體後面行走的人」；四十年來，我在國際上所創作的一切，或者說幾乎一切，都被那隻拳頭擊得粉碎。因此，在我談論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時，我說的並非今天屬於我的東西，而是過去屬於我的東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國、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沒有偏見一樣，都已屬於過去。如果我事先沒有指出我在被人推入深淵之前所達到的高度，就無法形象地說明我和其他無數相同的無辜者以後又被人推落到有多深。我也無法說明我們整整一代文學工作者是如何一下子被徹底消滅的，因為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否還會有第二個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臨到我家的；它是緩慢地、小心翼翼地來到的。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它從我身邊趕走以前，它一直忠實地、頑強地與我相伴。我的成就一年比一年高漲。繼《耶利米》發表以後的第一本書，是我的《世界建築師》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三大師傳》，它為我開闢了道路；在此之前，曾出現表現主義者、唯意志論者和實驗主義者，不論是這個主義還是那個主義，對堅韌不拔的人來說，那條通向人民的路又暢通了。我的中篇小說《馬來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深受讀者的歡迎，達到了平常只有長篇小說才會有的程度。這兩篇小說被改編成戲劇，它們的片斷被公開朗誦，後來又被改編成電影。我的那本小書《人類群星閃耀時》成了所有學校的讀物，不久被列入「島嶼叢書」，印數很快達到二十五萬冊。沒幾年時間，我就獲得了在我看來是一個作家最有價值的成就，那就是：一個廣大的讀者群，一批可信賴的讀者，他們期待購買我的每一本新書。他們信賴我，我也不能辜負他們的希望。我的讀者群越來越大，我的每本書剛出版，在德國第一天的銷售量就可以達到兩萬冊，而且報紙上還沒有登過廣告呢。有時我故意避開這種成就，可是它卻出人意料地始終伴隨著我。所以，為了自娛自樂，我寫了一本《富歇傳》。我把書寄給出版商後，他立刻回信說要印一萬冊。我隨即覆信，請他不要印那麼多。我說富歇是個不會給人好感的角色，況且書裡也沒有任何描寫女人的情節，不會吸引讀者，所以最好印五千冊。一年之後，這本書在德國銷售了五萬冊。可是在同一個德國，今天卻不允許人們讀我寫的一行字。我以一種幾乎是病態的狐疑心情寫的悲劇《伏爾波尼》也遇到類似的情況。我原計劃把它寫成詩劇，於是先花了九天的時間用散文體寫出各場次，當然顯得有點鬆散和膚淺。由於德累斯頓宮廷劇院首演了我的第一部劇作《忒耳西忒斯》，我總覺得對該劇院欠了一份情，正巧就在那幾天，劇院偶然來信問我有什麼新的創作計劃，我馬上就把散文體寫的劇本初稿寄去，並表示歉意說：我所寄奉的只是我打算改成詩劇的散文稿。可是劇院立刻給我來了電報，說對我的劇本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後來，這個劇本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國舞臺的（在紐約，是由以艾爾弗雷德·倫特為首的戲劇公會演出的）。總而言之，我在那幾年取得的一切成就，總是受到日益增長的德語讀者忠誠的守護。
由於我為外國的作品或人物寫評論或傳記時，始終把探求這些作品或人物在其所處的時代裡發生影響或不發生影響的原因為己任，所以，我在思考過程中不得不反問自己，我的書之所以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究竟是由於哪些特點。最終我才相信，那是由於一種個人的惡習，也就是說，我是一個急躁又易動感情的讀者。在任何一部小說、任何一本傳記裡，或者在一場思想意識的辯論中，任何冗長繁瑣、空乏鋪張、晦澀朦朧、含混不清以及一切畫蛇添足之處，都使我反感。只有每一頁都始終保持高潮，促使人一口氣讀到底的書，才能使我感到完全滿足。我發現，我手裡有十分之九的藏書都是描寫過多，對話囉嗦，有許多配角沒有必要，面鋪得太廣，因而使作品顯得不緊湊，沒有生氣，甚至一些經典名著也有許多拖泥帶水的地方，破壞我的情緒。我曾多次向出版商闡述我那項大膽的計劃，把全部世界名著，從荷馬、巴爾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進行徹底的縮寫，去掉個別累贅段落，出版一套簡明叢書。只有這樣，所有這些無疑包含著超越時代內容的作品，才能在我們的時代重新生氣勃勃地發揮作用。
