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歲那年，我看到了母親不為人知的一面——當孩子們需要她時，她的溫柔可以無微不至；而當有外部威脅入侵時，她的強悍堅韌又令人吃驚。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瞭解這些品質，我就不妨展開來講一講吧，講述一下當年我們躲避日軍的故事。那些年，我們過著四處奔波的日子，在這個城市裡待一年，又在那個城市裡躲兩年，但是，日軍遲早會追上我們的。最後一次重大的逃亡是去到了中國最後一個後方重鎮——重慶。我們前後進行了兩次蛙跳式逃亡，一次是從上海到海防（河內旁邊的港口城市），另一次是從河內到昆明，再從昆明到重慶。

1938年夏天，我父親和其他外交部人員離開南京，前往戰時陪都重慶。我們作為家人也一同前往。這是母親第一次獨自照料四個年幼的孩子。我們擠進了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走的是著名的滇緬公路。這條路倉促地修建在世界上最崎嶇的地形上，為飢困交加的中國開闢了一條狹窄的生命線。這條公路有數不清的急轉彎，也鮮有什麼護欄，僅有的護欄，也是歪歪斜斜、斷斷續續的。到處是坑坑窪窪、起起伏伏的路面。我們的車隊常常不得不等待好幾個小時，一整天，甚至好些天。有時候，煙雨濛濛又大霧籠罩，交通事故層出不窮。不時傳來前方車輛墜入懸崖的訊息，或者兩輛車撞到了一塊兒。更有時候，倖存者裹著血漬斑斑的繃帶，和一具具屍體，橫七豎八地擠在道路兩旁，讓車隊的行駛越發艱難。有一日——我很清楚地記得——我們的車開在盤山路上，淅淅瀝瀝的小雨和瀰漫的霧氣阻擋了司機的視線。但就在這一刻，擋風玻璃的雨刷也罷了工。忽然之間，車裡的一個嬰兒號啕大哭起來。司機（我們稱呼他「工程師」，像是一個有威望的頭銜）把車停了下來，大吼道：「把這孩子給我扔出去！不然咱們誰都活不成！」於是，乘客們開始懇求司機，又手遞手地把孩子傳到車廂後面，用衣服和毯子捂住他的哭聲。這似乎能讓嬰兒保持安靜，平撫司機的焦躁。

我們這班孩子起初是把這場逃亡當成兒戲。幾天下來，我們無可奈何地忍受著長時間的煩悶無聊和性命之虞，情緒也發生了變化，越來越急躁，越來越不安。車裡的媽媽們開始想盡辦法分散孩子們的注意力，免得他們惹惱了脾氣越來越暴躁、性子越來越專橫的司機。當時，更惱火的是，我患有一種皮膚病，發病時疼痛不已，可能是營養不良造成的。每隔一段時間，我的全身就會出疹子，不過幾小時就會變成珍珠色的水泡。母親用針把它們挑破，塗上藥膏，最後，我幾乎整個身體都包在了紗布裡，極度痛苦，焦躁不堪地嗚咽，還不斷地要求這、要求那。但是，也正是在這條滇緬公路上，我體會到了母親身上不為自己所知的品質——無限的溫柔和耐心。

最後，我們終於捱到了重慶的郊區。透過窗外的黑暗和雨幕，我們可以看到遠處閃爍的城市燈光。還剩一座橋要過。後來我們才知道，父親就在橋那頭等著我們。接著傳來了壞訊息，我們的公共汽車太重，過不了橋。在這之前，洪水氾濫，橋已經被衝得搖搖欲墜了，但每次快修好的時候，又都被不顧一切、匆匆過橋的小轎車給軋壞了。這樣，我們不得不再一次等待。但又要等多久呢？最後，我們索性決定步行過去。媽媽幫我們穿好衣服、帶好東西。車外，從城裡湧來的搬運工都聚集在了車輛周圍，爭搶著生意，扛著行李。這是一個混亂不堪的噩夢。迷失了方向的男男女女、號啕大哭的孩子、高聲喧嚷的搬運工、四處散落的箱子和包裹……我一踏到路面上，兩隻鞋就陷到了泥濘裡，最後都給弄丟了，腿上裹的紗布也鬆開了。我淋成了落湯雞，一步都不肯往前邁了。媽媽當時正抱著妹妹，就沒法再來抱我。哥哥8歲，身體強壯，非常獨立，但弟弟顯然也跟我一樣需要照顧。就在那一刻，我驚訝地看到，母親走過去抓住一名搬運工的胳膊，命令他立刻放下扛著的箱子來揹我。她的語氣是那樣堅決，甚至像是不可抗拒的命令。那個搬運工立即聽了她的話，放下了箱子。誰知道那口箱子裡裝的是什麼？是絲綢還是毛皮？（它好像屬於一個有錢人。）反正，箱子被擱下了，我則高高騎在了搬運工的肩膀上。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對母親的情感不僅是愛了，而開始有了越來越多的保護欲。說到保護，我可能只是扮演了一個兒子應該扮演的角色。我知道，母親並不需要我的幫助和保護，因為她自己就很獨立，甚至有時候還會令人生畏。然而，她給我的總體感覺是脆弱的。在我看來，她不諳世故，儘管她盡職盡責地參與了我父親的外交和政治活動。她不像父親那樣喜歡公共場合，更喜歡遠離聚光燈，熱愛生活裡那些簡單素樸的事情，比如給孩子買衣服和鞋子，買下午茶（這是她在西化的上海生活時養成的習慣，後來到了澳大利亞、英國和法國時，她都一貫如此），買聖誕樹和裝飾品之類。儘管我家還不太習慣慶祝聖誕節，但她卻把這個節日變成了我們的習慣，因為這個節日裡溫暖快樂的氣氛是她喜歡的。她所做的一切事情、所買的一切東西都不是為了炫耀，包括那棵只有一米五高的聖誕樹。

