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四年的那個夏天，即使沒有給歐洲大陸帶來災難，也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因為我很少經歷如此美好的夏天，鳥語花香、繁花似錦，我幾乎可以這麼說，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連數日天氣晴朗，蔚藍的天空中飄著朵朵浮雲，空氣溼潤，但不悶熱；草地上，夏風多溫和，芳草亦未歇；鬱鬱蔥蔥的樹林遮天蓋日。當我說起夏天這個詞的時候，我必然會想起那年我在維也納附近的巴登度過的生氣勃勃的七月。那是一座充滿浪漫主義氣息的小鎮，貝多芬非常喜歡去那裡避暑；我避居到那個小鎮，是為了集中精力完成那部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然後到我尊敬的維爾哈倫在比利時的鄉間別墅去，度過夏天的剩餘時間。在巴登，不用離開小鎮就能欣賞自然景色。講究實用的農舍依然保持著貝多芬時代質樸靈巧的風格，錯落有致地散落在小山坡上，為一片濃郁的樹林所覆蓋。露天咖啡館和餐廳比比皆是，人人可以同來這裡休養的快活的客人交朋友。他們有的在公園裡盛裝遊行，有的深入幽徑中。
六月二十九日是信奉天主教的國家——包括奧地利——紀念彼得和保羅蒙難的日子。前一天晚上，許多遊客就從維也納擁到這裡來。他們穿著淺色的夏裝，無憂無慮、成群結隊來到公園的音樂廳前。那一天氣候宜人，栗樹的上空萬里無雲。真是一個喜氣洋洋的好日子。大人和孩子們都快放假了，夏天的第一個節日彷彿預示著整個夏天會無比美好。舉目望去一片蒼翠，處處洋溢著歡聲笑語，使人忘卻了日常生活中的哀愁。當時，我坐在遠離公園人群擁擠的地方，讀著一本書。現在我還記得，那是一本梅列日科夫斯基著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讀得專心致志，可是，我依然聽見穿林而過的風聲，唧唧喳喳的鳥鳴和公園那邊飄來的音樂聲。我一直聽著音樂的旋律，並沒有覺得被打擾，因為我們的耳朵適應力很強。無論是持續不斷的噪音，還是街道上車水馬龍的喧鬧聲，潺潺的流水聲，幾分鐘後就會完全適應。但有一點恰恰相反，只要一種旋律冷不防停頓，反而會引起我們的注意傾聽。
所以，當演奏的音樂戛然而止，我也不由得停止了閱讀。我只知道音樂停止了，而不知道樂隊演奏的是哪部曲子。我下意識地抬起頭，目光離開了書本。在林中散步的穿淺色夏裝的人群，似乎有些變化，他們突然停止了走動，既不上山也不下山。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我站起身來，看到樂師們正在離開樂池。這真是咄咄怪事，平日裡公園的音樂會都要持續一個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這突如其來的中斷必有緣故。我向前走去，繼續觀察，發現激動的人群聚在樂池前，東一夥西一群，正在議論一條爆炸性的新聞。幾分鐘以後我才聽到，原來是傳來一封急電：皇儲弗蘭茨·斐迪南大公偕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亞軍事檢閱時，成為政治謀殺的犧牲品而喪生。
圍繞著這一刺殺事件，人越聚越多，把這意外訊息一傳十，十傳百。說實在話，從他們的臉上看不出特別的震驚或憤慨。因為皇儲根本不受人愛戴。至今我還記得，在我的童年時代，當皇太子魯道夫——皇帝唯一的兒子——在梅耶林被人發現飲彈身亡時，全城悲痛萬分。人們紛紛擁向街頭，想看看他的靈柩，表現出極大的震驚和對皇帝深切的同情，因為皇太子不僅是皇位繼承人，還是哈布斯堡王朝中一位進步的、對人極富同情心的皇太子，大家對他抱有極大的期望，而他卻在盛年之際離我們而去了。弗蘭茨·斐迪南正相反，他恰恰缺少那種和民眾打成一片的品質，而這是奧地利人認為極其重要的。他不像皇太子那樣討人喜歡，富有魅力，善於同各方面的人物交際。