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獲得自由的第一年，我把巴黎作為禮物奉獻給自己。早年間，我曾有兩次匆匆到過巴黎，對這座極其豪華的城市只有一些粗略的瞭解。但是我敢肯定，如果誰在這裡住上一年，他一輩子都會懷著莫大的幸福回憶這段時光。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像巴黎那樣，有一種使人煥發青春活力的氣氛。人人都有這種感覺，但誰也沒有去查詢根由。
我很清楚，我青年時代那個輕鬆愉快、富有活力的巴黎如今已不復存在。自從世界上最殘酷的魔掌——希特勒的鐵蹄——傲慢地踏進巴黎以來，那種美妙的、悠然自得的生活，真是一去不復返了。當我寫下這幾行字的時候，德國的軍隊和坦克正像白蟻一樣擁向巴黎，要徹底摧毀這座城市神聖的五彩繽紛的、愉快的生活，連根拔掉這座和諧城市永不凋謝的繁榮。現在終於出現了這種局面：「卐」字旗在埃菲爾鐵塔上飄揚，身穿黑制服的衝鋒隊穿過拿破崙的香榭麗舍大道，挑釁性地舉行閱兵。我從遙遠的地方同樣能夠感覺到，當佔領者的翻口皮靴踏進舒適的酒吧和咖啡館時，這些善良的、親切的市民是怎樣心懷屈辱，屋裡的人是如何心驚膽戰。我自己遭遇的任何不幸似乎也沒有像這座城市所遭受的侮辱那樣嚴重，那樣使我震動和沮喪。因為沒有一座城市像巴黎那樣，能使任何與它接近的人感到幸福。它曾給予我們最明智的學說、最傑出的榜樣，同時它又給我們開闢了自由和創造的天地，給我們越來越深厚的美的享受，難道它還能賦予下幾代人這一切嗎？
我知道，我十分清楚，遭受苦難的不只是巴黎，整個歐洲在今後的數十年中都不會重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種安定的局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有團烏雲在明亮的地平線上一直沒有消失，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的怨恨和不信任就像一股折磨人的毒液被注入殘疾的身體。儘管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五年，整個歐洲在社會和科學技術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就個別國家而言，卻失去了原來的生活情趣和田園式的舒適生活。早先，義大利人即使在極端貧困的生活中，也像孩子一樣高興，他們彼此之間充滿信任，又說又唱，一片歡樂，譏諷那個糟糕的「政府」。我可以用幾天時間來描繪這些事。可是現在，他們不得不昂起頭來，懷著厭煩的心情，憂鬱地去行軍。昔日的奧地利，在它善良的氣氛中，顯得那麼輕鬆和自在，它的臣民是那麼虔誠地信賴自己的皇帝，信賴賦予他們美好生活的那個上帝，這樣的奧地利，我如今還敢設想嗎？俄羅斯人、德國人、西班牙人，他們所有人都不知道，「國家」這個兇惡的饕餮從他們的骨髓中和內心中吸吮了多少自由和歡樂。各族人民都感覺到，一塊巨大的、濃厚的陰影，正籠罩著他們的生活。但是，我們這些見識過自由世界的人都知道，也能夠作證：昔日的歐洲人生活得無憂無慮，對他們的萬花筒式的色彩變幻生活異常高興。我們今天不免心驚膽戰，我們這個世界由於自相殘殺的憤怒竟變得如此暗無天日，到處是奴役和監禁。
可是，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絕沒有任何地方像在巴黎這樣能讓我們逍遙自在地生活。巴黎以它的美觀，宜人的氣候，巨大的財富和光榮的傳統，證明了生活的逍遙。當年，我們這些年輕人，每個人在這裡都享受過輕鬆自在，同時我們又反過來把這些輕鬆自在添到巴黎的身上。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斯堪的納維亞人、西班牙人、希臘人、巴西人、加拿大人，他們都感到在塞納河畔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在這裡生活沒有任何強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說話、思考、歡笑、責罵，你喜歡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可以合群也可以獨處；可以闊綽也可以節儉；可以豪華也可以像波希米亞人那樣儉樸，巴黎對每種特殊需要都留有餘地，考慮到各種可能性。那裡有豪華餐廳，備有各種美味佳餚和二三百法郎的各種美酒；還有馬倫哥和滑鐵盧時代的十分昂貴的法國白蘭地。但是在街角的任何一家酒店裡，可以吃到幾乎是同樣豐盛的飯菜，也可以痛飲。在拉丁區十分擁擠的大學生餐廳裡，在吃滷汁煎牛排前後，花上幾個硬幣就可以品嚐到美味小吃，還可以喝到紅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吃上一個棍形麵包。人們的打扮，按其所好。大學生們戴著俊俏的扁平帽在聖米歇爾林蔭大道上溜達，那些拙劣的「畫匠們」也戴這種帽子；但畫家們卻很注意打扮，他們戴著寬邊大禮帽，身著富有浪漫色彩的黑絲絨茄克衫；工人們穿著藍色上衣或者襯衫，悠然自得地在林蔭大道上漫步；保姆戴著布列塔尼人的便帽；酒吧女招待穿著藍色圍裙。只要不是七月十四日法國國慶日，任何一天的午夜過後，都有一對對青年男女在大街上跳舞，警察則在一旁笑著觀望；這時大街就屬於每個人了！在巴黎，誰也不會在別人面前感到不自在。一個漂亮姑娘和一個黑人手拉手走進小旅館，一點也不難為情。在巴黎，有誰關心民族、階級和出身呢？只是到後來這些才被吹噓成嚇人的東西。當時，誰都可以同自己喜歡的男人或女人在一起散步、聊天或同居。別人的事與我有何相干。可是，誰要真正愛上巴黎，他首先要好好認識一下柏林，他必須用僵化的和經過痛苦的嚴格磨鍊制定的舊等級觀念來體驗一下德國人甘心情願的奴性；在德國，一個軍官的妻子不願同一個教師的妻子來往；教師的妻子也不會和商人的妻子來往；商人的妻子不會和工人的妻子來往。可是在巴黎，法國大革命的遺風至今尚存，所以一個無產階級工人覺得自己與他的僱主一樣，都是自由的、享受充分權利的公民；一個咖啡館服務員可以同一個穿金絲邊軍服的將軍握手；勤勞的、規矩的、愛清潔的小市民太太們，對住同一個樓道里的妓女不但不會皺鼻子，反而同她在樓梯上閒聊，她們的孩子還向她送鮮花呢！