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到了回憶錄的閱覽區。翻閱一陣後，我終於明白為什麼這個閱覽區這麼大了：誰知道會有那麼多的真理可講、那麼多的教訓可學呢？又有誰知道會有那麼多人有那麼多非說不可的過往呢？我翻看了各式各樣的回憶錄，有性虐待回憶錄、風流債回憶錄、性功能障礙回憶錄、另類性行為回憶錄、悔不當初的享樂派搖滾明星迴憶錄、「12步戒斷計劃」回憶錄，還有關於閱讀的回憶錄《不間斷的閱讀人生》（areadinglife:bookbybook）。有位女作家一人就寫了五本回憶錄，一本講述她與父親（一位著名小說家）之間的糾葛，一本講述她與她的孩子們之間的糾葛，一本講述她與酒精之間的糾葛，還有一本終於講述了她與自己較為親密的關係。還有一些回憶錄談的是撰寫回憶錄的難處，甚至有幾本是教人怎麼寫回憶錄的，如《回憶錄作家教你寫回憶錄》（amemoirist’sguidetowritingyourmemoir）。這一切都讓我覺得自己還算不錯，我甚至不用去讀這些書，就很欣慰地知道世界上還有比我更孤注一擲、更妄自尊大、更索然無味的人。
——布洛克·克拉克，《新英格蘭作家居所縱火指南》（anarsonist'sguidetowriters’homesinnewengland:anovel，2007）
關於狗的回憶錄曾風靡一時。實際上，從2006年約翰·格羅根的《馬利與我：和世界上頭號搗蛋狗的幸福生活》（marleyandme:lifeandlovewiththeworld’sworstdog）獲得驚人的成功起，一大撥人就受此啟發，跟風寫下了獻給拉瓦、格斯、鮑勃、奧森、博多、莎蒂等狗狗的回憶錄。直到2007年，這股風潮依然強勁：莫爾、雪碧以及兩隻叫博的狗（主人分別是安娜·昆德蘭和馬克·多蒂）的生活被搬上了書架。安·霍奇曼憑藉她的作品《百萬寵物之家》（houseofamillionpets）一舉將此類書籍打入了青少年市場。約翰·格羅根不甘示弱，攜暢銷書《馬利與我》的兩部改編作品再度登場：其中一部專門面向8至12歲兒童，另一部則以繪本形式呈現，取名為《搗蛋狗，馬利！》（baddog,marley!）。或許是察覺到狗狗回憶錄的市場接近飽和，大中央出版社（grandcentralpublishing）花125萬美元購得了一本關於杜威的回憶錄的版權——杜威是艾奧瓦州一個小城鎮上的一隻貓，它獲救後在圖書館裡生活了十九年。 （此前，還有一本名為《全民開放：公共圖書館中的怪人、呆子和黑幫》［freeforall: oddballs, geeks, andgangstasinthepubliclibrary］的回憶錄於2007年出版，作者為加利福尼亞州託倫斯公共圖書館的多恩·博徹特。）
狗狗回憶錄還只是自傳類圖書的冰山一角。詹姆斯·弗雷因其作品《百萬碎片》（amillionlittlepieces）中含有大量不實的內容被奧普拉·溫弗瑞斥責，然而在此事件發生一年之後，回憶錄史無前例地風行（如諷刺回憶錄、滑稽回憶錄、「9·11」後回憶錄等）。只要你看奧普拉的電視節目，就一定免不了接觸回憶錄。2007年初，奧普拉將西德尼·波蒂埃的自傳《衡量一個人》（measureofaman）選入她讀書俱樂部的推薦書目。在那年，該書又賣出了558,000冊。埃利·威塞爾描述納粹大屠殺的回憶錄《夜》（night）被奧普拉選入2006年的推薦書目。這本令人肅然起敬的書一直賣得很火，實際上，它賣得太好了：在它連續80周名列暢銷榜之後（總共賣出了大概1000萬冊），《紐約時報》草率地，甚至可以說是很不道德地把它從榜單上撤了下來。《紐約時報》一位負責書評的員工向該報大眾編輯克拉克·霍伊特解釋：「榜單的目的是追蹤新書的銷售情況……我們不可能無限期地關注這類書（比如《夜》）。」
就算去星巴克，你也免不了看到回憶錄。2007年，這家連鎖咖啡店啟動了一個讀書專案，選擇的第一本書就是伊斯梅爾·比亞的《一條漫長的路：童子兵回憶錄》（alongwaygone:memoirsofboysoldier）。這本書在星巴克門店賣出了116,000冊，一年的總銷量達到了458,000冊。第二本書是《傾聽是一種愛的行為：「故事團」中的美國生活慶典》（listeningisanactoflove:acelebrationofamericanlifefromthestorycorpsproject），這是一本整理了美國民眾的簡短錄音的回憶錄。