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兼收幷蓄的藝術，這種富於音樂性的柔和過渡的藝術，從城市裡的各類建築上就可以看出。經過數百年的緩慢發展，從內向外有計劃的擴張，維也納現在已是一座擁有兩百萬人口的城市。城內居民的一切消費和各方面的需要早已配套供給。維也納雖大，但還沒有大到像倫敦、紐約那樣脫離大自然的地步。維也納邊緣的排排房屋，有的倒映在多瑙河的微波上，有的面向遼闊的平原，有的散落在花園和田野之中，有的分佈在樹木蔥鬱的阿爾卑斯山餘脈之端的緩緩的山崗上。人們幾乎分辨不出哪裡是自然景色，哪裡是城市，自然景色和城市建築和諧地融為一體。從市郊走進市區，你會看到城市的發展軌跡像樹幹的年輪那樣層次分明。在古老的要塞圍牆的舊址上，現在是一條環形大道，大道上的華麗樓閣環抱著城市最中間、最珍貴的核心，這便是朝廷和貴族的古老宮殿，它們訴說著過去的沉重歷史。貝多芬曾在這裡的利希諾夫斯基侯爵府上演奏過；海頓曾在這裡的埃斯特哈齊侯爵府上做過客，當時，海頓的《創世記》在那所古老的大學首場演出。維也納最著名的霍夫堡宮曾有幾代皇帝在那裡居住；拿破崙住過香布倫宮。基督教世界的諸侯們聯合起來，在聖斯特凡大教堂裡下跪，為歐洲從土耳其人手中解救出來而祈禱謝恩。在那所大學的校院裡，有無數科學名人在任教。在這些宮殿之間，一些新派建築高傲地屹立著，燈火輝煌的商店和光彩奪目的林蔭大道組成一幅壯美的圖畫。舊的建築物並不抱怨新的建築物，就像敲下來的石頭並不抱怨巋然不動的大自然一樣。生活在這個城市裡是絕妙無比的，它好客地接納所有外來者，願意為他們奉獻一切。這裡的氣氛是那麼輕鬆愉快，就像巴黎一樣到處充滿快樂，只不過在這裡能享受到更自然的生活罷了。所以誰都知道，維也納是一座享樂者的城市。但是，所謂的文化難道不是用藝術和愛情編織的精品給粗魯的物質生活蒙上一層最美好、最溫情和最精純的色彩嗎？享受美食，喝一瓶上等葡萄酒和一瓶微苦的鮮啤酒，品嚐精美的甜品和大蛋糕，在這座城市裡算是一般的享受。從事音樂演奏、跳舞、演戲、社交活動，講究儀表風度，才是這裡的一種特殊的藝術。不論是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生活，頭等重要的事，不是軍事，不是政治，不是商業，而是文化生活。一個普通的維也納市民，每天早上讀報時，第一眼看的不是國會的辯論或世界上發生的大事，而是皇家劇院上演的劇目。這家劇院在公眾生活中的地位，在其他城市裡是無法想象的。皇家劇院亦稱城堡劇院，對維也納人乃至奧地利人來說，它不僅僅是一座演員在上面演戲的舞臺，也是反映大世界的小天地，從它五光十色的反射光中可以看到社會本身。它是真正的唯一具有高尚情趣的「宮廷侍臣」。觀眾從皇家演員身上可以看到，一個人應該怎樣穿戴，怎樣行事，怎樣談吐，一個情操高尚的人該說哪些言辭。舞臺不僅是娛樂的場所，也是一本教人正確發音，學習優雅風度的有聲有色的教科書。就連那些和皇家劇院稍稍沾邊的人，也好像頭上有了神聖光圈似的，散發出令人敬畏的光輝。總理、大臣和富豪在維也納的大街上可以四處行走，而不會有人回頭仰望；可是，一位皇家劇院男演員或歌劇女演員在街上走過時，所有的女售貨員和馬車伕都認識他們。當我們這些男孩子看到一個演員（照片和簽名我們都收集）從我們身邊走過，我們會洋洋得意地議論個沒完。這種近乎宗教式的個人崇拜甚至會波及他身邊的人。索嫩塔爾的理髮師，約瑟夫·凱恩茨的馬車伕，都是人們暗暗羨慕的體面人物。年輕的公子哥以穿同演員一樣的衣服為榮。一位著名演員的生日聚會或葬禮能壓倒一切政治大事。自己的作品能在皇家劇院上演，這是維也納作家夢寐以求的事，因為這意味著他從此一生高貴，享受一系列榮譽：他終生不用再買戲票，他會收到參加一切首演的請柬，還有可能成為某個皇室成員的賓客。我還記得我親身受到的一次隆重的接待。一天上午，皇家劇院的經理請我到他的辦公室，在一番祝賀之後，他鄭重地對我說，皇家劇院已經接受我的劇本；我當晚回家時，在房間裡看見他留給我的名片，他對我——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人——進行了正式回訪。我本人，作為皇家劇院的作者，一舉成了「上流人物」，劇院經理像對待皇家學院院長那樣對待我。皇家劇院裡發生的每件事，都好像和每一個人有關，甚至一個與劇院毫不相干的人。我想起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有一天，我家的廚娘噙著眼淚跌跌撞撞衝進房間，對我們說，她剛聽人說，夏洛蒂·沃爾特（皇家劇院最著名的女演員）死了。目不識丁的廚娘這麼悲傷使我們都深感意外，因為她從來沒去過那高貴的皇家劇院，在舞臺上或日常生活中她從來沒見到過她。但是在維也納，一位全國聞名的女演員是屬於大家的，是全城的集體財富，所以她的死牽動了一個毫不相干的廚娘的心。任何一位受人愛戴的歌唱家或藝術家去世，頓時就變成舉國哀悼。當曾經首次上演過莫札特《費加羅的婚禮》的「老」城堡劇院被拆毀的時候，維也納整個社交界像參加葬禮似的，神情嚴肅而又激動地聚集在劇院大廳裡，前幕剛落下，人們就衝到舞臺上，為的是至少能撿到一塊地板的碎片——他們知道藝術家曾在這塊地板上演出過——帶回家去，當作珍貴的紀念品。幾十年以後，我還在數十戶人家裡看到這些木片被裝在精緻的小匣子裡，就像教堂裡收藏神聖的十字架碎片一樣。那座伯森多爾夫音樂廳被拆除時，我家的舉動也不見得理智。這座小型音樂廳是專供演奏室內樂用的，是一座平平常常毫無藝術價值的建築物，早年是利希滕斯坦爵士的一所馬術學校，為適應演奏音樂的需要進行了改建，四壁鑲上了木板；雖然它並不華麗，卻像一把古老的小提琴一樣很有價值，是音樂愛好者的一塊聖地，因為蕭邦、布拉姆斯、李斯特、魯賓斯坦在這裡演出過，許多著名的四重奏在這裡首場演出。而現在，它卻必須為一座新建築物讓路，我們這些曾在這裡度過美好時光的人怎麼也不願接受。最後一場演出，紅玫瑰四重奏樂隊在這裡演奏貝多芬的樂曲，當最後的旋律漸漸消逝後，沒有一個人離開座位。我們鼓掌、歡呼，一些婦女激動得哭起來，誰也不願相信這是最後的告別演出。大廳的燈滅了，為把我們「趕走」，但是四五百狂熱的樂迷沒有一個離開座位；我們在這裡待上半小時、一小時，好像我們這一行動會把這座神聖的大廳拯救下來似的。我們上大學的時候，有人要把貝多芬臨終的房子拆掉，我們是怎樣用請願書、遊行、寫文章等方法進行鬥爭的啊！在維也納，每當有歷史意義的房子被拆除時，都像抽走了我們的一部分靈魂。

