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國民小學畢業後被送到中學，這不過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每戶有錢的人家為了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都精心培養「受過教育」的兒子，要他們學法語和英語，讓他們熟悉音樂，先請家庭女教師，後請家庭男教師管教他們的舉止。在那個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只有進入所謂的高等學府，即進入大學，才有真正的價值。每個上流家庭都貪圖功名，希望自己的兒子裡有一個被冠以博士頭銜。可是這條通往大學的路卻相當漫長又使人不快。國民小學五年，人文中學八年，十三年的硬板凳，每天坐五至六小時，課餘時間完全被作業佔領，還要接受課堂以外的常規教育，除了學古希臘語、古拉丁語，還要學習活的語言：法語、英語、義大利語。也就是說，除了幾何、物理和學校規定的其他課程，還要學習五種語言。學習負擔已超重，幾乎沒有體育鍛煉和散步的時間，更談不上消遣和娛樂。
我依稀記得，我七歲的時候，學校要求我們學會併合唱一首叫《愉快幸福的童年》的歌曲。這首曲調簡單樸素的兒歌至今還在我耳邊迴響。但它的歌詞我當時唱不好，因為它的內容並沒有進入我的心田。老實說，從小學到中學，我始終感到學校生活乏味又無聊，一年比一年不耐煩，渴望早日結束像水磨一樣轉的求學生活。今天，我記不得當時那種枯燥無味、缺乏溫暖、毫無生氣的學校生活中曾有過愉快和幸福。學校生活徹底破壞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無拘無束的時光。我看到本世紀的兒童比我們當時幸福、自由、獨立得多，我真有點嫉妒呢。當我看到現在的兒童無拘無束地幾乎是平等地同自己的老師閒聊時，當我看到他們不像我們那樣始終對學校懷著隔閡，而是毫無畏懼地奔向學校時，當我看到他們在學校像在家裡那樣可以坦率地說出自己的願望和年輕人好奇的心靈中的愛好時，我總覺得有點難以置信。他們是自由、獨立、自然的人；而我們那個時代，在踏進那道可憎的學校大門前，我們就全身緊縮，以免前額碰到大門的橫樑上。對我們來說，學校意味著強迫、沉悶、無聊，是一處不得不在那裡死記硬背那些仔細劃分好的「毫無價值的科學」的場所。我們從經院式或裝扮成經院式的內容中感覺到，它們和現實，和我們個人的興趣毫無關係。這種毫無生氣、枯燥無味的學習，不是為生活而學習，而是為學習而學習，是舊教育制度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學習。而唯一真正令人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就是我們永遠離開學校的那一天，為此，我必須感謝學校。
這並不是說我們奧地利的學校不好。恰恰相反，學校的教學計劃是根據一百年來的經驗認真制訂的。倘若教學方法生動活潑，確實能夠奠定相當紮實的學習基礎。正是因為計劃刻板和乾巴巴的教條，我們的課堂死氣沉沉，枯燥無味；課堂成了一架冷冰冰的學習機器，它不根據學生的要求而轉動，僅僅是一臺標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動裝置，以此來表示學生適應教學計劃的要求達到什麼程度。這種缺乏人性、抹煞個性的兵營般的生活，無疑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痛苦。我們必須學習規定的課程，學完的課程要通過考試。中學時期的八年裡，老師從來沒有問過我們想學些什麼知識——每個年輕人內心的強烈願望，老師從不表示鼓勵。
學習氛圍死氣沉沉，從學校建築物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座典型的符合宗旨的建築物，是五十年前低價、倉促、馬馬虎虎建立起來的。陰冷的走廊粉刷得十分粗糙，低矮的教室裡沒有一幅畫或其他賞心悅目的裝飾，整座樓房都能聞到廁所的氣味。兵營似的學校用的傢俱是旅館裡那種舊傢俱，這些傢俱以前被許多人使用過，以後還會有許多人將就著使用下去。樓房裡那股在奧地利所有官署辦公室比比皆有的黴味，直到今天我怎麼也忘不了，當時我們稱之為「國庫」味。凡是堆滿雜物、供暖過高和空氣不流通的房間裡皆有這股黴味；氣味先沾染衣服，然而再沾染心靈。學生們兩人一排坐在低矮的長木板凳上，像在划艇上搖櫓的囚犯一樣。板凳矮得足以使人佝僂，一天下來骨頭都疼。冬天，沒有燈罩的煤氣燈發出幽幽的光，在我們的書本上閃爍；夏天，所有的窗戶都被精心地裝上窗簾，為的是不讓學生看到一點藍色天空而想入非非。那個世紀的科學還沒發現，正在發育的青少年需要新鮮空氣和運動。人們以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個小時以後，只要在陰冷、狹窄的走廊上休息十分鐘就足夠了。一星期兩次，我們被帶到體操房，在那裡的地板上毫無意義地來回踏步。體操房的窗戶關得嚴嚴實實，每踏一步，塵土就揚起一米多高。就是這樣，也算作是有足夠的衛生保健措施了，國家也算對我們盡到了「智育基於體育」的責任。許多年後，當我路過那幢暗淡、凋零的樓房時，我還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我再也不用踏進那間我少年時代的牢房了。當這所顯赫的學校舉行五十週年校慶時，我作為以前的高材生受到邀請，要我在部長和市長面前致賀詞，但我婉言謝絕了。因為我對這所學校沒有什麼可感激的，每句感激的話無非是謊言而已。
