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懷孕了。」
「什麼?!」
老的天,我簡直怒火中燒,簡直太生氣了。她自己看上去很堅決,和以前一樣下定了決心,但是臉上又籠罩著一層淡淡的憂傷,這是我從未見過的樣子。好像這件事在一開始就把她擊垮了,但是她又很快調整自己,接受了這個事實。
「你怎麼能讓這種事發生?」
「亞伯和我……我們做了。我搬回了他的臥室,就那一晚,然後……我就懷孕了。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她的確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她當時已經44歲,而生完安德魯以後,她就去做了輸卵管結紮。她的醫生也說:「這不可能啊。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熊熊的怒火在我的胸中升騰。我們本來只需要等著安德魯長大,這樣的日子就會結束,但是現在就好像她續簽了合同。
「所以你要給這個男人再生一個孩子?你要在這個男人身邊再待18年?你瘋了嗎?」
「上帝跟我說話了,特雷弗。他對我說,‘帕特莉莎,我做出的決定不會錯,我讓這件事在你身上發生,你就一定能承受。’我懷孕是有原因的。我知道我生出的孩子是什麼樣。我知道我撫養的孩子是什麼樣。我可以撫養這個孩子。我要養大這個孩子。」
九個月後,以撒出生了。她叫他以撒,是因為在《聖經》中,薩拉在一百歲的時候懷孕了,她本不該懷上這個孩子,而那個孩子就叫以撒。
以撒的出生,讓我離這個家越來越遠。我越來越少回家。有一天下午,我回到家裡後,看見房子裡一片狼藉,警車停在屋前——另一場家暴剛剛結束。
他用腳踏車打了她。亞伯在後院辱罵一個工人,我媽試圖上前勸架。亞伯暴怒,她竟敢在他的手下面前反駁他,於是他抄起安德魯的腳踏車,不停地朝她砸去。她又報了警,可來的警察認識亞伯,亞伯幫他們修過車。他們是好兄弟。所以依然沒有指控。什麼事都沒有。
但這次,我直接上去和他對峙了。因為我已經長大了。
「你不能一直這樣,」我說,「這樣做是不對的。」
他表現出抱歉的樣子。他總是這樣。他沒有氣得呼吸急促,也沒有心存戒備。
「我知道,」他說,「對不起。我也不想這樣的,但是你知道你媽是什麼樣的人。她總是一直說一直說,不願意聽別人說什麼。我覺得你母親有時候不尊重我。她在我的工人面前都不尊重我。我不能讓其他男人看到我連老婆都管不住。」
腳踏車事件之後,我媽從自己在房地產公司的人脈裡找了一個建築商,給她在後院建了一個獨立的小屋,就好像那種用人房,她帶著以撒搬了進去。
「這是我見過最匪夷所思的事了。」我告訴她。
「我只能這麼做,」她說,「警察不幫我。政府也保護不了我。只有我的上帝能保護我。我能反抗的方式,就是反抗他最寶貴的東西——他的尊嚴。我住在隔壁的小屋裡,所有人都會去問他:‘為什麼你老婆住在房子外面的小屋裡?’他會不得不回答這個問題,但不管他說什麼,人們都會明白,是他自己有問題。他喜歡讓這個世界的人都愛他,那麼就讓這個世界的人認識認識他是什麼人好了。他是這條街上的聖人,也是這個家裡的魔鬼。讓他承受這樣的眼光吧。」
我媽媽決定生以撒時,我差一點兒與她斷了關係。因為我再也無法承受這樣的痛苦了。而看著她被腳踏車一下下地砸在身上,看著她像犯人一樣住在自家房子的後院裡,則成了壓垮我的最後一根稻草。我的心已經粉碎。我受夠了。
「這種生活?」我對她說,「這種畸形的生活?我一刻也不想再參與了。我不能和你一起過這樣的生活。我拒絕。你既然做了決定,那麼祝你好運。我要去過我自己的生活了。」
她理解我,她並不覺得我背叛或拋棄了她。
