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6月，我又一次來到中國，這是我在18年裡第40次來訪，也是我在過去半年中的第11次。此次來華，是為了監管上海迪士尼樂園開園前的最後籌備工作。當時，我已擔任迪士尼公司執行長11年，原本打算在為上海迪士尼揭幕後就退休。我已經歷了一段激動人心的旅程，而這家樂園的誕生，則是我職業生涯中最為重大的成就。選在這時引退，時機似乎很合適，然而，人生不會總是按照你的預想展開，無從預期的事情時有發生。直到創作這本書的時候，我仍在管理這家公司，這就是例證。而從更為深遠的意義上來說，那一週在上海所發生的事情，則更能說明問題。

樂園開幕定在6月16日週四。第一批重要來賓預定於同一周的週一到場：包括迪士尼董事會成員和重要高管及其家屬、創意夥伴、投資人以及華爾街的分析師。當時已有一支大型國際媒體代表團入駐，還有更多人陸續而來。那時，我已經在上海待了兩週，靠著腎上腺素衝刺。我於1998年第一次來華選址，是專案唯一一個從第一天起就參與進來的人，也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把成果展示給全世界了。

打從華特·迪士尼在加州阿納海姆搭建起迪士尼樂園算起，61年間，我們的樂園已遍佈奧蘭多、巴黎、東京以及香港。雖然奧蘭多的迪士尼世界至今仍是我們最大的主題樂園，但與所有其他樂園相比，上海迪士尼樂園則處於一個不同的量級。這是迪士尼公司歷史上投資最大的一個專案，雖然數字不能用來說明全部問題，但以下資料能讓大家對其規模感知一二。上海迪士尼樂園耗資近60億美元，佔地面積963英畝，規模約為加州迪士尼樂園的11倍。在其施工期間的各個階段，共有多達1.4萬名工人入駐園區。我們在中國6個城市舉行了招募活動，挖掘千名歌手、舞者以及演員參演我們的舞臺劇和街頭秀。在打造這座樂園的18年間，我拜訪過三任中國國家主席、五任上海市市長以及不計其數的黨委書記。

我們針對土地協議、合夥人分賬以及管理職責進行了不計其數的談判，大到中國工人的安全舒適，小至能否在開幕時「剪」彩，統統都要考慮。打造這座樂園不僅為我上了一堂地緣政治課，也是一個不斷在全球擴張的可能性以及文化帝國主義的危險性之間找尋平衡點的過程。其中巨大的挑戰，便是營造出「原汁原味迪士尼，別具一格中國風」的體驗，這句話我對專案團隊不斷重複，儼然成了每位成員的口號。

6月12日週日的傍晚，我和上海團隊的其他成員得知，距離奧蘭多迪士尼世界15英里的「脈動夜總會」發生了一起大規模槍擊案。在奧蘭多擁有7萬多名員工的我們，在恐懼中等待著當晚是否有自家員工在場的資訊。當時，我們的安全主管羅恩·艾登(roniden)與我們同在上海，他立即開始給在美國的安全領域聯絡人打電話。我們剛聽到訊息的時候，正值晚北京12小時的奧蘭多將近破曉之時。羅恩說，他會在我明早起床時給出更多的資訊。

我翌日的第一項活動是在早餐會上給投資者做演示。然後，我要和《早安美國》的羅賓·羅伯茨(robinroberts)拍攝一段長時間的訪談，其中包括帶羅賓及團隊參觀樂園和遊樂設施。接下來，我要與中方官員開會商討開幕式的流程，與迪士尼董事會成員和高管共進晚餐。最後，還要為我主持的夜間開幕慶典音樂會進行彩排。在我處理工作的間隙，羅恩不時地給我提供最新資訊。

我們得知，槍擊案共造成50多人死亡、將近相同數量的人受傷，襲擊者是一個名為奧馬爾·馬丁(omarmateen)的男子。羅恩的安全團隊將馬丁的名字在我們的資料庫中進行比對，發現他曾在槍擊案發生的幾個月前以及前一週週末兩次來到樂園的神奇王國。他上次來訪時在迪士尼市中心特區藍調之屋附近的樂園入口外踱來踱去的影像，被閉路監控記錄了下來。

