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裡襯托出段義孚進行學術思考的兩片重要土壤,一是「與人的疏離」,二是「無根性」,它們相輔相成。「與人的疏離」促使他思考孤獨與個體的意義。比如,《分隔的世界與自我》正是藉由對空間分隔的歷史考察,來思考現代個體生存狀況的原因及現實意義;而「無根性」則促使他思考人與環境之間或正或負的關係:正如《戀地情結》,負如《無邊的恐懼》《逃避主義》等,這構成了他對「地方之愛」(topophilia)與「地方之畏」(topophobia)的反合性思考。
段義孚對友愛的渴求是顯而易見的。他在《回家記》裡記述,在北京的短短幾天時間裡,他就和兩個學生助手(志丞和左一鷗)產生了友情;在他離開北京的最後一晚,志丞沒能當面和他道別,竟然成了他北京之行的一樁憾事。回到家後,他把兩個小友的照片做成了冰箱貼,一直貼在顯眼的位置。《回家記》譯本成書之後,譯者志丞朗讀了全文,並製作成音訊cd寄給了段義孚,他非常喜歡,經常拿出來聽。對於他來說,這段音訊形成了超越性的意義,讓友情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朽爛,也不會隨著空間延展而衰弱。
在這部自傳裡,段義孚甚至對自我展開了更加深入的剖析。之所以在友情與人際關係中存在難以克服的張力,根本上還在於自己缺少生命力,這讓他一直都欠缺主動與人建立關係的勇氣,或表白的能力。
順便提一下,本書成書於1999年,寫作此書時,段義孚與1996年才到麥迪遜任教的朱阿興還未建立起深厚的情誼。但在隨後的日子裡,朱阿興熱情爽朗的性格和無微不至的關心讓段義孚深受觸動,兩人也成了忘年之交。讀者在《回家記》裡可以感受到他們彼此的情感紐帶。朱阿興不僅以同事的身份關照段義孚的日常生活,他們一家人還以中國人的面孔和行事風格,讓段義孚的情感重新連結到自己的「根」。朱阿興在段義孚的追思會上曾說,段義孚的去世不僅讓他失去了一位地理學上的導師、一位自己熱愛的同事,甚至可以說失去了一名家庭成員。如果《我是誰?》寫於2009年,相信段義孚一定會對友愛有另一種體會。
情愛:一生的海市蜃樓
所以我覺得,我生命力的缺乏乃源於身體上的缺陷。對此我很怨憤,因為我其實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一個更有魅力的人——倘若「生命的綠泉」能在我的血液裡湧流得更快一些就好了。
童年的段義孚是一個病懨懨的孩子,成年後健康狀況有所改善,但總是缺乏一種熱情洋溢、幫助他人的力量,也欠缺佔據主動的勇氣。因此,他一直認為身體上的不足造成了生命力的欠缺和安全感的匱乏。進而,造成了性取向的錯位。而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土壤課上,更讓他的性別意識遭受了沉重打擊。他在男同學們的眼裡:
就只是個小跟班兒——或者換個不好聽的說法,是個小妹兒,我發現自己每次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他們都會忽然壓低嗓門兒,時而還爆出一些粗俗的話來。
其實,段義孚並沒有在《我是誰?》裡去追憶太多具體的情感經歷,正如前面所言,一五一十地講自己的故事,並不是這部自傳的追求,從心理上刻畫自己是怎樣一個人才是。因此,段義孚藉由講述別人的故事來呈現自己的內心。他選擇了曾在多篇文章裡表達過敬慕之情的物件——地理學泰斗亞歷山大·馮·洪堡所遭遇的三次同性情愛的故事,來引發讀者與他之間的共情。共情的地方,不僅在於這樣的感情關係常不堪一擊,經不起考驗;而且,還可能會讓人失去「一項人人與生俱來就享有的權利——可以在睡前和愛人一起吃點心」,換言之——婚姻的權利。
到了老年,洪堡依然思維活躍,不斷收穫著來自各方的榮譽和尊敬。只是在感情問題上,他不得不在一段段零碎的關係中尋求滿足。
同時,雙性戀文學家約翰·契弗積極主動、熱情奔放的情愛力量,就彷彿段義孚的反面一般,觀照出他既缺失又羨慕的那個狂熱奔放的自我。
當我讀到他慾壑難填般地抱怨、一遍又一遍在日記裡訴苦時,心裡就會升起一股怒火,就好像自己是個餓得半死的佃戶,見到主人在飯桌上大快朵頤還不停抱怨鴿子肉不夠吃一樣。
在愛和親密關係上,我就是那個餓得半死的佃戶。
所以,情愛,與內心極其敏感的段義孚之間,一生之久都只是海市蜃樓般的關係。他從不敢亦不會將自己的身、心、靈完全委身到與另一個人的情愛關係裡,因為,對他而言,這無異於飛蛾撲火。最多,他只是在相關的小說、詩歌或散文裡去紓解自己的渴望,並客觀地觀照「情愛」本身,產生出理性思考的強大力量,融入學術作品的創作裡。
聖愛:返鄉的奧德修斯?