不過，那種懊喪的學校生活也怪不得老師。對他們既不能說好，也不能說壞。他們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樂於助人的夥伴，而是一些可憐蟲。他們是條條框框的奴隸，官方規定的教學計劃束縛著他們，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必須完成自己的「課程」。我們也清楚地感覺到，每逢中午校鈴一響，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快樂，一樣感到獲得了自由。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因為他們根本不瞭解我們。過了好幾年，老師們還是隻知道我們中間極少數幾個人的名字。在當時的教學法的指導下，他們除了批改學生作業中有多少錯誤，便再也不關心學生什麼事了。他們高高地坐在講臺上，我們坐在臺底下，老師提問，我們回答，除此之外，老師與學生再也沒有任何聯絡。因為在老師和學生之間，在講臺和課桌之間，在臺上和臺下之間，清晰分明地有一道看不見的權威之牆，它阻礙彼此之間的任何接觸。老師對待學生，應該把他看作一個獨立的個體，還必須深入瞭解這個個體的特點。老師有責任把觀察到的學生情況寫成報告，這在今天已習以為常。可在當時，這大大超出了他的許可權和能力。另一方面，寫出與學生的談話會降低老師的權威；學生同老師談話，意味著平等，意味著「學生」與「前輩」平起平坐——在那時，這些是行不通的。我覺得，最能說明我們和老師之間在思想上感情上毫無交往的例子就是，我早已把他們的名字和容貌忘得一乾二淨，在我的記憶中，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座講臺和我們始終都想偷看的班級記事簿，裡面記著我們的分數；在我腦海中依然清晰的是老師那本用來評分的紅色小筆記本，還有記分用的那支黑色短鉛筆，記得自己那些被老師用紅墨水筆批改的作業本，可是，我怎麼也記不起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面孔，也許是我們坐在他們面前時總是低著頭，從來不看他們一眼之故。
對學校的這種反感並非我個人的成見；我記不得在我們同學中有誰對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不反感，它壓抑和磨平了我們最好的興趣和志向。過了很久我才明白，對青少年的教育採取冷漠無情的方法，並非出於國家主管部門的疏忽，而是包藏著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秘而不宣的既定目的。我們面臨的世界，或者說，主宰我們命運的世界，它的一切做法集中在把太平無事的世界奉為偶像，希望它萬古長青。這個世界是不喜歡青年一代的，說得透徹一點，它懷疑青年一代會打碎這個偶像。市民社會對自己有條不紊的「進步」和秩序沾沾自喜，並宣稱，在一切生活領域中適度平穩有節制是人唯一的有成效的品德。任何急忙推進的事都應避免。奧地利這個古老的國家是由一位白髮蒼蒼的皇帝統治著，由年邁的大臣們管理著。這是一個沒有進取心的國家，它只希望防止任何激烈的變革，從而保住自己在歐洲範圍內牢不可破的地位。而年輕人，其天性就是不斷進行迅速、激烈的變革。因此，年輕人成了令人憂慮的因素。這種因素必須儘可能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壓制下去。所以，國家根本不讓學生生活得好。所以，我們應該耐心等待提拔我們的時機來臨。由於奧地利不斷衰退，因此年齡的大小具有不同的價值，像今天一樣。那時候，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還被當作孩子，如果當場抓住他在吸菸，他就要受到懲罰；如果他想上廁所，就得畢恭畢敬地先舉手，得到許可後才能離開座位。縱然一個三十歲的男子，也同樣被看作羽毛未豐不能獨立的人；即便到了四十歲，也被認為不足以擔當重任。所以，當三十八歲的古斯塔夫·馬勒被任命為皇家歌劇院院長時，全市譁然，這個首屈一指的藝術機構竟交給一個「如此年輕的人」。他們完全忘了，莫札特三十六歲，舒伯特三十一歲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作品。這種不信任感——認為每一個年輕人都「不完全可靠」——遍佈當時所有的社會階層。我父親在他的商行裡從未接收過一個年輕人。如果有人長得特別年輕，那他到處都會碰到這種不信任感。這樣一來，必然會產生一個令人不能理解的現象：提拔年輕人處處有障礙，年長卻成了有利條件。而在我們今天這個完全變了樣的時代，四十歲的人扮成三十歲的樣子，六十歲的人願意自己看起來只有四十歲。今天，到處推崇年輕、活力、幹勁和自信，而在那個太平年代，任何有進取精神的人，為了使自己看起來老成一些，都不得不打扮一下自己。報紙上介紹能使鬍鬚快長的藥品。剛剛從醫學院畢業的二十四五歲的大學生，從醫時留起大鬍子，戴上金邊眼鏡，儘管他們的眼睛不需要戴眼鏡，為的只是裝扮自己，在病人面前顯得自己是有「經驗」的老醫生。男人們穿著長長的黑色大禮服，步履從容穩重，如果可能的話，挺起微微凸起的圓肚子，刻意表示自己老成持重。追求功名的人，都竭力讓自己脫離靠不住的青年人的樣子，至少在外表上下足工夫。我們在中學六七年級的時候，就不願意再背初中生的書包，而是用公文包，為的是讓人一看就知道我們不是初中生。青年人的朝氣、自信、大膽、好奇、歡樂——這些在今天受我們羨慕的素質，在那個一味追求「持重」的時代，卻被看成靠不住的表現。
在瞭解了這種特殊的觀念以後，我們才會理解國家是要充分利用學校作為維護自己權威的工具。學校首先教育我們：現實的一切是完美無缺的，教師的話是完全正確的，父親的話是不可反駁的，國家的一切設施是絕對有效、與世永存的。這種教育的第二個原則，就是不應該讓青年人舒服。這一原則也在家庭中得以貫徹。在給予青年人某些權利之前，他們應該首先懂得自己應盡的義務，那就是完全服從。從一開始就要我們牢記，我們至今尚未做出任何貢獻，沒有絲毫經驗，對給予我們的一切要永懷感激之情，而沒有資格提什麼問題和要求。在我那個時代，從孩提時起人們就採取嚇唬人的笨方法。女僕和愚蠢的母親嚇唬四五歲的孩子，說什麼他再鬧，就去喊警察。當我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如果把分數不高的副課成績單拿回家，我們就會受到恫嚇，說再也不準去上學了，要送我們去學一門手藝。在資產階級社會里，這是最可怕的恫嚇了，因為它意味著退步到無產階級中去。當年輕人懷著最真誠的學習目的，要求成年人解釋重大的時代問題時，遇到的則是盛氣凌人的訓斥：「這些事你還不懂。」不論在家裡，還是在學校或國家機關裡，到處都用同樣的話來回答，不厭其煩地懇切勸導，他還沒「成熟」，還什麼也不懂，他應該恭恭敬敬聽別人說話，沒有資格插嘴或反駁。基於這種觀點，學校裡的這些可憐蟲高高地坐在講臺上，儼然一尊不可接近的泥像。我們的全部心思都應該囿於「教學計劃」之內。我們在學校裡是否覺得舒服，是無關緊要的。按照那個時代的真正意向，學校的使命與其說是引導我們前進，毋寧說是阻止我們向前；不是把我們培養成有豐富內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們儘可能百依百順地去適應既定的社會結構；不是提高我們的能力，而是限制我們的能力，消滅我們之間的差異。
