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已久的時刻終於來到了。在上世紀的最後一年，令人厭煩的中學的大門終於在我們身後關上了。我們勉強通過了結業考試——究竟我們從數學、物理和經院哲學中學到些什麼？——很榮幸地穿上莊重的黑禮服，聆聽校長激昂慷慨的演說，說我們已長大成人，今後就應該勤勤懇懇、踏踏實實地工作，為國爭光。隨著畢業，八年之久的同窗友誼也雲消霧散了。從此以後，我們這些朝夕相處了八年的夥伴就很少見面了。大多數同學進了大學，那些不得已找工作當僱員的同學只好用羨慕的眼光望著我們。
在那個時代，奧地利的大學還具有浪漫色彩，所以當一名大學生就會享有一定的特權，這使得年輕的大學生總覺得自己比所有的同齡人都優越得多。這種古怪離奇的現象，在德語國家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知曉，因此很有必要對這荒謬的不合時宜的現象作一番解釋。奧地利的大學大多建立於中世紀，在當時，從事學術研究是非同一般、特別有意義的事。為了吸引青年人到大學來學習，就要給他們一定的特權。中世紀的大學生不受一般法庭的約束，也不準警察到大學裡搜查或找麻煩。大學生穿的是特別的制服，他們有與別人決鬥而不受懲罰的權利。人們把他們視為一個有自己的習俗或惡習的幫派。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生活逐漸民主化，中世紀留下來的所有幫派和行會都開始瓦解，逐步銷聲匿跡。同時，歐洲大學的所有大學生也失去了他們的特權，唯有在德國和說德語的奧地利，等級觀念一直凌駕於民主政體之上。大學生頑固地抱著這些早已失去意義的特權不放，甚至要把它變成大學生自己的法典，成為天經地義的真理。德語國家的大學生認為自己除了享有一般公民的權利和榮譽外，還要享有大學生的特殊「榮譽」。誰要是侮辱了一個大學生，該學生必定同他「決鬥」。所謂的決鬥，就是用手槍向對方射擊，只要對方證明自己「有決鬥的權利」，那麼決鬥就立刻進行。所謂「有決鬥的權利」，根據這種自鳴得意的說法，顯然不是指商人和銀行家之類的人，而是隻有受過大學教育取得學位的人或者軍官這些高尚的人才能享有與這些嘴上無毛的大學生決鬥的「殊榮」，這種「殊榮」，在數百萬人中不見得有一個能夠享有。另一方面，為了表示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就必須「證明」自己有著男子的陽剛氣概，這種男子氣概需要他儘可能地參加決鬥，甚至要在臉上留下英雄行為的標誌——「劍刺傷疤」——以名天下知。光滑的雙頰、沒有傷疤的鼻子，和一個真正的日耳曼大學生的身份是不相稱的。戴著紅袖標的大學生團的學生，一直在尋找打鬥的物件。他們之間相互挑戰，還向另一些和氣溫順的學生和軍官挑起事端。每一個新來的大學生都要在大學生團的擊劍場上如法炮製地學會這種榮耀的主要活動形式。每一匹「未經調教的小馬」，亦即新來的學生，都被分到大學生團兄長的統領之下，奴隸般地服從他。而這位兄長則要教會新來的大學生適應高貴的生活習慣：一口氣喝下一大杯啤酒，滴酒不漏，直至嘔吐方顯英雄本色，證明自己不是「懦夫」。有時候他們聚在一起大唱校園歌曲，或者在夜裡成群結隊地喧鬧著通過大街小巷，嘲弄路邊的警察。所有這一切都被看作是「男子氣概」，「大學生風度」，「德意志精神」。每逢星期六，大學生團的學生們戴著各色帽子和袖章，揮舞著旗幟走出去「閒蕩」。這些思想單純、行為盲目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才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們蔑視那些看不慣或不理解他們這種大學生文明和德意志男子氣概的人，認為他們是一群烏合之眾。
對一個剛從外省畢業，初到維也納的血氣方剛的小夥子來說，這種充滿青春活力而又快樂的大學時代，顯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我曾經見過那些住在農村的上了年紀的公證人和醫生，他們異常興奮地仰視著斜掛在房子裡的劍和各色袖標，驕傲地展示臉上的傷疤，把它當作受過高等教育的標誌。而在我們看來，這種頭腦簡單以蠻幹為榮的行為是多麼令人厭惡啊！當我們看到帶有這類標誌的東西時，我們會明智地躲得遠遠的。因為我們認為，把個人自由視為至高無上的思想，嗜好侵略和挑釁生事的本性，顯然是德意志民族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險的因素。另外我們也明白，在這種矯揉造作、喬裝打扮的浪漫行為背後包藏著精心計算過的實際目的。因為一個人一旦成為好鬥團伙的成員，他就會得到該組織「元老」人物的提攜，日後得到高官爵位，也容易飛黃騰達；對於在波恩的「普魯士人」來說，這是進入德國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徑；在奧地利的大學生，參加信奉天主教學團的人，則是在執政的基督教社會黨中謀一肥缺的途徑。所以，這些英雄中的大多數心裡非常清楚，他們的彩色袖標是未來的鋪路石，它可以補償他們在大學的學習中所耽誤的一切。前額上的劍疤在任命和提升時將會比額角後面裝的知識更有利。但是，只要看看這群軍國主義黨徒的可惡嘴臉和臉上帶劍傷而無事生非的神氣，就使我這個剛跨進大學門檻的年輕人十分掃興。另外，那些真正埋頭讀書的人也儘量迴避這些「英雄」。他們到圖書館去時，寧願走不被人注意的後門，也不走大廳，就因為不願碰上這幫可悲的傢伙。