當段義孚步入老年階段,父母的撫愛已成為感懷的往事;友人的情誼在歲月的沉澱中,顯得尺瑜寸瑕;情愛,或者愛情,早已在具體而微的關係裡主動疏離了。最終,這部自傳裡最大的主角彷彿只剩下了那個煢煢孑立的「自我」?
倘若這就是結局,或許也能折射出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這三類情感在終極層面上都是不可靠的,即,它們都無法讓段義孚感受到永恆的穩固,無法堅若磐石地讓他委身其中,這亦是他在心裡面早已洞悉的實際;另一方面在於,段義孚對這些關係用情至深,而用情至深也意味著傷痛會刻骨銘心。於是,作為一個內心極易感傷之人,他只能將自己擺在一個相對安全的位置上,用幾十年的心血,拿理性的經緯調和著情感的綠泉將它們傾瀉在文字裡。
從他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看到,段義孚其實一生都在尋找那塊能讓自己的情感去寄託的穩固磐石——永恆。
然而,何為永恆?
對「永恆」的把握,能幫助我們理解段義孚思想中形而上學的部分。段義孚的思想裡透露出很強烈的對形而上學的追求,這是解讀其思想時不能忽視的。比如,在對地方感的分析中,他就曾談到,在標準的地方感的模式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神秘的地方感。標準的地方感模式是指,在某地方待過一段時間後,人獲得的直接而複雜的地方經驗;而超越標準模式的神秘地方感是指,在沒有複雜體驗和時間積累的前提下,人對某地方產生的突如其來的強烈感受與認同。段義孚曾在《戀地情結》裡談到詩人華茲華斯戲劇性地被赫爾維林峰的景色所衝擊的經歷,這激起了詩人對無限存在的嚮往。而就段義孚自己而言,能令他觸及永恆存在的風景是「荒漠」。
害羞的人,不愛交際的人,或者像我這樣被古怪的追求抑制了社交需要的人,或許更應該投身於大自然。……最後,可能只有待在無機物的環境中,例如沙漠、冰山裡,人才能心曠神怡、寵辱偕忘。
荒漠對段義孚的巨大吸引力令他自己感到意外,因為,如此這般風景從不曾出現在他的成長經歷裡,因此是上文所說的「神秘的地方感」。沿著這樣的感動不斷深入分析,他發現:在自己眼裡,美必須與人無關——甚至與生命無關——才能慰藉靈魂。
在段義孚的審美情結裡,荒漠可以呈現為沙漠、冰原、海洋、無人的城市……它們之所以有魅力,在於它們都不需要肉體的參與,而只需精神和想象的融入。與此相對的是,他厭惡熱帶雨林的環境,雨林會在他心中喚起腐爛和性慾的意象,即死亡的意象(性慾關聯著死亡)。死亡,在他看來,意味著對個體的消滅,將個體吞沒在一團沒有秩序的混沌裡。相反,荒漠,則能凸顯出個體的存在與美感,讓人產生鮮明的個體意識。
死亡,意味著個體的消亡,再次融入沒有差異的整體之中。熱帶雨林憑著過剩的生命力拒絕著個體的存有。在那一團生命裡,沒有植物、動物或個人是獨立存在、顯眼奪目的。但在沙漠裡,每個生命都與別的生命有著空間上的分離,個體也能因其自身而感到自豪起來。在沙漠裡,我會覺得自己太過顯眼,猶如一根孤獨的棍子在地面投出輪廓分明的影子。在那一刻,我若遇見另一個人,一定會望著他,獨一無二,珍惜無比——襯托著背後的荒漠與天空,他顯得美麗而清晰。
在此,我們可以看見兩組對子出現在了段義孚的生命觀裡:
其一:個體——生命——永恆
其二:整體——死亡——暫時
很顯然,在他眼裡,個體與永恆是相互連線的:個體在永恆裡獲得歸屬,反過來,永恆在個體裡被認識,進而釋放出他能感受到的生命意義。
