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孩子，我敏銳地感受到了國家和世界上的大事件的影響，儘管還不明白它們的重要性。成年之後，我能更好地理解它們的重要性，但它們對於我來說，已經成為只能通過媒體「略知一二」的社會推動力和人性表達。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有幾個人曾經摸過我的頭，或者給過我玩具，他們都是中國舉足輕重的人物，其中至少一個人還是世界性的偉人。但成年以後，我就不認識這類有影響力的人物了。在這個廣袤的世界裡，我能影響的物件也僅限於散居各處的一小部分人，和我一樣，他們也對人類的生存環境感興趣。

何以至此呢？歷史的偶然性是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之一，也就是說，我恰好出生在了某個特定的時間裡。在我人生的前二十年裡(1930—1950)，碰巧發生了許多能登上頭版頭條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中國的抗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殖民解放運動、聯合國的成立，以及一個可能出現的美麗新世界。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必然會觸動人們的生活，包括一名中國孩子的生活。相對而言，20世紀最後四十年裡的那些雜駁小事就顯得無足輕重了。當我9歲那年，一聽說英國為了安撫日本人，關閉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唯一生命線滇緬公路時，玻璃杯裡的那塊西瓜（一個男孩子眼裡夏天的終極享受）突然變得寡淡無味了。我抓著玻璃杯，茫然地盯著它——整個世界崩塌了。

若干年後，我在美國成為一名大學教師。即使是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這樣可能引發核戰爭導致世界末日的重大事件，對我都沒有多少觸動，不足以讓我推遲地質考察——不過我還是知會了同事一聲，說我在車裡備好了乾糧和水，能讓我在不毛之地撐過三天，因為我怕回到阿爾伯克基的時候這裡已經被核汙染了。這場危機過後一年，大國之間仍在爭吵不休。我去阿爾伯克基的中央大街看電影，從電影院出來，看到探照燈一樣的光柱掃過夜空，立刻斷定有人正在發動空襲。我原以為自己早就不必擔心橫屍街頭，但在那一刻，對死亡的恐懼又捲土重來，令人厭惡。過了一會兒，我才意識到，原來是那兒的圓形劇場要舉辦汽車展了，剛才的燈光也只是廣告而已，忽然感到了一陣寬慰！不過，現在回想起來，失落感也油然而生！當我還小的時候，我是日本帝國主義想要摧毀的目標；長大以後，自己的錢包又淪為汽車公司的目標。總的來看，這兩件事情的區別在於：我曾經在世界性的大事件裡充當一個籍籍無名的受害者；而如今，我在新墨西哥州寂靜的小鎮裡當了一名教師，被燈光誘惑著，進到賣場裡，絞盡腦汁思考到底是買一輛福特還是一輛雪佛蘭。

在20世紀30年代，我有站在世界舞臺上的感覺，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只是一個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我的出身，即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的孩子。這樣一個孩子，即便只是和家人委身於一個毀於戰火的國家，但只要他有一點天賦和抱負，就很可能認為自己將來還是有機會登堂入室、呼風喚雨。

單憑中產階級的地位，何敢賦予這種自我期許？因為「中產階級」這個詞本身有問題，它的涵義是如此寬泛和鬆散，除非在特定的背景下去界定，否則幾乎毫無意義。我之所以使用它，是因為我的父親曾接觸過關於美國社會階層的術語，並受其影響，他覺得這個詞可用，他在國外接受過教育的朋友和同事也有同感。中國的「鄉紳階層」或者「士大夫之流」這樣的詞語含義更狹窄、更確切，似乎更適合中國的國情，但他們也有自己的問題。這是一個過時的社會群體，可以說早在我出生之前就被時代淘汰了。此外，「鄉紳」(gentry)這個詞不可避免地帶有英國的色彩，讓人聯想到土地所有權和優雅的田園生活，這與我的家族史或大多數擁有不到百畝土地的中國家庭的歷史並不相符。所以我就用「中產階級」這個詞吧，給它一個更集中和專門的含義，包括了商賈和富農。但在社會中心地位和政治權力的嚴苛試煉之下，他們首先意味著一小群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有素的人——除了學習中國古典知識外，還在外國接受過一些教育。這個群體的成員、他們的家庭和往來者不僅享有社會聲望，而且還擁有跨地區甚至於跨國的政治影響力。