我應該上大學，這是全家早就商量決定的。但究竟要學習哪個專業呢？我的雙親讓我自己選擇。我哥哥已經進了父親的企業，因此，父親對第二個兒子似乎不那麼著忙了。只是關係到家庭的榮耀，非要我取得博士學位不可，至於我學什麼專業，都無所謂。奇怪的是，我對學哪種專業也無所謂。我的心靈早已獻給文學，所以學什麼專業都不會引起我的興趣，甚至，我心底裡不相信任何一所學院，這種不信任感至今依然沒有消除。我總認為，好的書籍賽過好的大學，這個愛默生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我至今仍深信不疑：一個人即使沒有上過大學，甚至沒上過中學，他依然能夠成為優秀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法學家等等。我在實際生活中曾發現無數個這樣的事例，一箇舊書商對書的瞭解常常勝過有關的教授；經營藝術品的商人比專門研究藝術的學者更懂藝術；在各領域中，大部分重要建議和發現，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的。因此我覺得，大學對智商的普遍提高具有實際意義，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而對那些有創造能力的人來說則是無效的，甚至會起阻礙作用。特別像維也納大學，僅學生就有六七千人，人滿為患，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有益接觸從一開始就受到阻礙。而且，由於學校過於因襲舊的傳統而遠遠落後於時代，所以我看不出有哪個教授的學科對我有吸引力。因此，讓我選擇的專業範圍也並不存在。應該反過來說，不是哪個專業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個專業不使我頭疼，又能為我的愛好騰出最大限度的時間和自由。於是，我最後選擇了哲學專業。按舊的觀念來說，我們不妨稱它為「嚴密」哲學。但這實在不是我內心的愛好，因為我的抽象思維能力很差。我的思維無不是從具體事物、事件和人物形象中衍生出來的。純理論和形而上學我是無法學會的。而哲學裡純物質的論述極有限，所以聽「嚴密」哲學的講課或討論是最容易混過去的。唯一要做的是第八學期末交一篇學術論文，並參加僅有的一次考試。因此，我一開始就把時間安排好了：頭三年的大學課程根本不用去管！最後一年再全力去攻教材，草草寫一篇論文了事！這樣，大學給了我想要從它那裡得到的唯一的東西：我一生中最充裕的幾年自由時間，來研究文學和藝術，這就是我的大學生活。
當我回顧自己的一生時，像我剛上大學時那種光上學不上課的幸福時光是不多見的。我當時還年輕，還不懂什麼是事業心和責任感。不管怎樣，我還是比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時基本上都屬於我，我可以看書，也可以寫作，一切由自己安排，無需向別人解釋。在可見的視野之內，尚未出現大學考試的陰雲。三年的時間對一個十九歲的孩子來說是那麼漫長，那麼充足和富裕，給我帶來多少意外的歡樂和收穫啊！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過去寫的詩，用我的話來說，進行一次嚴格的毫不惋惜的篩選，編成一本詩集。我今日仍不愧於承認，對一個十九歲剛高中畢業的學生來說，鉛字的油墨味是世界上最甜蜜的味道，比設拉子的玫瑰油還要香。不論哪一家報紙刊登了我的一首詩，都會自然而然地給我脆弱的心靈增添一股新的力量。難道我不應該邁出決定性的一步，出版一部自己的詩集嗎？在那些比我還有信心的同學的鼓勵下，我終於下定了決心。我大膽地將詩稿寄給了舒斯特·勒夫勒出版社，它是當時一家專門出版德語抒情詩的有名望的出版社，曾出版過李利克隆、戴默爾、比爾鮑姆、蒙貝爾特等整整一代詩人的詩集，同時也出版過里爾克和霍夫曼斯塔爾等人的德語新抒情詩。不久，令人難忘的幸福時刻接踵而來——那種幸福是作家成名以後再也體會不到的。一封蓋有出版社大印的信來到了，我拿在手中，沒有勇氣拆開。當我看到出版社已決定出版我的書，並要求保留我今後著作的優先出版權時，那一瞬間，我激動得透不過氣來。又過了不久，一校樣的包裹到了，我開啟包裹時，心裡怦怦直跳，我激動地看著鉛字校樣、版式和書的毛本。又過了幾周，第一批樣書寄來了，我不知疲倦地檢視著，撫摸著，比較著，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不久，又像孩子一樣，跑到書店裡去，看看有沒有我的書，是擺在書店的中央，還是在角落裡。以後呢，就是期待各方來信，期待最初的批評和評論，期待從某個素不相識的人或意想不到的人那裡獲得最初的反映。一個年輕人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時，都會產生這種我曾暗暗羨慕過的緊張、激動和興奮的心情。不過，這種興奮只因是初次成功，並非自滿。後來，我的第一部詩集《銀弦集》（這是那部銷聲匿跡的詩集的名稱）再也沒有重版過，不但如此，我甚至沒有從中挑選任何一首列入我的《詩集》。我第一部詩集裡的詩產生於不確定的預感和無意識的模仿，它們不是來自親身的體驗，只是一種語言上的激情。為了引起同行的興趣和注意，這些詩至少體現出了音樂美和形式美。因此，我不能抱怨它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當時在抒情詩方面走在前面的詩人李林克隆和戴默爾，把我列為他們的同行，並衷心盛讚我這個十九歲的年輕人。我十分崇拜的詩人里爾克將他新出版的詩集單行本送給了我，作為對我的「如此美好的書」的回贈。後來，我把里爾克贈送的詩集作為我青年時代最珍貴的紀念品從奧地利的廢墟中搶救出來，帶到英國（它今天會在何處？）。今天，我心裡總有一股酸楚，里爾克送給我的這第一件禮物——是許多禮物中最珍貴的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那些熟悉的字句已是來自冥府的問候。不過，最使我歡喜不已的是馬克斯·雷格爾，這位與理查德·史特勞斯齊名的，當時在世的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來徵求我的同意，允許他從我的詩集中選出六首譜成歌曲。後來，我常常在音樂會上聽到我的這首詩或那首詩——一些連我都已忘記或遺棄的詩句，卻由這位大師用兄弟藝術將其流傳下來。
