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召開了那次具有歷史意義的國會會議，張伯倫在會上作了報告，他說，他要再次努力，試圖和希特勒達成協議，並且再次，也就是第三次向希特勒建議，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和平，他願意到德國任何地方去會見希特勒。但他的建議還沒有得到答覆。國會會議進行期間，回電來了，電報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意在慕尼黑舉行會議。這個訊息傳到國會會場，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這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英國國會失去了控制，議員們跳起來，喊叫著，拍著手，大廳裡歡笑聲此起彼伏。多少年來，在這座莊嚴的大廳裡第一次爆發出如此歡樂的情緒。從人的感情上講，那是一齣精彩的戲，拯救和平的純真熱情戰勝了英國人老成持重的一貫作風。但從政治上看，這種樂觀情緒的爆發是一個絕大的錯誤。因為國會及國家通過這次熱情的歡呼，暴露出它們對戰爭的深惡痛絕，為了和平，它們非常願意作出一切犧牲、放棄自己的利益乃至放棄自己的威信。張伯倫就是這種人，他到慕尼黑不是去爭取和平而是去乞求和平。在當時還沒有人預料到，這將是一次投降。所有的人，我不否認，也包括我自己，都認為張伯倫去慕尼黑是為了談判。大家都在焦急等待的那三天到來了，在那三天裡，整個世界彷彿都停止了呼吸。在公園裡，人們挖壕溝，兵工廠忙個不停，有的地方架起了防衛大炮，防毒面具也分發到個人，疏散倫敦孩子的計劃已經制訂，還做了很秘密的準備，有的人不理解這種準備，但每個人都知道這些準備是針對誰的。早晨過去了，中午、晚上過去了，深夜過去了，人們等待著報紙，聽著收音機發出的訊息。一九一四年七月又在那一剎那出現了，人們憂心忡忡地、精神恍惚地等待著會談是成功還是失敗。
不久，訊息突然傳來了，它像一陣颶風把壓在人們胸口上的烏雲吹得無影無蹤，人的心裡亮堂了，情緒輕鬆多了。張伯倫、達拉第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完全取得了一致，而且，張伯倫成功地同希特勒達成了一項協議，那項協議隱瞞了今後和平解決國與國之間可能產生的一切衝突的辦法。看起來，好像是一位本身並不顯赫的、平淡無奇的政治家，憑著自己的堅韌不拔的和平意志終於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在這最初的日子裡，激動的人們都感激他。人們在收音機裡首先聽到的是題為「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的那則報道，它向我們這些經過考驗的一代人宣告：我們可以再次在和平中生活，可以再一次無憂無慮地為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出力。可是今天，沒有一個人說真話，企圖否認我們當年怎樣被那漂亮的言辭所迷惑。誰能相信一個吃敗仗的人竟會凱旋式地榮歸？倘若倫敦的廣大群眾知道張伯倫從慕尼黑回來的那天早上的具體時間，一定會有幾十萬人到克羅伊頓機場迎接他，向他祝賀，向他歡呼；正如當時我們所有人相信的那樣，是他拯救了歐洲的和平和英國的榮譽。報紙出版了，上面的照片表現了張伯倫神氣十足地大笑著站在機艙口，手裡揮動那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檔案，它向大家宣告了「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張伯倫把這份檔案當作送給他的人民的一件珍貴禮物。張伯倫的面容平時非常呆板，帶著一種類似痛苦的表情，顯得有點神經質。當晚電影院已放映了機場的場面，看電影的觀眾從座位上站起來，歡呼，喊叫。他們相信，世界將會出現新的和睦局面，懷著欣喜若狂的情感，幾乎要互相擁抱起來。對當時在倫敦、在英國的每個人來說，那是空前絕後、震撼人心的一天。
我喜歡在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裡到大街上轉悠，以便更強烈、更形象地去感受那種氣氛，去真正呼吸那個時代的空氣。工人們停止了在公園裡挖防空洞的工作，他們圍成圈高興地在聊天，因為有了「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那些防空洞已成了多餘的東西。我聽到兩個小夥子用流利的倫敦話開玩笑說，希望把那些防空洞改成地下廁所，以彌補倫敦公共廁所的不足。每個人都高興地跟著大家笑。所有人都像雨後的花草，顯得精神飽滿、生機勃勃。他們走起路來腰板更直了，肩膀更輕鬆了；平時顯得冷淡的英國人的眼睛，這會兒也閃爍著愉快的光芒。當人們知道那些房子不會遭到轟炸，那些房子好像顯得更漂亮了。公共汽車裝飾得更好看了，陽光似乎更加燦爛了，成千上萬人的生活由於那些迷人的字眼顯得更加美好、更加豐富多彩了。我自己也感覺到異常的興奮。我不知疲倦地走下去，越走越快，越走越輕鬆。一股新的信心浪潮有力地、歡快地推著我向前去。突然，有一個人從皮克第利街拐角那邊向我急促走來。他是一位英國政府官員。我們只是互相認識，他是一個感情不易衝動、非常內向的人。一般情況下，我們見了面只是禮貌地相互打打招呼，他從來不喜歡和我攀談。可是現在他一直向我走來，眼裡閃爍著光芒。他說：「您覺得張伯倫怎麼樣？沒有人相信他，可是他做到了。他沒有讓步，他挽救了和平。」他神采飛揚。
