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20年代，回憶錄在英國興起。約三十年後，美國也迎來了類似的風潮。路易斯·卡普蘭在權威著作《美國自傳索引》（iid="j3-a10f2a143af94a36a3f205a28719b9ef"bibliographyofamericanautobiography/i）中列舉了1850年至1859年出版的198部作品，比起三十年前增長了四倍。這個數字還在持續增長，到了19世紀90年代，已達到448本。自傳作者大多數是男性，但也不絕對。有三部女性創作的作品尤為突出，它們既有優秀的文學質量，又為後來的自傳型別引領了方向。這三部作品中最晚出版的是詩人羅西·拉卡姆的回憶錄《新英格蘭少女時代》（anewenglandgirlhood，1889），這本書描述了她大致還算是愉快的童年。百年之後，拉塞爾·貝克、安妮·迪拉德和比爾·布萊森的作品也是如此。拉卡姆可以說是一個沒有經受過地獄般的磨難、不曾經歷鬧劇、也沒有道德光環的人，那時的讀者對這種普通人寫的回憶錄可沒有什麼興趣。為此，拉卡姆在前言中給出了令人印象相當深刻的很多條寫作理由：這本書是在朋友的敦促下寫成的；寫出這本書之後，她就再也不會因為被要求談談「個人情況、傳記內容」而心煩了；這本書清楚地展現出已經消逝的時光和場所；寫作中「最令人愉快的東西」就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共同的友誼」，而自傳就像是朋友之間的相互信任的分享；「姑且不論好壞，隱秘地遁入自己的內心，要比坦率地展示自己的人生故事更為自負」；考慮到她晚年的泛神論思想，真正的自傳實際上是「一個小小的生命的意識所拍下的內心和外在宇宙的照片」。她還解釋說：「如果一朵蘋果花或一個成熟的蘋果能講述一個故事，這個故事不會僅僅關於它們自己。它們會說起微笑著灑落的陽光，耳畔低吟的風，身邊歌唱的鳥兒，曾逗留過的暴風雨，還有像慈母般支撐、哺育它們，讓花瓣綻放、果實長成的大樹。」
1824年，拉卡姆出生於馬薩諸塞州貝弗利，後來成了約翰·格林裡夫·惠蒂埃的門生，最終取得巨大的成功，被《波士頓環球報》評價為「美國最優秀的小眾詩人」。拉卡姆7歲時，當船長的父親去世，她舒適而安全的童年戛然而止。她的母親把家搬到了羅厄耳，開始接納寄宿者，她則從11歲開始工作了整整十年，成了紡織廠裡有名的「紗廠女工」。拉卡姆對這段經歷的描述對後來的歷史學家來說有很大價值，不過她的作品不僅是對這種制度的抗議，她還刻畫了年輕工人所承受的剝削和苦難。這樣的書在19世紀的英國很常見，但未在美國發展起來。更確切地說，這本書重點寫的是在工廠做工的時光如何使她成人，並最終成為一個詩人。拉卡姆「喜歡安靜」，她後來逐漸遮蔽掉了那日夜不休的喧囂。她這樣寫道：「身處噪聲之中，我竟能習以為常，甚至把這當成了一種寂靜。我反抗這些奴役我的機器。只要我的思想能衝破一切，飛向天際，無休止的嘈雜就無法淹沒我腦海中的樂曲。對一個天生喜歡磨蹭和幻想、反抗控制、珍愛個人自由的人來說，長時間的工作、早起以及被叮噹叮噹的鐘敦促出來的規律作息，都是很好的訓練。」
