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並不是一本自傳，但談到在職業生涯中對我助益頗多的特質，就不能不回顧我的童年。有些特質是我與生俱來的，有些習慣是我素來堅持的，這是神秘莫測的先天和後天因素共同使然的結果(比如說，我從記事起就一直是個早起的人，也一向珍惜在全世界尚未醒來之前的那幾個獨屬於我的鐘頭)。而其他的特質和習慣，則是我在人生旅途中有意抉擇的結果，與許多人一樣，這些抉擇從一定程度上是我對父母作出的反應，尤其是我那才華橫溢而又充滿矛盾、對我人生影響最深的父親。

毫無疑問，我對世界的好奇來自父親。我們有一間書房，裡面滿滿排列著放滿了書的書架，這裡的每本書，父親都讀過。直到上了高中，我才正正經經成了一個愛書之人，之所以能最終愛上讀書，全要歸功於他。他擁有從「每月一書」俱樂部訂購的所有美國文學巨匠的成套完整作品——包括菲茨傑拉德、海明威、福克納以及斯坦貝克等等。我會從書架上父親的《夜色溫柔》《喪鐘為誰而鳴》或是其他幾百本著作中取下一本，如飢似渴地閱讀，而父親則會鼓勵我閱讀更多。我們還會在晚餐時討論世界大事，只有10歲的時候，我就會抓起前院草坪上的《紐約時報》，在其他人起床之前倚在廚房的餐桌前閱讀。

我們一家住在長島的一座錯層式房子裡，所在的小鎮叫作「奧欣賽德」，主要由工薪階層構成。我是兩個孩子中的哥哥，妹妹比我小3歲。我的母親和藹而慈愛，直到我上高中之前，她一直是位家庭主婦，後來又在當地初中的學校圖書館找了一份工作。我的父親是一位從戰場上退下來的海軍退伍老兵，在幾支「不太知名的」大型樂團裡吹小號，但他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靠著當音樂家真正立足，因此從來也沒想要全職做音樂。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商學院主修市場營銷，第一份工作是為一家食品加工公司做營銷，由此進入了廣告領域。他成為麥迪遜大街上一家廣告公司的客戶經理，經手的客戶包括老密爾沃基啤酒以及賓士域保齡球等，但最終還是丟了飯碗。他換了幾家廣告公司，但位置總是不升不降。等到我10歲或11歲的時候，父親調動的次數之多，連我也開始納悶起其中的原因來。

父親一向熱衷於政治，非常偏向於自由主義一派。有一次，他決意去參加華盛頓遊行和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上司拒絕批給他一天的假期，但他還是執意去了，也因此丟了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先辭了職然後去參加了演講，還是因在被告知不能去後依然故我而被炒了魷魚，但是，這樣的結局，出現了不止一次。

我為父親的堅強性格和政治理念感到自豪。他對於何為正確和公平抱有強烈的觀點，總是站在弱勢群體一邊。但與此同時，他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經常會說出給自己招惹麻煩的話來。我後來得知，父親被診斷患了躁狂症，為了治病，他已經嘗試過包括電痙攣在內的數種療法。作為長子，我首當其衝地受到了他情緒波動的影響。我從沒有因為他的喜怒無常而感覺到危險，卻能很敏銳地體察到他的陰暗一面，也為他感到揪心。我們永遠猜不到晚上回到家的是哪一個父親，我坐在家裡二樓自己的房間裡，聽著父親開門關門和走上樓梯的聲音，便能分辨出回家的是開心的爸爸還是憂傷的爸爸，這一幕，我記憶猶新。

有時，父親會在走過我的房間時檢視我的情況，用他的話來說，這是為了確保我「正在有效利用時間」，意思是說我要麼是在閱讀，要麼是在做作業或是在做能通過某種方式讓自己變得「更好」的事情。他希望我和妹妹能開心玩耍，但對他而言，明智利用時間並集中精力朝目標前進也很重要。我確信，我在時間管理上的小心謹慎(有的人或許會稱之為偏執)，就是從他那裡學來的。