我對所有的繁瑣和冗長所抱的反感，勢必會從閱讀外國作品轉移到自己的寫作上，同時教我養成一種特殊的警惕性。本著這種警惕性，我的創作刻意追求輕快和流暢。書的第一稿，我只是信手寫來，把心中所思傾瀉在紙上。同樣，在寫一部傳記時，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使用的文獻中的細節利用起來，如在《瑪麗·安託瓦內特》這部傳記作品中，我事實上把每一筆賬目都核算過，以確定她個人的開銷；我還研究當時所有報紙和小冊子，從頭至尾仔細研讀了所有的訴訟卷宗。可是在印刷好的書裡，卻找不到素材裡的任何一句話。因為一本書的第一稿剛剛謄清，對我來說正式的工作才剛開始，即進行壓縮和結構調整；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種表達方式，這是一項無止境的工作，一項不斷地去蕪存精，對內部結構進行精煉的工作。大多數人總是下不了決心對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緘默，而熱衷於在字裡行間將所知道的一切加以擴充套件；而我的看法是，絕不能只看表面現象，重要的是瞭解事物的內情。
這種對作品壓縮的過程，也是使作品更加戲劇化的過程，要在長條校樣上重複一次、兩次和三次，這種反反覆覆的工作成為一種興趣很濃的捕獵，即在不會影響作品的準確性，同時又能加快節奏的情況下，找出可以刪減的一個字，一句話甚至一大段。我的整個創作中，最使我感到有趣的就是這種刪節工作。我記得有一次，當我特別滿意地放下工作，站起來時，我妻子說我看上去分外高興，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成功地刪去了一大段，這樣文章更緊湊了。」如果說，我的書被譽為情節緊湊和富有戲劇性，那麼這種特點並不是由於我天生的性急或者內心的激昂，而僅僅是因為我採用了去掉多餘的休止符和雜音的條理化的方法。倘若在已寫完的一千頁稿紙中有八百頁被扔進紙簍，只留下二百頁經篩選的精華，我絕不會抱怨的。我的書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具備那麼大的影響，那是因為我嚴格遵循我的原則：寧可在形式上緊湊些，但內容必須是最重要的。我覺得非常幸運，由於我的寫作意圖從一開始就是面向全歐、超越國界的，所以國外的出版商，如法國、保加利亞、亞美尼亞、葡萄牙、阿根廷、拉脫維亞、挪威、芬蘭和中國的出版商，紛紛來信同我聯絡出書事宜。不久，我不得不購買一個特大的書櫃，以便容下不同譯本的樣書。有一天，我從日內瓦國際聯盟的《智力合作》的統計表上看到，我的作品是當時世界上被翻譯最多的（按我的稟性來說，我會認為它是一篇錯誤的報導）。又有一天，我收到了俄國出版社的來信，說該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作品的俄文版全集，問我是否同意請馬克西姆·高爾基為全集寫序言。當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我就喜歡高爾基的小說，是偷偷摸摸把書藏在長椅底下讀的，多年來我一直愛戴和敬佩他。但是，我從未想過他會知道我的名字，也沒想過他會讀我的一些作品。至於這樣一位文學巨匠認為有必要親自動筆為我寫序，我更是不敢妄想。還有一天，一位美國出版商帶著一封介紹信——好像非這樣不可似的——來到薩爾茨堡我的家，建議出版我的全部著作，並保留連續出版權。這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雅明·許佈施。從那以後，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顧問。當希特勒踐踏了歐洲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真正的故鄉，德國故鄉和歐洲故鄉之後，是他為我建造了一個文字的故鄉。
這樣一種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產生危險，使人飄飄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對自己的能力和作品的效果卻想得很少。一個人不管以什麼方式出名，本身就意味著他自然平衡的狀態遭到了破壞。在一般的情況下，人的名字不過是一個標記，猶如雪茄的外殼一樣，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客體，它與真正的主體本來只有鬆散的聯絡。一旦這個名字取得了成就，這個名字就會身價百倍。名字就會脫離主體成為一種權力、一種力量、一種自在之物、一種商品、一種資本，而且在各種強烈力量的作用下，成為一種左右主體並使主體發生變化的力量。那些走運的、充滿自信的人，就會不知不覺地習慣於受這種力量的影響。頭銜、職業、勳章以及名揚天下，都會使他們的內心產生更大的自尊和自信，使他們錯誤地認為，他們在社會、國家和時代之中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於是他們為了用本人的力量達到他們那種外在影響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大吹大擂起來。不過，一個天生對自己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就會把任何一種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種在那種微妙的處境中使自己保持不變的責任。
