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的中學期間，我們每個人身上都發生了一些純粹個人的變化：我們從十歲的孩子逐漸長到十六歲、十七歲和十八歲，成為具有男子特徵的年輕人，自然的本能開始宣佈自己的權利。好像青春期的性成熟完全是個人的問題，每個成長髮育的人，都用自己獨特的方式為自己解決這個問題。情竇初開的困惑完全不適於在公共場合談論，但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青春發育已超出它本身的範圍，它必然同時促成另一種意識的覺醒，我們第一次學會批判地觀察這個我們在其中長大成人的世界，觀察它的社會習俗。一般說來，孩子甚至年輕人都願意首先體面地適應自己生活環境中的各種規範。但是，只有當他們看到，要他們遵守的那些社會習俗大家都堅決遵守時，他們才會去遵守。老師和父母身上的任何虛偽行為，都必定促使年輕人用懷疑的，從而也是更為尖銳的目光看待周圍的人。我們不需要多長時間就會發現，我們過去一直信任的學校的、家庭的和社會道德的權威，在「性」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極不真誠，甚至可以說，他們要求我們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也要保守秘密，偷偷摸摸。
三四十年前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我們今天的看法完全不同。也許沒有一個領域像兩性關係那樣，僅僅在一代人的時間裡就發生這麼巨大的變化，這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婦女解放運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體育運動的發展、青年一代的獨立自主等。十九世紀的市民道德，基本上是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如果試圖區別它與今天流行的更為自由、更為無拘無束的道德觀有何不同，那麼也許首先應該看到一個具體情況：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那個時代的人由於自己內心不平衡而小心翼翼地迴避性的問題。更早一些時候，在人們真誠信奉宗教的時代，特別是在嚴格的清教徒時代，性的問題反而容易解決。中世紀的權威們曾深信，性慾的要求是魔鬼促使的，肉慾乃是罪惡和猥褻。他們用粗暴的禁令和殘酷的懲罰強行貫徹他們的無情的道德觀——特別是在加爾文教的中心日內瓦。到了我們這個世紀就完全不同了，這是一個不再相信鬼神的寬容的時代，人們不再使用逐出教門的嚴厲手段。不過，人們仍然覺得性問題是一個亂世的因素，會破壞倫理道德，與當時的倫理是不相容的。因此，性問題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婚姻以外的任何形式的自由性愛，都有悖於資產階級的倫理道德。由於這個矛盾，我們那個時代發明了一個特別的折衷辦法：那時的道德規範雖不限制青年人過性生活，卻要求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處理這種難堪的事。既然性問題是天經地義地存在於地球上的，那麼最好是讓它不為人所見，不超出社會風氣的範圍之外。於是形成了一種默契：無論是在學校裡還是在家裡，或者在公共場合，都不談論這令人惱火的麻煩事；把一切能引起性慾的雜念全部壓制下去。
從弗洛伊德的學說中我們知道，有意識地去壓抑自然的性衝動，實際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不過是迫使它進入危險的潛意識之中罷了。今天我們很容易對那種無師自通的天真的隱瞞手法啞然失笑。可是，整個十九世紀囿於一種妄想，以為人們能夠用理性主義的明智解決一切衝突；以為把人的自然本能隱藏得越深，他那煩躁不安的衝動就會越來越緩和；以為只要不向年輕人提性的問題，他們就會忘卻身上存在的自然本性。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都抱著以不談性問題來剋制性慾的妄想，社會所有的部門共同組成了一個對外秘而不宣的聯合抵制陣線。學校、教會的牧師、沙龍、司法機關、報刊、書籍、時尚和風氣，原則上都避免談任何性的問題。甚至於科學——本來它可以對任何事情進行徹底的研究和探討——也以可恥的方式參與「這明顯的不光彩行徑」。生理科學認為研究這些汙穢的課題有失科學的尊嚴，因而向世俗低下了頭。如果我們翻翻那個時候的書籍，如哲學、法學，甚至醫學方面的書，大家會一致發現，凡是涉及性的地方都有所顧忌地避開了。