「親愛的,我知道你經歷的一切,」她說,「到了某個時候,我也會離開這個家,去過我自己的生活的。我理解你現在的做法。」
於是我就那麼做了。我走了,再沒有打電話回家,再沒有回家看過她。以撒來了,我走了。從我的角度來說,我不能理解為什麼她不能和我做一樣的事:離開。只要離開。只要他媽的離開就行。
我不理解她正在經歷的一切。我不理解家暴這件事。我不理解成人之間的關係,我甚至沒交過女朋友。我不理解她怎麼能和一個讓她如此厭惡又懼怕的男人做愛。我不理解,性、仇恨與恐懼如何能夠糾纏在一起難捨難分。
我生我媽的氣。我恨亞伯,但我責備的人是她。我認為亞伯是她選擇的人,而且一直反覆都選擇了他。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她一直給我講她如何被父母拋棄,在黑人家園長大的事,她總是說:「你自己做的事,不能怪到別人頭上。你現在是什麼樣的人,也不能怪你的過去。你要對你自己負責。你要自己給自己做決定。」
她從來不讓我覺得我們是受害者。但我們就是受害者。我、她、安德魯和以撒,我們是種族隔離的受害者、家暴的受害者。但她從來不讓我那麼想,於是我也不會這麼去看待她的人生。為了取悅亞伯,把我父親從我們的生活中剔除出去,是她的選擇。支援亞伯的修車行,是她的選擇。以撒,是她的選擇。她能掙錢,他不能。她並非依附於丈夫身上的女人。所以在我心中,她才應該是那個做決定的人。
從外人的角度指責這個女人,說「你走不就行了」,實在太容易。我的家庭並不是唯一一個發生過家暴的家庭。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周圍經常有這樣的事。在索韋託的街道上,在電視裡,電影裡,我看到過無數次家暴。如果這是社會範例,那一個女人能去哪兒?當警察都不肯幫她的時候,當她自己的家人都不肯幫她的時候,她能去哪兒?離開那個打他的男人,找到第二個男人很可能還是會打她,而且比第一個更兇的時候,她能去哪兒呢?當一個女人帶著三個孩子,而周圍的社會會給沒有丈夫的女人打上賤民的標籤時,她能去哪兒呢?當所有人都會覺得她是個蕩婦,她能去哪兒呢?她能怎麼做呢?
但是,當時我完全理解不到這些。我還是個孩子,想問題用的還是孩子的邏輯。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最後一次為這件事而起的爭執。那是在腳踏車事件之後不久,或是她剛搬到後院的小屋的時候,我又暴跳如雷地求了她第一千遍。
「為什麼?為什麼你就是不離開呢?」
她搖搖頭。「哦,寶貝。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離開。」
「為什麼不能?」
「如果我離開,他會殺了我們。」
她沒有在誇張。她沒有抬高聲音。說出這句話時,她極度平靜,彷彿是在說一個既定的事實。之後,我便再也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但最終,她還是離開了。至於到底是什麼促使她離開,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我已無從得知。我早離開了。我成了一名喜劇演員,到全國巡迴演出,去英國演出,主持電臺節目,主持電視節目。我和我的表兄穆隆格斯住在一起,把我的生活和我母親的生活徹底分開了。我不能再參與她的生活,因為那會將我傷得粉碎。但是有一天,她在高地北買了另一處房子,遇到了另一個人,過上了新的生活。安德魯和以撒還是可以見到自己的父親,那個時候,他依然出現在她的周圍,依然迴圈著酗酒和打架的日子,依然住在前妻買的房子裡。
過了一些年。生活在繼續。