我父親出身寒門，從小就得開始奮鬥。他靠著獎學金唸完了書。儘管如此，不論貧窮與否，他對自身的階級還是有信心的。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他會向我們談起大富大貴，但並非出於豔羨，而是讓我們不要去追求這些東西，因為它們並不能長久。我父親是政府官員，只論官階大小，不認出身高低。不認出身高低的觀念會讓像我父親這樣的人感到平等和民主。他們有時候會覺得「中產」不是社會層級裡的一個位置，而是一種所有人都可以，也應該渴望達成的中庸之道。哪怕是美國人，看到中國人這種追求平等的理想主義傾向，也會表示欽佩；尤其是美國人在見識過印度的種姓制度和日本社會階層間的固化之後，就更喜歡中國社會這種有高下但不嚴格的社會層級體系。

我父親的道德和社會價值觀基本上是儒家的。雖然他出生於1899年，但就算是生活在任何一個世紀的中國都無所謂。他的理想是做一個秉承正直、有學識計程車大夫。20世紀20年代中期，他在美國讀研究生的時候還學到了一套西方的東西，包括民主觀念、杜威(dewey)的實用主義和科學素養。像他的同學那樣，一回到中國，父親就迅速晉升到了有影響力的職位上。而我自己早期的職業生涯和那時候的父親相比，顯得多麼平淡無奇啊。30多歲的時候，我從一名助理教授晉升為副教授。而父親30多歲的時候，在大學裡教過外語，當過北京電報局的經理，當過北洋軍閥的私人秘書，還在外交部做過官。所以，每天與外國人見面，用四種語言——漢語、英語、法語和德語溝通，對於他來講都是例行公事。可見，他是一個見過世面的人，而我只是一個土包子。

但我作為他的兒子，親歷了他見多識廣的天地。所以，我很早就獲得了一種自信。在我搬家到澳大利亞、英國，並來到美國學習的時候，這種自信保護了我免受種族歧視的傷害，並緩解了些許疼痛。直到晚年，我才開始質疑這種自信的來源。自從20世紀70年代，美國執著追求著民族自豪感，這比其他任何事件都讓我感到驚訝。人們認為，少數民族——尤其是那些非歐洲血統的人——普遍缺乏自尊。無論他們曾在自己的祖國有多強的自尊心，當他們以低賤的勞工身份進入美國的主流社會，當他們隨身攜帶的文化，在新世界中被貶抑為「土氣」「怪異」「落後」，又存在著或這或那的缺陷時，這些自尊心就都被侵蝕掉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少數民族自身也開始認同這些貶損。但他們的經歷與我的經歷卻又截然不同，這深深地觸動了我。當我自尊心低落的時候，幾乎總是認為自己還不夠好。相比之下，我從中國帶來的社會背景和文化食糧是力量的源泉，讓我感到自信，並讓我覺得自己處於社會的中心地位，哪怕美國社會出於自身宏觀的政治目的，將我定義為少數族裔，是一個多少被邊緣化了的、需要扶助的人。

我一直都知道，社會地位賦予人特權並由此賦予他們自信，但不太清楚自己的文化背景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感到模糊的是，這個獨特的文化背景究竟有什麼作用。直到成年後，我才明白，從小養成的文化自豪感，並不是風俗習慣（用筷子吃飯）帶來的，而是源自「高尚」的文化、民族文化或文明底蘊。這都是中國人自己形成的。當然，若不是中華文化在若干歷史時期也能得到其他文化的肯定，這種自豪感似乎也會淪為自吹自擂。

高尚文化、民族文化或文明底蘊如何培養了中國孩子的自尊？民族的優越感是如何傳承的？教科書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渠道。因為孩子們不可能一下子理解真實的歷史，所以只能聆聽歷史上的英雄故事。有一個故事給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印象，那就是南宋將軍岳飛保衛中原王朝抵禦北方入侵者的故事。教科書裡有一幅插畫，岳飛跪在母親身邊，母親在兒子的背上刺下了「盡忠報國」四個字。這個故事很有意義，因為當時的日本軍隊令我們四面楚歌，每天都有炸彈落在我們的國土上，愛國情緒很容易激發出來。但是愛國主義卻又不等同於源自文明底蘊的自豪感。所以這種自豪感是如何傳遞給孩子們的，這就令人困惑了。我想，岳飛的故事所傳達出來的資訊，在某種程度上超越了「勢不兩立」的簡單愛國主義，即超越了宋人是文明人、北方入侵者是野蠻人的二元對立。岳飛保衛宋朝，不僅僅是保衛一個王朝而已，而且是保衛文明本身。可以這麼說：對自豪感的培養不是靠簡單的吹噓就能實現的。它不是靠著羅列出一長串的成就，比如建造了長城、發明了火藥和指南針、中國人的船隊比歐洲人更早開始遨遊海洋，等等。它沒有那麼具體。潤物無聲但持續不斷的方式，是要看到自己的文明較游牧文明體現出的優越性，儘管游牧民族擁有更強大的軍事力量，正如岳飛的故事所呈現的。但我覺得更潛移默化且行之有效的方式，則是我們的榜樣人物——家長和老師——的表達方式。他們有時說話的口氣就好像這些人撐起了人類文明，而不僅僅撐起了中華文明。

