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2月5日是我68歲的生日。我很難想象，當自己的人生到了這一天時，走過的路基本上還都是一片坦途。當然，有些日子，甚至於有些月份，乃至一整年，我也會過得不太順利。不過也僅僅就是不太順利而已，從沒遭遇過別人生活中或有的重大疾病和災禍，例如心搏驟停、臥床不起、酒精中毒、婚姻崩離、子嗣夭折這些事；它們會為人生蒙上一層陰影，讓人領略到現實的殘酷。不過，就算我能倖免於重大的意外事故和自然災害，也很難逃避社會的殘酷，因為社會的基礎是權力，它微妙而又野蠻地運轉著。很久以前，我父親把這個觀念灌輸給了我，在往後讀到的社會科學著作裡，這樣的觀念又得到了證實。
或許是因為我成年的時光一直在大學校園裡度過，所以才如此順利？我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學者，他們覺得，校園生活並非春風得意。熱衷於政治的學生們都支援一個懷疑論甚至於陰謀論的觀點，即校園裡充滿了剝削者，資深教師會壓迫資歷淺的教師，而行政人員又會壓迫資深教師，如此等等。我曾準備好去相信身邊的校園文化裡確實存在著這種現象。但我自己的經歷又有些不同，因為我並沒有感受到多少來自學術階層內部的壓迫。相反，在伯克利，我同其他研究生還遇見了著名的「鐵三角」——索爾、萊利(johnleighly)和凱塞利——他們都是讓人肅然起敬的人物，在大家眼裡如同神祇一般。就我而言，他們則是啟迪我心智，幫助我事業成長的支援者。我在印第安納大學和後來的新墨西哥大學做初級教員時，可能因為生性遲鈍，或易滿足於自身的價值，並未覺得自己被別人剝削過。當然，在多倫多大學(1966—1967)的生涯，令我心酸。究其原因也並非遭遇了不好的待遇，而是在思想上和別人不合拍。但在明尼蘇達大學的十四年卻是美好的，既有春天般的溫暖，也有夏天般的火熱。我所在的學院和其他學院的同事們都盡力接納我。我從未被委派到任務繁雜的委員會里擔任什麼職務。在學院層面，我遠離了學術委員會的那一堆瑣事；在大學層面，我進入了大學出版委員會和福特講座委員會(fordlectureshipcommittee)——這兩個職務都是讓人垂涎三尺的，前面那個職務可以獲得免費的書籍，後面那個可以在舉辦講座時享受免費餐食。
後來，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裡，我又度過了十四年人生。這段時光如何呢？容我這樣說，從一開始，那裡的生活就讓我想起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爾(williamtemple,1881—1944)——這是我非常崇敬的一個人物，他的一個故事可以作為這段生活的縮影。坦普爾以他的學識、謙遜和智慧而聞名。由於身居高位，免不了有很多人前來拜望。其中有些是勢利小人，但如果吹捧得讓他們舒服了，他們很可能給教會的基金會捐上一大筆錢，而坦普爾恰恰不擅長阿諛奉承這門功夫。比如說有一次，一個人踱進了他的辦公室，他客氣地說：「瓊斯先生，這個座位是您的。」對方高傲地說：「可以的話，請您叫我蒙塔古—瓊斯先生。」「這樣啊？」他答道，「那這倆座位都給您吧。」
我在麥迪遜分校裡的第二年，有兩個教授委員會主任的座位擺在我面前，一個來自研究生院，另一個來自維拉斯信託基金(vilastrust)。我覺得自己就好像一位蒙塔古—瓊斯先生，但我希望自己不要像他那麼愚蠢。隨著教師生涯臨近尾聲，我盼望著能悄無聲息地退休而去，不要大張旗鼓搞得眾人皆知，一場簡餐會就足矣。但我曾經的幾位學生保羅·亞當斯(pauladams)、史蒂文·霍爾舍(stevenhoelscher)和凱倫·蒂爾(karentill)卻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於波士頓召開的會議上，以我的名義組織了四場特別的活動。緊接著，大學裡的同事、教職員工和學生們又組織了一系列活動，其中還包括一次校長宅邸的接見會、一場專題報告和一場晚宴。
