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類逐漸‘成熟’，在審視自我和他人時以及表達時變得更加坦率，傳記和自傳將取代小說，成為研究和討論人物的材料。」

——韋爾斯《自傳裡的實驗》（experimentinautobiography，1934）

「如今，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本書，這本書是回憶錄，而不是小說。」

——馬丁·艾米斯《經驗：一部回憶錄》（experience:amemoir，2000）

「沒有什麼事會因為太小或太不重要而不值得寫。」

——莫琳·默多克《不可靠的真相：關於回憶錄與記憶》（unreliabletruth:ofmemoirandmemory，2003）

就像美國社會的許多其他事情一樣，自傳在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失控。和一個多世紀前的情況相同，最突出的還是非裔美國人的回憶錄。此時，他們寫的不再是做奴隸的經歷，而是自己在社會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這是一個有力的主題，這些作者的能量（或者說憤怒）為自傳體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1964年的先驅之作當數喜劇演員、活動家迪克·格雷戈裡的《黑鬼》（nigger）。格雷戈裡在這本書的開頭就尖刻地描述了父親毒打母親和自己的情形，比20世紀50年代的名人回憶錄更加坦率。（格雷戈裡還在獻詞裡對這個帶有挑釁的書名進行了解釋：「親愛的媽媽，不管在哪兒，只要你聽到‘黑鬼’這個詞，請記住，這都是在為我的書做宣傳。」）一年後，《馬爾科姆·x自傳》面世，這本書講述了幾個月前剛剛遇刺的黑人穆斯林領袖馬爾科姆·x的故事，是他本人「在亞歷克斯·哈里（後來因創作《根》［roots］而聞名）的幫助下」寫的。這本書的開場白是：「我母親後來告訴我，我還在她肚子裡的時候，有天晚上，一群戴頭巾的3k黨騎兵衝進了我們位於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的家裡。」在美國自傳的歷史上，這句話引出的那個人物足以與本傑明·富蘭克林、亨利·亞當斯、海倫·凱勒和瑪麗·安廷平起平坐。馬爾科姆·x的原名是馬爾科姆·利特爾，在這本書中他其實還致敬了年代更久遠的約翰·班揚和靈性自傳的傳統。他13歲時，父親死於一場疑點重重的事故，母親患上了精神病，他發現自己迷失在社會邊緣。因為他頭髮的顏色，人們稱他為「底特律紅」。他輾轉於各個城市，販賣毒品、拉皮條、賭博、偷竊。與很多這類的書一樣，比起伊斯蘭教信仰對他的救贖，以及他後來與穆斯林領袖的決裂，關於罪惡的記述更引人注目，也更令人記憶深刻。這本書的最後幾頁有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力量，就好像馬爾科姆·x在墳墓裡說話一樣。他這樣寫道：「不管怎樣，如今，我每一天都活得像是已經死了一樣。讓我說說我希望你們做的事吧。等我死了——我這麼說，是因為我並不打算活得太久，久到看到這本書的完成——我想讓你們見證一下，我有沒有說錯：在我死後，白人在媒體報道中，會說我‘令人憎惡’。」

