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時間過得好像比今天快，是否因為我們的青年時代充滿了徹底改變世界的事件呢？還是因為按部就班的埋頭工作，所以我對青年時代的最後幾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發生的事件記憶相當模糊？當時，我寫作並發表作品，在德國人們已知道我的名字，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我的名聲已傳到國外。我有了支援者，他們對我的作品都能夠說出一定的特點來；但也有了反對者。帝國的所有大報都供我使用，我不用再向它們投稿，而是它們來向我約稿。但是，今天我心裡才明白，過去我寫的一切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當年的一切抱負、憂慮、失望、怨恨，在今天看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我們時代所發生的一切，必然改變我們的眼光。倘若幾年前開始寫這本書，我就會提到我和蓋爾哈特·霍普特曼、阿爾圖爾·施尼茨勒、貝爾－霍夫曼、戴默爾、皮蘭德婁、瓦塞爾曼、沙洛姆·阿施、阿納多爾·法朗士等人的談話（與法朗士談話本來就是愉快的；這位老先生可以給我們講一個下午不正經的故事，卻是以一種非常嚴肅和極其高雅的姿態）。我也可能記敘那些了不起的首演盛況：古斯塔夫·馬勒的第十交響樂在慕尼黑首演；《玫瑰騎士》在德累斯頓首演；卡爾薩溫娜和尼任斯基的首演。因為我是一個熱情而好奇的人，我能夠作為許多歷史和藝術事件的見證人。但是用我們今天較為嚴格的觀點來看，這一切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沒有任何聯絡，不足掛齒。在我今天看來，年輕時把我的目光引向文學的那些人，已不如把我的目光引向實際的人來得重要。

屬於後者的人中間，我首先要提到的是瓦爾特·拉特瑙，他是在一個極其悲劇的時代駕馭德意志帝國命運的人，也是在希特勒奪取政權前十一年第一個被納粹分子暗殺的人。我和他的關係稱得上親密，這種關係是以很奇特的方式開始的，而且還要牽連到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我在十九歲時做出的成就，要歸功於哈爾登。他創辦的政治週刊《未來》，在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國最後幾十年裡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哈爾登是由俾斯麥親自推到政治舞臺上的，他也甘心當俾斯麥的喉舌和擋箭牌。他把俾斯麥以後的大臣轟下臺，促使奧伊倫堡事件爆發，使得德皇的宮殿每個星期都要在不同的攻擊和揭露下瑟瑟發抖。儘管如此，哈爾登的個人愛好卻是文學和戲劇。一天，《未來》週刊發表了一組格言，作者的筆名現在我記不起來了，可是格言寫得特別機敏，語言精煉，給我很深的印象。我是該週刊的固定作者，便寫信給哈爾登：「那位新作者是誰？我已多年沒讀到過這樣精練的格言了。」

回信的不是哈爾登，而是署名為瓦爾特·拉特瑙的人。從他的來信和其他方面我可以斷定，他不是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柏林電氣公司總經理的兒子，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商人、大工業家、無數家公司的董事，他是德國「放眼望世界」（借用讓·保爾的用詞）的新型商人之一。他在信中以非常誠懇和懷著感激的心情對我說，我的信是他接到的第一封對他的文學嘗試做出讚許的信。雖然他至少比我大十歲，但他坦率地向我承認，他是否應該把自己的思想和格言整理成一本書來出版，他真的沒有什麼把握。他說：「我畢竟是一個門外漢，迄今為止，我的全部活動都是在經濟領域裡。」我回信真誠地鼓勵他。從此，我們的通訊聯絡一直保持著。後來我到了柏林，先打電話給他，他在電話裡的回話有些猶豫。「啊！原來是您呀，可是真不巧，我明早六點就要去南非……」我打斷他的話：「那我們下一次再見面吧。」他邊思索邊慢慢地說：「您等一下……讓我好好想一想……下午我要參加幾個會……晚上我要到部裡去……然後還要到俱樂部參加晚餐會……那麼，您十一點一刻到我這裡來，您是否方便？」我說可以。我們一直聊到凌晨兩點。早上六點鐘他就出發到南非和西非去了——後來我才得知，他此行是奉德國皇帝的派遣。

