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這些自傳充滿樂觀精神，但美國人的實際生活並不會因此遠離傷心、沮喪甚至絕望，只不過，我們從出版的自傳中看不到這些陰暗面。承自奴隸敘事的充滿活力的非裔美國人回憶錄在20世紀初期至中期日漸式微。路易斯·卡普蘭提供了一份名單，列有1900年至1945年出版的34部黑人自傳，這個數量少得驚人，與1850年至1899年的出版量相比，減少了近40%。這一時期的此類圖書大多講述了非裔美國人中的領袖、作家、運動員或藝人（以女性藝人為主）的故事，作者有詹姆斯·韋爾登·約翰遜、朗斯頓·休斯、傑基·羅賓森、佐拉·尼爾·赫斯頓、艾塞爾·沃特斯、瑪麗安·安德森、比莉·荷莉戴等。值得一提的是理查德·賴特的《黑孩子》（blackboy）。這本書出版於1945年，甫一面世就讓賴特名利雙收。但書中內容並不完全是賴特本來想寫的樣子。在這本書的結尾，19歲的理查德離開了充滿種族歧視的南方，前往芝加哥：「我滿腦子只有一個模模糊糊的想法：生活是可以過得堂堂正正的；人格是不容侵犯的，人與人交往，就應該無所畏懼、無所羞愧；人生在世，雖然註定要在世上經受一番折騰和苦難，但也許還是會因禍得福的。」實際上，每月一書俱樂部對這本書提出的收稿條件是刪掉初稿的最後六個章節，這些章節指出了北方和南方的種族歧視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對受害者施加的武力以及帶給他們的毀滅性打擊是相同的。最終，賴特刪掉了這一部分，又寫了上面那些充滿希望的話。這本書的完整版直到1977年才面世，用的是原本的書名——《美國飢餓》（americanhunger）。

還有一種截然不同的回憶錄，這類回憶錄是每月一書俱樂部無須進行任何改動的，比如魯比·伯克利·戈德溫的《當黑人很好》（it’sgoodtobeblack，1953）。這本書講述了她20世紀20年代在伊利諾伊州德奎因長大的故事。據媒體報道，戈德溫在公共關係領域工作。她在這本書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有一次，我和一位心理老師爭論時，他對我說，‘所有的黑人孩子都是在挫敗感和不安全感中長大的’。但我自己並不以為然。而且，我覺得，這樣的說法和‘凡是有色人種都又能唱又能跳’之類的話一樣，我們應該對其持保留意見。

「儘管如此，我發現在大多數有關黑人的書中，都藏著這句話。不管作者是黑人還是白人，只要他們把黑人當成同情或輕蔑的物件，他們就一樣有罪。我對這句話暗含的意義感到憎惡，就如同我先前對心理老師那句輕描淡寫的話感到憎惡一樣。

「因此，我迫切地想要把我的生活如實地寫出來。我真誠地相信，還有很多黑人小孩過著和我一樣的生活，但可能我們被作家忽視了，因為與平凡的生活相比，殘酷和骯髒的東西才更戲劇化。」

戈德溫相信自己的童年和別人的童年一樣正常，這很難不令人羨慕。在這本書的最後幾頁，當種族偏見、暴力和仇恨的幽靈第一次露面的時候，她那堅強而睿智的父親對她說了一些很有先見之明的話：「我看著一些黑人，他們太想變成白人了，簡直做夢都想。他們以為，如果自己有淺棕色或黃色的皮膚，就比皮膚是黑色的人好。不是的，他們沒那麼好。我們兩個是我知道的、僅有的以黑色皮膚為榮的人——嗯，等你長大一點你會明白的。魯比，我們作為黑人，應該為自己感到自豪。黑色是強大的。」

