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個新世紀裡已生活了十年，我已到過印度、美洲和非洲的一部分。現在，我滿懷新的、更有意識的喜悅之情來看待我們的歐洲。我從來沒有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後幾年更熱愛我們這片古老的土地，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盼望歐洲的統一，從來沒有比那個時候更相信歐洲的前途，我們以為已經看到了新的曙光。而實際上，燃燒世界的戰火已經臨近，火光已經在望。
今天這一代人，是在災難、破壞和危機中成長起來的，他們覺得戰爭的可能性始終存在，幾乎每天都會爆發戰爭，而我們這一代人自世紀之交以來一直對世界上的人充滿信心，要我們向今天這代年輕人描述當時那種樂觀主義和對世界的堅定信念，也許是很困難的。四十年的和平使歐洲各國的國民經濟充滿活力，技術的發展加快了生活的節奏，科學發現使那代人感到自豪。在歐洲所有國家裡普遍感覺到繁榮的生活已經開始。城市一天比一天美，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人口一天比一天多。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已不能和我們在一九〇一年見到的柏林相比較；柏林已從一個國家的首都發展成一座世界性的城市；一九〇五年的柏林又大大超過了一九〇一年的柏林。維也納、米蘭、巴黎、倫敦、阿姆斯特丹這樣的城市，我每去一次，都會感到驚訝和高興。街道越來越寬闊、越來越漂亮，公共建築越來越雄偉，商店越來越豪華、越來越美觀。人們在各種事物中都能感到財富在增長、在擴大。就連我們這些作家，從書的發行量上就能覺察到本世紀初的頭十年，這段時間雖不長，但書的發行量增加了三倍、五倍、十倍。到處興建起新的劇院、圖書館和博物館。諸如浴室、電話這些曾經屬於少數人特權的方便設施，現在已開始進入小資產階級家庭。自工作時間縮短以來，無產階級的生活開始好起來，至少有一部分家庭已過上小康生活。到處都在進步，誰敢於大膽作為，誰就能獲得成功。誰買上一幢房子、一本稀世的舊書或一張名畫，就會看到行情不斷上漲。誰越大膽，越捨得出本錢辦一家企業，誰就越能保證賺到錢。無憂無慮的美妙景象籠罩著整個世界，有什麼能打破這種景象呢？又有誰能阻止這種從自己的熱情中迸發出來的幹勁呢？歐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強大、富裕和美麗過；歐洲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美好的未來充滿信心過。除了少數老態龍鍾的老朽，沒有人對「美好的舊時代」依戀不捨。
不僅僅是城市，農村也一樣。由於體育運動、較好的營養、勞動時間的縮短以及接觸大自然，人的身體越來越健康，越來越漂亮。冬天過去被認為是荒涼枯燥的季節，人們無精打采地在客棧裡玩牌或在暖烘烘的房間裡虛度光陰；而現在，人們發現山上的陽光可以滋潤心肺、舒筋活血、爽身健膚。山區、湖泊、大海也不再像從前那樣距離遙遠，腳踏車、汽車和有軌電車已經把距離縮短了，改變了世界的空間感。到了星期天，穿著閃光的運動服乘著滑雪板或雪橇的男男女女沿著雪坡飛速而下。到處在興建體育館和游泳池。人們恰恰在游泳時可以清楚地觀察到身體的變化。我年輕的時候，人們以粗脖子，癟胸脯，挺肚子表示自己健壯；現在人們看身材是否靈活，肌肉是否發達，皮膚是否被太陽曬成棕色，這是體育鍛煉的標誌；當然，這種比賽是文雅風趣的。