對青年一代這種心理上的壓力，或者更確切地說，這種反心理的壓力，只會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不是使他們麻木，就是使他們興奮不已。不妨查閱一下精神分析學家們的文獻，看看這種荒唐的教育方法究竟造就了多少「自卑情結」。「自卑情結」這個詞恰恰是經歷過奧地利教育的人發明創造的，或許並不是巧合吧。我本人也要感謝這種壓力，它使我很早就流露出對自由的酷愛，其激烈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人無法理解的。還有，在我的一生中，我對一切權威，對所有「教訓口吻」的談話恨之入骨，對一切不容置疑的說教反感至極——多年來，這已成了我的一種本能。這種反感如何產生，我早已忘記。可是我記得有一次，在巡迴演講會上，有人讓我在大學的禮堂演講。這時我突然發現，我要從臺上向臺下說話，而坐在下面的聽眾，就像我們當學生時那樣，老老實實、不言不語地坐在那裡，我頓時感到一陣不快。我想起了中學階段那種從上對下的、權威的、非同伴式的誇誇其談的說教，使我遭了多大的罪。想到這裡我一陣害怕，怕我在臺上講話會像當年老師對我們教訓的那樣，令人討厭。正是這種思想顧慮，使那次演講成了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次。
在十四五歲之前，我覺得學校生活還不錯。我們開老師的玩笑，懷著冷靜好奇的心情學習課程；但是後來，我們在學校裡越來越感到沉悶無聊。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了：我們十歲上中學，八年中學裡的前四年，我們就學到了中學階段的全部知識。我憑直覺感到，在後四年我們已經沒有正經東西可學了，甚至在感興趣的課程上我們知道的比可憐的老師還要多。那些老師在唸完專業以後，由於工作性質的原因，再也沒有開啟過一本書。同時，我們也日益感覺到另一種矛盾出現：我們在課堂上埋頭讀書，已學不到什麼新知識和有價值的東西，而在學校外面卻是另一番景象，城市繁榮，有劇院、博物館、書店、大學，處處有音樂，時刻都有意外的歡樂。我們的求知慾被壓制，對知識世界、藝術世界、人生享樂的好奇心在學校裡無法滿足，便一股腦兒轉向校外的精彩世界。起初，我們同學中間只有兩三個發現自己對藝術、文學、音樂有強烈的興趣，接著是十幾人，最後幾乎是全體。
青年人的熱情從來都是互相感染的，在一個班上，它像麻疹或猩紅熱一樣從一個人傳染到另一個人。由於新感染者天真的虛榮心作祟，促使他儘快在校外的知識方面超過別人，所以他們之間互相促進，儘早適應新天地。至於他們的熱情朝哪個方向發展，一般都是偶然的。如果這個班裡出現一個集郵者，那麼不久就會有十幾個人同樣痴愛集郵；如果有三個人愛慕女舞蹈演員，那麼每天就會有一些人站在歌劇院舞臺門旁，一睹她們的風采。比我們低三個年級的一個班完全被足球迷倒，而比我們高一個年級的一個班則熱衷於社會主義和托爾斯泰。而我正巧在一個對藝術發生狂熱興趣的班級，或許正是這樣決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對戲劇、文學和藝術的熱愛，就其本身來說，是維也納的天性。維也納報紙為文化界發生的新鮮事騰出特別的版面。一個人無論走到哪裡，隨時都能聽到身邊的成年人在談論歌劇院和皇家劇院的事；所有的證券交易所裡都掛著著名演員的畫像；體育被看作粗魯的事情，中學生羞於參加；有廣泛觀眾的電影那時還沒發明出來。我們的這種熱情也無須擔心在家裡會遇到什麼阻礙，因為這與打牌、同女孩子交朋友都不一樣，戲劇、文學屬於無害的嗜好。就連我的父親也像維也納其他父親一樣，年輕時對戲劇如醉如痴，懷著同我們類似的熱情去觀看理查德·華格納的歌劇《羅恩格林》，就像我們去觀看理查德·史特勞斯和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的戲劇首場演出一樣。我們中學生擠著去看每場首演，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要是有人第二天在學校裡不能敘述首演的每一個細節，那麼他在那些看過首演的同伴面前不知有多麼羞愧呢。假如老師們不是那麼漠不關心的話，那麼他們會發現，在每次盛大的首演前一天下午，會有三分之二的學生神秘地生病了——因為我們必須三點鐘去排隊，以買到我們唯一可能買的站票。倘若老師們細心注意的話，就可以發現，在我們的拉丁語法書的封皮裡夾著里爾克的詩，而我們的數學練習本則用來抄錄借來的書籍中那些優美的詩句。每天我們都想方設法利用無聊的上課時間偷偷看我們自己帶來的書。當老師在講臺上念他那不知唸了多少遍的講稿——關於席勒的《論質樸的詩和感傷的詩》時，我們在課桌下看尼采和斯特林堡的作品，這兩位的名字是臺上那位循規蹈矩的先生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我們渴望瞭解和認識在藝術和科學等所有領域裡發生的一切。每天下午，我們混在大學生中間，到大學去聽課。平時我們參觀各種藝術展覽，走進解剖學教室裡去看屍體解剖。我們用好奇的鼻孔去辨別一切氣味。我們偷偷溜進交響樂隊排練場，到舊書店去翻古書，每天都瀏覽一遍書店的陳列，以便立刻知道昨天又有什麼新書。看書是我們最主要的事。凡是到手的書，我們全部都看。我們從公共圖書館借書，同時將借來的書交換著看。但是，我們瞭解一切新事物的最佳場所則始終是咖啡館。
要了解這一點，就必須知道，在維也納，咖啡館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場合，在世界上找不出任何一個地方的咖啡館能與這裡相比。它實際上是一個只花一杯咖啡錢，人人都可以進去的民主俱樂部。每個顧客只要花上那麼一點點錢，就可以在裡面坐上幾個鐘頭，討論問題、寫作、玩牌、閱讀信件，而最主要的是可以免費閱讀無數的報刊。有一家較好的咖啡館，裡面擺著維也納所有的報紙，不僅有本地的報紙，還有德國的報紙，以及法國、英國、義大利及美國的報紙；另外還有世界上重要的文學雜誌和畫報，如《法蘭西信使》《新觀察家》《創作室》《伯林頓雜誌》等。我們可以從第一手材料——每一冊新出版的書，每一次首場演出——知道世界上新發生的一切，並且把各種報紙上的評論加以比較。一個奧地利人能夠在咖啡館裡廣泛瞭解到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並且能夠隨時和朋友們進行討論，再也沒有別的地方能使人頭腦那麼靈活、迅速掌握如此多的國際動態了。