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重擔並不主要是工作量造成的。一直以來，我都因自己能夠也願意付出比任何人更多的努力而感到自豪。對於我來說，應對來自公眾的審視以及那些公然表明我不應該當選下一任執行長的呼聲，才是迄今為止我經歷過的最艱難的考驗。迪士尼的高管換屆是一個有重量的商業故事，而圍繞這個話題所展開的報道亦是鋪天蓋地——董事會在想什麼？這件事牽扯到誰？公司能夠被重新扶正嗎？商業分析師和評論員們得出的共識與那些反對我的董事會成員的見解基本契合：迪士尼需要注入新血液和新視角。選擇艾格，就等於選擇了一個對邁克爾·艾斯納言聽計從的傀儡。

然而，我要應對的不僅僅是媒體。在競選的初期，傑弗裡·卡森伯格就跟我在迪士尼伯班克辦公區附近吃了一次早餐。「你必須得離開，」傑弗裡告訴我，「你是得不到這份工作的，因為你的名聲已經受損了。」我知道，把自己跟邁克爾區別開來的難度很大，但在那一刻之前，我還沒有考慮過外界已經給我罩上了汙名。傑弗裡感覺他必須勸我打消念頭，他說，想要跟過往幾年的爛攤子劃清界限難比登天：「你應該做一些無償的公益工作來重建你的形象。」

重建我的形象？我一邊聽他把話說完，一邊努力保持冷靜，但傑弗裡是如此確定我已走上末路，這讓我既震驚又憤懣。雖然如此，我內心的一部分也在懷疑他是否是對的。或許，我真的沒有完全理解周圍所有人眼中顯而易見的事：想要當選，是完全沒有可能的。抑或，所有這些都只是好萊塢的「克里姆林宮學」而已，而我面前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盡己所能拿出最好的表現，對所有我無力掌控的雜音充耳不聞。

一不小心，我們就會被捲入流言蜚語的旋渦，擔心甲乙丙丁對你的看法如何，或是別人會如何評論或書寫你。一旦感覺自己受到了誤解或誤傳，人們就很容易變得戒心重重、狹隘多疑，想要洩憤。我並不認為我有權得到這份工作，也不覺得當選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我認為，我是適合這份工作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想要證明這一點，我就應該沉著冷靜地面對如此多的懷疑聲。我還記得，《奧蘭多哨兵報》的一則報道以「艾斯納繼承人前途堪憂」作為標題，許多別的報道也表達了類似的主旨，在一段時間裡，彷彿每一天都會有人書寫或討論，如果董事會將我任命為執行長，這將會是一場多麼嚴重的失職。根據另一家刊物的援引，斯坦利·戈爾德曾說我是「一位紳士，也是一位努力工作的高管，但迪士尼董事會的絕大多數人都對(我)繼任邁克爾一事公開表達了疑問」。話語之間透露出不祥的預兆。還有一位名叫加里·威爾森(garywilson)的董事會成員，不僅覺得我不該得到這份工作，還明顯認為他可以通過激怒我和在會面中試圖侮辱我而達到自己的目的。我必須時常提醒自己，加里·威爾森並不是我的問題。這個過程不僅是對我的構想的挑戰，也是對我性格的挑戰，不能讓那些對我知之甚少的人所表達出來的負面情緒影響我對自己的看法。

整個過程下來，我一共進行了15次面談：先是第一次的多對一面談；然後是與董事會的每位成員進行的一對一面談；再接著是跟提出要求的董事會成員進行的後續面談；最後，則是與一位名叫加里·羅奇(gerryroche)的獵頭面談，他負責運營一家名叫海德思哲的知名國際諮詢公司，而這也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為受辱的一次經歷。

受董事會委託，加里要以我作為衡量公司外部候選人的「標準」，以幫助董事會更好地應對他們不瞭解的候選人。得知此事之後，我對喬治·米切爾抱怨說這樣的做法對我很不尊敬，所有能對我提出的問題，我已經全部回答過了。「去見見他吧，」喬治說，「董事會想要做到萬無一失。」

因此，我飛到紐約，在加里的辦公室參加午餐會。我們坐在一間會議室裡，桌上只放著水。加里拿出一本詹姆斯·斯圖爾特(jamesstewart)的《迪士尼戰爭》，這本書在當時剛剛出版，作者對邁克爾擔任執行長和我擔任營運長的經歷進行了調查，還有幾處報道失實。這本書的其中幾頁上粘著便利貼，標出他想要跟我對峙的段落。他草草翻過書，向我提出了一系列跟我無甚關係或完全不沾邊的問題。面談進行了30分鐘後，加里的助理拿著給他一人準備的棕色紙袋包著的午餐走進來，告訴他準備載他去佛羅里達參加一場婚禮的私人飛機很快就要起飛，如果現在不走，就要誤機了。就這樣，他便起身離開了。我一口東西都沒吃，這是在浪費時間，也是不尊重人，離開時，我的胸中滿是憤怒。

