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邏輯的觀點出發，我在德奧聯軍崩潰以後返回奧地利是最愚蠢的。當時的奧地利還籠罩著早年專制皇朝的陰影，在歐洲的地圖上還是一塊捉摸不定、單調、毫無生氣的地方。捷克人、波蘭人、義大利人、斯洛維尼亞人都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分割走了；奧地利剩下的只是殘缺不全、好像全部血管都滲著血的軀幹。在那六七百萬不得不自稱「德意志族奧地利人」中間，就有二百萬人擠在首都維也納，他們在那裡受凍捱餓。過去能使國家富強的工廠設在現在屬於外國的土地上；鐵路線只剩下殘缺不全的路基；國家銀行儲備的黃金全部用來賠償鉅額的戰爭借款。國家的邊界尚未劃定，因為和平才剛剛開始，要承擔的責任尚未最後確定。國內沒有面粉、沒有面包、沒有煤炭、沒有石油。看來一場革命是不可避免了，不然就要用災難性的解決辦法。按照所有世俗的預見，這個由戰勝國人為製造的國家是無法獨立生存的——所有的政黨，各種社會主義的、教會的、民族主義的政黨，都異口同聲地喊著這種腔調——看來，這個國家自己也不願意獨立存在下去。據我所知，出現這種悖理的情況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強迫一個國家獨立，而它竭力拒絕這麼做。奧地利的願望是，要麼和那些分割出去的鄰國重新合併，要麼和同一民族的德國統一，而絕不能像現在這樣，在被肢解的狀態下過屈辱的乞丐式的生活。而那些鄰國卻不願意與奧地利保持經濟聯盟，一則因為這些國家認為奧地利太窮了，二則因為他們害怕哈布斯堡皇朝復辟；至於同德國合併，則是協約國所禁止的，因為協約國不願意看到德國由此變得更強大。所以協約國明文規定：德意志共和國和奧地利共和國必須並存。對一個不願意存在下去的國家下達這樣的命令：「你必須存在下去！」——這真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稀奇事。
在我們國家最困難的時期，到底是什麼原因促使我自願回到祖國，至今我也無法說清楚。不過，我們這些在戰前成長起來的人，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感；我們認為，在國家最最困難的時刻，我們更應該屬於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家庭。我認為，貪圖安逸，逃避眼前的悲劇，是一種懦夫行為。我覺得——作為《耶利米》的作者——我更有責任用自己的言論幫助克服戰敗帶來的困難。我覺得在戰爭期間，我好像是多餘的，而在戰爭結束後，我反而找到了正確的位置。尤其是因為我曾竭力反對拖延戰爭而贏得一定的社會聲譽，特別是在青年中間。再說，即便我不能有所貢獻，但我能和他們一起去共同經歷我曾預見的苦難，至少算是一種彌補。
當時，重返奧地利所做的準備就像到南極探險一樣複雜，必須穿保暖的衣服和毛衣，因為大家都知道，過了邊界就沒有煤了，而冬天也快到了。還要備好鞋底，因為那邊只有木鞋底；儘量帶些食品和巧克力，瑞士方面允許帶多少就帶多少，以備在拿到第一次麵包票和黃油票之前不至於餓肚皮。託運的行李還要上保險，只要保險費還能承擔得起，因為大多數行李車都會遭到搶劫，而丟了一隻鞋、一件衣服都是無法彌補的。十年以後，我去俄國那次也做了類似的準備。我乘車到了布克斯邊境車站，一年多以前我曾滿懷喜悅地駛進這個車站；我在站臺上躊躇了片刻，我問自己，在這最後時刻，是否返回瑞士為好。我覺得，這是決定我命運的關鍵時刻。最後我還是決定去迎接艱難困苦。我重又登上列車。
一年前，我到達瑞士的邊境車站布克斯時，曾經歷了激動興奮的一分鐘。而現在，在回國途中，我在奧地利邊境車站費爾德基爾希經歷了難忘的一分鐘。我一下火車，就發現邊境官員和警察明顯地表現出侷促不安。他們對旅客並不特別注意，過境檢查也十分草率，顯然他們在等待什麼重要的事。最後，鐘聲敲響，有一趟從奧地利方面開來的列車緩緩駛來，警察在站臺上各就各位，工作人員急忙從小屋裡出來，他們的妻子也紛紛擁向站臺，顯然事先打過招呼。在這些人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一個身著黑色服裝、帶著兩個女兒的老婦人，從她的儀表和服飾上看，顯然是貴族。她看起來很激動，不時拿出手帕擦眼睛。