這種對藝術尤其是對戲劇藝術的狂熱，遍及維也納社會各界。由於近百年的傳統，維也納本身就是一座社會階層分明而互相之間融洽相處的城市——如我以上所述。社會輿論始終受皇家控制。皇家城堡不僅是空間意義上的中心，也是哈布斯堡帝國的超民族的文化中心。城堡四周是奧地利、波蘭、捷克、匈牙利大貴族的宮殿，可以說它們構成了第二道圍牆。在這道圍牆以外則是那些「社會名流」，諸如小貴族、高階官員、大工業家、名門世家的府第；再向外是小市民階層和無產階級。每個階層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甚至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區域。大貴族住在城市核心區自己的宮殿裡；外交使團住在第三區；工業家和商界人士住在環城大道附近；小資產階級住在第二區至第九區；無產階級住在最外層。但所有的人在皇家劇院和盛大節日中都可以互相交往。在普拉特公園舉行鮮花彩車遊行時，十萬人熱情地向坐在馬車裡的「萬名上流人士」山呼三次。在維也納，凡事都可成為慶祝的理由，如宗教遊行、基督聖體節、軍事檢閱、皇家音樂節等盛大節日，無不如此。就連出殯，也是一件盛事。每個維也納人都講究習俗，追求「壯觀的葬禮」：豪華壯觀的排場，送葬人數眾多。維也納某個人物辭世，甚至成為維也納人大飽眼福的機會。人們對聲響色彩的感覺，對錶演生活、反映生活的興趣，不論是在舞臺上，還是在現實中，全城人都是一致的。

