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下午，我和表兄玩遊戲。我假裝醫生，他們假裝病人。我用火柴來檢查布勒瓦的耳朵，結果不小心刺穿了他的耳膜。天崩地裂。我外婆從廚房跑過來。「kwenzekantoni?」——發生什麼了？我表兄的耳朵在流血。我們都在大哭。外婆處理了一下布勒瓦的耳朵，把血止住了。但我們還在哭。很顯然，我們心裡清楚自己幹了一件不該乾的事，要被懲罰了。外婆處理完布勒瓦的耳朵後，抽出一根皮帶，狠狠揍了布勒瓦一頓。然後她又揍了穆隆格斯一頓。但是卻沒碰我一下。

那晚我媽下班回來，發現我表兄的耳朵上纏著繃帶，而外婆則伏在廚房桌子上哭。

「怎麼了？」我媽問道。

「啊，努拜伊賽羅，」外婆回道，「特雷弗太淘氣了。他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淘氣的小孩。」

「那你揍他呀。」

「我不能揍他。」

「為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打白人小孩，」她說，「黑人小孩，我知道怎麼打。你打了，他們還是黑的。但是特雷弗的話，你打他，他就青一塊紫一塊黃一塊紅一塊的。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我害怕會把他打壞了。我可不想失手殺死一個白人。我好害怕。我不能碰他。」她確實從來沒碰過我一下。

我外婆對待我，好像我是個白人一樣。我外公也是，不過他更極端。他叫我「主人」。坐車的時候，他會堅持讓我坐後面，好像他是我的司機。「主人要坐在後座。」我從來不反駁他，我能怎麼說？「姥爺，我覺得你對膚色的看法有問題。」我不會這麼說。我只有五歲，我坐車後座。

在黑人家庭裡當「白人」，可以獲得很多特權，我想假裝沒有都不行。那段日子特別開心。家裡對我的態度和美國司法系統的邏輯差不多：比起黑人小孩，我受到的待遇明顯更寬容。犯了同樣的錯，我的表兄可能會捱揍，但我最多被警告一下，就沒事了。可是，我比表兄們淘氣太多了，簡直沒法比。如果什麼東西打碎了，或者有人偷了外婆的餅乾，那一定都是我。我就是麻煩精。

我媽是我唯一畏懼的力量。她相信不打不成器。但總有其他人在一邊幫腔：「不，他不一樣。」然後她就會放過我。在這樣的環境里長大，我完全瞭解白人在這種充滿特權的系統裡可以過得多麼舒適。我知道我的表兄會因為我乾的錯事而捱揍。但我並不想改變外婆的想法，因為那就意味著我也會捱揍了。為什麼要那樣？會讓我感覺好受些？捱揍並不好受。我得做出選擇。一邊是我在家裡進行種族平權運動，一邊是我可以隨便拿外婆的餅乾吃。我選擇吃餅乾。

小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我享受的特權和膚色有關。我以為那只是因為我是特雷弗。並不是說「特雷弗不捱打，因為他是白人」，而是「特雷弗不捱打，因為他是特雷弗」。特雷弗不能出門。沒人看著特雷弗，特雷弗就不能散步。這都只是因為我是我，所以才會這樣。我也沒有其他的參考物件。身邊沒有其他混血兒可以比對，我也沒法判斷說：「哦，原來我們都會受到這樣的待遇。」

索韋託有約一百萬人口。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黑人——另外一個是我。我在左鄰右里間很出名，就因為我的膚色。我太特別了，人們甚至會用我來當地標指路：「就馬克哈里瑪街上的那個房子。轉角處你會看到一個淺皮膚的小男孩。在那兒右轉。」

街上的小孩看到我就會喊「indodayomlungu!」——那個白人！他們中有些人會跑掉。有些人則會叫他們的父母出來看我。還有些人會跑過來摸我，看我是不是真的。簡直亂七八糟。我當時並不懂，其他孩子其實不知道白人是什麼樣的。黑人孩子從來不離開小鎮，也沒幾戶人家有電視。他們偶爾會看到白人警察在巡邏，但是他們從未和哪個白人面對面接觸過。