基於真實人生的傳奇故事也是一種常見的當代回憶錄型別，講述的通常是痛苦的往事，至少也得是富有戲劇性的經歷。19世紀這一型別的先驅之作是《我在維克斯堡的洞穴生活》（mycavelifeinvicksburg，書名就有種現代小報的感覺）。該書作者在扉頁上署名「一位女士」，真名是瑪麗·韋伯斯特·拉夫伯勒，是南方聯盟軍一名少校的妻子。這本書講述了1863年春季和夏季的幾個月裡，她和兩歲的女兒以及許多維克斯堡平民住在臨時山洞裡，躲避北方聯邦軍日夜不休的炮火襲擊的故事。這本書敘述生動、充滿人性，紐約阿普爾頓出版社在次年就將它出版，那時內戰仍未平息。拉夫伯勒描述了面對戰爭時人們的普遍情緒，每個人的心靈都受到了傷害：「我永遠不會忘記深夜裡深入骨髓的恐懼，也不會忘記天亮後直入心底的絕望。我們一直蜷縮在洞中，驚恐萬分，炮火還在接連不斷地轟炸。我不斷地祈禱，隨時準備迎接死神的到來。我幾乎確信自己無法逃過這一劫了。聽著槍聲和炮彈飛來時那令人恐懼的轟鳴聲，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動。炮火震耳欲聾，空氣中滿是衝擊的聲響；我的太陽穴一陣劇痛，耳朵裡一片嘈雜，炮彈炸開的聲音像電流擊中了我的大腦，周圍瞬間寂靜下來，只剩恐懼。那是我能想到的最痛苦的情景，我蜷縮在角落裡，把孩子緊緊抱在懷中。我只能感覺到心臟在壓抑地顫動，我幾乎就要窒息了。」
伊麗莎白·霍布斯·凱克利的《幕後故事，或三十年為奴和四年的白宮生活》（behindthescenes;or,thirtyyearsaslave,andfouryearsinthewhitehouse）出版於1868年，是一部引人入勝的混合型作品。開頭是經典的奴隸敘事（弗雷德里克·道葛拉斯是凱克利的朋友，無疑也是她的靈感來源），但與傳統奴隸敘事的關鍵不同在於，這本書寫於奴隸制被廢除之後，也就是說凱克利並不是在寫那些尚未糾正的錯誤多麼可怖，而是在回憶那個已經消失了的世界。她的重點並不是廢除奴隸制，而是講一個好故事（同時確保這種制度的罪惡不被遺忘）。這也許就是她以「我一生飽經滄桑」為開頭，第二段才模式化地說「我出生於……」的原因。書中也描述了悲痛的經歷，凱克利被鞭打（她5歲起就受此折磨），家人四散，還懷上了一個白人的孩子（她說自己是被「迫害」的一方）。在第三章裡，她到了聖路易斯，雖然仍是奴隸，但開始專職為名媛做衣服。客戶借給了她1200美元，足以贖回她的自由，於是她在1855年就擺脫了奴隸的身份。1860年，凱克利搬到華盛頓，成立了一家服裝公司。她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並得到機會為史蒂芬·道葛拉斯的夫人、傑斐遜·戴維斯的夫人和丈夫剛剛就任總統的瑪麗·託德·林肯製作禮服。凱克利不僅當上了第一夫人的專屬裁縫，還被她視若知己，並最終成了她「世上最好的朋友」——這是凱克利引用的林肯夫人在一封信中的原話。凱克利的這部作品成了所有的瑪麗·林肯傳記的資料來源，也是瞭解林肯時代白宮生活的重要參考。
凱克利對林肯遇刺第二天的這一家人的描述（凱克利特別提出，自己是「在林肯夫人極度悲傷的日子裡，除孩子們之外，唯一陪伴著她的人」）也至關重要。要說有什麼不足的話，就是她在描述那家人的痛苦時太過直白：「我回到林肯夫人的房間，發現她又陷入了悲傷之中。羅伯特俯下身，溫柔地撫慰著他的母親，小塔德蜷縮在床腳邊，稚嫩的臉上寫滿了痛苦。我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一幕——她的心已經破碎，她號啕大哭，發出駭人的尖叫，抽搐著，從靈魂深處迸發出瘋狂且劇烈的悲傷。我用冷水浸溼林肯夫人的頭部，盡我所能地安撫她爆發的情緒。塔德的悲痛和他母親一樣強烈，但他被母親激烈的反應嚇到不敢出聲。有時他會摟住林肯夫人的脖子，抽噎著，斷斷續續地喊：‘別哭了，媽媽！不要哭，否則我也要哭了！那樣會傷透我的心的。’林肯夫人不忍聽到塔德的哭泣，當他懇求她不要傷了他的心時，她就拼命讓自己平靜下來，把他緊緊抱入懷裡。」