我從小就覺得自己有責任成為家庭穩固的重心，甚至連家裡的修修補補之事也應由我負責。若是有什麼東西壞了，母親便會叫我去修理，而我從兒童時期起就學會了如何修理任何需要修理的東西。我覺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對於科學技術的好奇心也來源於此。我喜歡使用工具，喜歡拆裝東西，也熱衷於搞懂器物運作的方式。

我的父母都是愛發愁的人，兩人都帶有一種有什麼不測就要發生的氣場。不知是先天基因的機緣巧合還是後天學會的對父母焦慮的應激，我在這方面一向與他倆相反。除了人生中幾個屈指可數的意外，我從來不會對未來產生過多的焦慮，也從來不會對嘗試和失敗抱有太多的不安。

隨著年歲的增長，我越發體會到了父親對自己的失望。他度過了充滿遺憾的一生，將自己視為一個失敗者。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之所以激勵我們如此努力和追求高效，就是為了讓我們有可能獲得他從未有過的成功。由於父親在工作中的動盪，只要想要任何零花錢，我就必須得自己找工作。我從八年級的時候就開始打工，鏟過雪，看過孩子，還在一家五金店裡幹過搬運工。15歲的時候，我在我的校區找到了一份暑期清潔工的工作。工作職責包括先將每間教室裡的每一臺暖氣機清潔乾淨，然後再擦洗每張課桌的桌底，確保桌底在新學年開始時不粘有口香糖。把口香糖從1000張課桌的桌底清除下來可以磨礪性格，或者至少能幫我更好地忍受枯燥，反正總歸有點用處吧……

我考上了伊薩卡學院，大一和大二兩年裡，我幾乎每個週末的晚上都在當地的必勝客做比薩。我在高中的成績大多是b，也有幾個a，但對學術研究卻從來沒有興趣。然而上了大學後，我卻突然摸著了門道。我下定決心，要努力學習並盡力汲取更多的知識，我想，這也與父親有關——因為，我無論如何也不願意體驗與父親同樣的失敗感。對於「成功」是什麼，我並不明晰，對於金錢和權勢我也沒有明確的願景，但我下定決心，決不能度過抱憾的一生。我告訴自己，無論人生如何展開，我決不允許自己在絕望中苦幹，也決不允許自己陷入缺少滿足感的泥潭。

父親沒能過上更幸福的生活，母親也因此受累，但除此之外，早年的生活並沒有給我留下太多的痛苦。真希望父親能夠對自己感到更加自豪。小的時候，我和妹妹從未缺少愛的滋養。我們的頭頂永遠有房頂為我們遮風，餐桌上也一直有食物供我們果腹，但除此之外，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閒錢能做其他事了。假期的時候，我們通常不是驅車到某個無聊的地方，就是去離家幾分鐘遠的海灘。我們有足夠的衣服能穿得像樣，但並不夠穿得體面；如果我在秋天把褲子穿爛了，父母一般會打上補丁讓我繼續穿，直到我們有錢買新褲子為止，而這，有時就意味著要等幾個月的時間。我從沒有感覺到貧窮，也沒有人把我當成窮人看。但我們家境其實遠比表面看起來更清貧，隨著年齡增長，我才漸漸意識到這一點。

擔任了迪士尼的執行長後，我帶著已過暮年的父親在紐約共進午餐。我們聊到了他的心理健康問題，也說到了他對人生的看法。我告訴他，我非常感激他和母親為我們兄妹所做的每一件事，也很感激他們教會我們的倫理道德和給予我們的關愛。我告訴他，這已經足夠，甚至綽綽有餘了，我也希望，自己的感激之情能夠稍稍消解一些他的挫敗感。我明白，許多在職業生涯中對我有所助益的特質都是父親帶給我的。但願，這一點他也能明白。

我在abc的職業生涯始於1974年的7月1日，那時，我在abc電視臺擔任演播總監。在那之前，我曾在紐約伊薩卡的一家小型有線電視臺做了一年的天氣預報員和新聞特稿通訊員。那一年在迷茫中痛苦打拼(且表現平平)的經歷，讓我放棄了自15歲起就一直擁有的夢想：成為一名電視新聞主播。若說為伊薩卡的觀眾每日播報天氣的經歷教會了我一項不可或缺的技能——傳播壞訊息的技能，我可不全是在說笑。從那一年10月直到次年4月那漫長陰冷的六個月的時間裡，我可絕算不上鎮上最討人喜歡的人。

