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瘋狂最使人震驚的，是那些發狂的人大多是誠實正直的。他們中的大多數因年事已高或身體弱而不能服兵役，他們誠心誠意地認為自己有責任幹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們認為，他們以前創造的作品有愧於德國語言，從而也有愧於人民。所以他們現在要用語言來為人民效勞，讓人民聽到自己喜歡聽的聲音。在這場戰爭中，正義完全在自己的一邊，非正義在敵人的一邊；德國必勝，敵人必敗——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完全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類一切人性的維護者和保衛者。當最初那股激情消失以後，有些人很快就嚐到了苦頭，感到自己說的全是謊言。但是，在最初的幾個月裡，人們聽得最多、喊得最兇、唱得最響亮的，是敵我雙方都在拼命表演的大合唱。

在這種如此天真、同時又是十分荒唐的狂熱中，最典型、最令人震驚的事例，莫過於恩斯特·利騷。我同他很熟，他寫過一些短小精悍的詩，是我想得起來的心腸最好的人。我今天仍然記得，他第一次來見我時，我緊咬著嘴唇，生怕笑出聲來。在我的想象中，抒情詩人一定是身材修長、儀表消瘦，就像他寫的精練的德語詩一樣。文如其人嘛。可是當他進入我的房間，一步三搖，胖得像只桶，面容和善，雙層下巴，不，是四層下巴，竟是個小矮胖子。他精力充沛、信心滿滿，但口齒結巴。他說起話來，一再引用自己的詩句而不能自制，完全沉湎於詩歌創作之中。不過，他這些可笑之處反而招人喜歡，因為他熱心、友好、誠懇，而且對自己的藝術懷著一種幾乎是著了魔的獻身精神。

他出身於一個富有的德國家庭，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高階中學受過教育，也是我認識的最普魯士化或者說被普魯士徹底同化的猶太人。他只說德語，也從來沒有離開過德國。德國對他來說就是世界，越是德國的東西，他就越熱愛。所以約克、馬丁·路德和施泰因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德國自由戰爭是他最喜歡寫的主題。他崇拜巴赫，稱他是音樂的上帝。雖然他手指又粗又胖，像海綿一樣，彈起巴赫的曲子來卻異常出色。沒有人像他那樣瞭解德國的抒情詩，也沒有人比他更熱愛德國語言，併為之陶醉。像大多數猶太人一樣，他的家庭很晚才進入德國的文化界。他比最虔誠的德國人更信賴德國。

戰爭剛一爆發，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急忙忙到兵營去，報名當一名志願兵。我能夠想象出，當這個矮胖子氣喘吁吁地爬上樓梯時，那些上士和列兵會笑成什麼樣子。他們很快就把他打發走了。利騷非常絕望，但是他像其他人一樣，現在至少可以寫詩為祖國效勞。對他來說，報紙和戰報上所寫的一切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是別的國家突然侵犯了他的祖國，完全像威廉街上的劇院所演出的那樣。最壞的戰犯是那個背信棄義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勳爵。英國是進攻德國和發動戰爭的罪魁禍首。他把這種感情寫進了《憎恨英國》一詩中，這首詩——我今天手頭沒有這首詩——用激烈的、簡潔的、富有表現力的詩句掀起了對英國的仇恨，併發誓永遠不原諒英國的「罪行」。不久就出現了災難性的情況，說明掀起仇恨是多麼容易的事（那個肥胖的、昏了頭的猶太人利騷先一步學會了希特勒的伎倆）。這首詩像一枚炸彈在彈藥庫裡爆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遍了全國，縱然是《守衛在萊茵河畔》也沒有傳播得如此迅速。皇帝深受感動，特意獎給利騷一枚紅色雄鷹勳章。所有的報紙都轉載了這首詩；老師在課堂上念給學生們聽；軍官走到前線朗誦給士兵聽，直到每一個士兵將這仇恨經背得滾瓜爛熟。但這還不夠，這首短詩被配上了音樂，改編成大合唱，在劇院演出。不久，在七千萬德國人中沒有一人不能從這首詩的第一行默唸到最後一行。這首詩也傳到了全世界——當然，沒有多大熱情。一夜之間，恩斯特·利騷紅得發紫，享受到一名詩人在戰爭中的最高榮譽。當然，這種榮譽後來又像內薩斯襯衣一樣把他燒燬。因為戰爭剛一過去，商人重新開始做起生意，政治家真誠地為和解做出努力，人們想方設法要求拋棄那首永遠與英國為敵的詩。政治家為了推卸責任，把可憐的「仇恨的利騷」斥為當時鼓吹瘋狂的歇斯底里的仇恨的唯一罪人。實際上，在一九一四年，所有人都有這股歇斯底里的仇恨。每個在一九一四年讚美過他的人，到了一九一九年很明顯地都不理他了。報紙不再發表他的詩作；當他在同伴們中間露面，立刻會引起難堪的沉默。後來，這位孤獨者被希特勒趕出他為之忠誠效勞的德國，默默無聞地死去。他是那首詩的犧牲品，那首詩曾把他捧得很高，為的是以後把他摔得粉碎。