如果我去參加葬禮，一進門，亡者家屬都會停下，抬頭看我。他們會開始交頭接耳，跟我招手，說：「哦！」就好像比起家人的去世，他們對我出現在葬禮現場這件事，感覺更驚訝。我想，人們可能會因為一個白人蒞臨現場，而覺得死者好像變重要了一些。

葬禮和教會儀式之後，來憑弔的人會去辦葬禮的人家吃飯。可能會來一百多個人，你得餵飽他們。一般情況是，要宰一頭牛，左鄰右里都會過來幫你烹煮。鄰居和熟人會在院子和街道上吃，家人在屋裡吃。但我去參加的每一場葬禮，我都是在屋裡吃的。不管我們認不認識那家人，他們看到我之後，都會讓我到屋裡來。「awunakuvumelaumntanawomlunguamengaphandle.yizanayeaphangaphakathi」——你可不能讓白人小孩站在外頭。快帶他進來。

作為小孩，我知道人們的膚色不同，但是在我腦海中，白色、黑色、棕色的膚色和不同口味的巧克力差不多。爸爸是白巧克力，媽媽是黑巧克力，而我是牛奶巧克力。但我們都是巧克力。我不知道這和「種族」有什麼關係，我也不知道什麼是種族。我媽媽從來不會說我爸是白人，或我是混血兒。儘管我只是淡棕色，但總有其他索韋託的小孩叫我「白人」，而我則覺得他們搞錯了顏色，就好像是理解上出了偏差。「啊，對啦，朋友，你把淺綠色和綠松石色搞混啦。我能理解你為什麼搞混。你不是第一個犯這個錯的人。」

很快，我就發現了填補種族裂隙最快的方式，是說相同的語言。索韋託是個大熔爐。人們來自不同的部落和家鄉。鎮上的大多數小孩都只會說自己的家鄉話，但是我學會了各種不同的語言，因為我的生長環境讓我不得不學。我媽媽確保我的第一語言是英語。如果你是一名生在南非的黑人，英語會助你一臂之力。英語是和錢有關的語言。懂英語等於高智商。如果你要找工作，會不會說英語可以決定你是被僱用還是繼續失業。如果你在受審，會不會說英語可以決定你是可以交點兒罰金了事，還是去坐牢。

除英語之外，我們在家裡會說科薩語。我媽一生氣，就開始飆母語。作為一個調皮的小孩，我很會說科薩語的髒話。那些是我最早學會的句子，主要是為了我自身的安全，譬如「ndizakubethaentloko」——我要打爆你的頭，以及「sidengendinisomntwana.「——你這個傻子。嗯，這是一種非常特別充滿激情的語言。除了這些，我媽還從各處學了不少語言。她學了祖魯語，因為祖魯語和科薩語很像。她也會說德語，因為我父親的緣故。她會說南非荷蘭語，因為會說殖民者的語言還是很有用的。她的梭託語則是在街頭學會的。

和我媽在一起，我見識到了她怎麼運用語言來跨越種族界限、處理難題、闖蕩世界。有一次我們去商店，店主當著我們的面，用南非荷蘭語對保安說：「volgdaaiswartes,netnousteelhulleiets.」——跟著這些黑人，以防他們偷東西。

我媽媽轉過身，用流暢的南非荷蘭語說道：「hoekomvolgjyniedaaiswartessodatjyhullekanhelpkrywaarnahullesoeknie?」——為什麼不跟著這些黑人，以防他們要買什麼東西找不到，這樣你就可以幫他們服務了？

「ag,jammer!」——啊，對不起！他用南非荷蘭語道歉。搞笑的是，他不是在為自己的種族歧視行為道歉，而是在為他把種族歧視用在了我們身上道歉。「對不起啊，我以為你們和那些黑人一樣。你知道他們多喜歡偷東西。」

