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到了多年以後的今天，光是回想當初的那一幕，仍會帶來一絲苦楚。一個小男孩面朝下躺在水邊的沙灘上，蜷縮著，就像是睡著了。載有艾蘭·庫爾迪全家人和其他數十名敘利亞難民的船翻了，艾蘭淹死了。2015年，超過3000名難民在愛琴海或地中海喪生，其中很多都是兒童。但記者尼魯佛·迪米爾拍下的那張照片震撼了世界的良知。捐款湧入；歐洲政客鼓勵彼此接受更多的難民，並譴責拒絕接受難民的國家。加拿大當時正在進行聯邦選舉，新聞報道說，庫爾迪一家人因為資料不合規而被拒絕作為難民入境，這個訊息說不定幫忙擊敗了執政的保守黨。當時敘利亞難民成了地球上最重要的新聞故事。世界陷入了移民危機之中。
然而，這一悲劇及其後果，掩蓋並歪曲了一些重要的事實。在更廣泛的背景下，難民運動微不足道。重塑社會和經濟的真正構造力量，是數十年來從窮國進入富國的經濟移民。勞動力的這種轉變並沒有加速，反倒正在放緩。日後，它還將進一步放緩。我們面臨著迫在眉睫的移民短缺問題。不幸的是，對移民和難民（尤其是來自穆斯林國家的移民和難民）的普遍懷疑，助長了國家內部對新移民的反對情緒，而這種情緒，又被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政客添油加醋。這些政策弄巧成拙，因為在生育率低於更替率的國家（基本上涵蓋了所有發達國家），經濟移民對抵消人口下降的影響至關重要。隨著發展中國家收入的增加（這會讓生育率下降），移民會變得越來越難找。如果政客們是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們會直面這些現實，並向選民們做出解釋。然而，他們中有許多人都迎合偏見——哪怕本國的人口年齡增長，人口數量開始下跌，眼下卻正好有數百萬只要放進國門就可逆轉此趨勢的潛在移民。
人類生來就是要四處遷徙的。距今600萬到700萬年的某個時候，我們的祖先從東非的樹上爬下來，開始嘗試直立行走。正是這種依靠兩條腿行走的獨特適應性，將第一代原始人類跟其他類人猿區分開來。這種適應性幫助我們的大腦發展。一旦人類選擇了遷徙，就永遠不可能停止。流動性幫助我們尋找、跟蹤不斷遷徙的遙遠食物源，讓我們能夠應對地方性氣候和棲息地的變化。如果食物消失，我們就打包轉移。大約12000年前，農業的發現讓我們變得稍微安定了些。但人口的增長總是超出土地的可承載量。好在總歸有遠方。於是我們繼續流動，不僅僅是為了獵物，也是為了尋找可供征服的世界，可供耕作的土地，可供壓迫、皈依、聽其大唱讚歌的人民。
大約5萬年前，人類開始從非洲遷徙到世界其他地方。在遷移過程中，我們發明了輪子、帆船等突破性技術，幫助我們穿越廣闊的海洋和大陸。人類太擅長遷徙了，到12世紀初，世界上大部分適合人類定居的地區，都已經有了人類的蹤跡。但我們繼續遷徙，原因有新有舊：新的，如最近的頭條新聞；舊的，如種族問題。各種各樣的事情，把我們拉過來，推過去。推力：戰爭、饑荒、動盪、天災、種族或宗教迫害——種種讓我們難以繼續生活在老地方的危險事情，使得我們為了求生而逃離。拉力：翻過這座山，或者跨過那片海，有更肥沃的土地、更好的工作，那兒有讓我們（或者我們的孩子）過上更好生活的機會。
拉力運動往往是漸進而不可阻擋的：智人離開非洲尋找土地和獵物；數百萬人離開歐洲前往新世界，尋求更好的生活；菲律賓人到海灣國家尋找工作。推力運動往往不宣而至，意外出現，造成混亂。推力運動都是些恐怖的事情：隨著敵軍襲來，數百萬人為了逃離強姦和死亡的命運而流亡；在又一輪收穫落空後，為了免於飢餓而逃荒；為了躲開洪水、地震或火山爆發而出逃。拉力運動力度更強，但難於檢測，因為它們是在數代人、數十年間慢慢發生的。推力運動容易登上頭條新聞。
就在一個人回想得起來的限度裡，推得人顛沛流離的事件包括：逃離殘酷越戰的船民、索馬利亞和蘇丹饑荒的受害者、2010年海地地震、敘利亞內戰以及isis的興起。拉力運動古老，但更具變革性：對安第斯山脈金銀和其他珍寶的憧憬；北美大平原可養活牛群、種植小麥的訊息；你住在生活狀況堪憂的西西里，哥哥來信說芝加哥或多倫多有工作，那為什麼不去呢？當然，今天的人們仍然受拉力的驅使。戰爭結束了，局面安穩了，讓我們回家重新開始吧；我們必須離開瓜地馬拉的村莊，在收穫期間到加利福尼亞州的田地裡工作，這樣我們才能獲得食物；我所擁有的這種知識在這個經濟體裡是白白浪費，但在歐洲或北美，我能闖出一條路來。以拉力為基礎的遷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一個地方的盈餘（故此也是貧困）人口前往另一個地方尋找機會。
然而，雖說我們註定要四處遷徙，但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希望留在故土。家人在這裡，而且環境熟悉。工業革命之前，出行的速度就是步行的速度。大多數人外出也就是到相鄰的村莊去，除非他們應徵入伍去打仗。哪怕到了今天，大多數美國人也從未到過美國以外的地方。除非我們受推力或拉力的驅使，否則，故鄉就是我們心之所在。