我曾在劇院裡多次觀察過他。他坐在自己的包廂裡，威風凜凜，神氣活現，一雙冷冰冰發呆的眼睛從來不向觀眾投去友好的目光，也從來不真心鼓掌勉勵藝術家們。從來沒見到過他臉上出現一絲笑容，他的照片沒有一張是輕鬆愉快的姿態。他沒有一點樂感，也缺乏幽默。他的妻子同他一樣有一副陰沉沉的面孔，在他們周圍，氣氛也是冷冰冰的。大家都知道，他們沒有朋友；大家也知道，老皇帝從心底裡厭惡他，因為他迫不及待想得到皇位，他絲毫不會藏匿他這種心情。我幾乎有一種神秘的預感，這個脖子長得像叭兒狗，兩眼陰冷發直的先生，總有一天會帶來不幸。這不只是我個人的預感，也是整個國家的預感。因此，他遇刺的訊息並沒有引起人民的深切同情。兩個小時後，我再也沒有看到真正悲哀的表示。一切又恢復常態，該談天的談天，該歡笑的歡笑。到了深夜，餐館裡又奏起了音樂。有很多奧地利人在這一天暗暗舒了一口氣，覺得老皇帝的這位繼承人喪命對那位比較可愛的年輕的卡爾皇子十分有利。
毫無疑問，第二天所有的報紙都刊登了詳細的訃告，並對刺殺事件表示出恰如其分的憤慨，卻完全沒有暗示要利用這次事件對塞爾維亞採取政治行動。對皇室來說，斐迪南之死引起了另一樁煩惱，那就是他的安葬問題。由於皇儲的身份，尤其考慮到他是因公殉職的，按理說，他完全可以在維也納的方濟各會教堂墓地佔一席之位，這是哈布斯堡皇室歷來安葬皇室成員的地方。他生前為娶那位出身伯爵門第的肖臺克，曾與皇室作過長期激烈的鬥爭。肖臺克雖然出身大貴族，但根據哈布斯堡皇族四百年的秘密家法，她同斐迪南不是門當戶對的，她的孩子是沒有繼承權的；在隆重的典禮上，其他皇子的夫人們強烈要求走在皇儲夫人前面。宮廷的傲慢即便對一個死去的女人也不放過。怎麼辦？讓出身伯爵門第的肖臺克安葬在哈布斯堡陵園？不，絕不許這麼辦。於是，幕後活動大肆展開了。皇子的夫人們川流不息地擁到老皇帝那裡。政府當局一方面要求老百姓在正式場合表示深切哀悼，另一方面又在皇宮裡玩弄了一套野蠻的混淆是非的詭計。像往常一樣，死者總是沒理的。負責典禮的官員發明了一套說辭：死者生前的願望是葬在阿爾茨臺滕，奧地利外省的一個小地方。找到了這樣一個假造的、尊重死者的藉口，公開向遺體告別、弔唁、出殯，以及其他與此相關的爭執也就輕易地解決了。兩位死者的棺材被悄悄送到阿爾茨臺滕，並排埋葬在那裡。好看熱鬧的維也納人失去了一次大好機會，他們很快就開始忘記這個悲劇事件。總之，奧地利人經過伊麗莎白皇后和魯道夫皇太子的不幸離世及皇室成員不體面的出逃，早就形成了習慣看法：這位老皇帝在經歷了家族的多災多難後，仍會寂寞而又頑強地活下去。不過再過幾個星期，弗蘭茨·斐迪南的名字和形象就將從歷史上永遠消逝。
可是，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報紙上又突然開始爭論起來，而且調門越來越高，時間又完全一致，使人感到絕非偶然。塞爾維亞政府受到指責，說它默許了這次刺殺事件。一半報道暗示奧地利對本國皇儲——據說非常受人愛戴——被刺絕不會罷休。人們不能擺脫這樣的印象：必然採取某項國際法律行動，但是誰也沒想到過戰爭。無論是銀行、商店，還是個人，都照常處理自己的事情。這種與塞爾維亞無休止的爭論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大家只知道塞爾維亞給我們出口生豬，不是簽訂了許多協定嗎？我已經打點行裝，準備去比利時維爾哈倫那裡，我的稿子正寫得順手。躺在豪華棺材裡的皇儲與我的生活有何相干呢？夏天從來沒有像今年這麼美，而看來會越來越美，我們都無憂無慮地看著這個世界。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我在巴登的最後一天同朋友走過葡萄園的時候，一位種葡萄的老農對我們說：「像今年這樣好的夏天，我已經長時間沒經歷過了。如果今年夏天一直這麼好，葡萄收成將比任何年頭都好。我們會永遠記住今年的這個夏天！」
這個穿著藍色酒窖工作服的老頭，他自己不知道，他說的這句話千真萬確。
