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翻譯過程中，譯者聯絡到段義孚先生，詢問先生在本書出版過這麼多年之後，是否對「我是誰」這個話題有了新的理解，若有的話，可否補充些內容以饗中文版的讀者。段先生答覆說，他對這個話題的新理解，集中體現在了這份演講稿中，並將稿件發來。譯者把它放在本書附錄裡，這是這份講稿首次公開出版。

我雖然也看報紙，但對政治卻沒多少興趣。到了21世紀，美國的身份政治吸引了我，然後是國際上的霸權政治吸引了我。我原本一生都致力於成為一位人文主義地理學家，但令自己都感到驚訝的是，就像下面這場演講體現出來的那樣，我在垂垂老矣的時候卻成了一名政治地理學家。演講是在2012年夏威夷大學舉行的。聽眾裡的夏威夷人和非裔美國人感到很不安。他們並不贊同我的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觀點，因為這同地方之根和地方主義的觀念相左，而後面這些觀念又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流行的政治風格。

文化多樣性、現代性與個體

藉著這次演講，我想提出一些觀念，儘管現在聽起來這些觀念完全不切實際，但可能會打破當前這種對文化的僵化理解，給我們一種新的方式去思考文化的多樣性、現代性和個體性。這種新思考方式的核心是對人的尊重，這樣，一個人在大地上短暫逗留的這段時間裡，才有機會向世界上最好的東西學習，而不囿於他自己的小圈子裡面。這種觀點聽起來誇誇其談、不切實際而且口氣很大，似乎想要實現這種道德與實踐上的意義，只有在某種宗教信仰的支撐下才可以，但是時間有限，宗教信仰的事我就不提了。

這是一個小世界

讓我以一則有趣的經歷開始。1995年，為了瞭解沃爾特·迪士尼(waltdisney)的創作對當代建築有什麼影響，我同一群美國主義者和建築師一起參觀了迪士尼樂園。在大大小小的景點裡，最受歡迎的是一個名叫「這是一個小世界」的地方。最初，它是為紐約世博會設計的，很受歡迎。世博會閉幕後，它搬到了迪士尼樂園裡。直到今天，人們還很喜愛它。我們一行來到了「這是一個小世界」的入口，踏上一艘船，進入一處黑暗的洞穴。在那裡面，我們見到了來自一百個國家的三百個動畫娃娃的歌唱表演。他們都身著別緻的服裝，為觀眾帶來了朗朗上口的歌曲。起初，動畫娃娃的服裝色澤豔麗，但隨著我們一行深入洞穴，他們的服裝漸漸失去了顏色，直到旅程結束時，服裝都變成了白色。隨後，我們隊裡的那位美國主義者一針見血地評論道：「這段旅程顯然是以前的人設計的，那時候的社會強調人類的共性，而不是差異性。服裝的色澤豔麗，突出了差異性，但在旅程結束時，顏色逐漸消失，突出了理想的共性。」她接著說：「雖然世界很小，但如果把這趟旅程顛倒過來，以白色服裝的娃娃開始，而以彩色服裝的娃娃結束的話，那麼，這就和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一致了。」以共性開始，以多樣性結束，才是我們今天的理想和趨勢。

我已經活了足夠長的時間來見證這種逆轉。令人心驚膽寒的二戰結束以後，人們渴望和平，為了保證和平的延續，人們便強調彼此沒有什麼不同，雖然都是潛在對手，但也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人類大家庭裡的成員。但在20世紀最後二十五年裡，人們不再支援這種觀點了，因為大家越來越意識到，「同一個世界」的心態並不像它看起來的那麼天真無邪，它反而有著霸權主義的傾向，而且，不光是帝國主義，就連現代化本身都有一種夷平效應，會使得地方和文化變得越來越趨同。很顯然，人們的情緒已經擺向了另一端。現在，我們強調的是差異性而非共性，強調社群而非個人，強調穩定而非進步。

文化多樣性與現代性

文化多樣性與進步性之間有一種令人不安的緊張關係，這或許可以解釋，這兩個東西為什麼很少肩並肩地同時出現。當有人誇讚文化多樣性的時候，就像自由主義者常做的那樣，就會對進步性持懷疑態度，認為進步性關聯著文化帝國主義和經濟全球化。相反，推崇進步性和現代化的人士則會對文化多樣性持懷疑態度，認為後者是在懷念過去，更糟糕的是，把人刻意劃分成彼此不相容的群體，而這些群體本來完全沒有那麼大的不相容性。

我應該表明自己的立場才對。我其實屬於進步和現代化的陣營，這意味著我會支援個人的福祉，即便這意味著要犧牲集體，而不是為了集體的利益去犧牲個體。我之所以採取這樣或那樣的立場，背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些原因尤其重要。我先來說一說最簡單的原因。與人們的普遍看法相反，我認為，現代化讓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出了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文化多樣性。誠然，你到任何一個人口密集區去看城市景觀時，都會見到購物中心和摩天大樓，由此，我們便看到了一致性。但是，當我們參觀某座繁華都市的核心區時，或者即使是一個規模不大的城市裡的核心區，也會遇見強烈的多樣性。以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為例。當漫步於市中心，我會一頭闖入眼花繚亂的文化裡，星巴克、壽司吧、愛爾蘭酒吧、當代藝術博物館、聖公會教堂、宣傳寶萊塢羅曼史的電影院、出售印度教用品的商店，以及做瑜伽、佛教冥想、空手道和針灸的場所。麥迪遜是州議會大廈和大學的所在地，可能會呈現出文化的大雜燴，但這種豐富性遠非麥迪遜所獨有，任何一座擁有國際化願景的大都市，包括世界上成千上萬的小型大學城裡，都能擁有這樣的豐富性。