除了最貧困的人以外，星期天沒有人待在家裡。所有的青年人都出去徒步漫遊，爬山和比賽，同時也學習各種體育專案。假期裡，人們都出門遠遊。不像我們父輩那個時候，放了假只到離城不遠的地方，最多到薩爾茨卡默古特去。現在的人們對整個世界都感興趣，想看看世界上是否處處都那麼美，是否還有更美的地方。過去，只有那些有特權的人才能到外國去旅遊；而現在，銀行職員和小業主都有條件到法國、義大利去旅遊。現在出國旅遊比過去便宜多了，也方便多了。主要是人的觀念起了變化：有新的勇氣，有新的敢闖精神，出去旅遊才更大膽；在生活上節儉和謹小慎微是丟人的。這代人決心使自己成為更富有青春活力的一代人。每個人都為自己年輕而感到自豪，這一點與父輩們正相反；首先是年輕人臉上的鬍子突然沒有了，然後是那些年齡大的人去仿效他們，為的是不顯出自己老相。年輕、精神煥發已成為當時的口號，人們不再老成持重。婦女們甩掉了束胸緊身衣，再也不打陽傘和戴面紗，因為她們不再害怕空氣和太陽。她們把裙子裁短，便於打網球時兩腿跑動；她們露出豐潤的部位時，再也不感到害羞。風尚變得越來越合乎自然。男人穿著馬褲；女人敢於坐在男式馬鞍上，男人和女人之間不再有什麼需要遮掩和隱藏的。世界不但變得更美麗，也變得更自由了。
在我們之後出生的新一代，在習俗方面也贏得了這種自由，他們生活得健康又充滿自信。人們第一次看到，年輕姑娘在沒有家庭女教師的陪伴下，獨自同男朋友一起運動，一起郊遊，他們完全是一種公開的、自主的夥伴關係。她們既不害羞也不矯揉作態。她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她們擺脫了父母嚴厲的監督，自己掙錢養活自己；她們當女秘書、女職員，得到了自己安排生活的權利。賣淫——舊世界唯一被允許的色情交易——明顯地減少了。由於提倡新的更為健康的自由，男女之間假正經的行為早已成為背時的東西。從前在游泳池裡隔開男女的木板，現在陸續被拆除。男女不再忌諱，他們知道彼此長得怎樣，也懂得人類繁衍的秘密。在這十年裡重新獲得的自由、大方和自然，勝過以往的一百年。
現在世界上有了另一種節奏。一年裡發生的事勝於過去的幾倍，幾十倍！一項發明緊接著一項發明，一個發現緊接著一個發現；每個發明和發現都以飛快的速度變成人類共同的財富。因此，每個國家都第一次感覺到彼此之間是息息相關的。在齊柏林飛艇初次航行的那一天，我正在前往比利時的途中，恰巧在斯特拉斯堡停留。我在這裡親眼看到了飛艇在大教堂上空盤旋，下面的人們熱烈地對著飛艇歡呼，盤旋的飛艇好似在向這座有千年歷史的教堂頻頻點頭。晚上，我在比利時維爾哈倫家得到訊息，飛艇已在艾希特丁根墜毀。維爾哈倫滿含淚水，激動萬分。如果他僅僅是作為比利時人，那麼他對這次德國的空難就會抱無所謂的態度，但他是歐洲人，又是我們同時代的人，所以他會和我們一起分享戰勝自然的共同勝利，也會同我們一起分擔我們共同遭受的考驗。當布萊里奧駕駛飛機飛越英吉利海峽時，我們在維也納歡呼雀躍，好像他是我們國家的英雄。大家都為科學技術取得如此迅速的進步而感到自豪。現在我們的感覺是歐洲是一個共同體；歐洲意識是我們正在形成的共同意識，我心裡想，如果一架飛機能夠輕易地飛越國界，那麼國界還有什麼意義呢！那些海關關卡和邊防崗哨就成了無用的擺設，與我們的時代精神是相悖的，因為我們這個時代熱切地期望著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緊密聯絡，共同實現大同世界。這種感情的高漲像飛機的騰飛一樣美妙無比。有些年輕人沒有親身經歷過歐洲各國之間相互信任的那最後幾年，我今天仍為他們感到遺憾。因為我們周圍的空氣不是死的，也不是真空，空氣本身就攜帶著時代的繁榮和脈搏。空氣會不知不覺地將時代脈搏傳入我們的血液和內心深處，傳入我們的大腦，並不斷地傳到每一個人。在那幾年裡，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從時代的普遍繁榮中吸取了力量。由於大家都有這種信心，那麼個人的信心也就大大增強了。也許我們像今天的人一樣，當時並不知道那股將我們捲入其中的浪潮有多大，有多少風險。——可是，事與願違。只有經歷過那個對世界充滿信心時代的人，今天才會明白，從那以後所發生的一切其實都是倒退和黑暗。