儘管「全盤揭秘的書」是最近才有的概念（這個說法最早是1980年《紐約時報》在談及g.戈登·裡迪的回憶錄《將要》［will］時用到的），但《幕後故事》可以算是這一型別的開山之作。這本書毫不猶豫地敘述瞭如上的很私人的情況，而且凱克利寫這本書本來就是為了把這些事情和盤托出。總統去世後，1867年，林肯夫人搬到了芝加哥，還揹負著在白宮生活期間欠下的約7萬美元的債務。她想了個辦法，去紐約售賣自己的衣服和珠寶來籌錢，但報紙猛烈抨擊了她的這一做法，認為這有損前第一夫人的尊嚴。姑且不論是否有失臉面，反正她連一分錢都沒籌到。林肯夫人請凱克利來紐約幫忙，凱克利不得不在那裡待了幾個月「為她奔忙」。凱克利對此也不太高興，她寫道：「林肯夫人的處境太過糟糕，她無法支付我的報酬，所以我不得不去做針線活來養活自己。」
顯然，凱克利對自己的遭遇感到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1868年，還從沒有過哪個曾是奴隸的人對總統的遺孀表達不滿。凱克利在書中摘錄了幾十封林肯夫人寫給她的信（按現在的著作權法，如未得到當事人的許可，即使是出版僅僅粗略涉及個人隱私的作品，也是違法的）。凱克利在書中收錄的都是私人信件，在人們還慣用信件交流的時代，信件都是很私密的。有些信件的內容太過敏感，比如她在出版前幾個月才收到的這一封：「我承受著巨大的精神折磨，一夜無眠，早晨懷著一顆破碎的心給你寫這封信。r.（指她的兒子羅伯特）昨晚像個瘋子一樣出現了，他快活不下去了，看著像個死人，因為昨天的報紙刊登了訊息（指她售賣衣服來籌錢的計劃）。我看到他那麼痛苦，自己也止不住流淚……今早我禱告早點離開人世，但我的寶貝塔德又讓我打消了這個念頭。」
關於出版這些信件的正當性，凱克利的申辯相當矛盾。她聲稱自己「動機單純」，還用了典型的句式：「儘管林肯夫人可能行事有些輕率，但她的出發點是好的，人們應當更寬容地評價她。」她還寫道：「如果我發表的東西洩露了什麼秘密，那也是為了讓世人更好地認識林肯夫人……我沒有寫任何會讓她處境更糟的內容，因為她已經身處谷底了。因此，我公佈的秘密往事也不會對她有什麼損害……這些信件最初被寫下來並不是為了出版，這讓它們更有價值，因為它們是真情的流露，是衝動的抒發，絕對誠心誠意。」
凱克利的出版商不走尋常路，把這本書宣傳成了「凱克利夫人的驚天曝光」。那些幾個月前還在猛烈抨擊林肯夫人的報紙，此時都將槍口轉向了凱克利。某位評論家說：「難道美國公眾的文學品位如此之差，都能容忍黑人女僕在背後議論是非，而沒人提出抗議嗎？」《紐約時報》閉口不談種族問題，但態度同樣輕蔑：「我們不得不把這本書披露的許多資訊視為對信任的嚴重侵犯。林肯夫人顯然完全信任這位作者，而這無疑是不明智的，她背叛了林肯夫人的信任。」瑪麗·林肯確實因為秘密被洩露而氣憤，從此不再與凱克利交流。羅伯特·林肯同樣氣憤，凱克利推測他試圖壓制這本書。不管怎樣，這本書賣得很差。凱克利回到了華盛頓，繼續她的裁縫生意。1892年，74歲的凱克利在俄亥俄州威爾伯福斯大學就職為縫紉和家政藝術系的系主任。後來，她由於身體狀況欠佳不得不再次回到了華盛頓，最終於1907年去世。她去世時一貧如洗，人們已經忘記了她的存在。她房間的牆上還掛著一張瑪麗·林肯的照片。