他們大家都是那種感覺；我在那一天也是那種感覺。第二天仍是幸福的一天，報紙還是一片歡呼，交易所裡行情猛漲。多少年來，從德國第一次傳來友好的聲音，在法國有人提議給張伯倫豎立紀念碑。唉，可惜那只是火焰最終熄滅以前的最後的閃爍。在以後的幾天裡，各種令人不安的細節透露出來了：向希特勒的投降是多麼徹底呵，多麼卑鄙地出賣了自己曾鄭重答應援助和支援的捷克斯洛伐克。過了一個星期，真相大白了。投降已不能滿足希特勒的慾望了。條約上簽字的墨跡還未乾，希特勒就違反了所有條款。戈培爾肆無忌憚地公開吹噓，他在慕尼黑會議上把英國逼得走投無路。偉大的希望之光破滅了，它雖然只照亮了一兩天的時間，卻溫暖過我們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幾天。
從我們真正知道慕尼黑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起，我在英國反而看不到幾個英國人，這是荒謬的。當然責任在我，因為我回避他們，或者更確切地說，避免和他們交談，雖然我比以往更敬佩他們。他們對成群結隊而來的難民表現得慷慨大方，他們有高貴的同情心和樂於助人的精神。但在他們和德意志人之間，在這一方和那一方之間，內心產生了隔閡：我們已經遭遇到的事情，他們還沒有遭遇到。我們瞭解已經發生了什麼，還會發生什麼；而他們卻不願去弄清——有一部分人是違心的——他們不顧一切現實，堅持自己的幻想：說出的話就是算數的，條約就是條約，只要理智地和希特勒談判，只要憑著人性同他談判，是能夠同他談下去的。數世紀以來，英國的領導人物由於民主傳統，他們所幹的工作都是正義的，站得住腳的。他們不可能承認或者不願承認，一種欺世盜名、無視道德的新伎倆正在他們身邊形成。那個新德國覺得哪些準則、條約妨礙他們，在與各國打交道時就會隨意踐踏。英國人對一切冒險行為視而不見，反而自認為清醒和高瞻遠矚，那個狂人那麼快、那麼容易達到了那麼多的目的，竟還要鋌而走險，這是不可能的。他們始終相信和希望，那個狂人首先會針對別的國家——最好針對俄國！然後在這段時間裡，再與他達成某些諒解。可是我們反而知道，最可怕的事必將發生。我們每個人都在照片上看到被打死的朋友，還有被拷打的同伴，這使我的眼光深沉嚴厲，更加敏銳無情。我們這些被歧視、被驅逐、被剝奪了權利的人知道，搶掠財物剝奪權利，不論採取何種藉口都不顯得過分或者虛偽。所以，我們這些經過磨難和正準備經受磨難的人——我們這些流亡者——說的話與英國人說的就不一樣。如果我說，除了極少數的英國人之外，在當時的英國，我們這些人是唯一認識到全部危險和不被表面現象所迷惑的人，這絕不是誇大其辭。正像當初在奧地利那樣，我在英國依然帶著一顆破碎的心和痛苦的敏銳目光，極清楚地預見到不可避免的危險，只不過我在這裡成了一個外國人，作為一個被收留的客人，不能再向他們提出警告罷了。
所以，當我們的嘴唇預先嚐到未來的苦澀的時候，我們這些被命運打上犯人烙印的人也只不過在自己人中間說說罷了。我們為這個親切收留我們的國家而憂慮，我們的內心是多麼痛苦啊！不過，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能與一位德高望重的思想大師一起談話，也是一件極為欣慰的事，會給我帶來無限的安慰和精神的鼓舞。在災難到來前的最後幾個月裡，我有幸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度過了美好的數小時，使我終生難忘。幾個月以來，我一直想到這位八十三歲、多病的弗洛伊德還留在希特勒佔領下的維也納。後來，他最忠誠的學生、智慧超群的瑪麗·波拿巴公主成功地將這位住在被奴役的維也納裡最重要的人物救了出來，並送到倫敦。那是我一生中非常幸福的一天：我在報上看到，他已踏上島國。我原本以為我永遠失去了這位最尊敬的朋友，如今，我卻又看到他從冥府歸來。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是一位偉大的、嚴謹的學者，在我們那個時代，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深化和擴大過有關精神的知識。我是在維也納認識他的，他在那裡被看作一個固執己見、一板一眼、十分怪僻的人而受到敵視。