有一次，我目睹一群富有的諾曼底農民參加洗禮以後，走進一家高階飯店——瑪德蓮教堂附近的拉律飯店。他們穿著笨重的鞋子，踏在地板上噔噔作響，一身家鄉服裝，頭髮上抹著厚厚的一層油，連廚房裡都能聞到頭油的香味。他們高聲談話，酒喝得越多嗓門就越大。他們一邊放聲大笑，一邊拍拍自己女人的胖臀部。他們是真正的農民，坐在身著漂亮的燕尾服和濃妝豔抹的人旁邊，一點也不感到拘束。再說服務員，那個臉颳得淨光的服務員也不對他們嗤之以鼻，而是以招待部長或某個閣下的同樣的禮節周到地伺候他們。要是在德國或者英國，服務員對這些鄉下人就會嗤之以鼻了。在巴黎的梅特爾大飯店，甚至以特別熱情地迎接這些不拘小節的客人作為一種樂趣。巴黎只知道對立的事物可以並存，不知道什麼上等和下等。繁華的大街和難行的小巷之間沒有明顯的界線，到處都是一樣的快樂和一樣的熱鬧。在郊外的農舍裡，賣唱藝人在演奏樂曲；年輕的女縫紉工一邊做活一邊唱歌，其歌聲飄到窗外；空氣中不時傳來歡笑聲或親切的呼喊聲。不論在什麼地方，如果兩個馬車伕發生了口角，事後兩個人會握手言和，並一起喝一杯葡萄酒，砸幾個牡蠣做下酒菜。在巴黎沒有什麼難事和棘手之事。和女人的關係，容易接上也容易脫離。任何一個姑娘都容易找到同自己般配的男人，任何一個小夥子也都能找到一個對兩性關係比較開放的活潑女友。是的，如果想生活得自由自在，就到巴黎去。特別是當你年輕的時候！在這裡，東遊西逛也是一種樂趣，這也是在巴黎生活的必修課。因為這裡所有的一切都向每個人開放，你可以走進舊書店，看一刻鐘的書，店主不會抱怨更不會發牢騷；也可以去幾家小型畫廊；還可以去舊貨商店慢吞吞地挑選自己需要的一切。你可以在德魯奧特飯店靠拍賣舊物過寄生的生活，也可以在庭院裡與女管家聊天。假若你在大街上閒逛，街道兩旁欣欣向榮的新面貌和新東西，會像磁鐵一樣把你吸引住，使你流連忘返。如果走累了，就從上千家咖啡館中找一家有露臺的坐下，可以用這裡的免費信紙寫信，聽小販們兜售那些過時的多餘的小商品。春暖花開之際，陽光明媚，塞納河上碧波微微，林蔭道上的樹木開始吐綠，年輕姑娘戴著用一個硬幣買來的紫羅蘭花環。這個時機，誰還能待在家裡，又有誰想回家呢？不過，你要想在巴黎生活得舒適自在，不一定非在春天。
我初次結識這座城市的時候，它還不像今天這樣，有地鐵和各種汽車把城市連線成一個整體。在當時，巴黎的唯一交通工具是由渾身冒熱氣的肥壯的馬匹拉的廂式馬車。從這種馬車的第二層，即頂層上觀看巴黎，車速緩慢，是再好不過了。那時候，從蒙馬特到蒙帕納斯去一趟，算是一次小小的旅行了。因此，我覺得那些關於巴黎小市民節儉的傳聞是完全可信的。他們捨不得花錢去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所以，住在塞納河左岸的巴黎人，從來不到右岸去；有些孩子只在盧森堡公園裡玩，卻從沒有去過遠處的杜伊勒裡公園和蒙梭公園。在馬車時代，車費是小市民必須考慮的。所以一個真正的市民或者老巴黎人最喜歡蟄居在家，待在自己的小圈子裡，他們在大巴黎內部創造了一個小巴黎。所以巴黎的每個區域都有自己明顯的特點，甚至有不同的地方色彩。正因為如此，當一個外國人到了巴黎，選擇在何處下榻，要費一番腦筋才能下決心。現在拉丁區不再對我有什麼吸引力。我二十歲那年到巴黎作短暫停留，剛下火車我就直奔拉丁區，第一個晚上就坐在瓦歇特咖啡館裡，我懷著敬意讓別人指給我看魏爾倫坐過的座位，還有那張他喝醉時常用自己粗實的手杖敲打的大理石桌，我這樣做，也是為自己增加一些體面。為了表示對他的尊敬，我這個滴酒不沾的詩壇小卒還喝了一杯苦艾酒，雖然我覺得這種發綠的劣等酒一點兒也不好喝。我相信，作為一個敬仰前輩的年輕人，我有義務在拉丁區裡恪守法國抒情詩人的儀式。按當年的風尚，我最願意住在索邦區的一幢六層樓的閣樓上，以便能比書本上更加真實地領略拉丁區的風采。可是我二十五歲時，不再感到這裡是那麼質樸和富有浪漫色彩了，我倒覺得，拉丁區太國際化，太沒有巴黎味了。我在這裡選擇一個永久住所，不再出於文人懷古的心情，而是儘可能地方便我的工作。為此，我十分經心地考察過一番。從有利於我的工作的角度來講，香榭麗舍大道不適宜，和平咖啡館周圍更不合適，因為那些巴爾幹半島的有錢人都在這裡聚會，除了招待，沒有人說法語。倒是教堂和修道院林立的聖絮爾比斯教堂四周的清靜區域對我有吸引力，里爾克和絮阿雷斯也喜歡在這裡居住，但我更希望在連線塞納河兩岸的聖路易斯河心島上找到住所。不過，我到巴黎後的第一個星期裡出去散步時，發現了一處更美的地方。當我在皇家宮殿的走廊下閒遊時，我發現十八世紀「平等公爵」建造的外形一樣的一批房子中間，有一座宏偉的特別突出的顯貴宮邸，現在已是一座普通的旅館了。我走進旅館，請他們讓我看一看裡面的房間，我驚喜地發現，從窗子裡向外望，正是皇家宮殿的花園，暮色降臨，花園漸漸隱沒在黑夜之中。城市的喧鬧聲在這裡隱約可聞，宛如遠方海岸波濤不斷的拍擊聲。雕塑沐浴在月光之中，清晨，微風陣陣吹來附近「大廳」裡濃濃的菜香。在皇家宮殿這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四方形建築物裡，曾經住過許多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詩人和政治家。皇家宮殿對面是那幢馬塞利娜·代博爾德－瓦爾莫住過的房子，巴爾扎克和維克托·雨果曾經在這幢房子裡攀上百階狹窄的樓梯，到閣樓去拜訪這位我也非常喜歡的女詩人。皇家宮殿是卡米耶·德穆蘭號召人民向巴士底獄進軍的地方。那裡有條不露天的走廊，鋪著地毯，是那些並不十分崇尚美德的夫人散步的地方。可憐的小小少尉波拿巴曾在這些夫人中尋找自己的恩人。這裡的每塊石頭都訴說著法國的歷史。再過一條街，就是國家圖書館，我可以在那裡度過整個上午。藏有名畫的盧浮宮博物館和川流不息的林蔭大道都只有一箭之遙。我終於住進我夢寐以求的地方，這裡是巴黎的心臟，可以摸到法國的脈搏。我還記得，有一次安德烈·紀德來看我，他對在巴黎市中心竟有這麼個幽靜的地方感到驚訝，他說：「我們自己的城市中最美的地方，還要外國人向我們指出。」說真的，在市中心除了這間富於浪漫色彩的書房外，我再也找不到一處既有巴黎風味，同時又十分雅靜的地方了。