刑法學者在學術會上討論監獄中的人道主義措施和牢房生活中有失道義的內容時，對這個最本質的問題也膽怯地避開了。同樣，一些神經科醫生，雖然他們明明知道某些歇斯底里症狀的原因，卻不敢說出真相。我們從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仍然可以讀到，像他所尊敬的老師夏爾科這樣的人也曾私下裡向他承認，他雖然知道某些病人的真正病因，卻從未敢公之於世。至於當時所謂的「美」的文學，更是不敢如實描寫，因為這種文學正是以體現美學的美為己任的。在我們之前的幾個世紀裡，作家並不羞於提供一幅真實而又廣闊的社會文化圖景。我們仍可以在笛福、普雷沃神甫、菲爾丁、雷蒂夫·德·拉布列塔尼的作品裡看到那種真實情況不加歪曲的描繪。可是到我們那個時代，只允許描寫「充滿感情」和「高尚」的事，不允許寫那些令人難堪的真實的事。因此，我們在十九世紀的文學中幾乎看不到對大城市青年的所有危險、黑暗和困惑的描述。即使一個作家寫到賣淫，他也必須美化一番，把女主人公打扮成「茶花女」式的人物。所以我們今天正面對著一種特殊情況，如果當今的年輕人要想知道上一代或上上一代的年輕人是怎樣奮鬥一生而去翻閱縱然是那個時代的大師們的作品，如狄更斯、薩克雷、戈特弗裡德·凱勒、比昂遜的作品——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除外，因為他們是俄國人，站在歐洲假理想主義的對立面——那麼他會發現，書中寫的盡是經過加工昇華、溫和適中的事情，這是因為那個時代的作家受時代的壓力而無法表達自己的自由見解。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那個時代對祖輩的道德觀幾乎達到頂禮膜拜的程度，再加上今天的人所不能想象的時代氣氛。要不，我們怎樣理解《包法利夫人》這樣一部完全寫實的小說竟會被法國一家法院判作淫書禁止發行呢？同樣，我們怎樣理解，在我年輕時候左拉的小說被看作色情文學，托馬斯·哈代這樣一位心平氣和的古典主義敘事文學家竟在英國和美國掀起軒然大波呢？因為這些書儘管寫得很有節制，還是暴露了不少現實。
然而，我就是在這種不健康的、令人窒息而又夾雜著濃郁香味的空氣中，在不愁吃穿的環境里長大成人的。那種虛偽的反心理學的道德觀，對「性」一直保持沉默和藏匿的伎倆，像一座魔山重重壓在我們頭上。作家們屈服於這種非人性的道德觀，所以在文學和文化史上缺少反映當時實情的真實文獻資料，也使人很難將那些不真實的東西恢復其本來面貌。當然，某種可循的線索還是有的，只要看看時裝的樣式就可斷定這個論據的正確性。因為每個世紀的服裝從外觀情趣上看，自然而然地反映出當時的道德觀念。在一九四一年的今天，當電影院的銀幕上出現一九〇〇年的男女穿著當時的服裝參加社交活動時，無論是歐洲還是美洲，無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觀眾準會笑個不停——這種事不是偶然的。甚至今天最憨厚的人也會笑話過去那種特別的打扮，覺得他們簡直像漫畫，是一群穿戴不自然、不方便、不合乎衛生的小丑。就連我們這些曾見過自己家的母親、姑姨、女朋友穿著古怪的晚禮服，自己童年時同樣打扮得令人可笑的人，也會覺得整整一代人都順從這個潮流，竟無人提出異議，簡直像一場噩夢。當時男人的打扮是讓人一動也不能動的高硬領，長長的黑色燕尾服，加上那頂像煙囪一樣的大禮帽，活像個「弒父者」，這已經夠可笑了。可是，那個時代的女人打扮得更加怪異，既費力又繁瑣，每個細節都違反自然！腰部繫著一件用鯨魚須骨做的緊身衣，把腰勒得像馬蜂腰一樣；下身穿著鼓成了鐘形的大裙子；衣領釦得又緊又高，直到下頜處；雙腳完全遮蓋著；頭髮梳成無數小卷，再編成螺旋髮髻，高高地盤在頭上，頭髮夾滿珠玉寶石；雙手總是戴著手套，即使炎熱的夏天也不摘下來。這種在今天已成為歷史的女士，雖然滿身香氣，戴著各樣的首飾，全身是精細的花邊、流蘇之類，仍是一個令人同情又無人幫助的不幸之人。我們一眼就能看出，凡是裝扮成那樣全副武裝的女人，她再也不能自由活動，再也沒有活力，再也體現不出優美的身段；有了這副打扮，每個動作、每個姿態，以及她整個體態的表現，無不矯揉造作、違反自然。要把女人打扮成這樣——且不說參加社交活動時如何不便——只是晚禮服的穿上和脫下，其程式就非常複雜，沒有別人幫忙，根本無法做到。穿衣的程式是，首先把背後的衣釦從腰部扣到脖頸處，接著侍女用盡力氣將緊身衣繫上，每天來伺候的女理髮師用許許多多的髮針、髮夾、梳子、燙髮鉗、捲髮筒等，把長長的頭髮捲成形，梳理整齊後，做成高聳的髮型——我想提醒今天的年輕人注意，三十年前，除幾十名俄國女大學生外，歐洲每個女人的頭髮都長到腰部——然後再給這位女士像洋蔥一樣穿上一層又一層的襯裙、緊身內衣、上衣和短上衣，一直把她打扮到最後一絲女人氣息消失為止。這種毫無意義的打扮還有一層秘密的含義：一個女人的線條按風俗經過這樣複雜的加工完全掩蓋起來，使新郎在婚宴上無法預料自己身旁這個未來的伴侶究竟是長得挺直還是駝背，是豐腴還是乾癟，是直腿還是彎腿。這個「重道德」的時代根本不認為把女人的頭髮、胸脯和身體其他部位喬裝打扮一番，以達到欺騙和適應普遍理想美的目的有什麼不對。那時，一個女子愈想成為真正的「女士」，就愈不該顯示出原來的自然美。其實，這種具有明顯目的的時尚無非是為當時一般的道德觀效勞，那個時代主要關心的，是掩蓋和隱藏性愛。
