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隱居到偏僻的郊區也沒有用，這裡的氣氛依然是壓抑的。我意識到，當別人粗魯地辱罵自己的時候，僅僅採取消極的態度，不進行反擊是不夠的，正因為如此，我要採取行動。況且，我是個作家，只要在審查制度許可的範圍內，我就得說話，我有責任表達自己的想法。於是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致外國的朋友們》。文章中表達的內容同一些人的仇恨宣傳截然不同，我公開表示，一有機會就同外國的朋友們一起重建歐洲的文化，即便現在不能夠取得聯絡，我將依然對他們保持忠誠。我把這篇文章寄給了當時讀者最多的報紙——《柏林日報》。出乎我的意料，該報竟毫無刪改、毫不猶豫地將全文刊登出來，只有一句話——「不管勝利屬於誰」——成了審查制度的犧牲品，因為對德國在這次世界大戰中的必然勝利稍有懷疑，也是不允許的。不過，這篇通過審查的文章，還是收到一些超級愛國者憤怒的攻擊信件，他們說，他們不能理解，我怎麼能在這個緊急時刻還和那些卑鄙下流的敵人為伍。這些說法並沒有使我太傷心。我一生中從來不要求別人同意我的想法。只要能把我的信念清清楚楚地表達出來，我就心滿意足了。

兩週以後，我幾乎已經把這篇文章忘記了，卻突然收到一封貼著瑞士郵票並蓋有通過檢查印記的信，從熟悉的筆跡上看，我斷定是羅曼·羅蘭的信。他肯定讀過我那篇文章，因為他是這樣寫的：「不，我永遠不離開我的朋友們。」我立刻就明白了。這寥寥數語是想證實，在戰爭時期與一位奧地利朋友建立通訊聯絡是否有可能。我立刻給他寫了回信，從此我們就互相通訊，這種通訊聯絡一直持續了二十五年之久，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它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殘酷——期間，國與國之間中斷了任何聯絡時為止。

這封信的到來是我一生中巨大的幸福時刻之一，它就像一隻白鴿，從住著亂吼、亂蹦、發狂的獸群的諾亞方舟上飛來。我再也不感到孤獨，終於又和與我相同思想的人聯絡在一起。我覺得我受到羅曼·羅蘭優越思想的強大鼓舞。我知道，羅曼·羅蘭在邊界那邊是多麼非凡地保持著自己的人性！他找到了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是任何一個作家所應該走的路：不參與破壞和殘殺，而是以沃爾特·惠特曼為偉大榜樣。在美國南北戰爭中，惠特曼曾做過護士，參與人道主義救援。羅曼·羅蘭住在瑞士，由於身體時好時壞，他不能參加戰地工作；戰爭爆發時，他立刻在日內瓦參加了紅十字會，每天都在紅十字會擁擠不堪的房間裡做那件了不起的工作。後來，我在一篇題為《歐洲的心臟》的文章裡，對他所做的工作公開表示感謝。在最初幾周殘酷的戰役之後，聯絡突然中斷了，各國的家屬都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兄弟、父親是陣亡、失蹤，還是被俘；他們也不知道該向誰打聽，因為從「敵人」那裡是得不到任何訊息的。於是，紅十字會在那個恐怖殘酷的時刻承擔起這項至少可以減少人們痛苦的任務。它設法從敵對國家那裡將被俘人的信件發到他的故鄉。失蹤許久的人終於有了下落。成立了數十年的紅十字會，第一次接受如此廣泛、涉及上百萬人的事務，第一次有那麼多的志願人員參加工作。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末，每天接發的信件已達三萬多件，最後竟有一千二百人擠在日內瓦小小的拉特博物館裡，處理和答覆每日的信件。在他們中間有作家中最富於人性的羅曼·羅蘭，他沒有自私地只顧自己的工作。

但是，他也沒有忘記自己的另一種職責，藝術家的職責，即表明自己的信念。要行使藝術家的職責，必然要反對國家的作為，甚至要反對戰爭中的世界各國。就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當大多數作家仍在仇恨中聲嘶力竭，互相謾罵時，他卻寫了一篇有紀念意義的自白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在文章中，他抨擊了國家之間的精神仇恨，要求藝術家們在戰爭中堅持自己的正義和人道。當時還沒有一篇文章像這篇文章那樣引起如此的轟動，招來各種議論，並引起整個文學界的分裂：有的贊成，有的反對。

