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客在機場外排隊等候計程車時聽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場熱烈的阿拉伯語討論——他曾在這種語言中短暫地成長過。因紐維克是一座擁有大約3500人的小鎮，位於加拿大西北地區北極圈以北200公里處的馬更些河三角洲。在這6月的一天，太陽不會落下；每年有30個見不到日出的黑暗冬日。人口構成大約是40%的因紐特人，40%的第一民族，20%的其他人——「其他人」裡包括大約40名阿拉伯人，有幾個還以開計程車為生。鎮中心甚至有一座清真寺——世界上最靠北的清真寺，2010年靠駁船從南部運來的。在訪客的耳朵聽來，這是加拿大最多元化的瞬間了。
在這個全世界最國際化的國家，這樣的場景非常典型。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聚集在這片北方的土地上。加拿大20%的人口並非出生在加拿大，而且這一比例逐年攀升。大多倫多地區（現在是北美洲第四大城市區）的半數人口是在外國出生的。這個有著3520萬人口的國家（根據2016年的人口普查，這個數字比5年前增加了5%）每年接納30萬移民。還有人希望將這一數字提高到45萬人，到2100年，讓加拿大的人口達到1億。這相當於每年繁殖出該國第10大城市（確切地說，是安大略省西南部基奇納-滑鐵盧-劍橋三聯城市群）的人口。但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按加拿大統計局的預測，2060年，加拿大的人口有望增長到約5000萬。這非常了不起。21世紀，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人口都將減少，而加拿大還繼續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在人口老齡化的世界裡，加拿大的老齡化更緩慢，因為移民的平均年齡比一般人口年輕7歲。是的，加拿大人擔心嬰兒潮一代變老；是的，醫療保健永遠承受著重壓；是的，政客們激烈爭論到底該提高退休年齡，還是增加公共養老金，又或雙管齊下。但他們不如其他地方爭論得那麼激烈。而且，加拿大人一年又一年、10年又10年地接受了讓大多數國家（包括南邊的美國）民眾感到惶恐的移民水平。（重複一遍：按當前加拿大接受移民的數量與其人口的比例，美國每年需要接受約300萬合法移民，是現在規模的3倍。）
這些移民是否陷入貧困，生活在犯罪率高企不下、連警察都不敢進入的社群陰森森的公寓樓裡呢？顯然不是。加拿大移民的平均教育程度高於本土出生的加拿大人。他們在一個和平繁榮的社會里做出貢獻，也蓬勃發展。多倫多市有260萬人口（大多倫多地區有640萬人口），一半的人出生在國外，一般而言每年發生的謀殺案不到60起，是全世界第8安全的城市。與大多數加拿大主要城市一樣，多倫多是一個充滿活力但又秩序井然的地方，各種膚色、說不同語言、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在相同的辦公樓工作，在同樣的街區生活，一起交往，一起享受美食，彼此抱怨人滿為患的地鐵，享受全世界最多元化城市的生活。
這裡透露出一目瞭然的資訊。只要一個國家，希望避免人口下降造成的經濟效應（增長緩慢或完全不增長；稅基減少，債務增加；老年人和年輕人之間的代際怨念，年輕人總是比老年人少），就必須採用加拿大式的解決方案：接受每年達到相當於1%人口（或接近此一數值）的移民。出生率等於或低於替代率的歐亞各國，都面臨著二選一的抉擇：變得更像加拿大，或是接受人口的減少。然而，這興許是一個做不出來的抉擇。
採訪進展不利。一位瑞典記者正在研究加拿大移民政策，給一位加拿大記者打電話，想了解這一主題的背景資料。但兩人似乎是在各說各話：來自渥太華的答案，斯德哥爾摩的採訪者根本無法理解。最終，他們找到了問題所在：他們對「移民」這個詞的含義有完全不同的認識。
瑞典深為本國接納難民的傳統感到自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千上萬的丹麥籍猶太人逃離了德國人的滅絕營，前往敞開懷抱的中立國瑞典。南斯拉夫的解體帶來了10萬移民，其中大部分是波斯尼亞人，向北進入了自己的新家。敘利亞和伊拉克國內秩序的崩潰導致人們逃離家園，尋求安全庇護，瑞典又一次站了出來，在2015年移民危機達到頂峰時，接受了16萬名尋求庇護的難民。對於一個只有950萬人口的國家來說，此舉非同小可。