每年到維爾哈倫的鄉間別墅做客以前，我都先到奧斯坦德附近的小浴場勒科度過兩星期，那裡同樣是一片無憂無慮的氣氛。度假的人有的躺在沙灘的彩色帳篷裡，有的在海水裡游泳；孩子們在放風箏，年輕人在咖啡館前面的堤壩上跳舞。各國遊客和平地集聚在一起，我聽到不少人說德語，感到無比親切，因為鄰近的德國萊茵地區的人們年年都喜歡到這比利時的沙灘上過暑假。這兒的沙灘上雖然人潮如織，但相當安靜。唯有報童的大聲喊叫才能擊破這種寧靜。他們喊著驚人的標題：「奧地利向俄國挑釁」、「德國正在戰爭總動員」，以兜售報紙。我看到那些買了報紙的人臉色變得陰沉，不過，不出幾分鐘就恢復了常態。再說，多年來我們早已熟悉了那些外交紛爭，它們在特別嚴重的最後時刻總能得到順利解決。為什麼這回不是這樣呢？半個小時後，我看到報童們賣完報紙，也成了一群歡樂的兒童，噼噼啪啪踩著海水嬉遊；風箏冉冉升起，海鷗翩翩飛舞；日有九光，普照一片和平的土地。
可是，惡劣的訊息越來越多，越來越危險。先是奧地利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接著是塞爾維亞支吾搪塞的答覆。君主之間的電報不斷，最後雙方几乎不再隱瞞戰爭的動員。我再也不能待在這個偏僻、閉塞的小地方了。我每天乘電車到奧斯坦德去，期望訊息更靈通一些，而傳來的訊息越來越壞。人們依然在洗海澡，旅館依然爆滿，堤壩上依然有不少避暑的旅客在散步、歡笑、聊天。但是，這中間第一次出現了新鮮事。我們突然發現，有不少比利時士兵出現在海灘上，他們平時絕不會到這裡來。機槍安裝在小車上，由狗拉著走過，這是比利時軍隊的奇特之處。
當時我正坐在咖啡館裡，同幾個比利時朋友在一起，其中一位是年輕的畫家和作家費爾南·克羅默林克。下午，我們和詹姆斯·恩索爾一起度過的。恩索爾是比利時最偉大的現代畫家，一個古怪的、孤寂的隱居者。他曾為軍樂隊作了一些不成樣子的波爾卡舞曲和華爾茲舞曲，可他卻為這些作品感到自豪，認為遠遠勝過他創作的油畫。他的畫富於幻想，色彩斑斕。那天，他把他的作品給我們看，這本是他不願做的事，因為他心中有個怪想法，他希望有人能買他的一張畫。他的美夢是，以高價賣出，但同時又把畫留在自己身邊。朋友們笑著對我說，他這個人既貪錢，又捨不得自己的每一部作品。每當他賣出一幅畫，他會悲觀失望好幾天。這位天才的吝嗇鬼滿腦子稀奇古怪的念頭，使我們感到很開心。正當一隊用狗拖著機關槍計程車兵從我們面前經過時，我們中間有一人站起來，摸了摸那條狗。軍官十分生氣，他擔心對他作戰用的東西表示愛撫可能會損害軍隊的尊嚴。我們中間有人嘀咕道：「這樣頻繁地調動軍隊，到底有啥用？」有人當場反駁他：「必須採取預防措施。也就是說，一旦打起仗來，德國部隊要從我國突破。」「不可能！即便打起仗來，德國和法國打得只剩最後一人，你們比利時人依然會安然無恙。」我充滿自信地說，因為在那個古老的世界裡，人們還相信條約是神聖不可動搖的。而那位悲觀主義者卻毫不讓步。他說，比利時採取這些措施，必然有道理。早在幾年前我們就聽聞德國總參謀部有一項秘密作戰計劃，一旦進攻法國，德軍就要穿過比利時去攻打法國，什麼條約不條約，全是些廢紙。我也同樣不讓步，在我看來，一方面讓成千上萬的德國人到這裡來度假，盡情享受這個中立小國的殷勤接待，另一方面卻在邊境集結軍隊對付來犯之敵，這豈不荒唐！我說：「這全是無稽之談！如果德軍向比利時進軍，你們就把我吊死在這根燈柱上。」今天，我要感激我的這些朋友，因為他們後來沒有把我這句話當真。
在七月的最後幾天，正是形勢危急的時候，每小時都傳來一個自相矛盾的訊息。威廉皇帝給沙皇的電報，沙皇給威廉皇帝的電報，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饒勒斯被暗殺。誰都知道，形勢越來越嚴重，一股不安的冷風吹到海灘，把海灘一掃而空。數以千計的人離開旅館，奔向火車站。縱是那些不相信戰爭的人也開始加速收拾行李。就連我自己，剛一聽到奧地利向塞爾維亞宣戰的訊息，就趕緊訂了一張火車票，真是及時，因為那班奧斯坦德快車已是比利時開往德國的最後一班車了。我們站在車廂的過道里，焦急不安。每個人都在同別人講話，沒有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沒有一個人看書。每到一站就有人急匆匆地跳下車廂去打聽訊息，內心卻暗暗地抱著希望，能有一隻強有力的手把脫韁的命運重新拉回來。直到那時，我們依然不相信戰爭已經開始了，更沒有想到戰爭會波及比利時。人們之所以這麼想，是因為不願相信這種瘋子開的玩笑。列車離國境線越來越近。我們通過了比利時邊境車站韋爾維耶。德國的列車員登上車廂，十分鐘之後，我們就在德國境內了。