但其中是否有一種狡黠的偷換概念？我剛才是把中原文化與長城外的游牧文化作比較。但如果拿來同歐洲和西方文化相比的話，中華文明的成就又將如何呢？坦率的答案可能會讓人洩氣。因此，我們的教育者選擇將注意力轉移到時間演化上，而不是進行這種空間上的比較。他們會對我們這些孩子說：是的，我們中國人曾經是迷信無知的，但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很多，將來還會知道得更多，變得更強大。因此，在鴉片戰爭(1840—1842)中，中國敗給英國的恥辱，儘管會在任何一本歷史書裡提及，但這種事件可能也會被解釋成一種偶然的結果，也就是暫時性的實力不對等，它必將隨著中國的現代化而消失。你還可以持守一種普世性的立場——教科書上的「我們」指的是中國人，但這個詞也可以表示全人類。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進步，並將繼續進步，即使部分地區（包括中國）暫時落後。

孩子們的課堂學習總是以普通的日常經驗為基礎。我的學習過程就是這樣。從7歲到10歲那幾年，我們一家住在重慶郊區的一個村莊裡。家裡很窮，因為不在黑市上做點買賣的人都不怎麼富裕。我們的學校是一個單間房，附屬於一座發電站。每天上學都要經過一個村子，我對那個村子的一切感到既厭惡又害怕。那裡的空氣瀰漫著一股酸腐味，惡臭的泥漿拖著我的鞋子，路邊的商店昏暗又潮溼，賣的也不像是什麼質量好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偶爾還有辦白事的。我現在還能回想起出殯的隊伍及其中心拱衛的屍首——它裹在竹蓆裡，上面綁著一隻公雞，這是送殯者和悼亡者們的預警系統，因為如果詐屍了，公雞就會啼叫。相比而言，學校是一個讓人快樂的場所！村莊和學校相距不過一百米，但在啟智方面卻有著天壤之別。在學校裡，我們閱讀著中國、歐洲和美國的歷史，讓人深感振奮；還有偉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的故事，如艾薩克·牛頓(isaacnewton)、路易斯·巴斯德(louispasteur)和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franklin)，這些故事旨在激發我們的求知慾；還有德育故事——想想也知道，都是關於忠義孝悌的；也還有奧斯卡·王爾德(oscarwilde)的《快樂王子》(thehappyprince)，它教導我們長大後要成為富有同情心的人。

現在回想起來，我們接受的教育裡，具有世界性的特色還在於：周圍的長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不斷激勵我們，讓我們相信，對知識的追求不僅高尚而且有趣。真的有趣嗎？有哪個孩子不喜歡用風箏把雷引下來呢？如果本傑明·富蘭克林能在暴風雨裡奔跑——當然是為了科學的利益，為什麼我不能這樣做？我更喜歡另一個故事，據說取材於發明家詹姆斯·瓦特(jameswatt)的生活。瓦特的母親讓那個似乎總是心不在焉的男孩計算煮雞蛋的時間。過了一會兒，媽媽又問：「煮好了嗎？」男孩看了看手裡的手錶，卻困惑地發現，那是一個雞蛋！手錶在沸騰的水裡上下翻滾著。我們這些孩子當初一定笑得很開心。老師是在鼓勵我們頑皮嗎？在某種程度上，是的。這就是我早期教育的奇蹟。制定我們教育方針的大人很明智，他們知道頑皮可能是發現和發明的開始。小瓦特沒打算做傻事，只不過心思根本不在那件事上。因此，我們得到的真正資訊是，如果一個人的思想處在更高層面，那麼不切實際也沒太大關係。