幾年後，也就是1956年，我父親被任命為駐巴拿馬「大使」。老兩口決定在上任前來美國看望我和兄弟們。我當時正在印第安納大學做我平生第一份工作。我花了300美元從一位同事那裡買了一輛舊車，開著它去紐約見父母。我們一家住進了曼哈頓的一間旅館。父母的房間裡有一個小廚房。夜深了，在一番談笑風生之後，大家肚子都餓了，母親就給我們煮麵條。我們大家都洋溢著幸福，是一種天真爛漫的幸福，這樣的感受之前還從未有過。之後，父親很快就去巴拿馬任職了。但母親卻決定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多待一段時日，我弟弟段三孚正在那裡攻讀博士學位；我也一樣在讀書，在印第安納州工作的期間，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這樣，我們開著那輛舊車去了加利福尼亞州。在西行的漫長旅途中，新鮮的經歷讓母親感到十分欣喜，這種情緒在我看來就像個孩子一般。她唯一的抱怨是持續的背痛，她將這歸因於長時間的坐車。後來才知道，背痛是胰臟癌的早期症狀，幾個月後她就因癌症離世了。

我們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臨時住所是伯克利山(berkeleyhills)上面的一棟漂亮房子。媽媽很喜歡那棟房子，但卻不敢一個人待在那兒。所以她會每天從山上下來，到我們的校園裡閒逛、購物，或坐在長椅上觀賞周圍忙忙碌碌的學生生活，享受陽光曬在桉樹上散發出來的香味。她還說，當年在澳大利亞結識了一個美國朋友——也是我同學的媽媽——身上就帶著這種香味。一天夜裡，很晚了，我要返回學校的製圖室去繪製地圖。母親也陪同我一起來了。我當時的想法是，我工作的地點是在詹尼尼大廳(gianninihall)附近，弟弟可以來大廳旁的停車場接母親，開車帶她回家。我們先在停車場裡等了一會兒，母親勸我先去幹活，她可以自己等弟弟。三個小時後，我回到停車場，開啟車門，發現媽媽竟然蜷縮在副駕駛座上睡著了。可能是弟弟沒理解我的意思，所以他根本就沒有來。我很驚訝，因為即便是20世紀50年代，天黑後的校園裡也可能有危險。但母親似乎並不介意什麼危險，或者說，她只要能見到自己的兒子就心滿意足、拋卻煩惱了。其實，她的煩惱不會是因為現實中的威脅，因為她始終覺得有熟悉的人陪在身邊。剛才，我待在離她幾步遠的一棟大樓裡工作，這就足以讓她感到安慰了，雖然大樓的門在夜裡都上鎖，她無法來到我身邊。

這次經歷使我深刻地意識到，我們母子倆的角色已經互換了，現在應該由我們這些20多歲的孩子們來保護和照顧母親了。她當年只有55歲，但是，疾病卻不斷消耗著她的精力和自信。而且，我們誰都不知道她到底病得有多嚴重。後背不那麼疼痛時，她便重新煥發出活力，充滿著快樂。她在我們房子的門廊下打乒乓球，在漂亮的美式廚房裡嘗試新穎的烹調，到沙特克大道(shattuckavenue)參加家庭聚會，喝茶吃蛋糕，總之，她會做那些自己熱愛的事情。而其他時候，她會有些心煩意亂，顯得不知所措、擔憂害怕。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