有天早晨,差不多10點的樣子,我還在床上,電話響了。那是個週日。我知道那是週日,因為家裡的其他人都去教堂了,而我,超級開心地,不用去。那種整日在幾個教堂之間來回穿梭的日子已經結束,我現在可以舒舒服服地睡個懶覺。我的生活裡有一個很諷刺的巧合,只要涉及教堂,就總會出岔子,譬如那次被暴力的小巴司機挾持。我總是拿這個取笑我母親。「你教堂的那些事兒,耶穌啊什麼的,給你帶來過什麼好處嗎?」
我看看手機,顯示是我母親的電話號碼,當我接起來時,電話那頭卻是安德魯。他的聲音聽上去特別平靜。
「嘿,特雷弗,我是安德魯。」
「嘿。」
「你好嗎?」
「好啊。怎麼了?」
「你在忙嗎?」
「我還有點兒困。怎麼了?」
「媽媽中槍了。」
好吧,關於這通電話,有兩個詭異的地方。首先,他為什麼要問我忙不忙?你媽媽中槍了,你嘴裡說的第一句話應該是「媽媽中槍了」,而不應該是「你好嗎」,也不應該是「你在忙嗎」。這讓我很困惑。第二個詭異的地方是,當他說出,「媽媽中槍了」,我沒有問「誰開的槍」,我不用問。他說,「媽媽中槍了」,我的腦中自動填補了剩下的內容:「亞伯開槍打了媽媽。」
「你在哪兒?」我問。
「我們在林克斯菲爾德醫院。」
「好的,我這就出門。」
我從床上跳起來,跑到走廊裡,使勁砸穆隆格斯的房門。「老兄,我媽媽中槍了!正在醫院。」他也從床上跳下來,我們開上車絕塵而去。幸運的是,我們離醫院只有15分鐘的車程。
當時我很難過,但是並不害怕。安德魯在電話裡那麼平靜,既沒有哭,聲音一點兒也不慌亂,所以我想她肯定沒事,情況應該沒有那麼糟。我從車裡又給安德魯打了個電話,想了解更多的情況。
「安德魯,到底發生什麼了?」
「我們在從教堂回家的路上,」他說,依然極度平靜,「爸爸在門口等著我們,他從車裡走出來,就開槍了。」
「往哪兒開槍?他打到她哪兒了?」
「打在她腿上了。」
「哦,好。」我鬆了口氣。
「然後朝她的頭開了一槍。」
聽到這句話後,我的身體徹底軟掉了。我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當時交通燈的顏色。那一刻,周圍的聲音都沒了,彷彿進入了真空。我大哭起來,我從來沒有這麼哭過。我崩潰了,抽泣不已,渾身顫抖。我哭得好像我為之前做過的事流的眼淚都是被浪費的眼淚。我哭得特別厲害,此刻哭泣的我如果能夠回到過去,看到以前那個為其他事情哭泣的我,一定會一巴掌扇過去,對過去的那些我說:「這點兒破事哪裡值得你哭。」我哭並非出於悲傷,也不是在發洩,更不是在為自己傷心,而是在表達一種原始的傷痛,因為我的身體無法通過其他形式表達,所以我只能痛哭。她是我的媽媽,她是我的隊友,從來都是我們兩個人,是我和她在對抗整個世界。當安德魯說出「朝她的頭開了一槍」時,我碎成了兩半。
交通燈變了。我已經哭得看不清路,只能在淚眼模糊中繼續向前開,心裡想著開到那兒,只要開到那兒,只要能開到那兒,就行。我們一停在醫院門口,我就從車上跳了下來。急診室門口有一片戶外等待區。安德魯正在那兒等我。他一個人站著,衣服上沾滿了血。他看上去依然非常平靜,一副無慾無求的樣子,但他抬眼看到我之後,整個人就垮了,開始號啕大哭。就好像這整個早晨他都在強裝鎮定,而在這一刻,世界突然轟地塌了,他再也堅持不住了。我跑向他,抱住他,他哭得無法自已。但是哭聲和我的不一樣。我的哭聲中是痛苦和憤怒。而他的哭聲裡卻帶著一種無助。
我轉身跑進診室。我媽躺在一架輪床上,醫生正在搶救。她全身都浸在血泊裡,臉上有個洞,嘴唇上方裂開了一條溝狀的傷口,鼻子少了一大塊。
可她躺在那裡時,神情卻異常地平靜安詳。她用還能睜開的那隻眼,側著看向我,看到了我臉上的恐怖表情。
「沒事的,寶貝。」她輕聲說。她的喉嚨都是血,她幾乎發不出聲音。
「怎麼會沒事。」
「不,不,我沒事,我沒事。安德魯在哪兒?你弟弟在哪兒?」
「他在外面。」