我們每天坐在咖啡館裡幾個小時，竟什麼都知道了，因為我們依靠的是趣味相投的集體力量。不是用兩隻眼睛去看全球的藝術動態，而是用二十隻或四十隻眼睛。一個人疏忽了，另一個人會提醒他。我們青年人幼稚，愛顯擺，像競技場上的運動員一樣，竭力去爭第一。我們也想用最新的知識超過別人，所以我們競相爆出聳人聽聞的訊息。比如說，當我們討論時有人提起尼采，突然從我們這些人中間冒出一人，帶著故作姿態高人一等的神氣說：「不過就自由思想而言，克爾愷郭爾還超過他（尼采）呢。」聽了這話，我們感到驚奇不安。「克爾愷郭爾是何許人，為何只有他知道，而我們卻不知道？」第二天，我們全都擠進圖書館，去追蹤這位丹麥哲學家的著作。因為我們覺得，別人知道的事，我們若不知道，這就是一種自我貶低。我們的熱情促使我們去發現和預先知道那些尚不為人涉及的最近、最新、最怪、最奇的事——首先是一份正經的日報的官方文學批評尚未涉及的事——這種熱情在我們身上持續了多年。我們的特殊愛好，就是去認識那些尚未得到普遍承認的事，那些難以理解、異想天開、新鮮和前衛的事。因此，沒有什麼事情能夠遠離人世，隱藏得那麼巧妙，以致我們競賽似的集體好奇心竟無法把它從隱藏處發現。譬如，斯蒂芬·格奧爾格或者里爾克，在我們中學時代，他們的書就已印刷了兩百或三百冊，可是最多隻有三四冊到了維也納。沒有一個書商的倉庫裡存著他們的書，官方批評家中沒有一個人提到過里爾克的名字。而我們小組的人憑著意志，奇蹟般地找到了他的每一行和每一節詩。我們這些尚須坐在教室裡、嘴上沒毛、身量還未長足的小夥子，是每個年輕詩人夢寐以求的理想讀者。我們既好奇又會鑑賞，還有傾心喜愛的熱情。因為，我們那股狂熱勁是無限的。有好幾年時間，我們這些半成年的大孩子在學校裡，在上學和放學的路上，在咖啡館和劇院裡，在散步的時候，除了討論書籍、繪畫、音樂和哲學，什麼也沒幹。不論是男演員還是樂隊指揮，誰經常登臺，誰出版了一本書，誰在報紙上發表了文章，都像星辰一般出現在我們的天空。好多年以後，當我在巴爾扎克的書中讀到這樣一句描寫他青年時代的話：「我總以為名人像上帝一樣，他們不像平常人那樣說話、走路、吃飯。」我幾乎大吃一驚，因為他的描寫和我們的感覺一模一樣。當我在大街上看到古斯塔夫·馬勒時，我就像取得偉大的勝利一般感到驕傲，第二天早上便會得意地向同學們報告。當我還是小男孩的時候，有一次被介紹給約翰內斯·布拉姆斯，他友好地拍拍我的肩膀，我簡直受寵若驚，神魂顛倒了好幾天，雖然我那時只是個十二歲的男孩，一點也不知布拉姆斯的成就何在，僅憑他享受的榮譽之高和影響之大，就完全為之傾倒。當蓋爾哈特·霍普特曼的戲劇準備在皇家劇院首演，在排練開始前，我們全班同學就激動了幾個星期。我們悄悄溜到演員和跑龍套演員的身旁，為的是先了解到劇情的發展和演員的陣容。我們到皇家劇院理髮部去理髮，以便探聽到一些關於沃爾特或索嫩塔爾的秘聞（我在這裡並不羞於寫出我們當年的荒唐事）。如果低年級中有個學生是歌劇院燈光師的外甥，他肯定會受到我們高年級同學的寵愛和各種各樣的籠絡，因為我們通過他能夠偷偷溜到舞臺上看他們排練——剛登上舞臺時七上八下的心情，比維吉爾登上神聖天國時還要厲害。在我們看來，演員的聲望所具有的威力奇大無比，即便是中間轉了幾個彎，仍然會使我們肅然起敬。某個貧窮的小老太太在我們看來超凡脫俗，僅僅因為她是弗蘭茨·舒伯特的外甥女。縱然是約瑟夫·凱恩茨的一個男僕，一旦被我們在街上看到，我們也會懷著崇敬的心情注視著他。因為他很幸運，可以待在這位最受愛戴、最富有天才的演員身邊。
我今天當然知道得很清楚，在這種盲目的狂熱中包含著多少荒唐的行為；我們有多少次互相模仿演員的動作，隨之帶來多少身體上的樂趣，我們想方設法勝過別人，這又包含多少幼稚的虛榮心。我們趾高氣揚，覺得自己的藝術鑑賞力已凌駕於周圍不懂藝術的親友和老師之上。不過，時至今日，我依然感到驚訝：我們這些年輕小夥子憑藉過分的文學熱情能知道不少事呢！我們通過不斷地討論和分析竟這麼早就具備了批判鑑別的能力！我十七歲時不僅知道波德萊爾或者沃爾特·惠特曼的每一首詩，而且還能背誦重要的名篇。我覺得在我的一生中，再也沒有像我中學和大學時那樣的勤奮好讀。不言而喻，那些通常要十年以後才被人重視的作品名字，在我腦海裡卻是相當熟悉的，包括那些生命十分短暫的作品，因為我們以莫大的熱情蒐羅一切。有一次，我告訴我尊敬的朋友保爾·瓦萊裡，我和他的作品打交道有許多年了。我還告訴他，早在三十年前，我就喜歡他的詩歌，並拜讀過。瓦萊裡帶著善意的微笑對我說：「你別胡說了，老朋友！我的詩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我當場就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出我們於一八九八年在維也納第一次讀到他的詩登載的那本文學刊物的顏色和開本，他驚奇萬分：「那本刊物在巴黎幾乎沒人知道，你在維也納又怎麼搞到的呢？」我只能這樣回答：「正如您中學時在自己的省會城市能讀到馬拉美那些當時鮮為人知的詩歌一樣。」他表示贊同：「是啊，年輕人總想發現自己的詩人，並從中發現自己。」事實上，在這股風還沒有越過邊界來到奧地利之前，我們就已聞到了風向，因為我們始終是帶著靈敏的嗅覺過日子的。我們能夠找到新知識，因為我們需要新知識，我們如飢似渴地尋找那些屬於我們和只屬於我們——而不屬於我們父輩和我們周圍的人——的知識。就像某些動物對自然現象的變化具有特殊的敏感一樣，我們這一代比我們的師長更早地感覺到：隨著舊世紀的結束，有些藝術見解也將隨之告終，一場革命或者至少是價值觀的改變業已開始，而其他人並沒有看到這一點。父輩們喜愛的那些藝術大師——文學界的戈特弗裡德·凱勒，戲劇界的易卜生，音樂界的約翰內斯·布拉姆斯，繪畫界的威廉·萊布林，哲學界的愛德華·馮·哈特曼——我們覺得，他們屬於那個太平世界，緩慢節制是他們的特徵，儘管他們在藝術性和思想性方面十分卓越，但我們不再感興趣。我們憑直覺感到，他們那種冷靜的、中庸的節奏和我們好動的氣質不相協調，也與加快了的時代速度不相合拍。而恰恰在維也納，住著那位德意志青年一代中最機警的天才——赫爾曼·巴爾，這個思想界的闖將正為變革和未來披荊斬棘。在他的幫助下，在維也納建立了直線派，這一分離派為了震驚舊的畫派，展覽了巴黎的印象派和點彩派畫家的作品，以及挪威的蒙克，比利時的羅普斯，還有其他我們想到的激進畫家的作品，從而為不受重視的先驅格呂內瓦爾德、格列柯和戈雅開闢道路。這個展覽讓人突然見到了一個新的天地。在音樂方面，穆索斯基、德布西、史特勞斯、荀白克帶來了快節奏和突出的音色。在文學方面，左拉、斯特林堡、霍普特曼開創了現實主義。陀思妥耶夫斯基帶來了斯拉夫的魔力。