一位學者最期待的就是取得知識上的成就。明尼蘇達大學和威斯康星大學為我提供了特別優越的環境，讓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二十八年下來，我完成了系統搭建人文主義地理學的畢生事業：它由十本書構成，第一本是《戀地情結》(1974)，最後一本是《逃避主義》(1998)。20世紀90年代中期，當我開始思考退休這件事時，身邊的朋友都還在鼓勵我再享受一回才思泉湧的創作。但時過境遷了，雖有學術共同體的慷慨支援，我的創作才智卻已經用光了。至今，我都有些難以理解自己的運氣為何會這麼好。1956年，當我在印第安納大學接受第一份工作時，如果有人告訴我職業生涯會有這樣一個美好結局，我一定會當成一個幻想或笑話。然而眼下已經寫出了這一本本的書。不管這些書離我當初設想的抽象理念有多遠，它們都已實實在在地存在著了。學生們對它們錯愛也好、無視也罷，它們都已然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了。我很滿足，很有成就感。那麼，為何我還會在「美好的人生」這個標題的後面加一個問號呢？
有一位研究生名叫湯姆·布加特(tomboogaart)，他在去比利時做研究之前，和我喝了一次咖啡權當道別。當時他幾乎是漫不經心地對我說：「您現在已經退休了，但我能看出來您很想了結此生。」我一下子震驚了。難道我的心思能夠被人看穿？或者，難道湯姆能洞察到什麼東西？因為從未有人向我提起過這種讓人不寒而慄的傾向。記得若干年前，我買了一本書，名叫《最後的出口》(finalexit,1991)，是一本關於「自我拯救和輔助自殺」的手冊，內容令我感到失望，因為它讓我確信自殺絕不是我人生的選項。小時候，我甚至都不敢想象人們用魚鉤穿過蠕動的蚯蚓時會是什麼樣子，現在也不敢親自嘗試，就連拍打一隻蒼蠅都不願意。如果說，那樣的小東西在我眼裡都是不可剝奪的生命，那麼人呢？我自己呢？所以，自殺的想法是荒唐的。我絲毫沒有跳窗或舉槍自殺的念頭（這些是《最後的出口》裡明確說到的），甚至就連優雅地自尋短見的技術和能力都沒有。
我是誰？就像本書的名字，聽起來太戲劇性，也太具修辭性了，因為現在我已經知道了答案。除非我已經想到了整個故事的輪廓和每一處細節，否則，怎會動筆寫一本自傳呢？對，還沒說到點子上。寫作本身，也就是自傳，可算是一次殘酷的自我啟示。無論這個名字是否有修辭感，它都能迫使我觸及最核心的問題。我現在知道我之前懷疑的究竟是什麼了。在已捋清的所有境況裡，最令我沮喪的是：短暫的童年結束後，我內心一直存在著對生命的憂懼。
生命層面的膽怯，最明顯地體現在我的人際關係裡。我很少主動建立人際關係，因為害怕被拒絕，更害怕接納過後是背叛。甚至在精力充沛的青年時期，我也顯得很被動，只情願待在同伴友善的接納裡，而從未感到自己能真正成為其中的一員。我想，我的人際關係狀況一定同自己年紀更小有關。剛念牛津的時候，我才17歲，其他同學都已經20多歲了，還有很多是社會經驗豐富的退役老兵。剛念伯克利的時候，我才20歲，是地理系研究生裡最年輕的，有些同學都已結婚生子了。所以，看起來，我似乎並不能完全融入一段關係裡。
那麼，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時候，我和同學們的關係又如何呢？1952年，我上了一個月的土壤學實地課程。這門課簡直就是一場入會儀式——儘管是身體上而非精神上的。課上，同學們甚至指導老師，都顯得無拘無束，爆著粗俗的話，走到哪兒都是一團鬨鬧。就這樣，我們一星期接著一星期地紮營幹活。除了簡陋的住宿條件外，體力上的負擔還體現在每天反覆拆搭帳篷和燒飯上，還要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駕駛，拿取土環刀鑽成百上千個孔洞，在數不清的農場上進進出出，還要開開關關那一扇扇笨重不堪的大門。面對這些事情，我完全是個門外漢。要麼因為缺乏技能，要麼因為缺乏體力，很多事情我都幹不了，比如說，要在黏土層裡鑽孔，或者要去擺弄農場的大門。有的同學會悄悄拿走我的環刀，完成我幹不了的活兒；還有的同學會搶先跳上運貨馬車的前座椅，不讓我去坐，這樣到站的時候，他（而不是我）就能跳出去操縱那扇笨重的農場大門了。對這些事情，我既自慚又感激。
我在他們眼裡就只是個小跟班兒——或者換個不好聽的說法，是個小妹兒，我發現自己每次出現在他們面前時，他們都會忽然壓低嗓門兒，時而還爆出一些粗俗的話來。1952年，我初來美國，在夏天的實地考察中，我上了這門課，成天紮在一群美國男人堆裡，讓我一刻也不得輕鬆。因為我覺得自己根本不屬於他們這個群體。其實，令我感到排斥的並非種族與文化，而是性別，即他們身上鮮明的男性特質。
