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斯坦去美國各地訪問，進一步促成了這本書的成功。她給社群和大學裡的聽眾做演講，還接受記者的採訪。記者們興致勃勃地記下了她說的話，把她的精闢論述發表出去。在她1937年的作品《大家的自傳》（everybody’sautobiography）中，斯坦承認，她的名聲主要建立在自己的個性和那本關於艾麗絲·托克拉斯的自傳上，而那些她認為真正證明了自己天分的作品，其實沒什麼用處。不過她覺得這也沒那麼糟糕：「可能他們是對的，相比於作品，美國人更關心的是你這個人。但如果你沒有創作出那些作品的話，他們也不會對你這個人有什麼興趣。」

馬里昂：還有些事，我不知道……

庫爾特：什麼？

馬里昂：低俗。每個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說著回憶錄的事。可誰在乎呢？

——貝爾曼，《傳記》（biography，1932）

弗蘭克·霍根問安迪·科恩：「昨晚你房裡怎麼了，那麼吵鬧？有鬼？」

「不是鬼，」安迪回答道，「是影子寫手。」

——《紐約時報》（1928年4月29日）

（注：霍根和科恩都是紐約巨人隊的棒球手）

格特魯德·斯坦還不算是一般意義上的名流。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興起了一股讓人成名的怪異風潮，通常會讓那些不太可能成名的人聲名鵲起。這些人一旦成名，就會進入一個奇怪的階段：公眾強烈希望去參與，甚至去揮霍這些人的人生，比如看他們在舞臺上演出、看他們打拳擊、看他們演電影、聽他們的廣播或唱片、收集他們的簽名，或者閱讀他們的人生故事。因此，演藝人員的回憶錄在20世紀早期非常流行。1900年至1909年，自傳只佔美國出版圖書總量的1.1%，到了20世紀20年代，則飆升到了5.4%。這個數字還在不斷上升，50年代達到了11.8%，60年代達到了14%——此時，自傳終於超過了聖職人員/宗教人士的作品，穩居最暢銷圖書的寶座。從20世紀初到21世紀初，名人自傳可能一直是所有的出版圖書中數量最多的一種，也是最穩定的一種。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名人自傳千篇一律，為了打造後來所謂的「個人形象」，這些故事都經過了美化，強調在通往卓越的途中所克服的艱難險阻，以鼓舞人心，還加入了許多有趣的逸事。這些作品還會盡力避擴音到不得體的事情。舉例來說，20世紀20年代有個網球明星叫比爾·蒂爾登，1947年，他因對一個14歲男孩實施犯罪行為，被判服刑七個半月，他隱秘的同性戀傾向也由此被公眾知曉。然而，他在事發第二年出版的自傳《我的故事》（mystory）中，完全沒有提到這個案子和性取向的事。

每一批新湧現的名人都向公眾推出自己的回憶錄，這樣做的缺陷很快就顯露了出來：除了很少一部分的職業作家之外，這些名人很多都沒受過什麼教育，其實寫不出什麼長篇大論。1915年，《舊金山紀事報》派遣一個名叫羅斯·懷爾德·萊茵的新員工去採訪一個比她還要年輕的飛行員阿特·史密斯，讓她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寫成散文。史密斯是飛機空中文字的開創者，可能也是第一個駕駛飛機進行翻轉操作的飛行員。（有趣的是，航空業在技術發展和明星體系方面與電影業很類似，飛行員也是那一代人很鍾愛的職業。）《舊金山紀事報》把最終寫成的文章連載發表，大受歡迎，於是該報把它作為一本書出版，這就是《阿特·史密斯的故事：小飛行員的自傳》（artsmith’sstory:theautobiographyoftheboyaviator），扉頁上寫的是「羅斯·懷爾德·萊茵編」。

比阿特·史密斯更出名的是查理·卓別林。幾年之間，卓別林幾乎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他是20世紀特有的名人形象的典範：依託於大眾傳媒，擁有病毒般的影響力，能引起全球性的熱潮。1913年年末，卓別林開始拍攝他風靡全球的電影短片。1916年，他出版了《查理·卓別林的故事：誠懇地描述一段浪漫的生涯，從倫敦的少年時代開始，到簽署最近一份電影合同為止》。下面這句話沒有出現在扉頁上，而是被放在了不那麼顯眼的版權頁上：「這部傳記的作者非常感謝羅斯·懷爾德·萊茵夫人在編輯方面的寶貴幫助。」