我這樣說，並不是說我對我的成就不感到高興。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歡欣鼓舞。不過，我的成就也僅僅限於那種脫離了我這個主體的產物，即我所著的書以及與書相聯的我的虛名。當我偶然在德國一家書店裡看到一個我不認識的小小中學生用一點零花錢買我寫的那本書《人類群星閃耀時》，那情景使我深受感動。當臥鋪車廂的列車員在登記姓名之後，十分尊敬地把護照交給我時，當義大利海關人員因讀過我的一本書而不再對我的行李作檢查時，我心裡也曾沾沾自喜。個人的作用日益擴大的時候，會使一個作家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到萊比錫去，正巧那天要發行我的一本新書。當我看到我用三四個月寫完的三百頁的書竟在無意中要花費那麼多的人力時，我內心無比激動。工人們用大木條箱把書捆裝起來，另一些工人唉喲唉喲哼著號子將木箱抬過來，裝上汽車，然後卡車將木箱送到發往世界各地的火車車廂裡。幾十名姑娘在印刷車間分層堆放紙張。排字工、裝訂工、搬運工和批發商從早工作到深夜。我自己計算了一下，那些書如果像磚塊一樣排列起來，就能建成一條相當壯觀的馬路。我從不因為自命清高而輕視物質利益。開始那幾年，我從不敢想我的書能賺錢，或者甚至靠版稅能夠維持生活。而現在，我的書給我帶來了可觀的而且是不斷增長的收入。這些錢似乎可以永遠消除我的一切憂慮——當時誰還會想到我們今天的時代呢？我還能夠慷慨大方地縱情於我青年時代的愛好：蒐集名人手跡，那些最精美最寶貴的聖人遺物在我這裡找到了妥善的歸宿。我能用我寫的，從更深的意義上說，相當短命的作品換來的錢，去換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札特、巴赫、貝多芬、歌德、巴爾扎克的手稿。所以我認為，那種意想不到的表面成就竟無所謂地或者說內心並不情願地落在我身上，真是一種可笑的舉動。
不過，當我今天說，我只為我的書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學界獲得的聲譽而高興，但如果好奇心轉移到我個人身上，那麼這種成就只會引起我的反感，我這是在說實話。從我少年時起，我心中最強烈的本能願望就是：永遠保持自由和獨立。我甚至感到，任何一個酷愛自由的人，如果到處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最美好的東西就會受到阻礙和歪曲。除此之外，我出於愛好而開始的事業，很可能會變成一種職業或企業形式的危險。郵局每天送來大批信件、請柬、通知和要求答覆的諮詢。每當我外出一個月，回來時就得用兩三天時間處理那些堆積如山的郵件，以便讓「企業」的工作恢復正常。儘管我不想這麼做，可由於我的書十分暢銷，使我陷入忙碌不堪的事務中。為了處理好各種事宜，我必須井井有條、統觀全域性、辦事準確、工作熟練，這一切可以說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是與我的秉性卻格格不入，必將嚴重影響和威脅那種純粹的無拘無束的思考和夢想。所以，越是有人請我到大學講課，出席各種慶典，我就越深居簡出。我從不拋頭露面宣揚自己。我也從未克服那種幾乎是病態的靦腆。直到今天，我還有這種出自本能的習慣：在大廳裡、在音樂會上、在劇院看戲時，總是坐在不顯眼的最後一排；沒有比在臺上或者在拋頭露面的位置讓大家盯著我看更使我難以忍受的了。對我來說，各種形式的隱姓埋名是一種本能的需要。當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就始終不能理解，為什麼老一輩的作家和藝術家，像我尊敬的朋友阿爾圖爾·施尼茨勒和赫爾曼·巴爾，總是喜歡穿絲絨茄克衫，燙著鬈髮，讓鬈曲的頭髮飄落在前額上，或者留奇特式樣的鬍鬚，穿與眾不同的服裝，在大街上招搖過市。我深信，任何一個想以非常裝束使自己聞名四方的人，會在不知不覺中使自己的生活變成像韋爾弗爾所說的那種「鏡中人」。人的每一個姿態無不顯示出一個人的風格。過於注重儀表的多樣化，那麼內在的誠懇、自由和無憂無慮就消失殆盡。如果我今天還能重新開始，那麼我會用另一個名字，一個杜撰出來的名字，一個筆名發表我的作品，這樣我就能夠一箭雙鵰：既能享受文學成就帶來的幸福，又能享受隱姓匿名帶來的平靜生活。因為像這樣兩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充滿了魅力和層出不窮的驚喜。
馬蒂亞斯·埃爾茨伯格爾（1875—1921），德國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任德國政府談判代表團團長，力主接受《凡爾賽和約》，後被狂熱的國家主義者暗殺。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在去外交部的途中被德國國家主義者暗殺。
斯韋東（約70—140），羅馬傳記作家，他所處的時代正是羅馬帝國安東尼王朝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