作為這個時期出版的少有的（也許是唯一的）由「普通」非裔美國人寫的回憶錄，這本書確實意義非凡。它相當積極樂觀，書名尤其體現了這一點。注意到這本書的為數不多的評論家們似乎鬆了一口氣。《紐約時報》說：「這是一部優秀的、溫暖的回憶錄。」《科克斯書評》則說：「這是一部個人故事，用尊嚴取代了譁眾取寵，用無聲的力量取代了對歧視的憤怒而苦澀的反擊。」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和那時的美國，窮人和工人階級的自傳非常流行，這股潮流一直延續到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其中有很多流浪漢的故事，充滿了冒險和駭人的秘聞。在20世紀20年代，這樣的作品包括傑克·布萊克（威廉·巴勒斯說他對自己有深刻影響）的《你贏不了》（youcan’twin），艾德·斯威尼的《救濟院的斯威尼：在郡立救濟院的生活》（poorhousesweeney:lifeinacountypoorhouse）和威廉·埃奇的《主枝幹》（themainstem）。1933年，喬治·奧威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巴黎倫敦落魄記》（downandoutinparisandlondon），這是一部具有紀實性質的半自傳式作品，講述了他在巴黎的餐館當苦力、在英國當流浪漢的經歷。《路的姊妹》（sisteroftheroad，1935）這部自傳的署名作者是一個女流浪漢——綽號「棚車」的伯莎·湯普森，但實際上，這個女流浪漢來自本·萊特曼博士的想象。萊特曼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是愛瑪·戈爾德曼的愛人，還是流浪漢權利的積極維護者。（1972年，馬丁·斯科塞斯把這本書改編成了他早期的電影《冷血霹靂火》［boxcarbertha］。）湯姆·柯羅默1935年出版了《無盡的等待》（waitingfornothing），以第一人稱和現在時敘述了處於社會邊緣的生活，這本書以小說的形式出版，但賣點是真實性。《星期六評論》認為：「毫無疑問，作者就是在講一個真實的故事。」在英文版的前言中，柯羅默自己也是這個意思：「除了四五件事之外，這本書完全可以被視為自傳。」

兩年後，約翰·沃爾比的《另一半：一個流浪漢的自傳》（theotherhalf:theautobiographyofatramp）和馬克·本

尼的《赤裸天使》（angelsinundress）問世，這兩部作品都講的是作者在倫敦的風月場中長大，後來因為偷竊被關進監獄的故事。本尼的書在英國和美國均得到了相當好的評價（在英國用的書名是《低等公司》［lowcompany］），但因為有瓊·羅威爾事件的前車之鑑，而且這本書的文學手法高超得令人震驚，一些美國評論家對它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紐約時報》評論說：「《赤裸天使》看起來太完美了，所以人們才對它的真實性有疑慮。」《紐約先驅論壇報》也評論說：「作者需要一次次地向出版商保證，這不是一場文學騙局。」倫敦的出版商彼得·戴維斯抓住了時機，給他在美國的同行貝內特·瑟夫發了封電報，寫道：「本尼百分百是《低等公司》的作者，威爾斯、斯夸爾、赫胥黎和伯特蘭·羅素等人都見過他。我給你郵寄了他在獄中寫的部分原稿。那些懷疑完全是一派胡言。」瑟夫在為這本書做宣傳時引用了這封電報的內容。最終，人們得知本尼的真名叫亨利·歐內斯特·德葛拉斯，後來他又出版了另外六本書，包括1966年的回憶錄《近乎紳士》（almostagentleman）。

接下來，二戰爆發，社會底層自傳的寫作風潮被打斷，直到現在也沒有復甦。

不過，從二戰時期到60年代早期，也有為數不多的比較沉重的回憶錄得以出版。請允許我再從帕特里夏·阿迪斯的《透過一個女人的自我》中，選取一些故事梗概。

尤妮絲·沃特曼，《別叫我爸爸》（don’tcallmedad，1950）：「1943年，她震驚地發現自己是被收養的孩子。此時她已經結了婚，並生了一對雙胞胎。她執著地尋找自己的親生父母。她和她的生母動情地重聚；而她的生父是羅斯福派往梵蒂岡的特使，腰纏萬貫，權勢滔天，斷然拒絕與她相認。她受到了威脅和恐嚇，卻在和生父的戲劇性的交鋒中獲得了隱秘的滿足。她上訴請求生父承認他們的關係，但是失敗了。她認為這是司法的不公。」