上面說的迪克·格雷戈裡是喜劇演員，馬爾科姆·x是被載入史冊的人物。其實，在文學意義上，更具影響力的可能是接下來的幾年裡出版的出自「普通人」之手的四部作品：克勞德·布朗的《應許之地的兒子》（manchildinthepromisedland，1965）、皮瑞·托馬斯的《到窮街陋巷去》（downthesemeanstreets，1967）、安妮·穆迪的《在密西西比河長大成人》（comingofageinmississippi，1968）和瑪雅·安吉羅的《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1969）。克勞德·布朗在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的哈萊姆長大，他不僅混幫派，還做偷雞摸狗的事。在少年管教所裡，他和他的導師恩斯特·帕帕內克走得很近。在帕帕內克的鼓勵下，他考入了霍華德大學，還為政治雜誌《異議》寫了一篇關於哈萊姆的文章。這吸引了克里爾出版社的一位編輯的注意，他邀請布朗寫自傳，報酬2000美元。遺憾的是，不久後，麥克米倫出版公司收購了克里爾出版社，原本指派給布朗的編輯也離職了。1964年，麥克米倫公司聘用了年輕的編輯艾倫·林茲勒，林茲勒後來回憶說：「他們給了我一間小小的辦公室，辦公桌下面有一個硬紙板箱。」那個箱子裡放的就是布朗長達1500頁的文稿。林茲勒說：「我翻閱了前面的幾頁，發現這是一部具有開創性的、振奮人心的作品。」他和布朗一起把文稿刪改到了合適的長度，然後想出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書名。這本書一齣版就引起巨大轟動，它有著現實主義風格，語言有力，並且傳達了一種理念——一個年輕人在哈萊姆街頭長大的故事，也可以成為寫自傳的素材。記者湯姆·沃爾夫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寫道：「與克勞德·布朗的作品相比，詹姆斯·鮑德溫和其他文壇泰斗筆下文字的華麗就如同從多倫多去拜訪窮人的道德重整運動。」《應許之地的兒子》很快就登上了暢銷榜，在麥克米倫出版的所有作品中，銷量僅次於《飄》（gonewiththewind）。

布朗的成功為皮瑞·托馬斯（波多黎各黑人，也講述了他在哈萊姆度過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安妮·穆迪（在南方鄉村長大，60年代初積極地參與了民權運動）和安吉羅鋪平了道路。安吉羅是舞者、演員、教師、記者和活動家，過著一種在託妮·莫里森的小說裡才有的生活。她寫回憶錄是因為，1968年的一天，她和其他幾個人在漫畫家朱爾斯·費弗的家裡談到了各自的童年，第二天，費弗的妻子朱迪打電話給蘭登書屋的編輯羅伯特·盧米斯，告訴他一定要讓安吉羅寫本書。盧米斯去問安吉羅是否願意，她拒絕了；但在後來的一次談話中，盧米斯對她說：「幸好你拒絕了，因為把自傳寫成真正的文學幾乎是不可能的。」他這樣一說，安吉羅反而答應試試看了。《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講述了一個充滿戲劇性的故事，用詞新穎，引人注目，自出版以來一直在加印中。故事從安吉羅3歲時講起，她的父母離了婚，她和哥哥一起被送到了祖母家，她的祖母在阿肯色州斯坦普斯經營一家雜貨店。幾年後，孩子們回到了在聖路易斯的母親身邊，安吉羅卻被母親的男友姦汙了。她變得沉默寡言，「我覺得如果說了話，我的嘴巴就會隨便吐出一些害死人的東西，所以我還是不要說話了」。接下來的五年裡，她一言不發。在這本書的結尾，她搬到了舊金山，成了該市第一位黑人女性電車售票員，懷孕生子，當了未婚媽媽，而那時她只有17歲——也就是說，接下來她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在回憶錄裡寫。

這些作品其實是把自傳的兩種傳統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很快就會流行的新風格。其中第一種傳統此前主要出現在不列顛群島和歐洲大陸，遵循著埃德蒙·戈斯1907年的《父與子》的風格，比如馬克西姆·高爾基、埃德溫·繆爾、安德烈·紀德和哈德森等人的作品，寫的是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通常以類似小說的形式呈現，包含對場景、對話和人物的描寫。評論家理查德·n.科談到他自己的此類作品《當草更高時》的時候，把這種傳統命名為「童年」傳統。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黑人作家把這個傳統運用到了窮街陋巷上。1967年，年輕的美國白人作家威利·莫里斯和弗蘭克·康羅伊也跟隨他們的步伐（不知是否有意如此），以自傳而非小說的形式，分別寫出了自己的處女作《朝北歸家》（northtowardhome）和《停止時光》（stop-time）。1970年，評論家保羅·福塞爾說：「二十年前，弗蘭克·康羅伊的《停止時光》本可以偽裝成他的第一部小說出版，但它坦率地作為回憶錄面世了。」