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有一個優點，那就是當時的輿論還有力量，還沒有被有組織的謊言，即「宣傳」所扼殺。老百姓還聽那些寫出來的話，這也是他們所期待聽到的。可是到了一九三九年，沒有任何一個作家的觀點會起作用，不管是好是壞；同樣，也沒有一本書、一本小冊子、一篇文章、一首詩能打動群眾的心靈，影響他們的思想。而在一九一四年，一首像利騷的十四行詩《憎恨英國》，一份像「九十三名德國知識界人士」的愚蠢宣言，以及像羅曼·羅蘭那篇只有八頁的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還有那部巴比塞的長篇小說《火線》，在當時都能成為大事。當時世界的道德良心還沒有像今天這樣衰竭和乾涸，它以數百年來傳統信念的全部力量，對所有謊言，對違反國際公法和人道主義的行徑作出強烈的反應。自從希特勒把謊言變成真理，把反人道主義變成法律以來，像德國向中立的比利時發動進攻這樣違背公理的事，在今天幾乎不會再受到強烈的譴責，而在一九一四年則激起了全世界的憤怒。槍殺卡維爾護士，用魚雷炸沉「盧西塔尼亞號」，都由於激起了道義上的普遍憤慨，而使當時的德國受到的打擊比一次戰役的失敗還要沉重。在那個時候，人的耳朵和心靈還沒有被喋喋不休說盡假話的收音機的波浪所淹沒，詩人、作家說的話並非沒有多大作用，恰恰相反，一個詩人、一個作家主動發表的宣言的影響要比那些政治家公開發表的演說的影響大上千倍，大家都知道，政治家的演說是針對時局的策略，是政治的需要，至多有一半是真話，那一代人相信詩人是代表純粹思想觀念的最優秀的公民，所以他們完全相信詩人說的一切——當然，最後卻非常失望。因為軍人和官方機構深知詩人們的這種威望，他們便想方設法把一切有道德的、有威望的人作為他們煽動宣傳的工具：他們應該宣告、論證、證實、斷言一切非正義的壞事都是敵對國的，一切正義、真理都是屬於自己國家的。但是羅曼·羅蘭沒有使他們的陰謀得逞。因為他知道自己的任務不是去強化用卑鄙的煽動手段製造過度的仇恨氣氛，而且去淨化它。

如果今天有誰再去讀那篇八頁的著名文章《超脫於混戰之上》，有可能不理解它在當時廣泛的影響；但是，如果誰冷靜清醒地去讀，就會發現，羅曼·羅蘭在文章中所說的都是一些非常淺顯的道理。然而，這些話是在群眾發狂的時代說出的，這個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在文章發表的時候，法國一群超級愛國者喊叫起來，好像他們的手碰到了一塊燒紅的鐵塊。一夜之間，羅曼·羅蘭遭到了他最好朋友的抵制；書商們也不敢將《約翰·克利斯朵夫》陳列在櫥窗裡；正需要用仇恨來刺激士兵的軍事當局想出了對付他的辦法：一本接一本的小冊子出來了，提出的論點是：「戰爭期間，祖國失去了人類取得的一切成果。」這種喊叫正說明他們受到的打擊是何等沉重。一場關於知識分子在戰爭中的態度問題的討論已無法阻擋，這個問題，已無可迴避地提到每個知識分子的面前。

