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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聊一聊更私密且個人化的故事，我會使用家庭相簿作為藍本，但也不會限於其中。家庭相簿裡通常有父母的照片，自己和兄弟姐妹童年時的照片，以及每個成長階段按時間順序排列起來的照片，像生日聚會、畢業典禮、婚禮、紀念日等等。這一章裡講述的東西就類似於家庭相簿。先從父母開始，以大致的時間順序介紹過去的重要「照片」。還有一個相似性在於，相簿裡的照片之間沒有過渡，一本相簿裡也不可能有完整的家庭歷史。因此，用它作為藍本便可讓我擁有很大的選擇自由，並免去做那些繁重的填補空白的工作。此外，按照這個模式寫出來的東西，最終讀起來還很簡明扼要。

但這個模式有一個嚴重的缺點，也就是，因為我討厭家庭和社會上的那些儀式感，所以相簿裡絕大部分照片都缺乏自我意識。這些照片無法說明我是誰，恰恰相反，它們更多地隱藏了——至少是掩蓋了——真正的自我；或者說，我的自我意識或許存在於照片之間的那些灰色的空當裡。雖然我可以承認，在其中使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可以挖掘出一些重要的經驗和事件，但我寧願不去這樣做，因為我沒有這樣的技術能力。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還有另一種方法，是詩人所喜歡的方法，它的揭示能力更強，也更符合我的性格。那麼，這種方法是否會被它所揭示出來的真理證明是正確的？或者，僅僅是出於懶惰和懈怠，我才採用這樣的方法？不妨來做個實驗吧，這本自傳將給出答案。

這兩種方法在哲學上的根本區別在於，精神分析學家必須努力挖掘和渴求事物背後的意象，而這些意象越陰暗、越怪異才顯得越「真實」，而詩人則不會如此去挖掘。詩人會等待事物背後的意象慢慢浮現出來，在自己的意識中突然留下一個印記；這些意象，與精神分析所尋求的相反，通常是——或通常看起來是——生活中的點滴平凡。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這些意象，這些司空見慣的東西，會慢慢浮現出來呢？就如同t.s.艾略特()所說的：「我們所有人，在一生中所聽到、看到、感覺到的一切（一隻鳥鳴、一條魚躍，一位老嫗行走在山路上），為什麼會富含感情地重現出來，而其他東西沒有？」這些生動的意象（不僅是視覺上的）意味著什麼？它們是不是揭示了一個生命——一個自我？

有一個事實我是不怎麼願意接受的，那就是，我是父母生養的。因為生命這樣開始，不僅顯得平淡無奇，而且太一成不變了。同時，這也太強調基因和早期環境在人類個體成長中的作用了。但是，父母的影響又無處不在、融入血脈。身體的外形和結構提醒著我，自己終歸是父母塑造的。儘管我和尼古拉斯·別爾嘉耶夫(nicholasberdyaev)一樣不喜歡家族成員長相上的相似性，但每次照鏡子時，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到了一定年齡，我的眉眼開始長得像母親，之後，又長得越來越像父親了。幸運的是，在心理特徵上，我還是更像我自己一些，不過也同樣能看到與父母的相似之處，特別是我性格里的那些弱點。

我和母親的關係比同父親的要親密得多。然而，縈繞在腦海中的記憶，卻大多與父親有關。這些記憶，要麼不快樂，要麼針鋒相對。也許這就能說明：幸福不等於狂喜，幸福常常是平淡的，是不留痕跡的。

