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九一七年復活節我寫的悲劇《耶利米》出版時，情況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兩萬冊劇本很快銷售一空，對戲劇來說，這是個了不起的數字。況且，我是懷著對那個時代最強烈的對抗情緒寫這部劇的，所以我也必須等待對我的強烈反擊。然而，事實正相反。不僅有像羅曼·羅蘭那樣一開始就公開支援的朋友，就是先前站在另一邊的，像拉特瑙和理查德·戴默爾等人也公開表示支援。那些劇本尚未到手的劇院經理寫信給我，要求我為他們保留在戰後太平之日首演這齣劇的權利，因為在戰爭期間演出該劇是不可能的。即便是主戰派對劇本持反對態度，也表現得禮貌和十分的尊重。我曾有一切的思想準備，卻獨獨沒有想到這一點。
怎麼會這樣呢？無非是戰爭已過了兩年半，時間使他們突然警醒。經過戰場上的可怕流血之後，高燒開始降溫。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他們熱情奔放，而現在他們以相當冷靜的眼光注視著戰爭。那種團結一致共同對外的感情開始鬆動，因為他們從現實中一點沒有體會到哲學家和詩人大肆吹噓的「道德精神的淨化」。一條深深的裂縫貫穿著整個民族，整個國家彷彿分裂成了兩個不同的世界。前方，士兵在打仗，在忍受最殘酷的苦難；後方，人們安居樂業，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有的擠在劇院裡，有的損人利己大發橫財。前方和後方的界限越來越明顯了。走後門拉關係，戴上假面具幹壞事。大家都明白，用金錢或者利用關係可以搞到優惠物資。而另一方面，疲於奔命的工人和農民一再被驅入戰壕。因此，每個人只要有可能都無所顧忌地尋找門路。由於無恥的中間商的盤剝，生活必需品之類的物資價格飛漲，食品日益匱乏，百姓生活困苦，而那些發戰爭橫財的人卻過著令人鄙視的奢侈生活，猶如在荒涼的沼澤上閃爍的鬼火。老百姓漸漸產生強烈的懷疑，懷疑貨幣的日益貶值，懷疑將軍、軍官和外交官，懷疑國家和參謀部的每份公告，懷疑報紙和它刊登的訊息，懷疑戰爭本身和它的必要性。當然，這絕不是我那部劇本的藝術成就所能產生的效果，而是這種發人深省的效果促使我的劇本獲得極大的成功。我只是用劇本說出了別人不敢公開說的話：對戰爭表示憎恨，對勝利表示懷疑。
當然，在舞臺上用生動的語言表達這種情緒，看來是不可能的，如果這樣做不可避免地會引起抗議。所以，我必須放棄在戰爭時期看到這第一齣反戰劇演出的希望。然而，我卻突然接到蘇黎世市劇院經理的信，他說他要把我的《耶利米》立即搬上舞臺，並邀請我參加首演儀式。我竟然忘記了在德語世界裡還有一塊小小的但又非常珍貴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是如此）。承蒙上帝關懷，這是一片置身局外的民主之地，在這裡言論自由，思想開明。毫無疑問，我立刻表示同意。
當然，我表示同意是有條件的，因為我只能原則上表示同意，當有關當局允許我離開本國和工作崗位一段時間才行。幸好當時所有交戰國都設有一個稱為「文化宣傳部」的機構——現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再設立了。為了對兩次世界大戰在思想環境上的區別加以說明，有必要指出，當時那些國家的領袖、皇帝和國王們都是在仁愛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在潛意識中對戰爭是有愧的。所以，如果指責這個或那個國家是「軍國主義」，它們都會立刻進行反駁，說這是卑鄙的誹謗。與此相反，每個國家都會千方百計表白、證明、解釋，甚至用事實來炫耀自己是一個「文明國家」。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在世界輿論面前，人們總是宣傳文化比強權高尚，鄙視諸如「神聖的利己主義」和「生活空間」這類口號，認為它們是不道德的。他們認為最要緊的事情，莫過於讓輿論承認他們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貢獻。因此，各國的文藝演出團體蜂擁到中立國家。德國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揮家率領的交響樂團到瑞士、荷蘭和瑞典去演出；維也納也派出自己的交響樂團到國外演出；甚至還派出詩人、作家和學者，其目的不是去宣揚軍事行動或者慶祝兼併的意圖，而是用詩篇和作品來證明德國人並不是「野蠻的」，並非只製造槍炮和毒氣，他們也創造歐洲的純粹精神財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我必須要強調這一點，尚有一股博取世界民心的力量。