當時，我急不可待地到大街上四處溜達，儘量地觀看，儘量地尋找！我不僅要重溫一九〇四年的巴黎，還要用我的全部感官和心靈去體驗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崙和革命時代的巴黎，瞭解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和巴爾扎克、左拉及夏爾–路易·菲利浦的巴黎，熟悉所有的街道、人物和事件。誠如我在法國始終感受到的那樣，我在巴黎也感受到，偉大的寫實文學紮根於民間，具有永久不衰的力量。因為眾多的詩人、小說家、歷史學家和風俗畫家的藝術創造，我目睹巴黎過去的一切。如今在我的心中早已熟悉的東西，在實際的接觸中顯得更加生動。肉眼的觀察就是一種再認識，就像希臘悲劇中的人物「重新認出」親朋好友來一樣，這也是一種樂趣。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讚譽的，這是一切藝術享受中最偉大、最富有魔力的事情。但是有一點，你若要了解一個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隱蔽之處，絕不能通過書本，即使你到處閒逛無數次，也無濟於事，只有通過了解或認識該城和該民族中最優秀的人物才能解決。要了解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真正聯絡，只能從活著的人的思想脈絡中獲得；從外部觀察到的一切都是一種真實的草率的概念。
我對待別人始終是友好的，我和萊昂·巴扎爾熱特的友誼最為深厚。由於我和維爾哈倫的密切關係，我每週兩次到聖克盧大街去看望他，這也避免了我像大多數外國人那樣陷入由國際畫家或作家組成的輕浮的小圈子中去。那些人一般在多姆咖啡館聚會，而在其他地方，如慕尼黑、羅馬或柏林，基本上也是這種人。我和我的朋友們與他們相反，我和維爾哈倫一起看望一些畫家和詩人，他們住在燈紅酒綠、喧囂不休的市中心，但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創造的寂靜之中，就像在一座孤島上，埋頭寫作。我還看過雷諾阿的工作室和他的優秀學生們。印象派畫家的作品今天價值數萬美元，可是他們的生活同小市民或領養老金者的生活沒什麼兩樣；他們住的小房子還兼作畫室，沒有「擴建」。他們不像慕尼黑的蘭貝赫和其他名畫家那麼講排場、圖闊氣，以仿效華麗標準建造的奢侈別墅來炫耀自己。同畫家們一樣，詩人們的生活也相當簡樸，我不久就同這些人很熟悉了。他們中大部分人在政府機關有份不太繁忙的公務員工作。在法國，從低層到高層，人人都尊重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於是多年來形成了一個聰明的辦法，給那些收入不高的作家和詩人一件清閒自在的差使做做，如在海軍部或參議院當圖書館員。這種差使收入不多，但很清閒，因為參議員們輕易不來借書，這個閒職者就可以在那幢別具一格的老參議院大樓裡利用工作時間舒舒服服地作詩，窗外就是盧森堡公園，室內安靜又舒適，而且用不著考慮稿費之事，因為收入雖不多，但足夠用。還有的詩人身兼醫生，像以後的杜阿梅爾和杜爾丹；有的開一爿小型畫廊，像夏爾·維爾德拉克；有的當中學教師，像羅曼和讓·理查德·布洛克；有的在哈瓦斯通訊社裡混時間，像保爾·瓦萊裡；有的幫出版商做事。這一代作家和藝術家不像後一代人那麼狂妄自大，認為當圖書館員有失身份。後一代人被電影和書的大量印刷給毀了：在藝術方面剛嶄露頭角，就想過隨心所欲的生活。而他們的前輩不慕虛榮，自願從事那種卑微的工作，無非是想使自己的生活有些保障，從而使自己的精神勞動不受外界干擾。因為生活有了保障，他們就不去理睬腐敗的巴黎大報紙；他們能夠給自己的小雜誌寫文章而不取分文稿酬——維持這種小雜誌總要作出個人犧牲；他們也能平靜地接受這一事實：他們的劇本只能在文學家的小劇院演出，因此，作者的名字只有圈內人知道。像克洛岱爾、貝璣、羅曼·羅蘭、絮阿雷斯、瓦萊裡，他們的名字在數十年內只有極少數文學中堅分子才知道。在這個繁忙的城市裡，他們是唯一沒有緊迫感的人。安安靜靜地生活，安安靜靜地為那個遠離「鬧市區」圈子裡的人工作，比出風頭更重要。他們甘心過一種淡泊的小康生活而並不覺得難為情，只要在藝術方面能自由大膽地思考，其他事情無所謂。他們的妻子親自下廚和操持家務。晚上同事們在一起聚會，招待非常簡單，因而更顯親切。大家坐在便宜的草編椅上，圍著一張隨便鋪了一塊花格布的桌子。他們的房間比不上同一層樓住的裝修工家那樣闊氣，然而他們都覺得自由自在、無拘無束。他們沒有電話，沒有打字機，沒有秘書；他們避免使用一切機械裝置，就像他們不想充當宣傳工具一樣。他們寫作還是用一千年以前的辦法：手寫。就像法蘭西水星那樣的大出版社也不採用口授打字，沒有一件複雜的裝置。他們不追求外表，也不因追求聲譽和排場而浪費時間和精力。法國所有的青年詩人和法國全民族一樣，都是懷著對生活的樂趣而生活著，當然，作家的生活還有自己最高尚的形式，即懷著對寫作的無限喜悅而生活。我新交往的朋友，他們的清廉大大修正了我對法國詩人的印象。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布林熱及其他一些著名時代小說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後一類作家以為「沙龍」就是整個世界！我從前在家中看到的讀物給我的印象是：法國婦女都是隻知照鏡子的交際花，她們滿腦子風流韻事和揮霍浪費。一些詩人的妻子糾正了我極其錯誤的看法。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麼賢慧、文靜的主婦，她們是那樣勤儉、樸實和快活，即使在最拮据的情況下，也能像變魔術似的在爐灶上創造出小小的奇蹟；她們精心照料孩子，並且忠誠地與丈夫的精神生活聯絡在一起！只有作為朋友和同行生活在那個圈子裡，才能瞭解真正的法國。
我的朋友萊昂·巴扎爾熱特，他的名字在法國新文學的大多數著作中被不公正地遺忘了。可是他在那一代詩人中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他把自己最充沛的精力全部傾注在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上，他為自己喜愛的人獻出了自己全部的風茂年華。我在他這個天生的「同道」身上看到一個活生生的自我犧牲的絕好典型；他真是一個全心全意奉獻自己的人；他認為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任務，就是幫助那個時代最有價值的作品發揮作用；他是那些作品的發現者和翻譯者，他本應得到榮譽，但他並不追求也不沉湎於這種榮譽。他的滿腔熱情是他的道德意識自然促成的。他的外表看起來頗像個軍人，而他卻是一個積極的反軍國主義者。在交往中，他表現出一個真正戰友的誠摯。任何時間他都樂於助人，給別人出主意，待人一貫誠懇；辦事像鐘錶那樣準時，對別人遇到的事他都關心備至，從不考慮個人得失。為了朋友，他不吝惜自己的任何時間和錢財。世界各地都有他的朋友，雖然為數不多，而且有所選擇。他用了整整十年時間翻譯了沃爾特·惠特曼的全部詩歌，並寫了一篇關於惠特曼的豐碑式的傳記，以便讓法國人瞭解這位大詩人。惠特曼是一個熱愛世界的自由人，他以惠特曼為榜樣，引導祖國人民的思想眼光越出國界，使國人變得更雄壯、更友好團結，這已成為他畢生奮鬥的目標，即一個最優秀的法國人，同時也是一個熱誠的反民族主義者。
