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巴黎來到倫敦，就像一個人從炎熱的夏天一下子走進陰涼之中。一個人剛到倫敦，首先就感到冷得發抖，但眼睛和感官很快就適應了。我原本打算在英國逗留兩三個月，作為自己的一種義務。因為數世紀以來，世界各國都是沿著這個國家的軌道向前運轉的，如果不瞭解這個國家，那麼怎麼能夠理解這個國家的力量對世界的影響呢？我也希望通過大量的會話和頻繁的社交好好練一練我蹩腳的英語。順便說一下，我的英語從未真正說得流利。可惜我沒有達到目的。我像所有自歐洲大陸來英國的人一樣，與英吉利海峽彼岸的人，在文學上鮮有接觸。在這裡，每天早餐的談話和在小小公寓裡簡短的交談，談到有關宮廷、體育比賽和社交聚會等話題時，我總覺得非常不適應。當他們談論政治時，我完全插不上嘴，他們所說的那個傢伙，我不知道他們指的是誰，是宮廷大臣還是別人。而英國的紳士們稱呼人只稱名字，不喊姓。馬車伕說倫敦底層的話，我聽不懂，耳朵像聾了似的。所以我的英語水平沒有我所想的提高那麼快。我曾去教堂聽傳教士優美的措辭；我旁聽過兩三次法庭的審理；為了聽標準的英語，我去劇院看戲。在巴黎處處能遇到的社會活動，輕鬆愉快的生活和同伴情誼，我在倫敦必須費力地去尋找。我找不到一個同我研討我感興趣的問題的人，同樣，我對體育、娛樂、政治以及他們平時關心的事毫不感興趣，也不十分理解。所以在那些好心腸的英國人看來，我大概是一個缺乏修養和呆板的人。把自己與一種生活環境和當地的一群人從內心裡打成一片，我從來沒成功過。所以我在倫敦十分之九的時間是在自己的房間裡寫作或在大英博物館裡度過。
起初，我想通過遊逛好好了解一下倫敦。到倫敦的前八天，我在大街小巷快步疾行，直走得腳底灼痛。我以一種大學生的責任感跑遍了導遊手冊上的所有遊覽點，從杜莎夫人蠟像館到英國國會。我學著喝英國的淡啤酒，也用英國正流行的菸斗代替法國的捲菸；我從上百件小事上儘量去適應當地的環境。但是，無論是社交界還是文學界，我都沒有真正與它們接觸過。如果誰要從外表上看一下倫敦，只需走馬觀花看看那些重要的地方就可以了，譬如說，只是從倫敦數百萬家商號門前匆匆走過，除了看到每家擦亮的大同小異的銅招牌以外，你什麼也不會了解到。我到過一傢俱樂部，但不知道是做什麼的，坐在俱樂部又軟又厚的安樂椅上，使我在精神上昏昏欲睡，這恰好說明了這裡的氛圍就是如此。我可享用不了這種柔軟鬆弛的環境，就像有的人不會用全神貫注的工作或者體育活動來消除疲勞一樣。一個真正的觀察者，或者是一個有閒暇的人，如果他不能把一切繁瑣無聊的小事拋開，去追求一種高尚的社交藝術，倫敦就會把他當作異己排斥在外。而巴黎卻會愉快地讓他參加到自己更熱鬧的生活中來。在倫敦，我犯了一個錯誤，當認識到錯誤，為時已晚。到倫敦後，我本該找一份工作，諸如商店的見習生，報社的秘書等，來度過在倫敦的兩個月，這樣可以使我多瞭解一些英國人的生活，可是我卻沒有這樣做。兩個月來，我只看到了倫敦的外表，經歷得很少；那是過了若干年以後，在大戰期間我才得到了一個關於英國的實際的概念。
在英國的詩人中，我只見到了阿瑟·西蒙斯，通過他我得到了葉芝的邀請。我很喜愛他的詩，純粹出於興趣，我翻譯了他的優美詩劇《水影》的一部分。我當時不知道他邀請我參加的是一個朗誦晚會，他邀請的一小部分人是經過挑選的。我們坐在那個並不寬敞的房間裡，顯得有點擁擠，有的人甚至坐在墊腳的小凳上，有的人索性坐在地板上。大家落座之後，站在黑色（或者是蓋著黑布）斜面桌旁的葉芝把兩支手臂粗的祭壇蠟燭點燃，房間裡的其他蠟燭頓時熄滅，朗誦開始了。在微弱的燭光下，葉芝留著黑色鬈髮的腦袋和他的動作，顯得輪廓分明，似剪影一般。葉芝緩慢地、低沉地、富有樂感地朗誦著自己的作品，沒有一點刻意的味道。他的每行詩句都錚錚有聲，頗具分量。他朗誦得很動人，確實也很莊重。我感到唯一的不足之處，是他那一身不自然的打扮，他穿著道袍似的黑色長袍，活像一個神甫。房間裡瀰漫著一股淡淡的香味，我認為，這是粗大的蠟燭燃燒的結果。這一切使得這次自發的詩歌朗誦會並不像是文學欣賞會，反倒像一次祭詩的儀式——但是，另一方面，這晚對我產生了一種新奇的誘惑力。相比之下，我不由得想起維爾哈倫朗誦自己詩歌時的情景：他只穿著薄薄的襯衫，好讓雙臂更好地打出節奏，他不講排場，平平淡淡，不像演戲似的；我也想到里爾克，有時他從自己的詩集中吟幾行詩，他說得樸實、清楚，默默地、不留痕跡地尋找恰當的詞彙。葉芝的這次朗誦會，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的「像演戲似的」詩人自誦會。雖然我很喜歡葉芝的作品，我還是帶著懷疑的心情反對這種祭禮式的崇拜作法。儘管如此，當晚的葉芝是一個值得稱道的主人。