一個國家的道德基礎和藝術創作在戰爭中還被視為有重大影響的力量，各個國家還都在爭取人民的同情，而不像一九三九年的德國那樣，一股腦用非人的殘暴把這一切統統打翻在地。所以，我以參加一齣劇的首演為名申請去瑞士度假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令人擔憂的最大障礙可能是這是一部反戰劇，劇本里有一個奧地利人——儘管他是一個象徵性的角色——預言戰爭可能會失敗。我向部裡主管文化宣傳的領導提出申請，向他說明我的願望。使我感到十分驚奇的是，他立刻答應了我，而且馬上就辦。他對批准的理由作了奇特的說明：「感謝上帝，您從來不屬於那些愚蠢的戰爭叫囂者之列。好吧，請您在外面把自己的事業進行到底。」四天以後，我得到了假期和一張出國護照。
戰爭還在進行之中，我居然聽到部裡的一位高階官員這樣隨便的談話，心中覺得有點奇怪。但是，我並不知道政治上的秘密來往，所以我不知道，以新皇帝卡爾為首的政府高層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醞釀一場脫離德國軍事獨裁的運動，當時德國的軍方不顧奧地利的意願，肆無忌憚地將它綁在野蠻的兼併主義的戰車上。我們參謀部裡的人都十分痛恨魯登道夫殘暴專橫的做法；外交部竭力反對德國的政策，把奧地利樹為美國的敵人，必然會遭到美國潛艇的攻擊而又無法防禦；甚至老百姓也都竊竊私語，抱怨「普魯士人的無理妄為」。不過目前這一切，還僅僅是小心謹慎的弦外之音，是從不自覺的談話中流露出來的。但幾天以後，我瞭解到更多的情況，而且意外地比其他人早知道一件當時最大的政治秘密之一。
事情是這樣的：赴瑞士途中，我在薩爾茨堡逗留了兩天，在那裡為自己買了一棟房子，打算戰後居住。在這座城市裡有一小群篤信天主教的信徒，其中有兩人在戰後的奧地利歷史上起到過重大作用，他們是海因裡希·拉馬施和伊格納茨·賽佩爾。前者是非常著名的法學家，曾參加過海牙會議；後者是天主教神父，他在奧地利君主制政體崩潰以後，擔當起管理小小奧地利的責任，他在這個崗位上充分施展了卓絕的政治才能。他們兩人都是堅定的和平主義者，虔誠的天主教徒，熱情的老牌奧地利人，內心深處對德意志、普魯士、基督教的軍國主義極其痛恨。他們覺得這種軍國主義同奧地利的傳統思想和天主教的使命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的詩劇《耶利米》在這個和平主義的宗教階層裡博得了最強烈的同情。樞密顧問拉馬施——賽佩爾正巧出外旅行——請在薩爾茨堡的我去見他。這位顯貴的老學者非常客氣地談論我的劇本，他說，劇本里充滿了我們奧地利人那種友善處世的思想，他期望劇本能超出文學範疇，發揮更大的作用。使我感到特別驚訝的是，我與他從來沒見過面，可是他很信任我，談話是那麼坦率，充分證明了他內心的勇氣。他告訴我這樣的秘密：我們在奧地利的人正處在決定性的轉折關頭。他說，俄國在戰場上受到挫折以後，倘若它放棄侵略意圖，那麼，無論對德國還是對奧地利，締結和平都不會有什麼障礙，眼下不能坐失良機。如果德國的泛德意志集團繼續反對談判，那麼奧地利將不得不擔負起領導的責任而獨立行事。他向我暗示，年輕的卡爾皇帝答應幫助實現這些意圖；也許過些時候就能看到皇帝本人發揮政治影響。現在的一切都取決於奧地利本身是否有足夠的力量達成互相諒解的和平，而不是追隨德國的軍國主義派，以草率地繼續犧牲生命為代價換來「勝利的和平」。在緊急的情況下，必須採取斷然措施：在奧地利被德國軍國主義分子推入災難深淵之前，及時脫離與德國的聯盟。他堅決果斷地說：「誰都不能譴責我們背信棄義，我們已經死了一百多萬人，我們犧牲得夠多了，我們付出的代價夠大了！現在我們再也不能為德國的世界霸權去犧牲一個生命，犧牲一兵一卒都不行！」
我屏著呼吸細心地聽著。以前我們對這些事情也常常默想，但誰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說出來：「讓我們及時與德國人和他們的兼併政策徹底脫鉤。」如果這樣說，就會被認為是對盟友的「背叛」。而現在，這些話卻由一個——據我所知——在奧地利得到皇帝的信任，並由於參加海牙會議而獲得國際聲譽的人說出來，他對我這樣一個幾乎還是陌生的人說這些話，態度又是那麼平靜和堅定，我立刻感覺到，奧地利單方面的行動早已不是準備階段，而是已付諸行動了。要麼以單方面媾和的威脅迫使德國進行談判，要麼在緊急情況下實現單方面媾和，這種想法是很有膽識的。歷史將證明，這種想法是拯救當時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以至整個歐洲的唯一可行的最後方案。可惜到後來卻缺乏實現計劃的決心。