接下來得到的訊息對我的震動之大，是在我整個職業生涯中都鮮有的。直到將近兩年後，在馬丁的妻子被指控為謀殺從犯(後被宣判無罪)的庭審上，這條訊息才被公之於眾，但實際上，聯邦調查員在當時便已告知羅恩，確信迪士尼世界曾是馬丁的首選目標。他們在槍擊現場發現了馬丁的手機，並確認在當晚稍早時，手機一直在通過我們的一個訊號塔反射訊號。他們仔細觀看閉路監控錄影，發現了馬丁又一次在藍調之屋附近的樂園入口處徘徊的影像。當天晚上有一場重金屬音樂會，因此額外安排了五名武裝警察執行安保，可以看到，在對周邊環境進行了幾分鐘的調查後，馬丁朝自己的車返回。

監控攝像頭捕捉到了馬丁所持的兩把槍支：一支半自動來復槍和一支半自動手槍。槍支被藏在一輛嬰兒手推車中，車裡還放著一條尚未拆封的嬰兒毛毯。調查員推測，馬丁的原計劃是將槍支蓋在毛毯下，推至入口，然後掏槍襲擊。

時任華特迪士尼樂園和度假區主席的包正博(bobchapek)當時也在上海，一天下來，羅恩不斷提供新的資訊，而我則與包正博交流意見。大家仍在焦急等待著確認案發現場是否有自家員工，而現在，我們還要擔心迪士尼世界曾是犯人目標的訊息會不會很快不脛而走。倘若如此，這不僅會是一條爆炸性新聞，也會對當地的公眾造成一記感情重創。在這種高壓時刻，分享無法對其他任何人透露的資訊而形成的情誼是堅不可摧的。對於身為執行長所遇到的每次突發事件，我都感恩於身邊團隊的能力、鎮定以及大度。包正博首先採取的行動，就是將奧蘭多迪士尼世界總裁喬治·卡羅格里迪斯(georgekalogridis)從上海派回奧蘭多，以便給他在當地的團隊提供更多管理上的支援。

根據馬丁手機上的資料，一回到車裡，他便開始搜尋奧蘭多的夜總會。他驅車來到搜尋顯示的第一家夜總會，但適逢門前施工，造成交通擁堵。搜尋顯示的第二個結果便是「脈動」，也就是他最終血洗的地方。隨著調查細節的一點點展開，我一面為槍擊事件的受害者們擔驚和痛心，同時也感到了一種「鬼使神差躲過一劫」這樣令人作嘔的釋然感，慶幸罪犯因我們安排的安保人員而卻步。

常有人問我，工作中最讓我徹夜難眠的會是什麼。開誠佈公地說，我很少因工作而焦慮煩惱。不知這是我獨特的腦化學在起作用，還是要歸因於少年時期因複雜的家庭環境而生成的心理防禦機制，抑或是多年自律所致——我猜，可能是以上所有因素組合而成的結果吧——反正，我一般不會在事情出差錯時太過焦慮。我習慣把壞訊息當成可以處理和解決的問題，是可以主動掌控的東西，而不是降臨於身的事情。即便如此，我十分清楚迪士尼被視為襲擊目標會帶來怎樣的象徵意義，無論多麼警惕也不能做到萬無一失，這個領悟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

真正遇上意外發生的時候，我們會本能地對問題進行篩選分揀，這時，就必須依靠自己內心的「緊迫刻度尺」。其中有些是需要放下一切去處理的緊急事件，有些則會讓你告訴自己：這件事情很嚴重，必須得立刻處理才行，但我需要先抽離出來專注處理其他事情，然後再回頭應對此事。有的時候，你雖然是所謂的「領頭人」，但也必須清楚，在當下你可能什麼也做不了，因此也就不應干涉。你要信賴你的團隊，讓他們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你則應把精力集中在其他緊急的事情上。

身在距離奧蘭多半個地球的上海的我，也是這樣告訴自己的。這是自1971年迪士尼世界開園後公司最為關鍵的一步棋。在公司近100年的歷史中，像這樣一個讓我們投入如此之多且成敗關係如此之大的專案，我們還是第一次遇到。我沒有選擇，只能劃分界限，將注意力集中在開幕式最後準備階段的細節之上，我把信賴寄託在奧蘭多團隊身上，也寄望於我們公司既有的工作章程。

我們有一個能夠查詢員工行蹤的系統，以備在遇到不測時使用。如果有墜機事件、龍捲風，或是山火，我便能得到資訊，知道有誰行蹤不明，有誰必須從家中撤離，有誰失去了親友或寵物，有誰的財產遭到了損毀。我們在全球的員工遠超20萬名，因此只要遇到災難，那麼自家員工受到牽連的機率就不會太小。2015年巴黎恐怖襲擊之後不到幾小時，我就得知與我們合作的一家廣告公司有員工遇害。2017年秋天拉斯維加斯槍擊事件發生之後，我立即得知我們有60多名員工在當晚參加了露天音樂會，其中有50人認識被殺或受傷的受害者，中彈者有3人，而一名洛杉磯迪士尼樂園的員工則不幸身亡。