維也納人對戲劇的偏愛，如果按大多數戲迷的生活條件來說，有時可謂達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與我們剛強的鄰國德國相比，我們奧地利人淡漠政治，經濟落後，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們過於追求享受。不過，這種對藝術過分的重視倒是我們的長處。因為，我們對每一種藝術都抱著崇敬的態度，經過幾世紀的藝術薰陶，才有無與倫比的鑑賞力，而正因如此，我們才得以在一切文化領域中達到超群的水平。藝術家只有在備受推崇和尊重的地方才能感到最舒暢、最受鼓舞；藝術只有在全民族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時才能達到頂峰——文藝復興就是有力的佐證。當時的佛羅倫薩和羅馬吸引了大批畫家，培養出無數個巨匠；每個畫家都感到必須面對全體市民和其他同行，在市民的鑑賞言論中，在與同行的競爭中，不斷超越自己的水平。同樣，維也納的音樂家和演員們都清楚自己在這座城市中的地位。不論在維也納歌劇院還是在皇家劇院，來不得半點馬虎。任何一個錯音都會立刻被發現，一旦進入合聲部的時間不合拍或者音符略短，都會立刻受到指責。這種監督不僅來自首演時的專業評論家，也來自現場觀眾。通過不斷的比較，他們的聽覺越來越靈敏。維也納在政治、行政管理方面因循守舊，社會風紀已成了人們的習慣，沒人再去想它，所以在這些方面出現點什麼「紕漏」，人們都會包容，有點違反常規也能寬容諒解。但在另一方面，藝術方面的差錯可絕不容忍，因為這關係到全城的榮譽。因此，每位歌唱家、演員、音樂家都必須竭盡全力，不然就會被淘汰。能夠在維也納成為明星已屬不易，要始終保持明星的地位實在更難；任何鬆懈都不可原諒。在維也納的每位藝術家都清楚這種長期的、嚴格的監督，這促使他們鍥而不捨，將藝術水平錘鍊到爐火純青的地步。我們從年輕時起就習慣於在平時用嚴格甚至苛刻的標準要求藝術家的每一場演出。一個當年非常熟悉古斯塔夫·馬勒指揮的歌劇裡鐵的紀律細節的人和非常熟知把交響樂團樂師調動起來自覺演奏的人，在今天很難對一次戲劇或音樂的演出感到十分滿意。這樣也使我們學會了對自己的每件作品嚴格要求。當時的藝術水平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世界上培養出一代一代的藝術家，才會有高水平的作品，除了維也納，世上沒有幾個城市能達到這麼高的水平。人民大眾的知識和情緒有時能節制，有時也迸發，即便是坐在酒館裡的小市民也會要求樂隊演奏出高水平的音樂，如同要求掌櫃的給一杯上好的葡萄酒一樣。就連普拉特區周圍的居民也都清楚地知道，哪家的軍樂隊演奏得最帶勁，不論是德國的音樂大師還是匈牙利人；好像住在維也納的人從空氣中就能獲得樂感似的。如同我們這些作家在一篇特別精緻的散文中表現出優美的音樂性一樣，其他人則在社交場合和日常生活中充滿溫良恭儉讓的精神。在上流社會里，出現一個沒有藝術感和不崇尚禮儀的維也納人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下層社會，一個最貧窮的人也有一種對美的本能的要求，這種本能是由於自然景色、人生的樂趣對他的生活長期薰陶造成的。不熱愛文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維也納人；同樣，不會享受安逸舒適的生活、缺乏審美意識，也不是一個地道的維也納人。