以上所說的這些書儘管很超前，也很有趣，但在當時影響甚微。如果說那個時期的美國自傳有一張面孔的話，那麼這張臉上就兼具三位非常有名的白人男子的特徵：巴納姆、尤利西斯·s.格蘭特和馬克·吐溫。這三人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他們的出現也象徵著寫自傳的人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世紀上半葉，被書志學家路易斯·卡普蘭歸類為「聖職人員/宗教人士」和「罪犯/失足者」的人創作了57%的自傳，後來，品德端正的中層人士也開始寫自傳了。到了20世紀的前十年，「聖職人
員/宗教人士」仍然佔比最高，他們所寫的自傳佔自傳總量的22.7%，「罪犯/失足者」的佔比則下降到了4.4%，而其他類別表現出了強勁勢頭，以上所說的這三位作者就可以被視為代表——格蘭特代表軍人（佔13.2%）和政治家（佔7.2%），巴納姆代表商業人士（佔6.3%），吐溫代表作家（佔5.6%）和邊界人士（佔7.9%）。
《巴納姆的人生自敘》（thelifeofbarnum,writtenbyhimself）出版於1854年，巴納姆當時44歲，他詳細描述了他廣為人知的謊言——著名的喬伊斯·希思騙局，以及美國巴納姆博物館中最受歡迎的展品「斐濟美人魚」（他在書中把它描述為「一個醜陋、乾癟、黑黝黝的小標本」）。「斐濟美人魚」很可能是把魚尾和猴子的上半身（軀幹和頭部）縫在一起做成的。人們對這本書的反應大多集中在巴納姆的坦率上，他毫無歉意，甚至有時態度近乎挑釁。一些評論家對此表示讚賞，但也有另一些人很反感，比如《紐約時報》的一位評論家，他對此感到震驚，因為巴納姆竟然如此情願地承認「他在有規劃、熟練且堅持不懈地用虛假的謊言從公眾那裡騙取錢財」。與此同時，《哈佛雜誌》的一位評論家譴責巴納姆扯掉了「掩蓋私生活的秘密面紗」，他說：「過分坦率本是一種不太必要去控訴的缺點，但巴納姆先生已經超出限度太多了。這本書正是因為他的坦誠才會如此糟糕。」
和前前後後的其他許多例子一樣，差評並不能阻止公眾購買這本書，它的銷量達到了驚人的16萬冊。巴納姆有著無與倫比的商業天性和絲毫不會羞恥的個性，而且這本書出版時他還算年輕，因此他後來又出版了第二部自傳也就不足為奇了。1869年，《奮鬥和勝利，或巴納姆的四十年回想》（strugglesandtriumphs,or,fortyyear’srecollectionsofbarnum）出版，或者應該說是首次出版。那時，巴納姆主要在忙馬戲團和動物展覽，他每年演出時都會出版自傳的新版本，把自己的故事接著講下去，直到1891年去世。巴納姆的傳記作者撒克遜厭倦地說：「巴納姆這本不斷更新的書從此成了書志學家的噩夢，而且這位馬戲團老闆在19世紀80年代大言不慚地說任何人只要願意都可以自由出版這本書，這就把情況弄得更加複雜了。」
在這本書後期的某個版本中，巴納姆說1880年他和尤利西斯·s.格蘭特共進晚餐時，這位前總統提起，他在最近的一次環球旅行中發現，「很多不知道我是誰的人都聽過巴納姆的大名」。幾年後，身體狀況不佳的格蘭特需要錢（他曾是一家銀行的合夥人，後來這家銀行倒閉，他也受到了牽連），他知道自己可以通過寫作，用自己的名聲換錢——儘管可能比不上巴納姆，但也會相當可觀。他開始為《世紀雜誌》撰寫關於內戰的系列文章，每篇收取500美元。事實證明此舉可行，於是格蘭特也開始寫回憶錄了。如今我們已經習慣了總統們在卸任後的日子裡，會把會見外國領導人之類的事情寫出來，以這種獨特的方式賺錢，僅吉米·卡特一人出版回憶錄的數量就有兩位數。但在格蘭特之前只有一部這樣的作品，作者是美國第八任總統馬丁·範布倫。範布倫從1854年開始寫回憶錄，一直寫到1862年去世——大部分時間都在寫作，因為他也沒什麼別的事要做。