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阿爾弗雷德雖無法理解弟弟缺失人生方向和動力的原因所在，卻轉向了對生命力的思考：「他的不幸源於缺乏系統性的在校培養，對機械重複性的工作缺乏熱情也無動力，無足夠的力量去克服先天和後天的不足。」赫伯特離開了考察地，去到貝倫市(belém)，決定登船返回英格蘭，但卻在流行病肆虐的港口不幸染上黃熱病去世了，那年他才22歲。

赫伯特缺少生命力，而阿爾弗雷德卻充滿了生機活力。雖然赫伯特經歷了一次人生，但他的生涯和他的哥哥比起來就像患了貧血一般羸弱。他哥哥遊歷世界，獲得了知識上的成就。可見，天賦需要配合激情才行。愛德華·布里南(geraldbrenan)指出：「但丁認為，天賦等同於強烈的欲求。由此而推知，寫作和繪畫的天賦是從渴望寫作與繪畫的慾望中生髮出來的。」布里南認為，真正的天賦，甚至是純粹心智意義上的天賦，絕不僅僅是一種能把事情做好的訣竅。重要的在於，它還必須充滿活力，就像可充電的電池——能夠釋放出能量，能量可以得到補充，而且還是定期的補充——有些人身上的電比其他人多得多。對我來說，這是根本性的不公平，因為這不僅關乎成功和名譽，也關乎日常生活的質量，關乎活著的意義。

生命力也是一種優勢。或者說，生命力可以讓某些優勢得以從容地發揮出來——就像精神的廣博或人格的豪邁——因為從容，而顯得自然；亦因自然，而顯出魅力，令人尊重。讓我舉兩個例子來說明。

我上學的時候，經常坐灰狗巴士，因為便宜，而且這也是一個能讓我看見美國社會不同階層的好機會。在比較大的城市裡，車站裡總是雲集著各色人等。但有兩種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種是羸弱的老婦，另一種是朋克青年。當巴士靠站的時候，這些老婦會緊抓著爛朽的手提箱衝到車門口擠上去，而其他乘客則都被擠開了。而那些朋克青年們則不緊不慢地等到最後才上車。他們身上什麼都不帶，最多隻帶一個收錄機和一把梳子，偶爾刮刮油膩不堪的頭。到了車上，緊張兮兮的老婦們會喊這些朋克青年們幫忙把行李箱舉到頭頂的行李架上去。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這些朋克青年二話沒說就照做了，他們前臂輕輕一伸，行李就給擲了上去。那時候，我便會猜想他們是做什麼職業的。是機械廠裡的學徒，是農民、服務業工人、財貿學校裡的學員、海軍陸戰隊的新兵，乃至於一些不三不四的團伙裡的小混混？但不管做什麼職業，他們在灰狗巴士裡的表現儼然是一位位紳士。巴士裡的世界使得每個人都舒適自信。他們以一種隨意的無畏去幫助陌生人，在我眼裡，這真是一種高貴的品質。

第二個例子是多年之後發生的一件事。1982年11月底，連續下了多日大雪。當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十層樓公寓的窗戶向外眺望時，可以看到整座城市都覆蓋了厚厚的積雪。而我卻傻乎乎地還是開著車去上班，結果可想而知，車開出去半英里就陷在了雪地裡。路上還有幾輛車和我一樣動彈不得。我打算棄車離開，但那一刻，有人在街對面向我揮手。那人剛把一輛車從積雪裡推了出來。他跑過來對我說，可以幫我一把。這樣，輪胎再次轉動了起來，車輛緩緩向前滑行，地上出現了雪的碎片，壓在了車輪底下，但沒有結成冰，於是產生了阻力。這樣，我的車就能靠自己的動力向前行駛了。

我載了他一程。我對他說，倘若我去不了辦公室的話，就會回到住的地方「河塔公寓」(therivertowerscondominium)。他說他剛好也在那兒做機修工。我們在雪地裡慢慢前行，我問他家住哪兒，他說住在聖保羅鎮，他把車拋錨在了返程幾英里處的一個地方，當時他正好趕往明尼阿波利斯，還沿途幫了好幾輛困在雪地裡的車子。我聽他這麼一說便感到很震驚，這讓我想起了《聖經》裡的故事，儘管我確信他當時並沒有刻意去隱射《聖經》裡的金律。就像基督一樣，他所做的事不是為了「拯救自己」，而是為了拯救他人。在車裡，因為我必須全神貫注地駕駛，所以沒法去看身邊這位「救星」長什麼模樣。等到了車庫裡，我可以端詳他了。我發現，站在眼前的，竟然是一位充滿活力的青年。我感謝他的時候，他露出了一口潔白的牙齒，面帶燦爛的笑容。於是，我開始天馬行空地想象他一定是一位降臨人間的天使長，是來幫助我們這些受困的凡人的。