我父親是一位盡職盡責的家長，他的行為舉止遵從他在美國學到的理念，所以不想再沿襲爺爺身上那種冷靜嚴厲的態度了，因為那是舊中國推崇的父權姿態。我對自己的父親是欽佩和尊敬的，因為他確實盡其所能了。作為一個兒子，還能要求什麼呢？我倒是寧願他別那麼努力就好了，但這似乎又有點不近情理或不太符合孝道。但是有時候，求少反而得多。傳統的中國父親經常違背自己的天性，明明心花怒放卻故意不動聲色，明明想抱抱孩子卻故意擺出一副父親架子，而我理想中的父親絕不會是這樣。在我看來，我父親對我們的關心更多的是出於對原則的堅持，而不是出於感情的自然流露。我們生病時，他給我們買玩具。在他的知識裡，這是一件應該做的事。作為一個孩子，我當然很喜歡這些玩具，它們讓我暫時忘卻病痛。與此同時，我每天躺在床上，畫筆盒和小卡車越堆越高，我也感到壓力越來越大，必須儘快恢復，回到屬於我的地方——學校。我希望大人們來確認我是不是仍然在病中，我需要他們這樣做，但是他們從來沒有過，因為他們是真正關心我的人，不會懷疑我是裝病逃學。

另有一段記憶，我想抹去卻抹不掉。在我們十幾歲的時候，有一天，我和我的兄弟們躺在床上看漫畫，直到上午九點多還沒起床。我們都覺得這種放縱應該是可以原諒的。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成長得飛快，需要額外的休息。就像最近的研究表明的，青少年每天需要大約10個小時的睡眠。我父親當年肯定不可能知道這回事。但即便他知道了，我相信，他還是不能原諒這樣的所作所為。那天，他時不時地來到我們的臥室裡，衝著我們橫眉瞪眼，而且每來一次，他都會變得更加惱怒。最後，他乾脆站在門口，把指關節掰得咔咔作響。那一刻，最令我不安的是他那張充滿厭惡神情的臉。我這一輩子都沒有過自己的孩子。如果有的話，我可以想象到一種場景，即自己憤怒地看著他們——但會有厭惡之情嗎？

我父親很少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他天生就比較率性而為，自己的需求總是放在第一位。比方說，他自己起床更衣了，開始準備一天的工作和娛樂了，卻總是不明白為什麼孩子們會賴床不起。再舉一個十年後的例子，哪怕這會顯得我把一些雞零狗碎的事都還記著。成年以後，我去探訪父親在國外做外交官時的官邸。那時候，母親已經去世了，父親堅持要我和他同住在「大使館」的一間臥室裡。讓我無法忘懷的一個小細節就是，每當他要上廁所或看錶時，總是會「啪」的一聲開啟天花板上的燈。而他從來都沒有意識到，其實完全不必大費周章就能做這兩件小事的，況且這樣做，還會把身邊的兒子驚醒。

我後來意識到，其實並不是所有的父親都如此無視孩子的個性和需求。威斯康星州一位做父親的朋友就不是這樣。1992年，那位朋友飛到東海岸為他父親慶祝80歲生日，偕同自己15歲的兒子一起前往。在朋友父親的家裡，很多地方都放著鬧鐘，定的時間都在早上七點，每每那一刻，所有的鬧鐘都會一齊響。朋友告訴我，他自己是如何瘋狂地穿梭於每個房間，試圖找到每一個鬧鐘，在鈴聲響起之前關掉它們，因為兒子需要多睡一會兒。看看人家這爸爸是怎麼當的！我羨慕地聽著。我很羨慕他的兒子，但更羨慕他，因為十年或二十年後，等兒子長大以後，怎能不以感激和愛戴來回應呢，即使他兒子現在還小。

當你走進一個房間，看到別人的臉上都真心實意地洋溢著歡迎你的笑容，便是生活裡最大的幸福之一。在童年時期，這樣的幸福主要來自父母。他們溫暖的微笑讓孩子們感到被需要，給孩子們信心和力量來應對外界的冷漠和敵意。我們住在悉尼的時候，媽媽會時不時帶我們去買些東西來填滿我們在學校裡的衣櫃。我們坐有軌電車去市中心。這種出行是一種享受，因為我們總是在某個地方停下來喝下午茶，吃蛋糕。一天結束時，我們帶著大包小包來到父親的辦公室，想搭便車回家。父親看到我們的時候笑過嗎？他一定笑過。可是——該死的記憶力！——我只能回憶起他心不在焉的神情，甚至是惱怒的樣子。