真正被壓力和沮喪擊垮的經歷，只發生過一次。那是2005年的1月，也就是選拔階段進行了幾個月的時候，我帶著當時6歲的兒子麥克斯到斯臺普斯中心觀看洛杉磯快船隊的比賽。比賽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開始感覺皮膚變得汗涔涔的，胸口悶堵，喘不上氣來。我的雙親都在50歲的時候出現過心臟病突發的情況，我當時54歲，也知道這些症狀意味著什麼。其實，我一直擔心自己會有一天突發心臟病。我的內心一方面覺得這肯定是心臟病無疑，而另一方面又認定這是不可能的。我飲食健康，一週7天都健身，還會定期檢查身體。我的症狀不可能是心臟病突發，但誰知道呢？我也想過打電話把緊急醫療救援隊叫到比賽現場來，但又擔心會嚇到麥克斯。

我告訴麥克斯說我胃裡噁心，於是我們起身回家。當天下午，洛杉磯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幾乎連路都看不清楚，感覺心臟彷彿被胸腔裡的一隻拳頭緊緊攥住一般。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讓孩子坐在後座、自己開車明顯是愚蠢的做法，也不禁擔心自己是不是犯了大錯。然而在當時我唯一能想的，就是我一定要回家不可。我開進私家車道，麥克斯跳下車，我立即打電話聯絡了我的內科醫生丹尼斯·伊萬傑拉託斯(dennisevangelatos)，又打電話叫了一位朋友開車過來，把我送到丹尼斯的家裡。丹尼斯對我的情況很熟悉，也知道我最近所承受的重壓。他又檢查了一次我的生命體徵，然後直直地盯著我的雙眼，對我說：「鮑勃，你這是典型的急性焦慮發作。你得休息一下才行。」

我鬆了一口氣，但同時也擔心起來。一直以來，我都覺得自己幾乎不受壓力影響，即便在高壓情況下也能保持專注和冷靜。競選過程對身心造成的損害要比我敢於對自己承認的還要嚴重，家人和好友就更無從知曉了，而這件事是本不應該如此熬人的。我離開丹尼斯的住處，回到自己的家，花了一些時間對發生的一切做了一次盤點。這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一個很重大的頭銜，但是這畢竟不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與薇羅和兒子們在一起，與紐約的女兒們在一起，與我的父母、妹妹、朋友在一起。歸根結底，所有這些壓力都是由一份工作而起的，我對自己發誓，要盡力客觀全面地看待這件事。

唯一一次在董事會面前發火，是在最後一次與他們面談的時候。在長達幾個月的面談和演示會之後，他們安排了一次會議，於一個週日的晚上在帕薩迪納一家酒店的會議室召開。到場後，我得知他們下午在一位董事會成員的家裡會見了ebay執行長梅格·惠特曼(megwhitman)，此人是當時除我之外的唯一一位主要競選者(其他四位有的自動退出，有的已被淘汰)。那一剎那，我終於對整件事忍無可忍了。我不能相信還有什麼資訊是他們不知道的，還有哪些問題是沒有被反覆徹底地回答過好幾遍的。我希望這個階段能儘快結束。這家在半年的時間裡一直前途未卜的公司——如果加上邁克爾去留未定的那幾個月便更長了，更需要這個階段儘快終結。董事會的一些成員就是沒法理解這一點，而我的耐性已經達到了上限。

最後一次面談即將收尾的時候，那位在整個競選階段一直攛掇我貶低邁克爾的董事會成員加里·威爾森又問了我一次：「告訴我，我們為什麼應該相信你和別人不同？你覺得邁克爾做錯了什麼？你會拿出什麼樣的不同措施？」這句話終於把我激怒了，我在董事會所有其他成員的面前對他厲聲回話：「同樣的問題，你已經在之前問過我三次了，」我一邊說，一邊努力剋制自己不要怒吼，「我覺得這是對我的侮辱，我是不會回答你的問題的。」

屋裡的每一個人都啞然無聲，這次面談就這樣戛然而止。我沒有跟任何人發生眼神交流，徑直站起身離開了。我沒有握任何人的手，也沒有感謝任何人的聆聽。我曾給自己設下用耐心和尊重來應對他們甩來的一切的考驗，而今卻挑戰失敗。那天晚上，喬治·米切爾和另一位董事會成員艾爾文·劉易斯(aylwinlewis)分別打電話到我家。「你也許沒有給自己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喬治說，「但也沒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艾爾文的話則更加嚴厲，他說：「鮑勃，現在可不是讓大家看到你焦慮失控的時候呀。」