步入中老年階段,段義孚的思想愈益朝著抽象的觀念、概念或理念演進,它們似乎成了更能代表永恆的事物;而具體的地理事物,如社會、景觀和地方漸漸退居其次了。
在50歲的時候,我體內的機理肯定發生過一次變化。從那時起,大地上的壯觀景色,像高山、平原、城鎮、古色古香的店鋪、高聳入雲的大廈等等,都無法再激起我的興奮感了,它們變成了我思考的物件。甚至作為一名地理學者,我的興趣點也越來越轉向了觀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體獨特的事物。……進入中老年後,我驚奇地發現,自己竟然變成了一個希臘人,像蘇格拉底或柏拉圖那樣的希臘人,使得我的激情朝著極致的美奔流而去。
段義孚感到自己越來越像一個希臘人,或許是因為他在晚年更能清晰看見自己命運的軌跡?也看清了自己精神的歸處是個體在永恆裡的意義?而古希臘思想的基本維度正是由永恆的命運與微小的個體不斷交織起來的。
若在古希臘人的眾多形象裡去選擇的話,與其說,段義孚很像他自己提到的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不如說,他更像荷馬史詩《奧德賽》裡,長年漂泊在返鄉途中的奧德修斯——命運迫使他離開了撫愛的海岸,途經一座座友愛的海島,穿越一片片情愛的迷霧,朝著他總能望見的聖愛——永恆的理念進發,似乎,那裡才是他心靈的歸宿,他的「伊薩卡」。而從孩提時代伊始,無機的世界——礦物、冰塊、荒漠……就像返鄉旅途中的一塊塊路標,指引著這位「奧德修斯」的腳蹤。
那麼,最終,段義孚是否真像古希臘的奧德修斯那樣,回到了失卻已久的故鄉?
在自傳的結尾,他彷彿又徹底否定了自己的「返鄉之旅」。他似乎望見,自己這趟旅途的終點不過只是重重的黑暗而已:
有一次,已過半夜,我獨自在內布拉斯加州疏落的景觀裡駕車向西而行。在不寬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輛車在行駛。我們一直結伴而行。我對自己的駕駛技術一直信心不夠,尤其是在黑夜裡,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輛車的尾燈,一直引導著我,給予我安全感。但當我開始覺得這樣的陪伴是理所當然的時候,他卻閃起了右轉燈。這是頗有禮貌的訊號,但也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此後,就只剩下我獨自一人了。那輛車拐進了一條鄉間小道。於是,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車前燈來引路了。這燈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這路,在更遠之處,則被吞沒在了重重的黑暗裡。
這種「黑暗終點」的個體命運,不禁讓人思考起海德格爾「向死而生」的觀念,也可能讓人聯想到奧德修斯的另一個意象——「尤利西斯」。
「奧德修斯」的傳統意象是歸家。而七百年前的但丁一反奧德修斯的原型,根據西塞羅等羅馬人的作品,再創了一個新的形象「尤利西斯」,出現在《神曲·地獄篇》第二十六歌中。尤利西斯的意象是「離家」,與奧德修斯相反,他寓指中世紀晚期和現代夾角下的新人類;而拒絕回家的尤利西斯,深刻地預示著現代人在自然世界與社會風暴中的劇烈動盪。
那麼,段義孚的生命觀是否與尤利西斯的意象更接近?
