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邦哈尼個子很矮，禿頭，但超級健壯。他並不是一直都長那樣。其實，他之前是一個很瘦弱的人，直到有一天不知從哪裡搞到一本健美雜誌，自此改變了他的人生。邦哈尼是那種能從每個人身上看到優點的人。在所有人都不相信你的時候，他會相信你，並看出你身上的潛力——他就是這樣的朋友，這也是為什麼很多小鎮孩子都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這也是為什麼我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邦哈尼原本就很受歡迎，但是他打敗了學校裡那幫臭名昭著的惡霸以後，聲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坐實了他在小鎮孩子們心中領導者和老大哥的地位。
邦哈尼住在亞歷山德拉，但我從來沒去那邊找過他，因為當時我們還在上學，總是他來高地北，到我家來找我。我去過亞歷山德拉幾次，但都只是短暫停留，從沒在那邊真正待過。或者這麼說吧，我從沒在那邊過過夜。白天造訪亞歷山德拉和晚上造訪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感覺。那地方被叫作蛾摩拉是有一定道理的。
就在我們畢業前不久，有一天放學後，邦哈尼在校園裡向我走過來。
「嘿，咱們去街區玩吧。」他說。
「街區？」
一開始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從說唱音樂里聽到過「街區」這個詞，也知道黑人住的各個小鎮各有不同，但我從來沒有用這個詞形容過另一個黑人小鎮。
種族隔離的牆倒塌之時，正是美國嘻哈音樂蓬勃發展的時刻，而在嘻哈文化裡，來自「街區」是一件很酷的事。在此之前，住在黑人小鎮是一件令人羞恥的事，那是社會底層的最底層。但後來，我們看到了像《街區男孩》《威脅2：社會》這樣的電影，黑人小鎮都被塑造得特別酷。這些電影的主角們，包括主題歌，都以此為傲。小鎮的孩子們也開始有樣學樣，以自己的身份出處為傲：你不再是來自小鎮的人了——你來自街區。而住在亞歷山德拉，能讓你比住在高地北獲得更高的街頭信譽。所以當邦哈尼說「咱們去街區玩吧」時，我很好奇他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想了解更多。
邦哈尼帶我到亞歷山德拉後，我們像大多數人那樣，從桑頓區那一側穿進去，經過了約翰內斯堡最富有的生活區，經過了宮殿般的豪宅和金山銀山，然後又穿過了韋恩堡這條工業隔離帶，富有白人和貧窮黑人的世界，就是從這裡分界的。在進入亞歷山德拉的入口處，列著一排長長的迷你小巴，以及一個巴士站。這是你會在007電影或《諜影重重》裡見到的那種熙熙攘攘、混亂不堪的第三世界市集。這裡就是中央車站，只不過是在戶外。一切都生機勃勃，一切都在飛速運轉。好像這裡沒有什麼存在於昨日，也沒有什麼能持續到明天，但每天都是完全一樣的。
在迷你小巴的旁邊，當然，是一家肯德基。這是南非的一個特點：到處都有肯德基。肯德基擁抱了黑人兄弟。肯德基不玩花頭。他們早早地在街區裡紮了根，在麥當勞之前，在漢堡王之前，在所有人之前。肯德基好像在說：「喲，我們在這裡，正是為你而來。」
一旦經過小巴的佇列，你就真正進入亞歷山德拉了。我從未在其他地方感受過像亞歷山德拉這樣的緊張活力。這裡簡直是人類的蜂巢，人們在這裡一刻不停地來來去去，黑幫在爭奪地盤，路人在街角無所事事，小孩到處亂跑。由於這些高度集中的能量無處發洩，沒有機制可令其自然消解，所以這裡會週期性地爆發大規模的暴力事件，亦或是極度瘋狂的派對。在一分鐘以前，這還是一個平靜的下午，人們在四處閒逛，幹著自己的事，突然之間，警車和黑幫就開始上演追逐火拼大戲，車輛在街道上飛馳，槍聲不絕於耳，直升機出現在頭頂盤旋。十分鐘後，這一切又好像從未發生過——所有人又開始閒逛著做自己的事了，熙熙攘攘，來來去去，東奔西跑著。