9月臨近，我和母親都變得惴惴不安，但我們彼此都把這樣的不安埋在了心底。再過不久，我就要回印第安納州上班了。分別的一天終於到來了。我和母親都起得很早。我們先到城裡悠閒地吃了一頓早餐，這似乎是母親發明的拖延戰術。直到最後，我不得不說，我要走了。但是，母親立刻又想到了另一個計策，她堅持要我帶一些加利福尼亞州產的橙子，在我長途開車的時候可以解解渴。於是，我陪她一起去了超市。我同弟弟妹妹都在收銀臺旁等著她，而她則沿著過道故意慢條斯理地挑選著橙子，最後，她抱著一大口袋向我們走來。我們來到汽車旁，開啟車門，我把橙子放進車裡，轉身對母親說再見，她立刻緊緊擁抱了我，掉下了眼淚。平日，她很少擁抱我，因為中國人沒有這樣的習慣。

之後，母親去巴拿馬和父親相會。再過不久，她住院了。醫生說她患的是癌症，父親立刻買了張機票把母親送到曼哈頓哥倫比亞長老會醫療中心(columbia-presbyterianmedicalcenter)治療。探查性手術表明癌症已經是晚期，無法切除或治癒。手術結束後不久，母親恢復了意識，望著圍在床邊的家人。我們大家都報以微笑安慰她，但她卻立刻把這種微笑當成了好訊息，以為自己會康復如初。我們誰也不忍心告訴她實情。我們好像一天天無助地等待著什麼，只見她一天天衰弱下去。在我看來，醫院的候診室儼然是一個超現實主義的場所，那裡的談話聲、腳步聲紛紛擾擾，但又顯得毫無意義；牆壁上的光和影，隨著太陽的起起落落而來來去去。面色蒼白的病人癱坐在軟椅上。椅子的樣式仿似度假村裡的躺椅，透露出不合時宜的輕鬆來。我的身體像灌滿了鉛一般沉重，我每天都把它從一個地方拖到另一個地方。但我的頭腦卻變得飄忽不定，因為疲憊和絕望使它空虛起來。一天，大約凌晨三點鐘，我們大夥兒還都在半夢半醒之間，一個護士跑過來說，我母親快不行了，要不要見她最後一面。我拼命掙扎著從椅子上爬起來，簡單理了理皺巴巴的外套，那上面的扣子少了一個，我便俯身往坐墊和椅子下面找，還懷疑它是不是滾進了暖氣片裡。我真是太蠢了。

在我的相簿裡，還珍藏著親戚和朋友們的照片。現在，我就來聊一聊其中一個朋友。友誼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志同道合，另一個是惺惺相惜。在理想的友誼中，這兩個條件應該在某種程度上保持平衡，因為如果過度傾向於共同的興趣和利益，這兩個人就更像是同事而非朋友；反之，他們可能更像是戀人，會盯著對方的眼睛而不是世界。我不想冒險墜入愛河，原因將在下一章寫明。因此，我的友誼建立在志同道合之上。但這也有風險，因為，如果共同的興趣和利益是人類的本性，那麼朋友之間的相互同情和嫌惡就可能（我甚至可以說，必然）要發生。沒有這種糾葛，他們共同的追求只能是膚淺的。有了這種糾葛之後，比如說長時間地用語言來交流感情，或者交流私人的和客觀的心路歷程，那麼，朋友之間的情感溫度幾乎肯定會上升。如果不想走這條路，避開它的不便和危險，那麼朋友們可以專注於無機世界，即自然地理；或者以一種冷靜的、類似於統計學的方式專注於人類世界。

我意識到上面這段話聽起來很冷酷，似乎生活和情感是一種誘惑，需要與之保持安全距離。確實冷酷，但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麼殘忍，因為追求知識的過程本身也是充滿激情的，倘若有一位同樣充滿熱情的好友來陪伴，這種激情還會升溫。

那麼我就來說說我和大衛·哈里斯(davidharris)在1954年到1963年間的友誼故事。1954年的冬天，我在亞利桑那州的東南部為博士論文做實地調查，研究一種叫做山麓侵蝕面(pediment)的荒漠地形。我把我的「基地」設在圖森市(tucson)的一間破舊公寓裡。我從那出發到野外，露宿了三五天。我很享受在野外的時光。這裡半乾旱的景色非常美麗，溫度恰到好處——白天溫暖，日落後涼爽。我的快樂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我在山麓侵蝕面的研究上取得的迅速進展。我知道該繪製什麼地圖，該尋找什麼樣的證據。我會停下來休息，那時候筋疲力盡，再也做不動了。我會在烤爐上用罐頭食品做晚飯。我把一輛1940年產的福特雙座汽車改裝成了一張床，在方向盤旁邊放了一個橙色的板條箱，然後把椅背開啟，露出一個通到後備箱的洞。這樣，我就可以平躺在汽車裡，頭靠在板條箱上，後背撐在座位上，雙腿插在後備箱裡。我在後視鏡上掛了一盞燈，這樣就能躺在這張臨時床上看書。很快，書頁上的字變得模糊，我就睡著了。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案，只有兩件事讓人惱火。第一，我的汽車沒有在荒漠崎嶇地形上行駛的裝備，動不動就陷進沙子裡。我的身體既不強壯，也不靈巧，解決起這些問題來，從來都是信心不足。如果時間一小時接一小時地流逝，車子還是弄不出來，我會越來越沮喪、恐懼、手足無措。第二，我常常不知道在一天結束時，該如何打發時間。晚飯後，太陽還沒落山，這時候，我還睡不著，但又太累而做不了任何事，甚至連書都讀不進去。