因為這兩件事都呈現出了我很欽佩的一種優點，所以我記憶猶新。但背後還是帶著一絲慚愧，因為我更欣賞的是其中的美感，而非它們的道義。我甚至會羨慕年輕男孩兒身上所具有的生機活力，而這正是我缺乏的一種天賦。我一直是個病懨懨的孩子，雖然成年後健康狀況有所改善，但總是缺乏一種能夠去幫助他人、在社交場合活躍氣氛的熱情洋溢的力量。我總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當遇到陌生人需要指路的時候，我常裝作看不見，而不是主動上前幫助。當遇到缺乏安全感的學生時，我不是面帶微笑地去鼓勵，而是常板著一副正顏厲色的面孔。這絕不是我喜歡的樣子，這傷害了我的自尊心。但我又能怎麼辦呢？用意志力去改進嗎？有時，意志力確實可以當作生機活力的替代品，但遺憾的是，意志力總是不如生機活力那樣吸引人。所以我覺得，我生命力的缺乏乃源於身體上的缺陷。對此我很怨憤，因為我其實可以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一個更有魅力的人——倘若「生命的綠泉」能在我的血液裡湧流得更快一些就好了。

我也常把生命力同生理上的勇氣聯絡起來，這也是我所缺乏的。在我看來，怯懦是最可恥的人類品性，所以意識到身體裡欠缺勇氣會帶來持續性的羞恥感。我童年居住在重慶的時候，只要一有機會就和小夥伴們一起踢足球。我們把布紮成一大捆來當作足球踢。有一天，父親送了我們一個真正的皮製足球，我們真是驚喜萬分。我們不僅形影不離地帶著它玩，甚至就連吃飯睡覺時都抱著它不放。而唯一的缺點是，它太硬了，我一點也不想讓它撞到我的胸膛或臉上，這讓我有些心悸。但我卻把恐懼壓在了心底，去當守門員，成為「眾矢之的」。當球飛過來的時候，或一個男孩兒帶著球像炮彈一樣衝過來的時候，我就奮不顧身地用身體去阻擋足球或那個男孩兒。但這樣做並非因為有勇氣，而是那一刻只覺得，這是我的最後一次了，肯定活不過這次劫難，過後就再也不必面對這玩意兒了。

為什麼當守門員會比在場上跑讓我覺得在比賽中擁有更多的操控感呢？答案同樣是缺乏生命力。守門員基本上是待在一個地方的，而不用追著球，也不用逼著自己滿場到處跑。這是一種被動的勇氣，意味著站穩自己的地盤即可。但我欽佩的卻又是一種主動的勇氣——行動的勇氣，設定目標的勇氣——男性的勇氣。其實我從來都沒能把球拋到過合適的位置上去。這涉及一種性別上的差異：女孩兒很難拋好球，因為她們只使用手臂的力量；但男孩兒則會借用整個軀幹的力量去拋球——他們會把整個身體往前傾，像幾乎快要摔倒的樣子。但我卻不願冒著要摔倒的危險去拋球。在每次比賽中，我幾乎都是極力掩飾著無法拋好球的羞愧參與其中的。

所以，勇氣不僅包括身體裡的活力，能夠把自己置身於特定的境地；還在於在行動上有決斷，能在關鍵時刻保持沉著冷靜的心態。說到這裡，我又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勇氣了。但是否真是如此，我也沒有測試過。之前我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時候，在報紙上看到一則訊息，印象極其深刻，讓我體會到生命的樣子和人生會遇到的難以預料的挑戰。這則報道是關於亨內平大道(hennepinavenue)上的一則搶劫案。裡面寫道：「我當時和妻子在一起，那個劫犯就拿著槍朝我們走了過來。他舉著槍對準我的妻子，我嚇壞了，但什麼應對措施都想不出來。但不知怎麼的，我保持了冷靜。然後，那個人又舉著槍對準了我的頭，我還來不及反應，竟已經號啕大哭了起來，還不停地哀求著。我哭著說，孩子們是多麼離不開我，我給了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等等，只是感到崩潰，徹底的崩潰。」1970年9月23日，這名男子對《明尼阿波利斯論壇報》的記者如此說道。後來，他獲救了，也沒有受傷，只是自尊心遭到了打擊。