但壓力很快就表現出來。來自絕望之處的人，到得太多也太快了。許多難民是年輕人。他們能多快學會瑞典語呢？當地有什麼樣的工作適合他們呢？無家可歸者增加，失業、犯罪和怨恨也都冒了頭。瑞典政府對新移民施加了限制，還給已經入境者錢，讓他們離開。保守黨派（這裡的「保守」，是相對瑞典而言）的平臺上出現了反移民群體。瑞典記者想知道，加拿大是怎樣年復一年吸收如此多（數十萬計）的難民，還成功整合他們的。
加拿大人解釋說，加拿大並不是這麼做的。通常而言，每年獲得永久居民身份（並走上獲得公民權的軌道）的人裡，有10%的人是難民；其餘的，要麼是因為能給加拿大經濟增加貢獻而獲得接納的移民，要麼是那些優秀移民的家人。瑞典記者大為震驚。「瑞典一直是出於人道主義原因接受移民。」她說。這就是瑞典和加拿大之間的根本區別。加拿大出於完全自私的原因接收移民，這也是加拿大的移民情況運轉得比瑞典更好的原因所在。
良好的公共政策總是建立在共同的自身利益之上。我們每個人都為自己而存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自己」包括我們的直系親屬，以及我們的社群，我們的村莊、城鎮或城市；我們的地區，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星球（重要性依次降低）。我們當然有同理心，我們當然會出於利他主義的原因行事。但你只會暫時性地出於正義原因去做一件事，過不了多久，你就會捫心自問：「我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犧牲？這個對我或我的家人有什麼好處？」赤裸裸的自利行為，受少量因素的遏制：在緊急情況下，傳統的職責規範，結合集體自我保護的力量，仍然會要求讓婦女和兒童先行。但總的來說，有效的公共政策反映了集體的自身利益：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難民和移民問題尤其如此。
在難民危機期間，瑞典每10萬人接收了1667名移民，這非常大度。德國接收的移民是每10萬人587名。「我們能做到的。」當數百萬尋求庇護者湧入德國境內時，總理安格拉·默克爾這樣告訴民眾。在整個歐盟境內，每個國家平均每10萬人口接收260名移民。但達到平均水平的國家寥寥無幾。匈牙利最初接納的難民人數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每10萬人口近1800人，但幾乎所有這些人都是為了過境前往德國，當該國關閉與克羅埃西亞的邊界時，這一數字迅速下降。其他東歐國家也不見得更加大度：波蘭每10萬人口接收32名難民；羅馬尼亞接收6名。官員解釋說，社會服務尚不足以滿足本土出生人口的需求，更不必說尋求庇護者了。而且，必須要說的是，許多東歐人跟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維克多有著同樣的反移民情緒。這一地區的各個國家，都冒出了排外主義、民粹主義、公開的種族主義政黨。
西歐的部分國家也並未表現得更好。英國每10萬人口只接收60名難民，即便如此，英國人還是投票決定離開歐盟，部分原因是人們擔心移民不受控制；法國每10萬人口接收了114名難民，達到歐盟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我們還看到，2016年就出現了對2015年難民潮的強烈反彈，連最大度的國家也關上了大門。
在加拿大，難民危機達到高峰的時候，聯邦正在舉行選舉。斯蒂芬·哈珀的保守黨政府一直是支援移民的，還把每年接收移民的水平提高到了自由黨前任政府之上。但保守黨不怎麼歡迎難民，2010年，一群來自泰米爾的尋求庇護者，搭乘一艘生鏽的船抵達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海岸之後，保守黨就收緊了入境規則。哈珀已經掌權10年，不管情況怎樣，他都有很大機率輸掉選舉，但當人們得知，地中海淹死的3歲敘利亞男孩艾蘭·庫爾迪的家人被加拿大拒收之後，他輸就成了定局。哈珀政府明顯沒有同情心，把選民們趕到了自由黨和它富有魅力的年輕領導人賈斯汀·特魯多的陣營，特魯多承諾，如果當選，將在當年年底之前接納25000名敘利亞難民。