其實，我們如今遷徙得不如從前頻繁了。往昔從舊世界前往新世界的大遷徙，業已結束。當今從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的大遷徙，漸趨穩定，甚至在放緩。1990年，地球上約有0.75%的人在遷徙；到2010年，這一數字變為0.6%。中東難民危機令這一數字有所提高，但和許多受推力驅使的遷徙一樣，待危機消退，這一趨勢也會減緩，甚至可能出現逆轉。同意接受中東難民的歐洲國家也是這樣期待的：一旦敘利亞、伊拉克以及該地區其他飽受衝突蹂躪的國家恢復到大致正常的狀態，人們就會搬回去。
人類變得越來越喜靜不喜動，實在有點奇怪。畢竟，到處走動從未如此簡單。全球航空旅行的發展，讓遷徙變得相對沒那麼痛苦了。（哀嘆從前飛行是享受而非折磨的人，大概是忘了當年的機票有多貴。）事情並非一直如此。哪怕就在沒多遠的過去，出行也會讓你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例如：如今還有在世的人認識一些在愛爾蘭大饑荒期間，冒著性命危險從歐洲前往北美的人。從1845年算起的6年時間，晚疫病破壞了愛爾蘭的馬鈴薯收成。100萬人死亡，還有100萬人前往美國和加拿大尋找新起點。托馬斯·費茲傑拉爾德是這些逃亡者中的一員，1852年，這個20多歲的年輕人逃離了利默里克郡正處在饑荒中的巴夫村。他到美國搭乘的是一艘又髒又擠的「棺材船」（通常所搭載的乘客量是其合法容量的兩倍），船速很慢（一般要用5星期到3個月的時間來橫渡大西洋，時間長短全看天氣狀況和船員的技術），船上到處都是蝨子和斑疹傷寒，食物或水供給極少。人們躺在汙穢裡，奄奄一息地等著看自己到底是死是活。通常而言，這樣一趟行程，能熬死1/5的乘客，30%~40%的死亡率也很常見。但費茲傑拉爾德活了下來，來自韋克斯福德郡登甘斯頓的帕特里克·肯尼迪也倖免於難。這兩人都在波士頓安頓下來，面對來自燈塔山盎格魯-新教徒紈絝子弟們的深刻敵意，他們艱難地謀生。他們當勞力、賣雜貨、結婚、生子、死亡。今天，從都柏林機場飛往紐約肯尼迪機場只需要不到8個小時，而肯尼迪機場，得名自這兩個男人的曾孫約翰·費茲傑拉爾德·肯尼迪。
我們遷徙不如過去頻繁的原因之一是，饑荒和瘟疫如今十分少見，當地政府或外國援助往往可從源頭加以控制。另一個原因是，現在的世界遠比過去更富裕，這減少了人口過剩現象。1900~1915年，300萬義大利人（大多來自該國南部和西西里島），受農村貧困的驅使移民到美國，在紐約和其他工業城市的血汗工廠工作。今天的西西里人不會離開故鄉到紐約的血汗工廠去工作了。再沒有血汗工廠了，而且，雖然西西里島仍然貧困，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達到18000美元（僅為義大利全國水平的一半左右），人們能勉強度日了。從貧窮國家到富裕國家的遷徙仍在持續。但一如我們指出的，就算是如今全世界最貧窮的地區，也比一代人之前要富裕。生活在極端貧困中（每天低於2美元）的人數，從1990年的超過18億，減少到2015年的不到8億。在21世紀內結束極端貧困，不僅有可能，說不定還做得到。沒那麼窮的人，遷徙的機率就低得多了。
近年來，來自中東的移民固然與我們祖先的經歷同樣艱難危險，但這些掩蓋了一個更大的真相：難民局面其實比看上去要穩定。
聯合國的警告觸目驚心：截至2015年年底，世界難民人數已達到1990萬，高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情況。隨著世界陷入動盪，數千萬人流離失所，許多人淪入難民營。他們迫切需要幫助。但誰來幫忙呢？
只可惜聯合國的數字很值得商榷。2015年的難民或許會超過1945年，但在2015年，整個地球的人口也是1945年的3倍。如果說，穆斯林難民的困境危險、絕望、可怕，那麼，「二戰」結束時，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數十萬猶太人，艱難地前往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家園，以及歐洲其他地區的大規模遷移難民的苦難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歐洲用了足足15年的時間才關閉最後一處難民營。戰爭結束時，多達1400萬德國人流離失所，其中大約50萬人因此而死。在世界的另一端，有研究計算出，1947年，有1300萬中國人無家可歸。這個數字只是個估計值，並不包括此前流離失所的1億人。死亡人數也不得而知，但必定大得可怕。簡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球上的動盪遠比2015年要大。