在20世紀60年代，不論是布朗、托馬斯、穆迪和安吉羅，還是馬爾科姆·x和迪克·格雷戈裡，都在挖掘特殊的寫作素材，從而推出關於創傷的回憶錄。這也正是第二種傳統，儘管遵循這種傳統的作品並不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奴隸敘事，最近的例子則是一戰回憶錄。從愷撒時代開始，回顧戰爭一直是將軍的專屬領域，但是，一戰中令人震驚的死亡和毀滅，以及眾多有讀寫能力的參戰者，讓這場戰爭產生了英勇不屈計程車兵回憶錄。不過，這種寫作形式過了些年才被接受。1919年，英國作家赫伯特·裡德寫了一本關於戰爭的回憶錄，內容精練，語言樸實，但沒有出版商願意買下。裡德後來說，出版商對任何「灰暗的東西」都不感興趣。那時，只有在威爾弗雷德·歐文、魯佩特·布魯克、艾薩克·羅森伯格、齊格菲·沙遜和羅伯特·格雷夫斯的詩句中，才能看到不加粉飾的第一人稱敘事。到了1925年，裡德的這本《撤退》（retreat）才漸漸被接受，在它之後又有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回憶錄出版，集中講述了戰爭的荒謬和恐怖，比如埃德蒙·布倫登的《戰爭的迴音》（undertonesofwar，1928）、格雷夫斯的《告別那一切》（good-byetoallthat，1929）、沙遜的《步兵軍官的回憶錄》（memoirsofaninfantryofficer，1930）、伯雷奇的《戰爭就是戰爭》（wariswar，1931）、蓋伊·查普曼的《充滿激情的揮霍》（apassionateprodigality，1932）和維拉·布瑞頓的《青春做證》（testamentofyouth，1933）。維拉·布瑞頓曾在倫敦、馬耳他和法國當過志願援助隊的護士。在德國，能和這些回憶錄相提並論的是恩斯特·容格的《鋼鐵風暴》（stormofsteel）。

有趣的是，到了二戰時，還產生了一小批值得注意的回憶錄，它們大多出自英國作家之手，關注的是遙遠的、令人恐懼又充滿戲劇性的太平洋戰爭，其中包括理查德·希拉里講述他飛行員經歷的《最後的敵人》（thelastenemy），喬治·麥克唐納·弗雷澤和約翰·馬斯特斯的關於緬甸的回憶錄《在這裡駐紮安全》（quarteredsafeouthere）和《經過曼德勒的路》（theroadpastmandalay），以及美國人尤金·b.斯萊奇關於沖繩的回憶錄《與老兵在一起的日子》（withtheoldbreed）。

二戰中最駭人的事件，可能也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駭人的事件，就是納粹的大屠殺。在戰爭剛結束的那些年，湧現了一大批倖存者回憶錄。據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統計，1945年至1949年，有75部此類回憶錄以各種語言出版，其中意第緒語回憶錄有15部，希伯來語有13部，波蘭語有12部。

在上面所說的這75部回憶錄中，有兩部後來被翻譯成英語，在全世界獲得好評。從1942年起，維也納精神病學家維克特·弗蘭克先後被關進了四個不同的集中營。1945年，弗蘭克重獲自由後，用九天的時間把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寫了下來。他本來堅持匿名出版這本書，但在最後一刻，他聽從了朋友的建議，加上了自己的名字。這本書的德語初版書名是《無論如何，對生命說「是」：一個心理學家在集中營的經歷》（諷刺的是，書名中的這種句式本來還算深刻，但後來成了20世紀末最乏味的陳詞濫調）。弗蘭克從未想過獲取榮耀，也沒有把自己當成一個「見證人」，他只是在幾年後寫道：「我想用一個具體的例子告訴讀者，在任何情況下，生命都有其潛在的意義，就算身處絕境，也是如此。」1959年，這本書的英文版《活出生命的意義》（man’ssearchformeaning）面世，還增加了對弗蘭克的「意義療法」的概述。到了2006年，這本書已經被翻譯成了二十一種語言，總銷量超過了1200萬冊。

