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義孚先生69歲那年，創作了自傳《我是誰？》，回憶了從童年到晚年的經歷。先生為何要寫這部自傳？

首先，先生認為自己是一個無根的人。正如他在開篇裡所言：「作為一個尋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該自我審視。」因此，這部自傳是他對自己大半生尋根歷程的一次回顧與剖析。而之所以感到自己無根，其中一個原因在於，青年時期，他從未在任何一個地方住滿過五年。

我一直在不停地換住處，先是小時候與家人一起，長大後便獨自一人。我的「家」換了一個又一個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慶、堪培拉、悉尼、馬尼拉、倫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盧明頓、芝加哥、阿爾伯克基和多倫多。

直到38歲，段義孚先生搬到了明尼阿波利斯和麥迪遜，在這兩個地方各住了十四年，而這才是他最能感受到歸屬感的地方。

其次，在人際關係上，段義孚同樣認為自己是無根的人。他終身未婚（這與他關於生命救贖的體驗有關）；另一方面，他無法完全融入西方社會。因此，身份認同對段義孚而言，始終是一個需要審視的問題。

之所以寫作自傳，有個體的原因，即某人慾對自己的人生展開一次全面的審視；也有社會性的原因，即當時的社會土壤要有利於自傳文學的產生。從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環境來看，隨著科技的迅猛革新、地域流動性的不斷增強，人的身份危機開始凸顯出來，進而越來越多的人提出了「我是誰？」的問題。

「我是誰？」是新千年即將來臨之際的一個時髦問題。似乎每個人都在問。不僅個人、團體，甚至國家都會問自己「我是誰」或「我們是誰」。

因而，越來越多的人藉助自傳文學這一途徑對「根」展開了價值尋求。而段義孚的這部自傳也正產生於這樣的社會土壤。然而，這部自傳卻又與時下多數自傳文學有著明顯的不同。

首先，在《我是誰？》裡，時間線索和公共事件皆不突出，也無特別豐富、如數家珍的個人回憶。而這些要素卻能體現在其他多數自傳作品裡。原因在於，段義孚並不像某些悲觀主義者那樣，甘願被過去某些不堪回首的時光捆縛，進而主動遺忘了很多事情；同時，他一貫追求精神勝於追溯具體事件，因為在他看來，前者指向了永恆，後者卻容易朽壞。

其次，通常用來吸引出版商和讀者那種扣人心絃、轟轟烈烈的事蹟在這部自傳裡很罕見。在他自己眼中，人生的大部分歲月都不如那些外向的自傳者具有彰顯自身的光彩，反而，他的成年時光多是獨自過著一種「向內」的生活，也形成了一道獨特的「內在景觀」(inscapes)——精神上的景觀。因此，刻畫「精神景觀」正是這部自傳的主旨。

再其次，與大多數人的生命軌跡不同，多數人是從童年的「爐臺」邁向成年的「宇宙」，但段義孚的人生軌跡卻是反過來的，即從世界走向了自我，從童年所處的公共領域走入了成年後的私人領域。但，這也絕不等於進入成年後，格局反而縮小；相反，他卻愈益朝著由觀念和思想構築起來的宏大世界邁進。

因此，《我是誰？》的魅力，並不在於引人入勝、博人眼球的不凡經歷，這些事物或許離普通人的生活太遙遠；相反，它的魅力在於，在平凡的事物與事件裡，去體察個體生命在不斷破碎與重建、踟躕與前行的過程裡呈現出的意義與價值。難怪世界地理學最高榮譽獎的評委會，把段義孚比作地理學界的「小王子」，因為他們兩人都常常在平凡微小的事物中用情至深。

宇宙與爐臺：生命最初的底色

段義孚從童年到成年，是從「宇宙」走向了「爐臺」。童年時期，他生活在世界的舞臺上，經歷著各種公共事件。成年後，他的世界縮小到了學術的角落裡。這樣的人生經歷對他一生的追求——心靈追求、關係追求與事業追求——均產生了根本的影響，奠定了最初的生命底色。

段義孚成長在抗日戰爭時期一箇中產階級家庭裡。父親段茂瀾是一名外交官，這讓童年的段義孚能頻繁接觸到世界性的事件與人物。他在自傳裡提到了與自己家庭關係頗深的三個人：段祺瑞、汪精衛和周恩來。