當時的世界無比壯麗美妙，就像服了滋補藥似的渾身是力量。這股力量從歐洲的各條海岸線敲打著我們的心臟。可是我們卻沒有預料到，使我們深感幸運的事同時也潛藏著危險，當時席捲歐洲的自豪和信心風暴，本身就帶著烏雲。也許繁榮來得太快了，也許歐洲各國和各城市強大得太急促了，所以那種渾身是勁的感覺總是誘發個人和國家去使用甚至濫用自己的力量。法國的財富充裕，但是它貪得無厭，它還想要一塊殖民地，儘管法國的人口已不足以維持殖民地的統治，可它還想侵略，差一點同摩洛哥動武。義大利覬覦著昔蘭尼加。奧地利要吞併波斯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把矛頭指向土耳其。目前德國暫時被排斥在外，但它的利爪總想伸出去，大抓一把。歐洲各國的頭腦裡都充滿了蠢蠢欲動的熱血。這些國家擴張的野心到處膨脹，像流行病那樣傳染，但同時也要有效地鞏固國內的秩序。那些發了大財的法國工業家唆使同樣肥胖的德國工業家，兩家大公司聯手合作。——克虜伯公司和法國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都要推銷更多的大炮。擁有鉅額股票的漢堡海運界和南安普敦海運界對著幹。匈牙利農場主和塞爾維亞農場主對著幹；這一幫康采恩反對另一幫康采恩。經濟的暫時繁榮使所有人像發了瘋似的，拼命攫取更大的財富。如今，當我們心平氣和地問自己，一九一四年歐洲為什麼會爆發戰爭，我們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誘因；這次戰爭不是出於思想上的糾紛，也不是為了爭奪邊境的幾個小地方。我認為只能用「力量過剩」來解釋，也就是說，戰前四十年和平時期積聚起的內部力量，它必然要發洩出來。每個國家都突然之間有了一種想要使自己強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記了別的國家也會有這種情感。每個國家想從別國得到更多的財富，可是這些國家也想從別國得到財富。而最糟糕的是，我們被自己最喜歡的東西欺騙了，那就是我們的樂觀主義。每個國家都想讓別的國家在最後一分鐘被嚇退，於是外交官們就利用起恫嚇的手段，一次又一次，四次、五次在阿加迪爾，在巴爾幹戰爭中，在阿爾巴尼亞，都玩弄起這種手段。巨大的同盟國之間越來越緊密，越來越軍事化。和平時期德國就徵收戰爭稅，法國延長了服役期。多餘的力量必然要發洩出來。巴爾幹的爆炸訊號則顯示出，戰爭的烏雲已向歐洲靠近。
那時的人們還沒有驚慌，但是有一種不安始終鬱結在心頭。每當從巴爾幹傳來槍炮聲，我們總有一點點不安。難道戰爭果真會落到我們頭上？我們並不知道戰爭的起因，也不知道它的目的。反對戰爭的力量集合得太慢了，如我們所知道的，集合得太慢了，太畏首畏尾了。反對戰爭的力量中有社會黨和數百萬宣稱不要戰爭的人——對立的雙方都有這樣的人，有教皇領導下的天主教組織，還有若干跨國的康采恩，另外還有少數幾個反對國家統治者搞秘密交易的明智的政治家。我們這些作家也站在反戰的一邊，誠然，我們這些人一直是孤立地工作，單槍匹馬，而不是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很遺憾，知識分子通常抱漠不關心的消極態度。由於我們的樂觀主義，我們在思想上不會預見到戰爭的來臨，根本不會去想戰爭帶來的各種道義上的後果。當時社會名流寫的重要文章，沒有一人提到過戰爭問題，或者大聲疾呼去告誡人們警惕戰爭。當我們以歐洲的思維方式來考慮，在世界的範圍內建立兄弟般的關係，當我們在自己的範圍內——對於時局我們只發揮間接作用——認清這樣的思想：不分語言和國別，以和平的明智態度增進諒解和加強思想上的團結，我們認為這就足夠了。並且，恰恰是新的一代對這樣的歐洲思想最為擁戴。我在巴黎曾看到一群年輕人團結在我的朋友巴扎爾熱特周圍；他們和老一輩不同，他們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好侵略的帝國主義。儒勒·羅曼、喬治·杜阿梅爾、夏爾·維爾德拉克、杜爾丹、熱內·阿科斯、讓·理查德·布洛克等人先組織了「修道院」文社，然而變為「爭取自由」文社。