列車徐徐地、幾乎是莊嚴地駛過來。這是一趟特別列車，完全不像那些日曬雨淋褪了色的普通車廂，而是寬大豪華的黑色車廂。火車頭停住了，列隊等候的人群明顯有點激動，我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猛地發現，從車廂窗戶的玻璃上映出一個我認識的身影，高高站立著的卡爾皇帝——奧地利的最後一個皇帝，和他身後穿黑色服裝的齊塔皇后。當時我呆若木雞，統治奧地利有七百多年之久的哈布斯堡皇朝的最後一個繼承人要離開他的帝國了！雖然他拒絕正式退位，奧地利共和國仍要他離開奧地利，但允許他離開時享受原有的禮遇，或者說，這是經過他多次強烈要求才答應的。此刻，這個身體高大、面容嚴肅的人正站在車窗前，最後一次看自己國家的山水、房屋和臣民。這是我親身經歷的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我備受震撼。我是在帝國傳統中長大的，我在學校裡唱的第一首歌是頌揚皇帝的歌；後來我服兵役時曾對著此刻身穿便裝、嚴肅而又沉思的年輕皇帝發過誓：「願與領土、領水、領空共存亡。」現在目睹此景，我更是感慨萬千。我曾多次在盛大的慶典上見過老皇帝，那種豪華場面在今天早已成為神話般的傳說。我曾在香布倫皇宮裡看見他從臺階上走下來，身後簇擁著皇室成員和穿著閃閃發光制服的將軍們，接受維也納八萬學童的效忠宣誓。他們整齊地站在寬闊的綠色草坪上，齊聲高唱海頓的《上帝保佑》。我也曾在宮廷舞會上，在戲劇預演時見到過老皇帝，那時他穿著金光閃閃的禮服。我還在伊施爾看到老皇帝戴著施蒂里亞人的綠色帽子驅車打獵。我也曾見過他排在聖體節的行列裡，虔誠地低著頭，緩緩地向斯特凡教堂走去——而在那個霧茫茫溼漉漉的冬天，我終於看到他的靈車，正是大戰期間，人們把這位年邁的老人埋葬在卡普泰陵園。皇帝這個詞對我們這些普通百姓來說是權力和財富的集中體現，是奧地利永存的象徵。我們從孩提時起就學會了無比敬畏地說皇帝這個詞，而現在我卻眼望著他的繼承人，奧地利最後一個皇帝被驅逐出自己的國家。代代相傳了數百年的哈布斯堡皇室的光榮帝國，在這最後一分鐘裡壽終正寢了。我們周圍所有的人都以悲慘的心情回顧這段歷史，世界的歷史。站臺上的憲兵、警察和士兵尷尬地站在那裡，略感羞恥地在一旁觀看，不知是否應當敬禮。婦女們都不敢正視，也不敢說話，所以當我聽到那個傷心的老婦人低沉的嗚咽聲時，不覺一怔。最後，火車司機發出開車的訊號。每個人都像從睡夢中驚醒，火車頭猛一抖動，好像它必須這樣用力似的，列車緩緩駛去了。鐵路工作人員恭敬地目送列車漸漸遠去，然後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每個人都露出送葬時那種悲哀窘迫的心情。延續了近千年的皇朝在這一瞬間宣告真正結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地方已是另一個奧地利，另一個世界。
那趟特殊的列車剛剛消逝在遠方，就有人叫我們從潔淨明亮的瑞士車廂換到奧地利車廂。如果想知道這個國家究竟發生了什麼，只要一踏進奧地利車廂便會知曉。列車員走起路來慢吞吞，他們面部憔悴，好像飢不飽腹，衣衫也破破爛爛。車廂玻璃窗上用來拉上拉下的皮帶已被割掉，因為每一塊皮都很珍貴。就是座位也被盜賊的匕首和刺刀破壞得不成樣子；軟墊皮面被野蠻地整個割走，可能是想用它補自己的鞋子，只要是皮革，都隨手取走。同樣，車廂壁上的菸灰缸也都不翼而飛，因為上面鍍著銅和鎳。深秋的冷風穿過破碎的玻璃窗，從外面呼呼吹來，夾雜著劣質褐煤的煙霧和爐灰；當時的火車頭都燒褐煤，煙霧和爐灰把車廂的地板和四壁都燻黑了。不過，這股煙霧的臭氣總比那股碘酒的刺鼻味好些，那氣味總會讓人想到只剩一個骨架的車廂在戰爭期間曾運過多少個傷員。不管怎麼說，只要火車能向前開，就算是一種奇蹟。誠然，這是一種折磨人的奇蹟。只要聽到缺油的車輪發出稍微有點刺耳的嘎吱聲響時，我們就非常擔心超負荷的機器會突然壞掉。過去一小時的路程，現在需要四五個小時。黃昏時刻，車廂裡已經漆黑一片，燈泡有的被打碎，有的被偷走。要想找東西，就只能點火柴摸索。車廂裡的人並不覺得冷，因為從一開始就是六個一堆或八個一夥地擠在一起。可是剛到下個車站，就擠上一些人來，人越來越多，越來越擠，而所有這些等了幾個小時的人都已經十分睏倦。車廂中間的過道也擠得滿滿的，甚至連車廂之間的腳踏板上都蜷著人，他們已顧不得計較這初冬時節的夜間氣溫。另外，每個人都十分留心自己的行李和食品包，緊緊地抱在懷裡，在黑暗中須臾不敢離手。我彷彿又回到戰爭的恐懼中，雖然戰爭已經結束。
快到因斯布魯克的時候，火車頭突然喘息起來，儘管呼呼冒氣、汽笛長鳴，也無法爬上一個小山坡。如果等一臺輔助機車，需要一個小時。到薩爾茨堡還需要十七個小時，而不是以往的七小時。在車站上，遠近都沒有搬運工。最後多虧幾個衣著破舊計程車兵幫我們把行李搬到一輛馬車上，可是那輛出租馬車的馬，又老餵養得又差，與其說是馬駕轅，倒不如說是馬靠在轅木上才站得住。我實在沒有勇氣將我的箱子放在馬車上，讓那匹鬼怪似的馬拖著走。於是，我把箱子存在車站行李房，儘管我十分擔心，怕再也見不到它們了。