卡爾皇帝派他的內兄帕爾瑪親王去會見克雷孟梭，實際上還帶著一封密信，目的是試探一下在沒取得德國宮廷的諒解之下媾和的可能性，並隨時準備進行和談。後來，不知怎麼德國發現了這一秘密使命，我知道直到今天也沒搞清楚事實真相。致命的錯誤是卡爾皇帝后來沒有勇氣公開堅持自己的信念，正如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德國以進軍奧地利相威脅，卡爾皇帝作為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員，害怕給祖輩留下的歷史上增添汙點。可是在關鍵的時刻，他還是廢除了由弗蘭茨·約瑟夫老皇帝締結的、用無數鮮血作保證的盟約。而無論如何，他是不會任命拉馬施和賽佩爾為總理的。這兩人都是信奉天主教的國際主義者，都有強烈的內心道德信念，敢於承擔脫離德國的罪名。小皇帝的優柔寡斷最後還是毀了他自己。他們二人是在奧地利共和國千瘡百孔的困難時期當上總理的，而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期間。當時，除了這兩位有威望的重要人物之外，還不曾有人能勝任脫離德國這貌似不義之舉。如果拉馬施當時公開地以脫離德國相威脅，或者索性脫離德國，那麼他不僅能拯救奧地利的生存，也能拯救由於無限擴張而陷入內部危機的德國。如果那位篤信宗教又十分明智的人向我坦率地宣告的行動不是由於懦弱和笨拙而破產的話，那麼，歐洲的情況會好得多。
第二天，我繼續旅行，越過了瑞士的邊界。今天的人很難想象，一個人從被封鎖的處於半飢餓狀態的作戰國到達中立國會有什麼感覺。從國界這邊的車站到邊境那邊的車站不過幾分鐘，然而，從越過邊境的第一秒起，就立刻使人感到彷彿從令人窒息的環境裡突然來到清冽的白雪空間中，清涼又爽快，彷彿一下子混沌的大腦裡每條神經每個思路都活躍起來——幾年以後，我又從奧地利到瑞士來，在瑞士邊境這個布克斯車站（要是在平時，火車站的名字我是記不住的），我又猛然呼吸到清新涼爽的空氣。旅客從車上跳下來，首先使我吃驚的是食品櫃上琳琅滿目，擺著各種我早已忘掉的日常用品，飽滿的黃燦燦的香蕉和柑橘，和我們走後門才買到的巧克力和火腿，還有面包和肉製品。買麵包不要麵包票，買肉不要肉票。真的，旅客們像餓狼似的撲向物美價廉的食品。車站上還有家郵電局，從這裡可以向世界各地發信或打電報而無需檢查。裡面陳列著法文、義大利文和英文報紙，可購買、瀏覽、閱讀，而不會受到懲罰。在這裡允許的一切，只要倒退五分鐘車程的距離，又都是禁止的。我覺得，歐洲戰爭的全部荒謬之處，從這兩個距離比較近的邊境小站完全不同的情況中，可以全部揭露出來。再回頭看看我們那邊的邊境小鎮，各種招牌歷歷在目，在每棟房子裡和每間住戶裡，都有男人被徵走，送到烏克蘭和阿爾巴尼亞去殺人或送命。而在這裡，只有五分鐘路程的地方，同樣年齡的男人和他們的妻子悠然自得地坐在常春藤纏繞的家門口，抽著香菸。我情不自禁地問自己：在這條邊境小河裡，是否也是右邊的魚群正在作戰，而左邊的魚群則保持中立。當我越過邊境的那一剎那，我已感到這邊和那邊的不同，這裡更自由、更使人振奮、更尊重人的價值。到了第二天，我不但感覺到戰爭對我們精神上的摧殘，也感到我們的身體機能在戰爭中衰退到何等地步。我應邀到親戚家做客，飯後喝了一杯濃咖啡，抽了一支哈瓦那雪茄，沒想到我突然感到頭暈，心也跳得厲害。我的身體，我的神經這時表明，在長期飲用代用品和吸代用煙之後，亦不能適應真正的咖啡和真正的菸草了。連身體也不得不從戰爭的不自然狀態轉變到和平的自然狀態中來。
這種眩暈，這種舒暢的昏昏沉沉倒也產生了一種精神刺激。我覺得每棵樹更美了，每個山頭更廣闊了，每處風景更可愛了，因為在進行戰爭的國土上，草原的和平寧靜在混濁的目光看來就會覺得大自然是無情冷漠的，殷紅的落日會使人想起遍地鮮血。而在這裡，在和平的國度裡，蒼茫大地無處不美，到處是自然。我喜愛瑞士，好像我從未愛過它似的。以前，我總是懷著欣喜來到這個不大的富饒國家，卻從來沒有像這次深刻地體驗到它存在的真正意義。各民族之間友好地生活在同一空間，這是瑞士人的理想。為發揚兄弟情誼，通過互相尊重和真正的民主來克服語言上和民俗上的差異，這是最明智的生活準則——這對整個混亂的歐洲是多麼好的榜樣啊！瑞士是一切受迫害者的避難所。多少世紀以來，它是和平、自由的故鄉，它最忠誠地保持著自己固有的特色，同時歡迎各種思想和觀點——對我們這個世界來說，這唯一的超民族國家的存在何其重要！我覺得，人們賜予這個國家這麼多的風景名勝和財富，是理所當然的。人們在這裡不會覺得陌生，一個自由、獨立的人在這裡會覺得比在他的祖國更有歸家之感。我沿著蘇黎世的大街和湖邊徜徉了好幾個小時。到了晚上，萬家燈火，一片和平景象，這裡的人們過著怡然自得的寧靜生活。我想，在那些窗戶後面不會有躺在床上翻來覆去思念著自己兒子的女人。在這裡，我沒有看見過傷員、殘疾人和明天或後天就要被裝上列車的年輕士兵。我覺得，人在這裡更有理由活下去，而在那個進行戰爭的國家裡，人的生活成了一種恐懼，幾乎是一種負擔，甚至是一種精神折磨。