更讓今天的我吃驚的是，我們當年的讀物裡竟然還有王爾德的童話。中國的傳說和文學作品裡缺乏年輕天才的故事，因為中國人持守「對尊長，勿見能」的觀念，唯一的例外只是在詩歌創作的領域裡可以展現一番才華。因此，借鑑西方才顯出了其中的意義。中國人也有很多關於仁義道德的故事，它們強調誠實、責任，尤其是孝順——每個時期的社會都要在一定程度上促進這些理念發揮作用。那麼，為什麼引進《快樂王子》呢？這是一則寓言，講的是為了救助陌生人而自我犧牲以至於陷入絕境的故事。在中國人來看，這好像不怎麼體面。原因在於，中國人的某些道德觀念缺乏崇高性和超越性。也許所有人，包括孩子們，都需要一些更振奮人心、更具有冒險精神的東西，而不能僅僅囿於家庭成員之間和鄰里之間的合作觀念。佛教可能在這方面提供了一些補充。小孩子可能會喜歡釋迦牟尼的故事：年輕的王子離開了宮殿，在窮人、老人和病人中尋求真理和救贖之道。《聖經》中的許多故事也可以滿足這樣的需要。但出於某些原因，學校課程的設計者（順便說一下，其中幾位還是我父親的朋友）選擇不採用這些故事，也許是因為，他們作為世俗的人文主義者，不想把任何帶有制度性宗教色彩的東西帶進教室。王爾德的故事，表面上沒有宗教色彩，但卻符合宗教的道德想象，很好地達到了他們的目的。至少在一個孩子的腦海裡——我的腦海裡，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在讀過《快樂王子》之後，我再也不能把「好」僅僅侷限於履行社會義務了。

因此，在那間小校舍裡，在不斷遭受轟炸的死亡威脅下，老師期待我們這些孩子能一飛沖天。為了最大限度地開發「人」的潛能，我們繼承了全世界的文化遺產。而如今，我才突然意識到，當年的老師和父母對於地理學——一門研究人類燦爛家園的學科，根本不關心。如果教育者認為某種文化在拓展思維和行動力方面比另一種文化更劣質、更無效，那麼，在教育領域裡，文化的多樣性就會淪為沒有價值的東西。我們當年的教育者，雖然可能十分擁護社會平等，但在教育方面卻又十分崇尚精英主義。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一個人取得的成就排在什麼位置，遠比他在這個廣袤世界上的何處——在什麼地理位置上——取得成就重要得多；成就的價值才是首要的、可比的，而成就所在的地段並不可比，也沒有比較的價值。

這與美國人的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20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裡，美國孩子越來越被鼓勵去擁抱自己的傳統，也同時認為文化的多樣性是一件好事。其中的原因並不清楚。可以用生物多樣性來做個類比嗎？為什麼生物具有多樣性才是好的？對誰有好處？對於許多人來說，無論是文化的多樣性還是生物的多樣性，其好處都只是一個常識而已。這可能源於平時在動物園裡的所見所聞，大家自然會感到動物是越多越好；要麼去人類學博物館裡瞧瞧，那兒的名聲恰好是靠展品的數量和種類打出來的；要麼去購物中心逛逛，琳琅滿目的商品遠遠好於只售賣幾件名牌貨。

果真如此的話，從文化多樣性出發，我便可以設想出這樣一個美國：白人孩子慶祝感恩節，黑人孩子慶祝寬扎節(kwanzaa)——繼續推導下去，紅皮膚的孩子、棕皮膚的孩子和黃皮膚的孩子都會花更多的精力去慶祝自己的豐收節。由此，所有年輕人都能沉浸於自己的地區或民族，安全而滿足地生活在各自世界的角落裡，進而實現平等的文化理解。同時，它還在一個群體的習俗中植入了一種強烈的自豪感，並對其他群體的習俗養成了一種寬容或模糊的認可。但是，它卻遺漏了每個年輕人身上具有的成長為世界主義者的潛力。這種潛力使得年輕人能夠自由地在任何地方選擇最好的東西，最重要的是，能夠去理解任何一種文化實踐的潛在意義和目的。

當我還小的時候，能意識到自己是中國人，因為我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日本人之所以顯得特別，是因為他們是侵略者。那麼，像艾薩克·牛頓、本傑明·富蘭克林，在我的意識中又是怎樣的人呢？在我們的教科書上，他們的名字都翻譯成了漢字，顯得有點怪異。但我並沒有糾結於他們不是中國人。我太專注於他們做了什麼，而對他們的國籍不感興趣。他們都是值得我欽佩和效仿的傑出人物。小孩子幾乎不會去注意民族或種族差異。一名非洲裔的美國孩子在學習圓錐曲線時，並不會在乎是白人還是黑人發明了幾何學。大人總是會告訴孩子——就像一些致力於塑造民族自豪感的美國學校那樣——首先要崇拜本民族的英雄。無論這種做法的直接收穫是什麼，它最終都會在年輕人走向世界舞臺的過程中摧毀他們的自信。