接下來，星巴克選擇的還是一本回憶錄：大衛·謝夫的《漂亮男孩：一位父親在兒子染上毒癮後的經歷》（beautifulboy:afather'sjourneythroughhisson'saddiction）。不要把它和尼克·謝夫的《強烈搖擺：在冰毒的伴隨下成長》（tweak:growinguponmethamphetamines）搞混了，尼克是大衛的兒子，他讓自己的這本書和父親的書在同一個月開售。也不要把它和詹姆斯·薩蘭特的《離開骯髒的澤西：冰毒回憶錄》（leavingdirtyjersey:acrystalmethmemoir）或是邁克爾·吉爾在一家星巴克門店工作的回憶錄《星巴克如何拯救了我的人生》（howstarbuckssavedmylife）搞混了。另外，也別和《漂亮男孩回憶錄》（memoirsofabeautifulboy）搞混了，這本書的出版商說：「羅伯特·列勒瑟斯在書中描述了他在東得克薩斯地區度過的童年時光，以及他在古怪的、戴著假髮的、豔麗且博學的母親的監護下度過的那些年。」此外，《漂亮男孩：一位父親在兒子染上毒癮後的經歷》還會使人想起肖恩·威爾西在2005年寫的回憶錄《啊，這一切的榮光》（ohthegloryofitall），肖恩在書中主要描寫了他性格古怪的母親帕特里夏·蒙塔登。2007年，蒙塔登出版了她自己的回憶錄《啊，這一切的苦難》（ohthehellofitall）。蒙塔登的回憶錄不僅書名模仿了兒子的書，連裝幀設計都十分相似。蘇珊娜·索內伯格、李·蒙哥馬利和瑪麗·戈登在2007年都創作了關於他們性格乖僻的母親的回憶錄。戈登的這本回憶錄是她1996年寫的關於她麻煩一大堆的父親的回憶錄的姊妹篇。伯納德·庫珀、盧辛達·弗蘭克斯、迪娜·倫尼和萊斯利·加里斯都出版了關於他們與父親之間緊張關係的回憶錄。《紐約時報》前書評人阿納托爾·布羅德或許當數那一年在回憶錄領域和子女衝突最大的父親，不過他在自己的兩本回憶錄（《憤怒的卡夫卡》［kafkawastherage］和《病人狂想曲》［intoxicatedbymyillness］）中沒有提及的是，他的父母儘管自認為、也被外界認為是黑人，實際上是混血，而他自己在成年以後一直以白人的身份生活。辨識身份的使命因此落到了布羅德的女兒布利斯身上，她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回憶錄，詳細描述了關於種族和欺騙的家族史。為了把這一切解釋得更為圓滿，布利斯·布羅德還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針對大衛·馬修的回憶錄的書評，講述了自己在非裔美國人父親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猶太人母親組成的家庭中成長的經歷。
在2007年，哪怕是沒有出版的回憶錄也可能登上新聞。一個名叫阿努查·布朗·桑德斯的女子在打贏了和紐約尼克斯隊的性騷擾官司後，收到了數百萬美元的賠款。《紐約時報》尖銳地評論道，布朗·桑德斯應該不會寫書了（但我們還是拭目以待吧）。下半年，小甜甜布蘭妮的母親琳內·斯皮爾斯快要完成《波普老媽：小報世界中關於名聲與家庭的真實故事》（iid="3t-a10f2a143af94a36a3f205a28719b9ef"popculturemom:arealstoryoffameandfamilyinatabloidworld/i）時，有訊息說她的另一個女兒——16歲的迪士尼電視劇明星潔美·琳懷孕了。出版方托馬斯·尼爾森公司篤信基督教，宣佈這本書將「無限期推遲出版」，還發了一篇新聞稿，說：「琳內·斯皮爾斯的書絕非育兒指南——同媒體報道相悖，《波普老媽》的確是本回憶錄，但也是個警示。」
回憶錄在美國似乎隨處可見，在英國則更是鋪天蓋地。在英國年度非虛構類精裝本暢銷榜前十名中，回憶錄佔據了七個席位（排第一的是電視節目主持人理查德·哈蒙德的《在邊緣》［ontheedge］），在平裝本暢銷榜中，回憶錄佔據了前十名中的六個席位（比爾·布萊森的《霹靂小子的生活與時光》［thelivesandtimesofthethunderboltkid］高居榜首）。有趣的是，大約從2007年開始，直到最近，英國銷售甚佳的回憶錄大致可歸為兩類。一類描寫的是不溫不火的電臺dj、電視節目主持人、運動員、喜劇演員或者他們的太太團（也就是他們的妻子和女朋友）的生活故事。（這些回憶錄的書名或副書名通常都用了定冠詞「the」而非不定冠詞「an」，以明確表示是本人所寫。）