當時所有人都像利騷一樣。我不否認，作家、教授和當時突然冒出來的愛國者們，他們的感情是真誠的，也真心實意地想幹點什麼。但是不久就已經可以看出，他們對戰爭的讚美和放縱的仇恨心理釀成了多麼可怕的後果。所有參戰國的人民在一九一四年都處於亢奮的狀態。最惡毒的謠言立刻會變成真的，最荒唐的誹謗也有人相信。在德國，有幾十人發誓說，他們親眼看到載滿黃金的汽車從法國開往俄國。戰爭開始後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報紙上便充斥著各種挖眼睛、斬手指的童話。那些傳播謠言的不知情者，他們哪裡會知道，這完全是憑空想出來的，為的是譴責敵人計程車兵。這種伎倆本身就是一種戰爭手段，像炸藥和飛機一樣。他們不知道，在每次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天，報刊上都會出現這種報道。戰爭和理性等正常的感情是不相容的。因為戰爭需要感情的衝動，需要有為自己事業而奮鬥的熱情，還要有對敵人的仇恨。

話又說回來，依人的本性，強烈的感情不會永久持續下去，個人如此，國家和民族也是如此；這一點軍事當局甚為知曉。因此，它需要人為的煽動，需要不斷給人服用狂熱的「興奮劑」。而這種工作只能由知識分子來承擔。詩人、作家和新聞記者，不管是問心無愧還是問心有愧，不管忠誠還是例行公事，都要幹這種鼓動人心的工作。他們既然敲起了仇恨的鑼鼓，就要用力敲下去，一直敲到那些正經的老百姓耳朵直響，心臟打顫。幾乎所有的國家，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法國、義大利、俄國、比利時，無不把「戰爭宣傳」的任務交給順從的知識分子，他們用自己的筆來鼓動戰爭的狂熱和對敵國的仇恨，而不是教他們反對戰爭。

後果是嚴重的。當時的宣傳部門還沒有聲名狼藉，儘管人民大眾十分失望，但是他們對報刊文章卻是十分相信的。因此，最初幾天那種純淨、美好、勇於犧牲的熱情，慢慢轉化為最惡劣的、最愚蠢的放縱行為。在維也納和柏林，在環形大道和弗里德里希大街，同英國和法國「作鬥爭」更有效更方便。商店的法語或英語招牌全部取消，甚至純潔少女修道院（englischenfraulein）的名稱也要修改。人民太激動太狂熱了，殊不知此處的「englisch」是「天使」之意，並不是指盎格魯－撒克遜人。那些老實正經的生意人在信封上寫上或蓋上「上帝懲罰英國」的字樣。社交界的婦女發誓（並寫信給報紙）一輩子不再說一句法語。莎士比亞的戲劇被趕出德國舞臺；莫札特和華格納同樣被趕出法國和英國的音樂廳。德國的教授宣稱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國的教授宣稱貝多芬曾是比利時人。他們肆無忌憚地把精神文化財富像糧食和礦砂一樣從敵國運來。那些國家成千上萬的公民每天在戰場上互相殘殺，這還不夠；他們還在後方互相辱罵，互相攻擊對方已經死去的偉人——而他們在墳墓裡已默默躺了好幾百年了。這種精神瘋狂越來越荒唐。自走出校門就從來沒有開啟地圖、沒有離開自己居住的城市的廚師反而相信，沒有桑夏克（波斯尼亞邊境的一個小地方），奧地利就無法生存。馬車伕在大街上爭論，應該向法國索要多少戰爭賠款，是五百億還是一千億，實際上，他們甚至搞不清十億有多少。沒有一座城鎮，沒有一個階層的人士不陷入可怕的仇恨的歇斯底里之中。傳教士在祭壇上說教；一個月以前還把軍國主義譴責為最大犯罪的社會民主黨人，喧鬧得比別人更厲害，為的是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當賣國賊。那是無知的一代人的戰爭，恰恰由於各國人民相信自己這一方完全是正義的，才鑄成了戰爭的最大危險。