亞歷山德拉這個地方被許多條街道劃分成網格狀。馬路的路面鋪過瀝青，但是人行道基本就是土路。整個城市的色彩主題，是煤渣磚和波狀鋼的顏色，灰色和深灰色，間或點綴著跳躍的明豔色彩。有人會把自己的牆漆成檸檬綠色，外賣店門口會立著一個亮紅色的招牌，也許有人湊巧撿到一片天藍色的金屬鋼片。整座城市的衛生條件很差，到處都是垃圾，總是有人在某條巷子裡燒垃圾。在街區裡，任何時候都有什麼東西在燃燒。
走在街區，你可以聞到你能想到的所有氣味，譬如燒菜的味道，街邊外賣的味道。有的人家的棚屋就臨時搭在別人家的棚屋後面，他們沒有自來水，所以他們從戶外的水龍頭接水，用桶洗澡，洗後的髒水就直接潑在街上，這些髒水會自動匯入街面上那條汙水溪流裡——因為這裡的下水系統又堵了。有人在修車，他以為自己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實際上卻一竅不通。他把舊機油傾倒在街面上，現在機油和洗澡水混在一起，組成了一條髒河，在街面上潺潺流動。應該還會有一隻山羊在旁邊踱步——不知為何，那裡總會有一隻山羊。你一邊走著，音浪向你襲來，人類活動的穩定節拍，人們用十幾種不同語言對話、閒聊、爭論、吵架。每時每刻都有音樂聲。你會聽到某個角落裡播著傳統南非音樂，另一個角落大聲放著桃莉·巴頓，而一輛車呼嘯而過，留下一串震天響的克里斯托弗·華萊士的節奏鼓點。
對我來說，街區實在是一個感官超負荷的存在，但是在它的嘈雜之中，又隱含了一種秩序，一種社會系統，一種會依據你所居住的位置而劃分的社會分階標準。一街很差，因為它緊挨著混亂的小巴站。二街還不錯，那裡有一些以前這裡還算正規居民區時留下的洋房。三街、四街和五街就更好了——對於這個小鎮來說。那裡聚集了一些大家族，都是有祖傳基業的。從六街開始，情況又急轉直下，棚戶和臨時屋逐漸增多。那裡有幾所學校和幾個足球場，還有幾個給外來打工人員蓋的招待所，算是大規模的政府專案。你不會想去那邊，那是黑幫的地盤。你只有在需要買一把ak-47步槍的時候，才會造訪那片土地。
過了二十街後，你會來到朱科斯凱河畔，過了羅斯福橋，走到河對岸，就來到了整個亞歷山德拉最新、最好的地方，名為東岸。那是政府規劃的地方，他們清理了非法佔地者和棚屋，在那裡建起了真正的房子。雖然仍是給低收入家庭的房子，但起碼是像樣的兩臥帶小花園的小洋房。住在那邊的家庭通常都有一點兒積蓄，會把孩子送到街區以外更好的地方去上學，譬如桑德林漢姆。邦哈尼的父母就住在東岸，羅斯福路和跳羚彎的交界處。從小巴站穿過整個街區後，我和邦哈尼來到東岸，在他家門口的跳羚彎路中間的矮磚牆上玩起來，無所事事，吹吹牛皮。我那時還不知道，未來的三年，我都會在這個地方度過。
17歲那年，我從高中畢業，那時我的家已經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地方，因為繼父的關係。我不想再在家裡住了，我媽同意後，我搬了出去。她幫我搬去了道路盡頭的一棟樓，我在那找了一個滿是蟑螂的便宜公寓。那時我的計劃——如果說我有計劃的話——就是去上大學，以後做一名電腦程式設計師，但是我們付不起學費，我得還錢。我知道的唯一的賺錢方法就是賣盜版碟，賣盜版碟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街區，因為那裡有小巴。而小巴司機總是在找新歌，播放好音樂是他們招攬乘客的手段之一。