我能到abc，要多虧鮑勃叔叔的視力出了問題。做完眼睛手術後，這位我崇拜有加的叔叔在曼哈頓一家醫院裡住了幾天，他的室友是abc的一位低層主管，不知為何，他想讓叔叔相信自己是電視臺裡的大人物。他躺在病床上假裝接聽電話，彷彿電視臺真的有一些只有他才能拍板的決定似的，而我的叔叔還當真信了。在那人出院之前，叔叔告訴他說侄子正想在紐約的電視製片領域找一份工作。那人把電話號碼給了叔叔，告訴他：「讓你侄子給我打個電話。」

我當真聯絡了他，而他則措手不及，一時沒反應過來我究竟是誰。根據叔叔為我描述的情形，我本以為對方是一位權力直通公司頂層且影響力巨大的電視臺高管，而他實際遠非如此。但難能可貴的是，他還是在他負責的「製片服務」這個小部門為我爭取到了一次面試機會，不久之後，我便被僱為了部門的工作室主管。

這份職位的週薪是150美元，在abc的權力金字塔上幾乎處於墊底的位置。無論是遊戲節目、肥皂劇、脫口秀、新聞節目還是電視電影，凡是abc巨大的曼哈頓攝影棚製作的節目中的苦力活，都交給我們六七人的團隊完成。我被分配到一批電視節目中擔任打雜工作：《我的孩子們》《只此一生》《萊恩的希望》《1萬美元金字塔》《金錢迷宮》《一決勝負》《迪克·卡維特秀》，傑拉爾多·瑞弗拉(geraldorivera)主持的《晚安美國》，還有哈里·裡森納(harryreasoner)主持的《abc晚間新聞》。

這份工作的職責非常簡單：哪裡有需要，就要做到隨叫隨到。一般來說，這就意味著需要在清晨4∶30來到攝影棚，進行「打光測試」。肥皂劇的內景一般會在開拍前夜搭好，而我的工作，就是在離太陽昇起還有相當長的時間之前為燈光技術指導和佈景人員開門，以確保燈光裝置在導演和演員到場進行第一場排演時已經架設完畢。我要與所有的木工、道具師、電工、化妝師以及髮型師進行協調，為所有人開門，並確保每個人都領到了當天的通告單。我要記錄大家的工時、不滿以及違反工會條例的情況。我要確保工作餐已經備好，還要確認空調已把攝影棚降到了可以在火熱的燈光下拍攝的溫度。這份差事一點也不光鮮，卻讓我摸清了這些節目裡裡外外的門道。我學會了專業的術語，也認識了將一檔節目搬上熒幕的每一個工種。我還學會了忍受電視製片高強度的工作時長和挑戰極限的工作量，而這種對待工作的態度，從那時起就一直伴我左右。這，或許是我最重要的收穫。

直到今天，我仍然幾乎每天都會在清晨4∶15起床，但我現在這樣做是有私心的：這樣我就能在白天的職責襲來之前騰出時間思考、閱讀和鍛鍊了。這樣的作息時間雖然不適用於所有人，但無論你選擇如何騰出時間，每天創造空間讓你的思緒遠離眼前的工作職責盡情徜徉，以一種不像每天為工作排序時那麼受束縛的更富創意的方式來一一分揀腦海裡的思緒，這些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已學會了珍惜早晨獨處的時間，我也堅信，如果不在清晨伊始的幾小時裡遠離那些在一天接下來的時間裡佔據大量精力的電郵、簡訊以及電話，我在工作上的效率和創意也會大打折扣。

當時的電視行業與今天相比有很大的差異，從某些方面來說要更勝一籌。當時的競爭不那麼複雜，而世界的碎片化也沒有這麼嚴重。當然，當時的行業中盛行著一種幾乎人人通用的美國式敘事法，它建立在社會對於某種基本事實的共同信仰之上。但是從其他許多方面來看，當時的行業其實不如今日。舉例來說，當時的行業對於現今看來不可接受的粗魯無禮抱有一種視而不見的容忍。毫無疑問，與我相比，女性和弱勢群體的成員在日常所遇到的不公待遇當然是無法與現在相提並論。但即便是對我而言，處在食物鏈的最底端就意味著要偶爾遭受別人隨意為之的侮辱，而放在今天，這樣的侮辱是足以讓人丟掉飯碗的。