魏爾倫、蘭波、馬拉美使抒情詩的語言藝術達到前所未有的純粹和精煉。尼采使哲學發生了革命。一種大膽的、更自由的建築藝術風格代替了繁文縟節的古典風格。舒適平穩的舊秩序突然間遭到破壞。迄今為止標榜為「美學上的美」（漢斯力克語）的規範面臨挑戰。資產階級正統報紙的官方批評家對我們常常是大膽冒失的實驗感到吃驚，並且試圖用「頹廢墮落」或「無法無天」的罪名遏制這種不可阻擋的潮流。而我們年輕人則熱烈地投身到這股潮流的洶湧波濤中去。我認為，一個由我們開創的，我們終將在其中獲得權利的時代——我們自己的時代——開始了。我們並不安分，四處尋找探索新東西的那股狂熱一下子獲得了新的意義。我們這些上中學的年輕人能夠為新藝術的生存而進行的激烈的常常是粗暴的戰鬥中助上一臂之力，這就是我們的狂熱獲得的新意義。凡是進行試驗的地方，我們必定到場。例如，魏德金德戲劇的演出，一次新抒情詩的朗誦會，我們不但必定到場，而且全神貫注，用盡力氣去鼓掌。記得有一次首演阿諾爾德·荀白克青年時代的一部十二音體系的作品，有一位紳士使勁吹口哨併發出噓聲，我親眼看到我的朋友佈施貝克同樣使勁地打了他一耳光。我們是每一種新藝術的突擊隊，也是它的開路先鋒。只是因為它是新的，只是因為它要為我們改變那個世界，現在輪到我們過我們自己的生活了。因而我們覺得，「那是與我們有關的事」。
我們這些年輕人之所以對新藝術如醉如痴，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這些作品幾乎全部是年輕人創作的。在我們父輩那個時代，一位詩人、一名音樂家，只有當他經過了磨練，適應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四平八穩、循規蹈矩的藝術趣味之後，才能出名。父輩教導我們去尊敬所有這些男士，他們的舉止儀表也想贏得我們的尊敬。他們留著漂亮的灰白鬍須，衣冠楚楚，不可一世。例如維爾布蘭特、埃貝斯、達恩、保爾·海澤、倫巴赫——這些人早已銷聲匿跡，卻是我們的父輩那個時代的寵兒。他們在拍照時總是目光深沉，擺出一副「高貴」、「詩人」的姿態。他們的一舉一動，儼如樞密顧問和紅衣主教，而且像他們那樣佩帶勳章。在他們看來，年輕一代的詩人、畫家和音樂家最多不過是「有希望的人才」罷了。如若想得到他們的首肯，目前還為時尚早。在那個小心持重的年代，他們不會在某個人取得「卓越」成就之前就承認他。可是新湧現的詩人、音樂家、畫家，又都那麼年輕。蓋爾哈特·霍普特曼從默默無聞中突然成名，是因為他三十歲時就統治了德語的戲劇舞臺。斯蒂芬·格奧爾格和萊內·馬利亞·里爾克二十三歲時，還不到奧地利法定的成人年齡，就已經有了文學聲譽和眾多的狂熱追隨者。在我們這個地區，一夜之間就出現了一個由阿爾圖爾·施尼茨勒、赫爾曼·巴爾、理查德·貝爾－霍夫曼、彼得·阿爾滕伯格等人組成的「青年維也納派」。他們把自己的各種藝術作品精煉加工，給維也納文化以全新面貌，第一次在歐洲範圍內產生影響。不過，使我們迷戀和大力崇拜的，主要還是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這個非同凡響的人物。我們不僅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崇高志向，也在這個同齡人身上看到了一個完美的詩人形象。
年輕的霍夫曼斯塔爾的出現是莫大的奇蹟，他年紀輕輕就取得很大的成就，使今天和以後的人無不稱道。在世界文學中，除了濟慈和蘭波以外，我還沒發現像他這樣的語言天才。年紀這麼輕，就能駕馭如此完美無瑕的語言，想象力這麼豐富，即便是草草寫成的一首詩，也都充滿詩意。他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就已寫下許多不朽的詩篇和無人能及的散文，從而使他載入德國語言的永恆年鑑。他的突然出現，從一開始就表現得完全成熟，這種不尋常的現象在這代人中間不會出現第二個。他的出現是一件超乎自然、不可思議的事，所有最早知道他的人無不為之驚訝。赫爾曼·巴爾常常向我敘述他當時的震驚。有一次，他的刊物收到一篇文章，是從維也納寄來的，作者是一個不見經傳的名叫「洛里斯」的人——當時不允許中學生用真名發表作品。他從世界各地收到的眾多稿件中，唯有這篇極不尋常：語言典雅富於想象，內涵豐富，落筆嫻熟飄逸。這位洛里斯是誰呢？他問自己。肯定是一位把自己的見解琢磨了多年，並且在神秘的隱居中用純淨精闢的語言冶煉成一篇幾乎是魅力無窮的文章的老人。這是一位智者，也是一位天才詩人。我們住在同一個城市，我怎麼就沒聽說過呢？巴爾立刻給這位素不相識的人寫了一封信，約定在一家咖啡館——著名的格林斯坦特爾咖啡館、文學青年的大本營——會面。突然，一個穿著童裝童褲、身材修長、尚未留鬍子的中學生，邁著輕快的步伐走到巴爾面前，微微一鞠躬，簡短又堅決地說道：「我是霍夫曼斯塔爾！也就是洛里斯。」他的嗓音還沒有完全變為成年人的低音。事情過了許多年，可每當巴爾回憶起這段往事，他仍然十分激動。他說，他一開始簡直不敢相信，一箇中學生竟會創造出這樣美的藝術，有這樣的遠見，思想這麼深刻，在他自己尚未有親身經歷前，對生活就有鞭辟入裡的認識，實在令人稱奇。阿爾圖爾·施尼茨勒也曾向我講過類似的故事。施尼茨勒當時還是個醫生，他最初的文學成就還不足以維持生計，不過這時，他已是青年維也納派的領袖，一些年輕人喜歡向他請教，傾聽他的建議和看法。有一次，他在相識的熟人那裡偶然認識了這個細高身材的中學生。他巧妙的機智引起了他的注意。這個中學生想請他聽自己朗讀詩劇中的一段，他高興地把這個年輕人請到自己家裡，儘管沒抱什麼希望。他想，這無非是中學生寫的詩劇，不是感傷主義就是假古典主義，所以他只請來了幾個朋友。霍夫曼斯塔爾穿著童裝進來了，顯得有點緊張，接著他開始朗誦。施尼茨勒告訴我：「一開始沒人在意，但幾分鐘後，我們全都豎起耳朵仔細聆聽。大家交換著讚許和驚奇的目光。詩句是那麼完美，形象是那麼動人，音樂性是那麼鮮明。我們還沒有聽到一個在世的人能寫出這樣的詩句，我們甚至認為，自歌德以後幾乎不可能有這樣的詩句。而且，比形式上的無可匹敵（以後在德語中再也無人達到過）更為令人讚歎的，是他對生活的認識。對一個整天坐在教室裡的中學生來說，這種認識只能來自神秘的直覺。當霍夫曼斯塔爾朗讀結束後，我們呆呆地坐在那裡。我覺得，」施尼茨勒對我說，「我平生第一次遇到一個天生的奇才，在那以後，我再也沒遇上過如此令人激動的場面。」一個十六歲的孩子，一開始就這樣完美，必然會成為歌德和莎士比亞的一個兄弟。實際上，這種完美日臻成熟：繼第一部詩體劇《昨天》之後，便是雄偉壯闊的《提香之死》，在這裡，他用德語體現出了義大利語的優美音調；然後就是詩作。他每發表一首詩，對我們來說都是不尋常的大事。直到數十年後的今天，我還能逐行背誦那些詩。後來他又寫短劇和散文。他的散文把豐富的知識、對藝術的精闢見解和對世界的瞭望，神奇地濃縮到十幾頁的稿紙上。總之，這位中學生和後來的大學生創作的所有作品，都如同水晶一般從裡向外放射光芒，同時又表現出深沉熾熱的情感。詩歌、散文，在他手中將猶如伊米託斯山上芬芳的蜂蠟，緊緊地糅合在一起。他的每一篇詩作篇幅適中，不落俗套。我們始終覺得，在前人足跡未至的道路上，必定有一種不可知曉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導著他。