「去找安德魯。」
「可是媽媽——」
「噓。沒事的,寶貝。我沒事。」
「你怎麼會沒事,你——」
「噓——我沒事,我沒事,我沒事。去找你弟弟,你弟弟需要你。」
醫生還在搶救,我什麼忙也幫不上,只好出去陪安德魯。我們一起坐下後,他給我講了整個過程。
他們一大家子人,我媽、安德魯、以撒和她的新丈夫、丈夫的孩子以及婆家的阿姨叔叔、侄子侄女,正開車從教堂回家,剛把車停在車道上,亞伯也開著車過來了,他從車裡走出來後,手裡拿著一把槍,直瞪瞪地看著我母親。
「你偷走了我的生活,」他說,「你把我的一切都拿走了。現在我要把你們全殺了。」
安德魯跳到他父親的面前,站在了槍口前面。
「不要這樣做,爸爸,求你了。你喝醉了。把槍收起來。」
亞伯低頭看著他的兒子。
「不,」他說,「我要殺了這兒的每一個人,如果你不走開,我先殺你。」
亞伯往旁邊退了一步。
「他的眼睛告訴我他不是在說謊。」他對我說。「那是魔鬼的眼睛。那一刻,我知道我的父親已經不在了。」
回頭再看,雖然那天我感受到了無盡的痛苦,但是我只能想象安德魯要比我更痛苦。因為朝我媽媽開槍的是一個我厭惡的男人。要說起來,這件事其實證明了我的感覺沒錯,這麼久以來,我對亞伯的判斷都正確無比。我可以直接把我的憤怒和憎恨發洩到他身上,不用感到一絲一毫的愧疚。但朝安德魯的母親開槍的人,是安德魯的父親,是那個他深愛的父親。面臨這樣的情況,他該如何安置他對父親的愛?他該如何繼續兩邊都愛?愛他自己的這兩面?
以撒當時只有四歲,還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安德魯往旁邊退了一步後,以撒哭了起來。
「爸爸,你在做什麼?爸爸,你在做什麼?」
「以撒,去找你哥哥。」亞伯說。
以撒向安德魯跑去,安德魯抱住他。亞伯端起槍,開始射擊。我母親為了保護其他人,飛身跳到了槍口正面。那是她中的第一槍,不是在腿上,而是在屁股上。她轟地倒在地上,就貼地的那一刻,她尖叫起來。
「快跑啊!」
亞伯開始四處射擊,所有人都四散逃開。我媽掙扎著想站起來,但這時亞伯走過來,站在她身旁,用槍指著她的頭,像執行死刑一般,扣下了扳機。什麼都沒發生,槍啞火了。咔!他又扣了下扳機,還是一樣。然後還是一樣,還是一樣,咔!咔!咔!咔!他扣了四下扳機,四次都沒成功。子彈從退殼口彈了出來,紛紛掉落,落在我媽的身上,嘩啦啦撒了一地。
亞伯開始停下來檢查槍。我媽驚慌地跳起來,把他推開,跑向車子,跳進駕駛座。
安德魯緊隨其後,跳上了副駕駛座。就在她點燃引擎的那一刻,安德魯聽到了最後一聲槍響,擋風玻璃上出現一灘血。亞伯從車後開了槍,子彈打進了她的後腦,從她的臉部穿出,血濺得到處都是。她的身體軟軟地癱在了方向盤上。安德魯一秒都沒有猶豫,將我媽拉到了副駕駛座一側,從她身上翻過去,跳到了駕駛座上,一腳踩下油門,全速衝向了林克斯菲爾德醫院。
我問安德魯,亞伯後來怎麼樣了。他不知道。我心中充滿憤怒,但是我什麼都做不了。我感覺很無助,但同時又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兒什麼。我拿出手機,撥通了亞伯的電話——我正在給一個剛對我母親開了槍的男人打電話,而他竟然接了起來。
「特雷弗。」
「你殺了我媽媽。」
「是的,我乾的。」
「你殺了我媽媽!」
「是的。如果讓我找到你,我還會殺了你。」
說完他就掛了。這是最恐怖的一刻,令人毛骨悚然。不管之前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氣撥電話,此刻我已經徹底沒了力氣。到現在,我也不懂我當時是怎麼想的,也不知道我希望從那通電話裡得到什麼。我只是很憤怒。
我不斷問安德魯更多問題,試圖搞清楚更多的細節。我們正說到一半的時候,一個護士走出來找我。
