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是差異最大、最不為我們所瞭解的。有一個行動和思維習慣與我們如此迥然不同的對手，這在其他戰爭中是沒有的，以至我們必須認真對待。正如1905年的沙俄一樣，我們作戰的對手是一個不屬於西方文明，而又充分武裝和經過訓練的民族。西方國家所公認的那些基於人性的戰爭公理，對日本人則顯然不存在。這就使得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僅是一系列島嶼登陸作戰的問題，也不僅是困難卓絕的後勤工作問題。相對地，瞭解「敵人的性格」則是一個主要問題。為了克敵制勝，我們就必須瞭解他們的行為。

任重而道遠。自日本鎖國的大門被開啟以來，已經七十五年了，對日本人的描述總是使用一系列最令人迷惑的「但又……」之類的句式，此類描述極少運用在其他民族上。一個嚴肅的觀察家在論及日本之外的民族時，是不大會既說他們彬彬有禮，又加上一句「但又很蠻橫倨傲」的。他也不會既說該民族無比頑固，又說「但又非常容易發生激烈的革新」；也不會既說該民族性格溫順，但又說他們不輕易為上級控制；也不會既說他們忠誠且寬厚，但又宣稱「他們心存叛逆，滿腹怨恨」；也不會既說他們本性勇敢，但又詳述他們如何怯懦；也不會既說他們的行動完全出自考慮別人的言論，又說他們有十分真誠的良心；也不會既講他們的戰士在軍隊中接受機器人式的訓練，但又描述那些士兵是如何不服管教，甚至犯上作亂；也不會既講某個民族一心傾慕西方文化，但又強調他們頑固的保守性格。他不會既用一本書的篇幅描寫某個民族如何普遍愛美，如何推崇演員和藝術家，如何醉心於菊花栽培，但又另寫一本書來補充說該民族的武士和刀劍有無上榮譽。

然而，所有上述矛盾卻正是有關日本的論著中都會出現的交織的經緯——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刀與菊，兩者都是日本這幅「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好鬥而又溫和；黷武而又愛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禮；頑固而又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心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歡迎革新。他們十分介意別人對自己行為的看法，但當別人對其劣跡毫無所知時，又怡然自得。他們計程車兵接受了嚴苛的訓練，卻又富有反抗精神。

當前，瞭解日本已是美國的當務之急，我們不能對上述矛盾以及其他許多同樣明顯的牴牾（wǔ）置之不理了。之後，緊急情況將會不斷出現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將採取什麼行動？若不進攻其本土，日本是否會投降？我們該不該直接轟炸皇宮？我們可以從投降後的日本得到些什麼？在對日本軍隊及日本本土發動宣傳戰時，我們該說些什麼以達到減少美軍傷亡的目的，並削弱日本人那種頑抗到最後一個人的意志？這些問題在日本問題專家中也引起了相當大的分歧。如果和平降臨，需要對日本人實施永久性軍事管制以維持秩序嗎？我軍是否要準備與那些瘋狂的日軍在每一座山間要塞進行戰鬥？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來之前，日本會不會發生一次類似法國或蘇聯的革命？若是如此，誰將領導這次革命？或者更極端的，不得不滅亡日本民族？我們對此莫衷一是。

1944年6月，我接受了研究日本的工作委託。我受命使用文化人類學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拼湊日本民族之貌。是年夏初，我們對日本的大規模反攻剛剛展開。在美國，人們認為對日戰爭還要持續或許三年，或許十年，甚至更長時間。而日本人則認為此戰會成為長達百年的戰爭。他們說，美軍雖然取得了區域性勝利，但是新幾內亞群島和索羅門群島距離日本本土尚有幾千英里之遙。日本政府在公報裡隻字未提海軍的失敗，日本國民仍然以為他們是勝利者。

然而，進入本年六月以後，形勢出現轉折。盟軍已成功開闢了歐洲第二戰場。最高司令部兩年半以來給予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權已全部兌現，對德戰爭的勝利已經近在眼前。在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已在塞班島登陸，這一規模龐大的行動預示了日軍的最終戰敗。此後，我軍距離戰勝日本越來越近。而且，通過在新幾內亞，在瓜達卡納爾島、緬甸、阿圖島、塔拉瓦、比亞克島等戰役，我們已經感受到，我們所面對的是何等可怕的敵人。

