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有必要在這裡稍稍加以解釋。我們的時代瞬息萬變、千曲百折，所以也就沒有好的記憶力。我不知道埃米爾·維爾哈倫的作品今天是否還有意義，但他是法語作家中第一個決心對歐洲做出貢獻的人，就像惠特曼對美國做出貢獻那樣，既要認識當代，又要認識將來。他早已開始熱愛當代的世界，把它作為詩歌的題材。有些人認為機器是惡魔、城市醜惡，認為當代不可能有詩意，而他對每一項新發明、每一項技術成就都感到歡欣鼓舞。他對自己的這種熱情感到高興，為了使自己感受到更多的激情，他認為必須對周圍的事物更加傾心。所以從最初的小詩中孕育出宏大的讚美詩。《相互尊重友好》這首詩是他向歐洲各族人民發出的號召。當今的時代是個極為可怕的倒退時代，可它不為當代的整整一代樂觀主義者們所理解，這一點在他的詩歌中得到充分的體現。他的一些最好的詩為我們描繪了一個新的歐洲和人類美好的未來，這是我們夢寐以求的。

我為了結識維爾哈倫才來到布魯塞爾的。可是卡米耶·勒蒙尼耶這位強壯的、已被人不公正地忘掉的《男人》的作者——我曾把他的一部長篇小說譯成德文——不無遺憾地告訴我，維爾哈倫很少從他的小村莊到布魯塞爾來，而且他現在也不在家。為了彌補我的失望情緒，他熱情地給我引見其他藝術家。於是我見到了老藝術大師康斯坦丁·默尼耶，這位頗具英雄氣概的工人和以表現勞動場面著稱的雕塑家；在他之後，我見到了範·德·施塔彭，他的名字在今天的藝術史上幾乎已經消失。不過這位身材矮小、面頰紅潤的佛來米人倒是一位和藹可親的人。他與他的夫人，一位高大寬肩、開朗的荷蘭人，熱情地接待我這個年輕人，給我看他的作品。在那個陽光燦爛的上午，我們談了很長時間的文學和藝術。他們的善意打消了我的所有顧慮。我不加掩飾地對他們說，我到布魯塞爾來就是想見見維爾哈倫，恰巧他不在，我很遺憾。

是否我講的有點太過分了？是否我講的有點憨直？反正我覺察到範·德·施塔彭和他的夫人對視一笑，偷偷使了一個眼色。我覺得我的話引起了他倆會意的默契。我感到很不自在，想告辭。他們執意留我吃午飯。他們相互使著眼色，一臉神秘的微笑。不過我覺得，即使有秘密，也一定是善意的友好的，於是我放棄了去滑鐵盧的打算。

很快就到了中午，我們已經坐在餐室裡——像所有的比利時住房一樣，餐廳是在一樓——透過餐室的彩色玻璃可以看到臨屋的一條街道。突然，一個身影出現在餐室窗前，聽見有人用手指敲玻璃，同時門鈴也突然響起來。「他來了。」範·德·施塔彭太太說著就站了起來。我不知道這個「他」是何人。但門已開啟，他邁著沉重有力的步伐走了進來。原來是他，維爾哈倫！我一眼認出他，我早就從照片上認識他。維爾哈倫是這裡的常客，今天湊巧也到這裡來。所以，當我說出我到處找維爾哈倫而不得見時，施塔彭夫婦迅速地使眼色會意：不告訴我，給我意外的驚喜。現在，維爾哈倫已站在我的面前，施塔彭夫婦對剛才的小玩笑得意地微笑起來。我的手第一次和他那隻強健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我第一次親眼看到他那明澈、和善的目光。他總是這樣，不論應邀到誰家，總是帶著熱情和喜悅走進屋。他剛開始吃飯，就敘述起他剛會過朋友，還去過美術館，臉上還帶著那時的興奮神情。無論他走到哪裡，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無論碰到什麼偶然小事，他都會感到不亦樂乎，這已經成為他的一種崇高的習慣。他眉飛色舞，侃侃而談，每一件事都講得活靈活現。他講第一句話就能抓住聽眾的心，因為他襟懷坦白，平易近人；他從不拒絕任何新人新事，任何人他都接待。他對一個初見的人會立刻丟擲一片真心，就像那天我與他第一次見面時一樣。以後我經歷過無數次他善待其他人產生的巨大反響。他並不瞭解我，僅僅聽說我喜歡他的作品，就同我一見如故。