我覺得，我最要緊的事情不是討論我的劇本上演，也不是會見瑞士的朋友和其他外國朋友。我首先想見到羅曼·羅蘭，我知道他能使我更堅定、更清醒、更積極，而且，我要感謝他在我心情孤獨沮喪的日子裡，給予我的友誼和鼓勵。我立刻前往日內瓦。現在，我們這些「敵人」處境相當複雜。不言而喻，交戰國的政府是不願看到它的公民在中立地區和敵國公民進行私人往來的。在這裡無法用法律加以限制，宣傳部門也並沒有一條法律規定對文化交流和會面課以刑罰。只有商業上的往來，所謂「與敵人通商」才是法律所禁止的，與叛國罪相提並論。為了避免由於最輕微地觸犯禁令而遭受不必要的懷疑，我們朋友之間原則上避免相互敬菸，因為我們的一舉一動被無數的密探監視著。為了避免做賊心虛或者圖謀不軌的任何嫌疑，我們這些朋友選擇了最簡單的辦法：完全公開，使密探無機可乘。我們通訊不用假地址，也不用留局待取的辦法，更不在夜間偷偷互訪，而是大搖大擺地穿過大街，公開坐在咖啡館裡。所以，我到達日內瓦以後，就立刻向旅館的前臺通報了我的全名，公開說我要見羅曼·羅蘭先生，因為如果德國或者法國的通訊社就可以報道我是誰以及我要訪問誰，豈不更好。對我們來說，我們兩個偶然相遇的老朋友並不會因為分屬戰爭中的敵對國而突然迴避彼此，我們覺得我們沒有義務因為世界變得荒謬，我們也要隨之變得荒誕。
現在，我終於站在他的房間裡——我幾乎覺得這就是他在巴黎的那個房間。像在巴黎時那樣，桌面上、靠背椅上堆滿了各種各樣的書籍，寫字檯上也堆滿了報紙、雜誌、信件紙張等。不論走到哪裡，他的佈置都一樣，簡單得像修士的房間，可是它卻與全世界聯絡在一起。我們霎時間竟忘了問候的話，只是彼此握了握手。多年以來，這是與我重新相握的第一隻法國人的手；羅曼·羅蘭是我三年以來交談的第一個法國人。正是在這三年中，我們之間的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緊密。我用法語同他的交談，比在家鄉同任何人的交談更投機更坦率。我心裡完全意識到，站在我面前的這位朋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和我交談的這位朋友代表著全歐洲的道德良知。只有在那時我才認識到，他為促進彼此諒解所進行的偉大事業中正在做的或已經做過的一切。他夜以繼日地工作，沒有助手，也沒有秘書；他密切關注世界各國的動向，同無數向他請教公益事業的人保持著通訊聯絡。他每天要寫數頁日記，在那個時代，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有親筆寫下歷史的時代責任感，並將其看作對後代應作的交待。（那些日記現在又在何方？那些親筆寫的無數日記本，總有一天會全面揭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道德和思想上的種種矛盾衝突。）同時，他還要發表文章，每一篇都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影響。他正在創作長篇小說《格萊昂波》——這一切就是他承擔起的巨大歷史責任，是他一生中本著犧牲精神，孜孜不倦作出的貢獻。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他處處伸張正義，做出表率。他每封來信都回復，每一本關於時代問題的小冊子他都看。這位身體虛弱、健康狀況正受到嚴重威脅的人只能輕聲說話，同時還要抑制不間斷的輕微的咳嗽。他不戴圍巾就難以走出一段路；快走一步就要停下來歇一會兒。可就是這麼一個體弱的人居然貢獻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力量，任何攻擊和任何詭計都無法動搖他的意志。他毫無畏懼地、清醒地看著這個動亂的世界。在這裡，我從一個活著的人身上看到了另一種英雄主義，即有思想的英雄主義，有道德的英雄主義。我在寫《羅曼·羅蘭傳》時都沒有充分寫出這種英雄主義（因為人總羞於把活著的人讚美得過分）。當我看到他在這間斗室裡向全世界射出看不見的、使人振奮的光芒，我的血液似乎也得到了「淨化」。我知道，羅曼·羅蘭單槍匹馬或者說幾乎是單槍匹馬同千百萬人那種喪失理智的仇恨作鬥爭而產生的激動人心的鼓舞力量是無法估計的。只有我們——那個時代的見證人——才深切地知道，他的存在和他堪稱表率的不屈不撓的精神在當時意味著什麼。染上狂犬病的歐洲正是由於他才保持了自己的道義和良知。