他狂熱地追求真理，但同時又清楚地認識到任何真理都有侷限性——他曾經對我說過：「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沒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樣！」他曾離開大學和它那學院式的謹小慎微的研究工作，毫不動搖地衝向至今無人涉足、始終膽怯地迴避的人世間最秘密的性衝動世界，即當時被莊嚴宣佈為「禁區」的領域。自由世界無意中覺察到，這位樂觀的、毫不畏懼的學者以他的潛意識學說無情地破壞了它所謂通過「理智」和「進步」來逐漸控制性衝動的理論。這位學者無情地揭開了偽善者的面紗，使自由世界迴避難堪的問題的辦法岌岌可危。可是，不僅僅是大學，也不僅僅是老派的神經病醫生行會——那些醫生聯合起來，一致反對這位令人討厭的「離經叛道者」，在這位善於揭開偽善者面紗的人面前感到無比恐懼的，還有整個世界——整個舊世界、舊思想、倫理的「常規」——以及整個時代。醫生們開始慢慢地集體抵制他，使他失去了自己的診所，可是他的理論和他提出來的那些最大膽的試驗，那些醫生在學術上駁不倒，他們只有採取維也納的方式：用諷刺、挖苦，或者使之變成庸俗的笑料，來扼殺他關於夢的理論。只有少數他的忠實信徒每星期都聚在這位孤獨者的周圍，舉行討論晚會。精神分析說這門新學科就是在這些討論晚會上逐步形成的。早在弗洛伊德為寫他的奠基性著作而在廣闊思想變革的領域蒐集材料之前，這位傑出人物在道德上毫不動搖的堅強態度已經贏得了我對他的敬佩。他畢竟是一位科學家，年輕人都夢想以他為榜樣。在他還沒有最後證實和絕對有把握之前，他對論斷總是小心謹慎，從不提早透露出去。但是，一旦他的假設得到證實，就是全世界都不接受這個理論，他也要為之奮鬥。他個人非常謙虛，但是為自己學說的每一信條而戰鬥時，卻是十分執著。他捍衛自己認知的內在真理，始終不渝。人們恐怕想不出比他在思想上更無畏的人物。弗洛伊德隨時都敢說出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知道，這樣清楚、直截了當地說出來，會使人感到不安和不快。他從未想過用最小的——哪怕只是形式上的——讓步來改變自己孤立的處境。我今天可以斷言，如果弗洛伊德謹慎地把他的理論粉飾一下，把「性慾」寫成「情愛」、把「慾念」說成「追求的渴望」，還有，不要總是直截了當地說明那些最終結論，而是用婉轉的象徵手法寫出來，他就不會受到學院派的任何抵制，反而能把他所發現的理論的五分之四發表出來。可是，凡是涉及他的理論和學說的地方，他從不遷就。外界的抵制越強烈，他的決心就越大。如果我為道德勇氣——世界上唯一不要求別人犧牲的英雄主義——這一概念尋找一個象徵性的人物，我始終認定有一雙安詳、深邃的眼睛，具有男性清秀容貌的弗洛伊德。
他給他的祖國增添的榮譽是世界性的和超越時代的，可是現在，他卻從祖國逃到了倫敦，按照他的年齡，他早已是一個年邁、身患重病的人了。但他不是一個軟弱的人，不是一個卑躬屈膝的人。我曾暗自擔心，他在維也納一定經歷了所有的苦難，現在見到他，想必他會義憤填膺或者心神不寧。可是我發現，他比以前更開朗，甚至精神更飽滿。他領著我到倫敦郊區一棟住宅的花園裡。「我住的地方更漂亮了吧？」他問我，曾經非常嚴肅的嘴角露出輕鬆的微笑。他把自己喜愛的那些埃及小雕像拿給我看，那是瑪麗·波拿巴幫他搶救出來的。「我不是又待在家裡了嗎？」寫字檯上放著他的手稿的大張對開紙，他已八十三歲高齡，每天仍用清晰的圓形字型寫作，他那股精神勁頭，跟他風華正茂時不相上下。他堅強的意志戰勝了一切，戰勝了病魔、年邁和流亡。在他漫長的戰鬥歲月裡，從未外露的善良本性現在第一次從他的身上迸發出來。只是年齡使他更溫和，坎坷的磨練使他更加寬容。我現在發現，他有時候做出溫順的姿態，這是我以前在這個善於剋制的人身上從未見到過的。現在，他把一隻胳膊搭在一個人的肩上，眼睛從鏡片後面熱情地望著你。這些年來，我和弗洛伊德的每次談話，對我來說，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我既學到不少東西，同時我也對他欽佩不已，我覺得自己能夠理解這位毫無成見的人所說的每一句話。沒有一種坦率的自白能使他吃驚，沒有一種論斷能使他激動。對他來說，教育別人清楚地看待事物並以清楚的感覺分析問題，已是他生活中的本能願望。但是，使我最感激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令人心情沉重的一年——進行的那次無可代替的長時間談話。當我踏進他房間的一剎那，外面世界的瘋狂彷彿消失了；最殘酷的事也抽象化了；最混亂的思想馬上澄清了；眼前的急事願意服從全域性的指揮了。我第一次體會到，他是一位超脫自己的真正的智者。他不再把痛苦和死亡看作自己的私事，而是把它們看作超越個人的觀察和研究的物件：他的死和他的生命一樣，是一種道德上的偉大業績。當時弗洛伊德已在重病之中，病魔很快就會從我們這裡把他奪走。他戴著一口假牙，說話很困難，他每吐一個字都要費很大勁，所以聽者也很費力。但是他不讓朋友一句話不說就走。