2015年11月，特魯多擔任總理之後的第一批動作，就是信守這一承諾，或至少努力信守：嚴格的安全審查和官僚主義的拖沓，使得到2016年2月，該國接收的難民才達到2.5萬人。但人們原諒了他；他們知道政府已經盡力了。官員延長了工作時間；公務員自願取消了自己的聖誕節假期，全力以赴。聖誕節前不久，總理到多倫多皮爾遜機場親自歡迎首批抵達的難民。「你們到家了，」特魯多對他們說，「歡迎回家。」全國上下，所有人的眼睛都溼潤了。截至2016年年底，有5萬名中東難民抵達加拿大，僅次於德國或瑞典的接收數量，但遠遠超過了其他許多國家。而且，加拿大更為慷慨的地方是，這些抵達的難民預計將永久定居。隔壁的美國，人口幾乎是加拿大的10倍，接收難民不到13000人。
加拿大接收的難民數量超過美國，是因為加拿大人更加友善嗎？並非如此。只不過，加拿大人懂得，倘若按正確的方式處理，接收難民符合該國的利益。這一課，他們是40多年前學到的。
從歷史上看，在接收淪入困境的民眾這方面，加拿大的記錄甚為丟臉。1914年，「駒形丸」輪船滿載著尋找新家的錫克教徒抵達溫哥華，加拿大政府將他們拒之門外。更糟糕的是，1939年，一艘載有近千名猶太難民的輪船聖路易斯號抵達哈利法克斯港，加方勒令該船返航。有人問一名加拿大移民官員，加拿大應該放多少猶太人入境，他回答：「一個都嫌多。」最終，聖路易斯號返回歐洲，許多乘客最終死於納粹之手。
1979年7月，移民部長羅恩·安基跟保守進步黨內閣同事們碰頭時，大概惦記著聖路易斯號的恥辱。當時，聯合國發出了一項緊急呼籲：因為越南內戰，數十萬越南人乘船逃離了祖國。那些僥倖沒有淹死、沒被劫匪殺害的人，正蜷縮在難民營，處境困難。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加拿大人不想接收他們。政府應該聽取民意調查嗎？內閣成員們陸續到達，每個人都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看到一本《一個都嫌多》（noneistoomany），這是歐文·阿貝拉和哈羅德·特羅珀對聖路易斯號悲劇的里程碑式研究之作。「我們想要被人叫成是說不的政府嗎？」安基問他的保守派同事，「還是成為力挽狂瀾的政府？」內閣為力挽狂瀾投了票。但它設定了一個條件：加拿大將接納多達5萬的越南難民，但它要求公民和社群組織從民間的角度負擔他們的費用。全國上下紛紛響應，教會團體、公益俱樂部、家庭或家庭團體攜手接納了所有新來的人。最終，6萬名越南船民抵達加拿大，心懷感激的聯合國為此向加拿大頒發了「南森難民獎」。
加拿大人從經驗中學到了一些寶貴的教訓。首先，難民是了不起的移民。越南人迅速融入了社會；人們開玩笑說，每個街角商店似乎都是一對越南夫婦開辦的；20年後，這個國家大學裡每一個最頂尖的學生，好像都是那些雜貨店老闆的兒女。其次，民間援助是整合難民的絕佳方式，因為難民分散在全國各地，得到了地方社群的妥善支援，避免了貧民窟的產生。民間扶持成了加拿大難民計劃的不變特點，尤其是在危機時期。2015~2016年前往加拿大的5萬敘利亞難民，約有一半是民間出資負擔的。較之經過嚴謹審查的候選人，準備好並且願意負擔難民的志願者要多得多。
加拿大人擁抱難民和移民，不是因為他們善良，而是因為他們已經懂得，歡迎難民和移民符合加拿大自己的利益。這一發現已進入了加拿大歷史的dna，也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的意外後果，即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加拿大基本上可以算是失敗的。未能凝聚成一個民族國家，是加拿大實現後民族國家多元文化成功的奧妙所在。
1896年，克利福德·西弗頓面臨著身為政客有可能遇到的最大問題。全新的加拿大自治領，成立不到25年，瀕臨解體。人們不想住在那裡。許多住在那裡的人想離開。在南部，從內戰中恢復了元氣的巨人美國，加速向前發展，數百萬人從歐洲湧向美國的海岸，接著前往其西部邊境。但加拿大的邊境空空蕩蕩——那兒太冷了，也太偏遠了。在新自治領的可定居部分，沿著伊利湖和安大略湖的北岸延伸，接著擴散到聖勞倫斯河和海洋省份，不少人都在想，加拿大人到美國去賭賭運氣，會不會更容易，更賺錢。作家兼權威人士戈德溫·史密斯主張，跟美國合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加拿大建國就是樁失敗的事業。」在他看來，「從血緣和性格、語言、宗教、制度、法律和利益方面，北美洲大陸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這兩個部分，分明就是一個民族。」加拿大寒冷、虛弱、貧窮——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經濟都萎靡不振，南邊的美國卻不是這樣。自治領新政府剛剛艱難地鎮壓了西部大草原上梅蒂斯人的叛亂，而大草原上人煙太過稀少，有可能直接遭美國的定居者吸收。加拿大未來的前景看起來不大妙。