在那天下午和後來幾天的交談中，我感覺到他所有的談話中都隱藏著一絲悲哀，我同里爾克談到這次戰爭時也感覺到這種悲哀。他對那些政治家，對那些為了自己民族的虛榮而不顧犧牲他國無數生命的人無比憤慨。而對那些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何受難和死去的芸芸眾生總是寄予同情。他把列寧發來的電報給我看，那封電報是列寧在離開瑞士前從那輛遭到無數非議的列車上發出的，懇求羅曼·羅蘭同他一起去俄國，因為列寧十分清楚，羅曼·羅蘭的道德威望對他的事業是多麼重要啊。可是羅曼·羅蘭始終堅持不參加任何組織，而只以個人身份、獨立地為自己願意獻身的事業奮鬥到底。所以，他不要求別人追隨他的思想，自己也同樣不願受到任何約束。他認為，愛戴他的人同樣也應該是不受約束的人。他要用自己獨一無二的例子來證明：人應該永遠保持自由，堅持自己的信念，天翻地覆也不動搖。
我到日內瓦的第一個晚上，就遇見了一小群圍繞在兩家獨立的小報——《報頁》和《明天》——周圍的法國人和其他外國人。他們是皮埃爾－讓·茹弗、雷內·阿科斯、弗朗斯·馬塞雷爾。他們都是作家和藝術家，很快就成了我的朋友，速度之快就像青年人結成友誼之快捷。我們單憑直覺也能感受到，我們的生活會有一個嶄新的開端。由於受愛國主義的迷惑，我們大多數老朋友已經中斷了聯絡。人是需要新朋友的。由於我們站在同一戰線上，在同一思想戰壕裡反對共同的敵人，那種充滿激情的同志情誼在我們中間油然而生。剛過了二十四小時，我們之間的信任就達到了如此牢固的程度，就好像我們是認識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不論在任何場合，我們都親切地以「你」相稱。我們——「人數不多，極少歡樂，像一群兄弟」——都明白，這種冒個人風險的聚會是非常大膽的。我們知道，在只有五個小時路程的地方，一個德國人正對著一個法國人，一個法國人也正對著一個德國人，隨時準備用刺刀或手榴彈把對方刺死或炸得粉身碎骨，以此立功獲獎。交戰雙方有千百萬人都在做著美夢：讓對方從地球上消失；敵對雙方的報紙只會互相攻擊和謾罵。在這千百萬人中間，只有極少數人，就是我們這些人，我們不僅友好地坐在同一張桌旁，而且懷著最真誠的，甚至可以說自覺的、熱情的兄弟情誼互相交談。我們知道，這樣做是完全違反官方的一切規定和命令的；我們知道，真實地顯示我們的友誼，把自己與祖國對立起來是危險的。但是，正是這種冒險行為能夠使我們的思想變為極度興奮。我們不但甘願冒險，也享受冒險帶來的樂趣，因為冒險本身就足以顯示我們抗議的真正分量。所以，我甚至同皮埃爾－讓·茹弗一起在蘇黎世舉行了一次公開朗誦會（這在戰爭期間可謂奇事）——他用法語朗誦了自己的詩，我用德語朗誦了《耶利米》中的片斷——我們恰恰用這種公開的形式表示我們在這場冒險的遊戲中是嚴肅認真的。我們的領事館和大使館對這個朗誦會有何想法，我們認為無關緊要，縱然我們這樣幹就像科爾特斯似的，是一種破釜沉舟的做法。因為我們在內心深處十分清楚，叛徒不是我們，而是在關鍵時刻背叛作家的人類使命的那些人。而這些年輕的法國人和比利時人，他們有著何等的英雄氣概啊！那位弗朗斯·馬塞雷爾向我們展示了他自己創作的反對戰爭暴行的版畫，那些令人難忘的黑白相間的畫面表現出的慷慨激昂的憤怒之情，即便與戈雅的《戰爭的災難》相比，也毫不遜色。他用反戰版畫把戰爭載入史冊。這位剛毅的男子漢日夜不停地用木頭雕刻出新形象和新畫面，他那狹小的工作室和廚房堆滿了木板。《報頁》每天早上登載他的版畫，它發出的控訴不是針對某個特定國家，而是控訴我們共同的敵人：戰爭。我們曾夢想：飛機向城市和軍隊投下的是這些任何文盲都能看懂的、用恐怖的場面控訴戰爭的版畫，而不是炸彈。我甚至相信，用版畫譴責戰爭，甚至可能提前終止戰爭。令人遺憾的是，他的版畫只能刊登在《報頁》那份小報上，它的影響幾乎超不出日內瓦。我們所談的一切、所做的一切都在這狹小的瑞士方圓內，而且要想起作用，也已為時太晚。我們心裡非常清楚，我們對軍事參謀部和政府機構的龐大機器是無能為力的。他們之所以不迫害我們，是因為我們對他們還構不成威脅。我們的言論始終毫無聲息，我們的影響也始終不能得以發揮。我們知道，我們的人數確實太少，十分孤立，所以我們才肩並肩、心貼心地團結在一起。我在成年以後，還沒有體驗過像在日內瓦那段時間深厚熱烈的友誼。我們彼此之間的聯絡後來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