他對自己鋼鐵般的意志特別重視，他讓朋友們看到：和他身體的小小痛苦相比，他的意志更為堅強。他的嘴巴由於病痛而扭曲了，他在寫字檯上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後幾天。即使他由於病痛睡不著覺——他平時一直睡得深沉、安穩，這是他八十年來力量的保證——他也絕不服用安眠藥或注射麻醉劑。他不願用這種方法來抑制自己蓬勃的精神，哪怕只有一小時。他寧願清醒地被病痛折磨，寧願在病痛中思考，也不願被麻木。他要當精神上的英雄，直到最後時刻。這場痛苦的戰鬥持續得越久，就越可怕，越說明他了不起。死神一次又一次地把它的陰影越來越清楚地投在他的臉上，死神使他的面頰枯癟乾瘦，使他的太陽穴從鬢角上突出來，死神扭歪了他的嘴巴，使他的嘴唇無法說話，可是死神對他的眼睛卻無能為力。那是一座破壞不了的燈塔，這位英雄的精神巨人就是從這裡觀察世界的。眼睛和思想直到他最後的時刻依然是那麼明亮和清醒。在最後幾次探望時，有一次，我是帶著薩爾瓦多·達利一起去的，我認為他是我們新一代中最有才能的畫家，他對弗洛伊德也無限崇敬。我和弗洛伊德談話時，他就在一旁速寫。我從不敢把達利的速寫拿給弗洛伊德看，因為他已經把弗洛伊德身上的死神畫了下來。
這場最強烈的意志鬥爭，即我們時代最敏銳的思想家同死神的搏鬥，變得越來越殘酷；直到他自己清楚地認識到——「清楚」對他來說是思想的最高境界——他已不能再寫作，不能再工作了，他才像一位羅馬英雄似的，要求醫生結束他的痛苦。那是一個偉大生命的壯麗結束；在這個兇殺成性的時代，在所有的死亡之中，他的死是最值得紀念的。當我們這些朋友將他的靈柩埋進英國的土地時，我們知道，我們把祖國的精華奉獻給了那片土地。
在那個時候，我常常和弗洛伊德談論戰爭和希特勒的殘暴。他作為一個有人性的人，對此深為震驚；可是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對那些殘暴的行徑一點也不覺得驚異。他說，有人總是責罵他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否認文化能戰勝本能；現在人們看到——這自然不會使他驕傲——他的觀點得到了最確切的證實，野蠻殘酷、自然的毀滅本能在人的心靈中是無法剷除的。也許在未來的世紀裡能夠找到一種在各民族的生活中至少能壓制那種本能的辦法；可是在平常的日子裡，那些本能存在於最內在的本性中，輕易不會暴露，就是加上必要的壓力也不行。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天裡，他還在關心猶太人的問題和猶太人面臨的悲劇。可是這位科學巨人在這方面也沒找出什麼解決方案，他清楚的頭腦還沒有找到答案。不久前，他發表了一本研究摩西的著作。他認為，摩西不是猶太人，而是埃及人。他這種在科學上幾乎站不住腳的論點，不僅大大傷害了那些虔誠的猶太教徒，也傷害了那些有民族意識的猶太人。那本書恰恰是在猶太民族最險惡的時刻出版的，這使他深感不安。他說：「現在有人奪走了猶太人的一切，我又把他們中最優秀的人奪走了。」我必須承認他說得對，每一個猶太人現在都變得異常敏感，因為在這次世界悲劇中，他們是真正的犧牲品，在任何地方都是犧牲品。早在遭受這次打擊之前，他們就已惶恐不安，誰都知道，所有的壞事總是首先落在他們頭上，遭殃最多的也是他們。誰都知道，當前那個古今未有的仇恨狂人，要凌辱和驅趕的也是他們，他要把他們趕到世界的盡頭，趕進地獄。一個星期接一個星期，一個月接一個月過去了，逃到這裡的人越來越多。後到的逃難者比起先來的逃難者越來越悲慘，精神越來越頹喪。那些動作最快、最先離開德國和奧地利的人還能救出衣服、箱籠和一些傢什，有些人甚至帶了錢。但是，一個人相信德國的時間越長，就越是捨不得離開可愛的家園，他受到的懲罰就越大。納粹先是剝奪了猶太人的職業，不讓他們去劇院、電影院、博物館，不讓猶太研究者去圖書館。這些猶太人有的出於忠誠，有的因為惰性，有的由於膽怯，有的出於傲慢而留在家中；他們寧願在國內受辱，也不願流落他鄉當乞丐受欺凌。不久，納粹禁止他們用僕人，拆走他們家的電話和收音機，緊接著沒收他們的住宅，最後讓他們戴上大衛王之星的標誌，竭盡汙辱之能事。戴上這個標誌，不論走到哪裡都會被認出來，人們把他們看作被掃地出門的人、無賴漢，像躲麻風病似的躲開他們，嘲笑他們。他們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任何摧殘心靈、摧殘肉體的暴行都被看作一種取笑的手段強加在他們身上。對每一個猶太人來說，那句古老的俄國諺語突然變成了嚴酷的真理：「在討飯袋和監獄面前，沒有人是安全的。」沒有離開的猶太人統統被送到集中營。德國人的管教使最傲慢的人也屈服了。然後，納粹把他們的衣服扒光，只剩下內衣內褲，口袋裡只剩十馬克，再把他們逐出家園而不管其去向。他們站在國界旁，再到領事館苦苦哀求，可是幾乎都沒有用，因為哪個國家要這些被搶得精光的人呢？有誰願意要這些乞丐呢？我將永遠不會忘記，當我有一次走進倫敦的一家旅行社，我看到的是怎樣一番情景啊：那裡擠滿了逃難的人，幾乎全是猶太人。