他們是一群熱情的先驅戰士，他們正在迎接歐洲主義的到來。歐洲剛剛露出戰爭的苗頭，他們就無比憎恨地反對任何國家的軍國主義。法國過去很少產生這樣一群勇敢、堅定、有才華有道德的年輕人。在德國，魏爾菲和他的「世界朋友」雷內·席克勒一起為促進諒解而熱情地工作著；雷內·席克勒身為阿爾薩斯人，命中註定要介於兩個國家之間，他在感情上特別強調，世界各族人民要和睦相處。作為我們的同志從義大利向我們發來問候的是朱塞佩·安東尼奧·博爾蓋塞。從斯堪的納維亞和斯拉夫各國也不斷傳來鼓勵。一位偉大的俄國作家寫信給我：「還是到我們這裡來吧！讓那些煽動我們進行戰爭的泛斯拉夫主義者看看，你們這些奧地利人是不要戰爭的。」是的，我們都熱愛我們這個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也熱愛歐洲！我們堅信理智將會在最後時刻阻止那種錯誤的遊戲。我們過分相信理智的力量，這也是我們唯一的錯誤。當然，我們沒有抱著懷疑的態度來觀察眼前的徵兆，而是充滿自信，這不正是青年一代應該有的思想嗎？我們信任饒勒斯，我們相信社會黨國際，我們相信鐵路工人在把自己的同胞當作炮灰運到前線以前就會把鐵軌炸燬。我們期望婦女們拒絕把自己的丈夫和兒子送到前線充當無謂的犧牲品。我們堅信，歐洲的精神力量、歐洲的道德力量，將會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戰勝一切。我們共同的理想主義，在進步中必然產生的樂觀主義，使我們低估和忽視了我們共同的危險。
再則，我們缺乏一位組織者，把我們的內心力量有目的地集中起來。在我們中間應該有一個提醒大家注意的人，一個高瞻遠矚的人。最奇怪的是，他生活在我們中間，長期以來，我們對於他一無所知，可是命運卻安排他將來成為我們的領袖。我是在最後才發現他，這也算是一個有決定意義的機遇吧！再說，要發現他很難，他住在巴黎，又遠離鬧市區。倘若今天有人打算寫一部二十世紀法國文學史，那麼他肯定會注意到有這麼一種奇怪的現象，在當時巴黎的各種報刊上，大肆吹捧的詩人名字中，恰恰缺少那三位最重要的作家，或者在提到他們的名字時進行錯誤的聯絡。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從沒有在《費加羅報》和《晨報》上看到有人提起詩人保爾·瓦萊裡的名字；馬塞爾·普魯斯特是沙龍里的花花公子；而羅曼·羅蘭則被視為知識淵博的音樂評論家。他們幾乎都是到了五十歲才小有名氣，報紙上略載一二；而他們最偉大的作品是在世界上這座新事物層出不窮、文學藝術全面發達的城市裡不聲不響地創作出來的。
我及時發現羅曼·羅蘭，純屬偶然。一位住在佛羅倫薩的俄國女雕塑家請我去喝茶，為的是讓我看看她的作品，同時也想為我畫一張速寫。我四點鐘準時到達，而我卻忘了，俄羅斯人對時間無所謂。一位老奶奶——聽上去，是雕刻家母親的保姆——把我引進她的創作室，請我等一下。創作室裡雜亂無章，只有四件小雕塑，我用兩分鐘就看完了。為了不白白浪費時間，我抓起一本書，不，我是順手拿了幾期雜誌，它叫《半月刊》。我記起來，在巴黎是有這麼一份雜誌。可是，誰能自始至終注意這種小雜誌呢？這些曇花一現的東西，一會兒鋪天蓋地，一會兒銷聲匿跡。我翻到載有羅曼·羅蘭的《黎明》的那一期，讀了起來；我越讀越興奮，越讀越驚訝，這個如此瞭解德國的法國人到底是誰呢？此時，我反倒感謝這位姍姍來遲的女主人，使我能夠讀到《黎明》。我問她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位羅曼·羅蘭是何許人也？」她也不清楚。只有當我把其他各卷蒐集到手後（最後幾卷尚在襁褓之中），我才知道，現在終於有一部不僅為歐洲個別國家服務，也為全歐洲服務的作品，一部為增進歐洲各國團結的作品；現在終於有了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詩人，他給我們帶來各種道德力量：對愛的理解，以及想得到這種理解的真誠願望，經過考驗和鑑別的正義，以及對於藝術有關使命的堅定信念。當我們為那張小小的宣告花費心血時，他卻靜靜地、耐心地工作著，表現各民族的特性，指出各民族最可愛的特殊個性在哪裡。這是當時第一部有意識地描寫歐洲的小說，它第一次提出決定性的號召：建立歐洲的睦鄰友好關係。由於這部小說深入廣大群眾，所以它起的作用勝過維爾哈倫的讚美詩，比一切傳單和抗議書都更有力。我們大家在無意識中希望的、渴求的，已在無聲無息之中完成了。
