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必須提升研究日常瑣事的技術，因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這些日常瑣事，與他本國所對應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當他想理解某一部落中被視為最惡毒的或另一部落中被視為最膽怯的行為時，當他試圖瞭解在特定情況下，部落居民將如何行動、如何感受時，他就會發現自己必須大力觀察並注意細節，這些是在對文明民族進行研究時常常不被注意的。人類學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乃是最關鍵的，並且也知道如何進行挖掘。

這種方法值得運用於研究日本。因為只有當一個人注意一個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瑣事，才能充分理解人類學家這一論證前提的重大意義：在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進的文明民族中，人類的行為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學來的。不論其行為或觀念是如何怪異，一個人的感覺和思維方式總是與他的經歷聯絡。我越是對日本人的某種行為迷惑不解，就越認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這種奇特行為的某種極為平常的條件在起作用。我的研究越深入到日常交往細節就越能發現這些極為平常的條件。人正是在日常細節中學習的。

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研究的另一個前提是：最孤立的細小行為，彼此之間也有某些系統性的聯絡。我十分重視數以百計的單項行為如何構成覆蓋總體的多種模式。一個人類社會必須為了生活安排某種模式。它對某些情況的處理方式及評價方式表示贊可，於是一些固定的生活方式就此確立，那個社會中的人就把這些視為全世界的基本。無論有多大困難，他們都把這些結論融成一體。人們既然接受了賴以生活的價值體系，就不可能同時按照相反的價值體系來思考和行動，否則勢必陷於混亂和不便。他們將力求更加和諧一致。他們為自己準備了種種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動機。一定程度的和諧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則整個體系就將瓦解。

因此，經濟行為、家庭活動、宗教儀式以及政治目標就像齒輪一樣越來越相互齧合。一個社會部門發生較其他部門更急劇的變化，其他部門就會受到巨大壓力，而這種壓力正是來自實現和諧一致的需要。在無文字記載的史前時代，社會追求的是純粹凌駕他人之上的權力，對權力的意志不僅表現在經濟交往及與其他部落的關係之中，也同樣表現在宗教活動之中。在有文字記載的古代民族中，宗教組織必然保留過去年代的語錄。無文字的部落則不是這樣。但隨著社會成員對經濟、政治權力的認可日益增長，在那些與此相牴觸的領域，宗教勢力就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詞句雖然保留，內容則已改變。宗教教義、經濟活動和政治，並不是處在各個獨立開來的小池之中，它們總是溢過假想的堤防，互相交流，以至摻混而分不開。由於這是常理，學者們越是把他的調查擴散到經濟、性生活、宗教，以及嬰兒撫育等領域，就越能把握他所研究的社會中發生的事情。他就能有效地在生活的任何領域設立假說並蒐集資料。他就能學會把任何民族所形成的要求，不論是用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用道德的術語來表達，理解為他們從其社會經驗中學來的思維方式和習慣的表現。因此，我這本書並不是一本專門論述日本宗教、經濟生活、政治或家庭的書，而是探討日本人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各種觀點。它只描述這些觀點在各種活動中如何自我證明，不管當時是什麼樣的活動。它是一本探討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的書。

二十世紀所面臨的障礙之一就是我們仍然懷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頗的觀念，不僅對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而且對美國何以成為美利堅民族，法國何以成為法蘭西民族，俄國何以為俄羅斯民族也是如此。各國之間由於缺乏這方面的知識而彼此誤解。有時，糾紛僅僅是細微的毫釐之差，我們卻擔心是不可調和的分歧。而在一個民族基於其整個經驗和價值體系，在思想上已形成一套與我們的設想異常不同的行動方針時，我們卻奢談共同的目標。我們根本不找機會去了解什麼是他們的習慣和價值。如果去了解，我們也許會發現，某一行動方針並非必然是壞的，只不過因為它並不為我們所理解。