事實上，如果不考慮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混亂，外加阿富汗和索馬利亞的長期不穩定，以及利比亞本身十分複雜的情況，目前的難民局面是相對穩定的。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資料，2015年有2.44億國際移民（也就是並不住在自己的出生國）遍佈全球各地。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多（畢竟，都要趕上人口總數在全球排名第4的國家印度尼西亞了），但僅佔全球總人口的3.3%，比1990年的2.9%略高，但增幅並不大。
中東危機在多大程度上掩蓋了難民趨勢在整體上的穩定性？想想看：2015年，世界上超過一半（54%）的難民來自3個國家：敘利亞（490萬）、阿富汗（270萬）和索馬利亞（110萬）。儘管一些歐洲人聲稱，歐洲大陸都快被難民淹沒了，但大多數的難民（佔全球總難民人數的86%）被安置在發展中地區而非發達地區。40%的無家可歸者暫時安置在中東和北非的難民營，30%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接收難民最多的3個東道國分別是土耳其（接收250萬）、巴基斯坦（160萬）和黎巴嫩（110萬）。西方支援的伊拉克和庫爾德軍隊一次又一次地擊敗了伊斯蘭國武裝力量，敘利亞殘酷的內戰開始走弱，難民逐漸減少——2017年上半年就減少了50萬。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說，一旦中東恢復到接近和平的狀態，她預計德國的所有難民都會回家。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口流動（佔總數的3/4）是拉力運動，即從中等收入國家前往高收入國家。大約40%來自亞洲。今天，規模最大的僑民（居住國與出生地不同）來自印度（1600萬），其次是墨西哥（1200萬）、俄羅斯（1100萬）和中國（1000萬）。今天的移民主要不是因為人道主義危機，更多的是渴望到另一個國家去尋找經濟機遇的奮鬥者，希望替自己和家人多賺些錢。其中約1/5的人最終前往永恆的機遇之國——美國。德國、俄羅斯（接收來自更為貧窮國家的移民）和沙烏地阿拉伯（吸引外籍勞工的磁鐵）也是主要目的地。
綜上所述，如下所示，流動人口要麼是被推力推到任何能接納自己的國家，要麼就是受拉力從中等收入的國家前往高收入國家，尋找更好的生活。
最大目的國（2010~2015年）（千人）
美國1002
土耳其400
黎巴嫩250
德國250
阿曼242
加拿大235
俄羅斯224
澳大利亞205
英國180
南蘇丹173
最大來源國（2010~2015年）（千人）
敘利亞806
印度520
孟加拉國445
中國360
巴基斯坦216
蘇丹160
印度尼西亞140
菲律賓140
西班牙119
墨西哥105
總而言之，除了地方性武裝衝突，數十年來，遷徙局面一直保持穩定。但這些地方性武裝衝突不僅給移民帶來了風險，也讓發達經濟體的人們誤以為存在某種移民危機。實際上並沒有。不管是對移民，還是對移民想要前往國家的人民來說，認為存在移民危機這個想法都是有害無益的。
儘管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移民在歐洲引發了大量政治騷動，但過去25年在歐洲重新安頓的2700萬國際移民中，有一半是出生在歐洲的（45%）。這些歐洲人，在歐洲國家之間遷徙。對美國而言，1990~2015年抵達的大約一半移民，出生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在世界大多數地區，移民似乎都是順著當地的狹長通道移動的。北非和中東供應歐洲；拉丁美洲供應美國。雖說今天全球旅行很容易，但大多數移民仍然喜歡搬到離家近的地方。這種偏好反映在中東難民危機中。一旦戰況平息，大多數歐洲接受的難民預計將返回本國；只有被加拿大和美國收留的人，才算是得到了永久接納。（離開敘利亞去難民營，然後前往溫哥華的難民營，這就是「一去永不返」。）亞洲也是亞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今天，超過5900萬亞洲移民生活在自己出生地外的另一個亞洲國家，這讓亞洲大陸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移民樞紐。
有一點務必記住：世界上大多數人都不想離開故土；希望或者被迫要離開的人，也會搬到靠近的、語言或文化仍然與故土類似的地方。說不定他們還會回去。至少，探訪家人會更容易。各大洲之間的全球性大規模移民（填補空曠無人土地的剩餘人口）已經窮盡了。土地再也沒有空置的了，而隨著發展中經濟體變得愈發繁榮，人口也不再富餘。在美國，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返回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人數已經超過北上進入美國的人數。調查這一現象的研究人員指出，美國經濟疲軟，墨西哥就業機會增加，拉丁美洲的生育率也在下降。