義大利猶太化學家普里莫·萊維於1943年12月被法西斯民兵逮捕，不久之後被送入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那裡待了11個月。和弗蘭克一樣，他覺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用了幾個月迅速地完成了文稿。萊維晚年回憶道：「當時許多大出版社都拒絕了那份文稿。直到1948年，才有一家小出版社同意初版它，他們只印了2500冊（書名是《這是不是個人》［ifthisisaman］），然後就將它擱置了。因此，我的第一本書多年來都無人問津。這可能是因為當時整個歐洲都處於悲傷和重建的艱難時期，戰爭才剛剛結束，人們還不願回憶那些痛苦歲月。」1958年，該書在義大利出版，書名是《奧斯維辛生還錄》，而英文版於1959年面世，此時，它被公認為一部經典之作，萊維也被推崇為大作家。1963年，他創作了第二本回憶錄《休止》（thetruce），這本書講述了他從奧斯維辛集中營返回義大利的旅程。在1987年逝世之前，萊維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不論是散文、詩歌還是小說）中回憶集中營裡的往事，他的代表作是《元素週期表》（theperiodictable），這部作品融合了回憶、深刻的思考和堪比小說的語言與形式。

戰爭剛剛結束的那段時間裡，在紐約和倫敦有一些第一人稱作品出版，並且值得一提，比如1945年瑪麗·伯格的《華沙猶太區日記》（warsawghetto:adiary）和萊昂·薩雷特的《「e」實驗：來自滅絕實驗室的報告》（experiment「e」:areportfromanexterminationlaboratory），1947年阿爾伯特·曼納斯的《比克瑙（奧斯維辛二號營）：72,000名希臘猶太人是如何死去的》（birkenau［auschwitzii］-how72,000greekjewsperished）和塞韋利納·斯馬格利斯卡的《煙霧籠罩比克瑙》（smokeoverbirkenau），以及1948年艾拉·林根·賴納的《恐懼的囚徒》（prisonersoffear）和吉塞拉·佩爾的《我曾是奧斯維辛的一名醫生》（iwasadoctorinauschwitz）。但美國大眾沒能深入瞭解這些書。在上述作品中，只有瑪麗·伯格的作品得到了《紐約時報》的（正面的）評論，這個十幾歲的女孩在書中記錄了她在華沙的生活和納粹的殘酷剝削；《「e」實驗》是萊昂·薩雷特對自己在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度過的8個月的第一手敘述，但《紐約時報》上只有一篇介紹新書的文章提到了它；其他作品甚至從沒有在《紐約時報》上出現過。

畢竟戰爭才剛結束，這樣的回憶錄相對較少也不奇怪。埃利·威塞爾是個土生土長的羅馬尼亞人，十幾歲時在集中營裡有一段可怕的經歷，後來他成了廣為人知的大屠殺回憶錄作家。威塞爾解釋說：「我知道倖存者承擔著證人的角色，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做。我缺乏經驗，也缺乏一個清晰的框架。我不相信技巧和套路。是和盤托出，還是緘口不言？是高喊，還是低語？是把重點放在那些逝去的人身上，還是他們的後代身上？如何描述那些不可描述的事？如何節制地再現人類的墮落和眾神的黯然失色？最後，如何才能確認，把話說出口後，不會扭曲和背叛本想表達的意義？我的苦惱如此沉重，以至於我立下了一個宣言：至少十年不發聲，不觸及那些關鍵的內容。」

十年後，威塞爾開始發聲，從此再未停止。當時他是一名自由記者，在去往巴西的船上開始了第一本書的創作。據他後來在回憶錄《百川歸海》（alltheriversruntothesea）中所述，他興奮地寫著，行程結束時，他已經完成了862頁的書稿，並將其命名為《而世界依然緘默》（andtheworldremainedsilent）。就在那艘船上，他遇到了一位巴西出版商，這位出版商把這本書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出版。1958年，這本書縮減後的法語版在巴黎出版，改名為《夜》（lanuit），威塞爾的朋友弗朗索瓦·莫里亞克為他寫了引言，並鼓勵他創作和出版回憶錄。