我們不久就成了親密無間的朋友，因為我們倆並不只想到自己的祖國，因為我們都翻譯外國作品，因為我們都是隻知奉獻而不要名譽地位，因為我們倆都把思想自由看作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從他的身上，我第一次瞭解到那個「帷幕後」的法國。後來，我在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中讀到奧裡維是如何反對德國人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時候，我幾乎感到，書中描寫的這段簡直是我和萊昂·巴扎爾熱特共同的親身經歷。但是，我們兩人之間的友誼經常碰到尷尬的局面，從而產生阻力，在一般的情況下，這種阻力必然會妨礙兩個作家之間的真誠、和諧的關係。這個局面是：巴扎爾熱特以驚人的坦率態度堅決不接受我當時所寫的一切。不過，這正是我們友誼中最寶貴的，也是我最難以忘懷的一點。他喜歡我本人，我翻譯維爾哈倫的作品所作的貢獻，他表示最深切的感激和敬意。每逢我到巴黎，他必定到車站接我，總是第一個和我打招呼、向我表示歡迎的人。當我需要幫助的時候，他總是盡力幫忙。在一些重大的關鍵性問題上，我們兩個的看法總是一致的，關係融洽勝過一些親兄弟。但是他對我寫的作品完全持否定態度。他是在亨利·吉爾波（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列寧的朋友扮演過重要角色）的翻譯中初次讀到我的詩和散文，他直言不諱地表示反對，甚至不留情面地指責說，我的這些作品與現實毫無關係，完全是一種神秘莫測的文學（他對這種文學最厭惡）。他又說，他之所以這樣生氣，是由於這些作品恰恰是我寫的。他為人一貫正直，在這一點上從不退步，也從不講情面。一次，他主持一份雜誌時，曾要求我給予幫助。所謂幫助，是要我替他從德國物色幾個勝任的撰稿人，也就是說，替他從德國組織一批比我的作品更好的稿件。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卻從未要求我寫一行字，也不打算採用我的一行字。雖然如此，他還是為一家出版社校訂我的一本書的法譯本，他不要稿酬，完全是一種真誠的友誼的犧牲。儘管我們之間的關係顯得特別離奇，但這種情同手足的友誼十年內從未削弱過，這使我更覺得特別可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宣佈我早年的作品一律作廢，當我後來的作品從思想和形式上都具有深刻的個性時，恰恰是巴扎爾熱特首先對我的作品表示讚賞，這使我萬分高興。因為我知道，他的讚賞是真誠的，就像他以前十年裡對我的作品直率地表示否定一樣。
在這裡我要提到萊內·馬利亞·里爾克這個尊貴的名字。儘管他是德語詩人，我卻在「巴黎」這一章裡提到他，是因為我在巴黎同他見面的次數最多，同他的關係最好；在構成巴黎背景的眾多古老人像中，里爾克的面貌尤為突出。今天，當我回想起他和其他一些對文學有千錘百煉之功的大師時，當我回想起像可望而不可即的星辰一樣照耀著我青年時代的那些作家的名字時，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產生了一個可悲的想法：在我們這個喧囂騷動和驚慌失措的時代，難道還有可能產生專心致志於抒情詩創作的純粹詩人嗎？我們不勝惋惜的那一代詩人，那不是很快就無處可尋了嗎？在被命運的風暴攪亂的日子裡，那一代詩人後繼無人了。那些詩人不要求外部的生活，他們不是凡夫俗子，他們不追求榮譽、頭銜、實利，他們所追求的，是在安靜的環境中苦思冥想，把一節一節的詩完美地聯接起來，使每行詩都富於音樂性，充滿光彩，富於形象。他們志同道合的人所形成的圈子，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喧囂中，簡直像一個受教規約束的宗教團體。他們故意疏遠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天底下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優美的、然而比時代的轟隆聲更富有生命力的音響；如果一個韻腳與另一個韻腳搭配得恰到好處，作者的心中便會產生一種無法形容的激動，這種激動悄然無聲，比一片風中的樹葉飄落的聲音還要輕，但它卻以自己的迴響觸及深遠的心靈。在我們這些當時的青年人看來，那些忠誠於自己事業的、處處為榜樣的詩人們是多麼崇高；他們是一絲不苟的語言公僕和守護神；他們把自己的愛獻給了詩歌語言；他們不迎合當時的時代語言和報紙的語言，而是追求一種持久的更富於生命力的語言。我們簡直羞於看他們一眼，因為他們生活得那麼平凡，那麼樸實，那麼溫良；他們有的像農民一樣默默無聞地住在鄉下，有的從事一種小的職業，有的作為一個熱情的朝聖者周遊世界。他們大多數人不為人知，因此，只有少數人衷心地熱愛他們。這些詩人分屬不同國家，有德國的、法國的、義大利的，但是他們都生活在詩的王國裡；在那裡，詩人們完全拋棄一切曇花一現的東西，專心於真正的藝術創作，從而使他們自己的生活變成了一種藝術。在我們這一代青年中間竟然有這麼純潔的詩人，簡直不可思議。因此之故，我不時懷著暗自憂慮的心情問自己：在我們這個時代，在我們這樣新的生活方式之中（這種生活方式把詩人們從內心的藝術境界中驅逐出去，就像森林大火把躲藏在老窩裡的野獸趕出來一樣），難道還可能有那些全心致志地從事抒情詩藝術的人嗎？我很清楚，每個時代都會產生一個創造奇蹟的詩人，歌德為拜倫寫的輓歌中那句動人的話始終是對的：「因為世界不斷地創造他們，如同他們自古以來不斷地創造世界一樣。」