因而，對日本的許多疑問急需有清晰的解答。無論這些問題是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也無論是來自最高決策的需求，抑或是為了滿足在前線散佈宣傳小冊子的需要，研究都十分重要。在這場日本發動的戰爭中，我們必須瞭解的，遠遠不僅是東京當權者們的動機和目的，不僅是日本的漫長曆史，也不僅是經濟、軍事上的統計數字。我們必須清楚，日本政府希望日本人民做些什麼？我們必須瞭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感情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弄清這些行動、意志背後的制約力量。我們首先必須把美國人採取行動的那些前提暫且拋在一邊，並且儘可能不要輕易得出結論：我們在某種情況下會怎樣做，那麼日本人也會這樣做。

我的任務任重而道遠。美日正處在交戰狀態。在戰爭中很容易把一切罪責都歸咎於敵國；但要想知道敵人如何看待生活就難得多了。而這個任務又必須完成。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境遇時將如何行動。我不得不試圖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作為了解他們的「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加以利用，而不是作為「負值」。我必須觀察他們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並暫且不將之看作軍事問題，而看作文化問題。與平時一樣，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也自有其特色。他們的戰爭行為表現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特徵？他們的領導人激勵士氣、消除國民惶惑，以及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們自以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什麼？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細節，來觀察日本人一步一步所展露出的他們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

但兩國正在交戰，這一事實難免對我不利。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實地調查，而這種調查乃是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不能去日本，不能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以便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細節，並區分出哪些是關鍵性的，哪些是細枝末節。我無法觀察他們作出決定的複雜過程。我無法觀察他們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約翰·恩布里寫的《須惠村》是人類學家實地調查後寫出的唯一一部有關日本村落的專著，這本書非常珍貴，但我們在1944年遇到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這本書卻還沒有提到。

儘管有上述的重重困難，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相信還是有一些可以運用的研究方法和公理。至少可以利用文化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與被研究的民族直接接觸。美國有許多在日本長大，而後移民美國的日本人。我可以詢問他們親身經歷的許多具體事例，從中找尋他們進行判斷的方法，這能填補我們知識上的空白；我認為，這對人類學家瞭解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當時，從事日本研究的其他社會科學家，大都利用圖書文獻來分析歷史事件和統計資料，並從日本的文字宣傳或口頭宣傳的詞句中追蹤其發展。我確信，許多問題的答案隱藏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及其價值之中，因此研究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答案會更加滿意。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不看書，或沒有向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士請教。論述日本的豐碩文獻以及在日本居住過的許多西方優秀的觀察家，使得我的工作輕鬆很多，這是到亞馬遜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等地對無文字部落進行研究的人類學家們所無法享受的。那些民族沒有文字，無法用文筆記錄。西方人的論述也是鳳毛麟角，浮光掠影。沒有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歷史。實地調查的學者們必須在沒有任何先驅學者的幫助下，探索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階層狀況，以及宗教生活中的精神歸宿等等。我對日本的研究工作卻有許多先驅學者的遺產可以繼承。在嗜古好奇的文獻中充滿了生活細節的描述。西方人士詳細記載了各自的經歷，日本人自己也撰寫了許多不尋常的自我記錄。日本人與其他東方民族不同，有強烈的書寫自我的衝動，既寫他們的生活瑣事，也寫他們的全球擴張計劃，其坦率實在令人驚異。當然，他們並沒有和盤托出。沒有一個民族會這樣做。一個日本人描述日本會略去許多關鍵性的事物，因為這些對他們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氣一樣，習而不察了。美國人在寫關於美國的作品時也一樣。儘管如此，日本人與美國人一樣，仍然喜歡顯示自己。

達爾文說他為創立物種起源而研讀書籍時，尤其重視那些無法理解的事物，我也採取了這種方式。為了理解日本議會演說中羅列的一大堆觀念，我必須瞭解些什麼？他們為什麼對一些無足輕重的行為大肆攻擊，而對駭人聽聞的暴行卻滿不介意，這種態度的背後到底隱藏著什麼？我一邊閱讀，一邊不斷提問，「這幅圖景到底錯在哪？」為了理解日本政府的言行，我必須知道些什麼？