不過，我在倫敦真正發現的詩人並不是活著的人，而是一個當時尚被人忘記的藝術家：威廉·布萊克。他是一位孤獨的、有爭議的天才。他的作品是拙樸與精細完美相結合的藝術品——至今還令我神往。有一次，一位朋友建議我到大英博物館的印刷品陳列室——當時該陳列室由勞倫斯·比尼恩掌管——看看那些有彩色插圖的書籍：《歐洲》《美洲》《約伯記》——這些書在今天已成了古書店裡的稀世珍本；我看這些書，像著了迷一樣。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這樣一位具有魅力的人物，他好像乘著幻想的天使翅膀在荒原中毫無目的地翱翔。我一連幾個星期深入發掘這位質樸又非凡的人物的迷宮，並且打算把他的幾首詩譯成德語。想得到他的一幅親筆畫成了我的無法剋制的慾望，不過在剛一開始，這只是一種夢想。一天，我的一個朋友阿奇博爾德·g.b.拉塞爾——當時他是布萊克作品最出色的鑑賞家——告訴我說，在他舉辦的展覽會上，曾出售「夢幻式的肖像」中的一幅，據他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這幅《約翰王》是布萊克大師最美的一張鉛筆畫。他對我說：「你對這幅畫會百看不厭。」後來事實證明了他說得對。在我的藏書和繪畫中，唯有這張畫陪伴了我三十年。那位迷惑的國王不時用神奇的、明亮的目光從牆上注視著我。在我丟失和損失的所有物品中，唯有這幅畫是我輾轉南北時最忘懷不了的。過去，我曾經在大街上和城市裡努力尋找英國的天才，都沒有找到。而這位天才突然以布萊克這個真正的星宿的形象出現在我的面前。在我熱愛這個世界的眾多理由中，又增添了一個新的理由。
義大利地名，一八〇〇年六月十四日拿破崙在此大破奧軍。
即拉丁區。
安德烈·絮阿雷斯（1868—1948），法國詩人、劇作家、評論家。
指法國波旁王朝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約瑟夫（1747—1793）。法國大革命時，他作為貴族代表參加三級會議，支援第三等階級。一七九一年他參加雅各賓俱樂部，次年放棄貴族稱號，更名菲利浦·平等，故有「平等公爵」之稱。
馬塞利娜·代博爾德－瓦爾莫（1786—1859），法國女詩人。
卡米耶·德穆蘭（1760—1794），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政治活動家。
法國大革命期間，拿破崙嶄露頭角，經巴拉斯介紹，認識了年輕寡婦約瑟芬。傳說，約瑟芬是巴拉斯的好友，經巴拉斯提名，拿破崙被任命為義大利方面軍司令，故稱約瑟芬是拿破崙的恩人，但歷史學家否認此說。
夏爾－路易·菲利浦（1874—1909），法國小說家。
萊昂·巴扎爾熱特，生卒年不詳，法國翻譯家。
弗朗茨·馮·蘭貝赫（1836—1904），德國寫實派肖像畫家。
喬治·杜阿梅爾（1884—1966），法國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
呂克·杜爾丹（1881—1959），法國詩人、評論家、醫生。
夏爾·維爾德拉克（1882—1971），法國詩人、劇作家。
儒勒·羅曼（1885—1972），法國作家、法蘭西學院院士。
讓·理查德·布洛克（1884—1947），法國小說家、劇作家、評論家。
保爾·克洛岱爾（1868—1955），法國象徵主義詩人。
夏爾·貝璣（1873—1914），法國作家。
保爾·布林熱（1852—1935），法國作家、文學評論家。
亨利·吉爾波（1885—1938），法國社會黨人、新聞工作者。
喬瓦尼·帕斯科裡（1855—1912），義大利詩人。
弗朗西斯·雅默（1868—1938），法國詩人。
安德烈·謝尼耶（1762—1794），法國詩人。
即不發願的修女。
阿瑟·西蒙斯（1856—1945），英國詩人、文藝評論家。
威廉·布萊克（1757—1827），英國詩人、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