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勞倫斯·戴伊在紐約上東區長大，1896年畢業於耶魯大學，隨後進入紐約證券交易所工作，他的父親就是交易所裡的一名理事。1903年，戴伊因為嚴重的關節炎不得不辭去工作。後來，他靠創作幽默故事和插圖來謀生，他的作品包括《人猿世界》（thissimianworld）和《烏鴉巢》（thecrow’snest）等暢銷書（他的關節炎非常嚴重，只能在精密的滑輪裝置的幫助下寫字和畫畫）。1929年，他出版了《上帝與我的父親》（godandmyfather），這本薄薄的冊子幽默地講述了他母親成功讓他父親入教的過程，而他父親原本是個不可知論者。這本書獲得了一定的成功，評價很不錯。1932年年末，戴伊寫了一篇小故事，講的是他母親從前「被一個打扮漂亮的女性書商說服，購買了一套《法國宮廷回憶錄》」，但她後來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套書，於是就跟戴伊的父親說，這是給他的禮物，但父親並不相信。戴伊把這篇文章交給了《紐約客》的編輯哈羅德·羅斯，羅斯採納了它，並寫信給戴伊（此舉證明了後來托馬斯·孔克爾把羅斯的傳記命名為《不露真面目的天才》［geniusindisguise］有多麼恰當），對他說：「我們想要更多你寫的文章——寫什麼都行，包括跟你父親有關的事情。如果你覺得合適，我們很樂意把你父親的故事做成一個系列。對編輯而言，這絕對是個非常明智的主意。」戴伊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做了正確的事，他又寫了更多的這樣的短文。1935年，61歲的戴伊逝世，在那之前，他總共發表了三十九篇短文，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此類作品有很多被收入了《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日子》（lifewithfather），這本書銷量很好，1935年登上了非虛構類暢銷榜第三名的寶座，第二年位列第九名。戴伊死於1935年，但他死後出版的文集《與母親一起生活的日子》（lifewithmother）在1937年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榜的榜首。公眾迷戀著戴伊一家體面的19世紀80年代的生活，1939年，《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日子》被搬上了百老匯的舞臺，由霍華德·林塞和拉塞爾·克勞斯出演。演出一直持續到1947年，那時，這部劇已經超過了《菸草之路》（tobaccoroad），成了史上演出時間最長的百老匯非音樂劇目，這一紀錄至今仍未被打破。
戴伊開創了一種非常受歡迎且經久不衰的寫作型別，他的作品為未來三十年普通美國人（而不是名人、政客、商界領袖或知名作家）的回憶錄樹立了榜樣。這種回憶錄承自《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有著幽默、懷舊和誇張的傾向，同時散發著友好以及（如作者希望的）令人感到溫暖的光芒。對此，吐溫就算不惱怒，也會大感驚訝。這類書之所以吸引人，可能是因為它們和當時世界上發生的慘烈事件形成了對比，比如大蕭條、二戰、大屠殺、冷戰和麥卡錫主義——這種歸因聽起來似乎過於簡單，但可能的確如此。換個角度來看，這類書也是英國作家戈弗雷·哈吉遜提出的「自由共識」的體現——認為美國是公認的世界上最好的地方，美國有能力克服任何困難，彌補任何缺陷。不管更深層的原因是什麼，總之，這類作品總是把注意力放在事物的美好的一面上。想想看，如果克勞倫斯·戴伊在當今創作回憶錄，那麼他很可能把重點放在他與關節炎的鬥爭上。但在《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日子》和《與母親一起生活的日子》裡，他甚至沒有提到自己的病情。