但是，這種智慧的道德觀完全忘記了，如果把魔鬼關在門外，那麼魔鬼十有八九會從煙囪和後門進來。用今天我們客觀的眼光來看，那時候的服飾是把露在外面的丁點皮膚和真實的身材儘量遮掩起來，使人看不出她有何德性，恰恰相反，這種時尚反而使人難堪地突出了女人的性別特徵。在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一名青年男子和一名年輕姑娘在一起，他們身材修長，留著短髮，面部沒有鬍鬚，從外貌上看，會覺得他們很般配；可是在以前那個時代，異性之間要儘量保持距離。男人為了美，留著長長的鬍子，他們時不時捻一捻很濃的小鬍子，以顯示自己的陽剛之美；而女人則用緊身衣突出女性的主要特徵，胸脯高聳，故意顯耀。在舉止儀表方面，也特別強調剛強的男性和纖弱的女性。那時要求男子豪爽、好鬥、具有騎士風度，而要求女人羞怯、靦腆、小心謹慎；要求男人像獵手，女人像獵物，兩者是如此不同。在儀表上人為造成的區別差異，反而增加了異性內在的吸引力，即性愛必然更加強烈。所以，當時那個社會用這種違反心理的方法來遮蓋和壓制性愛，非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使自己走到反面。那時，唯恐在文學、藝術、穿著等方面出現傷風敗俗之事，處處防範任何性衝動的刺激，反而使人的思想總想著那些不道德的勾當。那個社會一直不間斷地研究可能發生的出格的事，反而使自己陷於窺探色情的環境中。對那個世界來說，「正派作風」始終處於極度危險的境地：每個姿態、每句話都可能有失體面！今天人們肯定會理解，女子在運動中或打球時應穿褲子，而那個時代則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可是又怎能理解那些歇斯底里的假正經呢？當時的女人難道敢啟齒說穿褲子這件事嗎？如果非要說出引起性慾的「褲子」一詞，必須找另外的詞彙，用純潔又無刺激性的「下裝」來代替，或者用那個為忌諱特意發明的詞：難以啟齒之物。從前，幾個身份相當而性別不同的年輕人想在無人監護的情況下一起去郊遊，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更確切地說，首先想到的是可能會「出事」。這樣的聚會，只有監護人——母親或家庭女教師——形影不離地跟著，才能實現。一個年輕的姑娘在最炎熱的夏天打網球，想穿件露出雙腿的衣服或者裸出雙臂，那簡直是荒唐的醜行。如果一個有教養的女子在社交生活中交叉著雙腿會被認為有失體統，因為這樣會露出裙下的肉體。就連自然要素，如陽光、水、空氣也不能觸及女人的皮膚，何況別人的眼睛。在遼闊的大海上坐船，女人們必須穿沉重的衣服，步履艱難地走動，寄宿在學校和修道院裡的年輕姑娘們，必須從脖頸到腳後跟包得嚴嚴實實，為的是忘掉自己還有軀體；甚至在室內洗澡也要穿著長長的白襯衫。婦女年長後直到去世，她的肉體，除了接生婆、丈夫和洗屍體的人以外，再也沒有其他人看見過她肩膀的線條或膝蓋，這絕不是故意誇張。四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覺得這些「規矩」簡直像童話或者滑稽的誇張。然而，在那時候，從社會最高層的人士到最底層的百姓，無一例外，都像得了神經病似的，害怕所有的肉體和自然。不瞭解這些，我們怎能想象如下這些事呢？——在本世紀之交，當第一批女人勇敢地騎上腳踏車，或者像男人一樣跨鞍上馬時，農民向這些冒險家大扔石頭。當我上小學的時候，維也納的幾家報紙曾連篇累牘地討論那個令人恐懼、傷風敗俗的革新之舉：皇家歌劇院的芭蕾舞女演員跳舞時不穿長襪。當伊莎多拉·鄧肯第一次穿著古希臘式短袖及膝白色長衣，沒穿綢緞舞鞋而是赤著雙腳跳舞時，引起了軒然大波，成為頭號新聞。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並目睹世事的年輕人，一旦發現那件遮蓋一切的體面大衣上滿是裂縫和洞孔時，他們一定會覺得，為那一直受到威脅的正派體統而惶恐不安是多麼可笑。五十個中學生裡終究會有一個碰上他的老師在陰暗的小衚衕幹那種有傷風化的事；他們也終究會從東鄰西舍那裡偷聽到這個或那個幹了見不得人的事，儘管他們在我們面前裝得一本正經。事實上，越是遮遮掩掩偷偷摸摸，就越引起我們強烈的好奇心，有時，好奇心甚至達到了難以控制的地步。