範布倫兒子的遺孀將他的1247頁手稿交給了美國國會圖書館，這部回憶錄最終於1920年出版。這是一部冗長而又有些奇特的作品：範布倫對自己的妻子隻字未提，他任國務卿兩年，任副總統四年，可他花了更多的筆墨來描述去往英國的一次短暫派遣（文稿中斷於他1840年就任總統之前）。這部作品有它自身的魅力，它顯示了範布倫誠懇謙遜的品格，比如他曾頑固抗拒學術研究，即使是面臨重要的訴訟案件或政治辯論時也是如此，後來他表示自己很是後悔：「我現在很詫異，我有著這麼嚴重的缺點，竟然也能在這些競爭中取勝，大概我命中註定不會碰到什麼挫折。」
格蘭特著手寫回憶錄時，《世紀雜誌》向他提供了一份合同，表示會付給他10%的版稅——根據這本書的預期銷售額，他將能拿到2萬到3萬美元。格蘭特顯然準備接受這些條件，但後來，薩繆爾·克萊門（他的筆名是「馬克·吐溫」）介入了此事。馬克·吐溫在某次拜訪格蘭特時，得知了合同內容，他告訴格蘭特《世紀雜誌》開出的條件根本不值得考慮，自己正通過查爾斯·l.韋伯斯特出版公司出版《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他們公司會付淨利潤的70%。格蘭特最終接受了馬克·吐溫的提議，動筆寫作。
在寫作過程中，格蘭特曾對外表示很想知道馬克·吐溫對自己作品的看法。馬克·吐溫在死後出版的自傳中這樣寫道：「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把將軍的回憶錄與愷撒的‘戰記’進行比較，以便能給出恰當的意見。可以說，這兩者都有明顯的優點——表述清晰，行文直率，語言樸素，不矯揉造作，直面真相，對敵人和朋友一視同仁，而且不堆砌華麗辭藻。我認為兩者的水平都非常高，不相上下。至今我都這樣認為。」
在此要澄清的是，並非像謠言說的那樣，馬克·吐溫讚揚格蘭特的作品是因為該作品是由他代筆寫成的。最出眾的格蘭特傳記作者威廉·麥克菲利和其他歷史學家都認為這個說法是假的，實際上整本書都是格蘭特寫的。無論如何，吐溫的讚美很公正。這本書幾乎沒有半點自負的成分，讀者會自然而然地相信其中的人物刻畫和陳述；在文字方面，其簡潔明瞭的措辭和句式，至今仍是平實寫作風格的典範。這樣的作品在自傳中即使不說獨一無二，也是相當少有的（格特魯德·斯坦也是格蘭特的自傳的仰慕者）。我們從格蘭特所寫的與羅伯特·李在阿波馬托克斯會面的場景中，就可以看出以上特徵。
「那天早上離開營地的時候，我沒想到這麼快就會有結果，所以我並沒有穿戴整齊，也沒帶佩劍。平時在戰場上騎馬時我都不帶佩劍，我套一件士兵襯衫，只有肩章能證明我的身份。進了屋，我看到了李將軍。我們相互問候、握手，然後各自就座。我帶了參謀過來，整個會見過程中，他們大多數在場。
「李將軍心情如何，我不得而知。他為人威嚴，面無表情，很難說他此時內心的感受，不知他是在為戰爭終於結束而喜悅，還是在為這結果而悲哀。他氣宇軒昂，很有男子氣概，從不流露出一點情感。我看不出他心情如何，但我自己感到悲哀和憂鬱，剛收到信時的那種歡愉已經無影無蹤。我一點都沒有因為敵人的失敗而欣喜。為了事業，他曾長期英勇作戰，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儘管我認為這項事業是人們為之奮鬥的事業中最邪惡、最不可理喻的。」
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格蘭特被診斷出喉癌。即使身體每況愈下，他也依然無畏地堅持寫作。1885年6月18日，他將第二卷書稿交給了出版商，五天後，他與世長辭。這部書是19世紀的暢銷作品，兩捲回憶錄上架後，銷量超過了30萬部。格蘭特的遺孀朱莉亞賺了大約45萬美元的版稅。