他們願意到任何國家、任何地方，到北極的冰窟，或者到撒哈拉大沙漠火一般的盆地，只要離開這裡，只要能夠繼續逃難，因為他們的逗留期限已滿。他們必須繼續向前走，帶著妻子兒女走到另一片陌生的星空之下，走到一個語言陌生的國度裡，走到那些陌生的人群中，走到那些不喜歡他們的人群中。我在這裡碰到一個以前非常富有的維也納工業家，同時他也是我們當中最有學識的藝術收藏家之一。剛一開始，我沒認出他來，他的頭髮已經變得那麼白，人已變得那麼老，精神變得那麼疲憊。他顫悠悠地用雙手扶著桌子。我問他想到哪裡去。他說：「我不知道，有誰還會問我們到哪裡去。哪裡允許我們去，我們就去哪裡。有人跟我說，這裡大概可以得到去海地或者聖多明哥的簽證。」聽到這些話，我心中不覺一震，一個帶著兒孫的疲憊不堪的老頭居然戰戰兢兢地希望到一個他在地圖上都沒有好好看過一眼的地方去，只是為了到那裡繼續去乞求，繼續過流落異鄉、得過且過的生活！在他旁邊的一個人急切地問，怎樣才能去上海，他聽說中國還會接受他們這些人。他們就是這樣一個挨著一個，擁擠不堪地坐在一起；他們過去是大學教授、銀行經理、商人、地主、音樂家；他們每一個人都準備帶著生活中可憐的破爛漂洋過海。他們什麼活都幹，什麼都能忍受，只要能離開歐洲，永遠地離開，越遠越好！那是一群面黃肌瘦、像鬼一樣的人。突然有一個念頭湧向我的心頭，使我不勝震驚：這裡五十個備受折磨的人不過是那支五百萬、八百萬甚至一千萬猶太大軍的零星先頭部隊，那支大軍已經在他們後面出發，不久就會蜂擁而至。那幾百萬被搶光，接著又在戰爭中遭受苦難的人正等著慈善機構的派遣，等著當局的批准和一點路費，那巨大的人流如驚弓之鳥在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面前倉皇出逃，聚集在歐洲各國邊境火車站的周圍，擠在監獄裡。他們是一個完全被掃地出門的民族，納粹不承認他們，兩千年來，這個民族沒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只要求不再流浪，只要求有一塊歇腳的安靜、和平的土地。
猶太人的悲劇在二十世紀達到了最悲慘的地步，因為他們再也找不到他們所經歷的悲劇意義何在，無法找到自己錯在何處。所有在中世紀被逐出家門的人，我們的祖先至少知道，他們為何而受難：是為了自己的信仰，為了自己的律法。他們把對自己真神始終不渝的信仰看作靈魂的守護神，今天的猶太人早就把它丟到一邊了。他們在自豪的幻覺中生活和受難。作為世界和人類的創造者的優秀民族，命中註定會有特殊的遭遇和特殊的使命，《聖經》中預示的那些話語就是他們的誡律和教規。要是有人把他們拋入火堆，他們就把《聖經》緊貼在胸口，他們會由於內心燃燒的火而感覺不到火堆裡的熱。要是有人把他們驅逐出境，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個最後的故鄉，那就是真神。沒有一種世間的權力，沒有一個皇帝，沒有一個國王，沒有一間宗教法庭能把他們從真神身旁趕走。在宗教把他們團結在一起的時間裡，他們仍然是一個集體，因而仍然是一種力量。倘若有人驅逐或趕走他們，那是由於他們自己的過錯而受到的處罰，他們就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以自己的風俗習慣，有意識地把自己和世界上其他民族隔離起來。可是二十世紀的猶太人早已不是一個集體，他們已經沒有共同的信仰，他們自己作為猶太人沒有什麼值得自豪的，恰恰相反，他們感到的是一種負擔，他們不再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把自己神聖書籍中的誡律拋到一邊，他們再也不說那古老的共同語言。他們已經生活在、融合在自己周圍的各個民族裡，融合在普遍的生活中是他們越來越迫切的願望，為的是面對種種迫害能得到和平，在永遠的逃亡中能得到休息。所以，他們已經融化在其他民族裡，他們已經是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俄國人，而早已不再是猶太人了，所以他們互相之間已不再理解，沒有共同語言了。可是現在他們就像街上的垃圾一樣被人掃在一起，又被趕到一起來了。他們有的是住在柏林豪華住宅裡的銀行經理和正統猶太教堂的執事，有的是巴黎的哲學教授，有的是羅馬尼亞的馬車伕，有的是出殯時僱來的哭靈婦女，有的是洗屍體的人，有的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有的是音樂會上的女歌唱家，有的是作家，有的是釀酒工人；有的腰纏萬貫，有的一貧如洗；他們中間，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虔誠的教徒，也有思想開明的人，有高利貸者，也有賢哲之士，有猶太復國主義者，也有民族同化論者；有德意志猶太人，也有西班牙、葡萄牙猶太人，有正義者也有非法之徒。