我之所以在這裡敘述這些細節，是為了更全面地說明拉特瑙的性格特點。這個十分忙碌的人總能抽出一點時間寫文章或者會見文友。在歐洲大戰最艱難的日子裡我還見過他，而且在熱那亞會議之前，即在他被暗殺的前幾天，我還坐在他的小汽車裡，同他一起駛過大街。他就是在這輛汽車裡，在這條大街上被暗殺的。他是個大忙人，但他把自己一天裡的每一分鐘都預先安排得十分妥當。他大腦的應變力很強，隨時都可以很輕鬆地從一件事轉到另一件事，就像一臺精密的快速運轉的儀器一樣，我從來沒見過其他人身上有這種特點。他說起話來非常流利，好像是在唸一張看不見的講稿，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那麼形象、清晰，如果把他的講話速記下來，便可以立刻影印成一份報告。他會說法語、英語、義大利語，而且說得像他的母語——德語——一樣好。他的記憶力從來沒有讓他遇到過麻煩。他從來不需要為一份材料去特意準備。我同他談話時，我覺得自己很笨拙、缺乏修養和自信，而且思路混亂，他恰好相反，他對面前的一切瞭如指掌，善於冷靜地權衡利弊得失。我感到他頭腦清晰，思路敏銳的同時也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譬如他的宅屋裡擺著最好的傢俱，牆上掛著最美的畫像；他的才智像一臺天才發明的儀器，他的住宅像一座博物館。他住的是封建時代路易絲女王的宮殿，這裡秩序井然，一塵不染，視野開闊。可是讓我待在裡面，絕不會感到溫暖。不論何物都像玻璃一樣透明，那是因為在他的思想中幾乎把什麼都看透了，因而對什麼都覺得無所謂。從他的表現中，我深切感覺到這位猶太人的悲哀。他的頭腦儘管清醒冷靜，卻埋藏著深切的不安和無把握感。我其他一些朋友，例如維爾哈倫、埃倫·凱伊、巴扎爾熱特，雖不及他十分之一的聰慧，不及他百分之一的博學和對世界的瞭解，可他們對自己充滿信心。我總覺得拉特瑙聰明過人，他的雙腳始終不著地。他的整個生活始終充滿著層出不窮的矛盾。他從父親那裡繼承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權勢，卻不願做他的繼承人；他是個商人，卻視自己為藝術家；他是個百萬富翁，卻願意發揮社會主義思想；他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卻向基督教獻媚；他想的是國際主義，卻又崇拜普魯士精神；他夢想的是人民民主，但是受到威廉皇帝的接見和詢問時，又感到莫大的榮耀。他深知皇帝的弱點和虛榮心，可他知道自己不是有虛榮心的人。因此說來，他的從不休息的工作也許是一種鴉片，用來麻醉內心的煩躁不安和擺脫內心深處的寂寞。當一九一九年德國軍隊崩潰以後，歷史的重任落到他的肩上，在這個時刻，他的各種潛力才發揮出來。從一片混亂中重建遭到破壞的國家，使之具有生存的能力。他的天賦才幹，他所獻身的理想：拯救歐洲，使他成為一個名重一時的人。

與他談話，不僅開拓眼界，而且振奮人心；就談話的思想豐富和明確清楚而言，這種談話只能和霍夫曼斯塔爾、瓦萊裡、赫爾曼·凱澤林伯爵的談話相媲美。我的視野從文學擴充套件到當代歷史，應當歸功於他。我應該感激拉特瑙，是他首先鼓勵我走出歐洲。他對我說：「如果只瞭解英吉利島，您就不會了解英國。同樣，如果您從未走出歐洲，那您也不會真正懂得我們這塊歐洲大陸。您是一個自由的人，要充分利用這種自由！搞文學創作是一種特別好的職業，因為這是一種不緊不慢的工作。要出一本好書，早一年晚一年都無所謂。您為什麼不去一次印度和美國呢？」這些偶然說出來的話打動了我的心，於是我下決心按他的建議辦。