戰爭期間，我曾在薩爾茨堡買了一棟房子，因為我和早年的朋友由於對戰爭的看法相背而疏遠，我不想住在大城市和人多的地方。後來，我的工作也需要這種深居簡出的生活方式，我認為在奧地利所有的小城市中，薩爾茨堡不僅風景優美，地理位置也最為理想。因為它位於奧地利的邊陲，坐兩個半小時的火車就可以到慕尼黑，五個小時到維也納，十個小時到蘇黎世或威尼斯，二十個小時到巴黎，是通向全歐洲的真正出發點。當然，當時它還沒有因為舉辦各種藝術節而成為「群英薈萃」的藝術名城（一到夏季，雅士淑女雲集於此），它仍是一個古樸的、有待開放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小城鎮（否則，我不會選此地作為我的工作地點），坐落在阿爾卑斯山餘脈的山麓，阿爾卑斯山脈的峻嶺和山崗在這裡和德國的平原自然相連。我買的那棟房子坐落在鬱鬱蔥蔥的小山崗上，汽車開不到那裡，只能沿著一條已有三百年曆史的有一百多級臺階的崎嶇山路爬上去。當你從山崗的平臺上鳥瞰山下塔尖林立的城市屋頂和山牆門窗的迷人景色時，你攀登向上的辛苦也就得到了補償。山崗後面是綿延不斷氣勢磅礴的阿爾卑斯山的全景（當然也能望見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薩爾茨山，當時毫無名氣的一個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在我的對面）。我那棟房子富有浪漫色彩，但並不實用，它是十七世紀一個大主教狩獵時的休息行轅，周圍是堅固的城堡圍牆；到了十八世紀末，主房左右各擴建了一間房子；主房裡有一幅精美的舊壁毯和一個繪有圖畫的九柱戲球。一八七〇年，弗蘭茨皇帝訪問薩爾茨堡時，曾親自用這個球在這個行轅的長廊裡打倒了九柱戲的柱。這所行轅裡還儲存著幾張寫有各種基本權利的羊皮紙，它們是以往輝煌歷史的見證。
這座行轅——由於它的門臉寬大而顯得華麗壯觀，但廳室不過有九間，因為縱深極淺——是一座結構奇巧的古建築。後來，我的賓客無不為這所建築而讚歎。可是在當時，歷史悠久卻不是件好事。我們發現這個家幾乎不能安身，雨水滴滴答答落進房間裡，每次下雪以後，門廊裡全是雪，而想要把屋頂徹底修理一下是不可能的，木匠沒有修房椽的木頭，白鐵匠沒有修房頂的白鐵皮。最大的漏洞只能用油氈勉強修補一下，如果再繼續下雪，除非到屋頂上去把積雪掃掉，別無他法。電話也常常和人作對，因為電話線用的是鐵絲而非銅線。任何一點小東西都必須從山下運上來，因為山上沒有人供應。但是，最使人受不了的是寒冷，因為周圍遠近都沒有賣煤的，而庭院裡的樹太新鮮，燃不起來，只是發出蛇一樣的噝噝聲，不是在燃燒，而是吐著白沫，發出爆裂的聲響。在困難中救急的東西是泥煤，它總能發出一點熱量來。但是冬天裡有三個多月的時間我幾乎只能窩在被子裡，用凍得發紫的手指寫我的文章。每寫完一頁，就把凍僵的手指放在被窩裡暖和一下。在那個災難之年，不僅食品和燃料全面匱乏，住房也相當緊張，凡能棲身的地方都被看作寶地。奧地利已有四年沒有蓋房子；許多房屋已經倒塌，大批無家可歸的退役士兵和戰俘又突然蜂擁而至，以致每間可用的房屋都得住一戶人家。管理委員會已經到我家來了四趟，我們也自願交出兩個房間，不過我們的房子又破又冷，當初我們對這棟房子的不滿意之處，如今卻起到了保護作用，因為誰也不願意爬一百多個臺階到這裡來受凍。
那時，我每次進城都能碰到令人震驚的事，我第一次目睹嚴重的饑荒。麵包已經發黑，散發出一股黴味；咖啡是用烤糊的大麥熬成的湯；啤酒是黃顏色的水；巧克力是染色的沙粒；土豆全都凍壞了；為了不至於忘掉肉的味道，大家都養起兔子來。有個小夥子為了改善伙食，星期天到我們的園子裡來打松鼠；養得稍胖一點的狗貓之類，走得稍遠些就很少能夠回來。衣服料子實際上是加工過的紙，是代用品的代用品。男人們的衣服幾乎都很破舊，甚至有俄國人的軍服，是從倉庫和醫院裡弄來的死人穿過的衣服。麻袋做的褲子也不在少數。街上的櫥窗被洗劫一空。牆上的泥灰像瘡痂一樣剝落下來，路上的行人明顯營養不良，強挺著身子去工作，看了使人心神不寧。平原地區的食品供應較好一些。在道德風氣普遍下降的情況下，農民也不按法定的「最高價格」出售，而是以高出幾倍的價格出售自己的黃油、雞蛋、牛奶等。凡是能貯存的食品，他們都存在倉庫裡，等待買主找上門來以好價錢賣掉。因此，不久就出現了一種新職業，囤積居奇者。