在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這類作品中有很多都收錄了曾在《紐約客》上刊登的文章。當年也正是《紐約客》最早刊登了戴伊的關於他父親的故事。這些作品包括露絲·麥肯尼寫的她和她古怪的妹妹在曼哈頓探險的系列故事《我的妹妹艾琳》（mysistereileen），路德維格·貝梅爾曼根據年輕時在曼哈頓酒店工作的經歷寫成的《豪華酒店》（hotelsplendide），以及莎莉·班森寫的發生在聖路易斯的略有虛構的童年故事《相逢聖路易斯》（meetmeinst.louis）。關於這些作品，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作者都沒有明確說明自己的作品是紀實還是虛構。在戴伊、麥肯尼和貝梅爾曼的作品中，作品中的「我」與作者同名，故事本身也與作者的人生經歷有許多相同之處，但除此之外，讀者就沒有任何可以判斷故事真假的線索了。《紐約客》把這種作品稱為「隨筆」——指相對較短、較輕快的文章，除了標題和作者署名之外，文中沒有任何其他多餘的闡釋。羅伯特·本奇利和s.j.佩雷爾曼的幽默故事都屬於隨筆，約翰·契弗和歐文·肖的短篇故事也一樣。而且，在《紐約客》雜誌的內部分類中，這些作品都被貼上了「虛構」的標籤。這類作品需要我們注意的第二點就是它們引起共鳴的能力。《紐約客》上的文章先是被出版成書，然後這些書又有了新的形式：《我的妹妹艾琳》和《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日子》一樣，登上了百老匯的舞臺，後來還被改編成了百老匯音樂劇《奇妙城市》；《相逢聖路易斯》被改編成了朱迪·嘉蘭參演的經典歌舞電影。在接下去的幾十年裡，那些最成功的自傳將遵循同樣的模式，被改編成戲劇、音樂劇、電影或電視劇。在這個過程中，這些作品失去了大部分或全部的紀實特性，變成了純粹而簡單的故事。百老匯的觀眾看過羅莎琳·拉塞爾在《奇妙城市》裡扮演的「露絲」之後，或者電影觀眾看過威廉·鮑威爾在《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日子》裡扮演的「父親」之後，就無法再把他們當成真實的歷史人物了。他們就像哈姆雷特或內森·底特律一樣，成了文學人物。
《紐約客》上最優秀的此類作品出自當時38歲的特約撰稿人詹姆斯·瑟伯之手。戴伊在雜誌上發表幽默故事的時候，瑟伯也在發表作品。1933年的夏天到早秋的13個星期裡，詹姆斯·瑟伯創作了八篇隨筆，講述了他年輕時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經歷。那年的稍晚時候，這些隨筆被收錄進了《我的一生與艱難歲月》（mylifeandhardtimes）一書中。這本書的第一段就證明了瑟伯是個引人注目的新人，甚至可能成為吐溫的後繼者，叱吒文壇：「本韋努託·切利尼曾說，一個人至少要到40歲，才有資格執筆寫下自己的一生。他還曾說，為自己立傳的人應當已經擁有了某種卓越的成就。然而，時下擁有打字機的人們根本不理會這位昔日的繪畫大師定下的規矩。我本人除了能用小石子擊中三十步之外的薑汁汽水瓶子（對我的一些朋友來說，這是一項不可思議的才能）以外，就沒有半點卓越的成就可言了。再說，我也未滿40歲。不過這40歲的大關正迅速逼近：我的腿腳開始無力，兩眼變得昏花，我在20多歲時所看到的嘴唇嬌豔的少女的面容，也變得像夢境一般朦朧不清。」