因為社會道德不准許人們讓自己的自然本能自由地、公開地流露出來，在大城市裡，這種自然本能找到了地下的和多半不乾淨的發洩渠道。社會各階層人士都感到，由於對青年人性的壓抑，一種隱藏的性興奮便以一種幼稚的、笨拙的形式表現出來。幾乎沒有一座柵欄或一個廁所沒有被塗上下流的字畫；游泳池裡用來隔開女子游泳區的木板壁，凡有樹節子的地方都被捅成了洞。那些在今天由於道德風尚聽其自然而早已衰落的行當，在當時卻悄悄地十分興隆，特別是裸體人像攝影，寫真照相業。不管在哪家酒肆飯店，都有小販在桌下向青少年兜售裸體照片。還有地下出版色情文學的行當，印的這些書粗製濫造，紙張極差，語病甚多，可銷路甚好；那些淫穢下流的雜誌銷路同樣很好，書刊中不堪入目的色情描寫，在今天找不到第二份。這是因為嚴肅文學不得不堅持理想主義的說教和小心翼翼的態度。屬於嚴肅藝術的有皇家劇院，以表現高貴的思想和如雪的純潔為宗旨。但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專門演出最粗俗下流的滑稽戲的劇場和歌舞場。凡是受到壓抑的東西，它總想方設法為自己尋找一條出路，哪怕是一條曲折道路。說到底，假正經地不準談性的啟蒙和不許同異性無拘束相處的那一代人，實際上要比我們這一代享有自由戀愛的青年人更好色。這是因為，只有那些不給予的東西，才會使人產生強烈的慾望；越是禁止的東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聞目睹得越少，夢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體接觸的空氣、光線和日光越少，性慾集聚得越多。總之，加在我們青年人身上的社會壓力，不過是引起我們內心對各有關當局的不信任和怨恨罷了，並沒有提高我們的道德水平。從我們的情慾萌發的第一天起，我們本能地感覺到，那種不誠實的道德觀用掩蓋和沉默從我們身上奪走本該屬於我們這個年齡的東西；為了儲存早已腐朽的習俗，而犧牲我們坦誠的願望。
這種社會道德，一方面承認性的存在，還給性的發洩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在公開場合又對此諱莫如深，這種陰陽臉式的道德完完全全是一種欺騙。因為它一方面對年輕人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對他們使眼色，要青年人變得「圓滑一些」，就像當時人們在家庭隱語中善意地戲說的那樣，而另一方面它對女人則憂心忡忡地緊閉雙眼，裝成瞎子。甚至社會習俗也不得不預設：一個男人有性慾衝動是應該的，但如果老老實實地承認，一個女人也能被性慾征服，造物為了人類的繁衍生息也同樣需要女性，這就觸犯了「女人聖潔」的觀念。在弗洛伊德以前的時代，一個女人不可能有肉慾的要求，男人也不許引起女人性的要求，只有結婚以後才被許可。這種社會約定曾被當作公理執行。可是，即便在那個講究道德的時代，空氣中也總是充滿了危險的引起色情的傳染物，維也納尤甚。因此，一個上流家庭的姑娘，從她出生的那天起，直到她與丈夫走出教堂為止，必須在絕對消毒的氣氛中生活。為了保護年輕姑娘，不讓她單獨離開家人的目光。給她請來家庭女教師，就是為了照料她，絕不能讓她沒人陪伴就踏出家門一步，無論是上學還是去上舞蹈課和音樂課，都有人接送。她們讀的每本書都要經過檢查，而最主要的，是讓姑娘們一天到晚忙個不停，使她們無暇生出非分之想。她們得練鋼琴，學唱歌、繪畫、外語、藝術史和文學史，她們受到各種教育，甚至有些過分。但是，在把她們教育得非常有文化有教養的同時，她們對最最自然的事物一點也不知。她們對男女之事一無所知的程度是我們今天的人無法想象的。一個上流家庭的姑娘不準對男子的身體結構有任何瞭解，也不許她知道孩子是怎樣來到人間的，因為這個天使在結婚前不僅肉體沒有被人觸及過，她的心靈也要保持絕對純潔。一個姑娘，她受過良好的教育，在當時成了對生活毫無所知的同義語；有時，那個時代的婦女一輩子對生活都無知透頂。我一位姑媽身上曾發生了一件荒唐透頂的事，至今仍令我忍俊不禁。在她新婚夜的凌晨一點，她突然返回孃家，大吵大嚷，說再也不願意見到那個下流的男人，說他是個瘋子和妖魔，因為他一本正經地要脫她的衣服。她費了不少力氣才擺脫了男方顯然是病態的要求，救了自己。
當然我不能不說，那時姑娘們的無知反而會給她們增添神秘的魅力。這些羽毛未豐的女孩子預感到，在她們旁邊，在她們身後，還有一個她們一無所知的和不許她們知道的世界，這使她們感到好奇、嚮往、心醉，以及一種身不由己的心緒不寧。她們走在大街上，一旦有人打招呼，她們就會臉紅——現在的年輕女孩子會臉紅嗎？當姑娘們單獨在一起，她們唧唧喳喳，交頭接耳，嘻嘻哈哈笑個不停，像微微喝醉似的。她們懷著對不熟悉的、與她們隔絕的世界的各種期待，做著羅曼蒂克的夢，但又怕被人發現。她們的肉體渴望著那種連自己都不甚瞭然的溫存愛撫。稍一想入非非，她們的整個舉止就會不斷失態。她們走路的姿態也與現在的姑娘不同，現在的姑娘經過體育鍛煉，身體動作像男孩子一樣輕鬆自如，而那時的女子走上幾百步就可以從步履和姿態上分清她是姑娘還是已婚。她們的姑娘氣比現在的要足得多，已婚婦女就不是這樣了。從本質上看，她們恰似溫室裡培養出來的花朵，沒有經過任何風霜，嬌滴滴的，她們是用特定文化和教育精心培養出來的產物。