印度給我的印象比以前我想的更可怕更令人苦惱。那裡的人骨瘦如柴，黑眼珠裡散發著悲憤的神色；他們的悲慘生活和極單調的景色使我感到吃驚。更使我吃驚的是階級和民族之間頑固的等級觀念。這種等級觀念，我在船上已經體驗到了。有兩個討人喜歡的年輕姑娘坐在我們船上，她們黑眼睛，身體苗條，很有教養，謙虛文雅，穿著講究。可是第一天我就發現，她們有意躲避他人，或者說，她們被一條我看不見的線隔開了。她們不與別人交談，也不跳舞，只是坐在一旁看她們的英語書或法語書，到了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我才發現，不是她們迴避英國人的社交圈子，而是英國人躲著這兩個「歐亞混血兒」，雖然這兩個姑娘的母親是法國人，而她們的父親則是波斯血統的印度大商人。她們在洛桑女子寄宿中學和英國的女子家政學校上學時，曾度過了幾年與別人完全平等的生活。可是一到了開往印度的船上，立刻就受到冰冷的社會歧視；雖然這種歧視看不見也摸不著，但不能說它不殘酷。在這裡，我第一次親眼看到狂熱鼓吹種族偏見的作為正像瘟疫一樣危害我們的世界，其惡果不亞於上幾個世紀中的真正瘟疫。

通過與這兩個姑娘的初次相遇，我的目光開始變得敏銳起來。一個歐洲人到這裡來旅遊，譬如說到錫蘭的亞當峰去，必須要有十二名至十四名用人陪伴，他們把白人尊為神明，其餘一切都在他的「尊嚴」之下。我懷著愧疚的心情，享受這種對歐洲人的崇敬，其實這種崇敬由於我們自己的錯誤在人的心目中已經消失。我們在歐洲那種舒適和平的環境里根本不會想到人們會對歐洲人採取這種態度的。但我一直襬脫不了這種可怕的感覺：在未來的幾十年和幾個世紀裡，這種狀況必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於我在印度目睹了這種情況，所以，我不同意皮埃爾·洛蒂所描寫的印度，他給印度塗上一層「浪漫主義」的粉紅色，而我認為這是一個令人警覺的國家。當然，我指的並不是金碧輝煌的廟宇，風蝕雨刷的宮殿，也不是喜馬拉雅山的風光——雖然這些在旅行途中給我最深的印象，而是人，我這次所認識的人，是另一個世界的完全不同型別的人。一個歐洲作家在這裡遇到的與歐洲人完全不同的人。在當時的歐洲，人們收入不多，生活節儉，還沒有組織像廚師那樣的人出去旅遊的事。凡是走出歐洲去旅行的人，大多數是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特殊人物；如果是商人，就絕不是那種目光短淺的小商人，而必定是大商人；如果是醫生，必定是個真正的研究者；如果是世襲的企業家，必定是一個開拓者，他們敢於冒險，慷慨豪爽，無所顧忌；縱然是一個作家，也是個好奇心較強的人。那個時候還沒有收音機，我只有與旅伴們交流來打發漫長的旅途。在我與各種不同型別的人交往中，我瞭解到影響我們這個世界的各種力量和緊張關係，這種學習勝讀百本書。隨著離開家鄉的距離越來越遠，我心中的評判標準也在不斷變化。過去我把某些狹隘的事當作重要的事來看待，旅遊回來以後，我不再把歐洲視為我們這個世界圍著旋轉的永恆軸心。

我在印度遇到的人中間，有一個人對我們當代的歷史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儘管不是公開的、明顯的影響。我從加爾各答出發，前往中南半島，在一艘沿著伊洛瓦底江向上行駛的內河輪船上，我每天都要和卡爾·豪斯霍費爾及其妻子相處好幾個小時。當時他正作為武官出使日本。他挺直細長的身材，瘦削的面龐，尖尖的鷹鉤鼻，使我一眼就能看出他非凡的素質和身為德國總參謀部軍官的內在修養。不言而喻，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就已經間或與軍人有過來往，他們都是一些友好的、熱情的，甚至是一些快樂的年輕人，他們大部分由於家庭生活所迫，不得已穿上軍裝，試圖通過服役尋找自己最舒適的生活。而豪斯霍費爾則相反——我立刻就感覺到這一點——他出身於富裕而有教養的家庭。我記得，他的父親發表了不少詩歌，還在大學裡當過教授。豪斯霍費爾在軍事方面的知識非常淵博。他的使命是去實地研究日俄戰爭。因此，他與他的妻子一起事先都學習了日語和文學創作。我從他的身上再一次看到，任何一門學科，即便是軍事科學，如果想博大精深，就必須跨出自己狹隘的專業領域，和其他學科聯絡起來。豪斯霍費爾在船上整天忙個不停，用望遠鏡仔細地觀察每一處，記日記，寫報告，翻詞典。我很少見到他手裡不拿書。他是一個很好的觀察者，又是個很不錯的表達者。從他的談話中，我瞭解到不少東方之謎。回國以後，我仍與豪斯霍費爾一家保持著聯絡，我們互相通訊，並在薩爾茨堡和慕尼黑之間互訪。因為身染嚴重肺病，他在瑞士小鎮達沃斯或在阿洛沙住了一年，由於他離開了軍隊，反而使他有時間去鑽研軍事科學。康復以後，他又在上次世界大戰期間當一名指揮官。德國戰敗以後，我常常以極大的同情想起他，他一定很痛苦，在戰勝國的日本有他的不少朋友，這更使他羞愧難當。我也想到，像他這樣的人，一定會參加德國的強國重建工作，說不定，以看不見的隱蔽方式參與戰爭機器的工作呢。