在這些人的背後，還有一大群以為早已逃脫了咒語而無法確定自己該屬於哪個民族的人，還有改宗教的猶太人和混血的猶太人。現在，幾百年以來第一次，又有人把猶太人自己早已覺得不再存在的共性重新強加在他們身上，那就是從《出埃及記》開始就一再出現的共性：驅逐猶太人。可是為什麼這樣的命運總會降臨到他們身上呢？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降臨到他們身上？這種毫無道理的迫害究竟原因何在？有何意義？又有何目的？把他們趕出各個的國家，卻不給他們一塊立足之地。有人說：別和我們住在一起！可是又不告訴他們應該住在哪裡。人們把罪責加在他們的頭上，可是，又不讓他們用任何方法去贖罪。所以，他們在流亡的路上睜著焦急的眼睛注視著——我為什麼要逃亡？你為什麼要逃亡？你和我為什麼要一起逃亡？我既不認識你，又跟你毫無關係，我既不懂你的語言，也不瞭解你的思想，為什麼我要和你一起逃亡？為什麼我們大家要一起逃亡？沒有人能解答出來。即便是那些日子裡我常常與之交談的弗洛伊德——我們那個時代頭腦最清楚的天才——也不知道這種荒謬中有什麼目的，又有什麼意義。但是，也許這正是猶太教的最終意義：通過猶太教謎一般地長期存在，一再向上帝重複《約伯記》中的那個永恆的問題，以便這個問題在世界上不致完全被忘記。
當人們誤以為早已死去並已裝入棺材的東西，突然又以相同的形式和姿態重新向他們走去的時候，沒有比這更可怕的了。一九三九年夏天到了，《慕尼黑協定》連同它的短命的「為了我們時代的和平」的幻想早已過去。希特勒已經違背自己的誓言和許諾，襲擊了殘缺不全的捷克斯洛伐克，併吞並了它，梅梅爾已被德軍佔領；被煽動得忘乎所以的德國報紙大肆叫囂著要奪得但澤和波蘭走廊。英國也從真誠的輕信中痛苦地清醒過來。就連未曾受過教育的普通人，儘管只是從直覺上厭惡戰爭，現在也開始對戰爭表示異常憤怒。任何一個平時十分矜持的英國人現在都會同另一個人攀談起來。看守我們公寓的門房，開電梯的服務員，打掃房間的女僕都在談論此事。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清楚地知道發生的事，但每個人都仍記得那件事，那件不可否認的公開的事：英國首相張伯倫三次飛往德國拯救和平，但是他的曲意逢迎卻沒有使希特勒感到滿意。曾經聽到國會里有過強硬的聲音：「停止侵略！」人們到處都感覺到英國正在為未來的戰爭作準備（或更確切地說，為反對戰爭作準備）。淺色的防空氣球又開始在倫敦上空飄浮——看起來就像孩子們玩的大灰象玩具，純潔無邪。人們又在修築防空掩體，對已經分發的防毒面具進行仔細的檢查。局勢變得像一年前那麼緊張，或許更緊張。因為這一次作為政府後盾的不再是老實和輕信的老百姓，而是堅決的、憤怒的人民。
我在那幾個月裡已經離開倫敦，隱居在巴斯鄉間。在我一生中，我從來沒有像當時那樣感覺到自己對世界上發生的事無能為力。在倫敦，我是一個清醒的、有思想的、遠離一切政治的人，我獻身於自己的工作，默默地、堅持不懈地把自己的歲月變成作品。但是也有少許人，他們待在一個看不見的秘密處，人們不認識他們，也未曾見過他們，他們只待在柏林的威廉大街、巴黎的奧賽碼頭、羅馬的威尼斯宮，還有倫敦的唐寧街裡。就這麼十個或二十個人在為人們不知道的秘事談話、寫信、打電話、訂條約。他們其中只有極少數人特別機智和有才幹。他們作出沒有別人參與的決定；外人對那些決定的細節一無所知。可是他們卻用這些決定左右著每一個歐洲人的生活，也包括我本人的生活。現在，我的命運不是掌握在我自己手中，而是由他們控制著。他們毀滅或者愛護我們這些無權無勢的人，他們賜予我們自由或者強迫我們受奴役。他們在千百萬人面前決定戰爭還是和平。而當時我同其他人一樣，坐在自己的房間裡，像一隻蒼蠅似的不能自衛，像一隻蝸牛似的沒有力量。然而，他們決定的事，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事，關係到內心最深處的我和我的未來，關係到我頭腦里正在形成的想法，關係到已產生或正在產生的計劃，關係到我的起居，關係到我的意志、我的財產、我所有的一切。當時，我像被判了刑的犯人一樣，眼望著空室，面對四壁靜候著，陷入毫無意義、無能為力的等待之中。我左右的那些同伴在詢問、在猜想、在閒聊，好像我們中間某個人知道或者能夠知道，他們將怎樣和用什麼來控制我們。這時電話來了，一個朋友問我，我對這一切怎麼想。報紙來了，它更使我心煩意亂。收音機響了，聽到的都是些前後矛盾的話。我走進小巷，遇到的第一個人就向我這個同樣一無所知的人打聽，是否會發生戰爭。人們在不安中打聽、閒聊、議論，雖然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多年以來積累的全部知識、所有的經驗、一切的預見，在那十幾個沒有人認識的人的決定面前毫無價值。他們心裡明白，他們在二十五年之內第二次對命運感到束手無策，無力掌握；他們也知道，那些讓太陽穴嘭嘭脹痛的想法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我終於無法忍受大城市倫敦的一切，因為在那裡的每個街角都貼滿海報，那些熙攘刺耳的話語像瘋狗似的向我撲來；因為我無意中在擁擠的人群中從每個人的臉上看出，他在想什麼。原來我們想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想戰爭會不會爆發，只是想在這次決定性的賭博中是輸還是贏。在這次決定性的賭博中，我的整個生命、我最後幾年的歲月、我那些尚未寫成的書，以及我迄今的使命和我生命的意義，一切都成了賭注。