《我的一生與艱難歲月》被改編成了一部不太知名的電影，由傑克·奧克出演，並沒有被搬上百老匯的舞臺。在本章談到的書裡，它是唯一的沒有進入過暢銷榜的作品。這本書充斥著太多諷刺與矛盾，不夠感性，缺乏對大眾的吸引力。書中也缺少溫暖的敘述，甚至在描述自己家裡的狗「馬格斯」的那一章裡也是如此：「它是一條高大強壯、容易發怒的狗，對我的態度就好像我不是這個家裡的成員似的。作為家庭成員的唯一好處，就是它咬陌生人的頻率相對來說更高一點。」在一次打鬧的時候，馬格斯在客廳把瑟伯逼到了死角，於是他擺了個姿勢，這姿勢本可以（但沒有）激發他的繪畫靈感：「我設法爬到了壁爐上方的臺子上，但是臺子塌了，還砸落了一個巨大的大理石鍾和幾個花瓶，相當可怕。我自己也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在這個世界上，訊息越壞，沉迷其中的人似乎就越多。1942年最暢銷的作品是馬裡恩·哈格魯夫的《哈格魯夫從軍記》（seehere,privatehargrove），它也是史上有名的暢銷作品，賣出了大約2,786,000冊。這本書寫的是他在佐治亞州本寧堡進行基本訓練時的輕鬆趣事，《書刊》稱讚它「表現了戰爭較好的一面」。第二年，在《與父親一起生活的日子》的樂觀懷舊風格的影響下，《媽媽的銀行賬戶》（mama’sbankaccount）出版了，作者凱瑟琳·安德森·麥克萊恩回憶了她1910年左右在舊金山的一個挪威移民家庭里長大的故事。（她使用的筆名是「凱瑟琳·福布斯」。）這部作品引起了強烈共鳴，第二年，它被改編成了戲劇《我記得媽媽》（iremembermama），馬龍·白蘭度在百老匯初次登臺時，飾演的就是作者的哥哥內爾斯。1948年，艾琳·鄧恩主演了它的電影版本；20世紀50年代，它又被改編成了電視連續劇，由迪克·範·派登飾演內爾斯；1979年，又出現了由麗芙·烏爾曼主演的百老匯音樂劇版本。
在暢銷榜上可以與《媽媽的銀行賬戶》一爭高下的是露易絲·蘭德爾·皮爾森的《偉大的女性》（roughlyspeaking）。1890年，皮爾森出生於馬薩諸塞州的一個上層家庭。12歲時，她的父親去世，一家人從此變得一貧如洗。成年之後，她也歷經曲折，一個兒子年幼時在游泳池裡意外喪生，另外四個孩子都患有小兒麻痺症，她還經歷了離婚，在大蕭條時期因生意失敗而陷入貧困……在書的結尾，她又結了婚，重新振作了起來。不可思議的是，這部作品的主基調竟然是喜劇性的；克利夫頓·法第曼在《紐約客》上撰文稱，「這本書是一個講述失敗史的自傳體故事，但那昂揚的文字讓它彷彿是最意氣風發的成功故事」。五年後，弗蘭克·吉爾佈雷斯和歐內斯特·吉爾佈雷斯·凱里出版了作品《兒女一籮筐》（cheaperbythedozen），他們是管理學專家吉爾佈雷斯夫婦的十二個孩子中的兩個。這本書記錄了他們在1910年至1930年間成長中的滑稽事件，為了延續此類作品的樂觀態度，書裡沒有提到有一個孩子6歲就因白喉夭折的事。這本書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停留了47周之久，而且其中有22周都高居榜首。1950年，這個故事被改編成了電影，由克利夫頓·韋伯和瑪娜·洛伊出演（半個世紀後，史蒂夫·馬丁主演了由此翻拍的系列電影）。
這些回憶錄有一個特徵，即它們與當時的現實世界之間有著明顯的差異。對於上面提到的此類作品，這種差異是時間上的——就連哈格魯夫的作品也是這樣，它講的是珍珠港事件前的故事，但在那之後才出版。而對於其他一些作品，這種差異則是空間上的。1938年，e.b.懷特從紐約搬到了緬因州海岸的一個農場，在那兒養鵝、雞和羊。懷特是瑟伯的朋友，他們曾經是在《紐約客》工作的同事。懷特把這段經過改良的梭羅式生活寫成了隨筆，交給了《哈潑氏》雜誌。1942年出版的《人各有異》（oneman’smeat）收錄了這篇文章。雖然懷特「處江湖之遠」，但他的心中所想和筆下所寫都有一種從未遠離時事的緊迫感。在前言裡，他對自己在這樣的時候出版這樣一本書幾乎感到慚愧：「這似乎有點厚顏無恥，或者說不自覺。我覺得護封上應當這麼寫：‘現在不是讀這本書的時候。把它收進口袋吧，等時機到來，就用力地把它扔出去。’」然而懷特還是把它出版了。正如他自己所深知的那樣，作為一個作家，「逃避」這個詞與他並不相稱。這本書關注的重點是這個國家，而世界性的危機是它的潛臺詞。在《紐約時報》上評論這本書的羅斯·菲爾德說：「顯然，在他溫和語言的背後，有著他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可怕事件的深刻認知。此外，還包含著人們對此的憤怒，以及他自己的憤怒。」還有一位作家也躲到了緬因州，而且做得更徹底，這可能也是她1942年出版的回憶錄《逃進森林》（wetooktothewoods）銷量比《人各有異》高得多的原因。在《逃進森林》中，露易絲·迪金森·裡奇（她是艾米莉·迪金森的一個遠親）描述了她和丈夫在緬因州的偏僻森林（而不是海岸）中的生活經歷。這是一本低調的暢銷書，它為其他很多梭羅式的故事提供了思路，在當時，這種故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吸引力，彷彿整個國家正在變成一大片郊區。