不久，事實證明，他是系統和全盤考慮重建德國強國地位的先行者之一。他出版了一份地理政治學雜誌。在一個新運動開始之初，我並不理解其中的深奧含義。我真誠地認為，地理政治學只不過是研究和觀察各個國家勢力互相作用的一門科學，即便談到各民族的「生存空間」——我相信這個詞是他發明的——我也只是按施本格勒的意思，把它理解為一個國家在迴圈交替的時代裡，一般都會釋放出一種與時代有關的、不穩定的活力。即便是豪斯霍費爾的主張：要仔細研究各民族的性格特點，建立一個常設的學術性指導機構，協調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在我看來也沒有什麼不對，因為這種地理政治學的研究完全有助於各民族之間的相互接近。也許豪斯霍費爾的本來意圖並不是政治性的——但現在我不能這樣說了。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讀了他不少著作（他的書裡還引用過我的話呢），我從未產生過懷疑；我聽到各方面的客觀反映，都認為他的講課很有啟發和教益；沒有人指責他，說他的思想是為一種新的強權政治和侵略政治服務的。也沒有人指責他，他的思想是以新的形式為泛德意志的舊要求提出新的論據。可是有一天，我在慕尼黑偶然提到他的名字時，有人就好像發現了怪事似的對我說：「啊，他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嗎？」我當時驚得目瞪口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第一，因為豪斯霍費爾的妻子出身種族不純，使得她的兩個兒子（很有才華又討人喜歡）經不起紐倫堡猶太法的追究；其次，我也看不出，一個有高度文化修養的、思想邃密的學者怎能和一個以自己最狹隘、最野蠻的思想去理解德意志民族性的瘋狂鼓動家在思想上有直接的聯絡呢？但是豪斯霍費爾的一個學生魯道夫·赫斯在他與希特勒之間建立了聯絡。希特勒這個人很少採納別人的建議，而他有一種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於他達到目的的一切思想和建議，他都要佔為己有，而他覺得，「地理政治學」完全可以融合到納粹政治之中，因此他充分利用「地理政治學」，為自己的目標服務。國家社會主義的一貫伎倆就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把自己極端自私的強權慾望虛偽地掩蓋起來，「生存空間」這一概念為國家社會主義露骨的侵略意圖提供了有哲學依據的偽裝。這個詞的解釋具有多意的不確定性，表面上是一個無害的口號，實際上卻能夠為哪怕是最霸道的吞併提供藉口，把它說成是合乎道理的、符合人種學的需要。由於希特勒對「生存空間」的理論進行了徹底的改造，為他吞併他國找出了理論依據——最初這個理論只限於國家和民族關係的協調，後來蛻變成這樣的口號：「今天，德國屬於我們，明天，世界屬於我們！」——於是，我那位舊時的旅伴今天罪責難逃。這個事例說明，一個簡明而又內容豐富的提法它本身就是一股力量，能夠轉化成行動和災難，就像以前的百科全書派關於「理性」統治的提法一樣，最終走到自己的反面，蛻變成恐怖和群眾的情感衝動。就我所知，豪斯霍費爾在納粹黨內位置並不顯赫，甚至還不是納粹黨的黨員，我一點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躲在幕後出謀劃策、盡給元首出壞主意的狡猾「謀士」，就像今天那些耍筆桿子的記者一樣。毋庸置疑，不管他自覺或不自覺，他的理論把國家社會主義的侵略政策從狹隘的國家範圍擴充套件到全球範圍。就這一點來說，他比希特勒那些粗暴的顧問影響更大。也許後世會比我們這些同代人掌握更多的文獻資料，屆時才能對這個人物給予正確的歷史評價。