19世紀末自傳三劍客中的第三位是馬克·吐溫本人，他是巴納姆18世紀70年代在康涅狄格州的鄰居和朋友。巴納姆和格蘭特的作品都是名人自傳的早期典範，這類書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尤其在未來的許多時候）由於作者的名氣才得以存在。與此相反，吐溫是一個通過回憶錄成名的作者。在馬克·吐溫死後出版的《自傳》（autobiography）是他晚年才寫的，實際上這本書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顯得遜色，其中有太多冗長的題外話、古怪的旁白、秋後算賬式的文字以及瑣碎的版稅和圖書銷售記錄。而他的早期作品則新鮮、具有開創性，倒是可以被當成分期出版的回憶錄。他創作的前七本書中的四本，以及後來那些將他推入公眾視野的書，都是他探索自己過往經歷的紀實作品。
馬克·吐溫這類作品中的第一部是《傻子出國記》（theinnocentsabroad），出版於1869年，當時他34歲，剛剛結束了八年的新聞記者生涯。此前，他只出版過一本書——幽默故事集《卡拉韋拉斯縣馳名的跳蛙》（thecelebratedjumpingfrogofcalaverascounty）。不過在那幾年裡，他在全國各地演講，逐漸贏得了幽默大師的名聲。《傻子出國記》大量發行，以預售的形式賣出，而且插圖豐富（很多插圖中都有這位知名作家的畫像）。這本書記錄了美國人前往歐洲和聖地的旅程，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吐溫生前就賣出了約50萬冊。《傻子出國記》和它最終的續作《浪跡海外》（atrampabroad，1880）一樣，與其說是回憶錄，不如說是喜劇遊記，但絕對是根據吐溫的個人性格和特質寫成的。
馬克·吐溫是一位徹頭徹尾的自傳藝術家。這個評價在今天很常見，但在當時並沒有人知道。他之所以能巡迴演講，並出現在報紙頭版，進入公眾的視野中，都是因為他能讓人明顯感覺到，這是一個真實的人在講述自己真實的故事（只有少許的自由發揮）。吐溫的作品逐漸地向自傳的形式靠近。（《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與《大衛·科波菲爾》［davidcopperfield］和《簡·愛》［iid="kd-a10f2a143af94a36a3f205a28719b9ef"janeeyre/i］一樣，是小說形式的回憶錄。）在構思《傻子出國記》的續作時，吐溫想出了一個奇特的幽默故事，他將其稱為「馬克·吐溫的（滑稽）自傳」。這個作品大概是對回憶錄的某種特徵的誇張戲仿，大約95%的部分都在講述一個虛構的「吐溫家族」的滑稽故事，比如：「奧古斯塔斯·吐溫好像在1160年前後曾名噪一時。他總是盡情地給自己找樂子，常常揣上他那把打磨得很鋒利的老軍刀，在夜裡找個合適的地方，刺穿路人的身體，只為看他們跳起來的樣子。他的幽默是與生俱來的。」馬克·吐溫把這個故事與另一個同樣硬充滑稽的故事相搭配，於1870年把它們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後來，他又把所有印版都買了下來，全部銷燬掉了。