我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聽他。這當中我想起歌德的話：「他學習過了，就能教我們。」我向朋友們打聽他，維爾哈倫說，他能記得起來的就是，在社會黨人的「人民劇場」演出過一齣劇叫《群狼》。巴扎爾熱特常聽別人說，羅曼·羅蘭是一位音樂家，他還寫過一本關於貝多芬的小書。我在國家圖書館的目錄裡發現了羅曼·羅蘭寫的十二本關於古典音樂和現代音樂的著作，和七八個劇本，這些作品都是由幾家小出版社或者《半月刊》出版的。為了與他取得聯絡，我寄給他一本我寫的書；不久他來信請我去，這是我們友誼的開始。除了我和弗洛伊德還有維爾哈倫的友誼外，我和羅曼·羅蘭的友誼使我受益最多，在某些時候，這種友誼甚至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人生中特別要記住的日子要比平常的日子閃亮得多。所以，我第一次同羅曼·羅蘭相見的情形，至今仍歷歷在目。那是坐落在蒙帕納斯林蔭大道附近的一幢不起眼的房子，我走上五層狹窄的盤旋樓梯，在他的門前，我感覺到一種特別的寧靜，這裡幾乎聽不到林蔭大道上的喧鬧聲；窗子下面是一座古老寺院的花園，只能聽到風兒拂過樹葉的沙沙聲。羅曼·羅蘭為我開門，把我引進那間書籍堆到天花板的斗室。我第一次見到他那炯炯有神的藍眼睛，那是我有生以來在一個人身上見到的最清澈、最和善的眼睛。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那雙眼睛把內心深處的色彩和熱情不時地放射出來，同時又暗暗隱藏著悲哀。在他深思的時候，他的目光變得更加深沉；當他激動的時候，他的雙眼閃耀著光輝。由於讀書和熬夜，那雙眼睛露出過度疲勞的樣子，眼圈微微發紅，唯有那一對瞳孔，在他侃侃而談的時候會奇妙地放出光芒。我打量著他的身材，不覺有點害怕，他個子很高，卻非常瘦，走起路來，多少有點彎著腰，就好像長期伏案工作使他頸背變彎了。他臉色蒼白，骨瘦如柴，看上去體弱多病。他說話慢聲細語，好像他是愛護自己的身體。他幾乎從不去散步，吃得也少，不吸菸也不喝酒，避免身體上的任何緊張。後來我才驚奇地發現，在他那苦行主義的軀體裡蘊藏著多麼巨大的耐力啊！在他那似乎十分虛弱的軀體後面，又有何等巨大的精神勞動力啊！他伏在堆滿紙張和書籍的寫字檯上，一工作就是數小時，他躺在床上看書，也是一連看數小時，他的身體已經精疲力竭，卻只給自己留下四五個小時的睡眠時間。他允許自己唯一的放鬆就是音樂，他的鋼琴彈得很出色，他那柔軟的手指彈著鋼琴，聲音好像不是彈出來的，而是手指引出來的。從前，我在室內聽到過馬克斯·雷格爾、費魯喬·布索尼、布魯諾·瓦爾特演奏的鋼琴，這些名家沒有一人像羅曼·羅蘭那樣給了我同敬愛的大師進行直接交流的感情。
他的知識非常淵博，使別人感到慚愧，他的生活就是讀書。他精通文學、哲學、歷史，熟悉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的問題。他懂得音樂中的每個音節；甚至像加盧皮和特勒曼等人最最孤僻的作品和三四流音樂家的作品，他都熟悉。同時，他積極參與當時發生的每一個事件。他那間修道士式的簡樸斗室就像一間照相館的暗室，能夠反映出全世界。在人際關係方面，他和同時代的許多偉人都很熟悉，他曾經是喬治·勒南的學生，在華格納家做客，是饒勒斯的朋友，托爾斯泰曾給他寫過那封著名的信，信中承認自己真心讚賞羅曼·羅蘭的文學作品。我在他的房間裡感覺到一種人性上和道德上的優勢，一種不帶驕傲情緒的內心自由，對一個堅強的人來說，這種自由是不言而喻的。