上海時間週二的早晨，我們獲知在夜總會槍擊案中身亡的受害者中有兩名是我們的兼職員工，還有幾名是員工的朋友或親人。我們的創傷心理諮詢師開始行動起來，他們與受到波及的人取得聯絡，並提供了心理諮詢服務。

我在樂園開幕式前幾天的日程安排已經精確到了以分鐘計數的程度：帶團參觀樂園，蒐集反饋意見，參加彩排並對開幕式表演給出最終建議；主持股東、廠家以及董事會成員的午餐和晚餐以及會議；與中方重要人士會面，以示應有的尊重；為上海市兒童醫院捐獻「歡樂屋」；練習一段部分英文部分普通話的簡短開幕式演講。其中有一些時間供我化妝、換衣，或是見縫插針地吃口東西。週三的早晨，我帶領著大約100名貴賓參觀樂園，在場的有傑瑞·布魯克海默(jerrybruckheimer)和喬治·盧卡斯(georgelucas)，我的一些直接下屬及其家屬，以及我的夫人薇羅和孩子們。大家都頭戴耳麥，我則一邊帶領他們穿過樂園，一邊通過麥克風講話。

我仍清晰地記得，大家正走到探險島和寶藏灣之間的時候，包正博走過來把我拉到一邊。我本以為他要給我提供更多關於槍擊案的調查資訊，於是湊過身去，好讓對話不被別人聽見。「奧蘭多出了一起鱷魚襲擊事件，」包正博低聲說道，「一條鱷魚襲擊了一名幼童，是一個小男孩。」

我站在人群之中，一邊聽包正博講述他目前所知的資訊，一邊掩飾著逐步加劇的恐懼。襲擊事件於晚上8︰30發生在樂園的大佛羅里達人度假酒店，現在上海的時間是上午10︰30，也就是說，襲擊發生在兩小時前。「我們還不知道孩子的情況如何。」包正博說。

我本能地開始祈禱，無論如何，孩子也不能死。而後，我又開始翻找腦中關於樂園歷史的記憶。這種事情以前發生過嗎？根據我的瞭解，在樂園開放的45年間，從來沒有一位顧客受過襲擊。我開始在腦中勾勒酒店的環境。包正博告訴我，襲擊發生在度假區的海灘上。我在大佛羅里達人酒店入住了多次，對海灘情況非常熟悉。那兒有一處潟湖，但我從沒見過任何人在裡面遊過泳。等等，不對。一個男人在湖中去取他的孩子弄丟了的氣球的畫面浮上腦海，這大概是5年前的事兒。我記得拍了一張他一手拿著氣球游回岸邊的相片，還暗自好笑，覺得父母為了自己的孩子真是什麼事都做得出。

參觀結束後，我等候著更多的訊息。對於什麼資訊上報到我這裡、什麼資訊由別人處理，我們是有相應規定的，一般來說，我的團隊會等到他們核實完訊息的真實性後再告知我(而我有時則會指責他們沒有儘快把壞訊息報告給我，這也讓他們深感委屈)。這一次的訊息雖然立刻就傳給了我，但我卻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更多。

夜總會槍擊案後被我們派回的喬治·卡羅格里迪斯恰好於鱷魚襲擊發生前後著陸，他立馬開始著手處理，將不斷獲取的資訊傳達給我們。我很快就獲知，男孩失蹤了，而搜救隊還沒有找到屍體。男孩的名字叫作雷恩·格雷福斯(lanegraves)，兩歲大。格雷福斯一家住在大佛羅里達人度假酒店，原計劃到海灘上參加預先安排好的電影之夜，但電影因閃電取消，於是格雷福斯一家以及其他幾家人決定待在海灘上，讓孩子們在旁玩耍。雷恩提著一隻桶在海邊盛水。正值黃昏，一條浮上水面捕獵的鱷魚恰好潛伏在淺水區。鱷魚咬住男孩，把他拖入水中。喬治告訴我，格雷福斯一家是從內布拉斯加州來到迪士尼世界的。一個緊急救援小組正與他們在一起，我也認識小組裡的幾位成員。他們都是救援好手，有他們在場，我覺得很欣慰，但這對於他們，無異於一場挑戰極限的考驗。