這些意外的讚許同時也伴隨著友好坦率的批評，但它們畢竟及時起了作用，給我增加了力量，使我有勇氣克服由於信心不足而從未採取或至少是沒有及時採取的步驟。在中學時代，我除了發表詩歌，還在《現代》文學雜誌上發表過一些短篇小說和隨筆，但我從來不敢向一家有影響的大報投稿。其實，在維也納只有一家大報，就是《新自由報》，這家報紙格調高，不論是它的文化情趣還是政治威望，都對整個奧匈帝國影響甚巨，就像英語世界中的《泰晤士報》和法語世界中的《時代報》一樣。而德意志帝國境內的德語報紙，沒有一家曾為達到如此卓越的水平而做過不懈努力。《新自由報》的發行人莫里茨·貝內狄克特是一個具有非凡組織才能的孜孜不倦的人，他為使自己的報紙能在文學和文化方面超過所有的德語報紙而竭盡全力。如果他崇拜某一個作家，就會不惜代價，一連給作家發十封甚至二十封電報，並預支一部分稿費。聖誕節和新年的節日版都增加文學版面，刊登當時最有名的作家的全部著作目錄。阿納多爾·法朗士，蓋爾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蕭伯納這些大師就會值此機會在這張報紙上聚會。這家報紙在指導全城乃至全國的文學事業中做出過不可估量的貢獻。它的世界觀是「進步」的、自由主義的，辦報的態度是踏實、嚴謹的，在代表古老的奧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稱表率。
在這個進步的殿堂裡更有一塊特別神聖之地，即所謂的文藝副刊，像巴黎的名報《時代報》和《論壇報》一樣。副刊和那些瞬息萬變的政治新聞和日常新聞有明顯的不同，它只刊登有關詩歌、戲劇、音樂和藝術方面最精闢和最優秀的文章。只有那些早有定論的權威人士才能在這塊聖地上獲得發言權。只有那些具有精闢的判斷力，又有多年的實際經驗以及嫻熟的文筆之人，在經過幾年的試用期之後，才能到這座聖殿裡擔任副刊的主編，就像聖伯夫以他的文學評論《月曜日叢談》成為巴黎的絕對權威一樣。路德維希·斯派達爾和愛德華·漢斯力克是《新自由報》副刊上戲劇和音樂方面的權威。他們倆人的贊成或反對決定一部作品、一齣戲、一本書在維也納的命運，從而也常常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副刊上的每篇文章都是當時知識界的日常話題，引起大家的討論、評議、讚賞或批評和反對。如果在這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冒出一個新名字，那簡直如同晴天霹靂一般。在年輕一代作家中，唯有霍夫曼斯塔爾用他的幾篇優美的文章敲開了副刊的大門，而其他年輕作家卻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送到文學刊物上發表。誰要是能在《新自由報》的頭版上發表文章，就等於為自己的名字在維也納豎立了大理石豐碑。
在我的父輩眼裡，《新自由報》簡直就是一位聖賢，而我竟把一首小詩投給了該報，時到今日我仍無法理解當時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勇氣。不過，投稿並沒遭到拒絕。該報的副刊編輯每週只有一天對外接待時間，而且還是在下午二點到三點的一個小時之內，他要依次接待固定撰稿人，接待自由撰稿人的時間極少。當我順著旋轉式的小樓梯走到編輯先生的辦公室門前時，心裡不由得怦怦直跳。我請人去通報，幾分鐘後侍者回來，說編輯先生有請，於是我走進那個又擠又窄的房間。
《新自由報》的文藝副刊編輯名字叫西奧多·赫茨爾，他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第一個具有世界歷史地位的人物。當然他自己並不知道，他將在決定猶太民族的命運和我們時代發生的事件中，起到了力挽狂瀾的作用。在那個時候，他的觀點充滿模稜兩可的矛盾。他以寫詩開始了文學生涯，接著表現出出色的辦報才能，他首先是駐巴黎的記者，後來擔任《新自由報》副刊編輯，逐步成為維也納公眾最喜歡的人物。他的文章由於富有敏銳、明智的觀察力，至今仍具有非凡的魔力。他的文章風格優雅，高貴而又嫵媚，不論是輕鬆的還是批評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風度。在我的記憶中，在當時所有作者的文章中，唯有他的文章最有素養，即使全城最挑剔的人也為之傾倒。他也曾有一個劇本在皇家劇院上演過，獲得成功，從而使他成了一位名人，為青年人所崇拜，為父輩們所尊敬，直到發生意外的那一天。命運總是知道怎樣把它需要的人找來，去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儘管這個人在命運面前想躲藏起來，但無濟於事。
西奧多·赫茨爾在巴黎曾經歷過一件震撼心靈的事件，這使他的許多看法發生了改變。他作為記者列席了公開貶黜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全過程。他看到人們如何撕下德雷福斯的肩章，儘管這個臉色蒼白的人高喊：「我沒有罪！」這一舉動大大觸動了赫茨爾的心靈。他真切地知道德雷福斯是無罪的，他之所以蒙受可怕的叛變罪名，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正直的、見義勇為的西奧多·赫茨爾早在上大學時就關心猶太人的命運。他甚至本能地預感到猶太民族的悲慘命運，雖然當時還沒有出現什麼嚴重事件。那時，他覺得自己的知識和對世界的瞭解極為豐富，應該成為一個領袖，所以他在上大學時提出了一個徹底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大膽計劃，甚至要通過自願的集體洗禮把猶太教和基督教統一起來。他一直有一個戲劇性的幻想，希望有朝一日率領成千上萬的奧地利猶太人走進斯特凡大教堂，用這種象徵性的舉動作出榜樣，把這個被驅趕的沒有祖國的民族徹底從歧視和仇恨的厄運中解救出來。不久，他就認識到他的這個計劃是無法實現的。工作幾年之後，他終於不再去注意這個他自認為畢生責無旁貸要「解決」的問題。而眼前，他看到德雷福斯被貶黜，想到自己的民族將要永遠被歧視，他心如刀絞。他想，如果種族隔離不可避免，那就要徹底隔離！如果我們命該遭受凌辱，那就要勇敢地迎上去。如果我們因沒有祖國而受欺辱，那麼我們應該自己建立一個祖國！因此，他出版了《猶太國》這本小冊子，書中宣告：無論是寄希望於同化，還是一味忍讓，對猶太民族來說都是行不通的，必須在自己的故鄉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國家。
