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才認識到，即使在生活困難的環境下，階級特權和微妙的心理激勵也會讓自己變得更強大。貧窮並不等於恥辱。在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拒絕腐敗的人都是窮人。但我當時沒想明白的是，在那種情況下，我們家竟然還能僱傭兩個僕人——他們都沒有工資，有工資也不能定期發放，因為父親的工資是不定期發放的。當時，我還應該多注意一下父親和他朋友們的教育水平。當他們聚在一起聊天時——他們經常在客廳裡聊天，屋裡很快就充滿了香菸的煙霧，或者在夏天繁星下的院子裡聊天——話題就會天馬行空地從政治跑到天文，又從元代的戲劇飛進羅素的邏輯學裡。他們的中文裡夾雜著英語、法語和德語。我怎能忘記這樣一個明顯的不合情理之事：當年，父母自己都食不果腹，卻還能邀請尊貴的美國大使納爾遜·詹森(nelsonjohnson)來共進晚餐？為了這件事，我們簡陋的家被大動干戈地改造了一番。為了騰出一個本不存在的餐廳，父母把臥室裡的傢俱都搬到了鄰居的院子裡，而我們這些孩子則愉快地被逐出了家門。在一個很少見到汽車的村莊裡，大使的豪華轎車就像一艘來自外太空的閃閃發光的飛船，車上的擋泥板前飄揚著小小的美國國旗。
我常用「公民」「文明」「世界」「世界舞臺」等詞語來表達眼界、力量和上進心等意思。中國孩子在學校裡受到的教育，推崇一種遠遠超越國界的知識擴張主義。這樣，孩子們就屬於一個世界性的心靈網路（即「關係」）了，任何一個孩子都可以相信他或她與牛頓這樣的偉人有著十分親近的關係。現在，我想就更具社會政治意義的擴張主義和關係來談談我的看法。
眾所周知，社會階層越高，其活動的時空範圍就越大。在中國，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的家庭或士紳家庭都能夠將自己的影響力傳遞出去，遠遠超出他們居住的村莊、城鎮或城鎮群。家庭的個性和歷史，同當地、地區甚至整個國家的個性和歷史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我的家也不例外。小時候，我聽父親講先輩們的故事，卻無意中聽到了（儘管我不應該聽到這些）他對上司、同事和同代人的閒言碎語。當時我並不知道，在這個過程裡，我正在瞭解中國，瞭解現代世界——因為中國在世界上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家庭這種非正式的教育和學校的正式教育中，我對國家和民族文化，甚至對世界和世界大事的認同，遠遠超過了對地方的認同——無論是在3歲就為逃避日軍侵略而離開的出生地天津，還是我完全陌生的祖籍地安徽。
我這樣把小家和國家聯絡起來，聽起來像是狐假虎威。可能是吧。但如果真是如此，直到現在我才可以威風一下。在童年和青年時代，我不可能對家庭和國家之間的聯絡感到特別自豪，我覺得這是普遍現象——每個人都是如此——幾乎我認識的每個人都是如此。美國如此成功地給我打上了一個種族的烙印，以至於我幾乎忘記了自己的國族身份（中國的或美國的）和世界公民身份。幾年前，我翻開一本名為《20世紀的中國》(thechinesecentury:aphotographichistoryofthelasthundredyears)的書時，才意識到這種對「大我」的遺忘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它喚醒了我對近現代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的記憶。我們家庭的故事——也是屬於我本人的故事——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但當我看著照片和文字時，一種熟悉的感覺撲面而來，讓我震驚。這是我的先叔祖段祺瑞穿著元帥服的照片。他1912年至1914年擔任中華民國總理，1924年至1926年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我小時候聽過很多關於他的事，他庇佑著段氏全族。段氏一族起源於安徽，很久以前，大概是在唐朝，全族都聚居在一起，屬於一個大家庭。後來，家族分裂，各奔一方。到了近代，有兩個主要分支。一支居於銀山（我們家），另一支居於合肥（段祺瑞屬於這一支）；一支是窮人（我們家），另一支家財萬貫。段祺瑞資助了我父親上學，這產生了一個有趣的結果，我很快就會講到。與此同時，這位大元帥的影子一路跟著我來到了美國。1956年，我到印第安納大學的第一次面試中，一位對我能否被錄用有發言權的亞洲史教授驚呼道：「你是中國總統的後裔啊！」要不是後來我想起了童年時的那些故事，我真以為他是在開玩笑。後來我得到了這份工作。
