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在我還是幼童的時候，奧地利的社會主義政黨發生決定性轉折的那一天。工人們為了顯示自己的力量和眾志成城的決心，提出了這樣一個口號，宣佈五月一日是勞動人民的節日，並決定在普拉特公園舉行遊行。遊行隊伍將通過那條主要的林蔭大道，而那條美麗、寬闊、兩旁栽滿栗子樹的大道，從來都是供達官貴人的馬車和華麗車輛行駛的。善良的自由派市民聽到這一訊息宣佈時，嚇得不知所措。社會黨人這個詞，在當時的德國和奧地利帶有一股血腥氣和恐怖主義的味道，就像以前的雅各賓派和以後的布林什維克一樣。人們剛聽到這個訊息時，絕不相信這些從郊區遊行來的赤色分子在進入市區時會不焚燒房屋，會不搶劫商店並幹出其他一切不可想象的暴行。全城一片驚駭。城區和郊區的警察都被派到普拉特大街值勤，軍隊處於警戒狀態。那一天，沒有一輛私人豪華馬車或計程車敢靠近普拉特地區，街邊的店鋪早已放下鐵製的防護板。我還記得，父母嚴厲禁止我們這些孩子在將會發生大火的那一天上街。可是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發生。工人們帶著妻小，列成四人一排的隊伍，秩序井然地走進普拉特大街。每個人的扣眼裡都彆著一朵紅色丁香花，這是黨的標誌。他們一路行進，唱著國際歌；不過，當孩子們第一次走進諾貝爾林蔭大道的綠草坪時，卻無憂無慮地唱起了校園歌曲。沒有人捱罵，沒有人遭打，也沒有人揮拳頭，警察和士兵向他們報以友好的微笑。這種無可指責的行動，使資產階級也不好再稱他們是「革命的痞子」。最後，互相作了讓步——就像在古老智慧的奧地利通常處理的那樣。當時還沒有發明今天的大棒毆打和滅絕的政策，在那些黨魁身上尚且活生生地保持著（顯然已褪色）人性的美好理想。

這種以紅色丁香花為黨徽的事剛出現，馬上就有人把白丁香花別在釦眼裡，這是基督社會黨黨員的標誌（當時人們用花作為黨的標誌，而現在卻用翻口皮靴、短劍和骷髏，在今天看來，怎不令人感動呢？）。基督社會黨是一個徹底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原來它是與無產階級政黨相伴相隨的一種對抗運動。從根本上說，它同樣是機器戰勝手工業的產物。一方面，機械化大生產把大批勞動者集中到工廠裡，工人聚成團，有了勢力，社會地位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它又威脅著小手工業。大商店和大規模生產，促使小資產階級和手工業的師傅面臨破產的境地。有一位機靈的受人歡迎的領袖卡爾·盧埃格爾博士，用「必須幫助小人物」的口號，把小市民和憤怒的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自己身邊；他們深恐淪為無產者，這種恐懼遠遠超過他們對富有者的嫉妒。這使人想起，這同一個憂心忡忡的階層，後來又成為擁護希特勒的第一批群眾。從這個意義上講，卡爾·盧埃格爾是希特勒的榜樣，是他教會了希特勒濫用反猶太主義的口號，而這一口號給心懷不滿和惱怒的小資產階級樹立了一個明顯的敵人，從而不知不覺地轉移了他們對大地主、封建貴族和工業資產階級的仇恨。今天的政治已變得庸俗和野蠻，這個世紀已倒退到可怕的地步，從這一點上講，這兩個人有很大的不同。卡爾·盧埃格爾滿腮金黃色柔軟的鬍鬚，儀表堂堂，維也納人稱「漂亮的卡爾」。他受過高等教育，沒有辜負這個精神文化高於一切的時代。他的講演通俗又淺顯，性格爽朗又詼諧，即便在作最激烈的演說時——那個時代最激烈的演說——也從來沒有失去本來的風度。他雖有一把刮刀，一把可以幹出殺人祭神的野蠻行徑的機械切削刀，但他萬分小心地控制著。他對待自己的對手始終保持君子雅量，他的私生活簡樸得無可非議，他公開的排猶立場從來沒有人阻止，他對以前的猶太朋友一如既往地關心和照顧。他領導的運動終於征服維也納市議會，他本人被任命為市長——對排猶主義傾向十分反感的弗蘭茨·約瑟夫皇帝曾兩次拒絕這一任命——以後，他一直公正廉明，政績卓著，無可指摘，他也是實行民主政治的表率。在這個排猶的政黨取得勝利以後，全市的猶太人非常害怕，可是猶太人的生活還像以前一樣，享有平等權利並受到尊重。仇恨的毒素和互相滅絕的願望尚未浸入到時代的血液迴圈之中。