這本劍拔弩張的小冊子出版時，我還在上中學，不過至今我還記得，這本小冊子在維也納猶太資產階級的圈子裡引起了普遍震驚和惱怒。他們怏怏不樂地說，這個如此有才幹、風趣，且有文化修養的作家想要幹什麼？他為什麼要寫這樣的蠢話？幹這樣的蠢事？我們為什麼要到巴勒斯坦去？我們說德語，而不是希伯來語，我們的祖國是美麗的奧地利！在仁慈的弗蘭茨·約瑟夫皇帝領導下我們的生活不是過得挺好嗎？我們不是生活得挺體面，地位也可靠嗎？難道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再過幾十年所有偏見都要消除的進步時代嗎？為什麼這個自稱是猶太人而且想幫助猶太教的人要將把柄交給我們兇惡的敵人手裡呢？現在，我們每時每刻都和德意志世界聯絡得更加緊密，融為一體，為什麼他卻要把我們與這個世界分離呢？這本小冊子出版後，猶太教的傳教士憤怒地離開了佈道壇；《新自由報》的領導人宣佈，絕對禁止在他的「進步」報紙上出現猶太復國主義這個詞。維也納文學界的忒耳西忒斯卡爾·克勞斯，這個惡毒的諷刺能手，寫了一本名為《錫安山上的國王》的小冊子，極盡挖苦之能事。所以，當西奧多·赫茨爾走進劇院，穿過一排排的觀眾，觀眾不但不歡迎他，反而低聲譏諷道：「陛下駕到！」
起初，赫茨爾認為可能是自己被人誤解了。他多年來一直受到維也納人的愛戴，因而認為維也納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維也納人怎麼會拋棄他，又怎麼會嘲笑他！但是回報他的是如此嚴厲和憤怒的聲音，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簡直把他嚇壞了。他不過是寫了一份幾十頁的小冊子，竟然在世界上引起驚濤駭浪般的反響，這是他始料不及的。而且，這些反響不是來自那些過舒適安逸生活的西方猶太資產階級，而是來自東方的廣大群眾，來自加利西亞、波蘭、俄國的猶太無產階級。赫茨爾沒有預料到，他那本小冊子居然重新激起了流落異國他鄉的所有猶太人心中快要熄滅的熱烈嚮往，實現在《舊約》中已經談了上千年之久的彌賽亞的復國夢想——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千百萬受奴役受欺凌的猶太人心中唯一有意義的精神寄託。在人類兩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一個先知或是一個騙子的豪言都可能使一個民族的人心振奮起來，但卻從來沒有像這次規模如此浩大，並且還有海浪澎湃般的反響。孤零零的一個人僅用他寫的幾十頁厚的小冊子就把一盤散沙、爭論不休的猶太群眾團結了起來。
我想，這種思想尚處於幻想和未確定形式的最初階段時，無疑是赫茨爾短暫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然而，一旦他在現實生活中確立目標，聚集力量，這時他一定會看到，猶太這個民族有各個層次，祖先不同，命運不同；有的信教，有的不信教；這裡的人擁護社會主義，那裡的人擁護資本主義。他們寧願用各種語言互相爭吵，也不願有一個統一的權威。一九〇一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正處於鬥爭之中，也許還包括他同自己的鬥爭。他還沒有足夠的勇氣放棄養家餬口的工作，去幹自己的事業。他還必須把自己的精力注入小小的記者工作和任務上，這才是他的真正生活。這就是當時接待我的副刊編輯西奧多·赫茨爾先生。
我走進赫茨爾的辦公室，他站起來表示歡迎。這時，我不禁發現，「錫安山上的國王」這個具有諷刺味道的諢名對他來說還有幾分道理。他的前額高高的寬寬的，面部線條清晰，留著濃黑的教士式的鬍鬚，一雙深藍色憂鬱的眼睛，看起來真像一個國王。由於他的神態威嚴又豪放，所以他那有點戲劇性的誇張舉止一點都不顯得造作，反而自然得體。我一點也沒覺得，他在與一個小人物會面時會故意擺出一副臭架子。在那個窄得可憐，只有一扇窗戶的編輯部小房間裡，擺著一張舊寫字檯，上面堆滿了紙張，他就在這張寫字檯後面辦公，活像一個貝督因人的部落酋長。他身著一件貝督因人的白色長衫，穿得那樣自然，好像那是一件按巴黎式樣精心剪裁的燕尾服。他有意識地稍微停頓了一會兒——他喜歡這種小小的間歇，以後我常注意到這一點，他喜歡這種稍微的停頓產生的效果，這大概是在皇家劇院裡學到的——然後帶著一副傲然卻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來。他示意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一面問道：「我覺得在什麼地方看到或聽到過您的名字，您寫過詩，對嗎？」我不得不點頭承認。於是他向椅背一靠，說道：「您給我帶來了什麼大作？」
我說，我很高興讓他看看我寫的一篇小散文，接著我便把手稿遞給他。他先翻了一下頁數，可能在估計有多大篇幅，隨後將身子深深地陷進椅背裡。使我感到驚奇的是，他已開始讀我的手稿（我壓根兒沒想到），他看得很慢，一頁一頁翻下去，全神貫注，目光始終沒離開手稿。他看完最後一頁，慢慢地把手稿疊好，放進一個檔案袋裡，用藍鉛筆在上面作了一個記號。他始終沒看我一眼，屋內的空氣像凝固了似的，他的這些動作把我置於一種神秘莫測的長時間的緊張狀態之中。我覺得，過了那麼久，他才抬起頭來，用深沉的目光望著我，故意用緩慢而又嚴肅的語氣對我說：「我很高興我能告訴您，《新自由報》副刊將發表您這篇漂亮的散文。」那種氣氛，簡直就像在戰場上拿破崙將一枚十字勳章佩戴在一個年輕中士胸前一樣。