有些無職業的男人，帶著一兩個背包，到農民那裡挨家挨戶收購食品，甚至乘火車到那些特別有利可圖的地方非法收購，然後拿到城裡以四五倍的價格出售。開始農民很高興，他們用雞蛋和黃油換來了那麼多的鈔票，像流水般淌到自己的家門。可是，當他們帶著鼓鼓的錢夾到城裡買東西時，他們發現長柄鐮刀、鐵錘、飯鍋等的價格已上漲了二十倍或五十倍，而他們賣的食品只多五倍的價錢。從那時起，他們就決定以食品換工業品，等價交換，以物易物。自從人們進入戰壕，有幸重溫穴居時代的生活以來，人們又擺脫了流通千年的貨幣交換，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換，這種荒誕的交換方式開始遍及全國。城裡人將農民可能需要的物品送到鄉下賣給他們，像中國的大花瓶和地毯，劍和獵槍，照相機和書籍，燈具和各種裝飾品，換回等值的食品。所以，當你走進薩爾茨堡一戶農家，就會有一尊印度菩薩凝視著你，使人大吃一驚，或者發現一個洛可可式的書櫃，擺著一些法國皮面精裝書，它們的新主人特別自豪，洋洋得意。「真正的皮面精裝，法國的！」他們鼓著腮，誇耀地說。「要物不要錢」已成為大家的口頭禪。為了吃飽肚子，有人不得不褪下結婚戒指和身上的皮帶去換吃的。
最後，為了制止這種實際上只對擁有食物的人十分有利的黑市交易，政府部門進行了干預。各省之間都設立了關卡，沒收鐵路上和騎腳踏車的囤積居奇者的貨物，交給各城市的食品供應部門。囤積居奇者也模仿美國西部片走私的方式，組織夜裡運輸或者賄賂那些自己家裡有捱餓孩子的檢查人員。有時候也會出現用手槍和大刀進行搏鬥的場面。那些走私的小夥子們經過前線的四年磨練，動刀動槍十分熟練，在平地上逃跑時也會利用軍事上掩護的那一套。這種混亂局面一週比一週嚴重，居民們感到越來越不安。因為人們明顯感到，貨幣一天比一天貶值。鄰近幾個國家用自己的貨幣換下奧匈帝國的貨幣，把兌換老「克朗」的虧空或多或少轉嫁給了貧窮的奧地利。老百姓對貨幣不信任的第一標誌就是硬幣不見了。因為用銅或鎳鑄造的硬幣抵不上它自身的價值，還是紙幣方便，造價也低。國家雖然開足馬力印鈔票，即便按照魔鬼靡非斯特的辦法造出儘可能多的紙幣，也依然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於是，每座城市，每個小鎮，甚至每個村莊都開始印刷自己的臨時鈔票，這種鈔票到了鄰村就不能使用。後來人們終於認識到，這些臨時鈔票毫無價值，乾脆扔掉了事。如果有一位國民經濟學家能先把奧地利的，後把德國的通貨膨脹的各個階段清楚完整地描寫出來，其驚險程度勢必超過任何一部長篇小說，因為混亂局面越來越離奇。誰都不知道一件東西是什麼價格，物價隨意飛漲。在一家漲價及時的店鋪裡，一盒火柴要比另一家店鋪高出二十倍，只因為那家店鋪的主人老實誠懇，還在按頭一天的價格出售。眾人為了報答店主的忠實可靠，人們奔走相告，不到一小時，這家店鋪的貨便銷售一空，也不管自己是否需要，買到手就好。人們都要物而不要鈔票，即便是一條金魚，或者是一隻舊望遠鏡，也總歸是「物」。最荒唐的就是房租了，政府為了保護租房人（他們是廣大群眾）的利益，不準提高租金，從而損害了出租人的利益。那時，在奧地利租一套中等大小的公寓房，一年的房租還不夠一頓午飯的錢；這就是說在奧地利全國有五年或十年時間差不多等於白住房（因為後來連解除租房契約都不准許）。由於這種混亂不堪的局面，社會風氣一週比一週荒謬，道德更加敗壞。出於愛國熱忱而把自己節儉了四十年的積蓄買了戰時公債的人頓時成了乞丐，借債的人逍遙法外，全都不再還債。誰要是遵守分配用糧制度，誰就會捱餓；只有那些厚顏無恥、膽大妄為的人才能填飽肚皮。善於行賄的人鴻運亨通；投機倒把的人大發橫財。按批發價出售貨物的人，他的貨物就會被竊取一空；那些精打細算的買賣人總是上當受騙。在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期間，再也沒有規範、尺度和價值可言。道德已不再存在，唯有一條準則：投機取巧、隨機應變、無所顧忌。在這個混亂時代，只有跳上那匹飛馳的快馬才不會被它踩在蹄下。