貝蒂·麥克唐納的《蛋和我》（theeggandi，1945）借鑑了《偉大的女性》和《逃進森林》的優點，在這類作品中最為成功。這本書寫得非常有趣。20世紀20年代末，十幾歲的新娘麥克唐納和丈夫鮑勃一起，搬到了華盛頓奧林匹克山的偏遠地區，那裡沒有任何現代設施。他們居住在一個破舊的牧場裡，還養了雞。離他們最近的鄰居是凱特勒一家，凱特勒夫婦有十五個孩子。麥克唐納在《蛋和我》裡描述凱特勒太太時，通過精準的細節、巧妙的明喻和直白的語言，達成了很好的喜劇效果：「凱特勒夫人有著漂亮的淺棕色頭髮，清澈的藍眼睛，奶白色的皮膚，筆挺的鼻樑，還有小巧圓潤的臉。她的頭部很是精緻漂亮，但她的胸部和腹部層層堆疊，讓她看上去就像一個人形餅乾桶。她的整個前襟汙漬斑斑，這是因為她會時不時用衣襟擦她弄髒了的手。她還有個令人窘迫的習慣，就是把手從下往上伸進衣裙裡，去整理肚臍附近的什麼東西……‘我癢啊，抓一下怎麼了！’這成了凱特勒太太的座右銘。」
《蛋和我》大獲成功，銷量超過了200萬冊，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停留了近兩年（其中有42周高居榜首），還被翻譯成了三十多種語言。1947年，這部作品被改編成了電影，由弗萊德·麥克莫瑞和克勞黛·考爾白分別飾演鮑勃和貝蒂。1951年，它被拍成了電視連續劇。後來，又衍生出了更多的以凱特勒夫婦為主角的電影，由瑪約瑞·曼恩和佩西·基爾布萊德飾演凱特勒夫婦，故事背景從華盛頓的鄉村搬到了阿帕拉契亞。這樣的衍生電影反響相當好，接下來又拍攝了七部，其中兩部講述的是凱特勒夫婦去巴黎和夏威夷遊玩的故事。這一系列電影的成功，引發了可能是由回憶錄造成的第一起誹謗訴訟（和《拿著剪刀奔跑》的作者奧古斯丁·巴勒斯被提起的訴訟類似，這是很少見的訴訟）。1951年，一個名叫阿爾伯特·貝肖普的男子和他的六個兒子、兩個女兒和一個女婿一起，對麥克唐納和她的出版商提起了誹謗訴訟。他們認為，自己作為書中凱特勒一家的原型，受到了羞辱、嘲笑和汙衊（貝肖普太太當時已經去世）。在審判過程中，麥克唐納指出，這本書是虛構的，書中人物都是她參照不同的人想象出來的。她還呈上了證據，試圖證明貝肖普一家想借《蛋和我》的名氣獲利——阿爾伯特·貝肖普的兒子沃爾特曾經安排他的父親以「凱特勒爸爸」的身份在當地一家舞廳登臺亮相，手臂下還夾著一隻雞。最終，陪審團支援了麥克唐納一方。
《蛋和我》中的結局很美好：鮑勃定居到了更接近文明社會的地方，還打算買下另一家養雞場。看到此處，讀者可能會覺得貝蒂·麥克唐納也在那裡，但事實並非如此。實際上，十幾年前，1931年時，麥克唐納就和鮑勃離婚了。在離婚訴訟中，她說鮑勃「多次對自己拳打腳踢，還威脅說要用槍打死自己和孩子們」。她在離婚後（但這是在寫《蛋和我》之前），獨自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艱難地熬過了大蕭條；1938年，她被診斷出肺結核，在療養院住了6個月。在這樣的境遇下，她還能坐在書桌前，回顧往昔，寫下那本被《紐約時報》評價為「驚人地輕鬆愉悅」的書，這本身也足夠驚人了。
而人們之所以熱捧麥克唐納，正是因為她的積極樂觀。正如《舊金山紀事報》上的評論所說，「貝蒂為百姓寫作，為快樂、充滿信心的民眾寫作，這些民眾都是願意勇敢面對困境的人」。