我第一眼就看出，在關鍵的時候他將代表歐洲的良知——時間證明我是對的。我們談論起《約翰·克利斯朵夫》。羅曼·羅蘭向我解釋，他的書想盡到三重責任：第一，向音樂致敬；第二，表明他對歐洲統一的信念；第三，喚起各民族的思考。他說，我們每個人都要發揮作用。現在是一個需要保持警惕的時代，而且越來越需要警惕。挑起仇恨的人，按照他們的卑劣本性，要比善於和解的人更激昂，更富有侵略性，實際上，他們的背後還隱藏著物質利益。這些壞人一點顧忌也沒有，我們卻顧慮重重。從《約翰·克利斯朵夫》中可以看出有一股荒謬的東西，而同荒謬的東西作鬥爭要比我們的藝術事業更重要。羅曼·羅蘭在他的整部作品中讚美了藝術的不朽，但我卻從他身上感到他對世界結構的脆弱表現出加倍的悲哀。他回答我說：「藝術能使我們每個人得到滿足，但它對現實生活卻無能為力。」
那是一九一三年。從我和羅曼·羅蘭的那第一次談話中，我深切地認識到，我們的責任是：不能沒有準備和無所作為地面對可能爆發的歐洲大戰這個事實。羅曼·羅蘭之所以能在關鍵時刻在道義方面遠遠超過其他所有的人，是因為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練了他的心智。在我們自己的範圍內，我們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已經翻譯過不少作品，介紹我們鄰邦的詩人，一九一二年，我曾陪同維爾哈倫走遍全德國，作旅行講演。那次旅行成了德法關係和睦的象徵，維爾哈倫——偉大的法語抒情詩人和戴默爾——偉大的德語抒情詩人在漢堡當眾擁抱。我為賴恩哈德爭取到維爾哈倫的一個新劇本，我們雙方的合作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真誠、強烈和衝動。有時候激動起來，我們就陷入忘乎所以之中，認為自己已經給世界指出了正確的拯救道路。但是，世界很少關心這些文學家的宣言，而堅持走自己的險惡之路。世界局勢經常處在一觸即發的戰爭邊緣。——察貝恩事件，阿爾巴尼亞危機，一次不明智的記者招待會——由磨擦引起的火花從未斷過，任何一個小火花都能引起堆積的炸藥大爆炸。特別是我們這些身在奧地利的人，深感自己處於動亂的中心。一九一〇年，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已過八十歲了。這位象徵皇權的白髮老人不會再長期統治下去了。一種神秘的不安的傷感情緒開始蔓延：在他死後，就再也擋不住千年王朝的瓦解。在奧地利國內，民族矛盾越來越大；在國外，義大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在某種意義上還有德國，正在瓜分奧匈帝國。克虜伯公司和勒克勒佐的施奈德公司正在巴爾幹戰場上用外國的「活人材料」試驗自己大炮的威力，就像後來德國人和義大利人在西班牙內戰中試驗自己的飛機一樣。現在我們已陷入激流險灘之中。我們一直惶惶不安，但總想舒一口氣：「這一次戰爭沒有臨頭，但願永遠不會落到我們頭上。」
一般說來，根據經驗原原本本地敘述一個時代的面貌，要比再現那個時代的人的心態容易得多。人的心態並不存在於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於細小的個人生活插曲中。我在這裡敘述的就是這種生活中的小插曲。說老實話，當時，我不相信戰爭真的會爆發。可是我遇到的兩件事，使我在不同程度上想到戰爭，並使我的心靈受到震撼。第一件事是「雷德爾事件」，這個事件像歷史上發生的所有重要事件一樣，其幕後情節鮮為人知。