在我的所有回憶中，最使我遺憾的是羅曼·羅蘭在那幾年給我的信都不在我身邊；在這次新的戰爭浩劫中很可能被毀或者遺失。每當我想到此事，就覺得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壓在我身上。因為我非常喜歡他的作品，我認為，人們以後可能會把這些信件列入最美、最富於人性的作品之列；這種作品展示出他的博大胸懷和深厚的理解力。他出於無限的同情和無比的憤怒給國界那邊的一位朋友——官方意義上的敵人——寫的這些信，無疑是一個時代最感人的道德文獻，做到這點，需要極大的勇氣和付出巨大的代價。一個積極的建議不久便從我們往返的通訊中產生了：羅曼·羅蘭提議，應該將各國的文化名人邀請到瑞士來，共同舉行一次會議，以便取得一個統一的、比較恰當的立場，甚至可以本著互相諒解的精神向世界發表一份觀點一致的呼籲書。他說，他可以從瑞士向法國和其他國家的思想界名人發出與會邀請，而我應該趁奧地利和德國的思想名流還沒有由於公開的仇恨宣傳而喪失名譽進行試探。我立即投入這項工作。當時德國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為了不讓他在是否與會的問題上感到為難，我不好與他直接聯絡。於是我寫信給我們共同認識的朋友瓦爾特·拉特瑙，讓他私下詢問霍普特曼的態度。可是拉特瑙拒絕了——到底霍普特曼是什麼態度，他是否知道要開這次會，我至今不明瞭。拉特瑙說，現在還不是建立文藝界和平的時候。就這樣，我的努力徹底失敗了。因為當時托馬斯·曼站在另一個立場上，他在剛剛寫完的一篇論述腓特烈大帝的文章中維護德國的官方立場。里爾克是站在我們一邊的，但他基本上不參加任何公開的活動。那位曾經自認為社會主義者的戴默爾抱著幼稚可笑的愛國自豪感，在每一封信上都簽上「戴默爾少尉」。再說霍夫曼斯塔爾和雅各布·瓦塞爾曼，有人私下裡告訴我，這兩人也不能算上。這麼說，德國方面看來沒有多大希望了。在法國，羅曼·羅蘭遇到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那是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為時尚早，對後方的人來說，戰爭尚距離太遠。我們依然處於孤立狀態。

孤立，但並不完全孤立。通過來往的信件已經有一些收穫：初步瞭解了幾十個人的情況，從他們的內心來說，算是站在我們一邊的，他們和我們有共同的想法，雖然他們身居中立國或交戰國。我們都能夠關注兩邊的書籍、文章和小冊子，從某種程度上取得一致的觀點並不成問題，而且可能會有文藝圈的新人同意這種觀點。開始時，總有些人猶豫不定，但隨著時代壓力的加強，他們也會越變越強。這種並不是完全生活在荒漠的感覺給了我經常寫文章的勇氣，通過對一些事情作出回答和反應讓那些與我們有同感的人從孤獨和隱居中走出來。我一直給德國、奧地利的幾家大報紙供稿，從而獲得了一塊重要的宣傳陣地。我從不涉及敏感的政治問題，對我們這些文人，有關當局原則上是反對的，但並不害怕。另外，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人們對文學家是極其尊重的。如果我今天粗略瀏覽一下當時悄悄送到廣大讀者手中的文章，我不得不對奧地利軍事當局的寬宏大量表示由衷的敬意。在世界大戰進行期間，我竟可以在報刊上熱烈讚譽和平主義的創始人貝爾塔·馮·蘇特納，正是她把戰爭指責為犯罪的犯罪；我還在奧地利的報紙上詳細介紹了巴比塞的長篇小說《火線》。在戰爭期間，要想把那種不合時宜的觀點介紹給各個階層的人民，我們當然要採取一個好辦法。為了說明戰爭的殘酷和後方的漠不關心，就十分必要在介紹《火線》的文章中特別強調那個「法國」步兵的痛苦。不過，幾百封從奧地利前線來的信件表明，我們的步兵對自己的命運也認識得很清楚。另一個好辦法是：為了說出我們的信念，我們佯裝互相攻擊。譬如我的一個法國朋友在《法蘭西信使報》上反駁我的文章《致外國的朋友們》，為了表示他對我的文章的全面反駁，他將我的文章全文翻譯，並與他的反駁文章一起刊登，這樣，我的文章就傳到了法國，每個法國讀者都能讀到它。我們用這個辦法打起閃光的訊號燈——這不是一種記憶的訊號，而是互相聯絡的訊號。後來有一件小事表明，我們的訊號傳遞是非常默契的。一九一五年五月，當義大利向它早先的盟友奧地利宣戰時，我們這裡頓時掀起了一股仇恨的浪潮，有關義大利的一切都受到唾罵。這時突然出版了一本由一位名叫卡爾·波埃里奧的義大利青年寫的回憶錄。他生活在義大利十九世紀統一運動時期。他在回憶錄中寫到他訪問歌德時的情形。為了在仇恨的喧囂中說明義大利的文化與我國的文化早有淵源，我故意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義大利人訪問歌德》，因為那本回憶錄是貝內代託·克羅齊寫的序言，我便在文章中向克羅齊致敬。在那個不許讚美敵對國詩人或學者的時代，我說出對義大利人敬佩的話，無疑是對奧地利的一個明顯示威；而敵對國的人對此卻十分理解。當時在義大利擔任部長的克羅齊後來有一次跟我說，部裡一位不太懂德語的職員驚慌失措地衝過來告訴他，在敵對國家的一家大報上有文章反對他（因為那個職員想，在敵國的大報紙上點名，只能是敵意）。克羅齊叫人拿《新自由報》來，先是大吃一驚，然後便高興萬分。因為他看到的不是敵意，而是尊敬。