看起來，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意義不大的小插曲。可是，只有那個時代的維也納人才會理解，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赫茨爾的惠愛意味著一個人將一下子步入青雲。我這個年僅十九歲的青年將會在一夜之間躋入名人行列。西奧多·赫茨爾同我第一次見面起就對我備加關照。同時，他借與我偶然的相識立刻寫了一篇文章，告誡人們不要以為維也納的文學藝術已趨衰落，恰恰相反，除霍夫曼斯塔爾之外，現在還有一大批年輕的天才，其中不乏最優秀者，他把我的名字列在第一位。像西奧多·赫茨爾這樣的名人率先為我能獲得顯赫的也是責任重大的社會地位而大造輿論，使我感到莫大的榮幸。但是我沒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樣，參加甚至共同領導他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對我來說，這是個更為困難的決定，這樣看來，似乎我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但我確實不願同他緊密聯結在一起。主要是赫茨爾自己黨內的人對他那種不尊重的態度使我同他疏遠開來——那種態度在今天是很難想象的。他在東方的同志責備他不懂猶太精神，甚至連猶太人的風俗習慣都一無所知。那些國民經濟學家認為他不過是一個副刊編輯。人人都有反對他的理由，而採取的方式也不都是禮貌的。我很清楚，當時那些完全獻身於他的事業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的熱情，曾使他信心倍增，可是這些年輕人急需受教育，在這個小圈子裡，缺乏誠懇、友好的態度，他們爭論不休，惡語相向。就這樣，我疏遠了他的猶太復國運動。我以前是出於對赫茨爾的尊重，同時也有點好奇，才接近這個運動的。當我們有一次談到這個話題時，我公開承認，我對他的隊伍中缺乏紀律性感到不滿。他苦笑著對我說：「請您不要忘記，我們數世紀以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一直是不嚴肅的，我們對思想意識的無休止的爭吵已習以為常了。兩千年來，我們猶太人在世界上根本沒有做出實際的或現實的貢獻。我們現在不得不學習這種無條件的奉獻精神，而我自己今天還沒有學會這種精神，因為我還要給副刊不斷地寫文章，我畢竟還是《新自由報》副刊的編輯，我的職責要求我在報紙上只能宣傳一種思想，而不能散佈其他思想。不過，我正處在改變自己現狀的過程中。我自己先學習完全的獻身精神，這樣，或許其他人會跟著一起學了。」我至今記得很清楚，他的這番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我們大家都不理解，為什麼赫茨爾久久不能下定決心放棄他在《新自由報》的職位。大家都以為是為了家庭生計的緣故。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他後來為了自由的事業而犧牲了自己的私產——世上的人很晚才知道這件事。他的這一番話，還有許多他的日記，都清楚地表明，他陷入內心矛盾之中，給他帶來多麼大的痛苦。
自那以後，我同他見過多次面，不過，在所有的相遇之中只有一次會面是值得回憶和難以忘懷的，也許因為那是最後一次見面的緣故吧。我從國外回來——我在國外與維也納只有通訊聯絡——一天，我在市公園裡遇見了他，他顯然是從編輯部走來，他走得很慢，身子微微向前躬著，不再像過去那麼生龍活虎。我禮貌地向他問好，想匆匆走開。但是他快速向我迎來，一邊伸出手，一邊說：「您為什麼老躲著我？根本沒有這個必要！」他說我能這樣經常到外國去很好。「這是唯一的辦法！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從國外學到的。一個人只有到了國外才能自由思考問題。我相信，我在這裡永遠不會產生建立猶太國的想法。縱然有這種想法，也早被他們扼死在萌芽狀態之中了。上帝保佑，好在這種思想是從國外帶來的，在外國就把一切都想好了，他們對它就無可奈何了。」然後，他辛辣地諷刺起維也納來，他說他在此地受到的阻力最大，阻力並非來自國外。他從東方，現在又從美國，得到的都是促進的力量，不過他對自己的事業已經十分厭倦了。他說：「總而言之，我的錯誤是開始得太晚。維克托·阿德勒在他鬥志最旺盛的年華——三十歲——就已成為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了，還不用說歷史上那些大人物。您知道，我為失去的青春年華，為我未能早早從事自己的事業，心裡是多麼痛苦啊！如果我現在的健康狀況如同我的意志那麼堅強，那以後的事就會好一些。可是，逝去的年華再也贖不回來了。」我陪他走了很長一段路，一直送他到家門口。他站在門口，向我伸出手，說道：「您為什麼從不到我家裡來看我？只要您事先來個電話就行，我現在已有空閒時間了。」我答應以後來看望他。實際上我是下定決心不實踐自己的諾言，因為我越是愛戴一個人，就越珍惜他的時間。
不管怎樣，我還是到他那裡去了一趟，那已是幾個月以後的事了。當時他病魔纏身，終於突然倒下，所以我到那裡去，只能是陪伴他到墓地去。那是七月裡的一天，凡是親身經歷過那一天的人都不會忘記這個不尋常的日子。因為突然間，到達維也納各車站的每趟列車，不論白天還是黑夜，都運載了世界各地來為他送葬的人。他們是來自東方和西方，來自俄國和土耳其的猶太人；他們從各省份和大小城市擁到這裡，臉上滿是聽到噩耗而驚愕的神情。過去人們由於喋喋不休的爭吵和流言蜚語未曾發現的事，現在卻讓人們感到格外清楚：此刻安葬的是一個偉大運動的領袖。一眼望不到頭的送葬隊伍使維也納驟然發現，去世的不僅是一個作家、一個普普通通的詩人，更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論是在一個國家還是在一個民族，只有經過長時間的檢驗之後，才會受到猶太民族的如此重視。在墓地附近發生了一場騷動：很多不能自控的送葬者像潮水一般湧向靈柩，他們哭嚎著，叫喊著，簡直是泣鬼神動天地，極度的悲哀打亂了當時的秩序。在這以前和在這以後，我從沒有看到過如此宏大、如此動人的葬禮。他的死引起千百萬人民內心裡巨大的悲痛，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個孤獨的人，他的思想威力給世界留下了多麼大的激情和希望啊！
