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一片安謐中長大成人，

忽然被拋進大千世界，無數波浪從四面向我們襲來，

我們對一切都興致盎然，

有些我們喜歡，有些我們厭煩，

時時刻刻都在出現微微的不安，

我們感受著，而我們感受到的，

卻被各種塵世的紛擾衝散。

——歌德

如果我要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即我長大成人的那段時間作一個簡要的概括，那麼我希望如此說：這是一個太平的黃金時代——這是最確切不過了。我們那個幾乎有千年歷史的奧地利君主國，好像它的一切都會天長地久地延續下去，國家本身就是這種延續的最高保證。國家賦予公民的權利，是由人民自由選舉出的議會以書面形式確認的，每項義務都有嚴格的規定。我們的貨幣，奧地利克朗，是以閃閃發光的金幣形式流通的，因此它的價值是不會改變的。人人都知道他有多少錢或者他掙了多少錢，能幹什麼或者不能幹什麼都有一定的規範、標準和法度。擁有財產的人可以精確計算出每年有多少盈利，公務員和軍官看日曆就能知道他會在哪一年升職或退休。每戶人家都有自己確定的預算，知道一家人吃住開銷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應酬要花費多少錢，此外還要留下一小筆費用，以備生病和意外之需。有房子的人把房子看作留給後代的萬無一失的家園；農場、商店則代代相傳。就連襁褓中的嬰兒，也已經在儲蓄罐或儲蓄所存下第一筆錢，這是為他的將來準備的一筆小小的儲蓄金。在這個遼闊的帝國裡，所有的一切都緊緊依靠國家和那個至高無上的白髮蒼蒼的皇帝。誰都知道（也都這樣認為），即使老皇帝去世，新皇繼位後，舊的一切會原封不動地得到保持。誰也不相信會有戰爭、革命，會有顛覆政權的行動。在一個理性的時代看來，任何激烈的暴力行動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這種安全的感覺是千百萬人的財富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唯有在這樣的太平世界裡，生活才具有價值，越來越多的社會階層渴望從這份寶貴的財富中分享自己的那一份。最初只是那些有錢人對這種太平盛世歡欣鼓舞，後來逐漸擴充套件到平民百姓。這個太平的世紀成了保險業的黃金時代。人們為房子投了火災險和防盜險；為自己的耕地投了防雹和防風暴險；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投了人身保險；為自己的晚年買了終身養老金券；將一張保險單放在女兒的搖籃上，作為將來的嫁妝。最後，工人也組織起來了，為自己爭到了應得的工資和醫療保險；用人們為自己儲蓄了養老保險，並預先存入一筆喪葬費。只有那些對未來充滿信心無憂無慮的人，才能盡情享受眼前的好生活。

當時人們認為，他們的生活能夠完全阻止厄運的入侵，這種感人的信念是非常危險的自負，儘管他們對生活的態度謙虛又正派。在十九世紀，對自由的理想主義深信不疑的人，認為自己找到了一條通向「最美好世界」的平坦大道。他們用鄙夷的眼光看待以前充滿戰爭、饑饉和暴亂的年代，認為那是人類尚未成熟和不夠開化所致。而現在，所有的禍害和暴政似乎已經全部被消滅，這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人們對不可阻擋的持續「進步」的堅定信念，是那個時代真正的信仰力量。這種力量甚至超過了人們對《聖經》的信仰，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雄辯地為它作了證明。事實上，在這個和平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普遍的繁榮變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迅速，越來越豐富多彩。街道的夜間照明已不再是昏暗的燈光，而是耀眼的電燈。從城市的主幹道直到市郊，沿街店鋪燈火輝煌。用電話能與遠方的人對話。乘坐的車輛已不是馬車，速度就快得多啦。人們已實現了伊卡洛斯的夢想，在空中遨遊。舒適的裝置從富裕之家進入普通百姓家。已不需要從井裡或河裡汲水。爐灶生火簡便多了，人人講衛生，骯髒不再存在。人們從事體育鍛煉以來，身體變得越來越漂亮，越來越強壯，越來越健康。患有畸形、甲狀腺腫大及其他殘疾的人在街上越來越少見。所有這些奇蹟都是科學和「進步」的天使創造的。還有，社會也在不斷進步：司法變得更加溫和與人道，每年都賦予個人新的權利；甚至那個最棘手的問題，即廣大群眾的貧困問題似乎也不再難以解決。越來越廣泛的社會階層有了選舉權，從而可能合法地維護自己的利益。社會學家和教授們競相為無產階級生活得更加健康和幸福出謀劃策——因此，如果不為本世紀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榮耀，不覺得每隔十年社會就向前邁一大步，那才怪呢。人們不相信歐洲各民族之間還會有戰爭，就像不相信世上還有鬼怪一樣，認為那是野蠻的倒退。我們的父輩堅信寬容和友好是不可缺少的約束力。他們真誠地認為，各個國家及各個教派之間的界限和信仰的分歧，將會在人們的友善中逐漸化解，整個人類將享有最寶貴的財富：和平與安全。