我現在不想對這些小小的試驗評價過高，顯然，這些試驗絲毫沒有影響事件的程式，但是卻幫助了我們自己和一些不知名的讀者。那些努力緩解了可怕的孤獨和絕望，一個二十世紀真正有人的感情的人當時正處在那種孤獨和絕望之中。二十五年以後的今天重又出現那種情況：面對強大的勢力卻無能為力，我甚至更害怕今天這種強大的勢力。當時我已經意識到，我用那種小小的抗議和那樣的辦法並不能卸掉我心頭的負擔。於是，寫一部作品的計劃在我心裡漸漸形成。這部作品不僅要表現一些個別的事情，而且要表現我對時代、對人民、對災難和對戰爭的看法。

可是，為了能用綜合的文藝技巧描繪戰爭，從根本上來說，我還缺少最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我沒有目睹過戰爭。我安安靜靜坐在辦公室裡幾乎一年啦，而在看不見的遙遠的地方正進行著「實實在在的」、真正的、殘酷的戰爭。我曾有好幾次機會可以到前線去，幾家大報曾三次請我到前線去當隨軍記者，但任何形式的報道都必然要承擔那種定型的義務：牢牢地用愛國主義和讚揚的精神去描寫戰爭。我已經發過誓，我在一九四〇年也信守了這一誓言——永遠不寫一句讚美戰爭的話，也絕不貶低別的民族。這時突然出現了一個好機會。強大的奧德聯軍發動進攻，於一九一五年春在波蘭東南部塔爾努夫城附近突破了俄國人的防線，集中了一次兵力就佔領了加利西亞和波蘭。這時，軍事檔案館就想在奧地利新佔領區的所有俄國宣傳品和告示原件被撕下來或被銷燬以前，趕緊把它們收集上來，存到圖書館裡。負責檔案館的上校知道我有蒐集的才能，便來徵求我的意見，問我是否願意承擔此項任務。我樂不可支，趕緊打點行裝；我得到一張通行證，拿著它可以乘坐任何一輛軍用列車，想到哪裡就到哪裡，不受任何部門的管轄，不直接從屬於任何機關和上司，這種待遇使我有了最離奇的經歷：我並非軍官，只不過是一個沒有軍銜的上士，我穿著一套普通的軍服。可是，每當我出示我的秘密證件時，便能引起特別的尊敬。因為前線的軍官和公務人員認為我一定是個微服私訪的總參謀部官員，或者是身負秘密使命的特派員。由於我不到軍官食堂用餐，只住在旅館裡，所以我又得到另一種方便，我可以置身於龐大的軍事機關之外，不用「嚮導」就能看到我想看的一切。