不能指望各民族去解釋關於自己思想和行動的說法。每個民族的學者都努力描述本民族，但這並不容易。任何民族在觀察自己生活時所使用的透鏡都不能為其他民族所用。人們在觀察事物時，也很難意識到自己是透過鏡片觀察的。任何民族都把這些視為理所當然，任何民族所採用的焦距、視點，對該民族來說彷彿都是上帝安排的。我們從不指望戴眼鏡的人會弄清鏡片的度數，我們也不能指望各民族會分析他們自己對世界的看法。當我們想知道眼睛的度數時，我們就訓練一位眼科醫生，請他去驗明鏡片。毫無疑問，有朝一日我們也會承認，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任務就是為當代世界各個民族做眼科醫生那樣的工作。

這項工作，必須同時具備堅定精神和寬容態度。有些心懷善意的人士有時指責我們的堅定精神。這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們將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下述基礎之上：他們相信地球每個角落的人們，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黑人還是白人，基督教徒抑或伊斯蘭教徒，這些差異都是表面現象，凡是人類，思想追求都是相似的。這種觀點有時被稱作「四海之內皆兄弟」。但我卻不理解，為什麼信奉「四海之內皆兄弟」，就不能說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看來這些人似乎認為，全世界各民族都是一張底片印出來的。但是將這種單一性作為尊重其他民族的條件，就好比強求自己的妻子兒女要同自己一模一樣，這就未免太神經質了。有堅定精神的人認為差異應當存在。他們尊重差異。他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求同存異的安全世界。美國可以是地道的美利堅而不威脅世界和平；法國、日本也是如此。企圖以外部壓力來抑制這類態度的發展，對於自己也不相信差異就是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的任何研究者來說，這類想法都是荒謬的。當然，他也無需擔心採取這種立場就會使世界現狀僵死、冰封。鼓勵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意味世界的靜止。英國在伊麗莎白時代之後有安妮女王時代及維多利亞時代，並未因此喪失其英國性。這正因為英國人一直是英國人，因而即使在不同時代的不同標準和不同民族心態下，依然保持自我。

對民族差異進行系統研究，除了堅定精神，也需要有某種寬容態度。只有人們堅定自身信仰，同時又具有寬容胸襟時，宗教的比較研究才能發展。他們也許是耶穌信徒或阿拉伯學者，或不信教者，但絕不是偏狂者。文化的比較研究也是一樣，如果人們還在戰戰兢兢地保衛自己的生活方式，並只相信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世界上的唯一時，文化的比較研究就不可能展開。這種人絕不會懂得，其他生活方式的知識會增加對自身文化的熱愛。他們把自身與愉快和豐實的體驗相隔絕。他們的保守甚至達到要求其他民族採納他們的特殊方式的地步，而別無其他選擇。作為美國人，他們就強求一切民族接受我們所喜歡的信條。但其他民族難以接受我們所要求的生活方式，就好比我們無法學會用十二進位制來代替十進位制進行計算，或者無法學會像東非某些土著那樣以單腳站立方式休息一樣。

因此，本書乃是一本分析日本習慣的書，這些習慣是外界極為期待了解，而又被日本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書中包括以下一些場景：他們在哪些情況下能指望得到恭維，在哪些情況下則不能；什麼時候會感到慚愧，什麼時候會感到尷尬；日本人對自己的要求等。本書論述的理想依據就是平凡的街談巷議者。可以是任何人。這並不意味著這些人都曾經歷書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況，而是說這些人都會承認在那種情況下會如何反應。如此進行研究，其目的是要描繪出日本人思想、行為深處的態度。也許最終並未達到這種目的，但這是本書的理想。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會發現，獲得的證詞無論如何累加，也不會提供更多的確實性。譬如，某人何時對何人鞠躬，就沒有必要對整個日本人進行統計研究。這種公認的習慣性行為，任何一個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證明，再有幾個確證即可，不需要從成千上萬的日本人中獲得同一結論。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賴以建立的那些觀點，他會碰到遠比統計證實更艱鉅得多的任務。人們迫切想要知道的是，這些公認的行為和判斷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觀察現實的透鏡的。他必須闡述日本人的觀點如何影響他們觀察生活的焦距和觀點。他還必須努力向那些用完全不同的焦距來觀察生活的美國人解釋清楚。在這種分析工作中，最有權威的裁奪者並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某一位日本人。因為「田中先生」並不能說清楚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為美國人寫的那些解釋過於刻意，是多餘之舉。