段氏家族起源於安徽，到了近代分為兩支：一支家財萬貫，住在合肥，是段祺瑞所屬的一支；另一支家境貧寒，住在銀山（可能在安徽蕪湖附近），是段茂瀾所屬的一支。所以，段祺瑞一直資助段茂瀾在南開中學讀書。後來，段茂瀾接受了西方教育，為段義孚的童年創造了中產家庭的成長環境。汪精衛是段義孚母親的一位遠房表親。由於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段茂瀾一家對他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試圖與這位親戚劃清界限，另一方面在私人感情上又不得不有所顧念。周恩來是段茂瀾的好友，雖然兩人最終在政治路線上迥然不同，但私下的友誼卻一直維持著。

周恩來在重慶工作時，常常拜訪段義孚家。段義孚說，父親和周恩來在客廳裡掰手腕的情景一直歷歷在目。正因為父親的外交官身份，他和眾多世界級的政治人物都有或近或遠的關係，這使得童年的段義孚總能親歷各種公共事件，生活在「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環境中，超越了狹隘的地方主義。

而同時，段義孚就讀的小學也為他開啟了世界主義的視野。戰時的陪都重慶在段義孚的記憶裡並非一處溫暖的家鄉，而是一個貧窮、戰亂、充滿死亡和迷信氣息的地方。這或許同他家位於重慶鄉郊有關。在那裡，他每天都要忍受空氣裡的酸腐味、遭遇惡臭的泥漿、路過髒亂的小攤小販和黑市上的交易，偶爾還能撞見村子裡的迷信——預防詐屍的白事。與此相對的是，1938年，段茂瀾和他的朋友們在南開發電廠旁創辦了一所只有一間教室的小學。段義孚在這所小學裡獲得了世界主義的啟蒙教育。在課堂上，他不僅認識了牛頓、富蘭克林、瓦特等偉大的科學家，還讀到了王爾德的《快樂王子》。這些人物和故事都令他的思維超越了地方主義和國族主義的狹隘性，融入更崇高的人類精神文明的「宇宙」裡。

段義孚在另一本半自傳體作品《人文主義地理學》裡回憶說：

我從未想過他們可能不是中國人。我——並且確定其他中國孩子，只是簡單地把他們當成值得欽佩的人，我想模仿他們的創造力、知識、勇氣和孝義。在我們生命中的敏感階段我們把自己視為這個令人振奮的，不斷擴大的廣闊世界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這為我們在以後歲月裡從容面對殘酷現實——無論是世界大戰還是自身的侷限性——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段義孚童年的生活空間可以視為由兩種環境組成：其一，戰亂貧窮的農村，帶給他死亡的恐懼，心靈無法紮根；其二，家庭與學校，雖然尺度上是更微觀的兩點一線，但卻連線著更宏大的世界主義與公共舞臺。在那裡，段義孚感受到了精神的昇華，奠定了他一生總渴望宏大而永恆事物的思想基調。

自我與永恆：四種愛的經歷

自我，是貫穿《我是誰？》的主題。由上文可見，原生家庭是段義孚塑造自我的第一片土壤，給予了他世界主義的廣袤「宇宙」。童年時期，他就已實現「爐臺」與「宇宙」之間的穿梭。因此，「宇宙」的意象已融為他生命的底色，也是令他一生不斷嚮往永恆之物的動力所在。

或許，正因為這般自我的成長與塑造，才讓段義孚的情感軌跡與大多數人的情感軌跡不同。譯者認為，段義孚的情感更接近於柏拉圖式的愛——一種對超驗之物的理念式的愛。古希臘人將愛分為了四種：撫愛(astorgos)、友愛(phileo)、情愛(eros)與聖愛(agape)。並認為每個人的一生都或多或少會經歷這四種愛。那麼，段義孚在這四種愛中有著怎樣的經歷呢？

撫愛：逝去的陰晴圓缺

原生家庭是段義孚最初的心靈寄託，然而，這樣的寄託並不牢固。這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父愛的匱乏，二是易逝的母愛和兄弟們的暗暗爭奪。

事實上，段義孚並非完全體會不到父愛，只是儒家式父愛的堅硬稜角，令內心敏感的段義孚屢屢受傷，也令青春期的他蒙上了一層酸楚。

可憐的父親啊！他完全沒有想到因為這樣一件芝麻小事大發雷霆，會造成我永久的心靈創傷——儘管當時他只是在我手腕上輕輕打了一巴掌，說不定還是我「罪有應得」的。但這給我的青春期蒙上了一層酸楚。也就是說，哪怕沒有驚天動地的災禍，日常生活裡也充滿了混亂、失望和不公平。