1957年，我讀了阿爾貝·加繆(albertcamus)的小說《墮落》(thefall)，是英文版的初版。在一個陰冷的夜晚，一名男子過橋聽見傳來撲通一聲，有人落水了。這名男子會游泳，但卻沒有施救。相反，他卻待在那兒衡量著施救的各種利弊，直到一切為時已晚。而那個男子就像我一樣。另一個男子則不像我，但可能像理想中的那個我。那個人叫萊尼·斯庫特尼克(lennyskutnick)，他有過一次英勇的救援行為。1982年1月13日，佛羅里達航空公司一架客機墜落栽進結冰的波托馬克河(potomacriver)裡。斯庫特尼克二話沒說就跳進河裡，經歷了重重危險後，他救起了一名女子，自己被送進了醫院，因為他的體溫降到了危險指標以下。後來他回到家裡，鄰居們、記者們又開始用各種問題包圍他，問他為什麼要那樣做，他是怎麼鼓起勇氣跳進河裡的。斯庫特尼克似乎感到很困惑，只是說道：「我當時看到她正好沉下去了。如果不救的話，她就會死去，所以我就這樣做了。」

我只得聳聳肩，感嘆之餘，意識到了一種值得欽佩的生命態度。像斯庫特尼克這樣的英雄總是會覺得為陌生人犧牲自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所以，別人的大驚小怪才會令他們感到困惑。到目前為止，我一直強調的是衝動下的英雄主義：同一個時刻裡，一邊是一個人坐在舒適的汽車裡，期待著在家裡的爐火前享用美酒，另一邊是一個人跳進冰冷的波托馬克河，試圖把一個掙扎的婦女託在水面上。這種明顯的對比，不僅是命運使然，還源於人的天性和意志。但這並不是說只有這種突發事件才是檢驗勇氣的唯一標準。其實，還有其他途徑，包括計劃之中的事情和事業。蓋伊·威洛比(guywilloughby)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89年的一天，「他脫下乾淨整潔的襯衫——在喀布林（阿富汗）常穿的那件襯衫——匍匐在喀布林北邊的一條公路上，在蘇聯的雷區裡作業。這位前英國軍方計程車官長，用一個金屬探測裝置、一根探針和一雙手排除了大量地雷，開闢出一條狹窄的通道。之後，這名29歲的英國人又和他的同伴保羅·傑斐遜(pauljefferson)去往另一個小雷區作業。回到喀布林後，威洛比——也是前印度總督的曾孫——將去往英格蘭度假，養馬和馬球運動是他的愛好」。

上面的文字取自1989年12月3日的《紐約時報》。那天，我還瀏覽了所有的頭條新聞，但都記不住了，這條位於後版的報道卻讓我記憶猶新。蓋伊·威洛比為什麼要這麼做？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阿富汗人還勝任不了這項任務。另一個原因則在於高貴的品格——一位出身名門的英國人對一個國家的責任感，這是人民為之前仆後繼、浴血奮鬥的國家。同時，我發現在這一勇氣裡還體現出一種張弛有度的可貴品質：他脫下乾淨整潔的襯衫，在喀布林北邊的雷區裡匍匐作業，之後又飛回英國打馬球，這呈現出一種生命的意義，在語言陳述展現的整個畫面中活靈活現。

那麼在道德的勇氣上，我是否也低於一般標準呢？如果說勇氣就像一顆獅子般的心，敢於面對身體和道德上的挑戰，那麼我是低於這一標準的。畢竟，犧牲的同樣還是生命。身體的勇氣會帶來生命的犧牲，那麼道德的勇氣也同樣會讓生命受到威脅，因為它會讓你遭到周圍人的排斥，最後失去支援你的福祉，無法維持你的生命。馬爾科姆·馬格里奇在我看來就是這樣一位英雄，雖然遭到排擠、失去工作，他還是堅持要把自己看到的真理說出來。因此他被開除過不止一次。既然我是一名學者，總感到有壓力要去支援那些激進學生們的觀點和他們的目標，那麼，馬格里奇就總是能給我一些力量，讓我去承受這樣的壓力。對於他來說，這樣的壓力在20世紀60年代達到了頂峰。

1966年，馬格里奇被愛丁堡大學的學生會選為校長。這當然得益於他與英國當權派相左的觀點和發出的批評之聲。校長的工作幾乎都是儀式性的，而非儀式性的職責是要把學生的請願書遞交給大學的管理機構。1967年，學生們想在校園裡自由使用大麻和避孕藥。馬格里奇收到了他們的請願書，但卻沒有采取常規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而是在1968年1月14日的年度校長致辭裡做出了回應。通常，校長們都會利用這一盛大的場合來譁眾取寵一番，尤其是取一下學生們的寵，因為他們畢竟是學生投票選出來的。然而這一次，這位校長說話的語氣儼然就像一位出離憤怒的《舊約》中的先知。他說，如果是為了反抗如今這個走下坡路、精神萎靡的英國社會，自己可以理解任何一種方式；但是與其說讓他出於公義而憤怒，不如說「這真是極度令我感到傷心而滑稽，學生們叛逆的方式竟然是想要大麻和避孕藥，這簡直是最惡劣的逃避和自我放縱的行跡！……嗑藥和滾床單，這是世上那些浪蕩貨色才會挖空心思追求的東西」。