但是，在列車駛向德國第一個邊境站的途中，突然在野外停下來。我們擠在車廂過道里，向窗外望去。發生了什麼事？我看到一列貨車在昏暗中迎面駛來，車廂用帆布蓋著，隱隱約約透出大炮的形狀。我的心怔住了。這一定是德國的軍隊在開往前線。直到那時，我還是不相信戰爭，說不定這僅僅是防護措施，只不過是戰爭動員式的威脅，我這樣安慰自己。人總是這樣，在緊急關頭抱一線希望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終於傳來了「通行」的訊號，列車開動了，總算到了赫爾倍施塔爾車站。我一步跳下車廂踏板，打算買張報紙看看訊息，可是車站被軍隊佔領了。當我想走進候車室時，一個車站公務員守在已上鎖的門前，他鬍鬚雪白，臉色嚴峻，他說，誰也不準進候車室。隔著門，我聽到了叮噹的刺刀聲和刺刀放在地板上時的篤篤聲，門上的玻璃被小心謹慎地擋上了布。毫無疑問，那件可怕的事終於發生了。德國軍隊公開踐踏國際法的一切準則，要進攻比利時。戰爭行動已經開始。我極度不安地登上車廂，列車繼續向前，駛向奧地利。現在毋庸置疑：我正向戰爭駛去。
第二天早上，我終於到了奧地利！每個車站都張貼著宣佈戰爭總動員的告示；各類列車上旗幟飄揚，裝滿了剛入伍的新兵，音樂聲震耳欲聾。我發現維也納全城都在發瘋，人們從對戰爭最初的恐懼一下子變成了對戰爭的狂熱。其實，誰也不願意打仗，人民不要戰爭，政府也不要；這次戰爭原本是外交家們虛張聲勢和訛詐的一種手段，但他們違背了自己的意圖，弄假成真。維也納大街上走著各種各樣的隊伍，突然間，到處是旗幟、標語、音樂。年輕的新兵滿懷勝利的信心在行軍，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們是社會上的小人物，平時不會有人對他們表示尊敬和慶賀，而現在他們卻受到全城的歡迎。
說老實話，我不得不承認，群眾中最初爆發出來的那種情緒，確有崇高和吸引人之處，甚至有一股使人難以擺脫的誘惑力。儘管我非常厭惡戰爭，憎恨戰爭的狂熱，可是我依然不願在我一生的回憶中省略掉那次戰爭的最初幾天。成千上萬的人儘管在戰前和平時期就相處得很好，可他們從來沒有戰爭剛開始時的那種情感，感覺他們屬於一個整體。一座二百萬人口的城市，一個幾乎有五千萬人口的國家，戰爭使它們一下子變成一箇中心，體現一種意志，覺得自己就是世界的歷史；他們在經歷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刻，覺得隨時都會被召喚，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熱的群眾中去，把個人的私心消滅在其中，什麼地位、語言、階級、宗教信仰，所有差別都被暫時的兄弟情誼的巨濤淹沒了。在大街上，素不相識的人在攀談；長年相互迴避的人現在握手了；到處看到的是生氣勃勃的面孔。每一個人都經歷著一個自我提高的過程，他不再是一個像先前那樣孤立的人，而是群眾中的一員；他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員；平時不受尊重的人，現在受尊重了。一個郵局的小職員平時從早到晚分揀信件，從星期一到星期六，從不間斷；還有抄寫員、鞋匠，在他們面前突然出現了他們一生都很少碰到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機遇：他可能成為英雄。