蒐集宣傳品和告示的任務，我覺得並不很困難。每當我到達加利西亞的一個城市，來到塔爾努夫、德羅戈貝奇、倫貝格，城市的車站旁總有幾個猶太人，他們是所謂的「中間商」，你想要的，他們準能給你搞到手。這可不錯，我同其中的一位萬能老手說，我想要俄國佔領時期的佈告和檔案。那位老手像黃鼠狼一樣敏捷地跑開，把我交給他的任務通過秘密通路傳達到幾十個下面的中間商。三個小時以後，我沒有邁出一步，就蒐集到最齊全的材料。有這個特別傑出的組織幫助，我有更多的時間去看更多的東西，我也確實看了不少東西。我首先看到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極其貧困，在他們的眼睛裡，在這些尚且活著的人身上佈滿了恐懼，像一片烏雲罩在他們身上。我還看到猶太人集聚區居民的困境，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他們八個人或十二個人擠在平房和地下室的房間裡。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敵人」。在塔爾努夫，我第一次看到正在押解途中的俄國戰俘。一塊四方形地面，四周圍著柵欄，俄國戰俘就坐在地上，由二三十個年紀較大、大多數都留著鬍鬚的蒂羅爾人看守。這些蒂羅爾人是戰時應急入伍的，現在服役期已滿，無依無靠，處境同那些戰俘沒什麼兩樣。這些看守，跟家鄉的畫報上經常刊登的那些漂亮的粉頭淨面的穿著新軍服計程車兵毫無共同之處。這些士兵對待戰俘根本沒有半點好鬥和嚴厲的情緒，也沒有進行嚴格的防範，相反，他們與戰俘坐在一起，像同伴一般；那些戰俘也絲毫沒有逃跑的意思。因為他們之間語言不通，還鬧出了不少笑話。他們互相敬菸，相視微笑結成朋友。有一名蒂羅爾的超齡士兵從一隻又舊又髒的皮夾裡掏出妻子和孩子的照片給「敵人」看，他們互相傳看著，用手指著照片上的孩子問蒂羅爾士兵，孩子是三歲還是四歲。看到這個情景，我不由得產生這樣的感覺，這些粗野又純樸的人對戰爭的看法要比大學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戰爭是落到他們頭上的一種不幸，對這種不幸他們束手無策，凡是陷入不幸命運的人，都是同病相憐的兄弟。這種認識伴隨著我整個的行程，使我感到寬慰。我穿過彈痕累累的城市，路過被搶劫一空的商店，商店裡的傢俱就像被肢解了的胳膊、腿和掏出來的內臟一樣，散落在大街上。介於戰爭之間，長勢茂盛的莊稼又給了我這樣一種希望：幾年之後，所有被破壞的景象都會消失得無影無蹤。當時我沒有估計到，對戰爭恐怖的回憶會這麼快從人的記憶中消失，就像戰爭的遺蹟能很快從大地的表面消失一樣。

在最初的幾天裡，我還沒有遇到真正恐怖的戰爭景象；後來我才看到了戰爭的面目，它完全超出了我最壞的想象。由於沒有正常的客車執行，我只有坐軍車。有一次，我在運送炮車的敞篷車上。又有一次，我坐在運牲口的車廂裡，裡面空氣惡臭，許多人疲倦極了，互相擠著靠著，東倒西歪地睡著了，好像是拉往屠宰場的途中，個個要被宰了似的。最可怕的是運傷員的列車了。我已經被迫乘坐兩三次運傷員的列車了。它跟那些光亮清潔的白色救護車絕無共同之處。戰爭開始的時候，維也納社交界的公爵夫人和高貴的女士們扮演護理傷員的護士，在雪白的救護車裡讓攝影師拍照。我看到的運傷員的車是一般的貨車，車上沒有窗戶，只有一個窄小的通氣孔，車廂裡只有一盞燻黑了的油燈照明。臨時搭成的擔架一副挨著一副，上面躺著的全是不斷呻吟、額頭滲出汗珠、臉色像死人一般蒼白的傷員，他們在尿、糞、碘酒的混合氣味中大口大口地吸氣。衛生員太疲勞了，走起路來晃晃悠悠。這裡看不到照片上泛著白光的用品，只有躺在麥草上和硬擔架上的人，他們身上蓋著滲滿血跡的毯子。每一節車廂裡都有兩三個死人，還有垂危者。我與醫生談過，他對我說，他是匈牙利某個小城的牙科醫生，已有多年沒有做過手術了，看起來他有些絕望。他已向七個車站提前拍電報求援，要求供應嗎啡。有的藥品已用光，藥棉用完了，消毒的包紮用品也用完了。到布達佩斯醫院還需要二十個小時。他請求我幫他的忙，因為他手下的那些人已支援不住了。我答應試試，雖然我笨手笨腳，不過還能幹點事。每到一站，我就下車幫助提幾桶水，水質很差，是供火車頭用的，這時也成了清爽飲料。至少可以給傷員清洗，揩淨地上的血跡。對這些來自不同民族、一起擠進帶輪子的活棺材裡計程車兵來說，還有一個交際上的困難，就是語言障礙。醫生與護理人員都聽不懂魯提尼人的語言和克羅埃西亞語。唯一能夠幫上忙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牧師，他從職業角度抱怨說，他無法從事他的聖職活動，因為他沒有油，無法給臨終的人作塗油禮，所以他同醫生一樣絕望。他說，在他漫長的一生中，他還從來沒有在一年的最後一個月「料理」這麼多人。我永遠不會忘記他用生硬的、憤怒的語調說出來的那句話：「我已經是六十七歲的人了，見的世面也不少，可是我曾經認為，人類犯下這樣的罪行是不可能的。」