瑪麗·佩恩，《我治癒了自己的癌症》（icuredmycancer，1954）：「她寫了自己在1941年被診斷患有癌症時的極端恐懼。她堅信自己能夠痊癒，這種信念支撐她熬過了數年的治療，也讓她堅定地想要成為一名x光師，去幫助像自己這樣的人。」

埃洛伊絲·達文波特，《不能忘記》（ican’tforget，1960）：「她儘管不太情願，但還是被勸進了一家精神健康診所，在那裡，她向醫生透露了導致自己崩潰的婚姻壓力和自身性格特點。她嘗試與其他病人相互支援，聽從醫生的建議，更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感受。但當精神病醫生忽視她的生理疾病時，她感到憤怒。最終，她發現自己不得不從糟糕的治療帶來的負面影響中努力恢復。」

賈尼斯·菲爾丁，《這殘酷的事實》（thebittertruthofit，1963）：「這部作品極度情緒化，滿懷痛苦地講述了她被切除子宮後的那些年。在沒有得到她本人知情同意且沒有醫療必要的情況下，醫生切除了她的子宮。她認為身體的殘缺導致了自己心理的失常，她也憎恨醫生的態度。」

毫無疑問，這些作品看上去和當今的回憶錄非常相似。但當時的出版業沒有它們的容身之處；它們得以被印刷出版，是因為作者自掏腰包，支付了全部費用。沃特曼的書是她自行出版的，而佩恩、達文波特和菲爾丁（這其實是化名）的書分別是由卡爾頓出版社、博覽出版社和優勢出版社（也就是所謂的享有補貼的出版社）出版的。然而，即使是這樣的出版機構，對作家也是有限制的。博覽出版社的創始人兼總裁愛德華·烏蘭在他1956年的回憶錄《出版界的無賴》（therogueofpublishersrow）中寫道：「那些同性戀者試圖說明自己為何如此並尋求社會認可的書總被送到我的辦公室來，從未間斷。」烏蘭認為，即使是專門讓作者自費出版圖書的出版社，也需要明確界限：「出版商必須意識到，邪惡的慾望會腐蝕作者，同時也會腐蝕他自己，而且也許還更嚴重。作家可能在病態心理的驅使下寫作，而出版商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賺錢。」讀到這裡，人們大概能理解愛德華·坦納為什麼從未記錄自己的人生了。

還有一種超出一般認知的發行渠道，不在書店，而在報攤。有名又古怪的養生迷、《體育文化》雜誌的創始人、編輯和出版商貝爾納·麥克菲登在1919年創辦了《實情》雜誌。在「真相比小說更離奇」的信條下，《實情》第一期的封面上就獨特地寫著「及時醒來的妻子」「我與約翰·巴利科恩的鬥爭」「一個前科犯成為百萬富翁的故事」「我是如何學會憎恨我的父母的」等標題。這本雜誌大獲成功。截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它的發行量已達200萬冊，還催生了很多仿效它的雜誌，其中之一是《真實懺悔錄》，這盧梭式的雜誌名略顯贅餘。這些「真實故事」基本上是第一人稱敘述，行文粗獷但明晰，圍繞著罪惡與救贖展開。罪惡通常是肉體方面的，會被詳細地描述，但故事似乎總能實現最終的圓滿，而且無一例外地，會成為一堂道德課。某位作者曾警示讀者說：「不要因為我的經歷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就心生嚮往，想要進行類似的冒險。我所經受的精神痛苦是無法描述也無法想象的。」

此外，這類故事中的主角也沒有真正邪惡的。這些主角通常是下層社會的女孩，被某些社會名流的不可抗拒的魅力迷了心智，她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這樣說：「回顧我的一生，沒有任何不幸是我自己的錯誤造成的。」刊登這類故事的雜誌就這樣感動著讀者，讓人挑不出毛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那些悲情的描寫實在有點矯揉造作。