威塞爾在美國的代理人喬治斯·博哈特把法語書稿寄給紐約各出版社，有十五家出版社拒絕了他。2008年，博哈特告訴《紐約時報》：「那時沒有誰真的樂意談論大屠殺的事。」斯克里布納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在信中的說法很有代表性：「就像你說的，這是一部駭人又感人的作品，我也希望這就是斯克里布納出版社想要的東西。然而，我們仍在疑慮，拋開莫里亞克絕妙的引言不談，美國市場對其餘內容到底會有多大興趣。」最終，1960年，希爾與王出版社的亞瑟·王以1000美元買下了這本書的版權。威塞爾的《夜》果敢地描述了他的駭人經歷，語言簡潔、富有詩意，引人入勝。這本書頗受好評，儘管在接下來的18個月裡，它只賣出了1046冊，但這不影響它的價值。它在眾多崇拜者的手中傳遞，最終被收進了許多中學和大學的閱讀書單。1986年，威塞爾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這部作品又得到了進一步的宣傳。到2006年初，《夜》在美國總共賣出了約600萬冊，還被翻譯成了三十種語言。2006年1月，奧普拉·溫弗瑞選擇了《夜》作為她的讀書俱樂部的推薦書目，威塞爾的妻子瑪麗安重新翻譯了這本書。新版的100萬冊平裝本和15萬冊精裝本的封面上都帶有奧普拉的標記，不到一個月，《夜》就登上了《紐約時報》非虛構類平裝本暢銷榜的首位。它在榜單上待了80周，在此期間賣出了300萬冊。

嚴格說來，最有名、擁有最多讀者的大屠殺回憶錄，其實既不屬於回憶錄，也與大屠殺無關。它可以算是《夜》的姊妹篇，作者是荷蘭女孩安妮·弗蘭克，她比威塞爾小一歲。1942年，安妮·弗蘭克13歲時，納粹佔領了阿姆斯特丹。沒過多久，安妮一家就被迫躲進了一幢辦公樓的頂層。安妮開始寫日記，一直寫了25個月，直到1944年全家被抓進集中營。1945年，安妮在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裡因斑疹傷寒去世。全家唯一的倖存者是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一位朋友儲存了安妮的日記，並在戰爭結束後，把日記交給了奧托。1947年，日記在荷蘭出版，1952年又分別在英國和美國出版（埃莉諾·羅斯福給它寫了引言），書名為《安妮·弗蘭克：一個年輕女孩的日記》（annefrank:thediaryofayounggirl）。這本暢銷書1955年被改編成戲劇，1959年被改編成電影，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迄今為止，它被翻譯成了數十種語言，賣出了數百萬冊。在讓全世界認識大屠殺的過程中，這本日記起到了幾乎無法取代的作用。書裡沒有安妮一家遭到虐待或骨肉分離的內容，只是在結尾的最後幾行（不帶感情色彩地）說出了安妮的命運：「1945年3月，即荷蘭解放的兩個月前，安妮死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在1952年以及之後的許多年裡，這種殘酷都讓讀者難以接受。這本書既沒有掩飾，也沒有太多委婉，毫無畏懼，充滿力量。它之所以充滿力量，很大的原因是，它呈現了出版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戲劇性反諷——讀者已經知道了故事的結局，但書中的人物並不知道。安妮聰慧敏感、口舌伶俐，但她也是個普通的十幾歲的女孩，有和別的孩子一樣的煩惱和憂慮，比如她迷上了和她躲在一起的那個男孩。她對外界事件的一無所知，以及她最終的命運，都讓閣樓上的一切看起來無比辛酸。