在精裝本榜單上位列理查德·哈蒙德之後的是《我的回憶錄》（mybookywook），而平裝本榜單第三名是《笑聲》（thesoundoflaughter），作者分別是喜劇演員拉塞爾·布蘭德和彼得·卡伊。另一類是「悲慘經歷回憶錄」：通常是一個不出名的人描述自己童年時遭到虐待的經歷，要不然就是講述其他痛苦或艱難的境遇。雖然悲慘經歷回憶錄實際上源自美國，比如大衛·佩爾澤的《一個被稱作「它」的孩子》（achildcalled「it」）和其諸多續篇、奧古斯丁·巴勒斯的《拿著剪刀奔跑》和珍妮特·沃爾斯的《玻璃城堡》（theglasscastle），但它在過去十年間擊中了英國人某條又粗又敏感的神經。這類作品佔據了書店的半壁江山，每本都有著純白、米白或暗白的封皮，再配上一張面容憂鬱的小男孩或小女孩的照片（通常是模特照而非作者本人小時候的照片）。英國的悲慘經歷回憶錄的書名要麼很簡潔，比如《病》（sickened）、《破》（damaged）、《小囚》（thelittleprisoner）、《折翼》（brokenwings）、《醜》（ugly）和《甚醜》（beyondugly），要麼就直接拿完整句子當書名，比如《永遠別說》（don’tevertell）、《別告訴媽媽》（don’ttellmummy）、《告訴我為什麼，媽媽》（tellmewhy,mummy）、《媽媽，他把我賣掉，換了幾根菸》（ma,hesoldmeforafewcigarettes），以及2007年一位中產階級教師的回憶錄《媽媽，你能借我二十塊錢嗎？》（mum,canyoulendmetwentyquid?）——她的兒子們十幾歲時吸上了海洛因。
相比之下，美國回憶錄的流行程度也許沒有英國回憶錄高，但它們在題材的涵蓋面上很好地彌補了這一點。美國回憶錄涵蓋的範圍如此之廣，以至於無法僅用一個類別將其囊括：有名人回憶錄、悲慘經歷回憶錄、狗狗回憶錄、毒品回憶錄、古怪母親回憶錄等。其中最為流行的或許當數「噱頭文學」（這一名稱由莎拉·戈爾茨坦在網路雜誌heeb上提出）——作者為了寫書而特地去做一些不同尋常的事。這種型別的創始人可能是亨利·大衛·梭羅。1845年，他毅然住進了瓦爾登湖畔自己搭建的小木屋，並且把這段經歷以散文的形式記錄了下來（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梭羅其實在小木屋裡生活了兩年，但他在書中將這段日子濃縮成了一年）。一直以來，這類作品很多：娜麗·布萊為寫《瘋人院十日》（tendaysinamad-house，1887）假裝自己精神失常；傑克·倫敦為寫《深淵居民》（peopleoftheabyss，1903）假裝自己窮困潦倒；約翰·霍華德·格里芬為寫《像我一樣黑》（blacklikeme，1961）假裝自己是個黑人；喬治·普林普頓為寫《瘋狂王牌高手》（paperlion，1966）假裝自己是個職業橄欖球運動員；諾拉·文森特為寫《自造男人：從女人變為男人又變回女人的經歷》（self-mademan:onewoman’sjourneyintomanhoodandback，2006）假裝自己是個男人。這些例子體現出，隨著時間的流逝，那些為了寫書而做的事已經越來越像是噱頭了。2007年，噱頭文學層出不窮，無疑證實了這個趨勢。人們最為關注的是a.j.賈各布斯的《依照聖經生活的一年：一個男人以謙卑的姿態儘可能地遵循聖經來生活》（theyearoflivingbiblically:oneman’shumbleattempttofollowthebibleasliterallyaspossible）。此書之所以流行，大概是因為人們希望能在曼哈頓步行街上拍到穿長袍、拿手杖的人吧。賈各布斯此前還出版了回憶錄《我的大英百科狂想曲》（theknow-it-all:oneman'shumblequesttobecomethesmartestpersonintheworld），講述了他嘗試讀完整部《大英百科全書》的經歷。（賈各布斯的作品都採用了流行的命名法：參考了1982年梅爾·吉布森的電影《危險年代》［theyearoflivingdangerously］，並且副書名使用了「一個男人……」這樣的表述。）