可是在外交的賭盤上，彈子慢悠悠地滾動著，慢得使人火燒火燎的難受，它滾過來滾過去，滾過來滾過去；一會兒紅一會兒黑，一會兒黑一會兒紅；希冀和絕望，好訊息和壞訊息，就是這樣一直定不下來。我對自己說，忘掉這些吧！離開這裡吧，逃避到我內心的叢林最深處，即躲進我的工作之中，躲進只有我一個人的地方去。在那裡，我不再是國家公民，不再是可怕賭博的籌碼。在一個變得瘋狂的世界上，我的智力只有在這個地方才能理智地發揮作用。
我不缺少工作任務。多年來，我一直在為一部有關巴爾扎克及其作品的兩卷本鉅著積累素材。但我從來沒有勇氣去寫一部涉及範圍如此廣泛、時間跨度這麼大的作品，現在恰恰是煩惱給了我勇氣。我到巴斯去隱居，為什麼偏偏去巴斯呢，那是因為，輝煌的英國文學中有許多最優秀的作家，首先是菲爾丁，是在那裡寫作的。那座小鎮比英國任何一個城市更忠實、更強烈地反映出另一個世紀——十八世紀——靜謐的面貌。但是，這種柔和、幽雅、秀麗的景色與世界正在產生的不安和我的思想形成了多麼痛苦的對比呵！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英國和一九一四年最美麗的七月的奧地利，在我的腦海裡完全一樣：迷人又美麗。天空湛藍，一望無際，像上帝的和平帳篷；太陽溫暖的光輝依然照耀著草地和森林，大地上盛開著絢麗多彩的鮮花，世界上一派歌舞昇平的景象——而世上的人們卻在加緊備戰。面對著安靜的、茁壯的、茂盛的草木，面對著巴斯山谷裡令人陶醉的安謐氣息，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九一四年巴登嬌媚的景色。相比之下，那種瘋狂的冒險在當時顯得多麼不可思議呵。
我像過去一樣，不願相信戰爭是真的。我又一次準備夏季旅行。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週，國際筆會代表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因為我這個兩棲人不再代表任何國家，瑞典同行請我以貴賓的身份參加。後來的幾周，中午、晚上的每個小時都被友好的東道主事先安排好了。我早就訂妥了船票，但是緊急動員的訊息接踵而來。按常理，我應該馬上把我的書籍、我的手稿捆紮好，儘快離開這個可能成為交戰國的大不列顛島，因為在英國，我是一個外國人，一旦打起仗來，我便成了一個敵對的外國人，種種可以想象得到的限制自由的法規就會落到我的頭上。可是我心中有些無法解釋的想法阻止我儘快離去。一半是固執，我不願一次又一次地逃難，因為我的命運到處都一樣；一半是因為疲乏。「我們命該遇到這樣的時代。」我用莎士比亞的話對自己說。如果這樣的時代要降臨在你的頭上，你這個快六十歲的人就別再和它抗衡了！就算你盡最大的努力，用你的全部生命，也駕馭不了這樣的時代。所以我依然留在英國。我要儘可能安排好我的生活；同時，由於我打算第二次結婚，我不願耽誤時間，以免戰爭爆發，會因為我屬於敵方交戰國的人而被扣留，或者有意想不到的事件使我和未來的生活伴侶長期分離。於是，九月一日（星期五）上午，我們去巴斯民政局登記結婚。那位官員拿著我的證件，顯得格外熱情和友好。他像這個時代的每個人一樣，理解我們要求儘快辦理的願望。結婚儀式打算安排在第二天；那位官員拿起筆，開始用漂亮的圓形字型把我們的名字寫進他的登記簿裡。
就在這一瞬間——大約是十一點鐘——裡面套間的房門突然被開啟，一位年輕的政府官員急速走進來，一邊走一邊穿大衣，在安靜的房間裡大聲喊道：「德國人入侵波蘭，戰爭爆發了！」這句話像重錘一樣打在我的心上。可是我們這一代人已習慣了冷酷無情的打擊。「這不一定是戰爭吧！」我說，心裡也是這樣想的。而那位官員怒不可遏。「不，」他高聲喊了起來，「我們上當夠多了！我們不能每六個月就受一次騙！現在該結束了。」
當時，那位已經開始為我們填寫結婚證書的官員若有所思地擱下了筆。他思考了一下說，我們畢竟是外國人，在交戰的情況下，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敵對的外國人。他不知道是否允許在這種情況下登記結婚。他說，他很抱歉，他要向倫敦請示。——接著是兩天的等待。希望、擔心，那是心情極焦急的兩天。星期天上午，收音機宣佈了英國向德國宣戰的訊息。