給大家舉一個將當時的情況體現得淋漓盡致的例子：當時，《abc晚間新聞》欄目在美國東部時間的傍晚6點播出，錄製完畢後，主持人哈里·裡森納和他的一位綽號「白爺」的舞臺總監便會離開錄製現場，在西區67街「藝術家酒店」的酒吧裡休息(《abc晚間新聞》節目就是在這家老酒店改造後的宴會廳裡錄製的)。每天晚上，哈里都會點上一杯加冰和檸檬皮的雙份超幹必富達馬提尼。

我的一項職責便是等待制片人回看錄影，如果節目在稍晚一點的時區播出之前需要更新資訊或進行修改，我就要把話傳給哈里和攝製組。一天晚上，哈里已經準備好要繼續喝他的第二杯馬提尼了，他讓我跑回電視臺，問問製片人情況如何。我硬著頭皮走進控制室，說道：「哈里讓我來看看節目怎麼樣了。」製片人一臉蔑視地看著我，然後拉下褲子拉鏈，掏出陰莖，問我：「我不知道，你告訴我它看上去怎麼樣。」45年後回想起這一幕，我仍然感到義憤填膺。雖然我們已越發認識到在工作場所打造公平、平等、零侮辱的待人方式的需求，但這條路，我們還是走得太久了。

1974年秋天，我被派入《盛事》演唱會攝製組工作。這是弗蘭克·辛納屈(franksinatra)在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辦的一場演唱會，由abc在黃金時段進行現場直播。我擔任的是現場的演播總監，也就是說，我必須守在現場，聽候麥迪遜廣場花園為數眾多的舞臺工作人員的差遣。這是一份美差，對我而言還有著重大的意義。在家裡，父親常在唱機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辛納屈的唱片。直到今日，父親站在起居室裡和著辛納屈的低吟吹著小號的樣子，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能跟辛納屈同在一座房子裡參加他的排練，能夠為確保演唱會順利進行而盡我的微薄之力——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最為激動人心的時刻發生在演唱會預定開始的幾小時前，一位助理製片讓我趕緊出去買一瓶漱口水，然後以最快的速度送到辛納屈先生的化妝間。我跑到幾個街區外上城區的一家藥店，買了一瓶我能找到的最大瓶裝的李施德林。一路上我都在想，辛納屈嗓子有恙，而整場直播的成敗，可都壓在我的肩上!

我手拿著漱口水，忐忑不安而氣喘吁吁地敲響了化妝間的門。門開啟了，迎面站著的是一位高大威猛的保鏢，他問我怎麼會在這兒。我回答說：「我是給辛納屈先生送李施德林的。」

保鏢還沒來得及回話，我就從化妝間深處聽到了那個熟悉的聲音：「讓他進來。」不消片刻，我就站在了「董事長」的面前。

「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鮑勃。」

「你是哪裡人？」

不知為何，我回答的是「布魯克林」。布魯克林是我出生的地方，5歲時全家搬到長島前，我一直住在那兒。我想，我當時一定是希望在他面前表現得更接地氣一點，而「奧欣賽德」這個地名總少了些情懷。

「布魯克林哪!」辛納屈說道，好像那是除了霍博肯之外最好的地方一樣，然後，他遞給我一張嶄新的百元鈔票。演出結束後，他送給每一位工作人員一隻精巧的金制打火機，上面還刻著「辛納屈敬上」幾個字。那100美元我幾乎轉眼就花掉了，但時至今日，那隻打火機仍存放在我的書桌裡。