而那個社會就希望把年輕的姑娘培養成這個樣子，既傻又頑固，既有教養又一無所知，既好奇又害羞，既無把握又無實際。這種脫離實際生活的教育，必然使她們在婚後失去自己的意願，任憑丈夫擺佈。當時的社會風尚似乎是要把一個姑娘作為最秘密理想的標誌，作為品行端莊、純潔無瑕、超脫世俗的象徵來加以保護。如果一個年輕的姑娘二十五歲或者三十歲還沒有結婚，那是多大的不幸啊！因為社會習俗毫無憐憫地要求一個三十歲的姑娘為了家庭和體統，始終保持那種和她的年齡早已不相稱的、沒有性經驗、沒有性需求的性盲狀態。然而，這個形象日後卻遭到可怕的醜化。未婚姑娘成了「嫁不出去」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姑娘成了「老處女」，那些滑稽報刊便把她們當成譏諷打趣的物件。只要誰翻翻老版的《散頁畫報》或別的幽默刊物就會發現，每期都有對老姑娘的低階無聊的嘲諷：她們由於精神失常，已不知掩蓋自己本能的性要求。她們曾為了家庭和個人的名譽，不得不壓制自己內在的生理需求：對愛情和對成為母親的需求。然而，人們非但不體諒她們因犧牲自己的生活而造成的悲劇，反倒拿她們開玩笑，這些不通人情的人，真是可惡之極。一個以不誠實的態度壓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會，總是最殘酷地對待那些洩露了它的秘密並將之公之於世的人。
當時的資產階級社會風俗極力維護這樣一種假設：一個上流社會的女子，只要她沒結婚，就不該有性慾且不準有性慾，否則，她就被視為「不道德的人」而被逐出家門；但是人們又不得不承認，男子身上確有性慾衝動這回事。憑經驗毫無辦法去阻止成熟的男子的性生活，所以人們不存奢望，但願他們的不體面享樂在神聖的社會習俗大牆之外進行。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掃乾淨的道路，街道兩旁是豪華的商店和優美的公園，而地下是洩瀉汙水的排水系統。青年人過性生活的地方，像城市一樣，只能在社會道德下面的陰溝裡進行。對青年人在這方面會遇到什麼危險或落入什麼人之手，則漠不關心。同樣，學校和家庭也由於過於謹慎而耽誤了對青年的性啟蒙。只是到上世紀最後幾年，才間或有遠見卓識的父親，用當時的話說，思想開明的父親，在發現自己的孩子剛剛長出鬍鬚時，就想幫他在這方面走上正路，先把家庭醫生請來，隨後醫生找機會把青年人請進屋，先慢條斯理地擦眼鏡，然後才慢慢開始他的演講，談性病的危險，並勸告年輕人要節制，不要忽視安全措施。其實，這個年齡的青年人早已對此無師自通。另有一些父親採取一種特殊的方法。他們聘一個漂亮的使女到家裡，她的任務就是教會男青年這方面的事。因為父親們覺得這個辦法挺好，讓青年人在家裡幹這種勾當，外表上就不會失去禮儀，也免得青年人落入騙子之手。但是，這種公開的、露骨的啟蒙方法，始終為社會各界所唾棄。
在資產階級社會里，一個青年人究竟有哪些洩慾的途徑呢？這個問題在下層社會是根本不成問題的。譬如在農村，一個十七歲的長工與一個女工睡覺，一旦這種關係有了孩子，那麼以後就成了一對。在我們阿爾卑斯山的大多數農村裡，未婚生的孩子遠遠超過已婚生的孩子。在無產者中間，一個工人在結婚以前就已經有過數次同居的經歷。在加利西亞信奉正教的猶太人那裡，幾乎剛剛成年的十七歲男孩就娶妻成婚，四十歲時就當了祖父。只有我們資產階級社會里才鄙視這種解欲的方法——早婚，因為沒有一個家庭的父親願把自己的女兒託付給一個二十歲或二十二歲的毛頭小夥子，人們把他看作是「年輕」人，尚未成熟。這裡同樣又暴露出一種內在的虛偽，因為資產階級的年曆與自然年曆根本不一致。從身體發育來看，一個人十六歲或十七歲就成熟了；從社會角度來說，年輕男子只有獲得社會地位才算成年，可是這在二十五六歲以前幾乎是不可能的。於是，身體的實際成年和社會上的成年之間產生了六年、八年，甚至十年的人為間隔。在這段時間裡，一個年輕男人不得不為自己洩慾尋找「機會」或尋求「風流韻事」。