麥克菲登巧妙地利用了這種故事模式。他知道創造出「真實的假象」至關重要，因此他不僱用所謂的藝術家給故事配插圖，而是使用照片。他選擇的模特都是當時還不出名的人，比如弗雷德里克·馬奇、珍·亞瑟、瑙瑪·希拉等。他還讓每一個投稿者都簽署了宣誓書，保證自己的故事確實是真的。不過還是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1926年，奧斯瓦德·加里森·維拉德在《大西洋月刊》發文稱：「那些所謂誠實的個人經歷，其實都是一小群勤勉的寫手寫的，報酬在每字2美分至6美分，或許更多。我們每個月看到的那些悲傷的主婦和看破紅塵的摩登女郎的感人故事，實際上大多是住在紐約的哈萊姆或格林尼治村的先生們寫的。」1927年，文章《真情之吻》提及了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頓的八位居民的姓名，後來這八個人起訴了麥克菲登，索賠50萬美元。在這樣的處境下，麥克菲登才有些怯懦地承認，並非所有故事都那麼真實。

二戰後湧現了一批雜誌，如《真實》《商船隊》《男性》《雄鹿》《真實行動》等，這些雜誌是上述那些懺悔錄式雜誌的男性版，將曖昧的袒露、隱晦的色情和大膽的第一人稱敘述融合在一起。小說家布魯斯·傑·弗裡德曼曾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為這樣的幾家雜誌工作，據他所說，這類雜誌的主要內容是「人被兇猛的小動物咬到半死的故事」，標題都是痛苦而駭人哭號，比如「一頭羚羊吮吸我的骨頭」「把我的腿還給我」，而且在現在進行時下顯得更加強勁，比如「一頭野豬在挖我的大腦」。其中最受歡迎的是與二戰有關的故事，弗裡德曼這樣寫道：「看似有據可考的真實故事成了我們雜誌的主要內容，比如從日式‘鼠籠’裡逃生、徒步穿越婆羅洲、突襲施韋因富特、參加對雷瑪根大橋的猛攻……不過，關於婆羅洲的徒步者的故事實在太多了……當時，作者會先簡要地創作出那些所謂真實的故事，再進行補充，使其完整……我們只需對這些故事進行略微‘調整’。就這樣，我們以極大的熱情去編造新的轟炸事件，創造新的二戰故事，扭轉與軸心國對抗的局勢，讓希特勒跪地求饒。」

看看主流出版社的出版清單，我們可以發現很多講述不幸的回憶錄，比如作者在孩子生病或死亡後寫下的鼓舞人心的敘述。約翰·岡瑟的《死神，你莫驕傲》（deathbenotproud）講述了他的兒子17歲時死於腦腫瘤的故事，這本1949年的暢銷書至今還在發行中，也還有人在閱讀；瑪麗·基利厄的《凱倫》（karen，1952）講的是她女兒患上腦癱的故事；哈里特·亨茨·豪澤的《亨茨》（hentz，1955）講的是她兒子在一次事故後四肢癱瘓的故事；凱瑟琳·弗賴爾的《凱西》（kathy）則很有預見性，寫的是她的女兒與疾病抗爭，一開始被診斷為神經性厭食症，但最終發現其實是甲狀腺疾病。喜劇小說家彼得·德·弗里斯有一部嚴肅的作品《羔羊的血》（thebloodofthelamb，1961），是根據他女兒死於白血病的事寫成的小說。

當代回憶錄的兩個重要主題是精神疾病和毒癮。在戰後的幾十年間，這樣的故事只能在嚴格的限制下出版。在當時，要出版這樣的書，一種辦法是把真實的故事虛構化，比如瑪麗·簡·沃德的《毒龍潭》（thesnakepit），這本書講述了她被送進一家精神病院的經歷，是1946年的暢銷書，兩年後還被拍成了電影，由奧利維婭·德·哈維蘭主演。另一種辦法是使用筆名，比如1958年出版的《夏娃最終的面孔》（thefinalfaceofeve），在這本書出版的前一年，有一部關於多重人格的電影《三面夏娃》（thethreefacesofeve），就是從這位女作家的經歷中吸取了靈感（在後來的幾十年裡，這本書的作者使用真名克莉絲·科斯特納·西斯摩爾又寫了兩本書）；類似的例子還有《神奇的小屋：一個吸毒女孩的自傳》（thefantasticlodge:theautobiographyofagirldrugaddict，1961），作者使用的是筆名「珍妮特·克拉克」。而西爾維婭·普拉斯的《鐘形罩》（thebelljar，1963）和瓊安·葛林柏的《我從未承諾給你一座玫瑰花園》（ineverpromisedyouarosegarden，1964）則同時符合以上兩點，這兩位作者在描述自己的精神疾病時都略有虛構，而且都使用了筆名，分別署名為「維多利亞·盧卡斯」和「漢娜·格林」（普拉斯自殺後，《鐘形罩》才以她的真名出版）。