被理想主義矇蔽的那代人抱著樂觀主義的幻想，他們以為科技進步必然帶來人類道德的迅速提高，這同我們今天幻想把「安全」這個詞從詞彙表中抹掉一樣，是十分可笑的。我們這一代人在新世紀裡已經學會了對集體殘暴行為的爆發不再感到驚奇，總有一天會出現更殘酷的暴行，所以我們對人類的道德教育持懷疑態度。我們不能不承認弗洛伊德是正確的，他把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明看作薄薄的一層紙，隨時都會被邪惡的力量擊破。我們這一代人必須逐漸習慣這個沒有立足點、沒有權利、沒有自由、沒有安全的世界。我們早已為了自己的生存摒棄了父輩的堅強信念，他們認為人道主義會持續不斷地飛速提高。一場災難使我們的人性一下子倒退了近千年。在我們這些有深刻教訓的人看來，輕率的樂觀主義是十分陳腐的。儘管這只是一種幻想，卻是我們的父輩為之獻身的，這比那些空洞的口號更有人性，更有內容。時至今日，我內心深處仍無法完全擺脫這種幻想，雖然我對它已充分認清，完全失望。一個人童年時耳濡目染，時代氣息已溶入他的血液，是難以磨滅的。不管現實每天在我耳邊鼓譟些什麼，不管我和我的眾多同代人遭受過什麼侮辱和考驗，我還是不能否認青年時代的信仰：總有一天會好起來，儘管來之不易。今天，我們心神不寧地懷著破碎了的心情，像個盲人在恐怖的深淵中四處摸索，我依然能從中看到曾照耀我童年的星辰，用這種繼承下來的信念，認為這種倒退只是「前進」過程中的一個間歇，以此來安慰自己。

今天，巨大的風暴把世界擊得粉碎，我才完全明白，太平世界不過是夢幻中的宮殿。我的父母就是住在這個宮殿裡，就像住在一幢牢不可破的石頭房子裡一樣。從來沒有什麼風暴或者強烈的穿堂風闖入他們溫暖舒適的生活；當然，他們具備防風遮雨的特殊手段：他們是有錢人，他們是逐漸發跡的，已經變成富豪。但在他們那個時代，抵擋風雨全靠窗戶和牆壁。我覺得，他們的生活方式屬於典型的「上流猶太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對維也納的文化做出過重要的貢獻，而所得到的報答卻是被徹底消滅。我在這裡敘述我父母安閒自在和無聲無息的生活，其實講的並非個人的私事，因為在那個重視一切價值保障的世紀裡，像我父母這樣的家庭在維也納有一萬或二萬個之多。