美國人之於社會的研究，很少注重開化民族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各種前提。大多數的研究都假定這些前提是不證自明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大都全神貫注觀點和行為的「碎片」，他們拿手的研究方法是統計。他們受到數量龐大的調查資料、調查答卷、交談者的回答、心理學的測定等的制約，試圖從中找出某些因素的獨立性或相互依存關係。在公共輿論領域，在全國範圍內應用科學的抽樣調查技術，選出人口樣本來進行民意測驗。此一技術已在美國達到高度完善，能夠了解對某一公職候選人或某項政策各有多少支援者和反對者。支援者或反對者又可以按鄉村或城市、低薪收入或高薪階層、共和黨或民主黨來進行分類。在一個實行普選、並且由國民的代表起草頒佈法律的國家裡，這種調查結果在實踐中被證明很有意義。

美國人可以在本國發起民調，並理解該調查的結果。但他們能夠這樣做的一個前提條件，顯而易見卻無人道及，即他們都熟悉美國生活方式並且認為天經地義、理所當然。民調結果只不過是對已知事情再增加一些。在瞭解另一個國家時，首先必須對那個國家民眾的習慣和觀點進行系統研究，而後民調才能發揮意義。審慎的抽樣調查能夠得知多少人支援政府，多少人反對政府。但事先不弄清他們如何理解國家這一觀念，民調結果又能有何意義？我們只有在瞭解了他們的國家觀之後，才能理解各個派別在街頭或國會中到底在爭論些什麼。一個民族對政府的看法，要比標誌各政黨勢力的數字具有更普遍、更持久的重要性。在美國，不管是共和黨員還是民主黨員，幾乎都認為政府是「不可避免之惡」，因為它限制個人的自由。對一個美國政府僱員來說，也許戰爭年代是例外，政府官員並不比他在私營企業中任職的社會地位更高。這種對政府的看法與日本人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甚至與歐洲許多國家也有很大差異。因此，我們首先必須瞭解的正是這類看法。他們的觀點根植於風俗習慣、對成功者的評論以及民族歷史的神話、民族節日的辭令中。根據這些間接表現也可以對該民族的觀念進行研究，但必須是系統研究。

如同我們研究選舉中贊成票、反對票各佔比率一樣，我們對某一民族在生活中所持基本觀點以及他們所公認贊同的解決方式，也需要投入足夠多的努力，去仔細、詳盡地研究。日本正是這樣的國家，其基本觀念十分值得我們研究。我確實發現，一旦我覺得自己的哪些西方觀念與他們不相符合，掌握了一些他們所使用的範疇和符號之後，上文曾敘述的西方人眼中許多日本人的行為矛盾就不再是矛盾了。我逐漸理解，為什麼對處於兩個極端的行為，日本人卻認為是完整一貫的體系中的組成部分。我能試圖說明原因了。一旦我開始研究日本人，他們最初用的那些奇特詞句和概念，就變得具有深刻含義，並充滿歷史的感情。以西方人的道德、罪惡標準去理解日本，其間差距如同大海一般寬闊。他們的體系是獨特的，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而是日本——其中有長處，也有短處。

指1905年日俄戰爭，日俄帝國主義為爭奪我國東北利益爆發戰爭，雙方傷亡慘重，最終在美國調停下議和。（本書腳註若無特殊說明，均為譯者注。）

約翰·恩布里（johnembree，1908—1953）：美國文化人類學者。1935—1936年以須惠村為典型研究日本社會，寫成專著：《須惠村——一個日本的農村》（suyemura：ajapanesevillage，univ.ofchicagopress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