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伊恩·布魯瑪

在大多數情況下，去理解另一種文明都是很困難的。如魯思·本尼迪克特所言，各民族間的差異之大，只有那些擁有「堅定精神」的人才能重新一一認知，而不被這些差異所煩擾。這個世界並非「四海之內皆兄弟」，我們人類也並非完全一致。由於不同的利益、歷史背景和經歷，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既然個人如此，那麼推而廣之，各個民族之間有不同的觀念也就不足為奇了。更重要的是，只有當其他文明的研究者心懷本尼迪克特所說的「寬容態度」——唯有「寬容」方可洞察其他民族的、與我們完全相異的觀念——才能收穫他們自己的成果。狂熱者絕不會是合格的文化人類學家。

要在殘酷的戰爭期間理解敵人，這又需要更多的「寬容」。但實際上，此時對敵人的理解顯得更為必要，因為對敵人的優勢和弱點有客觀認識將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1944年6月，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國政府委託，要完成一份針對日本人的文化分析報告。

從表面上看，這一報告可能會證實美國人對遙遠而未知的日本民族的偏見，因此似乎沒有價值。因為此類偏見正好滿足了兩國戰爭期間的宣傳。這些偏見認為「日本佬」生性狂熱、陰險而未經開化；他們是猴子、野人、卑鄙者、怪物，或者是隨時會自殺的瘋狂武士。如1945年的悉尼《每日郵報》所言，想要馴服這一殘暴的種族，「很有必要扭轉他落後了2000年的思想，儘管他表面上理解我們的科技和文明，實際卻像野蠻人那樣用棍棒作戰，相信雷鳴閃電是天神的聲音」。

本尼迪克特的任務就是挖掘這些謠言背後的真相，為盟軍領袖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日本人的行為提供依據：他們會戰至最後一人，還是會選擇投降；他們會接受何種條件以結束戰爭；如何處置天皇；盟軍佔領期，他們會做些什麼；等等。在1944年完成這一任務，即使是對一位在日本生活多年的專家來說也是很困難的。而本尼迪克特，如她自己所言，既不是專家也未到過日本，她唯一可依仗的只有書面材料——所有的文字，從學術研究到翻譯過來的日本小說都包括——此外，再加上電影和對日裔美國人的採訪。僅此而已。

然而，從另一角度來講，「專家」的身份並不是必要的條件。因為，很多專家往往懷抱頑固的舊觀念，而不願讓新的觀念或成果乾擾他們既有的專業知識。例如，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老資格的「日本通」、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還認為日本人本質上不是理性的民族，不可能組建起民主政府。魯思·本尼迪克特的一個優點就是她堅決反對種族和文化歧視。她的研究以開放的思想為基礎。

某些人也許不同意經典文化人類學的前提，也就是不認為「民族特性」是存在的。當然，這一觀點近來已不流行。假冒的人種學和民族學理論已經玷汙了「精煉（essentializing）」集體特性的觀念。理論家們如今更傾向於強調「混雜狀態（hybridity）」或是民族的多元文化，而不是考察民族單一特徵。但同時，我們又痴迷於自身的同一性。事實上，也許是出於對生活在經濟全球化環境中的不確定，我們並不能充分理解自身，因此有關民族英雄、民族「價值觀」、民族歷史的書籍在各地都很暢銷。

紙上談兵的民族研究是魯思·本尼迪克特最為反對的。因為這樣的自我陶醉會破壞她的事業。她對其他民族深感興趣，問題是其他民族的輪廓和特徵是否如她所理解的那樣清晰。

我曾對因政治事務而進行的文化研究抱有疑慮，因此懷疑過魯思·本尼迪克特提出的著名的恥文化與罪文化的區別。文化分析的風險在於假定世界是過於靜態且統一的。本尼迪克特對這一風險十分清楚。但儘管意識到民族和文化會隨時代變遷發生變化，她仍堅信某些模式和特徵不會跟著改變。如她對英格蘭人的評論，「他們本性如此，時代不同、標準不同、模式不同，但他們依然是英格蘭人」。

那麼，什麼是日本人的「本性」？再次閱讀這部偉大作品，我被她精妙的研究方法所震撼。當她討論恥與罪的區別時，她沒有說明絕對的標準，而是僅僅重點強調。每個日本人都知道恥與罪。但日本社會對絕對道德準則的重視遠不如西方社會，而更依賴「外部的強制力來約束行為」。她認為，日本人對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敏感。某人的罪感源於犯罪行為，而恥感則源於他人的看法，前者往往被忽視。