我父親的祖籍在摩拉維亞。在那個不大的鄉村裡有猶太人聚集區。他們與當地的農民和小市民相處得非常融洽，所以他們完全沒有壓抑心理，也沒有東方加利西亞猶太人隨時都出現的急躁。由於生活在農村，他們個個體魄健壯，走起路來邁著穩健、從容不迫的步伐，像農民穿越田野一般。他們早就從正統的教派分離出來，成為「進步」這個時代宗教的狂熱追隨者。政治上恰逢自由主義時期，他們選出了自己最尊敬的議員進入國會。當他們從自己的故鄉遷居到維也納以後，便以驚人的速度適應了較高的文化生活。他們的發跡是和時代的普遍繁榮有機地聯絡在一起的。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我們的家庭是非常典型的。我的祖父曾經銷售過手工紡織品。上世紀下半葉，奧地利的工業開始發展，從英國進口織布機和紡紗機，由於合理的機械化生產，紡織品的價格大大低於手工製品的價格。猶太人具備天才的商業洞察力和全球的視野，認識到率先在奧地利實行工業化生產的重要性。唯有工業化才能獲得厚利。他們以最少的資金、最快的速度建立了一些臨時搭建的工廠，先是以水力作動力，這些工廠以後逐漸發展成控制整個奧地利和巴爾幹半島的波希米亞紡織工業中心。如果說我的祖父是一個經營成品的中間貿易商的早期典型代表，那麼我的父親已決定跨入一個新時代。他三十歲時在波希米亞北部創辦了一個小型的織布作坊，經過多年的悉心經營，它逐漸發展成一家規模相當大的企業。

儘管當時的經濟發展速度十分驚人，可我父親依然採取那種小心謹慎的擴充套件方式，這完全是那個時代的觀念。再說，這也非常符合我父親那種剋制而不貪婪的性格。他堅持那個時代的信條：穩妥第一。他覺得依靠自己的資本「紮紮實實」——那個時代最喜歡說這個詞——辦起來的企業，比利用銀行貸款或實物抵押建成的企業更偉大。他一生中從未簽發過一張債券，也從未簽發過一張期票。他開戶的銀行，毫無疑問是最可靠的信貸銀行：羅斯柴爾德銀行，該銀行始終處在貸方的地位，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驕傲。他從來就討厭投機生意，哪怕有一點風險他也不幹。他一生中從未做過一筆生疏的交易。當他漸漸有錢和越來越有錢時，他從不把這些歸功於大膽的投機，也不歸功於他眼光的長遠，而是歸功於自己所處的那個時代最普遍的小心謹慎的做法：始終只用收入的極小部分作為日常開銷，把逐年遞增的鉅額收入投入經營，擴大再生產。我父親像他同輩的大多數人一樣，如果看到一個人把收入的一半毫無顧忌地花光，而不顧太平年代常說的一句話——「為將來想一想」——這樣的人肯定被看作靠不住的敗家子。其實，對一個有錢人來說，這種變利為本不斷積累財富的方法，在經濟騰飛的時代僅僅是一種保守的生財之道，因為當時國家還沒有想到從鉅額收益中多徵收百分之幾的稅。再者，國家的有價證券和工業股票在當時也能帶來很高的利息。不論怎麼說，這種保守的生財之道也是值得稱讚的。當時，通貨膨脹還沒有到來，克勤克儉的人家還不容易遭偷盜，規矩正派的人也不會遇到詐騙。恰恰是最有耐心和不搞投機的人獲利最多。我的父親由於順應了他那個時代的一般規律，在他五十歲時，縱然用國際的標準來衡量，也稱得上是一位鉅富了。但是，我們家庭生活的開銷，與財產的驟增相比，依然是十分節儉的。我們只是逐漸買點方便的生活用品；我們從一幢較小的寓所搬到一幢較大的住宅；只是在春天的午後才租一輛出租馬車。我們外出旅行坐的是二等臥鋪車廂，我父親五十歲時才享受了一次豪華生活：同母親乘車去尼斯度過冬天的一個月。總之，我們家持家的基本原則始終不變：克勤克儉，絕不揮霍，絕不挪用款項。我父親成為百萬富翁以來，從未吸過一支進口雪茄，而只吸普通的國產雪茄，就像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只吸廉價的弗吉尼亞雪茄一樣。玩牌時，他只下很小的賭注。他堅定不移地秉持他的剋制作風，堅持過一種舒適又不惹人注意的平靜生活。雖然他比大多數同行體面得多，也有教養得多——他鋼琴彈得出色，書法清秀，會講法語和英語——卻堅決拒絕任何榮譽和榮譽職位。他一生中從未追逐或接受過任何頭銜和地位，而像他這樣的大工業家理應獲得這些。他從未向別人求過什麼，所以他從未向別人說過「請求您」或「多謝」之類的話。他覺得這種隱藏在內心的驕傲，比顯露出來更加重要。