麥克唐納在《蛋和我》中寫道：「獻給我的姐姐瑪麗，她一直相信，只要是她認定的事，我都能做到。」1949年，她的姐姐瑪麗·巴德則在自己的回憶錄《三面醫生》（thedoctorwearsthreefaces）中寫道：「獻給我的妹妹貝蒂，是她鼓勵了我。」關於瑪麗·巴德的作品，有這樣的評價：「她以有趣的文字，描述了自己和一位年輕醫生從訂婚到結婚的故事。她很快就意識到了當醫生的妻子的壞處：經常受到干擾，不知不覺就加入了‘被忽視的’醫生妻子的行列，第一次懷孕時也沒有激起任何波瀾，這些都讓她有些憂鬱。她記錄了一個忙碌而認真的妻子和母親在家裡的點點滴滴。」
上面這段評價引自帕特里夏·k.阿迪斯的《透過一個女人的自我：美國女性自傳索引》。顯然，這是一本參考書，其中包括2217本書的概述和引文。從這本索引中，我們可以發現，上述的這類樂觀的自傳作品，很多都出自女性之手。（男性作者也有，比如亞歷山大·金、羅伯特·保羅·史密斯和傑克·道葛拉斯，但只佔少數。）阿迪斯列舉了埃莉諾·羅斯福、瑪麗昂·安德森和瓊·克勞馥的自傳，還列舉了相當多的修女的自傳。而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女性自傳的主流範本還當數麥克唐納和巴德的作品。麥克唐納式的作品往往寫的是，搬家到一個偏遠的地方，有丈夫的陪伴，可能還有孩子，在碰到大大小小的困難時，不失幽默地努力克服。在很多情況下，那個偏遠的地方在國外——阿迪斯列舉了一大堆作品，作者們遠渡重洋，嫁給了考古學家（像埃莉諾·洛思羅普在《賜我的恩惠》［throwmeabone，1948］中寫的那樣）、昆蟲學家、記者、大使、勘探者、人類學家或探險家。而巴德式的作品往往講述的是戰爭結束後在郊區的中產階級白人家庭的起起落落。
阿迪斯列舉了數百本這樣的書，它們大多由知名出版社出版，但也有例外，比如瓊·克爾的《請別吃掉雛菊》（pleasedon’teatthedaisies，1957）。這本書講述了她在紐約拉奇蒙特的家庭生活，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停留了50周，其中有13周高居榜首。它還被翻拍成了電影（由桃樂絲·黛和大衛·尼文出演）和電視連續劇，不過如今已經被世人遺忘了。阿迪斯還提供了一些作品的梗概，很方便理解，比如以下這些。
弗吉尼亞·皮爾森，《除了大象以外的一切》（everythingbutelephants，1947）：「她是一位醫生的妻子，婚後的頭兩年一直生活在哥倫比亞叢林中的一處油田裡。對陌生風土人情的強烈興趣使她輕鬆適應了熱帶的家庭生活。她熱愛旅行，喜歡協助她的丈夫工作，也喜歡包容和理解不同的文化。」
瓦倫丁·蒂爾，《我期望的並非如此》（itwasnotwhatiexpected，1948）：「她遵循著祖母和泰迪·羅斯福關於如何做母親的告誡，用一種有趣的方式講述了自己以熱情和本能養育一大群孩子的故事。她還描述了自己總是忍不住收養寵物的習慣，孩子們奇怪的飲食偏好，她作為童子軍領隊的工作經歷以及放鬆的居家生活。」
多蘿西·格拉夫·範·多倫，《鄉村妻》（thecountrywife，1950）：「她的丈夫是個作家，還是個知名教授。她講述了自己在康涅狄格的自家農場度過的夏日時光：園藝活兒，傳統的獨立日慶典，以及週末來客的歡樂。在丈夫休假期間，他們留在鄉下，享受新英格蘭的冬天。她重視親密的家庭生活中的溫暖時刻。」
奧利芙·巴伯，《淑女和伐木工人》（theladyandthelumberjack，1952）：「她是一名教師，在度假時接受了俄勒岡州一名伐木工人的‘熱烈追求’。婚後的生活讓她對不同的知識和不同的人都更加尊重。她住在‘懸浮小屋’中，學會了伐木工人的俚語，還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瑪莎·露絲·雷本蒂施，《療愈森林》（thehealingwoods，1952）：「在結核病療養院住了三年之後，她在一位老向導的陪伴下，到阿迪朗達克的一片曠野上過起了‘簡單的生活’，希望治好自己的病。她的觀念和行為都因此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荒野教會了她享受自然，也教會了她堅忍和獨立，還改善了她的身體狀況。」（後來，雷本蒂施又寫了兩本續作。）