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最初幾周裡，要想與人進行一次理智的談話，漸漸變得不可能了。最愛和平、心地最善良的人，也像喝醉了似的滿臉殺氣。我的朋友們，我一直把他們看作堅定的個人主義者，甚至是思想上的無政府主義者，一夜之間，他們都成了愛國者，並且從愛國者變成貪得無厭的吞併主義者。每次談話都用一句愚蠢的陳詞濫調結束，如：「誰不會恨，誰就不會真正地愛。」或者以粗暴的懷疑態度結束談話。多年來我同他們從未吵過也沒鬥過的同伴們，這次反倒粗暴地責備我，說我再也不是奧地利人了，說我應該到法國或比利時去。不錯，他們甚至謹慎地暗示，他們原本想讓當局知道我的觀點，諸如「戰爭是一種犯罪」和「失敗主義者」，而「失敗主義者」這個在奧地利最嚴重的罪名——則是法國剛剛發明出來的漂亮詞彙。

出路只有一條：在別人頭腦發熱大聲喧鬧的時候，退回到自己的內心並保持沉默。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我清楚地認識到，縱使我獨自流亡到國外，也不見得比孤獨一人生活在祖國壞多少。在維也納我有許多老朋友，但他們都遠離我而去。要結交新朋友，還不是時候。只有萊內·馬利亞·里爾克還能交交心。他同我一樣，有幸在一家偏僻的軍事檔案館效勞，他根本不可能成為一個戰士，因為他的神經太脆弱了，經不起任何骯髒、異味、嘈雜對他的侵襲。有一天，有人敲我的門，一個戰士膽怯地站在門前。我驚呆了，好久才緩過神來：是里爾克！穿著軍裝的萊內·馬利亞·里爾克！他看上去又乖又笨，高高的軍服領子緊箍在脖子上，這套軍服把他的思想全搞亂了，因為他不得不十分留心，遇到任何一個軍官都要並腿立正行軍禮。他這個人平時非常注重儀表和舉止的規範，穿上這身簡單的軍服，他也儘量擺出軍人的架式。所以他始終慌慌張張，不知所措。他輕聲輕氣地對我說：「自從上完軍事學校以後，我就討厭軍服，我想，我再也不用穿它了。可是現在我快四十歲了，又穿上了它！」幸虧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不久，一次有利於他的健康檢查使他免於服兵役。他又來看過我一次，向我告別，這次他穿著平民服裝。他走進我的房間時簡直像飄進來的（他邁步輕得使人覺察不出）。他說，他還要感謝我，因為我請羅曼·羅蘭幫忙，把他在巴黎被沒收的書救了出來。他第一次看上去不再年輕了，好像恐懼使他精疲力竭。他說：「如果只能到外國去，就到外國去！戰爭就是監獄。」說完他就走了。又剩下我獨自一人。

幾個星期以後，為了躲避那種危險的群眾變態心理，我決定離開維也納城，到一個偏僻的郊區去，以便在戰爭期間開始我自己的戰鬥：同那些掀起群眾狂熱的背叛理性的行為作鬥爭。

耶穌十二門徒中的兩人，被羅馬皇帝尼祿殺害。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俄國作家、哲學家、批評家。

費爾南·克羅默林克（1886—1970），比利時作家。

詹姆斯·恩索爾（1860—1949），比利時畫家。

愛德華·達拉第（1884—1970），法國政治家。

恩斯特·利騷（1882—1937），德國抒情詩人、劇作家。一九一四年發表了一首題為《憎恨英國》的詩，名噪一時。

漢斯·約克·馮·瓦丁堡（1759—1830），普魯士陸軍元帥。

施泰因男爵（1757—1831），普魯士王國政治家、改革家。

愛德華·格雷（1862—1933），英國政治家，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六年間任英國外交大臣。

希臘神話中染有半人半馬怪獸內薩斯的毒血的襯衣，比喻帶來災難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