「你是家屬嗎?」她問我。
「是的。」
「先生,現在有個問題。你的母親開始還能說一點話,現在她什麼也說不出來了,但是從我們收集到的資訊來看,她沒有醫療保險。」
「什麼?不,不。這不可能。我知道我媽有醫保。」
她沒有。事實是,幾個月以前,她做出了一個決定:「醫療保險就是個騙局。我從來不生病。我要把它取消掉。」現在她沒有醫保了。
「我們不能在這兒繼續為您母親治療了,」護士說。「如果她沒有醫保的話,我們就得將她轉去國立醫院。」
「國立醫院?!什麼——不行!你們不能這樣做。我媽媽是頭部中彈。你要把她再抬到輪床上,送上救護車?她會死的。你們現在就得救她。」
「先生,我們無法做到。我們需要付款資訊表。」
「我就是你的付款資訊表。我來付。」
「是的,人們都這麼說,但是沒有保證的話——」
我掏出了我的信用卡。
「這兒,」我說。「拿去。我付。我付所有的費用。」
「先生,醫療費會非常昂貴。」
「我不在乎。」
「先生,我想您還不明白。醫療費用真的很昂貴。」
「女士,我有錢。我能付清所有的費用。幫幫我們吧。」
「先生,你還不明白。我們要做很多項檢查,每個單項檢查都要花掉兩三千蘭特。」
「三千——什麼?女士,我們在討論的是我媽的性命。我會付錢的。」
「先生,您還是不明白。您的母親中彈了。腦部中彈。她需要住進重症監護室。在重症監護室住一個晚上,就要一萬五到兩萬蘭特。」
「女士,你有沒有聽到我說的話?這是我媽的命。這是她的命。把錢拿去。把錢全拿去。我不在乎。」
「先生!你還是不明白。這種情況我見得太多了。您的母親很可能會在重症監護室裡躺上好幾個星期,這會花掉你五六十萬蘭特,甚至上百萬。你的整個下半輩子,都將負債累累。」
我不想對你撒謊:那一刻我猶豫了。我猶豫了好一會兒。那一刻,我聽到護士說的是,「你所有的錢都會搭進去」,然後我開始想,好吧……她多大年紀來著,50歲?挺好的了,是不是?她這輩子已經過得很好了。
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了。我直愣愣地盯著護士的眼睛,她說的話完全滲透了我的腦子。我的腦海中迅速閃過幾十種可能的情況。如果我花了錢,她還是去世了呢?我能拿到退款嗎?我甚至想到,我母親向來節儉,從昏迷中醒來後,她肯定會對我說:「你花了多少錢?你個傻子。你應該用這筆錢去照顧你的弟弟們。」對了,我的弟弟們該怎麼辦?現在他們是我的責任了。我得養家餬口了,如果我身上欠了100萬的債,還怎麼養他們?我媽總是再三強調,我永遠不需要養我的弟弟們。哪怕我的事業有了起色以後,她也拒絕接受我給她的錢。「我不想讓你像我以前養我媽媽那樣來養我,」她說,「我也不想讓你像亞伯養他弟弟們那樣養你的弟弟們。」
我母親最害怕的就是我也會淪落到要負擔「黑人債」的地步,那樣的話,我會被困在貧窮和暴力的圈子裡,永遠逃不出去。她總是向我保證,我一定能打破這個圈子。我一定能成為那個向前走出去的人,不要回頭。我看著急診室外的那名護士,渾身僵硬,擔心我把信用卡遞給她的那一刻,惡性迴圈會繼續,我會被重新吸回去。
人們總是說,他們會為了自己愛的人做任何事。但是你真的能做到?任何事都可以?包括付出你的一切?我覺得孩子並不理解什麼是無私的愛。而母親卻能理解。一個母親可以緊緊抱著自己的孩子,為了確保他們的安全,從一輛飛馳的車上跳下去。她會毫不猶豫地這樣做。但是我覺得孩子並不知道該怎麼做,起碼他們沒有這個本能。這是孩子需要去學的東西。
我把那張信用卡緊緊按到護士的手心裡。
「做你們能做的一切。救救我媽媽。」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是在忐忑不安中度過的,不知道結果怎樣,只能在醫院裡打轉,其間還不斷有家庭成員前來探視。幾個小時後,終於有一位醫生從急診室走了出來,告訴了我們此刻的狀況。