但在這個問題上，那個時代並沒有給年輕人提供很多機會。只有極少數特別富有的年輕人才能享受這種奢侈，包養一個情婦。也就是說，給她準備一套住房並負擔她的生活費用。和一個已婚婦女發生關係，這是當時長篇小說中描寫風流韻事的唯一文學典型。這種事只有少數幸運的人才能碰上，而另外大多數人是與小店裡的女售貨員或飯店裡的女招待廝混，解決一時的快樂。因為那個時候婦女解放運動尚未開展，婦女尚未獨立參與社會生活，所以只有那些出身貧窮的無產者的姑娘，一方面她們沒有那麼多清規戒律，另一方面她們在萍水相逢、不打算結婚的兩性關係方面擁有充分的自由。她們穿著簡樸，工作十二小時後已疲憊不堪，不可能修飾自己（那個時候私人浴室尚屬富人的特權），工資又少得可憐。貧窮的姑娘們生活在一個狹小的圈子裡，生活水平要比自己的情人低得多，以致她們大多數人自慚形穢，不願與情人在公開場合露面。雖然當時的社會習俗已預先採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以解決她們的窘迫，即所謂的單間餐室。在這裡，一個姑娘和情人吃晚飯，不必擔心被人看見，至於那件事，可以到陰暗偏僻小街上的小旅館去幹，它們是專為這種情人幽會而開設的。但這種幽會都是在倉促害怕中進行的，所以一點美感都沒有，純粹是為了發洩性慾，因為幹這種事的時候從來都是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像是幹一件違禁的事。此外還有另一種可能，同兩棲人，即半是資產階級但又不完全屬於資產階級的人，諸如女演員、女舞蹈家、女藝術家，她們是那個時代唯一「解放了」的婦女。但是，總的說來，構成婚外性生活的基礎是娼妓。似乎可以這樣說，賣淫構成了資產階級社會這座華麗大廈陰暗地下室的頂棚，在它上面豎立著純潔的、豪華的、無瑕的門面。
關於賣淫在世界大戰前的歐洲廣泛蔓延的情況，當今的一代青年幾乎很難想象。今天，我們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很難碰到妓女，就像在行車道上很少看到馬車一樣。可是過去在人行道上不乏花枝招展的賣淫者，要躲避她們比找到她們還難。於是又出現一系列的「非公開的場所」，如夜間遊藝所、滑稽劇場、跳舞場、備有舞女和歌女的舞廳，以及有性感應召女郎的酒吧。那時賣身的女人純粹是商品，有著不同的價格，也有按時間長短付錢的。一個男人不用花多少錢費多大勁，就可以買來一個女人，像買一包香菸或一張報紙那麼簡單，可以享用一刻鐘，一個小時或一夜。我覺得，沒有任何東西比今天的生活方式和愛情方式更為自然更為正直的了，今天的青年幾乎都是這麼理解的。曾經不可缺少的場所逐漸變得不必要了。把賣淫的行當從世界上清除出去，不是靠警察，也不是靠法律，而是由於需要日益減少。這種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劇產物，儘管還有一些殘餘，畢竟在自行消亡。
國家及其道德的官方立場，對當時這種不光彩的事情，從來就覺得十分尷尬。按照社會的道德標準，誰也不敢公開承認一個女人可以有賣身的權利；但從生理角度來講，又不能沒有這種行當，因為它能排解令人煩躁的未婚性慾。於是，那些權威們模稜兩可地試圖將賣淫分成兩種：一種是國家視為不道德的、危險的，應該取締的暗娼；一種是有營業執照的，給國家納稅的合法妓女。一個決心當妓女的姑娘，必須得到警察的特別許可和一個准許營業的證書。當她把自己置於警察的控制之下，並履行每週兩次體檢的義務時，她就取得了正式營業的權利，以她認為合適的價格出租自己的肉體。這種合法的妓女像其他一切行業一樣，被看作一種職業，但又不完全被承認——這裡恰恰暴露了社會道德的馬腳。舉例來說，一個妓女是商品，她把自己的肉體賣給了一個男人，而這個男人事後拒絕支付預先商定的價錢，妓女卻無法控告他。她正當的要求一下子變成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政府的保護，法律提出的論據是，這種案件是可恥的，不予受理。
從這些細節可以看出這種觀點的自相矛盾：一方面把這些賣身婦女納入國家允許的職業範圍之內，另一方面又把她們看作置於普通權利之外的棄兒。但是，實際上的不公正是視具體情況而定的。也就是說，所有那些限制只是針對貧苦階級的。一個芭蕾舞女演員可以在維也納以二百克朗一小時的要價把自己賣給任何一個願出此價的男人，當然，她不需要任何執照；而流浪在街頭的少女每小時只能要價兩克朗。至於那些名交際花，在一篇關於跑馬或跑馬大賽的報導中，她們的名字與出席的顯貴人物並列在一起，因為她們早已躋身於「社交界」。同樣，一些為宮廷、貴族和富有的資產階級介紹這些奢侈品的女經濟人也往往受到庇護，而法律通常對拉皮條的人是要判重刑的。嚴格的條例、無情的監督、社會的譴責，不過是針對成千上萬的妓女大軍罷了，而她們卻用自己的肉體和被凌辱的心靈去維護那個反對自由和自然愛情的、早已腐朽的舊道德觀。
這支賣淫大軍分成不同的種類，恰似一支真正的軍隊分成騎兵、炮兵、步兵、要塞炮兵等各類兵種一樣。最早的妓女好似要塞炮兵，她們佔據幾條固定的街道作為自己的營地。這些地方大多是中世紀的刑場，或者是麻風病區，或者是墓地，也是無業遊民、劊子手和其他一些被剝奪公民權的人的藏身處。幾個世紀以來，資產階級早就躲開此處遠遠的。有關當局在這裡開闢幾條小巷作為色情市場，就像日本東京的吉原街和開羅的鮮魚市場一樣，青樓座座，倚窗可望。一直到二十世紀，這裡還有二百或五百個妓女，一戶挨一戶，在平房的窗前招徠客人：這種廉價商品還分晝夜兩班。