我有幸躋身《新自由報》副刊作者的行列，這對我具有現實意義。從此，我得到了家人的全力支援，這是我原本沒有想到的。我的雙親對文學歷來就不怎麼關心，也就從來不評論什麼。在他們看來，所有維也納的資產階級都是一樣的，《新自由報》讚揚什麼、反對什麼和不理睬什麼，都是重要的。他們覺得在《新自由報》上刊登的文章必然具有最高的權威，不管是誰，只要在上面發表文章，就會受到尊重。一個每天都以崇敬和期待的眼光注視這份重要報紙的家庭，一旦在某一天早晨發現，和他們一起坐在桌旁的這個在學校裡並不怎麼規矩的十九歲年輕人所寫的文章居然出現在那份大報上（這種「無害」的遊戲總比玩牌或和輕佻的姑娘調情要好），在那些大人物撰文的版面上居然出現了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的文章（家裡的人沒有想到這一點），這在我們家引起的反響是可想而知的。因為即使我能寫出像濟慈、荷爾德林、雪萊那樣優美的詩篇，也不可能使周圍的人對我如此刮目相看。以前，當我走進劇場時，總有人對難以捉摸的本雅明指指點點，他曾以不可思議的方式擠進德高望重的老人行列。現在，我幾乎在每期副刊上發表文章，因此，我也陷入了成為一名令人尊敬的地方人物的危險之中。好在我及時擺脫了這種危險。一天早晨，我告訴我的父母，下個學期我要到柏林去上大學，這使他們非常驚喜。全家人都尊重我的想法，或者更確切地說，由於我有《新自由報》副刊這塊招牌，所以他們不好拒絕我的願望。
顯然，我並沒有想到柏林去上什麼「大學」。我在那裡和在維也納一樣，一個學期只去了兩次大學，一次是為了做聽課註冊，第二次是為了讓教務人員在聽課證上簽名蓋章。我到柏林尋找的既不是講座，也不是教授，而是有價值的、完美無缺的自由。我總感到在維也納受環境的限制，和我有交往的文學界同行幾乎都來自猶太市民階層，像我一樣。在這座狹小的城市裡，人們彼此之間都非常瞭解，我必然永遠是一個「富裕」家庭的闊少爺。可是我早就厭煩了這個「上流」社會階層，我甚至願意到「下流」社會階層中去尋找一種無拘無束的生活。到了柏林，我感到一身輕鬆。在這裡，我從來不看大學的課程表，也不知道誰在教哲學課；我只知道這裡的「新」文學要比我們那裡的「新」文學更加繁榮、更有活力；我也知道，在柏林能遇見戴默爾及其他年輕一代的詩人；在這裡不斷有新的雜誌出版，新的小劇場和劇院在落成，總之，用我們維也納人的話說，在柏林「總有點兒什麼新鮮事」。
事實上，我是在一個極其令人感興趣的歷史時刻來到柏林的。過去，柏林是一個相當一般、完全不富裕的普魯士王國的小小首都，自一八七〇年起一躍成為德意志帝國皇帝的國都後，這座位於施普雷河畔的不顯眼的小城突然繁華起來，可是，文化和藝術中心並不在柏林。慕尼黑因其本地擁有大批畫家和詩人，自然是藝術的中心；就音樂而言，德累斯頓的歌劇佔著主導地位。各個諸侯國家的首府在文學藝術上各有特色，尤其是維也納憑藉它數百年的文化傳統和凝聚力，吸引或產生了大批人才，精英薈萃，在文化藝術方面遠遠超過柏林。不過，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柏林揭開了新的一頁。規模巨大的康采恩、腰纏萬貫的家族紛紛遷入柏林，新的財富伴隨著強大的冒險精神，為柏林的建築業、劇院的興建開闢了任何其他城市所不具備的光輝前景。在威廉皇帝的庇護下，各種型別的博物館開始擴建，劇院找到了像奧托·布拉姆這樣出類拔萃的領導人。正因為柏林缺乏真正的文化傳統，缺乏幾百年的文化歷史，所以它吸引青年人來此闖蕩。因為傳統往往意味著阻力。受古老傳統的束縛、把過去的一切偶像化的維也納，必然對青年人和他們的一切新嘗試漠不關心。而柏林則鼓勵這種新的探索，因為它正想迅速為自己塑造一個有個性的形象，它在尋找新的東西。因此，大批青年從全國各地，甚至從奧地利，一起擁入柏林，也就不足為奇了。那些有才能的人自然會在這裡取得成就。維也納人馬克斯·賴恩哈德為了求得一個職位，不得不在維也納等上二十年，可是在柏林，他只用了兩年就謀到一個不錯的職位。
我到柏林的時候，恰逢這座城市由一個普通的首都變成世界名城的時期。由於偉大的祖先遺留給維也納的是一片美景，所以按這個標準來看，柏林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向西方學習城市建設，應該發展新型建築，而不是裝飾過分的動物園式的房屋，而這種新型建築在柏林剛剛興起。市中心修了兩條建築造型單調、粗製濫造的豪華的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萊比錫大街。郊區的維爾默村、尼古拉湖及施特格利茨等地，只有乘有軌電車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到達。誰要是想瀏覽郊區的湖泊等美景，在那時就像做一次探險旅行一般。除了那條古老的菩提樹大街以外，真正的市中心尚未形成。還沒有一條像維也納格拉本林蔭大道那樣的大街。由於古老普魯士的節儉精神，柏林缺少一般的時髦打扮。婦女們穿著自己裁剪製作的、毫無裝飾的衣服進劇院，不像維也納和巴黎人講究奢侈揮霍，即便是錢花得分文不剩，依然擺出闊架子。在柏林，人們處處可以感到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近乎吝嗇的勤儉持家精神；咖啡淡而無味，因為要節約咖啡豆；飯菜不可口，沒有湯也沒有滋味。在維也納，到處是音樂聲和歌聲，而柏林唯有到處乾乾淨淨和有條不紊的秩序。譬如說，我上大學時在維也納租房子住，女房東同柏林女房東完全不同，我覺得是最典型不過的例子了。