對猶太人來說，適應居住國民族的環境，適應自己居住的國家，這不僅是一種對外的保護措施，也是他們內心深處的需要。他們需要有自己的國家，渴望安寧、養息、安全，渴望消除外來者的陌生感覺，這就促使他們與周圍環境的文化聯絡起來。這種聯絡，除了十五世紀以來的西班牙，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比奧地利做得更出色更有成效。猶太人在這座京城定居二百多年以來，他們遇到的是輕鬆自在、喜歡和睦共處的人民，雖然這些人看起來有點放蕩、不拘小節，可是內心裡飽藏著追求精神生活和美的價值的強烈本能；同樣，猶太人認為追求美的價值對自己也十分重要。猶太人在維也納確實遇到了不少機會，也在這裡找到一項個人的任務。上個世紀的奧地利藝術曾一度失去了自己傳統的保護人和贊助者：皇室和貴族。十八世紀的時候，瑪麗亞·特蕾西亞讓格魯克來指導她女兒的音樂；約瑟夫二世作為一個行家同莫札特討論過他的歌劇；利奧波德二世自己就作過曲。但後來的皇帝弗蘭茨二世和斐迪南一世對藝術絲毫沒有興趣，而弗蘭茨·約瑟夫皇帝在他八十餘年的人生中除了閱讀軍隊的花名冊以外，就沒有讀過一本書或者僅僅在手裡拿過一本書，他甚至流露出對音樂的反感。同樣，那些大貴族也放棄了贊助。以前，埃斯特哈齊侯爵請海頓到家中並奉為賓客；洛布科維茨侯爵、金斯基家族、瓦爾德施泰因家族競相爭取在自己的府第首演貝多芬的作品；伯爵夫人圖恩還懇求這位偉大的精靈——貝多芬——不要把三幕歌劇《菲岱里奧》從歌劇院的保留節目中撤下。然而這樣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就連華格納、布拉姆斯、約翰·史特勞斯，還有胡戈·沃爾夫，也得不到他們的半點資助。於是市民階層為了讓交響音樂會保持原來的水準，為了讓畫家和雕塑家維持生計，他們挺身而出，代替皇室貴族支援藝術家們。猶太市民階層站在維護維也納古老燦爛文化榮光的最前列，這是猶太人的自豪和遠大抱負。他們一向熱愛這座城市，一心一意地住在這裡，但是他們覺得，只有熱愛維也納藝術的人，才算是真正的維也納人，才無愧於這片土地。本來，他們在公共生活中產生的影響微乎其微。皇室的顯赫使個人的財富黯然失色。領導國家的高位是世襲的，外交界由貴族把持，軍隊和高階官吏的職務均由名門世家掌握；猶太人從未有過鑽進這個特權階層的奢望，他們服服帖帖地尊重這種傳統的特權——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有些事，至今我還記得很清楚，比如說，我父親一生都不願意到扎赫爾飯店去吃飯，並不是為了節約——它比其他大飯店的價格稍微高一點——而是有一種敬而遠之的想法。他覺得，和施瓦岑貝格親王或洛布科維茨侯爵鄰桌是很難堪的，也是不得體的。在維也納，唯有在藝術面前，大家才是平等的，擁有相同的權利；愛護藝術是大家的共同義務。猶太資產階級通過資助的方式，對維也納文化所做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他們是真正的觀眾、聽眾和讀者。他們光顧劇院和音樂廳，購買圖書和繪畫，參觀各種展覽。他們受傳統束縛較少，思想活躍，是新事物的促進者和先驅戰士。十九世紀幾乎所有的藝術品收藏都經他們之手；幾乎所有的藝術嘗試通過他們才得以實現。如果沒有猶太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單純依靠皇室、貴族和那些熱衷於賽馬打獵而不願促進藝術進步的信奉基督教的百萬富翁，那麼維也納在藝術方面就會落後於柏林，就像奧地利在政治方面落後於德國一樣。誰想在維也納做出點新成績，外來客人想在維也納與別人友好相處或找到知音，那就要依賴猶太資產階級。記得在反猶太主義時期，曾有過這樣一次唯一的嘗試，人們建了一座所謂的「民族劇院」，可劇院既找不到編劇，也找不到演員，更沒有觀眾，不到幾個月，「民族劇院」就慘淡收場。恰恰是這個例項第一次公開揭示出：被世界人民稱頌的十九世紀維也納文化的十分之九，是維也納猶太人促成和哺育的，甚至是他們自己創造的。