每個人都能穿上軍裝，婦女們會向他們祝賀；留下來的人早就懷著崇敬的心情用這個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稱——「英雄」——和他們打招呼。那些新兵承認，一股尚不熟悉的力量把他們從日常生活中拉出來，儘管在狂熱的最初時期，母親的憂傷，妻小的恐懼，她們羞於把這種最真摯的情感顯示出來，但他們還是清楚地感覺到的。不過，也許在飄飄然的感覺中還有一種更深厚、更秘密的力量在起作用。那股向人類襲來的驚濤駭浪是那麼強大、那麼突然，以致把人身上潛藏的無意識的原始慾望和本能像氣泡一樣衝到表面，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稱作「對文化的厭惡」。這些有原始慾望的人，要求衝破維持世界長久安寧的一切法律和條文，放縱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許這些暗中的力量也投入到狂暴的陶醉中，其中混雜著各種東西：犧牲精神和酒精、冒險的樂趣和愚昧的信仰、投筆從戎和愛國主義言詞的魔力——這些可怕的，幾乎難以用語言形容的，使千百萬人狂妄的情緒為我們那個時代最大的犯罪行為——發動戰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只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今天這一代人，或許會感到疑惑：為什麼我們沒有經歷過這些事？為什麼一九三九年的群眾沒有像一九一四年的群眾那麼狂熱？為什麼一九三九年的群眾僅僅是嚴肅地、堅決地、默默地、聽天由命地服從召喚？一九三九年的戰爭是一場有關思想意識的戰爭，並不是僅僅為了爭奪殖民地或改劃國界。難道這次戰爭不如前一次戰爭？難道這次戰爭比不上前一次戰爭更神聖、更崇高？
答案很簡單：因為一九三九年的世界不像一九一四年的世界有那麼多幼稚的、天真的信仰。當時的老百姓信任權威，從不懷疑。在奧地利，沒有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國之父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歲的時候，沒有特別的必要，會號召人民起來鬥爭；沒有人敢想，如果沒有兇殘的、狡猾的、罪惡的敵人威脅著帝國的和平，他會要求人民流血犧牲。再說，德國人在報紙上看到奧地利皇帝致沙皇的許多電報，在那些電報中，老皇帝始終聲稱要為和平而鬥爭。當時的奧地利人民不僅忠於皇帝，對「高階人物」、大臣、外交家，以及他們的洞察力和忠於職守，也深信不疑。如果發生了戰爭，那不是政治家們的過錯，戰爭是違揹他們意願的；全國上下，沒有一個人有一丁點兒錯誤；也就是說，發動戰爭的罪犯必定是在別的國家。我們拿起武器只是為了自衛，是針對卑鄙陰險的敵人的一種自衛。敵人沒有一絲一毫的理由就「突然襲擊」愛好和平的奧地利和德國。而到了一九三九年，情況完全不同了，整個歐洲已經沒有這種對政府忠實的迷信，至少沒有對政府能力的迷信。自從人們憤怒地看到外交活動怎樣在凡爾賽背叛了持久和平的可能，人們就瞧不起外交。這些外交家恬不知恥地用許諾裁軍、不搞秘密外交來欺騙各國人民，對此，他們記得太清楚啦！從根本上說，一九三九年的人民不尊重任何政治家。沒有人信任地把自己的命運託付給他們。一個最普通的法國修路工人也可以公開譏諷達拉第。在英國，自從《慕尼黑協定》——提出所謂「為了我們這一代的和平」——簽訂以來，沒有人再相信張伯倫的遠見。在義大利和德國，群眾恐懼地望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他要把我們推向何方？當然，群眾不能反抗，因為這關係到祖國。所以，士兵們不得不拿起槍，婦女們不得不讓自己的孩子出發，但是不像從前那樣抱著不可動搖的信念，認為犧牲是不可避免的。人們服從，但不會歡呼。人們到前線打仗，但不再夢想當英雄。現在，各國人民和每一個人都已經感到，他們只不過是犧牲品，不是為了世界上的愚蠢政治，就是為了不可捉摸的兇惡命運。