午飯以後，又出現了第二件令人驚奇的事，範·德·施塔彭早就有為維爾哈倫塑像的願望，這幾天他一直忙於雕塑維爾哈倫的半身像，今天是最後一次寫真。範·德·施塔彭說，我來的正是時候，正需要一個和這位模特兒聊天的人，這樣就可能塑出一張正在說話和傾聽的生動面孔。我目不轉睛地細細盯著他達兩小時之久。這是一張令人難忘的面孔，高高的前額，艱苦的歲月讓臉上佈滿了皺紋，褐色的鬈髮簇擁在深深的鬢角上。他的面部表情嚴厲，飽經風霜的淺褐色皮膚，輪廓鮮明地向前突出的下頜，窄窄的唇上蓄著兩撇長長的濃密的維欽託利式的八字鬍，一雙消瘦的、靈巧的、纖細而有力的手，皮下血管在勃勃跳動，顯示出興奮感。他的雙肩像農民的肩膀一樣寬闊，肩負著他意志的全部力量。相比之下，他那顆堅強的瘦骨嶙峋的頭顱似乎顯得小了一些。只有他大步向前走的時候，才能顯示出他的力量。當我今天看到這尊半身塑像時，我才知道它有多麼逼真，多麼傳神。範·德·施塔彭後來的作品都沒有超過這件雕塑。這是一個詩人的偉大的真實記錄，是永恆力量的紀念碑。

經過這三個小時，我確實愛上了這個人，此後，我在一生中始終喜愛他。他的本性是穩健的，從不自滿。他與金錢無緣，寧願住在鄉下，也不願為生活多寫一行字。他不求功名，從不用退讓、逢迎或通過熟人關係來追逐名利。他認為，自己的朋友和他們忠實的友情就已讓他心滿意足。他甚至擺脫了對一個人來說最危險的誘惑：榮譽。但榮譽終於在他年富力強之時落到他的頭上。他始終光明磊落，心中無任何芥蒂，從不為虛榮迷惑。他是個自由、快樂、胸懷坦蕩的人，誰要是同他在一起，就會親身感受到他的生活理念。

這會兒，詩人就在我這個年輕人的面前，我做夢都想成為他那樣的人。在我與他初次見面的頭一個小時裡，我就下了決心，為這個人和他的作品效勞。我下這個決心是頗有膽識的，因為這位詩人在當時的歐洲還沒有多大名氣。雖然我知道，翻譯他的龐大的詩集和三部詩劇要佔去我二到三年的創作時間，但我還是下決心用全部精力、時間和熱情來翻譯這幾部著作。我貢獻出最寶貴的精力，就是為了完成這件道義上的任務。我在過去不斷地尋找和探索，今天總算找到一件有意義的事。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明確自己道路的年輕作家提出忠告的話，那麼我首先建議他，他可以先作為演員或者翻譯去啃一部大部頭的作品。這樣做雖然要作出一些犧牲，但對一個初學者來說，比自己的創作更有把握。每一個付出辛勞的工作都不會是徒勞的。