請注意，我所講的文化多樣性並不是一群彼此孤立的個體的集合，彷彿特定型別的建築與景觀都只是每個國家的本土天才創造出來的。相反，它是商品、品味和思想加速交流的結果，而新的通訊與物流技術使得這種交流成為可能。兩者有什麼區別呢？不同之處在於，過去的多樣性是因孤立而產生出來的，紋理顯得粗大。人們可以乘坐火車或輪船從一個國家前往另一個國家旅行來了解不同的文化。但是，以技術為基礎，通過高速的文化交流與貿易而產生出來的文化多樣性，其紋理是細密的，人們一邊走路一邊就能體驗。而正是這種體驗的便捷性才支援了我的觀點，也就是，如今人們更有可能去認識文化的多樣性，它作為日常生活裡的一部分，比幾十年前更容易被人們所認識。

所以我認為，正是因為進步與現代化才使得細密的文化多樣性成為可能。讓我換個角度來講，從文化多樣性轉向文化本身來看。文化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但當人們把文化當成自己的身份認同、自信與驕傲的來源時，就會向文化本身變本加厲地索取更多。首先，人們會相信自己的文化完全是由本民族創造出來的，這一信念是錯誤的，因為各自的文化總是會受到其他民族思想產物的影響。而至於如何去探究自己的過去，尋找真實的細節，以此去重建一種文化，則存在一個難題。這個難題在於，除非開展的是一種有條不紊、一絲不苟的探尋，否則，建構出來的東西很可能只是一種迷思而已，而非真實的歷史。

但迷思又有什麼問題呢？所謂迷思，是指渲染了想象甚至幻想色彩的歷史。我認為，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因為用想象力去創造迷思或任何藝術作品都是值得稱許的。但是，在政治壓力下運用想象力去建構一種文化的產品，比如某個節日，就另當別論了。就這一點，我有必要講述一個具體的例子。

寬扎節與教育

我想講的例子是寬扎節，這是1966年為非裔美國人賦權而設立的一個節日。那麼，這個節日裡的事件究竟來自非洲真實的信仰與實踐，通過大量的研究才為人們所知曉，還是僅僅是為了響應當時的政治需求而臨時構建出來的？當然是後者了。儘管如此，寬扎節還是流行了起來。想參與進來的人不計其數，這不足為奇，因為我們都喜歡把自己歸入某個親緣關係裡，藉著說話、穿衣、飲食和舞蹈來自豪地呈現自己的血統。但寬扎節是否真正提升了人們的自信，是否真正超越了節慶的場合，讓人們的情緒和志向得到了昇華呢？我表示懷疑。自信可以變成自欺，除非自信建立在真實的東西上面，其內涵不僅被自己認可，也要受到其他民族的認可才行。那麼，對於曾經的非裔美國人而言，寬扎節又意味著什麼呢？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來講述一個應該發生但沒有發生的事情。假如內戰結束以後，黑人領袖選擇採用教育這一手段來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再假如他們選擇這一途徑的原因，是因為發現這一做法曾經很能鼓舞人心，也就是說，儘管過去的種植園主殘暴地壓制人們讀書寫字的願望，但當時，人們依然勇敢地在學習讀寫。可想而知，如果黑人領袖當初將那一點點資源用於教育，那麼通往經濟與政治的成功道路就沒有那麼暢通了，其結果便是今天的國會里幾乎沒有黑人代表，也沒有黑人社群，商界裡也沒有黑人大亨。但是話說回來，如果對黑人的教育從一百五十年前就開始重視，那麼今天，最優秀的大學生、學者與科學家群體裡，黑人的比重會不會遠超其人口比重？也就是說，通過佔領知識高地的方式，而非佔領其他高地，會不會讓非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等領域裡取得比今天更高的社會聲望？

作為精英財富的民族文化

以史為鑑可以洞悉未來，讓我們變得更明智一些。現在，讓我轉過來看一條已經走過的道路，已經發生過的歷史，並以下面一種方式來提問：有沒有在一段時期內，一群人會認為自己處於世界的中心，而今卻落於邊緣地位？答案是肯定的。僅在一個世紀前，都還存在著這類孤立的小群體。他們都相信自己位於世界的中心，直到與西方打了交道後，這樣的信念才逐漸瓦解了。

想想哈德遜灣南安普敦島的埃維裡克族因紐特人，以及獵人和漁民。他們曾認為自己的島嶼位於世界的地理中心；甚至覺得自己的島嶼還是世界人口與文化的中心。埃維裡克族因紐特人的民族中心主義並非無知的幻想，而是以經驗與推理為依據的。他們越是遠離自己的定居地，遇到的人就越少，而且來到他們定居地的外來者也只是極少數，並總是會向他們請教知識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