所謂「影子寫手」，指的是在名人背後幫忙代寫的人。根據《牛津英語詞典》，最早的影子寫手大概出現於19世紀80年代。卓別林這本自傳的版權頁上的這句話的意義在於，這是第一次有人明確表示，影子寫手對名人自傳的寫作有多麼重要。在早些時候，名人和寫手之間的協議還並不完善。羅斯·懷爾德·萊茵其實還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影子寫手，因為史密斯和卓別林都承認了她的功勞。1917年，《亨利·福特的故事：一個農民的孩子如何獲得百萬資產，卻從未喪失人性》出版，這本書用了一種新說法，後來變得相當流行：「由羅斯·懷爾德·萊茵根據口述整理。」

關於萊茵夫人，還有必要說明的是，大約十五年後，她開始幫助她的母親把在中西部長大的回憶寫成一系列面向年輕人的小說。這是她和別人持續最久的一次合作，而她的母親勞拉·英格斯·懷德正是《草原上的小木屋》（littlehouseontheprairie）的作者。

出版商喬治·帕特南在自傳《充裕的空餘》（widemargins）中，講述了第一本真正由影子寫手代寫的自傳的由來。當時，一戰剛結束沒幾年，退伍的英國二等兵亞瑟·蓋伊·恩皮正抓住一切機會在美國各地的小俱樂部裡給聽眾講故事。羅伯特·戈登·安德森是出版公司的一名銷售經理，偶爾也會寫作。安德森遇到了恩皮，發現他令觀眾著迷，於是產生了一種預感，覺得美國人會想讀他的故事。

於是，安德森與恩皮合作，幫他出了一本書。人們也許不記得《超越巔峰》（overthetop）到底賣了幾十萬本，但很快，恩皮的聽眾就擠滿了卡內基音樂廳，恩皮和安德森也靠著版稅賺了個盆滿缽滿。恩皮有個小把戲，他會一隻腳踩在舞臺中間的一張椅子上，就像踩在戰壕上一樣。他一邊擺著這種姿勢，一邊在故事中帶著聽眾超越巔峰。

卓別林本人還有另一個影子寫手蒙塔·貝爾，替他寫了另一部自傳《我的國外之行》（mytripabroad），這本書出版於1922年。在20世紀20年代，演員珀爾·懷特、威廉·s.哈特和約翰·巴里摩爾，舞者伊莎朵拉·鄧肯，棒球隊經理約翰·麥考羅，拳擊手詹姆士·科貝特和傑克·約翰遜，這些人都出版了由別人代寫的回憶錄。（諷刺的是，高爾夫球手波比·瓊斯表示自己能出版自傳是合作者o.b.基勒的功勞，其實在這群人裡，瓊斯大概是最有文化的了。）1927年，新星查爾斯·林德伯格的地位躍居卓別林之上，他是首位單獨駕機飛越大西洋的飛行員，這一壯舉贏得了全世界的喜愛。著陸後，林德伯格請了一位美國記者——卡萊爾·麥克唐納來代寫自己的故事，喬治·帕特南的公司準備將其出版。麥克唐納在返回美國的船上採訪了林德伯格，很快就寫好了稿子。林德伯格看了稿子，立馬改變了主意，他覺得稿子裡寫的那些話不像是自己會說的。他決定親自去寫，於是去他的朋友——金融家哈里·古根海姆位於長島的房子裡完成了寫作。帕特南在自己的自傳裡回憶說：「他從頭到尾都是手寫的，而且寫在法務用紙上。寫完之後，他還在每一頁的右上角處標註了那一頁的字數。」林德伯格只花了3周的時間，就寫完了《我們》（we），書名也簡單而有力。這本書於7月27日上架，此時距離他那次飛行才過了兩個月。8月27日，《我們》登上了《出版人週刊》的暢銷榜，一個月之後就攀登到了榜首，並在榜單上停留了32周，最終賣出了超過635,000本。