正是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維也納猶太人在藝術創作方面異常活躍，而此時的西班牙猶太人在藝術方面正面臨著可悲的沒落。誠然，猶太人創造的文化不能以特有的猶太人文化的原始形式出現，而是以與奧地利文化交融的形式出現的，體現了奧地利及維也納的特點——這是一個奇蹟。在音樂方面，戈德馬克、古斯塔夫·馬勒和勳柏格成了國際性的人物；奧斯卡·史特勞斯、萊奧·法爾、卡爾曼使圓舞曲和輕歌劇的傳統獲得新的繁榮。霍夫曼斯塔爾、阿爾圖爾·施尼茨勒、貝爾－霍夫曼、彼得·阿爾滕貝格等人使維也納文學達到歐洲水平。這是格里爾帕策和施蒂弗特所代表的維也納文學從未達到過的。索嫩塔爾、馬克斯·賴恩哈德使這座戲劇城再度譽滿全球。弗洛伊德和科學界的名流使早已聞名的維也納大學舉世矚目——這些身為作家、學者、藝術名流、畫家、導演、演員、建築師和新聞工作者的猶太人，在維也納的精神生活中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因為對這座城市的熱愛和入鄉隨俗的願望，他們使自己完全適應了這裡的環境。他們認為，為奧地利服務是一種光榮，也是一種幸福。他們覺得，為自己的奧地利做貢獻是自己的世界使命。的確，應該實事求是地再次指出這一點：當今美洲、歐洲在音樂、文學、戲劇和工藝美術諸多方面的發展，都受到奧地利文化的滋養和薰陶，而奧地利文化有相當一部分是維也納猶太人創造的；猶太人在與當地人融合的過程中，達到千年以來精神追求的最高點。幾百年以來，猶太人的文化發展本無目標，在這裡與逐漸形成的傳統相結合，產生了新的生機和蓬勃的活力，使舊的傳統也獲得了新的生命，煥發出新的青春。然而，最近幾十年來，這座城市強調民族化和地方化的做法，給維也納帶來了極大的壞處。這座城市的精神和文化是多種要素的融合體，所以其精神和文化完全是超民族的。維也納的天才——特別在音樂方面——從來就是把各民族和各種語言的對立因素融合在一起；維也納文化是西方一切文化的合成體。凡是在維也納工作過和生活過的人，都會覺得自己擺脫了狹隘和偏見。不會有任何地方比在維也納更容易當一名歐洲人。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早早學會把歐洲共同聯合起來的思想作為我心中的最高理想，並加以熱愛，在相當程度上應當感謝早在馬可·奧勒留時代就受到維護的羅馬精神，即包羅一切的精神。