這位雷德爾上校是一起極其錯綜複雜的間諜案的主要人物。我與他只是點頭之交，我們同住一個區，只隔著一條衚衕。有一次，我的朋友——檢查官t在咖啡館裡將他介紹給我，這位看起來和藹可親、很會享受的先生當時在咖啡館裡吸著雪茄。自那以後，我們見面時會互相打招呼。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在生活中間有許多秘密包圍著我們，而我們對周圍的人卻知之甚少。從外表看來，這位上校同其他普通奧地利軍官一樣，可他卻深得帝位繼承人的寵信，被賦予重要職權。他領導著軍隊的秘密情報局，負責破壞敵人的間諜機構。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危機時期，俄國和奧地利都在作戰爭動員，把矛頭指向對方。可是，奧地利軍隊最機密的「進軍計劃」卻被透露出去，賣給了俄國。倘若打起仗來，奧地利就會一敗塗地，因為俄國人事先知道了奧地利進攻部隊所有戰術行動的細節，這個洩密事件使奧地利參謀部一片驚慌。身為軍隊情報局最高負責人的雷德爾上校奉命查出叛徒。這個叛徒肯定在軍事最高層的小圈子裡。但是外交部並不完全相信軍事當局的能力，於是揹著總參謀部秘密發出指示，獨立去調查，它授權警察局，除了採取所有必要措施外，為達到目的，還要開封檢查所有來自外國的信件，不必有所顧忌。
一天，一家郵局收到從俄國邊境站波特沃羅奇斯卡發來的一封留局待取的信件，收信人的地址是一個暗號：奧佩爾巴爾。開啟信一看，裡面沒有信紙，卻有六張或八張簇新的奧地利一千克朗的鈔票。這個可疑的發現立刻被報給了警察局。警察局派來一名密探守在取信的視窗附近，只要取信人一齣現，就立刻把他逮捕。
不過，眼下這個悲劇開始成為維也納街頭巷尾無所不談的趣事。中午時分，那位先生出現了，他要求取走那封寫有「奧佩爾巴爾」的信。視窗裡的郵局職員立刻向密探使眼色，向他發出報警訊號，可是密探恰巧去喝早飲。當他回來時，別人告訴他，那位陌生的先生坐上一輛出租馬車，不知向何處駛去了。很快，維也納人又演出了這場悲劇的第二幕，在那個時代，出租馬車是一種時髦漂亮的雙駕馬車；馬車伕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人物，從來不自己打掃車輛，而是每個停車場都有一些「清潔工」，幹餵馬和沖洗車輛的活兒。幸虧那位清潔工記住了剛剛駛出的那輛出租馬車的牌號；一刻鐘以後，所有的警察崗哨都發出警報：馬車已經找到。清潔工還描繪了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駛去的馬車裡那位先生的外貌。卡塞爾霍夫咖啡館正是我經常遇到雷德爾上校的地方。另外，有人在馬車裡碰巧找到了一把小折刀，那位先生就是用這把刀拆開信封的。密探們立刻向卡塞爾霍夫咖啡館撲去。可惜，人們描繪的那位先生已經離去。但咖啡館裡的服務員非常自信地說，那位先生就是雷德爾上校，絕不會是別人，他剛剛回到克羅姆塞爾旅館去。
密探被驚得目瞪口呆。秘密被揭開，雷德爾上校，這位奧地利軍隊情報部門的最高領導人，同時又是被俄國總參謀部收買的間諜。他不但出賣了各種機密和進軍計劃，而且現在突然都清楚了，為什麼他去年派往俄國的間諜一個個被捕和判刑。一陣陣急促的電話鈴聲響起來，直打到奧地利軍隊總參謀長康拉德·馮·赫岑道爾夫元帥那裡。當時的一位目擊者向我敘說，赫岑道爾夫聽過電話，臉色刷一下變得像白紙一般。他又把電話打到皇宮，進行一次次的磋商。下面還會發生什麼事呢？在這期間，警方採取了防範措施，雷德爾上校無法逃脫了。當他準備再次離開克羅姆塞爾旅館，向門房交待什麼事的時候，一個密探出其不意地出現在他的面前，向他出示那把小刀，禮貌地問道：「上校先生，您有沒有把這把小刀遺忘在出租馬車裡？」這一剎那，雷德爾上校知道自己失敗了。他向外走去，看到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他們在監視他，當他回到旅館時，有兩個軍官隨他走進房間，在他面前放下一支左輪手槍。在這期間，皇宮已作出決定，以不聲不響的方式了結這件軍隊中十分不光彩的事。兩位軍官一直站在克羅姆塞爾旅館雷德爾的房前，直到深夜兩點從房間裡傳出一聲槍響。