而在一九一四年，廣大群眾享受了幾乎半個世紀的和平生活，他們對於戰爭又能知道些什麼呢？他們不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們幾乎沒想到會有戰爭。他們認為，戰爭是一種傳奇，恰恰因為遙遠，所以頗富英雄色彩和浪漫色彩。他們看到的戰爭，始終是從教科書裡或者美術館裡看到的：騎兵穿著閃閃發光的盔甲，舉著長矛在進行你來我往的廝殺；致命的一槍總是正中敵人心臟。大獲全勝，高奏凱歌——所以，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新兵們向母親高喊：「我們一定會回來過聖誕節。」在農村和城市，誰還記得起「真正」的戰爭是個什麼樣子？幸好還有幾個參加過一八六六年反普魯士戰爭的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們還記得打仗的事。不過，那是一場速戰速決、流血不多、距今遙遠的戰爭；整個戰役只打了三個星期，雙方都無大傷亡，很快就喘過氣來。而這一次，普魯士成了奧地利的盟國。在老百姓看來，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也不過是一次浪漫色彩的短暫郊遊，一場熱烈的、豪邁的冒險。甚至有一些年輕人生怕錯過一生中絕妙的機會，所以急急忙忙跑去報名參軍，在開往激烈戰場的列車裡歡呼、歌唱。整個奧地利帝國的血管裡都鮮血沸騰，頭腦發熱，忘乎所以。但是，一九三九年這一代，他們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他們不再欺騙自己。他們知道，戰爭不是浪漫主義的，而是殘酷的。他們知道，戰爭打起來不會速戰速決，而是拖延好多年，戰爭耽誤的時間一生都無法彌補。他們知道，向敵人衝鋒時不會帶著橡樹葉和彩色綢帶，而是在戰壕裡一待就是幾個星期，飢渴難忍，全身長滿蝨子；他們心裡很明白，還沒看到敵人，就會被遠處射來的炮彈擊得粉碎或打成殘廢。以前他們在報紙上和電影上看到過這種殘忍的殺人新技術、新手段；他們知道，巨大的坦克在行進中會把傷員輾成肉醬，飛機會把睡在床上的婦女和兒童炸得粉碎。他們也知道，一九三九年這次世界大戰，就其滅絕人性的機械化來說，比歷史上任何一次戰爭都要卑鄙、殘忍、非人性勝過千倍。一九三九這一代人中，沒有一人會相信，戰爭中會有上帝所希望的正義。更糟糕的是，他們再也不相信通過戰爭取得的和平有什麼正義性和永續性。因為他們對上一次的戰爭所帶來的一切失望記憶猶新：戰爭帶來的不是富裕而是貧窮，不是滿意而是怨恨。戰爭帶來的是饑饉、貨幣貶值、公民自由喪失、被外國統治奴役、一種令人頭疼的不安全感和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誠然，還有這樣一種差別。一九三九年的戰爭具有一種思想意義。這場戰爭關係到自由，關係到一種精神財富，是為了一種思想而鬥爭。這使得人更堅決、更果斷。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則不同，它不知道要從現實中得到什麼，它只是一種幻想，夢想建立一個更美好、更正義、更和平的世界。正因為是幻想，而不是科學，才使人覺得參加戰爭是一種幸運。因此，那些犧牲者像醉漢一般歡呼著奔向死亡，鋼盔上戴著花環和橡樹葉。大街上則人聲鼎沸，家家燈火通明，彷彿在過節。
我自己沒有陷入這種愛國主義的一時狂熱中，並非由於我特別冷靜或者看問題特別清楚，而是由於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兩天前我還在「敵國」待過，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時的廣大群眾和我們自己的同胞一樣生活在和平的環境裡，對戰爭毫無所知。此外，我長期過著一種國際性的生活，今天在這個國家，明天又到了另一個國家；要我一夜之間突然去憎恨另一個世界，那是辦不到的。因為那個世界就像我自己的世界一樣，也是我的祖國。多年來我就對政治表示懷疑，最近幾年，我經常同法國和義大利的朋友們談論起荒謬戰爭爆發的可能性。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事先打了預防針，不相信蔓延四方的愛國主義熱情。我已作好準備，面對戰爭初期的狂熱病，我絕不動搖自己的信念：經過一場由不明智的外交家和無人性的軍火大亨發動的兄弟國家之間的戰爭，歐洲必然會統一。