我還求助於日本編寫、攝製的電影——宣傳片、歷史片以及描寫東京和農村現代生活的影片。我和一些日裔一起重溫這些影像，他們以日本人的眼光看待男女主人公以及反面角色，這與我的看法並不一樣。我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他們覺得沒有什麼。他們對劇情和寫作動機的理解與我也不一樣，他們是從整部電影的結構來理解的。正如閱讀小說，我的理解和在日本長大的他們就有很大差異，這些差異遠比表面所呈現的多得多。在這些日本人中，有些人動輒為日本的風俗習慣進行辯解；有些人則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難說哪一種人使我受教最多。但他們向我描繪了一些只向親近者透露的日本生活規範的景象——不論是欣然接受者，還是痛加排斥者。

如果只是直接從其所研究的文化物件中搜集資料並尋求解釋，那麼，這位人類學家所做的也不過就是那些曾經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觀察家們所做過的事。如果他的貢獻僅止於此，那就不能指望他對以往外國居留者有關日本的卓越著述做出新的貢獻。不過，文化人類學家由於所受訓練而具有某些特殊能力，當他試圖去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貢獻時，這種訓練將發揮巨大作用，儘管這一領域的研究已經十分豐富。

人類學家瞭解多種亞洲和大洋洲文化。日本有許多社會習俗和生活習慣，甚至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極為相似。這些相似之處，有些是在馬來諸島，有些是在新幾內亞，也有些是在波利尼西亞。當然，根據這些相似來推測古代也許有過移民或相互接觸是很有趣的課題。但對我來說，瞭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價值卻並不在於這類可能發生的歷史關聯，而在於能夠憑藉這些類似或差異，獲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啟示。這是因為，我懂得這些風俗習慣在那些簡單的文化中如何起作用。我對亞洲大陸的暹羅（xiān）、緬甸和中國也略知一二，因而可以把日本與其他民族進行比較，這些民族都是亞洲偉大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人類學家在有關原始民族的研究中，已反覆證明這種文化比較是何等有價值。某個部落的正式習俗也許百分之九十與鄰近部落相同，但卻恰恰否定了核心的基礎性制度安排。不論其在整體中的比率是多麼小，都可能使該民族的未來向獨特的方向發展。對一個人類學家來說，研究這種在整體上具有許多共性的各民族之間的鮮明差異是最有益的。

人類學家還必須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適應自身文化與其他文化之間的差異，其研究技術也必須為解決這一特殊問題而加以磨鍊。他們憑藉經驗得知，不同文化的民族不得不面對的情境有何大差異，不同部落和民族對這些情境之意義的判斷也大不一樣。在某些北極鄉村或熱帶沙漠地區，他們所面對的是血緣責任或財產交換的制度安排，遠非任何有廣闊的想象力的外人所能設想的。人類學家必須進行調查，不僅要調查親屬關係或交換關係的細節，而且要弄清這種習俗在部落行為中的後果，以及每一代人如何從小就受其制約，並身體力行且世代相傳。

人類學者的這種關注差異、制約及其後果的方法，也可應用於日本研究。當前，每個人都能感到美日在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差異。我們甚至有這樣一個民間說法：凡是我們乾的，他們就一定反其道而行之。一個研究者如果僅僅滿足於認為「兩個民族間的鴻溝如此之寬，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對方」，那麼這樣一種有關差異的定論是危險的。人類學家根據自己的經驗充分證明，即使最離奇的差異也不會妨礙研究者去理解它。人類學家比其他社會科學家能夠更好地把差異作為一種「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利用，而不是看作「負值」。制度和民族之間的差異表現越是離奇，他們就越加註意；對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任何情況他都不會視為當然，這就使得他不會只注意少數選出的事例，而是面向每件事物。在有關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較文化學訓練的人往往忽視許多行為的整個領域。他們對日常生活中的細小習慣以及人們對熟悉事物的公認說法都不進行研究，總是過於視其為理所當然。然而，正是這類習慣或公認說法大面積地投射在該民族的銀幕上，影響該民族的未來，其作用遠遠超過外交官所簽訂的各種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