這樣說來，詩人會不斷產生，永不枯竭，即使在最不體面的時代，不朽的上帝也會給我們留下珍貴的信物：詩人。我所說的時代，不正是今天這個時代嗎？在我們這個時代，即便是最潔身自好，最不聞天下事的人，也不會得到安寧，得不到那種創作中醞釀、寫作、思考和集中思想所需要的安寧，而在戰前的歐洲，在那個比較友善的和平的時代，詩人們還是能夠享受到這種安寧的。我不知道，所有的詩人，如瓦萊裡、維爾哈倫、里爾克、帕斯科裡、弗朗西斯·雅默，他們在今天還有多少價值；我也不知道，他們對今天的年輕一代還會有多大影響；這一代青年人滿耳不只充斥著不悅耳的音樂，而且還有宣傳機器的怪叫和兩次世界大戰的隆隆炮聲。我只知道，並且感到有責任懷著感激的心情說出：當今那些在詩歌藝術上登峰造極的獻身者，竟出現在越來越機械化的世界裡，對我們有多大的教益，使我們受到多大的鼓舞啊！當我回首往事，我覺得我一生當中最有意義的收穫，莫過於我有機會和他們之中的某些人交往，莫過於我和他們的持續友誼常常與我早年對他們的景仰聯絡在一起。
在這些詩人中間，也許再也沒有一個人像里爾克那樣生活得更謹慎，更神秘了。但是，這並不是一種故意的、被迫的（或像牧師那樣出於無奈的）孤獨，猶如斯蒂芬·格奧爾格在德國過的那種孤寂生活。不論里爾克走到哪裡或在哪兒駐足，在他的周圍就會產生一種寧靜的氛圍。由於他拒絕和迴避一切嘈雜，甚至一切榮譽——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榮譽是「圍繞一個名字聚集起來的全部誤會的總和」——那種好奇的空洞的滾滾巨浪只打溼他的名字，並沒有打溼他本人的身體。要找到里爾克是相當困難的，他沒有家，沒有地址，沒有住宅，沒有固定住所，沒有辦公地點；他總是在周遊世界的途中，因此沒有人能斷定他的行蹤。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會轉到哪裡去。對他那顆極其敏感和多愁善感的靈魂來說，任何死板的決定、任何計劃和預先通知，對他都是一種壓力。我同他相遇，純屬偶然。有一次我站在義大利美術館裡，我彷彿覺得有人向我走來，並向我微笑致意，但我不知道他是誰。只有當我看到那雙藍眼睛時，我才認出了他。他的雙眼在注視別人的時候，目光含蓄，閃爍著光芒。這不引人注目的目光恰恰表現出他性格中最深邃的秘密。成千上萬的人從這個蓄著略微憂鬱飄逸的金黃鬍鬚的年輕人旁邊走過，誰也不會知道他是個詩人，我們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面部沒有明顯的線條，多少有點斯拉夫人的臉形，臉上略帶憂鬱。他的性格特點，即他內心裡那股不同尋常的分寸感，只要與他加深來往，你就會體驗到。他的舉止言談有股難以描繪的斯文勁兒。當他走進一個眾人集聚的房間時，一點聲音都沒有，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他的到來。然後他坐在旁邊，一聲不響地聽別人講話。有時候，他對什麼產生興趣時，會無意識地抬起頭。在他自己說話時，毫無譁眾取寵之心或激昂慷慨之詞。他講得自然又質樸，同時充滿著愛，就像母親給孩子講童話一般。聽他講話叫人高興，即便是一個最一般的題目，他也會說得生動有趣。一旦他覺得自己成了這個圈子的中心，受到眾人的注視，他立刻停止說話。他的每個動作，每個姿態，都是那麼斯文。縱然發出笑聲，他也從不大笑，只是表示一點意思，就立刻收斂。輕聲細語是他本身的需要。再也沒有比嘈雜和激動的感情更使他心煩意亂了。有一次，他對我說：「那些表達自己的感受像噴血一樣的人，使我疲憊不堪。因此，我很少接近俄羅斯人，就像我只是淺嘗利口酒一樣。」除了舉止適度外，條理、清潔、安謐，都是他生理上的需要。有時他必須乘一輛擁擠的電車或者不得不坐在嘈雜的飯店裡，這都是他心神不寧的時刻。一切庸俗的東西都使他不堪忍受，雖然他的生活並不寬裕，但他非常注意衣著至善至美，乾淨得體。他的一身打扮同樣是經過精心設計的藝術品，一點也不惹人注目，但有他本身的特點，戴一件心中暗自喜愛的小裝飾品，如一隻薄薄的銀手鐲。這是因為美學的完美和對稱已滲入到他的內心深處和個人生活之中。有一次，我在他的住所看他準備旅行箱，他不讓我幫忙，肯定是怕我弄不好。他把每件東西精心地緩緩塞進事先已留出的空間，簡直就像鑲嵌馬賽克那樣。我這時覺得，倘若我插上一手，定會鑄成大錯，破壞他那繡花般的工作。他愛美的天性緊緊伴隨著他，一直滲透到那些無關緊要的小事上；不僅如此，他的手稿也是用他的圓熟的書法細緻地寫在最美的稿紙上，行與行之間的空白，好像是用尺子量過一樣；就是寫一封最普通的信，他也選用好的紙張，通常他都用純淨的豐滿書法把字寫在空白格里。即便是寫一張緊急通知，他也從不允許自己塗改一個字；如果有一句話或一個詞有點不恰當，他會很有耐心地立刻重寫一遍。里爾克絕不把還沒有全部完成的東西出手。
里爾克的慢條斯理，同時又是嚴肅認真的本性，對每個接近他的人都具有魅力。就像我們能夠想象里爾克不可能激動一樣，我們也會想到，在他那安靜祥和的氣質影響下，不會有人大聲喧鬧和無理取鬧。因為他的舉止本身就有一股震撼的力量，一種教育的力量和一種道德的力量，它們在秘密地發揮作用。每次與他長時間地談話以後，我總有幾小時或幾天脫離凡塵的感覺。但另一方面，他一貫重視節制的天性，即控制自己盡興的意志，也會過早地限制所有的特殊的真實感情，使它無法發揮出來。我相信，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自豪地稱呼里爾克是「朋友」。他出版的六卷通訊集，沒有一篇是與人談心的對話；自他離開中學以來，在交往中幾乎從來不用那個表示親密關係的稱呼——「你」。他多愁善感，不論何人何事過於接近他，他都會覺得無法忍受，特別是那些陽剛的男性，都會引起他的不快。他倒願意同女人交談。他給女人寫了不少信，他很樂意寫這樣的信；在女人面前，他感到更加舒服自在。也許由於女人的聲音不帶喉音，聽起來舒服，喉音那種令人不快的聲音會使他難受。有一次，我看到他同一個大貴族談話，只見他全身緊縮在一起，痛苦的雙肩抖動著，不敢抬頭向上看，為的是不露出自己的不滿。這個情景我至今歷歷在目。這個貴族用假嗓說話，使他極不舒服。如果他對某人抱有好感，那麼和他在一起，又是多麼有意思啊！事後你會體驗到里爾克內心的善意。雖然這種善意在他的談吐中、表情中顯露得不多，但是這種透入到他心靈最深處的善意光輝，是多麼熾熱、多麼神聖啊！