我現在明白為什麼了。父親在悉尼的工作不容易。作為首席領事官，他不僅要處理因為身處異國而變得紛繁瑣碎的辦公室政治，還要應付形形色色的同胞——華工、水手、店員、大小商賈——帶來的大量棘手問題。他從來都沒有真正把領事工作放在心上，因為他原本的願望是能在一個文明的、多語言的環境下進行高等級的外交工作。他沒法忘記，為了家庭，他不得不接受一次大幅度的降職。只有犧牲了自己的事業，他才得以把家人從衣食不足的中國帶到了豐饒的澳大利亞。不過，我們在他辦公室的會面其實可以更親密一些。我父親可能已經積聚了足夠的熱情來應對孩子們的天真爛漫。我知道這是可能的，因為我最近在馬爾科姆·馬格里奇(malcolmmuggeridge)的傳記中讀到了一個例子。也許拿我的父親和馬格里奇的父親作比較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的處境和責任都大不相同。但哪怕是不公平我也來比一下。馬格里奇成年以後，經常去倫敦和他的父親待上一段時間。他會徑直走進父親的辦公室裡。很久以後，他描述辦公室裡的情景時說道：「當他看到我時，臉上總是容光煥發，……他的外貌，會突然從空洞、萎縮一下子變得天真熱情起來。他敏捷地從凳子上跳起來，興高采烈地向同事們揮揮手……然後，我和父親就像逃跑似的離開了辦公室。」

當然，我和父親在一起的回憶裡也有美好的部分。最早的回憶是在大約7歲那年，我在泥裡丟了鞋子，他揹著我穿過小鎮去買一雙新鞋，當時就我們兩個人。還有我上文裡寫過的，他逞能地想為我留下一塊冰，但卻沒有成功。還有一件事是後來發生的，當時我15歲，在馬尼拉的拉薩爾學院（lasallecollege，一所美國人辦的天主教學校）上學。那裡的課程，尤其是數學，給我帶來了很大困擾。在一個蚊蟲猖獗的炎熱夜晚，我絞盡腦汁，都沒能解決一個二項式定理的問題。父親試了試，他也無能為力。我沮喪地哭了，深感自己能力不夠。我原以為他會生氣，但他非但沒有，反而和我一樣感到羞愧，併發願要給我找個家教。

然而，不幸的是，我對父親最深刻的記憶，卻是童年的一場噩夢。當時我大概八九歲。就像之前提到過的，那些年，我們一家都住在重慶郊外的一個村子裡。我和兄弟們習慣沿著一條綠樹成蔭的道路步行到公共汽車站去接父親下班。在我腦海裡，那是一個快樂的時刻。我們年紀都還小，即使是從城裡開來的笨重的公共汽車，看著也挺新鮮。當人們從公共汽車裡出來時，我們搜尋著父親——他就在那兒！我們衝上去迎接他。但是，在我的噩夢裡，我卻是獨自走在綠樹成蔭的路上。天快黑了，濃霧湧上來。我感到忐忑不安，因為熟悉的風景開始變得陌生起來。就在那一刻，我遠遠地望見了父親，他向我走過來。看來今天的汽車到早了，我便跑過去迎接他。但是，父親卻是時隱時現的，因為周圍霧氣在翻滾。每次我看見他時，他都會離我更近一些，變得更大一些……但最後他又消失了。突然之間，他又出現在了我面前。我感到如釋重負（因為我之前感到非常害怕）。我張開雙臂想擁抱他……怎麼回事？一個幽靈卻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親，但他身上卻披著一件喪服。這具幽靈在不斷變化的氣流中移動著，沒有重量。那是一個惡鬼，一具屍體，空洞的眼睛裡泛著黃色的光。