另外，當奧地利人在價值驟變中失去任何規範的時候，有些外國人看到在我們這裡可以渾水摸魚。在通貨膨脹期間——通貨膨脹已持續了三年，而且速度越來越快——國內唯一能保值的東西是外幣。奧地利的克朗放在手中像液體一樣容易流失，所以人人爭著要瑞士法郎和美元。有相當一批外國人充分利用這種經濟狀況，吞噬奧地利克朗抽搐的軀體。奧地利這塊肥肉被外國佬「發現」了。一種災難性的「外國人旅行熱」出現了。維也納所有的大旅館都住滿了那些吞食腐屍的禿鷲。他們見什麼買什麼，從一隻牙刷到一座農莊。他們把私人的收藏和古玩店裡的古董收購一空，直到古玩店主惱怒地發覺自己遭到了一場浩劫。瑞士旅館的看門人，荷蘭的女打字員都住進了環行大道上那幾家大飯店的貴賓客房。這種事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我作為一名目擊者可以對下列事實加以證明：在薩爾茨堡那家著名的豪華旅館——歐洲旅館，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全部租給了英國的失業者，他們有充足的失業救濟金，在這裡住能過上比老家貧民窟更便宜的生活。沒有不透風的牆，奧地利的生活費用和物價便宜——這是指用外幣購買——這個訊息逐漸傳開，越傳越遠。從瑞典、法國又來了一群貪得無厭之徒。在維也納市區，講義大利語、法語、土耳其語和羅馬尼亞語的人比說德語的人還要多。甚至德國也利用自己堅挺的馬克對付奧地利貶值的克朗，因為開始時，它的通貨膨脹率比奧地利低得多，德國抓住了這個時機。薩爾茨堡是邊境城市，這給我提供了絕佳的機會，來觀察每天過路的掠奪大軍。成百上千的巴伐利亞人從附近的村莊和城鎮擁入這座小城。他們在這裡做衣服，修理汽車，到藥房購買藥品，看醫生。慕尼黑的一些公司向國外寄信或打電報，都到奧地利來辦理，因為奧地利郵政價格比德國低得多。後來，德國政府終於決定建立邊防檢查站，以制止所有的必需品從價格低廉的薩爾茨堡購買，支援國內的經濟發展。最後，一馬克在薩爾茨堡可頂七十奧地利克朗用。德國海關嚴格執法，從奧地利來的商品一律沒收。但有一種商品無法沒收，就是喝進肚子裡的啤酒。嗜好啤酒的巴伐利亞人每天都拿著市場行情表仔細核算，由於奧地利克朗貶值，在薩爾茨堡的酒館裡用同樣的價錢就能喝上比家裡多四五立升甚至十立升的啤酒，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大的誘惑了。於是，成群結隊的人們帶著妻兒老小從費賴拉辛和賴申哈爾越境過來，為的是享受一下奢侈生活，灌滿一肚子啤酒，肚子能容納多少就喝多少。每天晚上，火車站就成了酩酊大醉、嘔吐不止的酒鬼們真正的魔窟；那些喝得不省人事的人，只好被拖上平時用來運箱子的手推車送入車廂，然後火車滿載著這群又喊又唱的發酒瘋的人返回他們的國家。當然，這些快活的巴伐利亞人沒有預見到以後有那麼可怕的報復發生。當克朗穩定下來，馬克卻以天文數字大幅度狂跌下來時，奧地利人也同樣從同一火車站乘車過去，在那邊猛喝便宜的啤酒，重演了啤酒的鬧劇。這兩個國家由於通貨膨脹而形成的啤酒戰是值得我特別回憶的往事之一。也許因為啤酒戰從小的方面形象又荒誕地把那幾年的瘋狂揭露得淋漓盡致。
奇怪的是，我今天竟然記不起那幾年我們的家庭生活是怎樣安排的。當時在奧地利維持一個人一天的生活需要花費幾萬甚至幾十萬克朗，後來在德國則要數百萬克朗，可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令人不解的是：我們大家都有過這麼多錢。我們習慣了那種生活，也適應了那種混亂的局面。一個沒有經歷過這個時代的外國人從邏輯推理上一定會想到：一個雞蛋在奧地利的價錢相當於過去一輛豪華汽車，後來在德國竟高達四十億馬克——幾乎相當於過去柏林全部房屋的地皮價。人們一定會以為：婦女們披頭散髮在大街上瘋狂地匆匆而過，商店裡一片荒涼，貨架上空空，什麼也買不到；特別是劇院和娛樂場所全都空空蕩蕩。但令人不勝驚奇的是，實際情況完全相反。人們要求生活連續性的意志遠遠超過貨幣的不穩定性。在金融的混亂中，日常生活幾乎是不受干擾地在繼續。但個人的變化卻非常大，富人變窮了，他們存在銀行裡的錢由於大量發行紙幣而流失了，投機倒把者卻富了。地球像飛輪一樣始終按自己的節奏在旋轉，從不停頓，從不關心個人的命運。麵包師烤他的麵包，鞋匠縫製皮靴，作家寫書，農民種地，列車正點執行，每天早上報紙照常準時送到門口；那些娛樂場所、酒吧、戲院天天爆滿。因為這種意想不到的事——以往最穩定的貨幣現在天天在貶值，人們現在更重視實際生活——工作、愛情、友誼、藝術和自然——的真正價值。在苦難之中的整個民族活得比以往更有生氣，更具活力。小夥子和姑娘們到山裡遠足，回家時臉已曬得黝黑。舞廳裡的音樂一直演奏到深夜。新的工廠和新的商店到處在興建。連我自己也不敢想，我那幾年的工作和生活竟比以前更富有朝氣。過去我們認為重要的東西，現在變得更重要了。我們在奧地利混亂的那幾年裡，反而更喜愛藝術，因為金錢的背叛，反而使我們覺得，我們心中永恆的東西——藝術——才真正可靠。