但克利福德·西弗頓不願放棄。解決辦法也很簡單，就是更努力地嘗試，這曾是他自己成功的秘訣。西弗頓是加拿大出生的盎格魯-愛爾蘭後裔，19世紀70年代，他十來歲的時候，跟隨父母從安大略省南部搬到了馬尼托巴，這讓他對英屬自治領的腹地和西部邊疆都有了敏銳的感覺。因為患了猩紅熱，他有些耳聾，但靠著鋼鐵一般的自律克服了這一不利條件。他是法學院班上頂尖的聰明學生；年紀輕輕就成為熟練的談判家；對自己攬下的所有事情，都精力充沛、細緻徹底地完成，最終獲得成功；他在政治上雄心勃勃，年僅35歲，就成了加拿大第一位、也是最偉大的魁北克法裔總理威爾弗裡德·勞雷爾的內閣成員。想辦法增加移民，在美國人到達之前填滿加拿大的西部大草原，成了西弗頓的任務。在當時，他的解決方案非常激進：積極招募來自東歐的移民。
在許多加拿大人看來，這個設想簡直該死。這個國家的法語區魁北克和其他地區已經分裂，自從加拿大1867年誕生的那一刻開始，這種分裂就威脅著國家的統一和存在。批評人士警告說，稀釋加拿大說英語的新教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會進一步削弱國家凝聚力。新來的移民將是天主教徒或東正教徒，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他們永遠不會融合。但是西弗頓不在乎；他需要人，而且現在就需要。他取消了移民中介的固定工資，讓他們只拿佣金；加拿大政府中湧入了納維亞半島人、德國人、巴爾幹人、烏克蘭人以及其間的各種人，手裡拿著用各種語言寫成的宣傳小冊子，吹噓加拿大是「最後也最美好的西部」「全新的黃金之城埃爾多拉多」「富饒的處女地」，受「政府保護」「什麼也不用怕」（這指的是來自原住民群體的威脅）。
西弗頓確信，來自經濟和政治受壓迫地區的貧困農民將擁有意志的力量（真正的絕望），破開大草原的草皮，忍受大草原的嚴寒。「穿著羊皮襖、生於土地、祖上十代都是農民、有個壯碩妻子、半打孩子，這樣的健壯農民，素質很好。」他堅持認為。19世紀末，斯堪的納維亞和東歐地區還牢牢處在人口增長的第二階段，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居高不下。在古老的國家，沒有新的土地可供開墾，年輕男女沒什麼良好的前景。他們接受了西弗頓的建議。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數百萬移民跨過大西洋，來到哈利法克斯的21號碼頭（這是加拿大移民的入境處，地位相當於美國埃利斯島），順著新建好的橫貫大陸的鐵路，前往曼尼托巴省、薩斯喀徹溫省和阿爾伯塔省，與來自美國的新來者混合，他們許多人都是來自歐洲同一地區的移民。西弗頓的賭博得到了出色的回報。東歐人不僅填滿了加拿大的西部草原，而且成為加拿大人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人評論說，如果沒有克利福德·西弗頓，我們就永遠不會有韋恩·格雷茨基（waynegretzky）。
人們學到了經驗。移民推動了加拿大經濟，填補了空曠的土地。是的，他們是異鄉人；沒錯，他們永遠不會加入聖公會。由於法國後裔和英國後裔本就彼此疏遠，想要融合這些新來的人也沒有合適的坩堝，故此，他們保留了許多傳統方式，哪怕他們要適應地生活在一塊愈發脫離大英帝國獨立的全新土地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又有數百萬人從歐洲抵達，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和侵略帶來的創傷，又讓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來到了加拿大。20世紀50年代，義大利取代英國成為移民的頭號來源。但哪怕移民不停地來，政論家們也對缺乏強烈民族認同深感遺憾。加拿大過去屬於法國人和英國人。現在屬於法國人、英國人，還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人。但有沒有哪一種東西，讓人們成為加拿大人呢？「唔，至少我們不是美國人。」人們會這樣回答。加拿大沒有太多可供戴上民族主義帽子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