自從英國學生大衛·哈里斯加入之後，情況都改變了。他靠著「喬治五世獎學金」(georgevfellowship)從牛津大學來到伯克利大學。在牛津，我們錯過了對方，因為他去的時候我已經到加利福尼亞州了。在伯克利，我們又錯過了對方，他是在我出發去亞利桑那荒漠之後到達的。我們人生地不熟，但有許多共同經歷和學術興趣。我們的關係立刻變得融洽起來。在野外，我的小車一次又一次地陷進沙子裡，輪子空轉著。我沒有像過去那樣感到挫折和絕望，而是驚訝地發現自己實際上很享受救援汽車這項挑戰。大衛的出現讓情況大為改觀，他的務實精神安慰著我，而他的樂觀態度也令我開心。最重要的是他的耐心和毅力，這些品質又是我特別缺乏的，因此，我非常欽佩他。

有這樣一件事。在大衛來之前，我去到亞利桑那州東南部一個偏遠的地區，進行了一次漫長的旅行。我在野外徒步了好幾個小時，在溝壑和巨石間攀上爬下，最後來到一個扶手椅形狀的基岩面，這是證明山麓侵蝕面的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案例。我在地圖上標記了它的外緣，並由斷層線來界定；還拍了很多照片，這些照片為我的論文提供了可見的證據，說明它是如何形成的。

大約一週後，大衛來了。我們驅車返回荒漠，待在唯一的一片樹蔭底下吃午飯。我突然想起，應該把上次外出拍完了照的膠捲換掉，那些照片都很重要，再重新裝上一卷新的膠捲，好為下一階段的工作做準備。但那一刻，照相機的旋鈕轉不動了，膠捲卡殼了。所以，我得開啟照相機才能把它取出來，但這麼做的話，就需要一個完全黑暗的地方才行。而在這片明亮的風景中，唯一完全黑暗的地方就是睡袋裡。於是，我鑽進睡袋，拉上拉鏈以防止光線忽然穿透進來，並嘗試著把膠捲取出來。時間過去了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我覺得，時間似乎靜止了，滿頭大汗，喘不過氣來。最後，我鑽出睡袋，依然沒有成功。我開始痛哭流涕，對大衛說，我不得不重新回到那個侵蝕面去，再拍一次。但是，大衛卻說，他來試一下，於是鑽進了我的睡袋。一分鐘，兩分鐘……五分鐘過去了。那張睡袋活像一條大蟒蛇，吞下了一隻憤憤不平的兔子，不斷扭曲著。我大聲喊著，大衛快出來。他要麼是沒聽見，要麼就是不理會我。六分鐘，七分鐘……十分鐘過去了！「大衛，看在上帝的分上，在你憋死之前出來吧！」最後，他得意揚揚地出來了，手裡握著好容易才解救出來的膠捲。我滿懷欽佩地對他說道：「我現在知道大英帝國是如何成功的了。」

又有一日，我們待在一起，繪製了好幾個小時的地圖後，便放下了手中的活兒，在一個巨大的沖積扇的頂部搭起了帳篷。從那個方位，我們可以眺望綿延數英里的荒漠，寥無人煙。接下來，我們就要準備晚上的野營了。我想，所謂的「野營」，並不是什麼難理解的詞吧。簡單說來就是，我會待在車子裡一覺睡到天亮，就像往常一樣。大衛說，自己很喜歡在無雲的夜空下入睡。晚飯時間，我熱了兩罐愛爾蘭燉肉，算不上是美食，但對於飢餓的地理學家來說，真是上天的恩賜。我燒了一壺水，煮了點咖啡，邊喝邊休息。我的手錶顯示是七點，太陽仍未落山，睡覺顯然還太早。要做點什麼嗎？大衛說，我們應該盡情享受荒漠裡的空氣。我不知道他當時在想什麼，但還是按照他說的去把座椅從車子里拉了出來。這倒是很方便，只要花一點點精力，那輛老福特里的所有東西都能拆下來。我們拖著座椅走出一段距離，坐在了沖積扇上。令我吃驚的是，大衛拿出了一瓶葡萄酒和兩個優雅的酒杯。兩個座椅在車裡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存在感，但在這茫茫的荒漠裡，煢煢孑立的兩把椅子卻瀰漫著一股動人心魄的文明氣息。椅子帶有軟墊，我們坐在上面，碰了碰酒杯，「敬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