譬如說，我在最艱苦的日子裡從來沒有忘記去看歌劇。看歌劇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著前進，由於缺煤而限制路燈照明。看一次歌劇要拿一大把鈔票才能買到一張頂層樓座的票，這些錢在戰前足夠訂一年的包廂。由於劇場裡沒有暖氣，觀眾要穿著大衣看戲，並且靠緊鄰座的人以彼此取暖。過去，男人穿筆挺的制服，女人穿貴重的長裙，在劇場裡光鮮亮麗；而現在是一片灰色，既單調又灰暗！誰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劇下個星期是否還繼續演出。如果貨幣繼續貶值，而運來的煤只夠用一個星期的話，那麼這座像皇家劇院一樣富麗堂皇的豪華劇院將顯出一片絕望的毫無生氣的景象。樂隊演奏員坐在樂池裡，穿著破舊的燕尾服，也是一片灰濛濛的景象。他們一臉憔悴，由於生活用品匱乏，個個顯得精疲力盡。在那個陰森森的大廳裡，我們這些觀眾也像幽靈一樣。當指揮舉起指揮棒，帷幕漸漸拉開時，出現在我面前的場景是從未有過的精彩。每個演員、演奏員都竭盡全力演出，因為他們都覺得，這可能是最後一次演出。我們這些觀眾都前所未有地集中精神，細心聆聽，因為我們也覺得，恐怕這是最後一次看歌劇了。我們大家，成千上萬的人在那幾個星期、幾個月或者幾年裡全都這樣生活，在最後崩潰之前都使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我從來沒有在一個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覺到像當時那種強烈的生存意志，那就是：生存，繼續活下去。
不過，儘管如此，要我向別人解釋被洗劫一空、貧窮的、多災多難的奧地利當時是怎麼生存下來的，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當時，奧地利右邊的巴伐利亞已經建立了共產主義的議會制共和國，它左邊的匈牙利在貝拉·庫恩的領導下變成了布林什維克；至今我也想不通多災多難的奧地利怎麼沒有發生革命。當時在奧地利並不缺少槍炮彈藥，街道上到處遊蕩著飢餓的、衣服襤褸的復員士兵，他們憤怒地望著那些靠戰爭和通貨膨脹發橫財的暴發戶過著可恥的奢侈生活。在兵營裡已有一個「紅色衛兵」組織正在準備起事，而且不存在任何對立的組織。當時只要有二百個堅決的人，就能拿下維也納和整個奧地利。可是根本沒有發生什麼嚴重事件，唯一的動亂是一群不守紀律的人企圖鬧事，被五十個武裝警察輕鬆地平息下去了。所以，奇蹟變成了現實：這個能源被切斷，工廠、煤井和油田處於停工的國家，這個被搶劫一空，依靠著雪崩般地下跌和失去價值的貨幣維持的國家終於保持下來了，堅持下來了——也許因為它太虛弱的緣故，因為老百姓太飢餓了，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不可能去進行什麼鬥爭；不過，還有自身的原因：天生的善良本性——奧地利人民極神秘的、典型的心理力量。因為最大的兩個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社會黨，儘管有很大的分歧，卻在最最困難的時期共同組織了聯合政府。兩黨都作了妥協，以防止出現整個歐洲四分五裂的災難局面。社會秩序逐漸得到整頓和治理。我們意想不到的事發生了：這個被肢解的國家依然存在著，甚至以後希特勒向這個在貧困中無比堅強的民族徵募兵員時，它曾準備起來捍衛自己的獨立。
不過，這個國家始終沒有被顛覆，僅僅是從表面上和政治意義上而言，實際上，在戰後最初幾年，一場巨大革命正在它的內部發生。有些東西隨著戰爭失敗而被破壞了，即我們從青年時代一度被培養起來的認為權威不會犯錯誤的信念被破壞了。不過，難道德國人還會繼續敬佩他們那個曾高喊發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息」，在戰敗時卻偷偷逃出自己的祖國的皇帝嗎？難道還會繼續敬佩他們的軍隊首腦、政治家和那些寫「戰爭」和「勝利」「困苦」和「死亡」的詩、無休止地進行押韻的詩人嗎？當戰爭的硝煙從國土上消散，國土滿目瘡痍時，人們才覺得戰爭的可怕。在英雄主義的名義下進行的四年殺戮，在合法徵用的名義下進行的四年搶劫，這種道德觀怎麼還會被看作是神聖的呢？國家把公民應盡義務中的一切對自己不利的條款任意取消，國民又怎麼會信任國家的許諾呢？而現在正是那些人，即所謂有經驗的原班人馬乾出了比戰爭這件蠢事還要愚蠢的事：他們締結的和約是相當拙劣和草率的。今天大家都知道——在當時只有我們少數人知道——這種和平顯示不出那種最大的正義的歷史事實。威爾遜認識到這種可能性，他以十分豐富的想象力為世界各國實行真正持久的和解提出一項具體的計劃。