我幾乎無法重複這個奇特的人物在當時是如何使我們著迷的，那時，我們已學會追求真正的價值。對年輕人來說，知道在我們身旁，在我們這一代人中間，就有這麼一位卓越、純正、崇高的詩人，對他，我們只能用荷爾德林、濟慈、萊奧帕爾迪的傳奇色彩來想象：可望而不可即，一如夢幻，難道還有什麼比這更使人陶醉的嗎？所以，直到今天，我仍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霍夫曼斯塔爾時的情形。當時我十六歲，我非常注意我們這位理想的良師益友的一舉一動，因此，當我在報紙上看到一條不起眼的簡訊：他要在科學俱樂部作關於歌德的報告時，我們非常激動（我們簡直無法想象，這位天才竟在這麼個小地方作報告，我們中學生如此崇拜他，以為他一定會在大地方露面，大廳裡一定爆滿）。那次報告會再次證實，我們這些小小的中學生的判斷力和對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敏感力，遠遠超過公眾和官方的評論。因為他講演的地方實在太小，總共才能容納一百三四十人，所以我提前半小時就去佔位子。其實沒有這個必要。我們只等了片刻，忽然有一個不惹人注意的瘦高青年匆匆穿過我們這一排座位，向講臺走去，接著講演開始。他行動之快，以致我們沒有時間仔細打量他。霍夫曼斯塔爾身材靈活、蓄著尚未成形的柔軟的上髭，看起來比我想象的還要年輕。他的臉輪廓分明，有點像義大利人那樣黝黑，繃得緊緊的，顯然有點緊張。他那雙深色、柔和又高度近視的雙眼流露出來的不安，也證實了這個印象。他一下子就投入到滔滔的演說中，像一個游泳者一下子躍入水中一樣。他越向下講，舉止就越靈活，神態就越鎮靜；一旦思路展開，開始時的拘束便全部消失，只見他輕鬆自如，侃侃而談，簡直像一位靈感豐富的人平時說話一樣（以後我在與他私下談話時也常常發現如此）。他講演時說的頭幾句話，讓我覺得他的嗓音並不好聽，有時近乎假嗓，很容易變得尖銳刺耳。不過，當他講得眉飛色舞忘乎所以時，我們也顧不上注意他的嗓音和麵孔了。他講演時沒有講稿，沒有提綱，甚至可能沒有詳細的準備，然而，由於他具有與生俱來的講究形式的直覺，他的每句話都十分完美。在講演中，他提出最大膽的反命題，使人一時迷惑，接著他便用清晰而又驚人的論證加以解答，這不禁使聽眾感到，他講的僅僅是從他的豐富多彩的知識中信手拈取的一部分。他輕鬆自如地駕馭講演的內容，如果要深入展開，他會滔滔不絕地講上幾個小時，也不會使內容貧乏、水平降低。以後幾年，我與他私下交往中依然感到他談吐的魅力，正如斯蒂芬·格奧爾格讚譽時所說的，他是「氣勢磅礴的詩歌的發明家，是妙趣橫生的對話的首創者」。他的性格急躁、無常、敏感，在私人交往中常常容易激動和怏怏不快，不易接近。他碰到感興趣的問題時會變成一團火，迅速又熱烈地將它辯論一番，再引入他自己的和只有他自己才能達到的知識範圍中。與開明穩重的瓦萊裡和脾氣急躁的凱澤林談話，我感到水平已經比較高，可還不及與霍夫曼斯塔爾談話時那樣的思想水平。當他的靈感勃發的時候，他接觸過的一切：讀過的一本書，見過的每一幅畫和每一處風景，都會在他那精靈般的記憶中復活。他用的比喻是那麼自然、生動，就像用左手比喻右手一樣；他的觀點是那麼突出，就像屹立在地平線盡頭處的背景——在那次講演會和後來的幾次私人交往中，我真正感到他身上的這種氣息，是一種令人振奮，但又難以用理性理解、不可捉摸的氣息。
從一定意義上說，霍夫曼斯塔爾後來再也沒有超過他在十六歲至二十四歲這個階段所創造的無與倫比的奇蹟。雖然我對他後期的作品同樣讚賞，如他的優秀散文，長篇小說《安德烈亞斯》——這部未完成的作品或許是最美的德語長篇小說——以及部分戲劇段落，但是，隨著他日益看重現實戲劇和時代趣味，隨著他的創作具有明顯的意圖和功利目的，早年那些充滿童稚自然的詩歌中的純淨靈感消失了，夢遊者似的模糊不定的描寫消失了，從而也就失去了對我們這些愛挑剔的青年人的吸引力。我們這些未成年人的神秘知覺預先就知道，在我們這一代，像他這樣的奇蹟只可能出現一次，在我們一生中再也不會重演。
巴爾扎克曾以無可比擬的方式描寫拿破崙這個人物是怎樣把法國年輕一代振奮起來的。小小的少尉波拿巴登上了風雲世界的皇帝寶座，這不僅意味著他個人的勝利，也是青年人思想上的勝利。一個人要早早獲得權勢，並非一定要生在官宦之家，非是王子和侯爵不可；一個人不論生在哪個小戶人家，即使一個貧困之家，同樣可以在二十四歲當上將軍，在三十歲成為法國的統治者，進而成為全世界的統治者。這種舉世無雙的成就，促使數以百計的人離開自己微賤的職業和省城。波拿巴少尉使整個青年一代頭腦發熱、野心勃勃。他造就了那支偉大軍隊的將軍和英雄，以及《人間喜劇》的主人公和烈士。一個出類拔萃的年輕人，一旦他在自己的領域中獲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僅憑這一點，就永遠鼓舞他周圍或他身後的年輕人。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我們這些更年輕的人來說，霍夫曼斯塔爾和里爾克是對我們這些能力尚未成熟的人的一次不同尋常的推動。我們並不期望在我們中間會有人再現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蹟，但是隻要他存在，就會給我們增添力量。因為他的存在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在我們這個時代，在我們的城市裡，在我們的環境中，同樣可以產生詩人。霍夫曼斯塔爾的父親是一家銀行的經理，他像我們一樣，出身於猶太市民階層，因此，這位天才詩人是在一幢和我們住的差不多的房子里長大的，裡面的傢俱是一樣的，從小接受和我們同樣的道德教育，進入一所同樣死氣沉沉的中學，學同樣的課本，也在同樣的木板凳上坐了八年，像我們一樣感到不耐煩，像我們一樣熱衷於一切精神財富。可是你看，他成功了，當他還必須坐硬板凳磨破褲子，在體操房裡來回踏步的時候，就成功地跳出了自己狹隘的小圈子，跳出了使人窒息的城市和家庭，一下子飛入無限的世界中去。可以這樣說，霍夫曼斯塔爾這個例項向我們顯示了，即使在我們這個年齡，身處一所奧地利中學牢籠般的氣氛中，要創造富有詩意的作品甚至完美的詩歌，原則上也是可能的。甚至他在家裡或者學校裡尚未成年、毫無功名可談的時候，他的詩作就已經出版了，帶來了榮譽和名聲。這對一顆童心具有多大的誘惑力啊！