雪莉·傑克遜（她正是黑色短篇小說《摸彩》［thelottery］的作者——顯然，這種充滿樂觀的寫作方式對陰鬱悲觀的作者也有無法抵抗的吸引力），《與野蠻人一起生活》（lifeamongthesavages，1953）：「這位著名作家描述了她在佛蒙特州那近乎破碎的古怪的家，自己因為‘被一堆小孩包圍’而產生的煩躁，以及家裡幫傭的一長串事件，字裡行間充滿對家庭生活的揶揄。她筆下的家庭對話雜亂得讓人難以相信，大概只有當事人才能明白。」
希爾達·科爾·埃斯皮，《兔子太太喊道：安靜！》（quiet,yelledmrs.rabbit，1958）：「這位前新聞發言人以令人愉悅的細膩筆墨，描述了她作為郊區家庭主婦的生活。她撫養五個孩子的過程如同一場歷險，有時快樂，有時辛苦乏味。她還寫到了兒童文化和成人文化的衝突，以及‘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一代人的重擔。她講了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她那打得熱火朝天的雙胞胎、家庭爭吵、孩子們的宗教體驗，而這一切對她來說都無比珍貴。」
芭芭拉·c.胡頓，《迎客！》（guestwardho，1956）：「她本是紐約人，1953年，她的丈夫買下了一個度假農場，他們一家移居到了新墨西哥州。一開始，他們缺少經驗，她也缺少在那裡生活的熱情，對前景並不樂觀。但是，經歷重重困難之後，她有了新的體會。在書中，她講述了各種關於僕人和訪客的趣事。後來，她放棄了回到紐約的機會，留在了新墨西哥。」
之所以打亂時間順序，把《迎客！》放在最後，是因為這本書的合著者（真名是愛德華·埃弗裡特·坦納三世）無疑是史上最偉大的偽造回憶錄的作家，他完全抓住了20世紀中期自傳的特質。1952年，他為匈牙利前財政部長尼古拉斯·尼亞拉迪代寫了自傳《我在莫斯科的前排座位》（myringsideseatinmoscow），而這只是開始。三年後（在此期間，他以筆名「弗吉尼亞·羅恩斯」出版了幾本小說），他寫了一部自傳體的輕小說，講的是一個男人和他古怪但樂觀的姨媽三十年來的關係。他似乎做不到（或不願意）在自己的任何作品上署上真實姓名，這種隱藏自己或者說保持雙重身份的習慣也許與他秘密的雙性戀傾向有關。坦納選擇以「帕特里克·丹尼斯」為筆名，出版了這本書，「帕特里克」是根據他一直以來的暱稱「帕特」起的，而「丹尼斯」這個姓氏則是他從電話簿裡選的。他給書裡的敘述者（也就是主人公）也起了同樣的名字，這讓很多漫不經心的讀者認為這本書是一本自傳。他的這本《梅恩阿姨》（auntiemame）大獲成功，在《紐約時報》暢銷榜上停留了112周，還被改編成了戲劇，後來又被拍成了由羅莎琳·拉塞爾主演的電影（憑藉在這部電影以及《我的妹妹艾琳》《奇妙城市》《偉大的女性》等作品中的優秀演繹，拉塞爾被公認為傳記類舞臺劇和電影的女王）。十年後，由安傑拉·蘭斯伯裡出演的百老匯音樂劇《梅恩》（mame）上演。
後來，坦納和朋友芭芭拉·胡頓合著了《迎客！》（1960年被拍成了電視連續劇），接下來，他繼續以「弗吉尼亞·羅恩斯」和「帕特里克·丹尼斯」為筆名發表小說。他也沒有放棄寫作回憶錄，1961年，他以筆名「帕特里克·丹尼斯」出版了《小小的我：舞臺、電影和電視明星貝爾·普瓦特里納的私密回憶錄》（littleme:theintimatememoirsofthatgreatstarofstage,screenandtelevisionbellepoitrine）。坦納直截了當地對一個朋友說，這是「一個爛電影明星的假自傳」。這本《小小的我》成了一部經典，還被改編成了由席德·愷撒主演的百老匯音樂劇。三年後，瑪莎·丁威迪·巴特菲爾德出版了《第一夫人》（firstlady），這本書上寫著「由帕特里克·丹尼斯根據口述整理」，講述了一位總統夫人的故事——當然，總統夫人、總統和整個故事都是虛構的。
至於他自己的自傳，愛德華·坦納從未寫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