因此，我內心裡已經決定，從戰爭開始的最初時刻起，我就要作世界公民；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要堅持正確的立場是很困難的。雖然當時我才三十二歲，但暫時還不用服兵役，因為所有的服役檢查我都不合格。對此，我打心眼裡高興得很，因為這樣落選使我節省了一年服兵役的時間。此外我覺得，在二十世紀去學習和掌握殺人的武器，是罪惡的時代性錯誤。我堅持自己的信念，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宣佈自己是這次戰爭的「拒服兵役者」。可以想象，這樣做在奧地利要受到嚴厲的懲罰（在英國則相反）。敢於這樣做，要有一種真正為信仰而犧牲的堅定信念。而我本性缺乏這種英雄氣概——今天我並不羞於承認這個缺點，在一切危險場合，我總是採取迴避態度。而且不止一次我由於這個缺點受到別人的指責。我崇拜的大師鹿特丹的伊拉斯謨在另一個世紀裡也常常受到這方面的指責。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相對年輕的人，在那樣一個時代，如果要別人把他硬拉出來，扔到一個他不願去的地方，這有多難受。所以我四處尋找我能幹的工作，只要不是煽動性的工作就行。在我的朋友中有一個較高階別的軍官，管理軍事檔案館，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他那裡去。我可以作圖書管理員，我的語言知識在那裡也有用，可以幫著修改某些要公佈的告示之類。當然，這不是一件煊赫的差使，我今天自願承認，但這是一件很合適的工作，比被一個俄羅斯農民用刺刀戳進肚子合適多了。而且，在幹完這件不緊張的工作之後，我還可以去做另一件在我看來是戰爭期間最重要的工作：為將來的相互諒解而工作。
我在維也納自己朋友圈子裡的處境要比職務上的處境困難得多。在我們作家中，只有極少數人受過關於歐洲的教育，大多數作家完全生活在德語的環境裡。他們認為，鼓動群眾的熱情，用詩意的口號或者科學的意識形態從根本上美化戰爭，才是他們能做的最好的工作。幾乎所有德語作家，比如以霍普特曼和戴默爾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責任是像古老的日耳曼時代那樣，用詩歌和文字激勵奔赴前線的戰士要有犧牲精神。他們的詩像陣陣暴雨，把戰爭和勝利、苦難和死亡寫成押韻的詩篇，這樣的詩在當時遍地皆是。他們煞有介事地發誓，他們再也不和任何一個法國人或英國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間他們拒不承認歷史上有英國文化和法國文化。他們認為，那種文化與德意志的特性、德國的文化和藝術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和沒有價值的。有些學者走得更遠更惡劣。譬如，哲學家們突然之間失去了智慧，竟把戰爭解釋成為把渙散的各國民眾振奮起來的「洗禮」。醫生們也同他們站在一起，他們把自己的整形術誇耀得天花亂墜，好像補換上的假腿比原腿還要靈活，還要健康，說不定會有人喜歡截下真腿換上假腿呢！各教派的教士也不甘示弱，參加到這大合唱中來。有時我彷彿聽到一群狂徒在怒號。而這些人在一個星期、一個月之前還是理智的、有創造力和有人性的人，為我們所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