這樣的故事在另外一種情況下也可以出版——作者是個名人。但作者不會是一流的名人，讓自己的形象受損對他們來說代價太大。這些作品中往往是已經淡出公眾視線的二流明星的揮霍、墮落並偶爾獲得救贖的故事。這些作者繼承了18世紀「可恥的回憶錄作家」蕾蒂西婭·皮爾金頓和夏洛特·克拉克的寫作傳統，併為當今的悲情回憶錄奠定了基礎。這類回憶錄的開創者是二流芝加哥爵士音樂家米爾頓·米薩羅，後來他改名為梅茲·梅茲洛。他狂熱地迷上了吸大麻，還參與販賣，以至於「梅茲」這個名字一度成了指代毒品的街頭俚語。梅茲洛出名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對非裔美國人文化的接納。他極其痴迷於此，以至於決定「把自己變成黑人」（他在1946年出版的充滿了毒品和欺瞞的自傳《真實的憂鬱》［reallytheblues］中是這樣寫的）。梅茲洛接下來的經歷令人驚歎。後來，他的影子寫手伯納德·沃爾夫寫道：「在哈萊姆生活多年之後，梅茲洛真的覺得他的嘴唇變得豐滿了，頭髮變得濃密捲曲了，皮膚也變黑了。在他看來，這不算是文化融合的結果。他覺得自己從內而外被淨化了。他除去了源自芝加哥猶太人貧民窟的痕跡，把自己搗碎成人類的原材料，再將這不可名狀的原材料放進純粹的黑人模子裡，壓制成一個純粹的黑人，和他天生的樣子完全相反。」梅茲洛還成功地讓其他人也相信了這一點：在因出售大麻被捕後，他被關進了種族隔離監獄的黑人牢房；1942年，他應徵入伍時，徵兵卡上種族一欄寫的是「黑人」。

1953年，最常被人提及的作品是《屋不是家》（ahouseisnotahome），作者是長期居住在紐約的波莉·阿德勒夫人。1954年，前齊格菲歌舞團成員、早期好萊塢有聲電影中的天真少女莉蓮·羅思與格羅爾德·弗蘭克和邁克·康諾利合著了《傷心淚盡話當年》（i’llcrytomorrow），講述了她沉淪於酒精、通過戒酒會戒除酒癮，並最終皈依天主教的故事。阿德勒和羅思有不少共同點：都是猶太血統，自己的故事都被改編成了電影（在電影中，阿德勒由謝利·溫特斯飾演，羅思由獲得奧斯卡提名的蘇珊·海沃德飾演），作品銷量都超過了200萬冊，並且作品都以面向大眾市場的平裝本這種相對較新的形式面世。除此之外，1954年面世的還有《孺子雄心》（fearstrikesout），由平凡的棒球運動員吉姆·皮爾紹（在後來的電影中由安東尼·柏金斯扮演）講述了關於精神崩潰（如今被稱為躁鬱症）的故事。在這些作者裡，還有一位是明星歌手比莉·荷莉戴，據她的影子寫手威廉·達夫迪說，她寫《布魯斯名伶》（ladysingstheblues，1956）是為了「借懺悔作品的潮流大賺一筆」。《布魯斯名伶》講述了她四十一年來的艱難境遇：作為非婚生女出生、年輕時被強姦、當妓女、酗酒、對海洛因上癮，並和很多有暴力傾向的男人發生關係。1957年，脫衣舞娘蓋普西·羅絲·李的《蓋普西：一部回憶錄》（gypsy:amemoir）面世，這本書講述了她暴虐的明星母親的故事，1959年被改編成百老匯音樂劇，1962年又被拍成電影，由羅莎琳·拉塞爾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