里爾克，在巴黎這座使人心胸開闊、最最開放的城市裡生活和工作，是膽怯和壓抑的，也許因為在這裡他的作品和他的名字還不為人所知；因為他覺得隱姓埋名會使他更自由、更順利。我去拜訪他的時候，他住在租來的兩間大小不同的房裡，屋裡陳設簡單，沒什麼裝飾；由於他特有的審美，所以一走進房間，就感到其中別有風味，充滿寧靜。他從來不租嘈雜的樓房，寧願租幾間偏僻的舊房子，雖然有點不方便，可住在這裡如同在家裡一般；不論住在哪裡，由於他有條不紊的習慣，他會立刻把房間佈置得別有風味，適於他自己的天性。他周圍的東西很少，但總有一隻花瓶或一隻碗裡插著盛開的鮮花，也許是女人送的，也許是他自己小心翼翼帶回來的。牆邊總是放著書籍，裝幀精美，有的仔細地包著書皮。他愛書如命，就像把它們當作不會說話的動物。在寫字檯上，並列擺放著鉛筆和鋼筆，還有一疊沒有寫過的紙整齊地放在右角；房間裡還有一幅俄羅斯正教尊奉的聖像和一幅耶穌蒙難時的天主教聖像，我相信，這兩張聖像，不論他走到哪裡，總不會離身。這兩張聖像給他的房間增加了一些宗教色彩，儘管他信教的熱忱與那些固定的教義毫不相干，似乎是泛神論者。我從一些細節中發現，他房間的擺設是他精心設計的，並小心謹慎地保持著。如果我借給他一本他沒有看過的書，這本書還到我手中時，上面已經平平整整地包了一層緞面封皮，繫著一條彩色綢帶，像一件節日禮物似的。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天，里爾克來到我的住處，帶來了他的散文詩集《旗手克里斯多夫·里爾克的愛與死亡之歌》的手稿，作為禮物送給我；至今我仍儲存著那條系捆手稿的綢帶。但是，最令人高興的事還是同里爾克一起在巴黎散步。因為同他在一起，就意味著用彷彿睜大了的眼睛去觀察那些最不起眼的東西；他特別注意那些細枝末節，甚至公司招牌上的名稱，如果名稱的音律和諧，他便念出聲來。我從他身上看出來，能引起他強烈的願望去認識一座城市和它的每個角落、它的最偏僻之處的，只有巴黎。有一次，我們兩個相遇在一個共同的朋友家裡，我對他說，我昨天偶然走到皮克普斯公墓的舊柵欄旁，那裡埋葬著斷頭臺上最後一批犧牲者的遺骸，其中就有安德烈·謝尼耶。我向他描述了那塊令人感慨的小小草地，上面排列著一座座孤單單的墓頭；外國人是很難見到那種墳塋的。接著我又向他敘述，我在回來的路上從道邊一扇敞開的大門看到一座修道院裡面的情景：有幾個半俗尼拿著念珠，一聲不吭，靜靜地繞著圓圈漫步。說到這裡時，我發現他——這個平時非常穩重、自制的人——突然變得急不可待。這樣著急的情況，我沒見過幾次。他急切地對我說，他一定要去看看安德烈·謝尼耶的墳墓，看看那座修道院，問我願意不願意領他去。其實第二天我們就去了。他默默地站在那塊寂寞的墓地前久久不肯離去，稱這塊墓地是「巴黎最有詩意的地方」。但在回來的路上，修道院的門沒有開。此時我可以考驗他的耐心了。他說：「我們在這裡等等，碰碰運氣吧！」說著，他就站到了一旁，微微低下頭，準備著，一旦大門開啟就能看到。我們等了二十分鐘，門仍然沒開。不多時，一個修女沿著我們來時的路走過來，拉響門鈴。他激動不已地輕聲說：「運氣來了。」這位修女也發覺了他在不聲不響地向裡窺視。我是說，人們從遠處就能覺察他要幹什麼。所以，修女向他走去，問他在等誰。他笑臉迎著修女，這輕柔的微笑立刻贏得了信任，他坦率地對她說，他非常想看看修道院裡的通道。修女微笑著對他說，她很抱歉，不能讓他進去。可是她給他出了個主意，讓他到旁邊的園丁小屋裡去，從屋裡最上面的窗戶望出去，同樣會看得很清楚。小小的一個主意，彷彿給了他許多恩惠似的。
後來，我與里爾克相遇過多次，每當我想起他，就想起我們在巴黎相遇的情形，而巴黎最最不幸的時刻他卻沒有經歷過。
對於閱歷、根基淺薄的人來說，與大人物相見，必定獲益匪淺；但是對我來說，我還應獲得對我一生有決定意義的教益，而這教益卻意外地降臨在我的身上。有一次，我在維爾哈倫家與一位造訪維爾哈倫的藝術史家辯論起來，他抱怨說，偉大的雕塑和繪畫時代已經過去了。我激烈地反駁他說，我們中間不是還有羅丹嗎？他作為雕塑家並不比過去偉大的藝術家遜色。我開始數說羅丹的作品。我越說越激動，越說越不能自控；每當我反對一件事時，總是這樣。維爾哈倫沒說話，暗自發笑。他最後說：「你那麼喜歡羅丹，應該親自去與他認識一下。我明天去羅丹的畫室，如果你方便的話，我帶你一起去。」
問我方便不方便？我簡直高興得無法入眠。當我到了羅丹那裡，我激動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我沒有向他致意，只是站在他的作品中間，我自己似乎也成了他的作品。奇怪的是，我的狼狽像是得到了他的讚許，因為在告別時，這位老人向我發出了邀請，問我是否願意看看他在默東的畫室。他甚至請我同他一起用餐。就這樣，我得到了第一點教益：偉大的人物總是心腸最好的。
我得到的第二點教益是：偉大的人物在生活中幾乎都是最樸實的。在這位享譽世界的偉人家裡——他的作品一條線地精心琢磨——我們就像朋友那樣，飯菜又是如此簡單，就像一箇中等農民家庭的生活水平：一塊厚實的肉、幾顆橄欖，一道豐足的水果，還有本地產的原汁葡萄酒。我逐漸隨意起來，最後有了勇氣，說話也不拘謹了，彷彿我同這位老人及他的妻子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吃完飯後，我們又重新進入他的畫室。這是一間大廳，裡面集中了他最重要作品的複製品，另外還有數百件珍貴的單件習作——一隻手、一隻胳膊、一束馬鬃、一隻女人的耳朵，大多數是用石膏塑成的。今天我依然記得他作練習用的若干件造型草稿。我在他畫室裡參觀的那一個小時，今天可以講上幾個小時。最後羅丹大師領我來到一個基座旁，上面擺放著他的最新作品——一座頭上蒙著溼布的女人肖像。他用那雙農民似的滿是皺紋又厚實的手揭下溼布，接著向後退了幾步。「妙極啦！」我情不自禁地從壓抑的胸中喊出了這句話，同時我又為自己說出如此庸俗的詞語感到慚愧。而他始終保持著冷靜的客觀態度，打量著自己的作品，沒有一絲自負的表現，對我的話附和了一句：「是嗎？」接著他躊躇起來：「只是肩膀有點……等一下！」他脫去上衣，穿上白色工作服，拿著鏟子，在肩部熟練地颳了幾下，把那女人肖像柔軟的肩頭皮膚弄平滑了，顯得更加生動。接著，他又向後退了幾步：「這裡還有點……」他喃喃地說道，又在細節上作了小小的修飾，而效果卻十分明顯。然後他不再說話，只是一會兒向前，一會兒退後，從一面鏡子裡觀察他的作品。他一邊嘀嘀咕咕，發出別人聽不懂的聲音，一邊修改他的作品。他的眼睛在吃飯時顯得和藹可親，此時卻閃耀著奇特的光芒，他彷彿變得更高大、更年輕了。他用全部的熱情和魁偉的身軀的全部力量工作著。每逢他向前或後退時，地板嘎吱嘎吱直響。然而他根本聽不到這些。他也沒有注意到在他的身後，我正不聲不響地站著。像我這樣一個年輕人能目睹這樣一位蓋世無雙的藝術大師從事創作，我感到萬分幸福和無比的激動。這時，他把我全忘了，對他來說，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那座雕像，以及他那無形的精益求精的構思。