還有一種流動性的妓女，就像騎兵和步兵，她們在大街上尋找顧客。在維也納通常把她們稱為「遊動的姑娘」，因為警方給她們劃了一條無形的界線，只允許她們在那裡招攬生意。她們白天黑夜在大街上游蕩，從深夜到黎明，不管是大雪紛飛還是陰雨連綿，她們粉飾臉面，拖著如鉛的雙腿走街串巷，強打精神向過路的人報以賣弄風情的微笑。她們沒有歡樂，卻把歡樂給了別人。無盡頭地從這個角落盪到另一個角落，最終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同一條路：走進醫院之路。我覺得，自從大街上沒有這一群飢寒交迫、愁眉苦臉的女人以來，所有的城市都更加美麗更加可親了。
即便有這麼一大群妓女，仍然不能滿足日常的需要。有些人希望過一種更加舒服、更加隱蔽的生活，而不願意在大街上追逐漂浮不定的蝙蝠和飛來飛去的極樂鳥。他們想享受更加幸福的愛情：要有燈光和溫暖，要有音樂和舞蹈，還要有一副豪華的派頭。這樣的嫖客另有「不公開的去處」——妓院。這裡有一間假冒豪華的所謂「沙龍」，一群姑娘聚集在這裡，她們有的穿著貴婦人的長禮服，有的穿晨服。男男女女在一塊飲酒、跳舞、聊天，旁邊還有一個鋼琴師在彈奏樂曲供他們消遣，玩夠了，就成雙成對地悄悄溜進臥室。一些高階的妓院，特別是巴黎和米蘭具有國際聲譽的妓院，往往會使一個未經世面的人產生一種天真的幻覺，好像走進了一個生活有點放縱的貴婦人的內室。這裡的姑娘與在大街上拉客的姑娘相比，臉蛋更漂亮一些。她們不受日曬雨淋，也不受在滿是汙泥的小巷裡遊蕩之苦，她們坐在溫暖的房子裡，穿著時興的服裝，有豐菜佳餚，酒隨便喝。可說到底，她們又是老鴇的俘虜。老鴇供給她們衣服，以提高她們的身價，供給她們膳宿，是為了給她賺大錢。這樣一來，即便是最勤勞、最有毅力的姑娘也會背上一身債，她們將永遠無法按自己的意願離開這所房子。
如果把某些這類妓院的秘史寫出來，一定很精彩，而且也能成為當時文化的一種實在的文獻記錄，因為這類妓院隱藏著最為特殊的秘密，就是平時很嚴厲的官府對這些秘密自然也是很清楚的。那裡有秘密入口和專用樓梯，社會最上層的人物——像私下傳說的，甚至有宮廷裡的人物——可以從此進入妓院，而不會被那些該死的人看到。這裡有四面鑲鏡子的房間；有能夠偷窺隔壁房間裡一對男女正在做銷魂之事的房間；還有專為迷戀異性服飾的性變態者而準備的最奇特的服飾，在衣箱裡，在衣櫃裡，從修女的長袍到芭蕾舞女演員的戲服，應有盡有。而恰恰是這樣的城市，這樣的社會，這樣的道德風尚，當一個年輕姑娘騎上腳踏車，就會遭到憤怒的斥責；當弗洛伊德用冷靜的、清楚的、透徹的方式說出真相時，卻不以為然。恰恰是這個如此慷慨激昂地維護婦女純潔的世界，竟允許這種可怕的賣身，甚至組織並統管這種行業，從中漁利。
但願今天的人們不要被那個時代感傷的長篇小說和中篇小說所迷惑；對青年人來說，那是個糟糕的時代，年輕的姑娘在家庭嚴格管束之下，完全與現實生活隔絕，身心的自由發展受到很大的阻礙；而年輕的小夥子也受到這種道德的限制，但他們並不相信這種道德，誰也不遵守這種道德，所以他們秘密地去幹那些不可告人的事。男女青年之間很少有無拘束的正常交往，按照自然法則，它恰恰意味著青春的幸福和快樂。那一代的青年，誰也記不得他與女人最初的接觸中，有多少是發自肺腑的喜悅而令人留戀的。因為，除了社會壓力迫使他們隨時都要小心翼翼，當時還有一個罩在心靈上的陰影，甚至是最溫柔的瞬間也不會忘記的陰影，即害怕染上性病。在這一點上，那時的青年與現代的青年相比，要不幸得多。因為不要忘記：性病在四十年前流行的程度要比現在嚴重一百倍，而更主要的是，要比今天危險和可怕一百倍。這是因為，當時的醫院對性病實際上毫無辦法，沒有今天這樣方便快捷的科學治療方法。今天，治療性病已不困難。在一般醫院、大學的大中型醫院裡，用保羅·埃爾利希的療法只需幾個星期就能治癒，以致一位教授無法向他的學生展示梅毒的初期症狀。但在當時，根據軍方和大城市的統計，十個年輕人中至少有一兩個淪為性病的犧牲品並因而喪命，所以不斷有人提醒青年人要提防這種危險。當時你若在維也納城裡行走，每隔六七棟房子，就會看到這樣的招牌：皮膚病、性病專科醫生。再說，不只是害怕傳染上性病，更令人害怕的是那種令人生畏的有失尊嚴的治療方法。現在的人已不知道那種方法了。一個染上梅毒的病人，要一連幾個星期全身塗上水銀，其副作用是牙齒脫落，身體其他部分也受到損害。一個偶然沾染上這種惡疾的不幸犧牲者，不僅是身體被玷汙，心靈上也受到創傷。縱然經過這樣可怕的治療，患者自己也不能保證，可怕的梅毒是否會從包囊中隨時復發，以致由於脊椎神經麻痺而四肢癱瘓，前額部腦組織軟化。因此之故，當時有些年輕人一旦被診斷患上梅毒，就會立刻拔槍自殺，因為他們認為，患上這種病會連累親人被懷疑也有此病，由此造成的思想壓力在感情上是無法承受的。不僅如此，一種只能在暗處過的性生活還會帶來其他煩惱。如果我盡力追憶過去發生的一樁樁事，我依然記得起我年輕時代的夥伴，他們個個都是面色蒼白、心神不寧地來到學校，其中一個得了病就擔心自己得的是梅毒；第二個因為要求對方墮胎而受到敲詐；第三個揹著家人去治病，卻又沒有錢；第四個是他不知道如何支付女招待給他留下的那個孩子的贍養費；第五個是因為錢包在妓院被盜，但他不敢去告發。總而言之，在那個假道德的時代，青年人所經歷的比那些御用文人寫的小說和戲劇更戲劇化；另一方面，也更加不清潔，更加緊張，更令人沮喪。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家裡，在青年人性生活這個範疇內，沒有自由和幸福可言；而那樣的性愛正是青年人這個年齡所決定的。