第一次到海外旅行之後，過了一些時間，我便開始第二次跨海旅行，到美洲去。這次旅行無非是看看外面的世界，看看我們未來的一角，別無其他目的。遠渡重洋到這個新大陸來的作家極少，他們不是為了生活來賺錢，就是來販賣美洲新聞。純粹為了旅行來見識一下這塊新大陸，印證一下自己對美洲的印象，這種人極少。我相信我正是這樣一位作家。

我對新大陸的想象完全是浪漫主義的，我今天這麼說，並不覺得不好意思。對於我來說，美洲就是沃爾特·惠特曼。那是一片有新節奏的土地，也是一片正在實現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土地。到美國以前，我再次閱讀了那部偉大的長行詩《卡美拉多》，以免我走進曼哈頓的時候，帶著歐洲人那種傲慢態度，而是懷著友善、寬厚的胸懷。至今我還記得，當我第一次問旅館裡的門房，沃爾特·惠特曼的墓在哪裡，我想去看一看時，我這個要求使那個可憐的義大利人極為難堪，因為他從來沒聽說過這個名字。

紐約給我最初的印象相當不錯，雖然它沒有像今天這樣迷人的秀麗夜色。當時，泰晤士廣場還沒有燈光照射、水花四濺的人工瀑布。城市的上空還沒有夢幻般的星空——那是夜間數百萬人工星光和天空中的繁星互相交織而成的。市容及交通還缺乏像今天這樣大膽的宏偉設計，因為新的建築藝術僅僅在個別的高層建築上嘗試運用，還沒有多大把握。櫥窗的陳列和門面的裝潢爭奇鬥妍的景象才剛剛起步。從一直微微晃動的布魯克林大橋向港口瞭望和在石塊鋪成的大馬路上徒步行走，足能使人心曠神怡。當然，兩三天以後，這樣的興奮感就被另一種強烈感覺所代替，那是一種極度的寂寞。我在紐約無所事事，而在當時，無事可做的人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千萬別去紐約。因為那裡沒有可供消磨一個多小時的電影院，沒有方便的小型自動餐廳，沒有像現在這麼多的藝術商店、圖書館和博物館。文化設施和文化生活比我們歐洲落後得多。當我用兩三天時間走遍了所有的博物館和重要的名勝後，我就像一條沒有舵的船在冰冷的颳著風的街道上打轉。我在大街上游來蕩去，百無聊賴；那種寂寞的感覺迫使我想辦法去加以解決，想個門道把走街串巷變得更有趣一些。我發明了一個自己玩的遊戲。由於我是一個人在紐約閒逛，我設想自己是一個遠走他鄉的人，就像無數背井離鄉的人一樣，不知幹什麼才好，而且身上只有七美元。我心裡想，他們不得已乾的事，我倒可以自覺自願去幹。我對自己說，你可以這樣設想，最遲三天以後你必須去掙錢餬口。那麼你必須考慮到，作為一個舉目無親的外國人必須儘快找到一個掙錢的差事！於是，我開始從一個職業介紹所逛到另外一個職業介紹所，琢磨貼在門上的各種廣告。有的地方招收麵包師，有的地方要招一個會法語和義大利語的臨時抄寫員，有的地方要招一個書店夥計。對假設中的我來說，最後一個位置適合我。於是，我就爬上三層迴旋鐵梯，打聽能掙多少錢，再與通過報紙上的廣告去租一間在布朗克斯區的住所價格作比較。經過兩天的「尋找職業」，理論上我已找到能夠維持我生活的五個工作。這樣比我無事閒逛好得多，我可以確切地知道，這個年輕的國家為每個求職的人提供多大的活動範圍、多少機會——這一點給了我很深的印象。我還像逛大街似的從一個辦事處到另一個辦事處，通過自我介紹，親眼看到了這個國家的神聖自由在辦事的過程中到底如何。在求職過程中，沒有人問我的國籍、宗教信仰和出身，我不帶護照就可以四處走動，這對於我們那個處處要蓋手印、看簽證，還要警察局證明的世界來說簡直不可思議。但在這裡是工作等人，不是人等工作，這才是唯一重要的。現在的美國已處在神奇的自由時代，一分鐘就能簽訂一份合同，國家和貿易聯盟等機構都不會用繁瑣的表格手續去幹擾它。通過這種「尋找職業」的方法，這幾天時間我所瞭解的美國要比以後逗留的全部時間所瞭解的多得多。在後幾周，我作為一個愉快的旅行者，徒步漫遊了費城、波士頓、巴爾的摩、芝加哥。唯有在波士頓，我拜訪了查爾斯·萊夫勒家，在那裡待了幾個小時；他曾為我的幾首詩譜過曲。在其他地方，我都是一個人。僅有一次，一件意外打破了我隱姓埋名的旅行生活。這件意外我依然歷歷在目。那是在費城，我沿著一條南北向的大街散步，在一家書店的櫥窗前站住了，為的是檢視一下書的作者有沒有我認識的和熟悉的。突然我驚呆了，在櫥窗的左下角陳列著六七本德語書，其中一本跳入我的眼簾，卻是我的名字。我像著了魔似的，並且沉思起來。在這裡沒有人注意到我，毫無目的地在異國的大街上漫步，也沒有人認識我，更不會有人重視我。而現在，自身的我竟與書上的我在這裡相遇，我的寂寞感頓時消失。想必那位書商將我的名字記在紙條上，我的書大概要用十天時間，遠涉重洋來到這裡。當我在兩年後重遊波士頓時，還情不自禁地去尋找那家書店的櫥窗。