從心理學和歷史學的角度（不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這些人中間最引人注意的角色是亨利·吉爾波，他比他們中間的任何人都令人信服地證實了一條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在天翻地覆的突變中，尤其在戰爭和革命年代，勇氣和冒險在短期內往往比人的內在信念和穩定的品格更起作用，比人的內在價值和堅持正義的勇氣更有意義。每當時代的浪潮滾滾向前，洶湧翻騰的時候，總有一些善於趕潮流的人毫不猶豫地衝到浪尖上。就像許多曇花一現的人物一樣，時代的浪花曾把像貝拉·庫恩和庫特·艾斯納那樣的人物推到他們的才智所不能勝任的位置。吉爾波，這個有一雙機警不安的灰色眼睛、金黃色的頭髮、瘦弱且能說會道的矮個子男人並非聰明人。十年前，儘管他曾把我的一些詩譯成法文，可是我不得不真誠地說，他的文學水平微不足道。他的語言能力沒有超出一般的水平，各方面的素養也不深。他的全部力量都用在政治論戰上。他糟糕的性格，是屬於那種無論什麼事都必須反對一通的人。他清楚地感到，如果能像一個真正的浪人那樣到處尋釁，攻擊任何一個比自己強的人，那會是件樂事。他本質上並不是一個壞心腸的人，在戰前他就已經不斷和文學界的某些人物進行論戰，反對某些思潮。後來他又參加了激進的黨派，可是他覺得哪個黨派也稱不上激進。現在在戰爭中，他終於作為一個反軍國主義者，找到自己的巨大對手：世界大戰。當大多數人還在恐懼和怯懦之中時，他卻以大膽和勇猛投入戰鬥，這使他在世界性的關鍵時刻顯得特別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恰恰是普通人害怕的事深深吸引著他，那就是：冒險。別人不敢做的事，他卻獨自做了不少，這使得這個擺弄筆墨的人突然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大人物，他的寫作和戰鬥能力被誇大到遠遠超出他自己的本來水平——這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這種現象同樣可以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吉倫特派的小律師和小法學家身上看到。當其他人保持沉默，當我們猶豫不決再三躊躇該做什麼或者不該做什麼的時候，他已經斷然行動起來了。吉爾波留下的不朽功績是他創辦和主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唯一具有重要思想意義的反戰刊物《明日》，這是每一個想要了解那個時代各種思潮的人都必須查閱的文獻。他給了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在戰爭中提供一個國際主義的、超國家的討論中心。羅曼·羅蘭給予他的支援對這份刊物起著決定性作用，因為羅曼·羅蘭憑藉自己的聲望和他與外界的廣泛聯絡，從歐洲、美洲和印度請來編輯人員；另一方面，當時正在流亡的俄國革命家列寧、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對吉爾波的激進立場也很信任，並定期為《明日》撰稿。因此，有十二個月或二十個月之久，世界上沒有一份比它更令人感興趣的刊物了。如果這份刊物能夠延續到戰後，也許它會對公眾輿論造成很大的影響呢。吉爾波在瑞士還同時代表著法國的那些激進小組，因為克雷孟梭不准他們在法國發表言論。他在著名的昆塔爾和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上起了很大的歷史作用，堅持國際主義的社會黨人在這兩次會議上同蛻變為愛國主義者的社會黨人分裂開來。在戰爭進行期間，在巴黎的政界和軍界認為沒有一個法國人，哪怕在俄國成為布林什維克的沙杜爾上尉，比這個身材矮小滿頭金髮的吉爾波更令人害怕和憎恨。最後，法國情報機構蓄意陷害他的陰謀終於得逞了。他們在伯爾尼的一家旅館裡，從一個德國情報人員的房間裡偷走了一些吸墨紙和幾份《明日》，這些東西無非說明，德國有地方訂購了幾份這個刊物——這件事本身是無罪的，由於德國人一絲不苟的精神，他們查得這幾份是某些圖書館和公務機關要求訂閱的。然而，巴黎當局卻從此事找到了足夠的藉口，把吉爾波說成是德國收買的一個鼓動者，並對他進行起訴。他被缺席判處死刑——這完全是違法的，正如後來的事實所證明的，十年以後這次審判在一次複審中被撤銷了。但是在案件發生後不久，由於他的偏激行為和極端行動——這種行為也漸漸危及到羅曼·羅蘭和我們大家——他與瑞士當局發生了衝突，被當局逮捕並遭到監禁。直到列寧大筆一揮將他的國籍改成俄國，他乘坐第二趟封閉的列車到達莫斯科，才算徹底獲救了。列寧本人對他頗有好感，並且感激他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給予的幫助。現在正是他大顯身手的時候了。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所應具備的全部功績，如坐牢、被缺席判處死刑，他全都經歷過了，所以對他來說，莫斯科給了他第二次大顯身手的機會。正如他在日內瓦的時候有羅曼·羅蘭的幫助，這次他到莫斯科是依仗列寧的信任，才能在建設俄國時有所作為。