當父愛被責任的外衣包裹起來，顯得既剋制、堅硬又略帶冷漠時，在兒子的記憶裡就形成了若即若離、空洞可怖的意象。再加上父親對長子（段岱孚）和三子（段三孚）的偏愛，對次子和小閨女（段思孚）的忽視，令段義孚對父親的感情充滿了矛盾。最終，幽靈的夢魘成為根植在段義孚記憶深處的父親形象。但此夢境也依然透露著他對父愛的渴求。

不幸的是，我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卻是童年的一場噩夢。……我張開雙臂想擁抱他……怎麼回事？一個幽靈卻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親，但他身上卻披著一件喪服。這具幽靈在不斷變化的氣流中移動著，沒有重量。那是一個惡鬼，一具屍體，空洞的眼睛裡泛著黃色的光。

2005年，當75歲的段義孚再次回到重慶時，這個噩夢竟然重現了。可想而知，當1980年父親在臺北去世的時候，段義孚沒有去見他最後一面，脆弱到多麼地毫無心力。

與父親相比，母親卻給予了段義孚最溫暖的撫愛，然而，這樣的愛卻總是時而相聚時而分離。況且，兄弟之間還潛流著對母愛的爭奪。

年幼時，因有一位保姆在他的身邊照顧，母親反而和他有一段距離。結果，在他眼裡，母親就成了一位疏遠、高貴、有魅力的人物。進入青春期後，母親在他的印象裡，又變成了一位脆弱而不諳世事的女性，這便激起了他想要保護母親的慾望。但母親獨立的個性並不需要兒子的保護。

由於段義孚常年在異地求學和工作，他與母親常常見少離多。但每次相聚，母親深切的關懷與不捨，都令他倍感溫暖。《我是誰？》回憶了他因工作和母親離別之際，母親挖空心思，用「計」挽留自己的一幕，感人至深：

9月臨近，我和母親都變得惴惴不安，但我們彼此都把這樣的不安埋在了心底。再過不久，我就要回印第安納州上班了。分別的一天終於到來了。我和母親都起得很早。我們先到城裡悠閒地吃了一頓早餐，這似乎是母親發明的拖延戰術。直到最後，我不得不說，我要走了。但是，母親立刻又想到了另一個計策，她堅持要我帶一些加利福尼亞州產的橙子，在我長途開車的時候可以解解渴。於是，我陪她一起去了超市。我同弟弟妹妹都在收銀臺旁等著她，而她則沿著過道故意慢條斯理地挑選著橙子，最後，她抱著一大口袋向我們走來。我們來到汽車旁，開啟車門，我把橙子放進車裡，轉身對母親說再見，她立刻緊緊擁抱了我，掉下了眼淚。平日，她很少擁抱我，因為中國人沒有這樣的習慣。

母親不明原因的持續背痛——胰臟癌的早期症狀，是一直籠罩在段義孚心裡的陰影。只是當母親的背痛偶爾消失或輕微時，他才會再次沐浴在母親的歡聲笑語與朗朗豔陽的家庭氛圍裡。然而，日子卻總是陰多晴少，最終，母親躺在了病床上。一日凌晨，當醫生帶來母親離世的訊息時，段義孚發現自己的一顆釦子掉了，便立刻鑽到椅子下面去找，到暖氣片裡面去找。那一刻，命運似乎宣告著一個巨大的分水嶺聳立在了他的生命裡。丟失的扣子彷彿一個象徵，意味著從此以後他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係。

若從常理出發，大概一個人年少時獲得的撫愛越多，成年後越有更大的動力將這種撫愛傳遞下去——哪怕不是傳遞給人，也是傳遞給寵物。然而，段義孚在這本自傳裡明確否定了寵物在他生命中存在的可能性。這一方面因為他認為寵物是「強權的心理學」的典型例證，另一方面在於：

既然我放棄了真實的親密關係——這個能給我帶來最大風險和回報的東西，就不想再退而求其次了。其原因可能出於自尊心或者任性，但還有一件事——我不想傷害狗的感情，不想對它說：「我沒有軟玉溫香可以攬入懷中，所以將就著摸摸你好了！」豈有此理！