《20世紀的中國》裡還有一張照片，是1940年，汪精衛身穿燕尾服，向一名德國外交官敬酒。汪精衛是我母親的一個遠房表親。這位親戚做了什麼呢？他就像法國的貝當(pétain)，是一個集民族先鋒和叛徒於一身的人物。他在1940年至1944年擔任汪偽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期間投靠了日本人。這可以算得上家醜。我記得聽大人們談起他時，既有疑慮，又有自豪。為什麼會自豪？畢竟他也是當時的風雲人物。他錯誤地以為，自己是愛國的，因為他認為只有通過與力量強大的日本帝國主義合作，中國才能得救。至於感到疑慮，是因為汪精衛最終被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譴責為賣國賊。我父母作為中國國民黨黨員，試圖與這位親戚劃清界限、斷絕關係；但依舊不得不顧念他，因為彼此的關係太過於密切了。汪精衛在1935年擔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我父親也是在同一年加入外交部的。兩者之間肯定有什麼聯絡——即所謂「關係」？這還不是全部，我母親的哥哥曾在汪精衛手下擔任過一段時間的外交部次長。
話題還得回到段祺瑞。《20世紀的中國》對他的評價並不高。很顯然，他畢竟是一個軍閥，只是比大多數軍閥更成功而已。我願意原諒他的錯誤，因為靠他的全程資助，我父親才在南開中學完成學業。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父親在學校時最親密的朋友是周恩來。除了友情之外，他們還是校刊的聯合編輯。不用說，周恩來的照片在《20世紀的中國》裡佔據了大量篇幅，就像在任何一本關於近代中國和近代世界的書裡一樣。「周叔叔」（我們這群孩子都這樣稱呼他）和我父親能成為親密的朋友，這很讓人吃驚，因為他出身富裕，而我父親卻出身貧寒。富家少年成了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和毛澤東的親密戰友，而窮人家的孩子卻成了蔣介石的忠實追隨者，蔣介石終其一生都敵視共產主義。雖然兩人的政治選擇南轅北轍，但卻友誼長存。
我想，有這樣幾個原因。首先，在20世紀30年代末，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正式結為盟友。周恩來長期在戰時的首都重慶工作，時常來我們家拜訪。我還記得他和父親在客廳裡掰手腕——他的胳膊摔傷過，父親正在檢查這位朋友的胳膊是否恢復了力氣。另一個原因是社會哲學上的相容。周恩來和我父親都深切同情弱者，前者是基於理想主義，後者不僅基於理想主義，還出於作為窮孩子的經歷。兩人都主張人人平等。父親非常欽佩蘇聯，周恩來當然也是如此，因為蘇聯擁護社會正義。我父親在外交部擔任交際科科長時，他的工作之一是護送新派駐的外國大使上山到國民政府主席官邸進行拜謁。時任主席是林森，他是一位出身高貴的老紳士。除了步行，上山的唯一方式就是坐轎子，靠轎工們抬上去。大使們坐轎子是理所當然的事，我父親和其他隨行的中國官員也是如此。但是蘇聯大使卻拒絕了。他堅持步行，這樣，所有身材已經發福的中國官員們，包括我父親，都不得不氣喘吁吁地往上爬。結果呢？蘇聯大使便贏得了我父親長久的欽佩。就在那時，我父親決定學俄語。他還想把自己的新熱情傳遞給孩子們。每天早上出門上班時，他都要求我們用俄語說再見。
毛澤東和周恩來在1949年攜手催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蔣介石帶著他的勢力偏安於臺灣。從此以後，周恩來和我父親就進入了針鋒相對的陣營。雖然他們在臺面上是敵人，私下裡卻保持著彼此的美好回憶。1956年，父親代表臺灣當局參加日內瓦國際勞工組織會議。一天晚上，在旅館裡，他剛要睡覺，就聽到了敲門聲。開啟門一看，原來是他的弟弟作為周恩來的使者從天津遠道而來。他的任務是勸說我父親返回大陸，但他的任務失敗了。多年以後，1973年，我的弟弟段三孚在人民大會堂見到了周恩來。他們談了四個小時的家庭事務——這是一個相當暖心的跡象，表明中國社會可以偶爾把個人需求放在國家日常事務之前。周恩來又提到邀請父親去大陸，說父親既然已退休了，就可以以個人名義來訪。