本書附錄中收錄了段義孚的一篇演講稿,作為對《我是誰?》內容反思後的補充。這次演講作於2012年,在夏威夷大學,題目為「文化多樣性、現代性與個體」,從講稿裡我們能觀照出和上述「黑暗終點」命運觀的不同。
2012年的這篇演講與他同年出版的著作《人文主義地理學》形成了生命觀的呼應。從這些文本的字裡行間我們都可以看見,段義孚皈依了基督教。那麼,基督信仰或許是他最終尋覓到的一片心靈家園。2012年,段義孚82歲,從創作《我是誰?》的那年算起,他又跋涉了十三年的人生旅途。
十三年裡,他有過怎樣的經歷,促使他認定基督教是自己的最終的心靈歸宿,我們暫時不得而知。但從這兩本自傳作品裡可以看到,早年,他在悉尼的教會學校念中學時已深受基督教的影響;之後在牛津就讀本科期間,他「所崇拜的智力與想象力非凡的人,……都是基督徒」。
他渴望以基督教的人文主義思想來驅散前文「黑暗終點」的個體命運,或許正是他希望在《我是誰?》裡補充2012年這篇演講稿的原因之一。文中,他將人類個體的價值直接歸到「每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這一基本的基督教神學觀裡,以此,來讓個體釋放出永恆的價值感與生命的意義。
每個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而且,無論人是多麼模糊地在反映著上帝的榮耀,他們都能變得完美起來。……倘若,這一信仰還存留了少許,倘若宇宙依然有著秩序之美,那麼,把一個男人或女人的理想侷限於爐臺就是不合理的;倘若,天空依然是崇高的,那麼,把他們的視線侷限於大地也是不合理的;倘若,男男女女的靈魂裡依然銘刻著普遍而神聖的道德律,那麼,把他們的道德限制在所屬的共同體裡,同樣是不合理的。
在文中,段義孚也表明了現代個人主義的深刻危機——「消極的自我中心」。他並不認可這樣的價值,相反,他認為:「每個人都是為著智力的啟蒙和道德的完善而生的。這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呼召。然而,耶穌不僅對少數功成名就者發出了這樣的呼召,也在他的登山寶訓中對群眾發出了這樣的呼召。」
最後,段義孚承襲他的一位精神導師c.s.劉易斯的基督教的「靈魂不滅」觀,來喚起人們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覺知。因此,「靈魂不滅」的永恆性與個體存在的意義在基督教的人文主義當中產生了終極的連線。
世界上並沒有所謂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說話的人其實都是靈魂不死的人。相反,國家、文化、藝術、文明,這些東西才是有死的,它們的生命對於我們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樣。但是,和我們一起開玩笑、一起工作、結婚,也被我們冷落了、剝削了的人其實都是靈魂不死的人。而在這些人裡面,有的人是不滅的驚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輝煌。
段義孚的經歷也許是特殊的,但他的問題卻是普遍的。我們漂泊無依的命運,個人如此,人類又何嘗不如此呢?!儘管存在各種迷離,但我們最終得回到家中。當然,我們只是從現有的素材中去解讀段義孚——他的學術生涯就是他的家,每一本書都彷彿是一個房間,每一個段落都彷彿是一件物品。正如他自己說的:
我的目光倏然落在廚房的桌子上,桌面擺著一盞仿蒂芙尼的檯燈,長椅上的靠背又軟又鼓,一張張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光碟,多年來積累的書籍,還有一堆沒來得及看的雜誌。它們是多麼平靜、甜蜜,令人安心啊!它們似乎在說:「我們會永遠陪著你的。」這就是我的屋子和裡面東西的情形。它們會一直存在於這個地方,這讓人心安。它們便是錯綜變化的生活裡的一道避風港。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其實就是我自己。在我離世以後,它們就會浮光掠影般地呈現出那個最好的也是最真實的我來。
在本書翻譯過程中,段義孚先生本人補充了很多資訊,幫助譯者完成了對他人生片段的解讀。志丞曾向他表示本書出版後還會朗讀全文併發給他音訊,但段先生已於2022年8月溘然仙逝,不勝唏噓之際,也向他表示敬意和謝意。
段義孚先生的養子常超一先生提供了本書中絕大多數照片,使譯本的照片比原本豐富了許多,讓讀者更直觀地認識了段義孚。上海書店出版社的範晶和俞詩逸兩位編輯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很多。譯者的導師、北京師範大學的周尚意教授為此書作序。魏瀟對本書的譯文提出了非常寶貴的意見,小余一茶對此亦有貢獻。若沒有上述幾位老師的心血,本書也不會順利出版。在此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2023年5月
(譯後記的部分內容源於譯者之一劉蘇所寫《洞鑑|我是誰?一個人文主義地理學家與他的世界:紀念段義孚》一文,發表於澎湃新聞網「市政廳」欄目,2022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