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期間，《耶利米》上演的日子日益臨近。後來，演出非常成功，《法蘭克福報》像告密者似的向德國國內發訊息說，美國公使和協約國的幾位知名人士也觀看了演出，這並沒引起我多大的不安。我覺得，戰爭已經進行了三年，德國內部越來越虛弱，反對魯登道夫的窮兵黷武的戰爭政策已不再像當初威風凜凜的作孽時刻那樣危險。到了一九一八年秋天，戰爭的局勢將會明朗。可是，我不想在蘇黎世待到戰爭結束。因為我的目光逐漸變得更清醒、更機警。我剛到達蘇黎世時懷著滿腔熱情，原以為在所有的和平主義者中間和在反軍國主義者中間能夠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找到有決心促成歐洲和解的真正戰士。但不久我就發現，在那些裝扮成流亡者和堅守信仰的殉道者中間混雜著一些陰暗人物，他們是為德國情報機構效勞的，被收買來監視每一個人。每個人憑著自己的經驗也能作出判斷，這個安靜又正派的瑞士已被兩個陣營的情報人員像鼴鼠打洞似的破壞了。倒紙簍的女工，女接線員，形跡可疑、慢吞吞的旅店招待，他們都在為一個敵國服務，甚至同時為兩國服務。箱子被偷偷開啟，吸墨紙上的印跡被秘密照相，信件在途中不翼而飛；旅館大廳裡花枝招展的婦女向每一個男人做出令人討厭的媚笑。一些從未聽人說起過的異常熱情的和平主義者突然登門拜訪，要求我們在他們的宣告上簽名，或者假惺惺地來索取那些「可信賴的」朋友的地址。還有一個「社會黨人」請我到拉紹德封給工人們作一次演講，報酬高得叫人生疑，而那裡的工人對此毫無所知。真是得處處小心提防。沒過多久，我終於發現，絕對可靠的人真是鳳毛麟角；由於我不願意捲入到政治漩渦中，所以我的交往圈子越來越窄。更何況，即使在可靠的人的家裡，那種無休止的毫無結果的爭論也讓我感到無聊；再加上那些激進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布林什維克主義者和不問政治的人亂鬨鬨地混雜在一起，更使人無法忍受。我在這裡第一次學會了如何正確地觀察一個典型的職業革命家：他永遠反對與自己無關的事，他覺得這樣就能提高自己的地位，他不得不死守這個教條，因為他本身就沒有一個正確的立場。我覺得繼續留在這充滿扯不盡的空談的混亂環境裡，自己的頭腦也會混亂起來，與他們同流合汙，對自己信仰的道德失去信心。於是，我離開了。實際上，所有在咖啡館裡策劃謀反的人沒有一個人敢於真正地造反；即興湊合在一起的世界政治家中，當真正需要政治的時候，卻沒有一人懂得政治是怎麼回事。到了戰後開始建設的時候，他們還是抱著吹毛求疵、諸多指責的否定態度，正像當年的反戰作家一樣，在戰後他們中間只有極少數人還能寫出重要作品。一個使他們熱衷於搞創作、搞政治的爭論不休的時代過去了。戰爭一旦結束，反戰運動也隨之結束；由那些有興趣的、有才華的人組成的整個反戰階層亦悄悄散了。每一個小團體也不復存在，因為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只是相同的處境，而非共同的理想。

在離蘇黎世約半小時路程的呂施利孔，我為自己找到一個合適的地方，一家小旅館，從呂施利孔的小山丘上就能夠眺望整個蘇黎世湖，只是顯得又遠又小，還可以看到城裡教堂的塔尖。我在這裡只需要會見我的幾個知心朋友。到這裡來的有羅曼·羅蘭和馬塞雷爾。在這裡我可以做自己的工作，充分利用無情消逝的時間。美國的參戰使那些被矇住眼睛、被本國空話震聾耳朵的人猛然驚醒，看來德國的失敗在所難免。德國皇帝突然宣佈，從現在起他要實行「民主」。我們知道事態已經非常嚴重，警鐘已經敲響。我坦白承認，我們奧地利人儘管在語言上思想上同德國人是相通的，也變得不耐煩起來，巴不得那在所難免的事快些到來。曾經發誓要戰鬥到最後一息的威廉皇帝終於逃亡出國了。為自己的「和平勝利」而葬送了幾百萬生命的魯登道夫也戴上墨鏡偷偷溜到瑞典。但那一天卻帶給我們許多寬慰。因為我們相信——那時全世界都像我們一樣——隨著這次戰爭的結束，戰爭就永遠結束了。蹂躪我們這個世界的野獸都已被制服，或者統統被殺死。我們深信威爾遜的偉大綱領，好像那也是我們自己的綱領。當俄國革命還在以人道和理想主義的思想歡慶自己蜜月的時候，我們彷彿看到了曙光。我現在知道，當時我們都很傻。只不過傻的不只是我們。凡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會記得，所有城市的街道上都熱烈歡迎威爾遜，把他當作給全世界人民帶來福音的救世主；也都記得敵對雙方計程車兵互相擁抱和親吻的情景。在和平的最初日子裡，歐洲人表現出空前的深信不疑。因為地球上終於有了一個去建立正義和博愛王國的空間。我們夢想著立刻建立一個共同的歐洲。地獄般的生活已經過去，我們還怕什麼呢？一個新的世界已經開始。我們還很年輕，我們對自己說：這將是我們的世界，一個我們夢想中的更美好的、更人道的世界。

海因裡希·拉馬施（1853—1920），奧地利著名國際法學家，曾任維也納大學法學教授，曾任奧地利內閣總理。

伊格納茨·賽佩爾（1876—1932），奧地利政治家、天主教神父，曾兩次出任奧地利總理。

喬治·克雷孟梭（1841—1929），法國政治家。

埃爾南·科爾特斯（1485—1547），西班牙軍官、殖民者。一五一九年他率艦隊在聖胡安·德·烏盧阿登陸後，焚燬全部船隻，以示征服墨西哥的決心。

弗朗西斯科·何塞·戈雅（1746—1826），西班牙畫家。拿破崙入侵西班牙時，他以法國士兵槍殺西班牙起義者為題材創作了題為《戰爭的災難》銅版組畫。

貝拉·庫恩（1886—1939），匈牙利共產黨創始人、領導人。

庫特·艾斯納（1867—1919），德國記者、巴伐利亞社會黨領導人。

阿爾弗雷德·赫爾曼·弗裡德（1864—1921），奧地利新聞工作者，一九一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弗裡茨·馮·翁魯（1889—1970），德國作家。

賴因哈德·弗蘭克（1882—1961），德國小說家。

安德雷阿斯·拉茨科（1879—1943），奧地利劇作家、小說家。

賴因哈德·拉加茨（1868—1945），瑞士新教神學家、蘇黎世教義神學教授。

羅貝爾·費齊（1883—1972），瑞士日耳曼學家、作家。

奧斯卡·弗裡德（1871—1941），德國作曲家、指揮家。

瑞士西部城市，以鐘錶製造業聞名。

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1856—1924），美國第二十八任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