讀者需要注意這兩個友人的不平等地位。周恩來是中國的總理，一個世界性的人物，而我父親卻只是一個外交官，所在的所謂「國家」也逐漸失去了國際的承認。周恩來試圖跨越政治敵對的界線來維持友誼，所有主動措施都是他採取的，因為他可以做到，他有話語權；但我父親卻不能，否則他的忠誠就會遭到懷疑，丟掉飯碗。我這樣說，是想說明，雖然我的祖上家境貧寒，父親在政壇的地位也很普通平常，但他和他的家人還是通過關係在更大的世界上找到了立足點。
我對世界大事的一些親身接觸是相當偶然的。其中兩次發生在1946年。那年年初，父親去菲律賓當中國總領事。母親、妹妹和我後來跟隨過去，而我的兩個兄弟仍在澳大利亞的寄宿學校上學。我目睹的一件大事是菲律賓在7月4日正式宣佈獨立。二戰後，幾乎每個月都會有報紙用頭條宣佈一個前殖民地的獨立。獨立慶典是一件大張旗鼓的事情：在早年間閃爍的電視螢幕上，人們可以看到修剪齊整的草坪上支起巨大的白色帳篷，高階官員戴著用羽毛裝飾的頭盔，女士們穿著飄逸的長裙，警衛和僕人們穿著整潔的制服。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幾乎所有的獨立都是由歐洲列強認可的。奇怪的是，我參加的儀式是由美國認可的。在美國的支援下，獨立儀式相當輕鬆。在露天體育場，幾乎所有人都能找到靠近宣誓席的座位。儘管如此，一些基本的禮儀規範還是要遵循。因此，最後一個隆重入場的人是美國高階專員，前印第安納州州長，我記得他叫保羅·麥克納特(paulmcnutt)。這個人仍然是老大。但在儀式結束後，第一個離開的是新任總統曼努埃爾·羅哈斯(manuelroxas)。
那年晚些時候，父親被調到倫敦工作，所以我們又搬家了。那時候飛機很慢，到達英國前需要在幾處經停過夜。第一站是加爾各答，第二站是卡拉奇，第三站是開羅，開羅是倫敦之前的最後一站。我們的飛機經過地中海時開始下降。機長宣佈我們將降落在馬耳他島，接下來三天將會由英國政府接待我們。出了什麼事？原來，跟在我們後面的那架飛機出現了引擎故障。那些乘客要求交換飛機，我們得用他們的飛機。我一點也不覺得好笑。馬耳他神話般的過去對一個無知的15歲少年沒什麼吸引力。在那個年紀，我對見證歷史也沒什麼興趣——因為霸佔我們飛機的是印度總督韋弗爾勳爵(lordwavell)和後來的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nehru)，他們正前往倫敦，完成印度的獨立。
跟著父親意味著會有奇遇，但當時我不以為意。在一個孩子的眼裡，馬尼拉事件就像是看戲，而馬耳他事件則是一種不便。直到很久以後，我才有了足夠的世故，可以把它們當作談話的開場白，或者別人提到相關人物的時候也隨聲附和。關係給我的事業帶來的直接好處是後來才有的。我舉兩個例證。
第一件事是1948年我被牛津大學錄取為本科生。沒有一位家庭世交的幫助，我是不可能被錄取的。這位世交是中國著名的劇作家，住在牛津大學，對校方頗有影響。要我承認自己沒有走常規途徑被錄取確實有點尷尬。校方只是出於對我的華人背景的特殊考慮——在今天的美國被稱為「平權行動」——才使我成為牛津大學的一員。為自己說句公道話，我確實像其他人一樣參加並通過了入學考試，只有一門學科例外——古典文學。古典文學考的不是拉丁語就是希臘語，這兩個我都不懂，而且任何速成課程都無法彌補我在這一領域的不足；更何況在這一領域，我的競爭對手是英國的學生。所以在我父親的敦促下，上文提到的這位中國劇作家為我申訴，或者更確切地說，他是要維護中華文明的聲望。他把固守傳統壁壘的牛津大學給說服了，認為中國的文言文應該被視為合適的替代品。所以，在一個溫暖的夏日，我在考試院翻譯《論語》，而其他考生翻譯《埃涅阿斯紀》(aeneid)或《伊利亞特》(iliad)。
十一年後的1959年，由於父親的介入，我得到了另一個好處。我獲得了美國海軍研究局(uofnavalresearch)的資助，研究巴拿馬的沿海地形。為什麼是巴拿馬？其中一個原因純粹是科學上的：狹窄的巴拿馬地峽為觀察和比較兩個海岸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這兩個海岸有著非常不同的海浪和潮汐狀況。第二個原因是戰略上的：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海軍正在探索穿越巴拿馬地峽的第二條水路的可能性，以防現有的這條水路在世界大戰中喪失通行能力或主權歸還巴拿馬。第三個原因是，我得到了巴拿馬美國海軍基地的幫助（包括地圖和交通工具）。第四個原因是個人的。當時我的「護照」讓我的旅行變得十分艱難，我想要研究的那些國家中，承認這本「護照」的越來越少，而距離成為一個美國公民，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由於巴拿馬當年承認的是臺灣，並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我的父親作為臺灣當局的代表，就很容易地為我獲得了簽證。同時，我住的地方是「大使館」，這也為美國海軍研究局省下了一筆錢。