就我自己而言，我敢不敢像他那樣穿上禮服，去面對學生們滿懷震驚的失望和抗議，以及那一刻極度沉悶的寂靜，或者是四起的噓聲和倒彩？相反，在那個場景下，我完全可以用一些華麗的修辭，說一些誇誇其談的話來贏得學生們的喝彩。我想，我做不到他那樣。其實困擾我的主要還不是道德上的懦弱，而是身體上的懦弱。我的困擾就在這一點。我的一個朋友屢次受到別人的批評，而那些人的觀點我不僅贊同，其實也代表了我自己的所需。但我卻從沒有隻保持沉默，而幾乎總是站出來為那個朋友辯護一番，即便每次他都不在場。但是，我從未測驗過自己在身體上是否也有同樣的勇氣。如果剛好有個劫匪正在公共場合搶劫一個路人，我敢衝上去保護那個人嗎？我不知道。可能我不敢吧——這樣的想法讓我感到難過。

如果是在公開場合說一些不受人歡迎的話，我測驗過自己，但沒有通過。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我對我任教的大學裡貼出的標語「設計服務於多樣化」深表懷疑，因為這個口號替換掉了原來的口號「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但我沒有勇氣在教職工大會上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如果我提了，必然會遇到不理解和憤怒。所以，在這種時刻缺乏勇氣是很遺憾的事情，更別說挺身而出同匪徒搏鬥和保護路人了。我從未在身體上有過這樣的勇氣。但作為一名大學老師，我的工作正是要冒著不受歡迎的名譽之險，為我所向往的真理之光發出聲音才對——包括這所大學的本質應該是什麼。終身教職也正是為此而設立的。但我的情況更復雜一些，因為我自有一種性格特點，習慣於站在他人的角度看世界，所以總是動不動就給自己找一種藉口，即「他說的或許有幾分道理」——但其實也許並沒有——這也勉強算給我自己找個臺階下吧。

能從他人的視角看問題，並體會他人的情感和需要，通常會被視為一種優點——是在想象的層面上對自我的拒絕。其中也關聯著人的生理特徵：女性比男性、內向者比外向者更有這樣的天賦。但更多的情況是，相比於勇氣和生理上的勇敢而言，同理心更能通過不斷的訓練而得以增強。這種品質是可以通過教育培養起來的，它潛藏於每個想得到它的人的心裡面。正是這樣，我才不至於感到自己在各方面的天賦上都低人一等。何況，在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這一方面，我不但不比別人差，反而認為自己是高於一般水平的。

我可以用一則痛苦的童年經歷作為例證。我哥哥11歲那年參加南開中學的入學考試，考試難度極大，尤其是數學。考完後，他垂頭喪氣地對父母說自己沒考好。我無意中聽到了他的話，於是哭了起來。母親氣惱地問我：「你哭什麼？是你哥沒考好。」我也沒法回答什麼，只覺得，如果我是我哥的話，會有什麼樣的感受。所以我幾乎沉浸在了他的焦慮和失望裡。當然，我的傷心也在於過些年我也可能會參加這場考試，但不全是這一個原因。其實更讓我傷心的，並不是那一片懸在未來的陰雲，而是當下的沮喪——我哥哥的沮喪，也就是我的沮喪。這件事之所以記憶猶新，還因為我父親從來不讓我忘了它，我也從來預料不到他會在什麼場合裡專門提起這件事。只是每當他提起來的時候，我只覺得自己可笑的軟弱又被他無情地揭開了。

我或許天生就是一個孤孤單單的孩子，因為我經常愛玩一些孤獨的小孩才會玩的遊戲，也就是去想象如果自己是另外一個人的話，會是怎樣的。我能夠在任何地方玩這個遊戲，尤其是當我坐在悉尼的家裡那道玻璃門廊上，望著玫瑰灣對面的車輛像玩具一樣四處移動的時候，這種想象力就會達到極致。我會想象自己隨意選一輛車坐上去，看一下從這輛車裡望出去的世界是什麼樣子的。我不僅會把自己放到那個乘客的位置上去想象，還會幻想我自己就是那名乘客——一個澳大利亞的孩子正開著車去參加板球比賽，或者一名成年男子正趕往會場的路上，等等。我特別喜歡從別人的視角去看世界，去感受他們的感受。「移情」(empathy)對我來講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而且我也在不斷培養它，把它變成更具有社會性和產出性的能力——共情(sympat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