而在其他人中間，幾乎沒有一個人由於自己在戰爭時刻的大膽舉動能夠在議會或政府中謀得要職，因為所有的激進小組都認為他是一個真正有作為、有勇氣的人，一個天生的領導者。但事實證明，他並不具備領導素質，而是像許多戰時的作家和革命政治家一樣，僅僅是一個來去匆匆的時代過客。而且，凡是與自己的才能不相稱的人物，在經過突然的升遷之後，最後還是要垮臺的。吉爾波作為一個不可救藥的論戰者，在俄國也像在巴黎一樣，他的小聰明全用在爭論不休、搬弄是非上，逐漸和那些尊敬過他勇氣的人鬧翻，首先是列寧，然後是巴比塞和羅曼·羅蘭，最後是我們大家。正如他開始時一樣，他晚年只寫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冊子和無關緊要的爭論文章。在他被赦免後不久，他就在巴黎的一個角落無聲無息地死去了。這位在戰爭中最勇敢、最冒險的反戰者，如果懂得充分利用時代賦予他的機遇，那麼他一定會成為我們時代的偉人之一，而他今天已被人徹底遺忘了，我也許是沒有完全忘記他的最後幾人之一，因為我對他在戰時創辦了《明日》一事仍懷有感激之情。
幾天以後，我從日內瓦返回蘇黎世，去商談劇本的排練問題。這座城市位於蘇黎世湖畔和群山的濃陰下，由於它風景秀麗，當然也由於它的高雅而又略微保守的文化，我格外喜愛它。不過，由於和平綠洲瑞士處於交戰國的包圍之中，蘇黎世也不再那麼安寧了。它成了歐洲最著名的不夜城，是各種思想運動的彙集地，當然也是所有老謀深算的生意人、投機商、間諜和宣傳鼓動人員最理想的集中地。由於他們突然之間看中了這座城市，所以當地居民對這些來客持十分正當的懷疑態度……在飯店和咖啡館裡，在有軌電車和大街上，到處都能聽到各種語言，到處都能碰上自己喜歡或不喜歡的熟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頓時陷入激烈的爭論之中。因為來這裡的所有人都是被命運驅逐來的，人人對戰爭的結局都萬分關切。有些人肩負著政府的使命，有些人受政府的迫害和驅逐。但不論是誰，每個人都脫離了自己原來的生活，被拋到這裡來碰運氣。由於所有人在這裡都沒有家，所以他們始終與同伴待在一起。由於他們對政治和軍事事件沒有任何影響力，所以他們一天到晚爭論不休。這種毫無意義的討論既使人興奮，也使人厭惡和疲勞。如果一個人在自己的家裡長年累月閉著嘴不說話，離開家後他就會喋喋不休；如果一個人第一次重新獲得可以不受檢查地思考和寫作的權利，他就會迫不及待地去寫，去發表文章；每個人，甚至才氣平平的人——例如我說過的吉爾波——也會興趣盎然、全力以赴。操各種語言、持各種觀點的作家和政治家在這裡雲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在這裡出版了他的《和平瞭望臺》；前普魯士軍官弗裡茨·馮·翁魯在這裡向我們朗誦他的劇本；賴因哈德·弗蘭克在這裡創作了激動人心的小說集《人是善良的》；安德雷阿斯·拉茨科的《戰爭中的人們》在這裡引起轟動；弗蘭茨·韋爾弗爾來過這裡朗誦他的作品；我在當年歌德和卡薩諾瓦下榻過的古老的施韋德旅館遇到各國人士。我見到過俄國人，他們後來在革命中嶄露頭角，可我從不知道他們的真實姓名；我見到過義大利人，義大利天主教教士和社會黨的強硬派人士以及主戰的德國社會黨人。跟我們站在一起的瑞士人當中，有大名鼎鼎的賴因哈德·拉加茨神甫和詩人羅貝爾·費齊。在法語書店裡，我遇到我作品的譯者保羅·莫里斯；在音樂廳裡，我遇到指揮家奧斯卡·弗裡德——在那裡什麼人都能遇見，但都是來去匆匆。在那裡，你可以聽到各種言論，有最荒唐的，也有最富理智的，有的人垂頭喪氣，有的人趾高氣揚。各類雜誌紛紛創刊，各種論戰廣泛進行。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並不斷激化。各種小團體，有的正在組織，有的正在解散。我在蘇黎世度過的那些日子，或者更確切地說，那些夜晚（因為人們一直討論到貝萊菲咖啡館或奧德翁咖啡館的燈火熄滅為止，有時還要到別人的寓所繼續討論），所見到的人是如此紛雜，所聽到的意見是如此莫衷一是，精神之集中，氣氛之熱烈，是我以後再也沒有見過的。在這個令人著迷的世界裡，沒有人去看風景，也沒有人遊山玩水，享受恬靜的和平景象，而是在報紙、訊息、謠言和各種分歧的爭論中度過時日。奇怪的是：大家在這裡雖然只是精神上經歷這次戰爭，可是都覺得比正在進行戰爭的國家裡感受更深切，這是因為，在中立國裡看戰爭更客觀，完全不受勝利或失敗帶來的民族利害關係的影響。這裡的人不再用政治觀點來看待戰爭，而是用全歐洲的眼光看待戰爭，把戰爭視為殘酷的暴力事件；它所能改變的，不只是地圖上的幾條邊界線，而是世界的形勢和未來。