這本書受歡迎的一個原因是，讀者和評論家都認為它不是由別人代寫的。某家報紙寫道：「《我們》是林德伯格親筆所作，不是某個‘影子寫手’代寫的。他完成那次令人難忘的飛行後，沒過多久，出版商就宣佈要出這本書。評論界原本對它沒什麼興趣，認為它是粗製濫造的產物。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是一部直白的自傳，沒有華麗的辭藻，也不是為了譁眾取寵……」

不過，很少有人能像林德伯格這樣做。1928年，重量級職業拳擊手傑克·登普西的前經紀人對他提起訴訟，索賠幾十萬美元。登普西站在被告席上，被詢問了近期以他的名義發表的自傳性作品中的內容。而這個拳擊手回答說，他既沒有寫過這些，也沒有看過這些。

1929年，《紐約晚報》的書評家弗雷德里克·範·德·沃特在《斯克里布納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徹底坦白了自己代人寫作的經歷。文章開篇寫道：「我是美容專家，是秘書，是曼哈頓貴婦，是國務卿，是美國衛生局局長……我還有過很多別的身份。雖然沒有當過總統，但我已經當過好幾次美國參議員了。早些時候，我還當過唐人街的領班，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對此，《紐約時報》評論說：「儘管公眾曾經無比輕信這些作者……但現在看來，人們已經不可能再去相信任何打著運動員、歌星或政治家名號的作品了。少有的幾個誠懇的人也被牽連，一同丟失了可信度。」

由於讀者的疑慮與日俱增，「根據口述整理」這句話開始頻繁出現，用來指明合作者。舉例來說，演員埃迪·坎特1928年的自傳《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mylifeisinyourhands）就標明瞭「由大衛·弗裡德曼根據口述整理」。弗裡德曼也是第一個與僱主決裂的合作者。1936年，弗裡德曼起訴坎特，索賠25萬美元。《紐約時報》報道說：「弗裡德曼認為，坎特在電臺節目中說出了自己在口頭協議上提供的內容，才得以聲名大噪。」（這個案子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因為在第二個審判日的前一晚，弗裡德曼在睡夢中因心臟病發作死亡。）後來，索爾·胡洛克、米基·魯尼和米爾頓·伯利的影子寫手都因為不滿而對他們提起了訴訟。也許有時事情還沒嚴重到要訴諸法律的程度，但影子寫手也有他們抱怨的理由：他們做了大部分的工作，卻幾乎沾不到一點光，大多數時候只能拿到一點點酬勞。有個經典的例子，1984年，年輕的記者威廉·諾瓦克替一位汽車行業高管寫了自傳，得到了45,000美元的報酬。這位高管名為李·艾柯卡，1990年《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稱，他的這本書「銷量幾乎超過了史上任何一本非虛構類精裝書，僅次於某些參考書、貝蒂·克羅克的食譜和聖經」。艾柯卡的版稅收入超過了600萬美元。諾瓦克想要更多的酬勞，畢竟所有內容都是他寫的，可出版商只給了他大約4萬美元的獎金。影子寫手所受的屈辱不僅在金錢方面，他們還需要乞求多一些寫作時間，甚至乞求瞭解更多的真實情況。硬充滑稽的喜劇演員傑克·梅森不肯告訴影子寫手自己的年齡，後來，梅森對一個記者辯稱：「我就是不想告訴他我的年齡。幹什麼，難道我是要跟他結婚嗎？」

但影子寫手的抱怨幾乎不會被宣揚出來，原因很簡單：挑起事端會損害一個影子寫手往後的生計。只有一次，人們鼓勵名人背後的影子寫手從他的角度完完全全地把真相公之於眾。泰·柯布是一位偉大的棒球手，也是一個脾氣很差的人，1960年，他聘請了記者艾爾·史坦普來為自己寫自傳。史坦普很快就發現，柯布難以相處，遠遠超出了正常的界限：這個老頭嗜酒如命、惡毒殘酷、種族歧視、愛搞破壞，真的令人厭惡。史坦普主動辭職兩次，被辭退一次，但他總是會再回去。他似乎得了詭異的影子寫手版「斯德哥爾摩綜合徵」。史坦普後來回憶說：「在他生命的最後10個月裡，我與他形影不離。最後那些天，我把他扶到床上，為他準備他的胰島素，還在他摔倒之後扶他起來。柯佈會試圖毆打計程車司機、收賬人、酒保、服務生、店員和普通民眾，而我則攔著他們，平息他們的怒火。我給他做能消化的食物，幫他洗澡，和他一起喝得爛醉。在他知道自己時日無多的黑夜裡，我和他一起跪著祈禱。我還躲過了幾個他扔過來的瓶子。」