《盛事》演唱會的製片人，由傑瑞·溫特勞布(jerryweintraub)和咄咄逼人的43歲abc體育部負責人魯尼·阿利奇(roonearledge)擔任。1974年的魯尼，已經成為電視領域中的一位傳奇高管，他在演播團隊中安排了許多在abc體育部為他效力過的製片人。演唱會的前一晚，大家進行了一次排練。霍華德·科賽爾(howardcosell)宣佈演唱會開始，像介紹拳擊手一樣介紹辛納屈出場(舞臺也被佈置得像是賽場中央的拳擊場一般)，然後，辛納屈走上臺來，一連演唱了將近兩小時。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魯尼工作中的狀態。他將排練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並在結束後作出決定：幾乎所有一切都得推翻重做。舞臺需要重新設計，霍華德的開場白需要重新修改，燈光也需要作大幅度的調整。除此之外，魯尼還表示，辛納屈與觀眾互動的方式也要重新構思。

我一邊完成我的雜事，一邊看著所有一切在工作人員的怨聲載道中被摧毀再被建起。毋庸置疑，與排練內容相比，在不到24小時後播出的那場演唱會簡直判若雲泥。我不知道魯尼是怎樣做到這一切的，但我後來瞭解到，這就是魯尼的風格：絕不甘心接受「差強人意」。為了做到極致，頂著不容動搖的截止期限在最後一刻完成任務(且在此過程中把眾人累得半死)也是家常便飯。

一回到肥皂劇和競賽節目的無聊世界中，《盛事》演唱會的工作所帶給我的興奮感便煙消雲散了。然而不久之後，我便被捲入了不得不去應付的鬧劇之中。我所在的小部門的負責人是個營私舞弊、仗勢欺人的人，他挪用部門的經費，僱用銷售方和供貨商為他自己和abc的其他高管做私活(他美其名曰為「政府工作」)，然後把回扣揣進自己的腰包。另外，他還會打著肥皂劇道具的名義購買傢俱，然後讓舞臺工作人員把所有傢俱都搬到他為一個情婦在中城區安置的公寓裡。我被告知要對所有這些行為採取縱容態度，要麼幫忙，要麼視而不見，這讓我反感到了極點。我開始詢問部門裡的一些同事，看看有沒有任何我能採取的措施，而這訊息竟被回傳到了他的耳朵裡。

一天，他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裡。我一進門，他就立刻開始指責我違背了公司的規定。「你在搞什麼鬼？」他問道，「聽說你用公司的卡車往新公寓搬家了。」

實際上，公司的一輛皮卡車的使用權的確暫時在我手裡，我對幾個同事開玩笑說，也許我應該用這輛車把傢俱搬到我剛租好的公寓裡。我根本沒有這樣做，而我也是這樣告訴他的，但在那時我突然意識到，肯定有人告訴過他我是個愛找麻煩的人。

「你在散佈有關我的流言。」他說道。我沒有否認自己的確談論過他，他先是死死地瞪了我一會兒，然後告訴我說：「你猜怎麼樣，艾格？你今後晉升無望了。」

他給了我兩週的時間在別的部門找份工作，否則我在公司裡就徹底玩兒完了。我當時只有23歲，卻確信自己在電視領域的職業生涯已經走到了盡頭。但我還是來到了abc的招聘站——那個時代的招聘站，就是牆上掛著的一張剪貼簿。在一個大約包含著25個我沒有資格勝任的職位的列表中，我找到了abc體育部的一個空缺職位的崗位介紹。我立刻打電話聯絡了我在辛納屈演唱會上認識的同事，告訴他我現在遇到了麻煩。他讓我到1330號來(abc的總部在美洲大道的1330號)，一個月後，我便被僱為了abc體育部的演播運營總監。與我丟掉的那份工作相比，這個新職位只是稍稍光鮮了一點，但這卻是改變我人生的重大轉折。我覺得其中一部分要感謝弗蘭克·辛納屈，另一部分，還要歸功於那個之後因挪用公款而被公司炒了魷魚的前上司。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的鼎盛時期，abc體育部是整個電視網最能賺錢的部門之一，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週一橄欖球之夜》和《體育大世界》的超高人氣。另外，部門旗下還擁有大學生足球賽、職業棒球大聯盟比賽、職業高爾夫錦標賽、拳王爭霸賽以及《美國運動名將》和《體育巨星》等一系列精彩的內容和節目。除此之外，每隔四年，abc都要播放奧林匹克運動會，從1964年到1988年，幾乎所有的奧林匹克比賽都是由abc播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