在這些人中間，最使我感動的是那些沒有祖國的人，或者說比沒有祖國還要不幸的人，即他們不是沒有祖國，而是有兩三個祖國，他們自己心裡也不知應該屬於哪個國家——彷彿當時我就預感到自己的命運似的。在奧德翁咖啡館的一角，常常坐著一個蓄著褐色小鬍子的男子，他孤零零地坐在那裡。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戴著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告訴我，他是一位非常聰明的英國詩人。幾天後我認識了這位詹姆斯·喬伊斯，他非常直率地同我說，他與英國沒有任何關係，他是愛爾蘭人。他雖然用英語寫作，但他的思想不是英國式的，他也不願有英國式的思想。他當時對我說：「我想，要有一種超越一切語言的語言，這種語言服務於大家。英語不能完全表達我的思想，因此我不受傳統的束縛。」他說的這句話，我沒有完全明白，因為我不知道他當時已經開始寫作《尤利西斯》，他只把他的《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借給我看，那是他僅存的一本樣書；他還把他的劇本《流亡者》借給我看，當時我甚至還想把劇本翻譯出來，為的是能幫幫他。我認識他的時間越久，他非凡的語言知識就越使我驚奇。他那圓圓的大腦門在電燈光下像瓷器一樣閃閃發光，後面裝滿詞彙和習語，他用極嫻熟的技巧把所有詞語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有一次他問我，《青年藝術家的肖像》中一個組合片語成的句子該怎樣譯成德語。我們試著用義大利語和法語才將它譯出來。他小說裡的每一句話都是由習語中的四五個片語合而成的，甚至還有方言土語，而他對詞的色彩和含義的細緻差別瞭如指掌。在他身上總有一點多愁善感的情緒，但我認為，恰恰是這種情緒才促使他的內心產生激情和創作的力量。他對都柏林、對英國、對某些人的厭惡在他的心中已變成巨大的能量，並從他的創作中釋放出來。看起來，他好像很喜歡自己那副不動聲色的面貌，我從未見他笑過或者高興過。在他的身上總有一股抱成團的陰暗力量，每當我在大街上遇見他時，他總是緊閉著薄薄的雙唇，快步走著，好像正往一個特定目標趕去。這時候，我就覺得比在我與他談話時更強烈地感受到他那離群索居的性格和內心的孤獨。所以後來我一點兒不奇怪，那部充滿孤獨感、與塵世毫無聯絡、像隕石般墜入我們的世界這個時代的作品，出自他的手筆。
在兩國之間過著兩棲生活的人中間，還有費魯喬·布索尼，他生在義大利，在義大利接受教育，卻選擇了在德國生活。從我青年時代起，他就是我最喜歡的演奏家。當他演奏鋼琴時，他的眼睛放射出一種奇妙的、夢幻的光芒。他的雙手在下面輕盈地彈奏著，充分表現出他的技巧嫻熟，而他那顆才華橫溢又好看的腦袋微微向後仰，如痴如醉地傾聽自己演奏的樂曲，好像樂曲已融化到自身之中。在音樂廳裡，我曾像著了魔似的不斷去看他那張神采煥發的臉，他的琴聲使我內心異常激動，那琴聲如波浪微微起伏，又如銀鈴般清澈。而在這裡，我重新注視著他，發現他頭髮已灰白，眼睛裡流露出悲哀。有一次他問我：「我屬於哪一方呢？如果我在夢中醒來，我知道我在夢中說的是義大利語，而當我寫作時，我是用德語進行思維。」他的學生遍及全世界。——「現在也許有一個學生正在向另一個學生開槍」——他本來想繼續創作歌劇《浮士德博士》，但由於他感到心煩意亂，便只寫了一部輕音樂的短小獨幕劇，以排解自己的煩惱。在戰爭時期，烏雲是不會從他的頭上消散的。我很少聽到他洪亮歡快的笑聲，而那笑聲是我以前非常喜歡的。有一天深夜，我在車站飯店的餐廳看見他，當時他已獨自喝了兩瓶葡萄酒。我從他的面前走時，他喊住了我。「麻醉一下吧！」他指著酒瓶說，「不是喝酒！只不過是麻醉一下，否則就受不了。音樂不能使人一直陶醉下去，而創作只有在美好的時光裡才會來臨。」
不過，這種內心的矛盾對阿爾薩斯人來說尤為痛苦。在他們中間最最不幸的，要數雷內·席克勒那樣的人，他們的心向著法國，卻在用德語寫作。在他們的故土周圍戰火紛飛，他們的心好像被刀剖成了兩半。有人把他們拉向右邊，又有人把他們拉向左邊，強迫他們要麼承認德國要麼承認法國；他們十分厭惡這種不可能做到的「非此即彼」的抉擇。他們和我們一樣，都希望德國和法國成為兄弟，相互理解，而不是敵視，為此，他們忍受了許多痛苦。
在他們周圍，還有那些與雙方陣營有姻親關係的人，德國軍官的英國妻子，奧地利外交官的法國母親。有的家庭，兒子們在敵對雙方服役，父母盼望天各一方的來信；有的家庭，僅有的一點財產在這裡被查收，原來的職務在那裡丟失。這些支離破碎的家庭盡其所能到瑞士來避難，為的是避免嫌疑，因為他們不論在原來的祖國還是在新故鄉都一樣受到懷疑。他們為免給自己造成麻煩而避免講任何一種語言。他們像幽靈一樣悄悄走路。一個生活在歐洲的人，越是把整個歐洲視為自己的故鄉，就越會被這個要砸爛歐洲的拳頭打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