里爾克對我們而言又是另一種型別的鼓勵，這是一種慰藉，補充了霍夫曼斯塔爾的那種激勵。如果我們中間有人要和霍夫曼斯塔爾比高低，實屬大逆不道。我們知道，他至善至美的早熟是舉世無雙的奇蹟，這種奇蹟是不能再現的。當我們這些十六歲的人把自己的詩句和他在同樣的年齡寫下的詩句加以比較，我們會羞愧滿面，無地自容。我們同樣感到，自己的知識在他面前相形見絀，他念中學時就已經博學多才。而里爾克則不同，他也是十七八歲開始寫作和發表詩歌，但這些早期的詩歌與霍夫曼斯塔爾同期寫的詩相比，從絕對意義上說，還是不太成熟，幼稚、簡單了一點。唯有抱著寬容的態度，才能看出幾分天才的光芒。這位詩人是逐漸成名的，他直到二十二三歲才開始成為受我們無限愛戴的傑出詩人。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個安慰。一個人不一定非要像霍夫曼斯塔爾那樣在中學階段早熟成才；一個人也可以像里爾克那樣，一步一步地成才。所以，一個人不必因為暫時寫了一些不像樣、不成熟、缺乏責任感的作品，馬上就認定自己沒有指望了。一個人也許不會再現霍夫曼斯塔爾的奇蹟，但可以走里爾克走過的那條比較平穩尋常的成才之路。
我們所有人早已開始寫文章或寫詩，有的人則喜歡玩樂器或朗誦，這是很自然的事。青年人的每個被動的激情觀點，就其本身來說，是不自然的，因為，就青年人的本性來說，他不僅要獲得許多表象的東西，還要對錶象的東西進行批判、消化和吸收，並作出新的回答。譬如，熱愛戲劇的青年，會夢想親自登上舞臺，或者至少為戲院做點什麼。青年人熱烈崇拜各類天才，必然會回過頭來看看自己，能否在自己尚未認清的軀體裡，或者在半明半暗的心靈中，找到那種優良本質的苗頭和可能。於是，藝術創作在我們班上十分盛行，當時維也納的氣氛和那個時代的條件也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我們每個人都在自己身上尋找天賦，並試圖發揮它。有四五個人想當演員，他們摹仿皇家劇院演員的腔調，精心練習和朗誦臺詞，悄悄去聽表演課；學校休息時，他們各自扮演一個角色，即興表演古典戲劇的整場或片斷，其他人則充當好奇又挑剔的觀眾。班上還有兩三個人相當有音樂素養，他們還沒決定是當音樂家、演奏家，還是樂隊指揮。最初我得到的有關新音樂的知識，應歸功於這幾個人。新音樂在當時的交響音樂會上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們也向我索取他們喜歡的歌曲和合唱歌詞。我們班上還有一個人，他是當時一位著名畫家的兒子，上課的時候，他在我們的練習本上畫滿各種圖畫，同時為我們班所有未來的天才都畫了肖像。但是，我們班上最喜愛的還是文學。通過彼此之間的互相激勵，我們在文學方面成熟得越來越快；我們相互切磋每一首詩，這使得我們這些十七歲的人的水平遠遠超過業餘愛好者；而且我們每人都做出了真正實際的業績，這一點為下面的事實所證明：我們的作品不僅被不知名的地方小報所採納，也被新一代所創辦的雜誌接收和刊登，我們甚至拿到了稿費——這是最令人信服的證明。班上有個叫ph.a.的同學，我過去稱他為天才，他的名字在當時最出色的豪華刊物《潘神》上居然和戴默爾、里爾克的名字一起排在最前面。還有一個叫a.m.的同學，用奧古斯特·厄勒的筆名找到了進入當時所有德語雜誌中最難入門和最嚴肅的文藝刊物《藝術之頁》大門的途徑。這本雜誌是斯蒂芬·格奧爾格專為自己神聖的成員保留的園地，而這些成員是經過文藝團體嚴格挑選出來的。我的第三個同學，在霍夫曼斯塔爾的鼓勵下，寫了一部有關拿破崙的劇本；我的第四個同學提出了一種新的美學理論，並寫出意義深遠的十四行詩；我的名字則進入現代人的主要報紙《社會》和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的《未來》週刊——一份關於新德國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德語刊物。今天，當我回首往事時，我必須客觀地承認，當時我們知識之淵博，文藝技巧之嫻熟，藝術水平之高雅，對年僅十七歲的人來說，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然而，霍夫曼斯塔爾那種神奇的早熟的例子，也是可以理解的。恰是這個鼓舞人心的例子促進我們奮發努力，互不示弱。我們掌握各種藝術的技巧，也掌握大膽誇張的語言手法，我們熟悉每種詩體的技藝，在無數的習作中，我們嘗試過各種不同的風格，從品達羅斯詩歌的莊重，到民歌的質樸，都一一嘗試過。我們每天都相互交換作品，提出其中的疏忽和不足，討論每一個韻律的細節。我們迂腐的老師在用紅筆批改我們的作業少了幾個逗號，他們並不知道，我們早已對自己的作品互相展開批評，要求之嚴、審查之細、見解之高，就連那些大型日報上官方文學評論權威在分析古典大師們的作品時，也無法做到。由於我們專心致志地對待文學，到了中學最後幾年，我們在專業的判斷和風格的表現力方面，甚至超過了那些著名的專業評論家。
對我們在文學上的早熟作如此真實的描寫，也許會導致這樣一種看法：我們是個特殊的神童班。絕非如此。在當時維也納十幾所鄰近的學校裡，同樣可以看到學生對文學的狂熱和文學早熟的現象。這不可能是偶然現象，這是由一種特殊有利的環境決定的：維也納這個城市是藝術的沃土，正處在非政治化的時代，在世紀之交出現了思想和文學突飛猛進的局面。有這樣適宜的環境，加上我們內在的文學創作願望，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才讓我們在那個年齡做出了巨大的成就。年輕人總有一股詩興和寫詩的衝勁，儘管大多數人的衝動不過是心靈中泛起的微小浪花。青年人心中不出現這種衝動是極少見的，因為這種想寫詩的衝動本身就是青春煥發的表現。後來，我們班上那五個想當演員的同學，沒有一個登上舞臺；在《潘神》和《藝術之頁》登過名字的那幾位詩人，在鋒芒初露之後當上了庸庸碌碌的律師和官員。也許他們今天會對自己當年的雄心壯志自嘲地付之一笑。我是我們那些人當中唯一始終保持創作熱情的人，而且這種熱情成了我一生的核心。但是，我今天仍懷著感激之情懷念我們那一夥人。他們給了我多麼大的幫助啊！那種火熱的討論，你追我趕的狂勁，互相之間的表揚和批評，提前鍛鍊了我的手和大腦，大大開闊了我的精神世界。我們是如何鼓起勇氣擺脫單調無聊的學校生活啊！如今，每當我聽到舒伯特那首不朽的歌：「你，迷人的藝術，總是在無比空虛的時刻……」往事又歷歷在目，我彷彿又看到我們垂著雙肩坐在冰冷的板凳上，然後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閃著興奮、激動的目光，評論和朗誦詩歌，興之所至，狹隘的小天地全拋在腦後，如舒伯特歌曲說的那樣，我們「沉湎在一個美好的世界」。
