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白人逐漸從尤維爾遷出，尤維爾開始慢慢衰敗。我父親的大多數德國朋友都搬去了開普敦。何況他又見不到我，也就沒理由再待在這裡，所以他也離開了。他的離開，並沒有對我造成什麼心靈創傷，因為我完全不覺得我們會失去聯絡，再也見不到了。在我腦海裡，這件事只意味著爸爸要搬去開普敦住一段時間，無所謂的。

然後他就走了，我留下來繼續過我的生活，費勁兒地讀完高中，費勁兒地度過二十來歲的日子，最後成了一名喜劇演員。我的職業生涯上升得很快。我成了一名電臺主播，還在電視上主持一檔兒童冒險真人秀。我的名字會出現在全國所有俱樂部節目的主演名單上。儘管人生在向前，但關於父親的那個問題依然埋在我頭腦深處，而且時不時地會浮到表面。「不知道他在哪兒。他會想我嗎？他知道我在做什麼嗎？他會為我驕傲嗎？」當父母中有一人離去，剩你一人陷於未知，你會很容易腦補出一些負面的東西：「他們不在意我。」「他們好自私。」幸好，我的母親從來不會說我父親的壞話，她總是在表揚他。「你把錢管得不錯，這點兒隨你父親。」「你和你父親笑起來一樣的。」「你和你父親一樣乾淨整潔。」我心中從不會覺得怨恨，因為她讓我知道，父親的離開是因為環境遭遇，並非他不愛我。她總是給我講她從醫院回來那天的情形，我父親一直問她：「我的孩子呢？我希望我的生活裡有那個孩子。」母親對我說：「永遠不要忘記，他選擇了你。」所以，當我24歲的時候，母親才敦促著我去尋找父親。

因為我的父親太注重隱私，要找到他很不容易。我們沒有他的地址。電話簿上也找不到他的名字。我開始聯絡以前認識我父親的人，那些住在約翰內斯堡的德國移民。我得知一個女人曾經和我父親的某個朋友約過會，而這個朋友認識的某個人知道我父親的上一個住址。但最後，我還是一無所獲。後來，我媽媽建議我去找瑞士大使館。「他們肯定知道他在哪兒，因為他總要和大使館保持聯絡。」

我給瑞士大使館寫了一封信，詢問我父親的去向，但是由於我的出生證上沒有我父親的名字，所以我無法證明我父親是我父親。大使館的人給我回信說，他們無法給我提供任何資訊，因為他們不知道我是誰。我開始給他們打電話，但是他們依然迴避我的請求。他們說：「孩子，我們無法幫助你。我們是瑞士大使館，你是不瞭解瑞士人嗎？我們以審慎的態度聞名。我們的長處就是保密。我們就是幹這個的，你不太走運。」我持續騷擾他們，最終他們做出了讓步，「好吧，我們會收下你的信，如果真有像你描述的這樣一個人存在，我們也許會把你的信轉交給他。如果沒有這個人，我們也許就不轉交了。聽天由命吧。」

幾個月後，我的郵箱裡收到一封信。「很高興收到你的訊息。你過得好嗎？愛你，爸爸。」他給了我他在開普敦的地址，一個叫坎普斯灣的地方。又過了幾個月，我去那裡看望了他。

我永遠忘不了那天。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詭異的一天，我要去見一個我認識卻又幾乎不認識的人。關於他的記憶已經變得很模糊了。我努力去回憶他說話的樣子，笑起來的樣子，他有著怎樣的脾氣。我把車停在他住的那條街上，開始沿著路往前走，按照地址尋找他的家。坎普斯灣住了很多半退休的白人老頭。我走在路上的時候，這些白人老頭會迎面向我走來，和我擦身而過。那時我的父親已經快70歲了，我很害怕自己早就忘了他長什麼樣。看著每一個從我身邊經過的白人老頭，我心裡都會閃過一個疑問，你是我爸爸嗎？我簡直是在檢閱這個濱海退休社群的每一個白人老頭。最後，我找到了他的地址，按響門鈴，在他開門的那一瞬間，我就認出了他。嘿！是你。我心裡想著。當然是你。你是那個人，我認識你。

我們從中斷的地方立刻重新建立了聯絡，他對待我的方式和對待當年那個13歲的小男孩的方式一模一樣。我的父親是個保持一貫習慣的人，這次也不例外。「好的，我們該幹什麼了？我給你準備了你最愛吃的土豆羅斯蒂、雪碧和焦糖奶凍。」幸好我的口味和13歲時沒有太大差別，我立刻大口吃了起來。

我在吃的時候，他起身去拿了一個夾子過來，是一本超大的相簿。他把它放到桌上，一邊攤開一邊說：「我一直在關注著你。」這是一本剪貼簿，裡面有我做過的所有事情，報紙上每次提到我的名字，雜誌上每次出現我的訊息，哪怕是一條微不足道的俱樂部節目清單，從我職業生涯開始的那天直到這周的訊息，全在裡面。他帶著我翻看，臉上露出大大的微笑，指著標題：「特雷弗·諾亞將會於週六在藍屋俱樂部登臺。」或者：「特雷弗·諾亞主持了新節目。」

我感到身體內的感情洶湧。我需要使勁控制住自己不哭出來。我這十年裡的生活缺憾，好像在一瞬間被填滿了，好像父親只離開了我一天。多年以來，我內心有那麼多的疑問。他會想我嗎？他知道我在做什麼嗎？他為我驕傲嗎？但事實是，他一直陪著我。他一直在為我驕傲。因為環境讓我們分開了，但他沒有一天不是我的父親。

那天我走出我父親的房子時，感覺自己長高了一英寸似的。這次的探望，讓我更確信是他選擇了我。他選擇了讓我存在於他的生活之中。他選擇了回覆我的信。我是被需要的。你能給予另一個人的最大的禮物，就是選擇他。

我們重新聯絡上後，我有一種強烈的願望，想要彌補我們錯失的這些年。我想出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採訪他。很快我就發現這是個錯誤。採訪可以給你事實和資訊，但是我真正想要的並不是事實和資訊。我想要的是一段關係，而採訪不是關係。關係是建立在沉默上的。你和別人共度一段時間，你望著他們，和他們接觸，然後開始瞭解他們——然而種族隔離讓我們缺失了這個部分，也就是時間。你無法用採訪來彌補上這段缺損的時間，但我得靠自己想明白這件事。

我要去和父親住幾天，為此我確定了任務目標：這個週末我要儘可能瞭解我的父親。我一到他家就開始用一連串的問題轟炸他：「你從哪兒來？你在哪兒上的學？為什麼你要做這個？你是怎麼做那個的？」他顯然有些生氣。

「這是在幹嗎？」他說，「你為什麼要審問我？現在我們這是在幹嗎？」

「我想了解你。」

「這是你平時瞭解別人的方法嗎，用審問的方式？」

「呃……其實不是。」

「所以你都怎麼去了解別人？」

「不知道。可能，通過和他們相處吧。」

「好的。那你和我相處看看。看你能發現什麼。」

於是我們一起共度了一個週末。我們一起吃晚餐，談論政治。我們看了一級方程式賽車，談論體育。我們一起安靜地坐在後院，聽貓王的舊唱片。在這期間，他一個字也沒有談他自己。等我收拾好準備離開的時候，他走過來，在我面前坐下。

「所以，」他說，「在我們這段相處的時間裡，你覺得你都瞭解到父親的什麼了？」

「什麼也沒了解到。我只知道你特別注重隱私。」

「看，你已經開始瞭解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