這時又出現了第三種花，藍色的矢車菊花。這是俾斯麥最喜歡的花，也是德意志民族黨的標誌。該黨是一個徹底的革命黨——當時很多人都不明白這一點。該黨的目標是猛烈地衝擊並徹底摧毀奧地利君主制，建立一個在普魯士和新教徒領導下的大德意志國——比希特勒的夢想還早。當時，基督社會黨的勢力主要在維也納和農村地區；社會黨紮根在工業地區；而德意志民族黨的成員幾乎全部在波希米亞和阿爾卑斯山的邊遠地區。該黨人數少，勢單力薄，但它用野蠻的攻擊和極端的暴行彌補了那種被人瞧不起的地位。該黨的幾個議員是暴政的代表（從舊的意義上說），是奧地利國會的恥辱。希特勒——一個同樣出生在奧地利邊遠地區的人，在這幾個議員身上找到了自己在思想上、策略上所需要的東西。他從格奧爾格·舍納雷爾那裡接過「脫離羅馬！」的口號——這個口號是當時數千名講德語的德意志民族黨黨員堅決遵循的。他們從天主教皈依新教，目的是激怒皇帝和天主教教士們。希特勒從他們那裡搬來了反猶太主義的種族理論——他們突出的傑作是「猶太民族是最下流骯髒的民族」。希特勒從他們那裡首先學會的是建立一支肆無忌憚、盲目服從、大打出手的衝鋒隊，從而學會了一個原理：用少數人制造的暴行來恫嚇在數量上大得多的那些人，那些人既老實又誠實，不敢抗爭，逆來順受。衝鋒隊為國家社會主義幹些什麼勾當呢？他們用橡皮棍驅散群眾集會，夜裡襲擊反對者，把他們打倒在地！德意志民族黨還利用學生的單純和狂熱為他們服務。這些大學生在大學豁免權的庇護下，做出了史無前例的毆打恐怖暴行。他們採取的每次政治行動，都像軍隊一樣組織嚴密。他們高呼口號吹著口哨，在大街上列隊前進。那些大學生自己組成了所謂的「大學生團」，他們臉上帶著擊劍時留下的傷疤，經常酗酒鬧事。他們佔據著學校大禮堂，不像普通學生那樣僅戴著袖章和學生帽，而是拿著粗重的木棒。他們一會兒毆打斯拉夫大學生，一會兒又猛擊猶太大學生，一會兒圍攻天主教大學生，一會兒又大打義大利大學生，把手無寸鐵的人趕出校門。大學生團的學生每次「閒蕩」（他們把每個星期六舉行的示威活動稱之謂「閒蕩」）都會造成流血事件。當時的大學仍享有古老的特權：警察不得入內。他們眼睜睜地看著這幫流氓欺負凌辱別人，能夠做的僅僅限於，當這幫民族主義流氓把遍體鱗傷的學生從樓梯口扔到大街時，立即把他們抬走。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黨黨徒雖然數量極少，可是卻能大造聲勢，每逢這個黨計劃做些什麼事，總是派大學生團的學生打頭陣。當巴德尼伯爵在皇帝和議會的同意下頒佈一項語言法令時——他原以為這項法令的實施會給奧地利各民族之間帶來和平，也許還可延長皇朝幾十年的壽命——一小撮被煽動起來的大學生團的年輕人遊行示威，抗議這項法令。他們佔領了環城大道，當局不得不出動騎兵，用軍刀和步槍來鎮壓。在那個講人道、懦弱得可悲的自由主義時代，人們憎恨任何形式的暴力行為，也十分害怕流血衝突。政府不得不在德意志民族黨面前退縮，總理下臺，完全合法的語言法令被撤銷。在奧地利的政治生活中，野蠻的暴力行為第一次取得了勝利。在那個容忍遷就的時代，各民族和各階級之間的聯合一下子全破裂了，變成了不可逾越的鴻溝和深淵。實際上，新世紀開始前的最後十年，一場全面的內戰已在奧地利拉開帷幕。

但是我們這些年輕人完全沉浸在對文學的偏愛之中，很少注意我們的國家所面臨的危險，我們的眼睛只盯著書籍和繪畫。我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毫不感興趣，那些刺耳的爭吵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當全城為選舉激動不已時，我們去了圖書館。當群眾暴動時，我們正在寫作和討論詩文。我們沒有看到牆上著火的訊號，而像古時的伯沙撒國王一樣，無憂無慮地品嚐美味的藝術佳餚，沒有警惕地向前看一眼。直到幾十年後，當屋頂和牆垣倒在我們頭上時，我們這才明白，地基早已被挖空。隨著新世紀的開始，個人自由已在歐洲沒落。

蓋爾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國著名劇作家，德國自然主義戲劇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赫爾曼·巴爾（1863—1934），奧地利詩人、文學評論家。

十九世紀末德國的一個藝術流派，又稱分離派。

愛德華·漢斯力克（1825—1904），奧地利音樂評論家。

弗蘭克·魏德金德（1864—1918），德國表現主義劇作家。

阿道夫·馮·維爾布蘭特（1837—1911），德國作家，曾任維也納皇家劇院院長。

格奧爾格·埃貝斯（1837—1898），德國埃及學研究者、作家。

費利克斯·達恩（1834—1912），德國作家、歷史學家、法學家。

保爾·海澤（1830—1914），德國作家，一九一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弗蘭茨·馮·倫巴赫（1836—1904），德國寫實主義肖像畫家。

赫爾曼·凱澤林（1880—1946），舊譯蓋沙令，德國哲學家。

理查德·戴默爾（1863—1920），德國詩人。

馬克西米利安·哈爾登（1861—1927），德國政治家、作家。

品達羅斯（約前518—前442或前438），古希臘抒情詩人。

茨威格在這裡記錯了，奧古斯特·厄勒已經離世。——原注

奧地利貨幣名稱，一克朗為一百赫勒。

格奧爾格·舍納雷爾（1842—1921），奧地利政治家。

卡西米爾·弗裡克斯·巴德尼伯爵（1846—1909），奧地利政治家，曾任奧地利總理。

伯沙撒（？—前538），巴比倫王國最後一位統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