這種對藝術過分的酷愛，這種對「美」近乎荒唐的推崇，只有犧牲了我們那個年齡的通常興趣才能得以實現。今天，當我問自己，我們當學生時，白天都已被上學和必要的起居和用餐時間擠滿，哪有時間看那麼多的書籍呢？回想一下我才明白，我們是以大大縮短睡眠時間，損害精力充沛的身體為代價的。雖然我早上七點起床，可是我從來沒有在半夜一兩點鐘前放下書本，而且從那時起就養成了一個壞習慣，即使到了深夜，我還要看一兩小時的書。所以，每天早上我總是最後一分鐘匆匆忙忙奔向學校，睡眼惺忪，臉洗得馬馬虎虎，一邊疾步向前，一邊嚼著抹上黃油的麵包片。我現在記不起，有哪一天不是這樣度過的。我們這群小學究，看起來滿臉菜色，像一個未成熟的水果，此外，衣著也不講究——這些絕不奇怪。因為，我們的零用錢中的每個赫勒都用在看戲、聽音樂會和買書上了，根本顧不上陪年輕姑娘；我們並不在乎姑娘是否喜歡我們，不同她們交往，一是怕浪費寶貴的時間，二是要給學校一個良好的印象。體育活動我們無暇顧及，甚至瞧不起它。要讓今天的青年人瞭解這一點，恐怕不大容易。體育浪潮在上世紀尚未從英國衝擊到歐洲大陸；當時也沒有現在這樣的體育場，更沒有過多的體育活動。今天，當一個拳擊手朝對手的下頜頻頻出擊時，上萬名觀眾激動得狂呼亂叫；報館還設有特派記者，用通欄篇幅像《荷馬史詩》似的報道一場曲棍球比賽。在我們那個時代，摔跤、田徑、舉重等都是在郊外舉行，參賽者都是屠夫和搬運工之流；賽馬才是一種高雅的比較貴族氣的運動，一年有幾次把上流社會吸引到賽場，但也不是我們這些把任何體育活動都視為純粹浪費時間的人會去看的。我十三歲時染上了對學問和文學的嗜好，我停止了滑冰，把父母給的學跳舞的錢全買了書。我到了十八歲還不會游泳，不會打網球，也不會跳舞。直到現在，我既不會騎腳踏車，也不會開汽車。在體育方面，任何一個十歲的男孩都可以譏笑我。即使到了今天的一九四一年，我還搞不清棒球和足球、曲棍球和馬球的區別。每張報紙上的體育版，我覺得都像是用漢語寫的，怎麼也看不懂。我對所有體育運動的成績——速度和評分的記錄，就像那位波斯國王一樣不開竅。有一次，有人鼓動這位國王去參加賽馬，他卻表現出東方人的智慧：「賽什麼馬？我本來就知道總有一匹馬跑得最快，哪一匹跑得快與我有何相干？」我們也像波斯國王一樣輕視鍛鍊自己的身體，覺得這是浪費時間。只有下棋我還有幾分喜歡，因為下棋需要動腦筋。更加荒謬的是，雖然我們覺得自己正在成為詩人或者有可能成為詩人，可是我們很少關心大自然。我人生中的頭二十年裡，幾乎沒有好好看過維也納周圍的美麗景色。最美最熱的夏天來臨時，城裡的人外遊，整座城顯得空蕩蕩的，我覺得這時的維也納城才更加迷人，因為可趁機在咖啡館裡讀更多的報刊雜誌，還沒有人搶著看。後來，我用了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來彌補我身體上那種不可避免的笨拙，來調整那種幼稚的貪多求快的生活。不過，總的說來，我對中學時的狂熱，對那種只用眼睛和腦子的生活，從來沒後悔過。它把求知慾注入了我的血液中，使它永遠不會失去。以後我讀的書和學到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學時期打下的堅實基礎上的。一個人的肌肉誤了鍛鍊，以後還可以補上；而智力的飛躍，即心靈中那種內在的理解則不同，它只能在決定性的那幾年裡成型；只有早早地學會敞開自己心扉的人，以後才能把整個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裡。
我們年輕時代親身經歷的，正是藝術中的新事物醞釀發展的階段，這些新事物遠比我們的父母及其周圍的人的要求更為熱烈，更難解決，更具誘惑力。但是，由於我們被那段生活所迷惑，致使我們沒有注意到美學領域中的這種變革只是許多意義更為深遠的變革的先兆。這種變革將動搖和最終毀滅我們父輩的太平世界；一場令人矚目的社會大變革正在我們這個衰老的、昏昏欲睡的奧地利醞釀。幾十年來，心甘情願不聲不響地把統治地位讓給自由資產階級的廣大群眾，突然不再安分守己。他們組織起來，要求得到自己的權利。於是，在上世紀最後十年，政治像暴風驟雨般衝進平靜安逸的生活。新的世紀要求有一種新的制度、一個新的時代。
在奧地利興起的各種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首當其衝的是社會主義運動。至今，被我們錯誤地稱之為「普遍」的選舉權，實際上只賦予了交納一定稅款的有產階級。從這個階級選舉出來的律師和農場主都十分相信，自己在國會里是民眾的代表和發言人。他們都受過教育，大部分人甚至受過高等教育，所以他們感到非常自豪。他們儀表莊嚴、體面，談吐高雅，因此，國會開會就像一家高階俱樂部的晚間討論會。出於對自由主義的信仰，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完全相信，寬容和理性必定促進世界的進步；他們一致認為，小的妥協和逐漸的改善能促進全體臣民的福利，並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但是，他們完全忘記了，他們只代表這座大城市裡的五萬或十萬富裕的人，並不代表整個國家的幾十萬或幾百萬人。這期間，機械化生產開始普及，過去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業中去了，在一位傑出人物維克托·阿德勒博士的領導下，奧地利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正義黨。實現無產階級的各種要求，爭得真正的普遍的人人平等的選舉權，是該黨的宗旨。可是這種選舉權剛一施行，或者說剛一被迫施行，人們就立刻發現備受推崇的自由主義是何等的脆弱。隨著自由主義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處不見了，現在，處處是利益與利益的激烈衝突，鬥爭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