很多人都會為了關係的和諧而掩蓋自己的不滿。我也是這樣的人，會為了同樣的目的掩飾自己的情感。畢竟，不能自由表達積極的情感是令人壓抑的。所以，我時常變得羞澀與畏縮。容我不誇張地說，在青年和壯年時期，我常常沉浸在傷春悲秋的散文和詩歌裡。我是孤獨的，無人作伴。算了，也就如此罷。畢竟，我還有大量時間和精力來讀書、思考、反省，和做白日夢。
只是近些年來，隨著寒來暑往、歲月累積，我的人生也日薄桑榆，便開始認真地思考起親密關係來——只屬於彼此的排他關係。而缺乏這樣的關係，人生又將會如何呢？當我環顧四周，驚奇地發現一個普遍的事實，那就是，幾乎每個人至少都有一個能讓他付出忠誠與愛的物件，他也能從對方那裡獲得忠誠與愛的回饋。這樣的物件可以是配偶、孩子、戀人、密友或家人一般的群體。但我卻不曾記得自己是否擁有過這樣的物件。直至暮年，我也只在很短的時間裡有過這樣的關係，要麼是社會性的，要麼是職業性的。我也時常浪漫化地看待這層關係，為它賦予了過多的意義。可當愛遭遇挫折時，就會生出多愁善感來，我一直都在對抗這樣的情感，但終究徒勞無用。
我想起一件往事。1995年6月，我同史蒂文·霍爾舍一起去迪士尼樂園為加拿大建築中心做實地調查（這是真的）。他當時是麥迪遜分校的一名研究生。我們去了三天。一天清晨，暴雨傾盆，我們只好待在汽車旅館裡等雨停。可這雨卻一直持續到了下午時分，於是，我倆決定乘公交去迪士尼樂園考察那裡的室內演出。可到了這個點兒上，我們就不得不多等一會兒公交了。如果那時候剛好是我獨自一人的話，我的胃裡就會因心情沮喪而翻江倒海，思緒也會隨之飄到陰暗逼仄的角落裡去，心裡會想：此時此刻，我究竟為何會在迪士尼樂園裡？我待在威斯康星大學裡做什麼？我為何會身在美國？但是，由於當時有史蒂文陪同，就覺得平靜多了。和他待在一起就是足夠的理由和目的。我忽然驚訝於在洛杉磯大區六百萬人當中，有一個不錯的人正陪著我。我沉浸在這樣的想法裡，覺得史蒂文此刻也一定有同樣的想法，因為他對我說，在加利福尼亞州這個地方，他連一個熟人都沒有。所以，在某段時間內，在某片地域裡，我可能就會成為某個人心裡最重要的那個人。
我最早是在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自己地位比別人略低一籌的？記得小時候，我為自己不是父母眼裡最重要的那個孩子而愁腸百結。但似乎很多小孩兒都想成為父親或者母親眼裡最特別的那一個，即或不然，成為某位成年人眼裡最特別的那個也行啊。小孩子會過度發展這種慾望，就像我一樣，想要得到某個人的青睞。但我的這一慾望又發展得太過頭了，導致我最後放棄了親密的人際關係，反而熱愛起世界的美麗來，也就是地理學。可當我變得蒼顏白髮之時，又被巨大的空虛所籠罩。倘若擁有一個永久伴侶來填補虛空是不可能的話，那麼，我所渴望的是友情。因為，至少在相處時，朋友能給予我無微不至的關注，能讓我感受到自己是他們眼中最特別的那一個。慶幸的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有這樣一群人，是學院的同事們，他們陪伴著我。其中有幾位比我年長，他們的小孩已進入青春期，不再需要父母的時刻監護了。所以，他們就很自由，可以做他們自己，而不僅僅是當一個好父親或者好老公。這尤其體現在菲爾·波特(philporter)的身上。每次在辦公室裡，當我泡好一杯茶和他聊天的時候，都能感受到他完全滿足於同我待在一起的時刻，就像我和他待在一起時也同樣滿足。
除了同事以外，我還與幾名研究生建立起了友誼，尤其是和約翰·希基(johnhickey)。我如此理所當然地接受了他的友誼，以至於在1974年，我隨意地問道：「嘿，約翰，你願意送我去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嗎？開我的大眾甲殼蟲去。」哪知，他連眼皮都沒眨一下便同意了：「當然可以。」這意味著我們要開三天的路程，之後約翰將獨自坐飛機回到明尼阿波利斯。一年以後，他又要搭乘飛機來戴維斯分校，然後穿越三分之二的北美大陸，一個人把我的甲殼蟲再開回去，這樣，我就可以更快捷地乘飛機返回了。當時，我心裡真是充滿感激。但回想起來，那樣的感激也顯得杯水車薪了，因為現在我想起他竟願意付出好幾天的代價來幫我，實在是個奇蹟。