一刻鐘過去了，半個小時過去了，我不知道時間過去了多久。偉大的時刻是不能用時間來衡量的。羅丹全神貫注埋頭創作，就是雷鳴也不能把他驚醒。他的動作越來越用力，甚至有點發狂；接著他變得粗野，完全沉浸在陶醉狀態之中；隨後，他的動作越來越慢，之後，他的雙手遲疑起來，好像知道沒什麼可幹了。他向後退了一次，又退了一次，二次，三次，再也沒有修改什麼。接著他輕輕嘟囔了幾句，細心地把遮布蓋在雕像上面，就像把一條圍巾搭在心愛的人身上一樣。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全身放鬆下來。他的形象又重新迴轉過來，激昂的情緒逐漸消失了。隨後發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他脫掉工作服，換上剛才的衣服，轉過身要走了。他在這段聚精會神工作的時間裡全然把我忘了。他記不得他領一個年輕人到他的畫室來，為的是讓他看自己的作品。而這個年輕人緊張地站在他的身後，呼吸短促，一動不動，彷彿他的一件作品。
他朝房門走去，當他要關上房門的時候發現了我，他的雙眼幾乎有點憤怒地盯著我，似乎在說：這個外來的年輕人是誰？怎麼偷偷溜進我的畫室？不過，他隨即就想起來了，幾乎有點不好意思地向我走來。「對不起，先生，」他開始說道，可是我只是激動地握著他的一隻手，我甚至想親吻這隻手。因為在這一個小時內，我看到了一切偉大的藝術的永恆的秘密，也就是人世間一切藝術創作的秘訣：全神貫注，不僅思想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個藝術家都要忘掉自我，忘掉周圍整個世界。在這裡，我學到了這點對我畢生有用的教益。
我本來打算五月底從巴黎到倫敦去，可是不得不提前兩週出發，因為我那個可心的住所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麻煩，使我深感不快。這是一件特殊的偶然事件，讓我覺得非常有趣，同時也使我瞭解到法國環境中完全不同的一種思想方法，使我頗受教益。
聖靈降臨節期間，我離開巴黎兩天，同朋友們一起去參觀壯麗的沙特爾大教堂，我還從來沒去過呢。星期二上午我回到旅館住處的房間，換衣服時卻發現，幾個月以來一直放在角落裡的那隻箱子不見了。我馬上跑下樓去找旅館的老闆。每天他同他老婆換班，坐在那間狹小的門房裡。他是一個健壯的、滿面紅光、矮胖的馬賽人。我經常同他說說笑笑，有時和他一起在對面的咖啡館裡玩他最喜歡的十五子游戲。他聽我一說，便立刻激動起來，用拳頭擊著桌子，怒氣衝衝地大叫起來：「啊，原來如此！」他這樣說，別人不知他是什麼意思。他急急忙忙穿上外套——他在門房裡總是穿著襯衫——脫下拖鞋換上鞋子，一邊向我解釋事情的經過。也許我有必要追述一下巴黎住房和旅館的一大特點，以便弄清事情的原委。在巴黎，一般的住所和旅館，大門都沒有門鎖，是由門房來守門的，外面有人叫門時，由門房按電鈕開啟。而一些較小的旅館和住所，一般只有一個門房，或者由房東、老闆、老闆娘等看管，但不是整夜守在門房裡，而是在床上按電鈕將大門開啟——這時大多數人還半睡半醒呢。如果有誰外出，就說一聲：「請開門。」同樣，在進門時，要通報自己的姓名，以防夜間混進外來人——理論上是這樣。凌晨兩點鐘，在我住的旅館，有人在外面拉響了門鈴，進來後也通報了姓名，聽起來像旅館某位客人的名字，而且這位旅客還在門房裡拿走了房間的鑰匙。這本來是門房的責任，他應該從玻璃窗證實一下來者的身份，但顯然他因為太困而沒有這麼做。一小時後，又有人要出去，叫了一聲：「請開門。」門房把門開啟後，突然覺得不對勁，怎麼兩點進來，三點就出去。他馬上起來，看到那個從旅館出去的人拎著一隻箱子向一條小巷走去。他顧不得穿衣戴帽，只披著睡衣，穿著拖鞋就去追那個可疑的人。當他看到那人拐了一個彎，走進小田園街一家小旅館裡，他這才不懷疑那個人是小偷了。於是又返回去，重溫他的甜夢。
他對自己犯的錯誤十分後悔。他帶著我急急忙忙地去找最近的站崗警察，隨後我們立刻到小田園街那家小旅館查問，並且證實了我的箱子確在那裡。可是那個小偷不在，也許出去了，到一家酒吧喝早晨咖啡。兩名便衣警察在門房守候，半小時以後，他果真大搖大擺地回來了，於是他立刻被捕了。
現在我們兩人——老闆和我——必須到警察局去履行公事。我們被領到警長的辦公室，警長是一位胖胖的、留著小鬍子的和藹可親的先生，穿一件上衣紐扣解開的外套，坐在寫字檯後面。寫字檯上面堆滿亂七八糟的檔案，滿屋子都是煙味，桌子上還放著一大瓶葡萄酒，表明這位先生完全不屬於對生活冷淡和不通人情的那些警察之列。遵照他的命令，有人將箱子拿到屋裡，並要我檢視，箱子裡缺了幾件重要東西。我知道，箱子裡最值錢的東西是那本總額為兩千法郎的信用存摺，但是我在這裡住了幾個月，此款想必花得不少了。而且誰都明白，一本私人存摺別人是無法使用的；再說，這本存摺一直放在箱子最底下，沒有人動過。於是我作了如下口供記錄：我確認這隻箱子是我的個人財產，裡面的東西一件也沒少。寫完後，警長命令把小偷帶進來。出於好奇，我倒很想看看這個場面。
這個場面是值得一看的。兩個警員押著小偷走進來：小偷體格瘦弱，夾在兩個粗壯的警員中間，更顯得瘦弱不堪，活像個可憐蟲。他衣衫襤褸，連衣領都沒有，留著一撮稀疏的鬍子，由於極度飢餓，他那臉尖瘦得像只老鼠的面孔。如果讓我說，他是一個不高明的小偷，他那粗笨的行動足以證明：作案的清早他拎著箱子沒有溜之大吉。現在，他站在握有大權的警長面前，低著頭，全身微微顫抖，彷彿被凍壞了。我不得不痛苦地說，他不僅使我感到遺憾，而且我覺得自己對他產生了同情。當一名警員將從小偷身上搜出的東西一一擺放在一塊木板上時，我的同情心更是倍增。從他身上搜出來的奇特的東西，是我想象不到的：一塊非常髒的手帕，鑰匙鉤上掛著十二個不同規格的萬能鑰匙和撬鎖鉤，這些東西互相撞擊起來像樂器的叮噹聲。又搜出了一個破皮夾，好在裡面沒有武器。至少可以證明，這個小偷是以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那種方式行竊的。用的是和平的方式。