有時候，小孩子會做噩夢，驚醒後，渾身是汗，不敢再睡。但隨著白晝的到來，這種恐懼感就會像從未存在過一樣消失掉。在夜裡，我的經歷就是這樣，那個噩夢一直揮之不去。當然，我會順利地度過第二天上學的時光，但隨著夜晚的降臨，我又開始感到焦慮了。入夜後，家人都很喜歡的一位表姐來我家，我把這個噩夢告訴了她。有人可能會覺得，把故事講給別人聽，會讓自己感到心安一些吧。但事實恰恰相反，恐懼感恰又重新襲來了。即便是現在，當我講述六十年前的這個噩夢時，仍能感到空氣裡飄著一絲寒意。

1980年，我父親在臺北去世。他在重症監護室待了兩週，在那期間，我本可以像另外兩個兄弟那樣，飛過去看望他。他活著的時候，我常常渴望他的陪伴，常常去他的駐外崗位上探望他。但當他躺在那裡奄奄一息的時候，我選擇不去看他。這種令人震驚的不孝行為肯定是有原因的。其中有些原因我當時還無法理解，現在也無法理解。不過，有兩個原因我是知道的。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中國人在葬禮上對待死亡的態度讓我感到厭惡。這樣的厭惡可能源於小時候看到的村裡面恐怖的白事——人們居然用一隻公雞來預防詐屍。這種舊時代的迷信，我是不能忍受的，也不能忍受那種歪曲了感情的盡孝儀式。第二個原因在於我對父親的矛盾情感，這一點，我在前面已經講得夠多了。中式葬禮的陳腐氣息在我看來，是對中華文明的嚴厲控訴，再加上我對父親的矛盾情感，那麼，在肉體上和精神上，我都無法承受。

我當然也愛自己的母親，但所求也多。當我還小的時候，對母愛的索取就特別多，因為我很早就知道，想要得到父愛，指望不大。父親早就說過自己更喜歡長子和三子。重視長子是中國的傳統，至於對三子的偏愛，好吧，因為父親自己就是家裡的老三，這個理由也算說得過去。而次子——我，運氣則不太好。比我更糟糕的是妹妹。我妹妹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如果生在一個美國家庭，大概會受盡父母的寵愛；但她只得到了中規中矩的照料，雖然由於我父親嚴格秉持原則，她不至於受到虐待，但有時候也僅僅就是能按捺得住脾氣不至於爆發而已。

小時候，我覺得母親好像對待每個孩子都很公平，所以便努力想成為她最愛的那一個。直到成年以後，我翻看家庭相簿，才忽然意識到當年自己是多麼渴望一直偎依在她身邊，把最年幼、最有權利待在母親懷抱裡的那個弟弟排擠到一邊兒去。我早年最鮮活的一則記憶，是媽媽畫的一輛汽車。直到現在，那輛汽車都還能活靈活現地浮現在腦海裡。它的形狀四四方方，前面有兩個錐形的燈，大輪子的上方是拱起來的半月形擋泥板。大約4歲那年，母親是怎樣一個人，已經在我心裡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但其中並不包含藝術方面的造詣。我問媽媽，這幅畫是用來幹什麼的，她回答說，是用來逗弟弟開心的。那一刻，弟弟正在睡午覺。

我母親在育齡期間患有輕度肺結核，所以她沒有親自照料我們。當時中國的習俗是家裡的女主人要把基本的養育勞動交給別人來做。父親由於受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就反對這種做法，因為這意味著一位農村婦女要捨棄自己的新生兒（基本上都是女孩）去撫養別人家的孩子。儘管如此，父親還是僱了奶媽，到頭來，在我們人生最初的時光裡，親密的接觸幾乎都來自一位陌生人。奶媽會承擔起大部分的育兒工作，她不僅給我餵奶，擦鼻子，罵我淘氣，還在我蹣跚學步時鼓勵我學習漢字（儘管她自己不識字）。結果，母親反而變成了一個疏遠、高貴、有魅力的人物，身上總是散發著一股芳香，不像奶媽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