一開始，我因為缺乏合適的交通工具，海岸研究的過程很不順利。只有吉普車才能把我帶到紅樹林覆蓋的海岸附近。儘管我是為海軍研究局工作，但基地的海軍卻拒絕借吉普車給我。父親知道後，對我說：「讓我看看能幫到些什麼。」但我卻不願意接受他的幫助，因為我已經是個成年人了。但最終我還是接受了，因為吉普車是當務之需，況且我在巴拿馬停留的時間很短。父親打電話給海軍基地的上尉，邀請他和一些軍官到「大使館」裡赴宴。敬酒的時候，父親叼著一根雪茄指著我，轉過頭和隊長說：「我兒子為你工作，他現在需要一輛吉普車，能幫個忙嗎？」「當然可以了，」上尉回答道，「明天就到管車的人那兒報到吧。」第二天，管車的人收到了上司的訊息，把吉普車交給了我，但又對我說：「我這樣做其實是不合規矩的，因為我必須詳細說明你在基地的工作職責。」我緊張地等待著，他撓了撓頭，在我的證件上寫了「洗衣工」幾個字。
於是每天早上我都開著吉普車，（假裝）帶上美國海軍的髒衣服去海灘洗。當然，我沒有洗過任何一件衣服。但是，當我寫簡歷的時候，在我申請資助、獎勵或榮譽的時候，我卻常常想把「洗衣工」寫進工作履歷裡。然而誠信結成的韁繩終究拉住了這種念頭。現在來講這個故事，是為了再次表明，某個階層的人天生帶有的自信，加上因擁有這樣一位父親而享有的特殊待遇，就使得種族歧視和偏見（比如「洗衣工」）在我的身上不會產生太大的傷害。但無論如何，發生歧視的情況並不多見。但當它們出現時，我都能把它們當作是民族誌上的逸聞趣事和茶餘飯後的談資來對待。而在當下，它們還成了我寫這本自傳的素材。
我現在把這一章起名為「世界舞臺和公共事件」，其實我原本想寫成「中產階級孩子在世界上的立足點」。在父親龐大的人脈和影響力下，我接觸了中國和其他地方發生的重大事件，接觸了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個人魅力和權力，儘管時間很短暫。等我成年、變得獨立，故事就完全不同了。我的世界縮小到了學術界的一個小角落裡。儘管思想的視野不斷擴大，但我認識的人只是那些在高度專業化的領域裡取得世界級成就的人物。而在更大的領域裡，他們都不是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人物，也不是經常在大眾媒體上發表觀點的輿論製造者或公共知識分子。但為了不至於太偏頗，也許我應該提到一些例外者，他們是某些社會定律的例證。
卡爾·奧爾特溫·索爾(carlortwinsauer)也許是我個人認識的最著名的地理學家和學者。他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地理學的範疇，延伸到環保運動——甚至延伸到詩歌，因為他的寫作風格深受查爾斯·奧爾森(charlesolson)和其他黑山派詩人的讚賞。卡爾·索爾對自己的評價很高，這是他應得的，然而他曾經（在20世紀50年代某個時候）謙虛地說：劉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在註腳裡引用了他的文字，或許是對自己成就的最好的證明。在我年輕的時候，芒福德是文化界的一位巨擘，我毫無保留地欽佩他。1972年，我斗膽把自己為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撰寫的專著《人與自然》(manandnature)一書寄給了他，以表敬意。我當然不指望得到任何形式的回應。但一週後，從紐約寄來了一個包裹，是阿圖爾·格利克森(arturglikson)寫的一本書，名為《規劃的生態基礎》(theecologicalbasisofplanning)，芒福德是編輯。他在致辭裡寫道：「致段義孚：報以熱忱的敬意，劉易斯·芒福德。」熱忱的敬意？我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不用說，這本書我一直保留著。