我學會了像我媽那樣使用語言。我可以同步轉播——用你的口音跟你交流。走在路上，我經常會招來懷疑的目光。他們會問我：「你哪兒來的？」不論他們用哪種語言問我，我都會用同樣的語言回覆他們，並且使用同樣的口音。他們臉上會出現一瞬間的迷惑，然後那種懷疑的神情就消失了。「哦，好吧，我以為你是外地人。沒事了。」

這簡直成了我受用終生的工具。有一次，我一個人走在街上，一群祖魯人在後面跟著我，離我越來越近，我們聽到他們在討論怎麼搶劫我。「asibambelendodayomlungu.iyangakwesokunxelesakheminangizoqhamukangemuvakwakhe.」——咱們對這個白人下手吧。你去他左邊，我到他後面。我不知道怎麼辦。我跑不掉了，於是迅速轉身，對他們說：「kodwabafwethuyinganisingavelesibambeumuntuinkunzi?ngikulindele.」——喲，夥計們，我們幹嗎不一起去搶別人呢？我準備好了，咱們一起幹吧。

在那一瞬間，他們大驚失色，然後開始哈哈大笑。「不好意思啊，夥計，我們以為你是別人。我們不想從你這兒拿什麼。我們是準備去搶白人東西的。祝你開心啊，朋友。」他們本來是打算傷害我的，但發現我可能和他們同屬一個部落後，就沒事了。這樣的事以及其他類似的小事，都讓我意識到，比起膚色，語言更能決定你是誰。

我成了一個變色龍。我的膚色不變，但我能改變你眼中的我的膚色。如果你對我說祖魯語，我就回你祖魯語。如果你對我說茨瓦納語，我就回你茨瓦納語。也許我和你長得不一樣，但我們講的話一樣，我就和你是一夥的。

在種族隔離制度行將終結的時候，南非的一些精英私立學校開始接收不同膚色的學生。我媽上班的公司給貧困家庭的孩子準備了助學金和獎學金，於是她便把我弄進了瑪麗威爾學院，一所很貴的私立天主教學校。這裡由修女授課。週五做彌撒。教會學校那一整套東西都很全面。從三歲開始，我就在那裡讀學前班，從五歲開始上小學。

我的班裡有各種各樣的孩子。黑人小孩、白人小孩、印度小孩、有色人種小孩。大多數的白人小孩家裡都比較富裕，其他膚色的小孩一般都比較窮，但因為有獎學金，我們都坐在同樣的桌子前，都穿著一樣的褐紅色夾克、灰色的褲子或裙子，用著一樣的書，有一樣的老師。在這裡沒有種族的區隔，每個小團體都包含各種膚色的孩子。

當然，小孩子之間還是會相互取笑和相互欺負，但都是因為一些幼稚的事，比如因為誰胖誰瘦、誰高誰矮、誰聰明誰笨。我不記得有任何人會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嘲笑。我也不知道應該喜歡誰、不該喜歡誰。那裡有廣闊的空間讓我盡情探索內心的悸動。我暗戀過白人女孩，也暗戀過黑人女孩。沒人問我我是什麼人。我就是特雷弗。

那是一段很棒的經歷。但從另一方面看，它也讓我遠離了現實。瑪麗威爾是一塊現實沙漠中的綠洲，一個非常舒適的地方，我在那裡不需要做什麼困難的抉擇，但在現實中，種族歧視依然存在，人們依然會因此受傷。僅僅因為它沒有發生在你身上，並不意味著它就不存在。在某一個時刻，你必須要做出選擇，黑人還是白人，你得站個隊。你可以試著逃避，你可以說：「哦，我不站隊的。」但在某個時刻，生活會強迫你站隊。

六年級末，我離開了瑪麗威爾，去傑克小學上學，這是一所公立學校。入學前我得做一個能力摸底測驗，根據測驗結果，學校輔導員告訴我：「你被分到了優等班，甲班。」入學那天，我走進教室，發現裡面有大概30個同學，幾乎全是白人，只混了一個印度小孩和一兩個黑人小孩，然後就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