我在回家途中乘坐的那趟傷員列車拂曉時到達布達佩斯。下車後，我立刻奔向旅館，為了好好睡一覺，因為在車廂裡，唯一的座位就是我那隻箱子。我實在太睏倦了，一直睡到中午十一點，才趕快穿上衣服去吃早飯。可是我剛走幾步，就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看看是不是在做夢。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早晨還像春天，中午就已經是夏天了。布達佩斯真美啊，整座城市無憂無慮，逍遙自在。女士們穿著白色衣裙，挽著軍官的胳膊輕盈散步。突然出現在我眼前的軍官們，好像不是我昨天或前天見到過的那些人，而完全像另一個部隊的軍官。我看到那些衣服裡、嘴裡、鼻子裡散發出一股碘酒氣味的軍官——他們是運送傷員的——怎樣買紫羅蘭向女士們獻殷勤。我看到漂亮的小汽車駛過大街，裡面坐著臉颳得淨光、衣冠楚楚的先生們。所有這些情景，離前線只不過八九個小時快車的行程啊！可是我有權指責他們嗎？他們想要生活，而且要生活得更快樂，這難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嗎？他們大概感到現有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脅，才把凡是能享受的儘量去享受，穿幾件好衣服，度過最後的美好時光。從這一點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極易被摧毀的一種生物。一顆小小的子彈在千萬分之一秒的瞬間，就能把人的生命連同記憶、認識、喜怒哀樂一起擊得粉碎。所以我才能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在如此鳥語花香的上午，會有幾千人聚在這裡沐浴著陽光，去感覺自己的存在，感覺自己的血液和也許已增添了新的更強的力量的生命。我幾乎要對那些令我懼怕的事釋然了。可是那個殷勤的餐廳招待偏偏給我拿來一份維也納的報紙。我硬著頭皮看下去。不看還好，一看我便怒火上揚。報紙上刊登的全是不可動搖的勝利信念之類的廢話，說什麼我們的部隊損失很小，而敵人傷亡慘重，實在令人噁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恥的戰爭謊言從報紙上向我襲來！不，有罪的不是散步的人，也不是漫不經心和無憂無慮的人，而是那些用語言來煽動戰爭的人。如果我們自己不去反對這些人，那我們也是有罪的。

現在，我才找到了真正的動力：為反對戰爭而鬥爭！我心中已經有了素材，但若要動筆，還缺乏能證實我直覺的最後材料。我知道我要反對的敵人——那種把他人置於痛苦和死亡而不顧的錯誤的英雄主義，那種喪失良知的預言家的廉價的樂觀主義。那些預言家有政治方面的，也有軍事方面的，他們侈談勝利，實際上是在延長相互廝殺的時間。在這兩種主義的背後，他們僱用的合唱隊也是我的敵人。正如韋爾弗爾在他優秀的詩歌裡所斥責的那樣，他們充當「戰爭的吹鼓手」。誰要有疑慮，誰就妨礙了他們的愛國主義事業，誰提出警告，他們就嘲笑他是悲觀主義者，誰反對戰爭——反正他們自己不會在戰爭中受苦——誰就會被打成叛徒。時代變遷，但總有那麼一群人，把謹慎小心的人稱作膽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稱為懦夫；而當他們輕率地招惹來的災難降落時，他們自己也束手無策了。還是這些人，他們嘲笑特洛伊的卡珊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我對這兩個形象的悲劇性和偉大性從未理解得像當時那麼深刻，我們所處的時代與這兩個形象所處的時代太相似了。戰爭一開始我就不相信什麼「勝利」，縱然仗打勝了，那也要付出巨大的犧牲；勝利也補償不了犧牲。我雖然提醒過這件事，但在所有的朋友中間，我依然孤立。在第一槍打響前，他們就狂亂地高呼勝利，在第一次戰役前就分配戰利品，這使我常常產生懷疑，是我在那些聰明人面前發了瘋，還是在他們酩酊大醉時唯我一人獨醒呢？這樣，用戲劇形式去描寫一個「失敗主義者」——有人發明了這個詞，就是為了把「失敗的意志」這個罪名強加在追求互相諒解的人身上——的悲慘處境，對我來說最自然不過了。我選擇耶利米作為這個形象的象徵，他是一個徒勞的告誡者。無論如何，我不會寫成一部陳詞濫調的和平主義戲劇。寫和平比寫戰爭好；我所描寫的是一個在狂熱的時代被別人蔑視，被看成是軟弱的人、膽怯的人，在失敗時卻證明自己是唯一不能忍受失敗而且還能戰勝失敗的人。從我的第一個劇本《忒耳西忒斯》開始，失敗者心靈上的優越感這個問題一再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一直想寫這兩方面的內容：任何形式的權勢都會使一個人變得冷酷無情；任何勝利都會使全體人民思想麻木。我還想把這兩者與給人的心靈造成可怕痛苦的失敗對立起來。現在戰爭依然繼續，當別人迫不及待地、洋洋得意地互相證明戰爭不容置疑的勝利的時候，我卻把自己拋入災難的深淵，並尋找擺脫災難的出路。