「怎麼樣了?」我問。
「你媽媽現在情況穩定,」他說,「已經做完手術了。」
「她會沒事吧?」
他思考了一會兒該怎麼向我們解釋。
「我不想用這個詞,」他說,「因為我信仰科學,不信別的那些什麼。但是今天在你母親身上發生的事,是一個奇蹟。我從來不這麼說,也討厭別人用這個詞,但是我沒有別的詞來解釋這一切。」
他說,那顆打進我母親臀部的子彈,直接穿了過去,沒有造成特別嚴重的損傷。那顆打進她後腦的子彈,從頸部上方、頭蓋骨下方的位置穿了進去,以毫釐之差避開了脊椎,避開了延髓,貼著大腦下方穿過頭部,並且避開了每一根主要的血管、動脈和神經。根據子彈的軌跡,本來是衝著她的左眼窩飛過去,將她的眼球打出來,但在最後一秒,子彈卻減速了,只打中了她的顴骨,而打碎顴骨以後,又反彈了一下,從左鼻孔穿了出去。她躺在急診室的病床上時,因為滿身是血,所以才讓人覺得她的傷看起來比實際情況嚴重得多。其實那顆子彈只掀掉了她左鼻孔的一小塊皮膚,就完完整整地飛了出來,沒有在裡面留下任何彈片。她甚至不需要做手術,給她止了血,縫好後面的傷口,再縫好前面的傷口,等她自我恢復即可。
「我們沒什麼能做的了,因為我們也不需要做什麼。」醫生說。
四天後,我母親出院了。七天後,她開始正常上班。
那天醫生給她注射了鎮靜劑,讓她晚上就在醫院好好休息,然後告訴讓我們回家去等著。「她的情況穩定了,」他們說,「你們在這兒也沒什麼事。回家睡覺吧。」於是我們就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來到醫院,準備待在我媽媽的病房裡,等她醒過來。走進病房的時候,她還睡著。腦後纏著繃帶,臉上縫著針,一塊紗布蓋在鼻子和左眼上。她看上去是如此虛弱、無力、疲憊,我長這麼大,從沒見過這樣的她。
我在她的床邊坐下來,握住她的手,等待著,看著她的呼吸一起一伏,腦中洶湧地翻滾著無數的念頭。我依然害怕我會失去她。我生我自己的氣,因為我當時不在場,我生那些警察的氣,因為他們以前有那麼多次都沒把亞伯逮捕。我對我自己說,幾年前我就該殺了他。這想法很荒謬,因為我沒能力殺死任何人,但我還是忍不住這麼想。我生這個世界的氣,生上帝的氣。因為我媽媽無時無刻不在祈禱。如果耶穌的粉絲俱樂部有排名的話,我媽絕對能排在前一百,可這就是她得到的回贈?
等了一個多小時後,她終於睜開了那隻沒有被紗布覆蓋的眼睛。在她睜眼的一瞬間,我崩潰了,開始號啕大哭起來。她想喝水,我給她端了一杯,她把身子往前靠了靠,用吸管吸著喝。我則在旁邊一直放聲痛哭。我停不下來,我無法控制自己。
「噓,」她說,「別哭了,寶貝。噓——別哭了。」
「我怎麼能不哭,媽媽?你差點兒死了。」
「不會,我不會死的。我不會死。沒事,我不會死。」
「但我以為你已經死了。」我一直哭,一直哭。「我以為我失去你了。」
「不會的,寶貝。寶貝,別哭了。特雷弗。特雷弗,聽著。聽我說。聽著。」
「什麼?」我說,眼淚順著我的臉頰不斷滑落。
「我的孩子,你要看到好的一面。」
「什麼?你在說什麼啊,‘好的一面’?媽媽,你被子彈爆了頭。這還有好的一面?」
「當然有了。從現在起,你就正式成了這個家裡最好看的人。」
她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哈哈大笑起來。儘管我還在淚流不止,但也忍不住笑了起來。我一邊號啕大哭,一邊歇斯底里地笑。我們坐在一起,她緊緊攥著我的手,我的母親和她的兒子,我們像以前那樣一起放聲大笑,在那個明媚而陽光燦爛的美麗日子裡,在重症監護病房中,為我們經歷的這一切放聲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