吐溫的下一本書不像《傻子出國記》那樣成功，但更具有自傳性質——在《苦行記》（roughingit，1872）中，他講述了自己從1861年起在西部的生活經歷。當時，26歲的馬克·吐溫是一名在職已超過一年的輪船領航員，南北戰爭爆發後，密西西比河上的交通受阻，吐溫因此空閒著。此前，他結束了在聯邦軍中的短暫服役（他會在十年後的《失敗戰役的私密歷史》［aprivatehistoryofacampaignthatfailed］中講述那段故事）。「我的哥哥，」他在開頭寫道，說的是比他年長十歲的奧利安·克萊門，「剛被任命為內華達的州務秘書。這個職位集權力和榮耀於一身——不僅是財政部長、審計員、州秘書，在州長缺席時還是代理州長。1800美元的年薪和‘秘書先生’的頭銜給這個職位增添了至高無上的尊榮。我當時年輕，沒有閱歷，十分羨慕他。我垂涎他的顯赫和富有，更向往他即將踏上的漫長而神秘的旅行，還有他要去探索的奇妙新天地。」於是，吐溫跟隨著奧利安出發了。這本書講述了那段旅程中的故事——吐溫在內華達和加利福尼亞做自由撰稿人和新聞記者，見到了形形色色的有趣人物和場所，並以他1866年的夏威夷（當時還被稱作三明治群島）之旅為結束。當然，內容上的細節遠沒有馬克·吐溫那美妙且極具影響力的文字重要，他引領著後來的眾多喜劇回憶錄作家，從詹姆斯·瑟伯到大衛·賽德瑞斯，向人們展示了善於自嘲的敘述者如何在機敏的觀察下，通過誇張的句法表現出強大的力量。
後來，吐溫的自傳式作品越來越多地回顧早年生活，滑稽成分漸少。《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lifeonthemississippi，1883）是他在寫《湯姆·索亞歷險記》和《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期間創作的。這本書追溯了他在密蘇里的漢尼拔鎮度過的童年，以及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當學徒船員和領航員的時光。這本書太長了——它也是預售的，為了達到要求的600頁篇幅，吐溫在書稿中穿插了許多題外話、大段的描述、各種各樣的思索，還像梅爾維爾在《白鯨》中刻畫鯨魚那樣細緻地描寫密西西比河。但關於他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內容才是主要的。以下這段文字很有特色地講述了他在比克斯比船長的指導下，第一天做領航員的經歷。
比克斯比先生時不時地提醒我注意某些事情。他說：「到6英里點了。」我應和著他。這是很有趣的指示，但我不明白有什麼意義，我感覺不到這與我有什麼相干。接著他說：「到9英里點了。」後來他又說：「到12英里點了。」這幾處地方在我看來差不多一模一樣，景色也單調極了。我希望比克斯比先生能換換話題，但他沒有。他戀戀不捨地貼著河岸，繞過河岸突出的地方，然後說：「憩流就到那叢楝樹的地方為止；現在我們到對岸去。」於是他就把船開到對岸去了。他讓我掌了一兩次舵，但我很不走運。我不是差點撞上甘蔗種植園的邊緣，就是開得離河岸太遠了。為此我又很倒霉地捱了一頓罵。
終於值完了班，但大概只睡了幾分鐘，他就又被叫回了駕駛室。「這可是件新鮮事——在深更半夜還要起來幹活。領航員的工作還真是超乎我的想象。我知道輪船連夜運轉，但我從未想過竟然還會有人要從溫暖的床上爬起來開船。」過了幾分鐘，比克斯比先生向他提問了。
「新奧爾良上游的第一個岬角叫什麼名字？」
我很慶幸這個問題我能夠馬上回答。於是我就開口了，我說我不知道。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