那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上午，我默默地從收音機旁走開，收音機裡傳來了一條在數百年裡都不會被湮沒的訊息。這條訊息肯定會全面改變我們這個世界，改變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在默默聆聽這條訊息的那些人中間，將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死去。這條訊息對我們大家來說，是悲哀和不幸，絕望和危險，也許若干年後，這條訊息還會具備另外的意義。戰爭又降臨了，比以前發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場戰爭都來得可怕，範圍更廣泛。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又開始了。我們默默地站在那間突然變得鴉雀無聲的房間裡，互相迴避著對方的目光。外面傳來鳥兒不知憂愁的啾啾聲，它們在和煦的暖風裡輕鬆愉快地做著各種親暱的遊戲，樹枝在金色的陽光下輕輕搖動，樹葉像嘴唇一樣在輕柔地觸吻。大自然，古老的母親，又一次無法體會她的造物的苦痛。
我走進自己的房間，把東西裝進我的小箱子。如果以前那位有地位的朋友對我說的話應驗的話，那麼我們在英國的奧地利人應該被算作德國人，所以各種限制會接連而來；也許當天晚上我就不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我的地位又降了一級。那條驚人的訊息傳來一小時之後，我在英國已不僅僅是一個外國人，而且還是一個「敵邦的外國人」；我將被強行放逐到一個我搏動的心臟不願待的地方去。因為對一個早已被趕出德國的人來說——由於他的種族和反對德意志的思想方式的緣故——現在居住在另一個國家，而根據一項官僚主義的法令，非要把他划進身為奧地利人從來就不屬於的集體裡，這樣的處境豈不更荒唐？大筆一揮，我生命的全部意義豈不變得荒謬絕倫？我一直用德語寫文章、想問題，但我頭腦裡想到的一切念頭，我腦子裡產生的一切願望，都是屬於為世界自由而戰的國家。我過去的所有聯絡都被扯斷了，過去所有的一切，曾經有過的一切，都被粉碎了。我知道，這次戰爭過後，一切都必須重新開始。而我內心深處的願望已成為泡影，四十年來，我把自己信念的一切力量都貢獻給了這個願望：實現歐洲的和平統一。我害怕人類之間互相廝殺的戰爭甚於害怕自己的死亡，現在戰爭第二次爆發了。我整個一生熱烈追求人性和精神上的團結一致，在那個比其他任何時候都需要牢不可破的團結的時刻，由於受到嚴重的排擠而感到無能為力。我感到了一生中從未有過的孤獨。
為了最後看一眼和平的景象，我又一次徒步下山，向那座小鎮走去。它靜靜地沐浴在中午溫暖的陽光下。在我看來，它與平時沒有兩樣。人們仍然用自己習慣的步伐走著自己習慣的路。看不出他們有任何匆忙的神情，也看不見他們聚在一起聊天。他們在星期天仍然那麼安詳、泰然自若。在這一瞬間我問自己：難道他們到此刻還不知道發生了戰爭嗎？不過，他們畢竟是英國人，他們善於剋制自己的感情，他們不需要大張旗鼓、不需要喧囂和音樂來增強自己堅強、剛毅的決心。這跟奧地利在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些日子裡多麼不同呀！話又說回來，那時我還是一個毫無經驗的青年，而現在我有無數回憶壓在心頭，已是心事重重的老人，這兩者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呵。我知道戰爭意味著什麼。當我看到熱鬧熙攘、五光十色的商店時，我在一片幻覺中重又看到一九一八年的景象：商店被搶劫得空空蕩蕩，好像在用空洞的眼睛凝視著我。我在幻覺中看到憔悴的婦女在食品店前排起長隊；哀傷的母親、傷員、殘廢者，和一切的恐懼不安又像幽靈一般回到了今天陽光燦爛的中午。我回憶起當年那些老兵，他們衣服襤褸、面容疲憊，他們是怎樣從戰場上回來的啊！我跳動的心經歷了那次戰爭的全過程。但今天，戰爭還沒有露出它那可怕的景象。而且我知道：過去的一切又全完了，所有的業績早已化為烏有——歐洲，我們曾為它而活著的故鄉，遭到了徹底的破壞，連同我們自己的生活。有點不同的是，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但是要達到這個新時代，還要經歷多少地獄和煉獄啊！
驕陽普照著大地。正如我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注意到我面前的影子一樣，我也看到了這次戰爭後面另一次戰爭的影子。戰爭的影子將貫穿我們全部的時代，不會再從我這裡消失；戰爭的影子將籠罩我日日夜夜產生的每一個念頭；也許它的暗影也矇住了這本書的某些章節。可是不管怎麼說，每一個影子畢竟還是光明的產兒，而且，只有經歷了光明和黑暗、和平與戰爭、興盛和衰敗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過。
指十六世紀法國巴黎屠殺新教徒之夜。
今立陶宛克萊佩達，臨波羅的海。
英格蘭西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