維也納的女房東是個活潑、愛說話的女人，她並不是把所有的地方都打掃乾淨，常常粗心大意、丟三落四，但對人熱心，助人為樂。柏林的女房東倒是無可指責，她把一切都整理得有條有理。在第一個月結賬時，我看到她用清秀的斜體字把賬目記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件小事也都記在賬上。例如，她給我褲子釘上一個紐扣要三芬尼，擦掉桌上一塊墨跡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後，總共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覺得有點可笑，可是過了幾天以後，我不得不折服於這種普魯士式的一絲不苟的精神，雖然這樣會使人不快。在我的一生中，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詳細記載我的現金支出賬目。
我到柏林的時候，帶了許多維也納朋友的推薦信，可是一封我也沒用上。我之所以不合常規地到柏林來，目的就是為了擺脫資產階級安逸的生活和束縛人的環境，不再與那個階層的人打交道，在柏林獨立生活。我只想結識和我文學情趣相投的那些人，而且儘可能認識一些令人感興趣的人物。我沒有白讀「浪漫文人」的作品，剛滿二十歲就想親身體驗一下浪漫文人的生活。
我沒有花費多長時間，就找到一個放蕩不羈、氣味相投的社交圈子。我在維也納時，就和柏林一家有影響的報紙《現代人》合作了，他們自嘲地稱該報是「同仁團體」。該報的主編是路德維希·雅各博夫斯基。這位年輕的詩人在他早逝前不久，建立了一個名為「後來者」的社團，這個名稱對青年人頗具誘惑力。在諾倫多夫廣場旁的一家咖啡館二樓，每週舉行一次聚會。在這個類似巴黎「丁香園」的盛大聚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物聚集在一起，有詩人、建築師、扮風雅的文人學士、記者，還有扮作工藝美術家和雕刻家的年輕姑娘，想提高德語水平的俄國大學生和滿頭淡黃金髮的斯堪的納維亞女郎，以及從德國各省來的人物：骨骼強壯的威斯特法倫人，憨厚的巴伐利亞人及西里西亞的猶太人。大家聚集一堂，展開激烈的爭論，但不受任何拘束。有時朗誦幾首詩或劇本的片斷，但對所有人來說，主要目的是在此彼此結識。在這些自命豪放不羈的青年文人中間，還坐著一位像聖誕老人似的鬍鬚灰白的老翁。這般高齡來參加我們的聚會，實在令人感動。他受到大家的尊敬和愛戴，因為他才是一位真正的詩人，真正的浪漫文人，他就是彼得·席勒。這位七十歲的老人，眯縫著藍色的小眼睛，親切地、真心實意地望著這群與眾不同的孩子，他一直穿一件灰色的風衣，用此遮蓋周邊已磨破了的西裝和很髒的襯衫。每逢我們簇擁著他，要他朗誦一首詩時，他就從上衣口袋裡掏出一張皺巴巴的手稿，一邊看一邊朗誦。這是一些完全不同型別的詩，是一個天才詩人的即興之作，只是有點鬆散和偶然罷了。這些詩是他在電車上或咖啡館裡用鉛筆寫的，寫完就忘記了，所以他在朗誦時總是很費勁地辨認模糊的字跡。他從來沒有錢，可從不為錢發愁。他四海為家，今天在這家寄宿，明天在那家做客；忘卻塵事，淡泊名利，好像使他懂得了人生真諦。誰也不知道這位善良的林間樵夫是何時又是怎麼來到柏林這座大城市的，也不知他來這裡想做什麼。其實，他什麼也不想要，他不想出名，也不想顯赫。他懷著詩人的夢想，只是想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地在柏林生活下去。以後我又遇到像他一樣的一個人。那些吵吵鬧鬧的與會者圍著他，高談闊論，他總是和藹地聽著，從不與任何人爭論，有時，他舉起酒杯表示敬意，可幾乎不介入別人的談話。他給別人一種這樣的感覺，好像就在這一片喧鬧中，他正在自己昏昏沉沉的頭腦中尋詩覓句呢！儘管此時此地根本不具備產生詩文的條件。
這位淳樸的詩人——他今天即使在德國也幾乎被人忘卻了——的真摯和純潔也許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我不再關心「後來者」社團選出的理事會。這位詩人的思想和語言，後來影響了無數人的生活方式。在柏林，我第一次看到魯道夫·斯坦納，他是繼西奧多·赫茨爾之後又一個命中註定為千百萬人指路的人。斯坦納是人智學的創始人，他的追隨者為發展他的學說創辦了規模宏大的學校和研究院。他本人並不像赫茨爾那樣具有領袖氣質，可是他更富有魅力。他那雙深沉的眼睛好像蘊藏著催眠的魔力，聽他講話時如果不盯著看他，會聽得更好，注意力更集中。因為他那瘦削的苦行僧似的臉上閃爍著強烈的激情，這不僅使婦女對他著迷，其他人也被他吸引。當時魯道夫·斯坦納還沒有建立自己的學說，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探索者和求知者。有時候他給我們講歌德的顏色學。在他的講述中，歌德的形象越來越像浮士德和巴拉塞爾士。斯坦納的講話總是那麼引人入勝，因為他學識淵博，尤其是對我們這些只懂文學的人來說更顯得博大精深。聽他的報告，或者有時同他私下交談之後，我總是懷著興奮又有點抑鬱的心情回到家裡。可是，如果我今天捫心自問，當時我是否預見到這個年輕人以後會在哲學和倫理學方面有如此重大的影響，我不得不慚愧地回答：「沒有。」我期待著他的探索精神引領他在自然科學方面取得成就，如果我聽到他用直觀的方法在生物學領域獲得偉大的發現，我決不會感到奇怪。可是，在多年以後，當我在多納赫看到那座雄偉壯麗的歌德大樓——「智慧學校」（這是他的學生捐贈給他的那所柏拉圖式的「人智學研究院」）時，真使我有點失望。他的影響已經深入到廣泛的社會實踐中，甚至在有的地方這種理論已家喻戶曉盡人皆知。我不敢對人智學妄加評論，因為我到現在還不清楚，人智學是研究什麼的，它到底有什麼意義。甚至我這麼認為，人智學之所以有誘惑力，主要不在於這個學說，而在於魯道夫·斯坦納這個富有魅力的人物。他是一個具有特殊吸引力的人，他總是以友好的、不以權威自居的態度與青年人交談，由於這樣我與他才結識，應該承認，我與他的交往使我獲益匪淺。我從他那富於想象同時又十分深奧的學識中認識到，真正淵博的知識，絕不是像上中學時所想象的那樣，通過泛泛地讀書和討論就會獲得，而是持之以恆、日積月累的刻苦鑽研。