這類書大多有探險的元素，尤其是伊麗莎白·吉爾伯特的《美食、祈禱和戀愛》（eat,pray,love），她在書中描寫了自己通過在異域品嚐美食、誠心禱告和墜入愛河來超越自我的經歷。（據《出版人週刊》統計，這本書在2007年賣出了2,015,000冊，該年出版的圖書無出其右。）此外，還有佩泰·喬丹的《洗碗工：一個人試圖在五十個州洗碗》（dishwasher:oneman'squesttowashdishesinall50states），阿奇科·布希的《九種渡河方法》（ninewaystocrossariver，她在書中描寫了自己遊過九條河的經歷，沒錯，九條河），埃裡克·韋納的《尋找幸福之國：一個人尋找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onegrump’ssearchforthehappiestplacesintheworld），喬希·沃爾克的《小屋壓力：一個人迫切地想通過當野營顧問重回青春時代》（cabinpressure:oneman'sdesperateattempttorecapturehisyouthasacampcounselor），以及那些描寫作者們如何學會打橋牌或打落袋式檯球的書。這類書中還有一些記錄了在自己設下的某種限制或其他行為制約下生活一段時間（通常是像梭羅那樣的一年）的經歷。《動物、蔬菜和奇蹟：一年的飲食生活》（animal,vegetable,miracle:ayearoffoodlife）寫的就是巴爾巴拉·金斯爾弗和家人在一年中只吃自家種的或當地產的食物的經歷。此外還有：
· 《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一家人在全球化經濟中的生活冒險》（ayearwithout「madeinchina」:onefamily’struelifeadventureintheglobaleconomy）
· 《富足：一男一女，當地食物吃一年》（plenty:oneman,onewoman,andaraucousyearofeatinglocally）
· 《不買：我戒斷購物的一年》（notbuyingit:myyearwithoutshopping）
· 《大反差：電視癮媽媽培養不看電視的孩子的自白》（thebigturnoff:confessionsofatv-addictedmomtryingtoraiseatv-freekid）
· 《助我自助：一個無神論者，十位自助專家，在舒適區邊緣的一年》（helpingmehelpmyself:oneskeptic,tenself-helpgurus,andayearonthebrinkofthecomfortzone）
朱莉·鮑威爾的經歷具有典型的重複性：幾年前，她試圖在一年中只做朱莉亞·查爾德《掌握烹飪法國菜的藝術》（masteringtheartoffrenchcooking）中的菜，還為此專門建立了一個部落格。後來，她依據部落格內容，出版了回憶錄《朱莉與朱莉亞：我冒險下廚的一年》（juliabyjulie:myyearofcookingdangerously）。2007年，鮑威爾又寫了一本回憶錄，講述了她如何學習做一名屠夫——這不免使人想起比爾·比福德寫的關於與馬利歐·巴塔利一起工作的回憶錄《熱》（heat）。查爾德在2007年推出了自己的平裝本回憶錄《我在法國的歲月》（mylifeinfrance），她的編輯朱迪斯·瓊斯、她的廚師和電視製作人也各自出版了一本回憶錄。瑪雅·安吉羅也有一本與食物有關的回憶錄，這是安吉羅自1969年出版《我知道籠中鳥為何歌唱》（iknowwhythecagedbirdsings）以來的第八本回憶錄。這能否創下紀錄，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雪莉·麥克雷恩的那些書——麥克雷恩通過寫書來講述她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生活，到2007年已經出版第十一本了。
至於其他的回憶錄流行分支的由來，大概跟牛頓和萊布尼茨誰創立了微積分一樣，誰也說不清楚。我們該如何解釋2007年「父親回憶錄」（從「做」父親的角度，而不是從「有」父親的兒子的角度）的風潮呢？像尼爾·波拉克的《替補爸爸：一個美國家庭試圖養育酷孩子的真實故事》（alternadad:thetruestoryofonefamily’sstruggletoraiseacoolkidinamerica），菲利普·勒曼的《父親觀：男人是如何變成父親的》（dadditude:howarealmanbecamearealdad），卡梅倫·斯特拉徹的《有爸爸的晚餐：我如何回到家裡的飯桌旁》（dinnerwithdad:howifoundmywaybacktothefamilytable），盧·內克的《甩竿：以父親的身份穿越阿拉斯加的飛釣之旅》（backcast:fatherhood,flyfishingandariverjourneythroughtheheartofalaska），傑夫·加馬奇的《中國靈魂：我的女兒到了美國，我成了父親》（chinaghosts:mydaughter’sjourneytoamerica,mypassagetofatherhood），以及詹姆斯·林德伯格的《搖滾爸爸：沒有規則，只有真實的生活？》