但是，原來的那些將軍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利益獲得者卻把這個偉大的計劃撕毀了，把它撕成毫無價值的碎紙片。威爾遜曾經向千百萬人許下偉大而又神聖的諾言：這次戰爭將是最後一次；實際上這種許諾只不過是為了從那些半絕望、半衰竭和喪失信心計程車兵身上喚起最後的力量；這種許諾已為那些利潤巨豐的軍火商和戰爭狂熱的政客們所拋棄。表面上他們對威爾遜的明智、人道的要求表示積極的支援，可是幕後仍然全力推行秘密談判和簽訂密約的伎倆，並且獲得成功。帶著明亮的眼睛看世界的人都覺得自己被騙了，犧牲了孩子的母親們覺得受騙了，回到家鄉淪為乞丐計程車兵受騙了，所有購買戰爭公債的愛國人士受騙了，每個相信國家許諾的人受騙了，所有那些夢想一個全新的、更美好有序的世界的人全都受騙了。我們終於知道，這是故伎重演，那場舊的戰爭賭博已由那些原來的賭徒和新的賭徒重新開始，而我們的生存、幸福、時間和財產都成了那場賭博的賭注。如果整個年輕一代是懷著憤慨和鄙視的心情審視先是戰敗而後又獲得和平的父輩，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難道他們不是把一切都搞砸了嗎？難道他們不是什麼也沒預見到嗎？難道他們不是把一切都算計錯了嗎？如果年輕一代從此失去了一切尊嚴，因而怨恨和鄙視自己的父輩，不是很容易理解嗎？整個年輕一代人，他們不再相信父母，不再相信政治家，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老師；他們對國家的每項法令、每一次公告都抱著懷疑的態度。戰後的一代毅然決然地拋棄了迄今為止的一切舊觀念，擺脫了一切傳統的束縛，決心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告別舊的過去，朝氣蓬勃地走向未來。隨著年輕一代的覺醒，一個嶄新的世界開始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新秩序在生活的各個領域開始了。不言而喻，開始的時候不免有些過火：凡是與這一代不同齡的人或事統統在被破除之列。那些十一二歲的孩子不像以前跟隨父母去旅行，而是男生女生一起以「候鳥協會」會員的名義集體在國內旅遊，後來還去到義大利和北海。學校裡仿效俄國建立了監督老師的學生會。教學計劃被徹底廢除，因為孩子們只願意學習自己喜歡的東西。純粹由於造反的興趣，對任何有效的規章制度他們都要造反，甚至違背自然法則，造男女永遠有別的反。女孩子剪短了頭髮，風行「小男孩髮型」，從外表上看，分不清是男孩還是女孩；青年男子為了顯示出女孩子的媚氣，把鬍子颳得淨光；男子之間的同性戀和女子之間的同性戀，不是出於自身的慾望，而是作為一種對自古以來合法的、正常的戀愛形式的反叛而盛行。生活的每種表現形式都竭力染上激進和革命的色彩，藝術當然也是如此。新的繪畫宣告倫勃朗、荷爾拜因和委拉斯開茲所創作的一切都已過時，並且開始了最粗野狂亂的立體派和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實驗。音樂中的旋律，肖像畫中的相像性，語言中的可領會性，所有這些最基本的原則都被擯斥在外。德語中的冠詞「der,das,die」不再用了，句子的結構顛倒過來，採用「簡明扼要」的電報文體進行寫作，再用上色彩強烈的感嘆詞。除此之外，各種沒有積極意義的文學，即缺乏政治理論的文學，統統被扔進垃圾箱。音樂創作中固執地尋找一種新的調性和一種節拍分離的新方法。建築學中採取了一種由裡向外的建房程式。舞蹈中華爾茲不見了，只剩下古巴人和黑人的形象。時裝方面特別強調裸露的原則而越來越荒唐。在劇院裡，演員穿著燕尾服演《哈姆雷特》，試圖引起爆炸性的戲劇效果。各個領域都開始了大膽試驗的階段，試圖一蹴而就，超過以往的一切既成事實、變化和成就。一個人越年輕學得就越少，與傳統的聯絡就越少，就越來越受歡迎——年輕一代終於成功地向我們父輩的世界進行了大報復。可是我覺得，在這種狂歡節式的瘋狂中，既可悲又可笑的莫過於在許多老一輩知識分子中產生的驚慌失措的窘態，他們害怕自己被別人超過而變得「無足輕重」。毫無疑問，他們在絕望中不得不裝出一副敢幹硬拼的假面孔，試圖邁著笨拙的步伐，一拐一拐地跟在後面，走入最明顯不過的歧途。老實、厚道、鬍鬚灰白的大學教授，在他們賣不出去的靜物畫上再畫上象徵性的立方體和六面體，因為年輕的校長們（他們到處物色年輕人，越年輕越好）認為所有這些畫太古典，要從畫廊裡清除，放入倉庫。用完整又清晰的德語寫了幾十年的作家，也跟著潮流把句子寫得支離破碎，以「積極精神」違反語言規律。肥胖的行動遲緩的普魯士樞密顧問在臺上講授卡爾·馬克思的學說。上了年紀的宮廷舞女裸露著三分之二的身體，「僵直」地扭動著身體，跳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和荀白克的《昇華之夜》。老人們驚慌失措地追逐最時髦的裝束，使自己變得「年輕」。他們總想迅速找到永不過時的流派，一天比一天時髦，最好隔夜就翻新，這一切成了唯一的虛榮心。