1975年，我在華盛頓參加了一個名為「兒童、自然和城市環境」的會議。在其中一個環節裡，我，還有著名生物學家和作家保羅·謝潑德(paulshepard)，是主要發言人。點評者是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mead)，她同樣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當年她正處於名聲的頂峰期。她的名聲不僅得自其研究，還源於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並在青年、教育和性等國家問題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謝潑德和我感到有些拘束，因為米德是出了名的直言不諱。當時發生了什麼呢？她說我的論文「很有味道」。「很有味道！」這句話居然出自「西方世界的祖母」之口。
我還能期待什麼樣的榮譽和鼓勵呢？在人文地理學的小池塘裡，這句話難道還不夠讓我變成一條大魚嗎？小池塘畢竟不是全世界，但即使是在這窪小池塘裡，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的個頭也沒變大反而還萎縮了——在眾多地理學家中，我變成了一條不起眼的小魚，就算是奮力撲騰也攪不起多大的浪花。
然而，我不能就此止步，因為它給人一種歪曲的印象。我的確有過幾次成功——即獲得了公眾的認可。例如，每年8月我都會收到邀請，到芝加哥出席貝克街偵探小隊(bakerstreetirregulars)美國分會的宴會。「福爾摩斯學」是一個研究領域，我很榮幸成為一個有價值的貢獻者。這種榮譽彷彿是我的名字出現在了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sundaytimes)體育版的頭條。其實我也確實曾經因為一位板球運動員而獲得過這種殊榮。一位記者問他為什麼選擇在劍橋大學攻讀地理專業，他的回答是，由於偶然發現了一本中國地理學家寫的書，名叫《戀地情結》(topophilia)，讀過之後對地理學產生了興趣。1987年，我獲得了美國地理學會(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的庫蘭地理學獎章(cullumgeographicalmedal)。這是一項很高的榮譽，尤其讓我高興的是，這枚獎章的第一個獲得者是北極探險家羅伯特·e.皮爾裡(roberte.peary)。在地理學科中，「人之所長」的概念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化啊！從最初重視體力、技術能力、地理目標和奉獻精神，到現在開始關注一個人能對價值、情感這類模糊的領域展開怎樣的像文學和哲學一般的探索。
最後，我必須提一下，我曾經為哈斯金斯(haskins)講座作過一次演講，題目是「致學一生」(alifeoflearning)。這是我1998年退休時，應美國學術社團理事會(americancounciloflearnedsocieties)的邀請，在費城本傑明·富蘭克林會議廳(benjaminfranklinhall)作的演講。美國學術社團理事會可不是個小池塘。按照合理的類比，它就是「全世界」。那麼，這可能也與我所謂的邊緣化存在著一些聯絡吧。之所以邊緣化，部分是出於自願，部分是出於並非自願的隔絕。當然，這裡並不是想去否認曾努力邀請我的朋友們，和他們的付出，但我想說的是，這裡面依然有很大的僥倖成功在其中。我們這些學者太容易忘記那些本無緣由的虛名了，就像我們太容易無視那些本無緣由的輕蔑一樣。這些虛名之所以臨到我們，只是因為各種因素不期而遇地湊在一起罷了。
公共生活對我來講從來都不是那麼真實的，尤其是它的那些社會功能。母親去世後，父親堅持要我跟他一起主持酒會，我感到很厭煩。在雞尾酒會上，在那些官方的晚宴和全國性的慶祝活動中，多國語言混雜的空洞談話、禮貌掩飾下的玩弄權術、對地位的爭奪，都令我深感詫異且無聊。但我還是參加過一些公共活動，然後及時彙報給系主任，轉而上報給院長。當我開始籌劃這本自傳時，我在想，或許多多少少會提一下這些活動和它們的成果，因為這些東西都是現成的。但實際上，它們卻幾乎沒佔什麼篇幅，除了能提醒一下我自己曾在職業生涯的不同階段裡都思考過什麼。參與公共活動，像演講、會議，在不同城市的評估委員會里任職等等，都確實能反映出我個性的特定方面。但這些方面多半是膚淺的東西，別人不會感興趣，連我自己都不感興趣。相比之下，接下來的兩章裡，我會談及一些私密和個人層面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在談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感到自己終於可以聊一些與人類相關的，能同大家共享的話題了，這些話題都超越了那個虛泛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