街區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東西超級便宜，生活花銷極少。你可以在街區買到一種叫柯塔的食物，它的外殼是四分之一條麵包，把麵包芯挖出來，再往裡面放入炸土豆、一片燻腸和一種叫「阿査」的醃漬芒果泡菜。這一整套只需要幾蘭特。而你錢越多，就可以有更多的升級選擇。譬如你的預算稍有富裕，那麼可以往裡面加個熱狗。如果還有更多的錢，可以加個香腸，譬如德國碎肉腸，或者一個煎蛋。而最豪華的版本，就是把能加的都加了，足夠填飽三個人的肚子。
對我們來說，終極升級版就是在上面加一片芝士。芝士是精華，因為它好貴。不用想什麼金本位制了，街區信奉的是芝士本位制。在任何東西上加芝士都意味著錢。如果你有個漢堡，那很不錯，但如果你有的是芝士漢堡，那就意味著你比那個買火腿漢堡的人更有錢。三明治上加芝士，冰箱裡有芝士，這都表明你的生活水平不錯。在南非的任何小鎮上，只要你有點兒錢，人們都會說：「哦喲，你是個芝士男孩。」言下之意是，你不是真的街區人，因為你的家庭有錢買芝士。
在亞歷山德拉，因為邦哈尼和他的夥伴們都住在東岸，所以都被認作是芝士男孩。諷刺的是，由於他們住在過河後的第一條街，住在東岸後面街道上那些更好的房子裡的小孩是「更加芝士」的芝士男孩，所以看不起邦哈尼和他的小夥伴。邦哈尼和朋友們從來不承認自己是芝士男孩的一員，他們堅稱：「我們不是芝士，我們屬於街區。」但是真正的街區男孩們會說：「呃，你們才不屬於街區，你們是芝士。」「我們不是芝士。」邦哈尼的夥伴們會說，並用手指向東岸遠處，「他們才是芝士。」他們總是為了誰是街區誰是芝士而爭個不停。
邦哈尼是一群小夥伴裡的頭兒，他能把所有人召集到一起，讓大家一起去做什麼事。這夥人裡有個人叫門子，是邦哈尼的跟班，只是想隨大流混在人群裡。柏奇是隊伍裡的酒鬼，總能不知從哪兒變出酒來，也總能找到喝酒的藉口。然後就是卡克茨，我們叫他g帥哥。g只對姑娘感興趣。只要隊伍裡有姑娘，他就會來。最後，就是希特勒了，派對之魂。希特勒只想跳舞。
在種族隔離制度終結以後，芝士男孩們的處境格外尷尬。一方面，如果你生在街區，心裡就會明白自己永遠不會離開街區，但是芝士男孩們已經見過外面的世界，他們的家庭條件不錯，他們有小洋房，上過正規的學校，甚至可能考上了某所大學。他們擁有更多的潛力，但是並沒有得到更多的機會。他們大概瞭解了一些外面的世界，但是沒有辦法真正融入到外面的世界裡去。
嚴格來說，種族隔離時期的失業率反而要「低一些」，這是說得通的。因為有奴隸制度——人們就是像這樣被僱傭的。而實現民主以後，法律規定所有人都要拿最低基本工資。僱傭勞動力的成本上去了，一夜之間，幾百萬人面臨失業。種族隔離結束後，年輕黑人的失業率急速上漲，有時甚至能達到50%。很多人的情況是，高中畢業後付不起大學的學費，甚至連一個零售的工作都找不到，因為你來自街區，你的長相和說話方式都帶著街區的味道。於是，對於很多生活在南非小鎮的青年人來說，自由是這樣的：每天早晨醒來，可能父母去上班了，也可能沒去。他們就走出門，整天泡在街角玩，吹牛皮。他們是自由的，雖然他們已經被「授之以漁」，但是沒人給他們釣魚竿。
我在街區裡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白平民與罪犯之間的界限。我們總是覺得世界由好人和壞人組成，住在郊區會給你這樣的感覺，因為你住在郊區，就難結識到職業罪犯。但如果你去街區，就會發現這之間有著許許多多的灰色地帶。
在街區裡，你的朋友和鄰居可能就是黑幫成員。你認識他們。你會和他們在街角聊天，在派對上遇到他們，他們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你在他們成為黑幫成員之前就認識他們了。並不是說「嘿，那是個毒販子」，而是「哦，小吉米開始販毒了」。黑幫成員很奇怪的一點是，他們看上去都一模一樣，開著同樣的紅色跑車，和同樣漂亮的18歲姑娘約會。很奇怪。就好像他們沒有自己的人格，共享同一個人格。這個人可以是那個人，那個人也可以是這個人。他們都學過如何去當那個黑幫成員。