這是一個多麼狂熱、無序和難以置信的時代啊！在那幾年裡，奧地利和德國的貨幣極度貶值，它們的一切價值觀一下子下滑到底。這是一個極端興奮極其眩暈的時代，是急躁和盲從交織在一起的時代。一切奇談怪論和無法捉摸的東西，如通靈術、神秘學、招魂術、夢遊症、人智學、手相學、筆相學以及印度的瑜伽和巴拉塞爾士的神秘主義，它們都經歷了一個黃金時代。一切比迄今所知的任何一種麻醉品——嗎啡、可卡因、海洛因——更具有刺激性的東西，都十分暢銷。戲劇作品裡充斥著亂倫和弒父的題材。任何正常和適度的東西全都遭到擯斥。但是，我卻不願在我一生中，在藝術的發展過程中，錯過那混亂的時代。就像每次思想革命興起之時總是不顧一切地向前猛衝那樣，思想革命盪滌了舊傳統令人窒息的空氣，消除了多年的緊張氣氛。不管怎麼說，他們的大膽實踐畢竟起到了寶貴的推動作用。雖然我們對他們的過激作法有些驚愕，但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去責備和傲慢地否定那個時代。因為，從根本上說，年輕一代試圖彌補我們這一代人由於謹小慎微和漠不關心所耽誤的一切——縱然做得有點過火，有點急躁，他們內心深處的出發點是正確的。他們認為戰後的時代就應不同於戰前的時代，這必須是一個新時代，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難道不就是我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在戰前和戰爭期間所盼望的嗎？很顯然，就是在戰後，我們這些較年長的人再次表現出自己的無能，未能及時成立一個國際組織，來對抗世界上新的危險的政治伎倆。在和談時期，以長篇小說《火線》而獲得世界聲譽的亨利·巴比塞就試圖本著和解的精神把歐洲所有的知識分子團結起來。那個團體將自稱為「清醒社」，頭腦清醒者。它要把所有的作家和藝術家團結起來，誓與今後任何煽動民族之間仇恨的行為作無情的鬥爭。巴比塞委託我和雷內·席克勒共同領導德語作家小組，這是任務中較艱鉅的一部分，因為在德國還充滿了對《凡爾賽和約》的憤怒情緒。只要德國的萊因蘭、薩爾和美因茲的橋頭堡還被外國的軍隊佔領著，要想使有聲望的德國人具備超民族主義的思想，幾乎是沒有希望的。不過，如果巴比塞沒有在困難時期丟下我們不管，那麼建立一個這樣的組織還是有可能的，因為後來高爾斯華綏以筆會的形式實現了這樣一個組織。巴比塞的俄國之行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使他堅信資產階級國家和民主不可能促使各族人民建立真正兄弟般的關係，唯有共產主義才能夠做到。因此，他想悄悄地把「清醒社」變成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可是，我們拒絕接受這種做法，因為它必然會削弱我們隊伍中徹底變革的激進化作法。於是這個本身有意義的計劃也就提前告吹了。我們在爭取思想自由的奮鬥中，往往因為過於熱愛自身的自由和獨立而屢屢遭到失敗。
現在只有一件事留在自己的面前：過隱居的生活，安安靜靜地搞自己的創作。在表現主義者和放縱主義者——如果我能這樣說的話——看來，我這個三十六歲的人已屬於業已死去的舊一代作家，因為我不會矯揉造作投其所好，我的早期作品，我自己再也不喜歡，我在「唯美主義」時期寫的書，我決定一律不準再版。也就是說，我要重新開始，並且等待著，直到這個「主義」那個「主義」的激盪浪潮平息下去。我覺得，我的不虛榮有利於我的淡泊寧靜的心情。因此，我開始寫《世界建築師》系列叢書。為了尊重事實的真實性，我已準備了多年。我懷著完全冷靜的心情寫了《馬來狂人》和《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這樣一些中篇小說。如今，我周圍的國家、周圍的世界逐漸恢復正常，所以我不再猶豫；那段我可以把一切作為權宜之計的日子已經結束。現在我已到了人生的中途，純粹許諾的年齡已經過去，該是實現許諾和考驗自己，或者徹底放棄的時候了。
徒步旅行組織，一九一〇年由德國人卡爾·菲舍爾發起，後傳入奧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