在古老的維也納，人們生活得很好，輕鬆愉快，無憂無慮。北方的德國人帶著輕微的惱怒和藐視的眼光望著我們這些住在多瑙河之濱的鄰居。這些鄰居並不能幹，沒有嚴格的紀律，只要享受生活：吃得好，在節日的劇院裡尋快樂，促使了音樂向最高處發展。維也納人很不喜歡德國人給其他民族的生活帶來無比痛苦和徹底破壞的能幹，也不喜歡那種凌駕於他人之上的野心和追逐。在維也納，人們喜歡愉快地聊天，習慣於和平共處，每個毫不嫉妒的人和那些與人為善的人在不知不覺中和睦相處，平安無事。窮人和富人，捷克人和德國人，猶太人和基督徒，在維也納都能和平相處，儘管偶爾會互相嘲弄。即使出現政治和社會運動，也不帶可怕的仇恨之心。仇恨之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餘毒，已浸入時代的血液迴圈中。以前的奧地利，人們互相攻擊時，尚存豪爽俠氣。那些國會議員在報紙上互相責罵，在經過西塞羅式的長篇大論之後，仍會友好地坐在一起喝啤酒或咖啡，講話時以「你」相稱。就是反猶太主義政黨的黨魁盧埃格爾當維也納市長期間，他與別人私下來往的態度也絲毫沒有改變。我個人必須承認，身為猶太人，無論上中學還是上大學，還是在文學界，我沒有遇到過一點麻煩和歧視。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黨派與黨派之間的仇恨，還不常見報；還沒有把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徹底分類；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情緒也沒有像今天這樣激烈，令人厭惡。個人的所作所為是自由的，這在當時是順理成章的事，在今天卻變得不可想象。今天的人把寬容視為軟弱，而那時的人把它看作一種道德力量。