第二天，所有晚報上都登了一則簡短的訃告，宣佈這位忠於職守的軍官——雷德爾上校突然死亡。但是，在追查雷德爾案件的過程中牽扯到許多人，致使這件事無法保密，人們也逐漸瞭解到這件事的細節。正是這些細節揭開了雷德爾的心理活動。雷德爾上校是個同性戀者，他的上司和同事竟無一人知道。他落在勒索者手中已有多年，這些勒索者最後逼他走上這條絕路。現在，奧地利軍隊一片譁然。大家都明白，一旦發生戰爭，他一個人就能斷送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奧匈帝國也由於他而陷入崩潰的邊緣。直到這步田地，我們奧地利人才明白，過去的一年裡，我們已經到了爆發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
這件事使我第一次感到戰爭的恐懼。第二天，我偶然遇到貝爾塔·馮·蘇特納，她是我們時代卓越的、大度的卡珊德拉。她出身於名門豪貴之家，青少年時代在自己的故鄉波希米亞的城堡的附近目睹過一八六六年戰爭的慘狀。她抱著佛羅倫薩夜鶯般的熱情，認為自己畢生的使命就是防止第二次戰爭，甚至是完全杜絕戰爭。她寫了一部享譽世界的長篇小說《放下武器》；她組織過無數次和平主義的集會。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績是喚醒了甘油炸藥的發明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良知，促使他設立了諾貝爾和平獎，以彌補他發明炸藥所造成的損害。當時她非常激動地向我衝過來，在大街上就高聲嚷嚷，而她平時說話是很安靜、親切的。她說：「怎麼現在人們還不明白剛發生的事，戰爭已經開始。那些人再一次在我們面前掩蓋真相，對我們保密。你們這些年輕人為什麼不行動起來？這些事與你們的關係最大！站起來去抵抗！團結起來保衛自己！不能什麼都讓我們幾個老太婆來幹，沒有人會聽老太婆的話。」我對她說，我就要去巴黎。也許我們真的會發表一份聯合宣言。「為什麼說也許呢？」她急促地說，「形勢比以前壞多了，戰爭機器已經在運轉。」雖然我已心神不定，但我還是盡力來安慰她。
在法國，我遇到的第二件生活小事不由得使我想起那個老太太的預見是多麼準確，她看到了未來。可是在維也納，人們很少認真對待她的話。那是一件特別小的事，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一四年春，我和一位女友從巴黎前往都蘭，準備在那裡小住幾日，為的是要憑弔達·芬奇的陵墓。我們沿著盧瓦爾河散步，春風和煦，我們貪圖欣賞春色，晚上回到住處時，兩腿似鉛重。於是，我們決定到十分安靜的圖爾城去看電影，過去，我曾在那裡拜訪過巴爾扎克的故居。
這是郊區小城的一家電影院，它不能與用閃光金屬板和玻璃裝飾起來的現代化豪華電影院相提並論，只是湊合修起來的一間大廳，裡面擠滿了各類小人物：工人、士兵、市場上的女商販，他們是一些真正的老百姓。他們無拘無束地閒聊，同時向汙濁的空氣中噴著斯卡費拉蒂牌和卡波拉爾牌低劣香菸的藍色煙霧，儘管室內掛著「禁止吸菸」的標牌。銀幕上開始放映《世界要聞》，先是英國的划船比賽，觀眾照常閒扯和抽菸；接著銀幕上出現了法國的閱兵式，人們仍沒有注意；隨後是第三個畫面：威廉皇帝到維也納拜會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在銀幕上，我看到了熟悉的維也納西車站冷冰冰的站臺，站臺上站著一些警察，正在等候進站的列車。接著出現的是年邁的皇帝沿著儀仗隊走過去，準備迎接他的貴賓。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有點駝背，步履艱難。圖爾人看到這位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出現在銀幕上時，他們善意地發出笑聲。接著是列車進站的畫面，第一節車廂，第二節車廂，第三節車廂。沙龍式的豪華車廂開啟了，威廉皇帝從中走出來，翹著高高的八字鬍，穿一身奧地利的將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