的確，每個人的一生中總會出現一段和父親的本性相同的時期。我父親不聲不響又不願拋頭露面的個性，現在開始影響我，一年比一年明顯。在職業上，我同父親迥然不同，我的職業不能不宣揚自己的名字，不能不拋頭露面。我同父親一樣，內心的驕傲促使我拒絕任何形式上的榮譽。我從未接受過一枚勳章、一個頭銜或任何一個學會會長的職位；我從未擔任過研究院的院士、理事或評獎委員會的委員；甚至我覺得，坐在豐盛的宴會桌旁是折磨自己，一想到要同人攀談或向別人祝酒，還沒等說出一句話，我的喉嚨就先乾澀了。我知道，在世界上這樣剋制和拘束是多麼不合時宜，只有圓滑或者逃脫現實才能保全自己，正如歌德老人所言：「勳章和頭銜可免於在窘境中遭衝擊。」但是，父親遺傳給我的那種內心的驕傲，我無法違抗，這也許是我唯一的可靠的財產，我之所以今天內心裡還感到自由，應當歸功於父親留給我的寶貴遺產。

我的母親婚前姓佈雷陶爾，她是另一種出身，一個國際化的大家族。她出生在義大利南部的安科納，所以義大利語和德語她從小就會說。每當她同我的外祖母或者她的姐妹說些不想讓用人知道的話時，就說義大利語。我從孩提時就十分熟悉義大利式燴飯和當時還十分稀罕的洋薊，還有許多其他南方菜。所以，我以後到義大利去，就有一種回家的感覺。不過，我母親一家並非義大利人，而是有意成為國際化的大家族；佈雷陶爾家族最早開銀行——他們以猶太大銀行世家為榜樣，但是規模小得多——他們很早就從瑞士邊境上一個叫霍恩埃姆斯的小地方分散到世界各地，一部分遷到聖加倫，另一部分遷到維也納和巴黎，我外祖父到了義大利，我的一位舅舅到了紐約。這種國際性的聯絡使這個家族更加體面，視野更加開闊，從而為整個家族帶來了自豪感。在這個家族裡，不再有小商人、掮客等，而是遍佈銀行家、經理、教授、律師和醫生。每人都會說幾國語言。如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巴黎姨媽家的餐桌上，我看到他們從一種語言輕鬆自如地過渡到另一種語言。這是一個謹慎「自重」的家族，每逢一個窮親戚家的姑娘要出嫁，這個家族就給她籌措一份可觀的嫁妝，目的僅僅是防止姑娘「低嫁」。我父親是一個大工業家，雖然備受尊敬，但是我母親從不允許我父親的親戚和她的親戚相提並論，儘管他們倆的結合極其美滿幸福。這種出身名門的自豪，在所有姓佈雷陶爾的人身上根深蒂固。若干年以後，他們中間的一員為向我表示特殊的好感，懷著優越感對我說：「你才是真正的佈雷陶爾的後代呢！」他這句話似乎是想說：「你算是投對胎了。」