在街區裡，就算你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罪犯，人生中也會或多或少接觸到犯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從那個去購買卡車後面滑落下來的食物來養家餬口的母親，到賣軍用武器和硬體的黑幫成員，都是在犯罪。街區讓我意識到，犯罪連綿不絕，是因為犯罪這件事做了政府沒有做到的事：犯罪活動關心你的人生。犯罪是這裡的基礎。照顧需要幫助的小孩，幫了他們一把的，正是犯罪活動。提供實習機會和暑期工作、給予你晉升機會的，正是犯罪活動。犯罪活動滲透在這個社群的角角落落。犯罪活動不會歧視任何人。
我的犯罪生涯開始於在街角賣盜版碟。這確實是犯罪了，直到今天我都感覺我自己欠那些音樂家的錢，因為我偷了他們的音樂，但是以街區標準來看，這連違法的等級都算不上。在那個時候，我們從來沒想過這件事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如果刻碟算犯罪的話，那商店裡幹嗎會賣燒錄機？
邦哈尼家車庫的大門正對著跳羚彎。每天早晨，我們都會開啟門，把電線接到外面，在路上支起一張桌子，開始放音樂。路過的人們會詢問：「這是什麼碟？我能買一張嗎？」我們這個角落也是很多小巴司機的終點，他們會從這裡調頭回到小巴總站去。他們也會路過時下個訂單，回頭再來拿貨。路過，下個訂單，回來，拿貨。我們一整天的時間都在接單，再回到車庫燒錄更多的碟，然後再拿回去賣。如果我們對那堵矮牆感到厭煩了，街角還有個改裝過的舊集裝箱，我們也會去那邊玩。那裡面有個付費電話，我們躲在裡面給別人打電話。如果那天不太忙，我們就在矮牆和集裝箱之間來來回回，和其他同樣無所事事的人聊天玩耍。我們會和毒販子聊天，也會和黑幫成員聊天。時不時地會有警察衝過來打斷我們正在做的事。這就是在街區裡的日常。到了第二天，一切照舊。
賣碟逐漸演化為倒買倒賣，因為邦哈尼可以從各個地方發現商機，知道如何獲得最大利潤。邦哈尼和湯姆一樣，也是個詭計多端的騙子，只不過湯姆是小拐小騙，而邦哈尼則更有謀略：如果我們這樣做，會獲得那樣的結果，然後我們再把它轉手換成別的，這就給了我們做更大生意的槓桿。譬如，有些小巴司機無法當場付錢：「我手上沒錢，因為我這趟才剛開始跑。但是我需要新碟。我可以先賒著嗎？你可以免費坐我的車。我這週末交班的時候就來付清，可以嗎？」於是我們開始讓小巴司機賒賬，並從中獲取少量利息。
我們掙的錢越來越多。儘管每次也不過幾百蘭特，最多一千蘭特，但那都是實實在在攥在手裡的現金。邦哈尼立刻意識到我們所處的地位。街區裡的每個人都需要現金。每個人都在尋找短期借貸，來付一筆賬單，交一筆罰款，或貼補家用。邦哈尼會出去談生意，然後回來找我：「喲，我們可以和這個傢伙做筆交易，我們借給他100塊，這週末他還我們120。」我會說好的。然後那個人週末回來還給我們120蘭特，我們再重複這個流程，再借更多錢出去。我們的財富開始呈兩倍、三倍地增長。
現金也給了我們在街區的物物交易中插上一腳的能力。眾所周知，只要你站在街區某條主路的拐角，就總有人上前想賣給你點兒什麼。「喲，喲，喲，老兄，要大麻不？」「要錄影機嗎？」「要dvd機嗎？」「喲，我在賣電視。」就是這樣的。
假設我們看到兩個傢伙在街角討價還價，一個癮君子想出手一臺dvd機，另一個上班族想要，但是手頭沒有現金，因為還沒拿到工資。他們在那來來回回地磨，但是癮君子想立刻拿到現金，他可不想等。癮君子的字典裡沒有分期付款的定義。這個時候，邦哈尼就會上前，將那個上班族拉到一邊。
「看著，我知道你現在付不起dvd機的錢，」邦哈尼說，「但是你心理價位是多少？」