（punkrockdad:norules,justreallife?）。與此類似，你也很難想到為什麼2007年會成為講述自閉症和阿斯伯格綜合徵最頻繁的一年。但事實就是如此，約翰·埃爾德·羅比遜（《拿著剪刀奔跑》的作者奧古斯丁·巴勒斯的兄弟）、傑瑞·紐波特與瑪麗·紐波特夫婦寫了關於阿斯伯格綜合徵患者生活的書，丹尼爾·塔曼特寫了關於自閉症患者生活的書，珍妮·麥卡西、夏洛特·穆爾寫了關於撫養自閉症孩子的書。
不是所有的回憶錄都屬於某種潮流，毫無疑問，2007年也有不少這樣的書。比如，解剖屍體回憶錄、在密歇根的越南移民家庭長大的回憶錄、在曼哈頓豪華餐廳做女服務生的回憶錄、做紐約巨人足球隊粉絲和做「聲音嚮導」搖滾樂隊粉絲的回憶錄（說的是兩本不同的書）、在非洲做和平隊聾人志願者的回憶錄、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創立的佐治亞州脊髓灰質炎溫泉康復院從1950年住到1952年的回憶錄、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農村建公共學校的回憶錄、出生後就被分開又在度過半生後重聚的雙胞胎的回憶錄、在1998年的某個夜晚被綁架和勒索的回憶錄、身為著名已故作家兼編輯的有毒癮且麻煩一大堆的兄弟的回憶錄以及身為該作家兼編輯的老闆的兒子同時還患有廣場恐懼症、幽閉恐懼症和電梯、停車場、橋樑、飛機、隧道恐懼症的回憶錄，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回憶錄遵循著非常古老的傳統。據說，史上第一本自傳是奧古斯丁的《懺悔錄》（confessions）。此後，值得一提的靈性自傳的作者有：阿維拉的聖特蕾莎、喬納森·愛德華茲、約翰·亨利·紐曼，還有在2007年登場的丹妮絲·傑克遜（鄉村音樂歌手艾倫·傑克遜的妻子，不過她的《一切都關於他》［it’sallabouthim］中的「他」指的是上帝）、足球教練託尼·鄧吉、前拳擊手喬治·福爾曼、基督教歌手艾米·格蘭特，以及一名聲稱自己被卡車撞到後看見天堂又返回人世的牧師——據《出版人週刊》統計，描寫這段經歷的《天堂90分鐘》（ninetyminutesinheaven）一年內賣出了491,000冊。此外，靈性自傳還有：《處處復活節》（eastereverywhere），講述了作為路德宗牧師的女兒的成長經歷；《水將托起你》（thewaterwillholdyou），講述了一名無神論者學習禱告的經歷；《離開教堂》（leavingchurch），講述了一位牧師在接管一個鄉村教堂後，發現自己關於管理鄉村教區的設想完全不切實際的經歷。還有反宗教回憶錄，比如兩本由逃離摩門教一夫多妻制的女性寫的回憶錄，以及沙洛姆·奧斯蘭德的《包皮的悲哀：回憶錄》（theforeskin’slament:amemoir），以一種痛苦的詼諧口吻（或是詼諧的痛苦口吻）描述了在猶太教正統派環境中成長的不滿，宣傳語是：「實在太神了。（that’ssogod.）」與此相反，經典之作《騙子俱樂部》（theliars’club）和其續篇《櫻桃》（cherry）的作者瑪麗·卡爾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我正在寫第三本回憶錄《重生之光》（lit），這本書將講述我從一個罪孽深重的人成為天主教徒的難以置信的經歷（它也許不是教皇的最愛，但仍是一本滔滔不絕的虔誠讚歌，乞求青睞）。」科恩樂隊前主音吉他手布萊恩·韋爾奇（外號「頭兒」）也出版了他的自傳。在一次《新聞週刊》的採訪中，韋爾奇解釋了他的寫作動機：「我很樂意讓人們去了解上帝，我希望人們知道我找到了什麼。這真的是我的親身體會。上帝不是躲在天上的古怪老頭，他並不遙遠，離我們很近。他與我們同在地球上，會為我們的生活開啟一扇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