還有一類貴族，一些依靠自己的力量發跡的猶太家族就是這一類。我和我的兄弟從童年起，對他們的作為一會兒感到有趣，一會兒感到討厭。我們老聽他們說，這些人是「高雅」的人，那些人是「粗魯」的人；對每個朋友都要審查一番，看他是否出身「上流」，甚至對他的家庭成員和親戚的出身以及經濟狀況都要詳細調查。一直把人分成等級的議論成了家庭和社交中的主要話題，當時我們看到這個覺得極可笑，認為是故作高雅的表現，因為猶太家族之間出現的貧富差距不過是近五十年或一百年的事，猶太家族都是在那個時候先後從一個猶太人聚集區遷移出來的。一直到了很久以後我才明白，「上流」家庭的概念在我們男孩看來，完全是假貴族的一種裝模作樣的鬧劇的產物，體現了猶太人的精神實質中最秘密最核心的那一部分。人們通常認為，發財致富是猶太人根本的、典型的生活目的。沒有比這個看法更錯誤的了。發財致富對猶太人來說只不過是階梯，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並非他們的核心目標。猶太人真正的願望，他們的潛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才智，使自己進入更高的文化層次。「精神高於物質」是他們的至理名言，這反映了整個猶太民族——其中包括正統的猶太人——的優點和弱點。比方說，一個虔誠的信徒，一個研究《聖經》的學者，他們的地位在猶太人看來要比一個富翁高一千倍，就連最有錢的富豪也寧願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窮得像乞丐的知識分子為妻，也不嫁給一個有錢的商人。對知識的敬重在猶太人各階層都是一樣的。就連扛著背包、頂風冒雨在街頭討生活的小販，也願意付出最大的代價讓兒子去上大學。如果家庭成員中有一人算得上有知識，又當了教授、學者或音樂家，那麼，他就把這種榮譽和頭銜歸功於全家，好像他通過他的成就使全家都貴族化了。不言而喻，在猶太人中間，他們竭力防止自己成為一個道德不可靠、令人討厭、錙銖必較、只會做生意而無知識的人，而是努力躋身於較清高的、不計較金錢的知識分子中間。說得直率一點，就好像要把自己和整個猶太民族從金錢的災禍中解救出來似的。因此，一個猶太家族往往經過兩代最多三代，追求財富的勁頭就枯竭了。恰恰在家族鼎盛時期，出現了不願接受父輩的銀行、工廠及規模巨大生意興隆的商號的子孫。例如，羅·羅斯柴爾德勳爵成了鳥類學家，沃伯格家族有了藝術史家，卡西爾家族出現了哲學家，賽松家族有了一位詩人，這都不是個別現象。擺脫那種只知賺錢的猶太人小天地，成了他們不外露的共同渴望。通過進入知識界，他們使自己擺脫了純粹猶太人的狹隘氣質，獲得普遍的人性。換言之，一個「名門」世家的涵義遠遠高於這個稱呼所帶來的社會地位，因為一個猶太「名門」世家不僅適應一種文化，而且多半要相容其他文化，以使自己擺脫或開始擺脫猶太人社群留給他們的一切缺陷、狹隘和小氣。後來，由於猶太知識分子人數猛增，在猶太人中佔很大比重，這種現象也給猶太民族帶來了災難。這種永遠的自相矛盾，大概是猶太人命中註定的吧。

在歐洲，幾乎沒有一座城市像維也納那樣熱衷於追求文化生活。正因為奧地利君主國數百年來既無政治野心又無軍事行動，穩定帶來了全面繁榮，全面繁榮必然引起對藝術的最強烈的追求，這也是奧地利民族自豪感的體現。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歐洲那段時間，那些最重要最有價值的地區，像德意志、義大利、佛蘭德斯、瓦隆都已衰落，唯有維也納閃耀著古老的光輝。它是王朝的寶都，是千年傳統的保護神，羅馬人為這座城市建造了第一座石頭城牆，對防禦野蠻人、保護拉丁文化起了很大作用。一千年以後，奧斯曼人西侵，摧毀了這座城牆。尼伯龍根人也到過這裡。這裡出現了七位不朽的音樂大師——格魯克、海頓、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布拉姆斯、約翰·史特勞斯，他們都在這裡生活過，從這裡向全世界發出耀眼的光芒；歐洲的各種文化潮流都聚集在這裡；在宮廷裡、在貴族中、在民間，奧地利德語的文化傳統同斯拉夫、匈牙利、西班牙、義大利、法蘭西和佛蘭德斯文化有著血肉的聯絡。這座音樂之都的真正天才表現在能把一切有巨大差異的文化熔為一爐，成為一種新的獨特的奧地利文化、維也納文化。這座城市具有博採眾長的慾望，對那些特殊的事物特別敏感，它吸引各種型別的人才到自己身邊，逐漸使他們融洽相處。在這種融洽的氣氛中生活，使人備感溫暖。這座城市的每個市民都在不知不覺中被培養成超民族主義者、世界主義者和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