「我想的是120。」他說。
「好的，酷。」
然後，邦哈尼再把癮君子拉到一邊。
「這臺dvd機你想賣多少錢？」
「我想要140。」
「好的，聽著。你是個癮君子。這是臺偷來的dvd機，我只能給你50。」
那個癮君子抗議了一會兒，但最終還是收下錢，畢竟他得嗑藥，嗑藥需要現金，必須立刻馬上拿到錢。這時，邦哈尼再回去找那個上班族。
「好了。120成交，這是你的dvd機了，是你的了。」
「但是我現在手上沒有120塊現金。」
「沒事。你先拿去，等你拿到工資，付給我140就行。」
「好的。」
於是，我們給癮君子投入了50蘭特，從上班族那賺回了140。但是邦哈尼還能看到再將其翻倍的可能。假設這個買了dvd機的人在一家鞋店工作。
「用你的員工折扣買一雙耐克大概多少錢？」邦哈尼會這麼問。
「我買一雙的話大概150。」
「好的，你不是還要給我140嗎？現在我們給你十塊，你用你的員工價幫我們買一雙耐克。」
於是這個傢伙得到了dvd機，兜裡還多了十塊錢，他覺得自己做了筆好生意。他給我帶來那雙耐克鞋，我們去東岸找到那種特別芝士的芝士男孩，對他說：「喲，兄弟，我們知道你想要那雙新喬丹鞋。店裡要賣300塊，我們200塊賣給你了。」我們賣了那雙鞋，就這樣，我們把60蘭特變成了200。
這就是街區。總有人在買，總有人在賣，倒買倒賣就是要在全程攪混水。沒有哪一步是合法的，也沒人知道這些東西是哪兒來的。那個幫我們拿到耐克鞋的傢伙，他真的有「員工優惠」嗎？你不知道。你也不問。對話只會是這樣，「嘿，看看我找到了什麼」，以及「酷，你要賣多少錢」。這是國際通用密碼。
開始我不知道這不能問。我記得有一次我們買了個類似車載音響的東西。
「但這原來是誰的？」我說。
「呃，別擔心，」其中一個人告訴我，「白人有保險的。」
「保險？」
「是啊，白人丟東西了以後，他們找保險公司賠償他們的損失，等於他們什麼也沒丟。」
「哦，好的，」我說，「聽起來不錯。」
於是，我們心裡就只會這麼想：白人丟東西之後能拿到錢，真是當白人的又一大好處。
如果你住在一個富裕安穩的世界裡，遠離犯罪，那麼你很容易對犯罪這件事帶有批判的眼光。但是街區告訴我，每個人心中對錯的觀念都不同，對於到底什麼是犯罪，以及自己能接受參與多大程度的犯罪，也有不同的定義。如果一個癮君子從超市偷了一大箱玉米片出來賣，前來購買的貧窮母親並不會覺得我買這些玉米片，是在協助並教唆犯罪呢。不，她只會想，家裡需要食物，這個人手上有玉米片，於是她就買了這些玉米片。
而我自己的母親，我那超級虔誠、遵紀守法、一直因為我違反規則而教訓我讓我學會遵紀守法的母親——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我回到家後，看到廚房裡放著一大箱速凍的漢堡肉餅的情形，足足有兩百多個肉餅，上面打著黑牛餐廳的標誌。黑牛餐廳的一個漢堡要賣至少20蘭特。
「這是什麼鬼？」我問。
「哦，我上班的地方有個傢伙賣給我的，」她說，「給我打了很低的折扣。」
「可是他從哪兒拿到的？」
「不知道。他說他認識一個人而那個人——」
「媽，他偷的。」
「我們可不知道啊。」
「我們知道。他認識的那個人能從哪兒搞來這麼多漢堡肉餅啊？路上撿的嗎？」
當然了，那晚我們吃的就是肉餅，還感謝了上帝賜予我們美食。
邦哈尼一開始對我說「我們去街區吧」的時候，我以為我們就是去那邊賣賣碟，或者在派對上做做dj。結果，我們賣碟做dj，都是為了在街區裡做小額貸款和當鋪生意積累資本。很快，後者變成了我們的事業中心。
在街區裡度過的每一天都是一樣的。我早早起床，邦哈尼來我的公寓找我，我們坐小巴去亞歷山德拉，帶著我的電腦、巨大的主機以及那個又大又重的顯示器。我們在邦哈尼家的車庫把裝置除錯好，擺出第一批cd，然後我們走到十九街和羅斯福街的交叉口吃早餐。你想要用錢生錢的時候，可得留意你在吃上的開銷。你得仔細算著，否則會把利潤吃沒了。每天早晨我們都會吃肥餅，一種基本是炸生麵糰的食物，很便宜，一塊賣五毛錢。我們會買上一堆，這樣就有足夠的熱量供我們撐到下午。