我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不滿意，但我畢竟是凡人。當時的怒火，我是無論如何也壓抑不住的，再說，我也覺得我的憤怒是事出有因的。與喬治的談話快要收尾的時候，我說：「拜託你們趕快作出決定吧，是時候了，公司已經因為這件事而每況愈下了。」

現在回溯這段歲月，我覺得這些得之不易的教訓，不僅關乎韌性和堅忍的重要，也關乎不為你無法控制的事情感到憤怒和焦慮的必要。對於自尊心的打擊雖然往往是真槍實彈，但也不要讓這些打擊過多地佔據你大腦的空間或是耗損你太多的精力，此中的重要性，我如何強調也不為過。當每個人都在誇讚你時，想要保持樂觀是很容易的。但當你的自我認知如此公然地受到挑戰的時候，保持樂觀就困難了很多，也必要了很多。

這次競選的過程，是我在職業生涯中第一次迎頭面對如此程度的焦慮。想要完全篩去關於我的風言風語，或是全然不因公眾關於我如何不配這個職位的討論而心痛，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嚴格的自律和來自家人的愛讓我意識到，我必須認清這些聲音與我本人無關，並將之放在一個正確的位置去對待。我可以掌控的是自己的行為和態度，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外。雖然不能每次都遵從這個觀點，但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沒有被焦慮感擊垮。

2005年3月的一個週六，董事會召開決策會議。絕大多數的成員都通過電話參加了會議，邁克爾和喬治·米切爾則是在紐約abc辦公樓的一間會議室裡一起通過電話參會的。

早上醒來時，我覺得自己或許已經說服了足夠多的「不確定」董事會成員把票投給我，但想到過程中經歷的所有跌宕起伏和反覆審查，我卻感覺如果這些人作出相反的選擇也完全有可能，一些懷疑者或許已在極力主張換血，而董事會已從公司外部定好人選的可能性也一樣大。

我一整天都和兩個兒子在一起，盡力分散注意力。我和麥克斯扔了一會兒球，出去吃午餐，然後又在他最喜歡的附近的公園待了一個小時。我告訴薇羅，如果壞訊息來了，我就會驅車開始我夢寐以求的跨國越野自駕。在我看來，一個人驅車橫穿美國應該會是一次美好的體驗。

會議一結束，喬治·米切爾和邁克爾就給我家裡打了電話。薇羅和我一起在我們二人共用的工作間裡。他們說，執行長的職位是我的了，翌日就會公佈訊息。邁克爾能在電話的另一頭，我很感激，我知道，這段時間對他而言一定很痛苦。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獻給了這份工作，還沒有完全做好拱手讓人的準備，但如果必須要有人頂替，我知道他很欣慰這個人選是我。

喬治在整件事期間對我的照顧，我也很感謝。如果沒有他，我不認為自己能得到董事會其他成員的公平對待。

而我最想感謝的，還是薇羅。沒有她的信任、智慧和支援，我就不可能有此成就。毋庸置疑，她在整個過程中都對我支援有加，但偶爾也會提醒我，這份工作並不是我和我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東西。我雖然理解她的話，但把這話銘刻於心卻是需要一番努力的，而她也幫助我做到了這一點。掛上電話，薇羅和我一言不發地坐了一會兒，讓雜陳的五味沉澱下來。我的腦中有一批想要馬上打電話告知的人，我把立刻抓起電話的衝動遏制住，試著靜靜地坐著，深深呼吸，讓欣喜和寬慰浸潤我的身體。

最後，我先是打給了遠在長島的父母。兩人都為我感到驕傲，甚至還有一點不敢相信，由華特·迪士尼創立的公司居然要交給自己的兒子運營了。接下來，我把電話打給了紐約的一雙女兒，還有我在大都會的兩位前老闆丹·伯克和湯姆·墨菲。然後，我又打給了史蒂夫·喬布斯。雖然有些奇怪，但我覺得，鑑於將來或許還有彌補與皮克斯關係的機會，主動跟他聯絡是件很重要的事。

當時的我跟史蒂夫只是泛泛之交，但我想讓他知道，我成為公司下一任執行長的訊息會在翌日公佈。他的回應基本上就是簡單一句「嗯，好，挺好的」。我告訴他，我想要來拜訪他，看看能不能讓他相信如果我們能一起合作，那麼事情或許會出現轉機。他還是一副典型的史蒂夫做派：「你跟邁克爾一起工作多久了？」

「10年了。」

「哼，」他說，「好吧，我不覺得事情會有任何改變，但是沒問題，等塵埃落定的時候，我們再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