我選擇了《聖經》上的一個題目，卻無意中觸及我身上迄今為止尚未注意的地方，即我在血緣上或傳統上與猶太人的命運是緊緊相連的。難道他們不是我的同胞嗎？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外族征服，然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即用意志改變失敗的力量，使他們一次又一次地克服困難，經受住了失敗的考驗，繼續生存下來。難道我們的先知，他們預先沒有料到那種永遠被追逐、永遠被驅趕的命運？時至今日，那種命運又使我們像糟粕一樣被扔到大街上。難道他們沒有忍受屈服於暴力的失敗？甚至把失敗美化為通向上帝的路？如果說考驗不是永遠對所有人和對個別人有益，在我寫那個劇本的時候，我卻有幸感覺到了這種益處。在我看來，那部作品才真正算作我的第一部作品。我知道，如果沒有我對戰爭的痛苦體驗和預知的一切，那麼我仍會像戰前的我一樣，是一名——如音樂術語中所說——「令人愉快」的作家，就永遠不會領悟、理解和深入發掘內心的最深處。當時我第一次有了這種感覺：我要說出心裡話，同時要說出時代的心聲。這期間我想幫助別人，而我卻先幫助了自己：寫完《伊拉斯謨》後，又寫了一部最富有個性、最隱晦的作品。後來，在一九三四年希特勒統治的日子裡，我曾用《伊拉斯謨》這部作品，使自己擺脫了一次與以前相似的危機。從我開始創作這部悲劇的那一刻起，我就對時代的悲劇不再感到非常痛苦了。

但是，我並不相信該作品能夠取得明顯的成功。因為問題成堆，如先知的問題，和平主義問題，猶太人問題，還有最後的結束場面的合唱形式——要把結束場面上升到一首歌頌失敗者命運的讚歌等等，其容量大大超過普通劇本的容量，以致劇院從頭至尾演一遍，就需要兩三個晚上。再者，正當報紙上疾呼「要麼勝利！要麼毀滅！」的時候，怎麼能讓這出宣傳失敗甚至讚美失敗的戲劇在德國上演呢？如果這個劇本能夠被允許出版，我覺得那定是奇蹟！就算遇到最壞的情況，劇本不許上演，它至少也幫我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刻。我把所有與周圍人交談時不能說的話，全部寫進了劇中詩句的對白中。這樣，我把壓在心頭的沉重負擔拋得遠遠的，從而解脫了自己。在我對時代的一切「不滿意」的時候，我卻在自身身上找到了「滿意」的結果。

亨利·巴比塞（1873—1935），法國作家、社會活動家。《火線》是他的代表作。

伊迪絲·卡維爾（1865—1915），英國護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因協助在比利時的協約國軍出逃而被德國佔領軍處死。

英國的一艘遊船，因運送軍火和禁品，於一九一五年五月被德國魚雷擊沉。

貝內代託·克羅齊（1866—1952），義大利哲學家、政治家。

原書有誤。克羅齊於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任教育部長。

在今波蘭東南部，歷史上長期為俄奧爭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加利西亞被歸還波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