本尼迪克特對日本人在壓力下所作舉動的一些描述如此生動，彷彿親身所見。比如，孝順的兒子無視自己所愛的妻子的需求與母親的不同；在美國學習的日本女學生自苦於她同學的友善，因為她不知如何回報恩情。

她的研究因任務本身特點而難上加難。當時，美國對日本民族特性的觀察分析十分缺乏，本尼迪克特又必須協助美國政府預測日本人未來可能的行為。鑑於美國政府計劃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礎上重建日本國家，因此必須瞭解日本人對戰敗、對天皇角色轉換，以及對美國佔領軍的政治監督會做出何種反應。困擾盟軍的一個現象是，曾發誓戰鬥到底的敵人突然變得順從，甚至是友善。

本尼迪克特對此的解釋是，日本人對他們的天皇有著十分深刻的義務——這是日本人生存的最終意義。人民時刻準備著為天皇而死，但當他以顫抖的、艱澀的聲音要求臣民「忍所難忍」，去投降、去建設一個新的、和平的日本，他的臣民馬上順從了。日本天皇的神性往往被西方誤讀。普遍的看法是天皇被日本人視作上帝。本尼迪克特准確指出，日本人不認為人與神之間有巨大的鴻溝；所有物品都有神聖的光環：石頭、山丘、河流以及死後的人。作為等級制的最高點，天皇是國家宗教觀的代表。你不必篤信他是上述宗教觀的上帝，但作為日本人，你必須絕對服從他。

這就是大部分日本人在1945年所面臨的情況，而當前已不如此。本尼迪克特並未預見民眾態度的轉變之迅速。她認為，對天皇的「忠」是日本民族的首要特性之一，並提出這一特徵改變的可能性不大。但還有其他例子證明，她也低估了日本人堅持其他政策的意願。比如，和平主義。

本尼迪克特的論斷之一是，日本人的人生觀受客觀條件制約。雖然沒有絕對道德的一神論宗教，但生活的一切——從倫理到人生理想——均由環境塑造。因此，一個好戰的民族能夠很平穩地轉變為愛好和平的民族。戰爭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戰爭並未給日本民族帶來榮譽，反而使他們蒙受災難性失敗的恥辱。如今，日本人認為成為熱愛和平的民族能為他們贏得國際社會的尊敬，因而，日本人引進由美國法學家制定的規定戰爭為非法的和平憲法。

當然，本尼迪克特認為這也是受環境影響的。倘若日本所處的外部環境是和平的，那麼日本會堅持和平主義，而一旦各大國又開始備戰，日本則將重新回到軍國主義的老路上。目前，後一種情況還未發生。儘管經歷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蘇對抗，以及美國重新武裝日本，使之再次扮演一個軍事角色，大部分日本人依然堅持和平主義理想。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況會發生變化，但不會如本尼迪克特所預言的那麼快。

上述並非對本尼迪克特的批評，因為人類學家並不是預言家。她不可能知曉《菊與刀》成書數十年之後所發生的事。1945年後，日本發生了鉅變。當代日本青年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方能重塑本尼迪克特書中所描述的某些日本「民族特性」。對天皇的忠、對父母的孝、未能還清對某人恩債的恐慌，這些原本植根於日本人骨子裡的東西在技術驅動型時代逐漸消退。但既然人們仍然能讀懂《菊與刀》，並從中受益，那麼說明此書依然是經典之作。

之所以稱之為經典，是因為此書的睿智與簡練的文風。本尼迪克特無須晦澀的術語，即可解釋複雜問題，無愧於出色的學者。某些人認為，文風能體現作者水平。由此看來，本尼迪克特是擁有人文主義和寬容精神的傑出學者。雖然《菊與刀》是一本完成於戰時且描述敵人的作品，但即使是當代的日本讀者，無論他或她是否同意作者觀點，在閱讀時都不會感到被冒犯。最後，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和日本人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此書所討論的事實今天依然存在。

伊恩·布魯瑪（ianburuma），當代歐洲著名文化學者及作家。生於荷蘭海牙，早年在萊頓大學攻讀中國文學，後到日本大學藝術部專研電影，並在當地旅居七年。曾擔任《遠東經濟評論》駐香港記者，並以評論家的身份定期為《旁觀者》《紐約書評》等雜誌撰稿。現任紐約巴德學院教授。

他的大部分著作聚焦於亞洲文化，特別是20世紀的日本。已出版的著作包括：《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發明日本：1853-1964》《日本之鏡》《罪行的報應：日本和德國的戰爭記憶》《伏爾泰的椰子》《傳教士和浪蕩子》《異議分子》《西方主義》等。

引自書中12頁。

引自書中12頁。

引自書中198頁。

引自書中1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