1983年，我到了麥迪遜分校，發現自己來到了一個同事年齡都比我小的學院。他們都才40歲出頭，家庭成員也很年輕。除了教學和研究之外，還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照顧家庭。同他們待在一起，我得隨時注意時間，因為他們說不定能給我多少時間，反正是在排得滿滿當當的家庭日程表裡擠出來的。我逐漸學會利用他們全家出遊的機會來交往，而非指望他們專門陪我。在極少數的時候，當我提出個人化的請求時，比如，邀請某人出席我的公開課或在書店裡的讀書會時，他們的回答通常是模稜兩可的。他們的猶豫不決、尋找藉口並非出於惡意，只是在事情的優先順序上一時拿不定主意而已。那些工作以外的時間，哪怕不是特意留出來用於做家務，也要優先考慮用來休息，恢復精力。
在麥迪遜分校裡，我很快喜歡上了這群同事和他們的年輕家人。作為一名華裔，我還為自己比較年長、能扮演一下大哥的角色而高興過。但能否得到友情，真正的友情，則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為在這樣的人際關係裡，一個人不僅要懂得付出，還要懂得提要求。而我又是一個特別不願提要求的人，只在極特殊的、迫不得已的時刻才會開口。十多年前，我突然病倒。那是週六的一個下午，和往常一樣，我正在科技樓裡上班，忽然感到身體不適，噁心反胃，持續不斷。我給我的醫生打電話，但因為是週六，他不在。旁邊的一位醫生接起了電話，但他卻全然不顧我的病史如何，直接建議我去急救室，因為他判斷是心臟病發作，還建議我儘量不要開車。我給麥迪遜分校裡認識的同事挨個打電話，除了一個同事以外，其他人都剛好不在家。但即便那個在家的同事，也不能來幫我。在電話裡，他說：「我知道你想說的，你想讓我開車送你去醫院，但我已經有一個更重要的約會了，所以來不了。」
我不記得當時那個更重要的約會是什麼。儘管他後來以我的名義幫忙打了一通電話，但那一刻，我確實表達不出對他的任何感激。因為一開始的拒絕，讓我深感震驚。我理所當然地覺得，在生命的危急關頭，我應該能指望得上一位在餐桌上談笑風生的朋友來幫忙的。因為即便是陌生人在遭遇這種情況的時候都會施以援手。比如我打911，難道在十分鐘之內，救護車不會鳴笛趕來？難道年輕的醫務人員不會匆匆地上樓來找我，就像來找他們病危的祖父那樣嗎？過後，我把這件事講給了同事鮑勃·薩克(bobsack)聽，他是我的一位密友。他試著安慰我說，那位同事不溫不火的反應是有原因的，而且他後來對我的幫助也是慷慨的，只不過並非以我期待的方式。總之，那時候，我有些神經過敏了。我勉強地點了點頭。我覺得自己背脊發涼，空氣凝固。因為我聽懂了他的潛臺詞，那就是，如果當時是他在家裡接到了我的求救電話，他可能也會找個藉口推辭不來。
那個週六，吉姆·諾克斯(jimknox)在家，他接到電話後趕來我這兒，開車把我送到了急救室，並持續三小時陪在我身邊。我心裡真是五味雜陳。檢查結果是我沒有心臟病。當然，那時候沒有人知道這一點。過後，我很感激吉姆，他竟然花了三個小時陪在我身邊，而他本可以利用這些時間去陪女兒薩拉讀書，陪妻子凱西(kathy)一起購物的。
我也在想，如果一開始我就給吉姆打電話，我的期待會不會立刻得到響應？這樣，我的價值感會不會高一點？這並不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者的價值感，而是作為一個蹩腳的兩足動物、有著各種需求的人的價值感。給自己的朋友打電話這種小事，竟會生出這麼大的差異來。一個成年人的自我價值感應該是比較牢固的才對，而我的價值感卻依舊不牢固。而且，當那名醫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時候，我內心的恐懼又是怎麼一回事？是因為死亡嗎？還是因為別的什麼東西？我覺得不是死亡，而是對孤獨的恐懼，對隻身一人在醫院裡無能為力的恐懼，對置身於心灰意冷的環境裡的恐懼。那一刻，我腦海裡充斥著各種各樣瑣碎的問題。我的醫保單據在哪兒？需要帶牙刷嗎？有乾淨的睡衣嗎？更嚴肅的問題是，到時候我是否能以合宜的堅韌去忍受接下來的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