我們在上海的「夢想開幕」音樂晚會也在同一晚舉辦，音樂會由一支500人的管絃樂隊演奏，另有聞名世界的鋼琴家郎朗擔任鋼琴彈奏，陣容還包括一眾中國最受尊重的作曲家、歌手以及音樂家。在音樂會之前，我為中方官員和來訪貴賓們主持了一場晚餐會。我雖然竭盡全力地將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職責上，但心裡卻不斷牽掛著身在奧蘭多的格雷福斯一家。舉家來到迪士尼世界卻偏偏在此遭遇如此不可想象的劫難，這個念頭如一片烏雲一般，籠罩了一切。

6月16日週四，開幕當天。我在清晨4點起床，試圖通過運動整理思緒，然後漫步到同層的一間休息室，與我們的首席傳訊官澤尼亞·穆哈(zeniamucha)會面。澤尼亞已經與我共事了十多年，和我一起經歷了高峰和低谷。她是個嚴厲之人，如果覺得我犯了錯誤便會直言不諱地當面告訴我，也總是處處為公司的最高利益著想。

訊息已經廣泛傳播開來，我希望迪士尼的回應由我親自傳達。我看到，有的公司會在危急之下派出一名「公司代言人」來進行官方發聲，我一向認為這種方法不但冷漠，還顯得有些沒膽。許多企業的體系都會將執行長隔離並保護起來，有時甚至過了頭，我下定決心，在這次的問題上絕不這樣做。我告訴澤尼亞，我必須發表一篇宣告，她立刻表示這樣做是正確的。

對於這樣一件事，幾乎說什麼都詞不達意。即便如此，在休息室裡，我仍儘量真誠地將心中的感受傳達給了澤尼亞。我談到了作為一名父親和祖父的體驗，也說到這體驗讓我對於受害者父母難以想象的悲痛感同身受。交談結束15分鐘後，我們的宣告發了出去。我回到房間，開始為開幕式作準備。薇羅已經起床出門，孩子們還在睡覺。然而，我無論如何也無法著手去做接下來該處理的事情，幾分鐘後，我又一次打通了澤尼亞的電話。她接起電話，我對她說：「我必須得跟這家人通個話。」

這一次，我本以為澤尼亞和我們的總法律顧問艾倫·佈雷費曼(alanbraverman)會反對我的提議。這件事可能會演化為一個複雜的法律問題，而作為律師，則自然想將發表任何可能加重法律責任的言論的可能性限制在最低。但在這件事上，兩人都明白這是我必須做的，沒有任何人給我施加阻力。「我幫你找聯絡電話。」澤尼亞對我說。不到幾分鐘的時間，我就收到了傑伊·弗格森(jayferguson)的電話號碼，他是受害者父母馬特漀格雷福斯(mattgraves)和梅麗莎漀格雷福斯(melissagraves)的好友，事發後，他立即飛到奧蘭多去陪兩人。

我坐在床沿，撥打了電話號碼。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等到傑伊接通電話時，我介紹了自己的身份，並告知對方我現在身在上海。我說：「不知道他們願不願意跟我說話，但如果他們願意，我希望能夠表達我的同情。如果他們不願意，我會把話告訴您，請您向他們轉達。」

「稍等我一下。」傑伊說道。我聽到電話後有人在交談，突然，擴音電話那頭傳來了馬特的聲音。我什麼也沒想，就一股腦兒繼續說了下去。我把在宣告中的話重述了一遍，表示我是一個父親，也是一個祖父，他們正在經歷的痛苦，是我無法想象的。我告訴他，我希望他能從作為公司一把手的我這裡親耳聽到，我們會盡自己的一切所能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我把我的直線號碼給他，告訴他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打電話找我，然後我問他，有沒有什麼我現在能為他們做的事情。

他回答說：「答應我，我兒子的死不是徒勞無益的。」說這句話時，他已泣不成聲，我能聽見，梅麗莎也在後面哭泣。「答應我，你會盡一切力量，不再讓這種事發生在任何一個孩子身上。」

我答應了他。我知道，從律師的角度來看，我應該對自己說的話多加慎重，應該考慮到這句話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其實是在承認我方的疏忽。在公司體系中工作了這麼久，你會習慣於給出墨守法律條文的官氣十足的回應，但是在那一刻，我對所有這一切都不在乎了。我再一次告訴傑伊，無論他們有什麼需求，都可以打電話找我，然後我們便掛了電話。我坐在床沿，身體不住地顫抖。我早已淚如雨下，雙眼的隱形眼鏡都被衝了出來，在我抓瞎般地摸索著眼鏡時，薇羅走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