雖然有這些話，段義孚卻在晚年收養了孩子，撫愛居然以這種方式傳遞下去了。他一生尋根，最後自己反而成了別人的「根」；他一生追求永恆，自己的情感反而有很大的流變性。顯然，相比於他去世時92歲的高齡，不到70歲時出版的自傳只算得上一張歷史的「定格照片」而已。

友愛：瑜中帶瑕的情誼

在對友情的探尋中，段義孚不僅看到了它美好的一面，還時常能意識到它可能帶來的嫌惡。

大衛·哈里斯是來到美國伯克利大學唸書的一名英國學生，與段義孚一見如故。哈里斯從唸書到工作再到結婚，段義孚就像一位年長的親戚一般見證著他的成長。然而，儘管交往頗深，段義孚仍能感受到友情裡的張力。他回憶說，大衛成家後：

比我之前認識的，在人格上更廣闊，更難以準確捉摸。因為在原先那個大衛的身上新增了其他的自我——更好的自我（就像老人們常說的那樣），以及未來的自我，也就是他的孩子們。甚至當我和他單獨交談時，都能感覺到，除了一些專業知識以外，他在思考事物的時候，在考慮投入多少時間和精力之前，都會考慮一些額外的因素，所以無法給出一個準確的預期來。所以，我們再也不能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了。

另一次激烈的友情張力，出現在段義孚和哈里斯一家的野外考察期間：

或許是大衛覺得自己認路，沒必要跟在我後面；也可能是因為孩子們那時候都需要照顧。我想是出於這些原因。後方傳來一聲鳴笛，隨後，大衛的車捲起塵土超過了我。我不想被甩得太遠，所以也加大了油門。但我的卡車顯然在速度上比不過他們。最後，我們之間的距離越拉越大，不久，在我眼前剩下的，就只是揚起的塵土了，到最後，連塵土都看不見了。我便陷入了一片孤獨的陰影裡。……更糟的是，我甚至覺得自己很荒誕。我到底在新墨西哥州的土路上做什麼？開車追一個坐在轎車裡的年輕家庭？我一度想把卡車掉頭開回阿爾伯克基。當然，我沒有，因為恢復了理智。

友情的張力很大部分源於段義孚的獨身身份，他無法像大衛那樣，從家庭關係裡汲取更新的自我。進而，他覺得自己從未成熟過，或者說，還未成熟就老了。當歲月靜好時，他常把孤獨的時光打發在傷春悲秋的散文和詩歌裡，投入讀書、思考、反省和白日夢裡。然而，當身體遭遇病痛或暫時無法自理的時候，親密關係的缺失就會像生命的一道裂口，豁然矗立在眼前。

當那名醫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時候，我內心的恐懼又是怎麼一回事？是因為死亡嗎？還是因為別的什麼東西？我覺得不是死亡，而是對孤獨的恐懼，對隻身一人在醫院裡無能為力的恐懼，對置身於心灰意冷的環境裡的恐懼。

而讓段義孚最刻骨銘心的一次友情傷痛，出現在辦公室裡忽然病倒、無法自理的一個週末。段義孚給同事們打電話求援，但卻得不到任何幫助。要麼無人接聽，要麼是找各種藉口推辭不來。事後，段義孚再也不像往常那樣去餐廳裡和同事們一起吃飯了，因為，他已無心力再去承受同事們友善的面孔了。

當然，段義孚在《我是誰？》裡也回憶了曾經有過的無私友愛。比如，和研究生約翰·希基、同事吉姆·諾克斯，以及和同事10歲的兒子約書亞的友情。它們就像一枚枚閃閃發光的印章，銘刻在了人生最美好的記憶裡。

但問題也在於，友情本身通常不易達成親密關係的建造。當他步入遲暮之年，也看到了對專屬兩人且排他的友情關係不切實際的理解與期待。

直至暮年，我也只在很短的時間裡有過這樣的關係，要麼是社會性的，要麼是職業性的。我也時常浪漫化地看待這層關係，為它賦予了過多的意義。可當愛遭遇挫折時，就會生出多愁善感來，我一直都在對抗這樣的情感，但終究徒勞無用。

親密關係的缺位與友情的不完美，令他缺乏足夠的自信徹底融入當地的社會。當然，段義孚也十分渴望能像本土人士那樣，不戴面具地與人談天說地；然而現實卻是，他很多時候只能藉由一些社交技巧、適度偽裝、肢體語言和專業術語來實現交流。同時，他也感受到自己根本無法像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那樣直來直去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米德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可以直言不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