在我幾乎專門從事翻譯維爾哈倫的詩集和為撰寫他的傳記作準備的兩年時間裡，我經常外出旅行，有時是去作公開的講演。翻譯維爾哈倫的著作，看起來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實際上我已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酬謝：維爾哈倫在國外的朋友們注意到了我，不久，他們也成了我的朋友。有一天，埃倫·凱伊——這位非凡的瑞典婦女——到我這裡來。她以大無畏的精神，在那個偏狹、阻力重重的時代，為婦女的解放而奮鬥。早在弗洛伊德之前，她就在她的著作《兒童的世紀》裡提出這樣的警告：青年人的心理最容易受傷害。我在義大利時，是她把我引見給喬瓦尼·切納和他的詩友們，也是她使挪威人約翰·伯耶爾成為我的一個重要朋友。蓋奧爾格·勃蘭兌斯，這位國際文學史上的大師也對我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由於我的宣傳，維爾哈倫在德國比在他的祖國名氣大得多，最著名的演員凱恩茨和莫伊西在臺上朗誦我翻譯的維爾哈倫的詩。馬克斯·賴恩哈德把維爾哈倫反教權主義的心理劇《修道院》搬上德國舞臺。上述諸事，使我感到十分欣慰。

不過現在，是該我回憶另一件事的時候了，即我除了擔負著對維爾哈倫的義務，還有別的一項任務。我必須結束我的大學生活，戴上一頂哲學博士帽回家。也就是說，現在我面臨的緊迫任務是，在幾個月之內把大學四年的教材通通看一遍，而這是那些規矩的大學生幾乎用了四年才完成的。我和埃爾溫·吉多·科爾本海伊爾——一個年輕的文學朋友——一起開夜車死記硬背。現在他也許不願意回憶這些事，因為他成了官方詩人，希特勒德國藝術研究院的院士。幸好老師沒用考試難為我，對我公開的文學活動深為理解的好心腸的教授，在一次私下的談話中笑眯眯地對我說：「你恐怕不願意考到形式邏輯學嘍！」而事實上，他後來有意要我回答我能答出的那些問題。所以，我是第一次以優等分數通過這門考試，而且正如我所希望的，這也是最後的一次。從此，我的外在生活完全自由了，迄今為止的全部歲月，都是為了取得同樣的內心的自由而鬥爭，但這種鬥爭在我們這個時代變得越來越艱鉅。

伊朗西南部城市，位於山間盆地中，盛產葡萄和玫瑰花。

夏爾·奧古斯坦·聖伯夫（1804—1869），法國著名文學評論家。

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法國軍官，出身猶太中產階級，官至法國總參謀部大尉。他被控將秘密情報賣給德國。這是一起蓄意製造的排猶陰謀，史稱「德雷福斯事件」。

《荷馬史詩》中的人物。此人善言好鬥，常比喻尖酸刻薄者。

位於耶路撒冷，常以此喻耶路撒冷城。

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德國猶太裔思想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

魯道夫·斯坦納（1861—1925），奧地利哲學家、人智學創始人。

巴拉塞爾士（1493—1541），德國醫生、自然科學家、哲學家。

夏爾·範·萊爾貝爾赫（1861—1907），比利時象徵主義詩人、劇作家。

卡米耶·勒蒙尼耶（1844—1913），比利時法語小說家、藝術批評家。

費爾南德·克諾普夫（1858—1921），比利時象徵主義畫家、版畫家。

喬治·米納（1866—1941），比利時雕刻家、畫家。

亨利·範·德·韋爾德（1863—1957），比利時建築家、工藝美術家。

喬治·埃克豪特（1854—1927），比利時法語小說家。

埃米爾·維爾哈倫（1855—1916），比利時象徵派詩人、劇作家。

夏爾·皮埃爾·範·德·施塔彭（1843—1910），比利時雕塑家。

埃倫·凱伊（1849—1926），瑞典著名女權活動家、作家、教育家。

喬瓦尼·切納（1870—1917），義大利詩人、小說家。

約翰·伯耶爾（1872—1959），挪威小說家、劇作家。

亞歷山大·莫伊西（1880—1935），奧地利著名男演員。

埃爾溫·吉多·科爾本海伊爾（1878—1962），德國作家，後成為納粹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