1941年，當我們一家移居澳大利亞時，我的自信心受到了考驗。當時我們幾兄弟都不滿12歲，就讀的學校秉承英國公立學校的制度。在那裡，青年紳士的氣息和「湯姆·布朗」(tombrown)式的粗魯氣質奇怪地混合成了校園的氛圍。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幾兄弟都感到格格不入。我們是僅有的亞洲人——不論在當時，而且在學校的歷史上，亞洲人都是罕見的。與強壯的澳大利亞人相比，我們身材瘦小，顯得營養不良；而且剛開始，我們一句英語都不會說。在開學的頭幾個月裡，我們更是受到了無休止的騷擾。澳大利亞的男孩兒們一邊圍著我們跳舞一邊不停地唱道：「中國佬，沒頭腦……」他們在英語課上讀過查爾斯·蘭姆(charleslamb)的著名故事後，就假裝扯我們不存在的辮子，還疑心我們吃過很多烤豬肉。

我們幾兄弟該怎麼應對呢？我們做了一件多數英國人都不大會做的事兒——打小報告。我們先是向父母抱怨了一番。一名中國阿姨聽到了我們的抱怨，她自己的英語也說得磕磕絆絆，她讓我們去告訴那些壞孩子：「你們真沒禮貌！全是胡說八道！」雖然我們還不太懂事，但也知道像這種外交辭令肯定是毫無用處的。後來我們跑去告訴了校長，但他只是說我們得自己想辦法，除非那些嘲笑我們的壞孩子阻止我們上課。所以我們開始反擊了，儘自己所能地憑著正義的憤怒彌補了髒話和身材上的不足。不久之後，種族歧視和騷擾開始減少。有時候，我們甚至樂於打架，以至於完全忘記了起因是有人冒犯了我們的尊嚴。我哥哥剛好是個身體健壯的人，這幫助我們贏得了尊重。我們很快就學會了英語，漸漸擺脫了懵懂，開始在學習上取得好成績，首先是數學和物理，然後是地理和歷史，最後是英語本身。

我在上文中談到，我和兄弟們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陌生而帶有敵意的環境裡，有時候覺得很不自在。但在更深的層次上，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歸屬於這所學校的——即便是澳大利亞的一所學校（這就是中式教育的成功）。我們深刻的歸屬感使我們在遇到敵視時也能泰然處之。對中國習俗和文明的攻擊，與其說傷害了我們，不如說是激怒了我們，因為我們在這些方面並不自卑。然而，儘管我們沐浴在世界主義中，他們還是不幸地把一股沙文主義帶進了我們的血液。我和兄弟們得出的結論是，像這些澳大利亞男孩那樣大口喝牛奶、吃乳酪的人是野蠻人，就像我們在教科書上讀到的長城外不開化的游牧民族一樣。

我現在認為，這正是對中華文明的自信。但歸根結底，這種自信難道不是源於階級，源於享受特權的經歷嗎？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我是在享有特權的環境中長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可能會說：「這種遲鈍是資產階級的典型表現。」但我得為自己辯護一下，哪怕理由還不夠充分。在我僅能回憶起來的童年場景裡，看到的是貧窮，所以不太符合我先前對特權的感受。在中國，我曾經的最後一個家幾乎是一無所有。我們一家六口，住在一幢陳設簡陋，只有三間屋的房子裡。我們的衣服，無論母親的還是孩子的，都是自己做的。的確，父親的西裝是定製的，但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他在外交部工作，有著裝上的要求。我們幾乎吃不飽飯。父親偶爾會帶回來一個蘋果或香蕉，這就成了無上佳餚，切成小片供大家一起分享。但這些水果是他用美國朋友贈送的領帶或手帕換來的。村裡最富有的人是南開中學的校長。他太闊氣了，居然有一臺電冰箱！在漫長而潮溼的夏季，他會定期向鄰居分發一盤盤的冰塊。有一次，我出門看籃球比賽，校長把一盤子冰送到了我們家。父母想給我留一塊。但等我回來的時候，只見一杯水中漂著一片薄薄的冰。我把它撈出來，嚐了嚐，被它的鹹味嚇了一跳。我父親不知從哪聽說的，往水裡放鹽可以延緩冰的融化。

食物既昂貴又稀缺，這讓我們都營養不良。我弟弟好吃，食量大得異乎尋常。一天，父親下班回家，弟弟以一個6歲孩子的嚴肅態度告訴他，從今以後，家裡的錢只夠一天吃兩頓飯了。父親非常苦惱，決定盡其所能讓自己調到國外工作，由此可以養活一家人，即便要接受降職的損失。他的許多同事當時也想要逃往國外。1941年，我們就這樣來到了澳大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