我出生和長大成人的那個世紀並非一個充滿激情的世紀。那是一個層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從容不迫的世界。機器、汽車、電話、收音機、飛機等還沒有把人的生活節奏提高到一個新的速度。歲月和年齡也沒有影響到另外一種速度，人們生活得相當舒適安逸。今天，我盡力回想我童年時那些成年人的形象，我記得最清楚的莫過於一些人過早的發福了。我父親、我的叔叔伯伯、我的老師、商店的營業員、樂譜架旁的交響樂演奏員，他們四十歲就成了大腹便便、受人「尊敬」的人。他們步履艱難，談吐斯文，說話時用手捋著那精心保養的灰白的鬍鬚。而灰白的鬚髮僅僅是莊嚴的一種新標誌；一個「穩重」的男子需要有意識地避免青年人那種不太得體的舉止和自負的神氣。我怎麼也想不起來：在我孩提時代曾看到過父親急匆匆地上下樓，或者是有過其他慌慌張張的舉動，當時他還不到四十歲呢。在那個時候，匆忙不只被看作不禮貌，況且在行動中也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市民階層生活在穩定的世界裡，生活有保障，行動上有措施，從來沒有突發事件，所以沒有必要匆忙。即使外面的世界發生了災難，也透不過「穩定安逸」生活的厚牆。英布戰爭、日俄戰爭，就連鄰近的巴爾幹戰爭，對我父母的生活也毫無影響。他們把報紙上關於戰爭的報道當作體育專欄的文章一掃而過。事情就是這樣，奧地利以外發生的事與他們有什麼相干呢？他們的生活又會發生什麼變化呢？在他們的奧地利，正是一個風平浪靜的時代，國家沒有什麼變革，貨幣不會突然貶值。那個時候，證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斷定該企業破產了，人人都要皺起眉頭，憂心忡忡地談論這場「災難」。那時候，有人抱怨「高額」稅收，這種抱怨與其說是真實的看法，倒不如說是一種習慣罷了。實際上，當時的稅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稅收相比，只不過是給國家的一點小費。那時候，人們時興立詳盡的遺囑，好像這樣就能使自己的孫子和曾孫免受財產損失，好像用一張債券就能一勞永逸地保證子孫們的安逸生活。他們自己的生活也悠哉遊哉，即使出現一點點擔驚受怕，也只不過像撫摸好玩又聽話的家畜時那種根本不用害怕的心情。每當我偶然得到一張那個時候的報紙，讀到那些描寫小小的區議會選舉的激動文章時，每當我回想起我們年輕時代對一些無關緊要的事爭辯得面紅耳赤，或回想起為了皇家劇院的演出中微不足道的問題議論紛紛時，我就會忍俊不禁。所有的憂慮加起來也不過那麼一丁點，那是一個多麼風平浪靜的世界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那兩代人遇到了好時代，他們平靜、順利、清白地度過了一生。但是，我並不知道我是否羨慕他們。他們像生活在天堂裡，對人間的真正痛苦、爾虞我詐及命運多舛等都沒有認識，使人焦慮的危機和問題他們看不到、也想不到，然而那些危機和問題越來越嚴重！他們陶醉在安寧、富裕和舒適的生活裡，所以很少知道生活還可能成為一種負擔，使人異常緊張；生活中甚至會不斷出現意想不到或天翻地覆的事。他們沉湎於自由主義和樂觀主義之中，所以料想不到會有一天，也可能是熹微之時，我們的生活會遭到徹底破壞。即使在最黑暗的深夜裡，他們也不會想到人會兇險到什麼程度，因而他們也不可能知道，人有多少戰勝險惡和經受考驗的力量。我們這些被驅趕著經歷了一切生活激流的人，我們這些完全脫離了與他人聯絡的人，我們這些常被驅趕到盡頭又要重新開始的人，我們這些神秘力量的犧牲品，同時又甘心情願為之服務的人，我們這些認為舒適安逸只是一種神話、太平盛世只是一種夢想的人——已經切身感受到了極端對立的緊張和使我們每根神經都顫抖的新恐懼。我們一生中每時每刻都與世界命運聯絡在一起。我們遠遠超出了自己狹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著時代和歷史的苦難和歡樂，而以前他們只侷限於自己的小圈子。因此，我們堅定地說，今天我們每個人，縱然是我們當中最微不足道的，對現實的認識都要比我們祖先中聖賢的認識高過千倍。不過，我們從中並沒有佔到便宜，而是為此付出了代價。

地名，位於今捷克東部。

舊地名，位於今波蘭東南。

指羅斯柴爾德家族。

克里斯托弗·格魯克（1714—1787），德國作曲家。

指維也納大學。

胡戈·沃爾夫（1860—1903），奧地利著名作曲家。

指城市裡除貴族和僧侶外的所有居民。

卡爾·戈德馬克（1830—1915），匈牙利作曲家，長期生活在維也納。

萊奧·法爾（1873—1925），奧地利輕歌劇作曲家。

埃梅里希·卡爾曼（1882—1953），匈牙利著名輕歌劇作曲家。

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1874—1929），奧地利著名詩人、戲劇家。

卡爾·盧埃格爾（1844—1910），奧地利政治家，基督教社會黨人，反猶太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