在那個廣泛吸收知識的時代，友誼很容易結成，而社會和政治的隔閡尚不十分嚴重，一個年輕人想要學到真正的知識，最好向那些願意共同進取而非已負盛名的人學習。我再次感到，集體的熱情合作必然結出碩果，這種感覺是站在比中學時代高得多的國際水平上的一種體會。我在維也納的朋友幾乎都出身於資產階級，而且十分之九出身於猶太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愛好只能說是大同小異；而在柏林這個天地裡的年輕人來自完全不同的階層，有的來自上層，有的來自下層；這位是普魯士貴族，那位是漢堡船主的公子，第三位則是威斯特法倫的農民貧家子弟。我突然置身於這麼一個有衣服襤褸骨瘦如柴的真正窮人的社交圈子裡，這是我在維也納從來沒接觸過的社會階層。我和酒鬼、同性戀者、吸毒者坐在同一張桌旁。我敢於——甚至覺得驕傲——同一個相當有名的被判過刑的冒充大人物的騙子握手（後來，他把他自己乾的勾當寫成回憶錄出版，從而加入了我們作家的隊伍）。我被引進小酒店和咖啡館裡，與那些我認為在現實主義小說中不曾有過的形形色色的人物擁擠在一起。並且，一個人名聲越壞，就越能引起我強烈的興趣，想認識他本人。這種對危險人物特殊的偏愛或者說好奇伴隨了我一生。即便到了守規矩又知書達理的年齡，我的朋友還經常責備我不要同這些不講道德、言而無信、損害他人名譽的人交往。也許因為我出身於正派的社會階層，對這個階層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感到有點內疚，才使我覺得這些人最有誘人的魅力。這些窮人從不吝惜且近乎蔑視自己的生命、時間、金錢，甚至健康和名譽。他們是單純為了生存而沒有目標的有偏狂症的人。也許有人在我的長篇或短篇小說中會覺察到，我對這種豪邁本性有一種特別的偏愛，同時他們還有一種異域的魅力。他們中間幾乎每一個人都對我強烈的好奇心報以來自異國的禮物。畫家埃·莫·利林，這個來自德羅霍畢茨，信奉東正教的窮車工師傅的兒子，是我遇到的第一個真正的東方猶太人，我從他身上了解到迄今為止尚不明瞭的猶太人的精神力量和猶太人頑強的信仰。一個年輕的俄國人為我翻譯了當時在德國尚無人知曉的小說《卡拉瑪佐夫兄弟》中最精彩的片斷。一名瑞典女青年使我第一次看到了蒙克的繪畫；我在那些尚不入流的畫家的畫室裡來回轉悠，為的是觀察他們的繪畫技巧。一名教徒還帶我到一間聖靈降臨的小屋去看過。所有這一切都使我大開眼界，大千世界真是多姿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在中學時，我所接觸的是純粹的公式、詩韻和詩句，而現在我在這裡接觸的是人。我被他們所鼓舞，對另一些人很失望，有些人甚至欺騙過我。可是我堅信，在柏林短短的一個學期，完全自由的第一個學期裡進行的社交活動要勝過以往的十年。
這樣廣泛地接觸現實生活，想必會大大增加我的創作慾望，好像這樣才合乎邏輯。而事實卻恰恰相反，在中學時期相互激勵起來的強烈的創作欲，現在令人擔憂地喪失了。我那本不成熟的詩集出版四個月後，我就想不通當時怎麼會有勇氣出版它。其中有些詩還是相當優美和精巧的，甚至有的詩還是相當好的藝術品。但是，我總覺得這些詩的傷感情調是不真實的。同樣，自從我在柏林和現實有了接觸以後，我覺得我最初發表的中篇小說有股灑過香水的紙張味。這些作品全然不合乎現實生活，用的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寫作技巧。所以，我把從維也納帶來的那部討好出版人的長篇小說付之一炬。這是因為我在這裡看到了現實，我那中學水平的判斷力慘遭打擊。此時的心情就像在學校裡連降幾級那樣難受。事實上，第一部詩集出版以後，間隔六年我才出版第二部詩集，又隔了三四年才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在這期間，我遵照戴默爾的忠告，抓緊時間從事翻譯工作，至今我仍然感激他，因為文學翻譯能使年輕的作家更熟練更精確地運用祖國語言，對寫作大有裨益。我翻譯波德萊爾的詩，還譯過魏爾倫、濟慈、威廉·莫里斯的一些詩和夏爾·範·萊爾貝爾赫的一個小劇本及卡米耶·勒蒙尼耶的小說《熟能生巧》。任何外語都有自己獨特的成語和習語，這是翻譯詩歌的首要難題。正因如此，翻譯詩歌需要譯者有豐富的表達能力，而在平時人們卻不注意這些。如何把外語中的成語譯成妥帖入微的母語，需要譯者反覆揣摸，在我看來，這是一個藝術家的特殊的藝術樂趣。這種默默無聞的工作需要耐心和毅力，需要道德修養，而這種道德修養在中學時期由輕率和魯莽所代替。我現在特別喜歡翻譯工作，因為我從介紹外國文藝作品的平凡工作中第一次感到，這才是做了一件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不枉我來人世一遭。
現在，我今後的歲月裡道路將如何走，我心裡已經清楚了，那就是多觀察、多學習，然後再進行創作！不能讓倉促寫成的作品來見世界，而首先應該瞭解世界的本質。在柏林就像吃了濃濃的醋漬汁一樣，使我思渴難忍。我環顧周圍世界，思索著暑假旅遊該到哪個國家去，最後我選擇了比利時。這個國家在上世紀與本世紀相交之際在藝術方面有過不同尋常的飛躍，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超過了法國。像繪畫界的克諾普夫、羅普斯；雕塑界的康斯坦丁·默尼耶和喬治·米納；工藝美術界的範·德·韋爾德；文學界的梅特林克、埃克豪特、勒蒙尼耶；這些大師構成歐洲文學藝術的新力量。不過首先使我入迷的是埃米爾·維爾哈倫，因為他的抒情詩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在某種程度上，我暗自發現這位在德國尚不為人所知的作家——德國官方文學界長期以來把他和魏爾倫混為一談，就像把羅曼·羅蘭和羅斯丹相混淆一樣。只要單獨愛一個人，就會得到雙倍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