警官當著我們的面細緻地檢查這隻皮夾，結果令人吃驚的是，裡面並沒有幾百幾千法郎，而是一張鈔票也沒有，倒是有二十七張袒胸露肩的著名舞蹈演員和女演員的照片，還有三四張裸照。由此可以看出，他沒有其他犯罪的事實，而且這個瘦弱憂傷的年輕人是美的追求者。巴黎的這些明星他崇拜萬分，但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把這些照片藏在心口。雖然警長故意裝出嚴厲的目光，一張一張察看那些裸照，但逃不出我的眼睛：警長在想另一個問題，一個處於這般田地的人，還有這種收藏興趣，真是趣事。我也是這樣想。當我看到這個可憐蟲式的犯罪者對美有著這樣的愛好時，我對他的同情再次明顯地增強了。警長鄭重地拿起筆，問我是否「起訴」，我飛快且嚴肅地回答說：「不。」
為了對當時的情況作進一步的瞭解，也許有必要在這裡作一些補充。在我們國家和其他許多國家裡，凡是犯罪案件，都由官方起訴，也就是說，由國家向自己控制的司法部門提出公訴；而在法國，是否起訴由受害人自己來決定。我覺得，這種法制觀念比那種刻板的法律要公正得多。由受害人決定是否起訴，就存在一種可能性：寬恕那個幹了壞事的人，給他一個自新的機會。但是在別的國家就不行。譬如在德國，一個女人由於一時的嫉妒用左輪手槍打傷了她的情人，不論你怎麼苦苦哀求，都無法使她免遭審判。國家要出面干涉，強行把這個女人從她的情人身邊拽走，送進監獄。這個女人一氣之下打傷了她的情人，而這個男人說不定因她的激情會更愛她呢。在法國就不一樣，這對情人會在道歉之後手挽手回到家裡。他們之間的一切矛盾從此雲消霧散。
當我堅決地說出那個「不」字時，就出現了三種不同的反應。夾在兩名警員之間的瘦弱的可憐蟲一下子站起來，用一種無法描繪的感激的目光望著我——這目光我永遠不會忘記。警長滿意地放下手中的筆，我看出他心裡很滿意，因為我不追究，省了他不少文牘瑣事。而我的房東反應卻很強烈，他滿臉漲得通紅，對著我大喊大叫，說我不應該這麼做，對這些無賴、混蛋非得斬草除根不可。說我根本不會想到這個傢伙還會去傷害別人；正派人要日夜提防這些無賴，你饒了一個，就等於給另外一百個壯了膽。一個小市民的全部的誠實和正直，以及小市民的那種狹隘，這時統統暴露出來。他怕影響了旅館的生意。為了避免由此事帶來的麻煩，他用威脅的口吻毫不客氣地要我收回成命。但我毫不動搖，我語氣堅決地對他說，我已經找到了箱子，沒受任何損失，對我來說，一切都解決了，我沒有什麼可控告的。我又說，我有生以來從未控告過任何人。我加重語氣說，我決不願看到，今天中午我在大吃牛排而津津有味，而另一個人因為我的緣故不得不吃監獄裡的粗茶淡飯而愁眉苦臉。我說到這裡，房東仍然堅持己見。這時警長髮話了，這事由我而不是由房東作決定，由於我堅持不起訴，此事就這麼了結了。房東聽到這裡，氣沖沖地走出房間，「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警長站起來，望著那個生氣的背影，露出微笑，拉著我的手，默默地表示贊同。這樣，例行的公事就算完畢。我伸手去拿箱子，準備帶回家。但是，在這一瞬間發生了一件令人驚奇的事。那個小偷有點低聲下氣地快步走到我的面前，說道：「喔，先生，您別拿，我把它送到您家去。」於是我在前面大步走，那個感激涕零的小偷拎著箱子緊緊地跟在後面。我們走過四條馬路，回到了我住的旅館。
看來，這件令人煩惱的事就這樣輕鬆愉快地結束了。可是餘波未平，這件事很快導致了另外兩件事的出現。我對法國人心理的瞭解，應該歸功於這兩件事。第二天，當我到維爾哈倫家時，他幸災樂禍地迎接我，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在巴黎的奇遇可夠特別了，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你原來是一個很有錢的傢伙。」一開始，我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接著他遞給我一張報紙，上面刊登著一篇關於昨天發生的事件的長篇報道，我一看，這竟是一篇任意發揮的浪漫主義傑作，與事實真相大不一樣，使我目瞪口呆。報紙上的報道，以新聞記者的卓絕技巧作了這樣的敘述：在市中心一家旅館裡，住著一位外國貴賓，他的一隻箱子被竊——為了引起大家的興趣，把我寫成了闊佬；箱子裡有許多值錢的東西，其中有一本兩萬法郎的信用存摺——一夜間，我的二千法郎增加了十倍——以及其他無法補償的東西（實際上僅僅是些襯衣和領帶）；一開始，幾乎沒有任何線索，小偷不僅非常老練，而且對周圍環境也非常熟悉。由於警察分局的警長先生，具有「非凡的能力」和「非凡的洞察力」，果斷地採取各種措施，他通過電話聯絡，只用了一個小時，就把巴黎的所有旅館和客棧進行了一次徹底的詳細的檢查。由於措施的一貫周密和準確，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抓住了壞蛋。警察局長為了表彰自己優秀部下的傑出成績，及時給了特別嘉獎，因為他的能力和遠見，再一次為巴黎警察局的模範組織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這篇報道中，沒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個所謂做出傑出成績的警長始終沒有離開寫字檯半步，是我自己帶著箱子把小偷送到警察局的。不過他卻利用這個好機會，為自己撈到了宣傳資本。
如果說這件事對小偷和高尚的警察局都有好處，可是對我來說再倒霉不過了。因為從那時起，一向與我溫和相處的房東開始處處與我為難，不讓我在這家旅館繼續住下去。我走下樓去，向坐在門房的房東太太友好地問候時她不理不睬，反把她那個狹隘的小市民腦袋扭到一邊。那個小夥計也不再認真打掃我的房間，我的信件也莫明其妙地丟失了。在隔壁的那些小商店和那間煙店裡，我見到的也都是一張張冰冷的面孔；而往常，由於我大量消耗煙製品，我去煙店是大受歡迎的，他們稱我是「老朋友」。這件事傷害了小市民的道德觀。不僅旅館裡的人，而且是整個小巷，甚至全區的人，都一致起來反對，因為我「幫助」了小偷。到了後來，我沒有辦法，只好帶著那隻失而復得的箱子，離開了舒適的旅館，好像我自己犯了什麼罪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