我已經失去了去舊金山的心情——那裡還沒有好萊塢。但我至少還有觀看太平洋景色的願望。自童年以來，由於最初那些環球航行的報道，我對太平洋十分著迷。再說，有一個觀察點已經消失，如今看不到了，那個地方是開鑿巴拿馬運河所處位置的最後幾個山丘之一。當時，我坐小船繞過百慕大和海地到達那裡。我們這一代由維爾哈倫培養出來的詩人們，對當時的科學奇蹟讚歎不已，熱情之高如同先輩們對古羅馬文化的寵愛。但在巴拿馬運河區看到的情景卻使人難以忘懷。機器挖出來的河床呈黃褐色，像鏡面一樣，就是戴著墨鏡也感到非常刺眼；到處是蚊子，密密麻麻不計其數，被蚊子蜇死的人埋在公墓裡，一排接一排，沒有盡頭。開鑿巴拿馬運河可謂是一項殘忍的遊戲。死於這項由歐洲開始最後由美洲完成的工程的人真不知道有多少啊！這項工程歷經三十年的災難和絕望才得以完成，只剩下最後幾個月閘門的掃尾工程；然後只需一按電鈕，自古以來相隔的兩個大海的水就要永遠匯在一起。我可是那個時代清清楚楚地看到兩個大海仍處於分離狀態的歷史見證人之一。目睹美洲這個最偉大的創造性的業績，是我向美洲最好的告別。

雅各布·瓦塞爾曼（1873—1934），德國作家。

沙洛姆·阿施（1880—1957），二十世紀猶太文學的傑出代表。

《玫瑰騎士》是霍夫曼斯塔爾編劇，理查德·史特勞斯作曲的一部三幕歌劇，於一九一一年在德累斯頓首演。

塔瑪拉·卡爾薩溫娜（1885—1978），俄國著名芭蕾舞演員。

瓦斯洛·尼任斯基（1890—1950），俄國著名男芭蕾舞演員，他的足跡遍及歐洲、美國、南美等地，有「舞聖」之稱。

博託·奧伊倫堡爵士（1831—1912），曾出任普魯士總理，當時與帝國首相卡普里維發生政見分歧，德皇於一八九四年突然將二人同時免職。

讓·保爾（1763—1825），德國小說家。

皮埃爾·洛蒂（1850—1923），法國作家，作品中充滿異國情調。代表作有《冰島漁夫》等。

奧斯瓦爾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國哲學家、史學家。

查爾斯·萊夫勒（1861—1935），美國作曲家、小提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