20世紀60年代末的非裔美國人自傳和大屠殺回憶錄都是「記錄」，是某位倖存者對一個民族所受不公的證言。鑑於這兩種型別作品的成功，個體受害者（和群體受害者相對）可能會模仿創作這樣的作品。以前，人們把自己的創傷寫成故事，投給專門幫助作者自費出版的出版社，匿名或以小說的形式將其出版；而此時，人們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版回憶錄，並寫上自己的真實姓名。有趣的是，這樣的作品在20世紀中後期大量湧現，作者大多是十八線名人，或者是雖然傑出但名氣一般的人。其中有一些作品值得注意：馬克·馮內果的《伊甸園快車》（theedenexpress，1975），馮內果的父親是一位小說家，這本書是他對精神分裂症的記述；珀西·克瑙特的《地獄的季節》（seasoninhell，1975），寫的是一位資深記者和自殺式憂鬱症的鬥爭；電視新聞記者貝蒂·羅林的《你首先哀哭》（first,youcry，1976），講述了自己患乳腺癌的經歷。此外還有布魯克·海沃德的《失控》（haywire，1977）。布魯克是電影明星瑪格麗特·蘇利文和經紀人利蘭·海沃德的女兒。23歲時，她這樣對一個朋友總結自己的人生：「我的父親結了五次婚，母親自殺身亡，姐姐也自殺身亡，哥哥則一直住在精神病院裡。而我才23歲，就已經是帶著兩個孩子的離異母親了。」《失控》由著名的諾夫出版社出版，得到了評論界和大眾的一致好評，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停留了16周。前第一夫人貝蒂·福特則在《我生命中的時光》（thetimesofmylife，1978）中講述了她對酒精和止痛劑上癮的事。瓊·克勞馥的女兒克莉絲汀寫了《親愛的媽咪》（mommiedearest，1978），平·克勞斯貝的兒子寫了《活得更像我》（goingmyownway，1983），這兩本書都描述了被自己有名的（且已故的）父母毒打的經歷，把虐待兒童引入了回憶錄的寫作範疇。

20世紀中期的《蛋和我》《哈格魯夫從軍記》《請別吃掉雛菊》這類回憶錄已經過時，繼承者很快出現了。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一系列作品樹立了新的典範，其中很多作品在當今仍可以引起共鳴，比如下面這些。

1989年：託拜厄斯·沃爾夫的《這個男孩的一生：一部回憶錄》（thisboy’slife:amemoir）。

1990年：威廉·斯泰倫的《看得見的黑暗：瘋狂的回憶錄》（darknessvisible:amemoirofmadness）；理查德·羅茲的《世界上的一個洞：美國少年時代》（aholeintheworld:anamericanboyhood）。

1991年：馬丁·杜波門的《治癒：一個同性戀男人的艱難歷程》（cures:agayman’sodyssey）；菲利普·羅斯的《遺產：一個真實的故事》（patrimony:atruestory）。

1992年：保羅·莫奈的《成人之道：半生紀實》（becomingaman:halfalifestory）；理查德·羅茲的《做愛：一場情色的艱難歷程》（makinglove:aneroticodyssey）。

1993年：蘇珊娜·凱森的《移魂女郎》（girl,interrupted）；大衛·佩爾澤的《一個被稱作「它」的孩子：一個孩子生存的勇氣》（achildcalled「it」:onechild’scouragetosurvive）。

1994年：露西·格里利的《臉的歲月》；伊麗莎白·沃澤爾的《百憂解的國度——美國年輕的抑鬱者：一部回憶錄》（prozacnation:younganddepressedinamerica:amemoir）；邁克爾·吉爾莫的《殺手悲歌》（shotintheheart）。

1995年：瑪麗·卡爾的《騙子俱樂部：一部回憶錄》（theliars’club:amemoir）；邁克爾·瑞恩的《隱秘生活：一部自傳》（secretlife:anautobiography）；凱·雷德菲爾德·賈米森的《不安的心：情緒與瘋狂的回憶錄》（anunquietmind:amemoirofmoodsandmad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