1994年的一部電影就是依據史坦普和柯布之間的愛恨糾葛改編的——當然，恨要多於愛。在電影中，湯米·李·瓊斯飾演棒球手柯布，羅伯特·烏爾飾演影子寫手史坦普。有個情景是，史坦普告訴柯布，他知道這部自傳需要寫成經過粉飾的官方版本，但是等柯布死了，他就會如實敘述。史坦普說：「我會慢點兒寫。」柯布反唇相譏：「那我會慢點兒死。」事實並不如柯布所願。1961年7月，柯布逝世。幾個月後，他的自傳出版，書名帶著刻意的諷刺——《我的棒球人生：真實的記錄》（mylifeinbaseball:thetruerecord）。次年，史坦普在雜誌上刊文講出了實情，他說：「這本書是一種掩飾。我對此很難過，我覺得自己不是個好記者。」

最近幾十年來，人們往往在作者署名後用「和」這個字來寫明合作者。作品的成功通常都算在名人身上，而真正的作者只會在扉頁上被捧上天。這點在塔特姆·奧尼爾的《紙人生》（apaperlife）的致謝中可見一斑：「真正賦予這本書生命的是我忠誠而果敢的合作者艾麗莎·彼得里尼。雖然我試圖去回憶，但那太痛苦，我寫不清楚，顯得語無倫次、亂七八糟。而無論何時，彼得里尼都會陪我坐在那裡。這本書的每一頁都清楚地體現著她親切的關懷。」此外，就像那些堅稱自己沒有使用替身的動作電影明星一樣，總有一些名人聲稱自己的作品「不是別人代寫的」，其中就包括：拉蔻兒·薇芝、秀蘭·鄧波兒·布萊克、金吉·羅傑斯、羅納德·里根、蕾昂泰茵·普萊斯、拉爾夫·艾伯納西、邁克爾·凱恩、李·拉齊維爾、職業摔跤選手米克·佛利、阿莉·麥克格勞、比爾·克林頓、瓦萊麗·伯提內莉、切麗·布萊爾、珍·亞歷山大、唐納德·特朗普、卡莉·費奧莉娜、查爾頓·赫斯頓、本·戈扎那、史蒂夫·馬丁、瑪麗·泰勒·摩爾、簡·方達、彼得·方達、搖滾歌手雷·戴維斯、參議員詹姆斯·韋伯、足球教練馬弗·萊維、弗雷德·阿斯泰爾、約爾·歐斯汀、邁克爾·j.福克斯、克拉倫斯·托馬斯和西蒙·西涅萊。

在上面的名單中，法國電影明星西蒙·西涅萊是唯一明確宣告瞭自己的自傳絕非代寫的人。作家莫里斯·龐斯採訪了她好幾個小時，然後整理出了一份600頁的稿子，西涅萊讀完後很震驚，她說：「當然，這稿子並沒有扭曲事實。我確實出生在我說的那個地方，我們確實與赫魯曉夫以及主席團的成員共進了一頓簡餐，我也確實提到了瑪麗蓮·夢露……但我不想寫這些。我無法指責任何人，畢竟，沒人歪曲我的意思，也沒人添油加醋，那些都是我說的。但是，我在講述過程中的遣詞造句、思路的跳躍、使用的俚語以及略帶膚淺的反思，才是與我既有的公眾形象相符的。」和林德伯格一樣，她撕毀了稿子，開始自己寫。正如她在後來的作品中所說，她發現自己成了「影子寫手的影子寫手」。西涅萊對自己的自傳相當自豪，它有一個令人難忘的書名——《懷念不再是曾經的懷念》（nostalgiaisn’twhatitusedtobe）。有兩個記者堅稱這本書不是西涅萊自己寫的，她把他們告上了法庭，並最終勝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