這一切之所以必須在一幅忠實反映時代風貌的圖畫中反覆強調，是因為當我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青年聊天時，我幾乎是要強迫他們相信，我們這一代人與當今一代人相比，根本不具備優越的條件。當然，從公民的意義上講，我們比今天的一代青年享有更多的自由。他們服兵役、服勞役，在許多國家，服兵役和服勞役是百姓應該為國家做的，其根本就是要聽憑愚蠢的世界政治專橫擺布。而我們當時並沒有這些兵役和勞役，可以專心致志於自己的藝術和其他精神愛好，使私人的生活更加個性化。全世界都向我們開放，所以我們的生活更富有世界主義色彩。我們不需要護照和通行證就可以到處旅行，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沒有人檢查我們的思想、出身、種族和宗教信仰。我從來不否認，事實上我們享有比今天更多的個人自由，我們不僅愛好自由，而且充分利用這種自由。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貝爾所說的：「一會兒我們缺美酒，一會兒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兩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會風尚給人們自由時，國家卻限制他們；國家給予人們自由時，社會風尚卻來奴役他們。過去我們過得挺好，經風雨見世面，而今天的青年人生活得更豐滿，更有意識地在度過自己的青年時代。今天我看到年輕人從中小學校、大學裡走出來，昂首挺胸，目光炯炯有神；我看到男女學生歡快地聚在一起，輕鬆隨意，毫無顧忌，十分友好，沒有虛偽的羞澀和靦腆。他們一起學習，一起運動，一起滑雪，像古希臘古羅馬人那樣在一個游泳池裡自由地互相比賽，男女兩人同乘一輛小轎車在田間兜風，他們像親兄弟姐妹似的過著健康的無憂無慮的生活，沒有任何內在的和外在的負擔，這種種事情使我感覺到，我同他們之間的距離不是四十年而是一千年。當時，我們為了表達愛情或接受愛情，總得找個僻靜之處，偷偷摸摸地進行。我十分高興地看到，有利於青年一代的社會風尚的變革是多麼巨大啊！我們在愛情上、生活上獲得了多大的自由啊！這種自由大大地促進了人的身心健康。自從婦女的舉止不受限制以來，我覺得她們更漂亮了。她們走起路來，腰挺得直直的，眼睛明亮有神，談吐更為自然。這新的一代人徹底擺脫了父母、姑姨和老師們的監督；他們從來不曾體會阻礙我們發展的種種阻力、恐懼和不安。他們的所作所為，除了對自己和自己的良心負責外，無需向任何人解釋，這是他們有自信心的表現。他們不會知道，當年我們為幹一件男女之間的違禁之事，必須找個無人去的角落，偷偷地進行。而新一代的年輕人會理直氣壯地說，這是他自己的權利。這一代人幸福地享受著青春的年華，朝氣蓬勃、輕鬆愉快、無憂無慮，這恰恰是他們這個年齡所需要的。但是，我覺得，他們最幸運的是他們不用在別人面前說謊，可以把自然感情和慾望如實地表達出來。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過一輩子，心中沒有我們那個時候的精神壓力。他們認識到男女相愛是極自然的事，所以他們不當一回事。可是，我們當年對愛情看得十分寶貴，認為同時伴隨著羞澀和靦腆而引起的秘密心理壓抑最迷人，也產生了些許溫存。也許他們根本不會預料到，正是這種忌諱造成的恐懼反而帶給我們莫名的樂趣。我總覺得，與現在的年輕人從擔驚受怕和消沉沮喪中解放出來這一巨大的社會變動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他們充分享受到無拘無束的感情和自信——在我們那個時代，這些是不存在的。
讓·馬丹·夏爾科（1825—1893），法國著名神經病學家。
保羅·埃爾利希（1854—1915），德國著名醫生、化學家，因發明治療梅毒的藥品六〇六而聞名於世。
弗里德里希·黑貝爾（1813—1863），德國戲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