然後我們會坐在街角吃早飯。一邊吃，一邊接過路小巴司機的訂單。接著，我們會回到邦哈尼的車庫裡，聽聽音樂，舉舉重，刻碟。到了10點或11點的時候，司機們陸陸續續結束了早班。我們會帶上cd去街角，讓他們各自認領自己的碟。之後，我們就在那街角待著，隨便閒逛，見見人，看誰會路過，看這一天該怎麼過。這個人需要這個，那個人在買那個，你永遠不會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午飯時分的生意單很多。我們會在亞歷山德拉滿城跑，去各種商店和街角，和各種人做生意。我們可以免費搭小巴，因為我們會假借和小巴司機討論他們需要什麼音樂，但暗地裡就是不想給車錢。「嘿，我們來接訂單的。你一邊開車，我們一邊聊。你需要什麼？哪種音樂？你要新的麥克斯韋專輯嗎？好的，我們有新的麥克斯韋。好，一會兒聊，我們先在這下車。」然後，我們再跳上另一輛車，帶我們去接下來要去的地方。
中午的飯點過後，一般就沒什麼生意了，所以我們會在這時開始吃午飯，一般就是吃我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食物，譬如一份「笑笑」配上玉米麵。「笑笑」是羊頭。清水煮過，灑了玉米麵的羊頭。我們叫它「笑笑」，是因為當你把它上面的肉吃完後，這隻羊頭看上去就好像在碟子裡衝你笑一樣。臉頰和舌頭的肉很好吃，但是眼球很噁心，會在你的嘴裡爆開。你把一隻羊眼球放進嘴裡，咬下去，一包膿漿會在你的嘴巴里爆裂，既不脆，也沒有嚼勁兒，而且也一點兒都不入味。
吃過午飯，我們回到車庫，放鬆一會兒，小睡一會兒，接著繼續刻碟。到了下午，我們會遇見很多的媽媽們。媽媽們超愛我們，她們是我們最好的客戶。因為媽媽們要管家，一直期待能買到那種從卡車後面滑落的成箱肥皂，而且比起和癮君子打交道，她們更願意從我們手上買。和癮君子打交道並不是什麼舒心的經歷，而我們是正直、文雅的東岸男孩。我們甚至可以要更高的價格，因為我們的身份給這場交易蒙上了一層體面的光。媽媽們也很需要短期借貸，家裡的各項支出都急需現金。同樣，她們更願意和我們做交易，而不願去找那些放高利貸的黑幫。媽媽們知道，即使她們沒還上錢，我們也不會打斷任何人的腿。我們並不信奉暴力，另外我們也沒那個能力——可別忘了這一點。這個時候，邦哈尼的聰明才智又要發揮用場了，他總是清楚當一個人付不出錢的時候，可以讓他拿什麼來抵債。
比如我們曾經做了好幾筆瘋狂的交易。街區裡的媽媽們都很寶貝她們的女兒，尤其是漂亮女兒。在亞歷山德拉，很多女孩兒是被鎖在家裡的。她們會去上學，放學後直接回家，直接進屋，再也不許出門。男孩子也不許跟她們講話，甚至都不能在她們家門口徘徊——什麼都不能。有些男生總是夢想和這些鎖在家裡的女孩兒們交往：「她太美了，如果能和她在一起，我什麼都願意做。」但是他沒法和她在一起。沒有人可以。
但是這個女孩兒的媽媽可能會需要一筆貸款。一旦我們把錢借給她，在她還錢之前，她都無法把我們從她家門口趕走。我們可以經過，進去坐坐，聊聊天。那個漂亮女兒會在家裡，但她媽媽並不會說：「不許和那些男孩說話！」貸款讓我們和這位母親建立了聯絡。她會請我們去吃晚餐，而當這位母親瞭解了我們是正直、文雅的男孩後，她會同意讓我們帶她女兒參加派對，只要我們保證能把她安全送回家就行。隨後，我們再去找那個為了和這個女生見面什麼都願意做的傢伙。
「嘿，我們來做個交易吧，如果我們能把那個姑娘帶到你的派對上來，讓你和她相處相處的話，你願意出多少錢？」
「我沒錢，」他說，「但我有幾箱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